2019年2月26日，为保证地质调查项目实施质量，促进项目成果产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开展工程汇报与研讨。武汉地调中心组织实施的东南丘陵区域地质调查、长江流域水文地质调查、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综合地质调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地质调查和宜昌生态文明示范区综合地质调查等5个工程，结合各工程工作区域及所属项目实际，重点汇报了各工程2019-2021年总体目标、年度目标预期成果和工作安排。

牛志军研究员结合中心业务布局和学科发展需要，重点介绍了东南丘陵区域地质调查工程9大重点工作，内容涵盖基础地质、矿产地质、地层古生物和同位素等传统优势学科建设与发展，以及该工程对其它4个工程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介绍了该工程充分考虑中南地质科技创新中心、花岗岩成岩成矿研究中心和古生物与生命-环境协同演化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建设，积极谋划或参与重大专项申报的有关工作。

黎清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结合新时期地质调查工作要大力拓展新领域与新能力的要求，介绍了海南生态文明试验区综合地质调查工程在推进地质调查向自然资源调查转型发展中的工作理念和思路，以及具体项目实践的技术路径。阐述了在贯彻落实“三大转变”的要求下，自然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部署的三个抓手，即精准的需求、确凿的问题和明确的对象。系统介绍了工程实施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工作部署和预期成果，分享了在推进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方面的经验启示。

最后，会议要求：一是在工作部署上要充分考虑单位的业务发展方向和专业特色，促进带动本单位的业务转型升级；二是谋划好工程的战略布局和战术实施；三是加强与地方的深度合作，实现地质工作的精准服务；四是以解决科学问题和示范，探索科技创新新模式；五是加强信息化建设，督促地质科技人员养成登录地质云学习的好习惯，按规定做好各种数据资料的上传,支撑武汉地调中心信息化建设；六是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做好多层次、跨行业的学术交流。

武汉地调中心学术委员会全体成员、领导班子成员，工程首席、二级项目负责人及技术骨干共80余人参加了研讨。

 

刘超辉，男，35岁，博士，专业技术三级，地质所研究员。专业方向：前寒武纪地质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首次综合运用地层层序学、沉积岩相研究、碎屑锆石U-Pb定年、Lu-Hf同位素以及全岩地球化学，厘定了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与陆陆碰撞相关的前陆盆地的形成时代、空间展布以及物源区的性质。本项研究确认了中部造山带东西两侧存在着南北向展布的周缘前陆盆地沉积，并采用了近年来国际上最新采用的碎屑锆石定年的方法，从而对缺乏火山（碎屑）岩的相关地层进行了精确的年龄限定。这一创新性成果，对确定华北克拉通存在着19亿年左右的陆陆碰撞造山带提供了确凿的沉积学证据，从而证实了华北克拉通参与到了哥伦比亚超大陆的汇聚过程。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1项、基金面上项目1项、地质调查三级项目2项，深地专项专题1项。近五年来，在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构造盆地演化以及中新元古代裂谷与超大陆重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得到国内外专家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部分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这些创新性成果对指导地质大调查专题填图、矿产普查和指导找矿提供坚实的基础地质资料。特别是在近年来地调局开展的1:5万专题填图中，以往取得的重要成果和技术手段在解决填图区重大关键问题、提高变质岩区专题填图质量至关重要。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步情况： 

长期从事变质地质学和早前寒武纪地质学的前沿领域研究，特别是注重科技理论的创新和技术方法的探索。近5年的研究确认了中部造山带东西两侧存在着南北向展布的周缘前陆盆地沉积，并采用了近年来国际上最新采用的碎屑锆石定年的方法，从而对缺乏火山（碎屑）岩的相关地层进行了精确的年龄限定。这一创新性成果，对确定华北克拉通存在着19亿年左右的陆陆碰撞造山带提供了确凿的沉积学证据，从而证实了华北克拉通参与到了哥伦比亚超大陆的汇聚过程。上述科学贡献得到国内外专家的普遍关注和高度评价，至今已被SCI他引超过300次，两篇国际SCI文章被评为该刊物5年来高引文章。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以及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支持下，申请人5年多来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已经成长为一名在国内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小有建树的一名青年研究人员，于2015年入选第二批国土资源“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201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2017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六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申请人作为骨干研究人员的，由刘福来研究员带领的“变质岩与早前寒武纪”研究团队已具规模，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乃至国内从事变质地质学和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的一支主力军。

驰龙类足迹特写

恐龙足迹面

四道平行的驰龙类足迹

6月18日，中美澳恐龙足迹考察队的专家学者宣布，他们在山东郯城发现了一大型恐龙足迹点，其品种和数量都非常丰富。在这批足迹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四道平行的小型恐爪龙类足迹，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该类足迹的造迹者有群居的特性。

横亘于临沭、郯城、东海、新沂四个县的马陵山，海拔不高，但状如奔马，恐龙时代的地层出露较好，一直延续到临沭岌山，在低矮丘陵里，第四纪耕土层之下几十厘米就可见白垩纪岩层。2015年，国内知名的恐龙猎人唐永刚与化石爱好者柳洋在该地探索时，意外发现了该地密集的恐龙足迹。为了研究这批珍贵的足迹，2017年4月，国内青年古生物学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邢立达、临沂大学古生物所教授王孝理等学者考察了这批足迹。

一般来说，一个恐龙足迹点的恐龙足迹种类都是一两种，但山东郯城李庄足迹点的恐龙足迹却包括了肉食性恐龙留下的三趾型中型兽脚类足迹、小型兽脚类足迹、微小型兽脚类足迹，以及两趾型小型恐爪龙类足迹；植食性的窄间距蜥脚类足迹、宽间距蜥脚类足迹，以及鸟类足迹共7种类型，整体超过300个足迹。王孝理告诉记者，“此地恐龙足迹的多样性令人震惊，这简直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白垩纪恐龙公园！”

在这些恐龙足迹中，最令学者兴奋的是四道并列的两趾型足迹，侏罗纪和白垩纪的两趾型足迹大多数属于恐爪龙类恐龙所留。恐爪龙类恐龙包括驰龙类与伤齿龙类，前者最著名的要属《侏罗纪世界》中那群凶猛的掠食者，后者则属于最聪明的恐龙物种。这类恐龙的共通之处就是它们都长着大型弹簧刀般的第Ⅱ脚趾，在行走时并不与地面接触，于是就留下了两趾型的足迹。

“它们每个足迹只有7~8厘米长，组成了四道行迹却始终保持平行状态，这是典型的群居性的体现。”邢立达告诉记者，“此前足迹学家发现的恐爪龙类恐龙足迹大多数是独行侠，只有一例是平行的行迹暗示着群居，这让古生物学者对科普读物与影视中，群居生活的伶盗龙（又译迅猛龙）打上了大大的问号，此次我们发现首例小型驰龙类确凿的群居性的证据，可以说为这个争议画上了句号。”

这批足迹发现于较为潮湿柔软的古沉积物上，所以足迹的部分特征不是很明显。研究团队使用了三维摄影法为足迹化石制作了数字模型，使得足迹的轮廓、深浅一览无遗。经过详细研究，学者们最终将足迹归入猛龙足迹。据计算，这些小恐龙的体长约1米，奔跑速度非常快，可以达到每秒2.4米。

“这里生活的恐龙太丰富了，最小的肉食恐龙只有50厘米，而最大的能达4米，它们穿梭在体长约9米、10米的大型植食性恐龙身旁，旁边还有群群古鸟在水畔觅食，此时一群小型驰龙类蜂拥而至，对一个观察已久的目标群起而攻之，是一部绝妙的恐龙世界大片！”世界权威的恐龙足迹专家马丁·洛克利教授深情说道。

为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加强南京地调中心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提升党委班子的凝聚力向心力，以新面貌、新气象拉开南京地调中心2018年党建工作序幕。 2月3日上午，地调局南京地调中心党委组织开展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日活动，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展学习教育。

馆前广场上的系列铜像无声地诉说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一段段沉重的文字、一张张触目惊心的图片、一件件确凿无疑的史料事实深深地震撼着到场的每位党员坚强的心灵。使全体党员深入了解了中华民族近代史的苦难历程，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和进取意识，再一次增强了历史荣辱感和民族使命感。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不忘初心，自觉加强自身思想政治建设，积极投身“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真正做一个“忠诚、干净、担当”的合格党员。

南京地调中心领导班子、各党支部书记及团委书记参加活动。

大洋磁条带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存在与发现又有什么意义？那就让我们来共同探索一下吧。

大洋磁条带存在于大洋底部，看不见摸不着，20世纪50年代，人们通过磁测资料发现，在广阔的大洋底部存在着一条条带状磁异常，这些磁异常的走向与大洋底部称为“洋脊”的巨大山脉平行，以洋脊为中心，磁异常条带对称排列，呈周期性正负交替变化，每一条磁条带宽度不超过数十千米，长度可达数千千米，这些带状磁异常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洋磁条带。

大洋磁条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说起大洋磁条带的成因，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有名的假说——海底扩张说。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迪茨（Robert Dietz）和哈雷•赫斯（Harry Hess）提出了海底扩张说，即高热流的地幔岩浆沿洋中脊的裂谷上涌冷却形成新的洋壳，以洋中脊为界，新生洋壳扩张，把两边老的洋壳向两旁推挤，然后在海沟处洋壳潜入地幔消亡。但假说毕竟还是假说，得到广泛的认可，还需要确凿的证据。而大洋磁条带的发现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1963年1月，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劳伦斯•莫里（Lawrence Morley）提出：洋中脊处不断喷涌出来新岩浆，在冷却形成新洋壳的过程中，当其温度下降到居里点（500—450℃）以下，玄武岩、橄榄岩等洋壳岩石内的磁铁矿被磁化，记录下当时的地磁场。随着洋中脊处不断形成新洋壳把两边老的洋壳向两侧挤，于是地磁场就在洋中脊两侧被岩石对称记录了下来。在过去亿万年的地球发展过程中，地球磁场南北极曾多次发生倒转，新生洋壳岩石会按新的方向被磁化,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磁条带正负交替变化的现象，记载了沧海桑田变化的奥秘(图1)。这一经典理论现在被写入每本地质教材，但当时却遭到Nature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的拒绝，直到1967年才被刊登在文学杂志Saturday Review上。同年，英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范恩(Frederick Vine)、德拉蒙德•马修斯(Drummond Matthews)根据海底扩张学说也提出相似的简单解释。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最终为人们广泛认同。

大洋磁条带的存在与发现又有什么意义？现代磁测研究表明，垂直于洋中脊对称式分布的各磁异常条带的宽度和地磁场倒转事件的持续时间长短成正比关系：将磁异常条带宽度所代表的距离除以该条带的时间跨度就能够计算出海底扩张的速度，大约每年数厘米。因此，大洋磁条带不仅证明了海底扩张的存在，而且根据海底扩张的速度和海底的宽度就可以计算出整个洋底不同部分的年龄，最老的海底为侏罗纪，大约2.2亿年左右，它和实测的年龄数据十分吻合。

大洋磁条带为研究大洋构造演化历史提供了依据。通过对大洋磁条带的探测，可以对大洋构造等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洋底构造对解决地壳起源、演化等地质学根本问题关系极大。

大洋磁条带

“十二五”时期，国土资源系统广大科研工作者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紧紧围绕国土资源事业发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工作在国家科研活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常年奋战在青藏高原、茫茫大海、田间地头、戈壁荒漠，把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土地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实施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全国土地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工程，开发了“天、空、地”一体化土地调查监测车载系统，拓展了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技术，创新了“多规合一”编制方法。围绕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开展科技攻关，北京土地管理公共服务、黑龙江商品粮基地建设、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用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用地、重庆内陆开发区用地、海南土地生态文明建设等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加快发展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技术，研发土地整治新技术和新装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工程，并在山东滨海盐碱地暗管改碱排盐、江苏徐州矿区土地生态修复、陕西南泥湾拦蓄排结合治沟造地、云南低丘缓坡地生态开发、广东“三旧”改造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拓展了资源利用空间。持续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技术研究，有效支撑了土地管理制度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

地质勘查技术实现突破。青藏高原地质和成矿理论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新发现驱龙、甲玛等7个超大型和冲江、朱诺等25个大型矿床，确定了重要巨型金属成矿带。建立勘查区“三位一体”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富铁矿成矿新理论和铜矿成矿规律新格架，形成富铁矿和铜矿成矿新认识。“煤铀兼探”技术方法在大营铀矿得到成功实践，初步建立起北方陆相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基础地质和勘查理论研究，南海陆坡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实现重大突破。中国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建立罗布泊钾盐聚集模型，提出滇西南成钾时代新认识。页岩气勘查加快推进，形成涪陵、长宁、威远、昭通4个页岩气田，安页1井通过理论创新、技术攻关，在南方复杂构造区海相古生界等新区、新层系的常规油气和页岩油气勘查取得突破。深部勘查与探测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系统和2000米地质岩芯钻探关键技术装备并投入找矿一线。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深海作业系统投入大洋资源调查应用。相继实施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WFSD）、中国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项目，带动了深部探测相关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成功实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形成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尺度、不同精度深部地质问题探测技术方法体系。自主研发了多套深部探测仪器设备，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已在松辽盆地科学钻探中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成煤炭、铁、铝土矿等25个矿种资源潜力预测和评价，开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煤层气、铁、锰、铬、铜等28个矿种(类)资源调查、核查和综合研究，建成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和动态监督管理支持系统。实施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全面掌握了我国油气资源潜力最新变化。

地质环境保护成效明显。农业地质、地热资源、城市地质环境等调查评价成果有力支撑了土地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脆弱岩溶生态系统研究、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研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技术储备，现代地下水勘查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对大型平原盆地地下水循环机制、生态效应和科学调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地下找水为870万缺水群众解决了饮用水源。汶川地震灾区、舟曲特大型泥石流区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重大滑坡灾害减灾防灾技术体系。地裂缝监测和减灾关键技术研究取得原创性成果。地面沉降防治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带动了全国地面沉降监测站网建设和防控模式创新。开发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信息系统，建成全国矿山地质环境数据库。研制了矿山地质环境相关技术标准，为我国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和综合治理区划提供了重要支撑。

遥感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国土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体系初步建立，资源一号02C卫星成功发射，国土资源部门成为高分一号、二号和三号卫星牵头主用户，加上资源三号01星、02星和海洋二号A星，已有7颗国产卫星稳定运行，获取的遥感数据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和变更调查、矿山开发现状监测、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境外矿产资源调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技术应用有力支撑了国土资源调查与监管，建立覆盖全国、贯穿四级国土资源管理全过程的数据采集监测体系，实现业务空间信息数据实时网络化采集。研发面向海量、多源、多比例尺、异构数据集中管理和网络共享服务的高性能数据管理平台，建立集发现、预警、处置功能于一体的业务数据分析应用体系，国土资源从指标管理向空间监管推进。形成以制度为保障、以3S技术为支撑的国土资源监管新模式，基本建成以国土资源“一张图”和三大平台为主体的信息化框架体系，保障了网上办公、审批、监管、服务和交易。构建以“一库”“两网”“三系统”为主要内容的在线土地督察系统，实现例行督察、审核督察、专项督察等工作的流程化和自动化。

国际科技合作更加活跃。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牵头或参与了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合作项目133项，中、美、德、加、日联合主持的青藏高原深剖面项目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参与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组织实施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等项目，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的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亚洲地下水系列图编制工作圆满完成。“走出去”成果显著，搭建了全球地质矿产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全球200多个国家卫星遥感地质矿产解译，编制了80多个国家或地区矿业投资指南，为320多家企业、地勘单位及研究机构提供了信息技术服务。国际组织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先后有50余名专家担任国际组织职务，积极推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落户中国，助力我国从地质大国迈向地质强国。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极地与探月研究不断深入，开展了南极普利兹湾—北查尔斯王子山基础地质研究，编制了第一幅南极板块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开展了冰下地质研究，提出了东南极冰下山脉是泛非期碰撞缝合带的新认识。开辟探月研究新领域，开展了月球陨石定年研究，自主开发和研究了月球微型钻机。开展了月球重力场研究，建立了高精度月表元素、矿物分布特征，编制了首幅1∶250万月球地质图(虹湾幅)。古生物学系列重大成果丰富了地球生命起源和早期演化理论，先后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论文14篇，处于国际前列。地层学研究成果共获得9个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占目前全球的1/7。获得国家科技奖1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9项，自然科学奖2项，国际科技合作奖3项，“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一等奖59项，二等奖283项，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科技成果推广与科学普及成效显著。建立了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推荐土地、地质矿产、水工环、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成果777项，有力地促进了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共享转化。开展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共发布了四批210项先进适用技术。完成了22个重要矿产“三率”调查评价，制定和发布了27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突破了低渗透油、页岩气、钒钛磁铁矿、固体钾盐和低品位胶磷矿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建设了138个科普基地，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扩展为主题宣传活动周，社会影响力更大，举办重大科普活动2000多场，受众1000多万人次，《中国矿物及产地》、《海洋地学科普丛书》等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科普工作提升了国土资源社会认知度。

标准化成果支撑了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和监管。发布实施了《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定级规程》、《农用地估价规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和《页岩气资源储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范》等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国土资源调查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支撑。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进展。1个团队入选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4人入选“国家杰青”。国土资源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工程顺利实施，52人成为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49人成为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37个团队成为部科技创新团队。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姜建军

 

 

侯增谦：创新理论支撑实现找矿突破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野外

 

侯增谦，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有国际影响力的矿床地质学家。20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科技体制改革，带领研究所快速发展。作为首席科学家，他领导国际科学计划IGCP-600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973项目2项，完成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杰青基金项目等多项。在大陆成矿理论、区域成矿规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系统成果。

他组织实施了青藏高原综合研究，揭示了大陆碰撞过程与主要成矿系统内在关联，科学证明大陆碰撞可以成大矿，创新提出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框架，阐释了大陆碰撞如何成矿的理论问题，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将传统观点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就”，为国际成矿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他创新采用Hf同位素填图新技术，系统揭示了青藏高原碰撞带岩石圈三维架构，在国际上率先阐明地壳组构和深部过程对成矿系统的控制机制；系统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盐穹控制铅锌矿和碳酸岩型稀土矿三类重要矿床的成矿新模型，丰富和发展了成矿理论。应用上述理论认识，他深入揭示了青藏高原及三江地区的成矿规律，研发了矿床勘查模型和定位预测方法，预测了4条潜在的成矿带，为西南三江和青藏高原矿产勘查工程提供了重要的部署依据，为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上述理论和勘查应用成果，被科技部列为973计划的重大成果。其核心成果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相关成果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侯增谦还主编国际英文专著4部，出版中文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142篇。2009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侯增谦始终坚持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研究所发展的重中之重，充分调动中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新激情，使地质所各层次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目前地质所共有 7位中科院院士、5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个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人才队伍竞争力和创新实力在国内地学机构和国土资源部系统均处于先进行列。

 

熊盛青：追寻蓝天上的“中国梦” 

 

熊盛青（右二）与中外专家研究航空物探仪器问题

 

熊盛青，现任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国土资源部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长期扎根第一线，从事航空地球物理遥感技术及应用研究与勘查实践工作，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主持完成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等20多项，取得丰硕成果。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3项，并出版专著 16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行业技术标准1项，获得国家专利6项。

作为首席专家，他主持完成两期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与垄断，自主研制出系列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填补我国航空重力、时间域航空电磁、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技术和装备等多项国内空白，解决了一批制约我国地质找矿突破的重大装备问题，促进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装备的国产化，使我国跻身于世界航空地球物理强国。

熊盛青主持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并实现大规模应用。开发出高分辨率航空物探技术，成功应用于大冶铁矿的深部直接找矿，为深部探测及开辟 “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撑。他开创了我国航空重力勘查和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方法与技术，及其在地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新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勘查技术体系，为油气和矿产资源高效勘查提供了新手段。同时，研发出先进实用的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方法技术，有力支撑了“难进入”地区矿产资源快速勘查评价，引导能源和矿产勘查新发现，促进了我国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他主持实现了我国陆域和管辖海域高精度航磁基本覆盖，为能源、矿产勘查和地学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地球物理资料，显著提高了我国地球物理调查工作程度，取得重大地质找矿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他编制出版了全国航磁—地质构造—矿产预测系列图，基本摸清全国铁矿资源潜力和沉积盆地与坳陷分布，深化了全国大地构造研究。

熊盛青长期担任单位总工程师，组建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勘探科研团队，已成为单位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生19人。他领衔的团队于2012年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2015年被评为国土资源部科技先进集体。

熊盛青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严谨、勇于创新、为人正派、团结协作、甘于奉献，为推进我国航空物探与国土资源遥感技术发展和工程化应用作出重要贡献。荣获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等荣誉。

 

付修根：掀起羌塘盆地神秘面纱

 

付修根在羌塘盆地进行野外调查

 

2005年，付修根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开始从事藏北羌塘盆地油气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工作，他在最艰苦的无人区一干就是十余年。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被人们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艰苦的条件阻挡不了付修根对祖国地质事业的热爱，他用坚韧的步伐丈量着羌塘盆地的每一寸土地，为祖国寻找未知的宝藏。

近年来，他先后主持项目24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专业论文132篇。在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中，他针对复杂的地表地质条件，从岩性、冻土、地形、地质条件等多个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系统地提出了二维地震最优化的采集思路，羌塘盆地二维地震勘探方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清晰地识别出了地腹构造，找到了高复杂地表地质条件下的高原地震勘探技术，解决了羌塘盆地油气勘探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了该地区长达20余年未解决的地震攻关问题。通过地震解译，在羌塘盆地探获了多个大型圈闭构造，为羌塘盆地的油气勘探提供了最重要的靶区，大大推动青藏高原油气勘探的理论和方法进步。

付修根在负责的羌塘油页岩勘探项目中，较早系统地论证了我国海相油页岩成矿的沉积古环境特征，提出了羌塘盆地海相油页岩的沉积模型。以此理论模型为指导，他带领的团队新调查发现了西藏长梁山油页岩、胜利河北油页岩和长蛇山油页岩，并证实为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海相油页岩矿床。他揭示的海相油页岩横向受岩相古地理控制的规律，以及纵向受古生产力影响的规律，填补了我国在该方面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我国油页岩勘探和理论的进步。

付修根所在的羌塘油气团队先后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国土资源部“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

 

曾令森：揭示地壳深熔的奥秘 

 

曾令森在喜马拉雅山野外

 

曾令森，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副主任，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地壳深熔作用和造山带深部过程的研究，《Science Bulletin》编委和《岩石矿物学杂志》常务副主编。2014年获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曾入选万人特支计划、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进计划和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曾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国土资源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称号。

曾令森立足国际地球科学前沿，以地壳深熔作用为方向，以喜马拉雅造山带和苏鲁超高压带等为野外基地，开展大陆动力学核心问题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的研究，连续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国家地质调查专项等资助，开展地壳深熔作用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和大陆物质深俯冲与超高压变质等方面的研究。他揭示了地壳深熔作用产生的熔体具有明显的Nd同位素不平衡和较弱Sr同位素的不平衡；提出了符合地质事实、较为简洁的控制部分熔融反应类型和副矿物地球化学行为新理论模型；发现并厘定了喜马拉雅造山带始新世和早渐新世构造岩浆事件，填补了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构造岩浆作用的空白，为理解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早期构造演化过程中深部地壳的物理和化学响应，提供了重要的观测结果。同时，首次厘定了我国境内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始新世高级变质作用的时限和性质，在榴辉岩中发现了多种类型的长英质多晶包裹体和钾长石超高压相—钾质钡铝沸石，为深俯冲大陆物质部分熔融的产物，并厘定了部分熔融的时限和条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他已发表成果110多篇，第一作者40多篇。其中EPSL论文被评为2010年以来高引25篇论文之一，部分成果被最新的国外教科书引用，并多次应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研究机构邀请作报告。

上述成果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的重要构造岩浆事件、苏鲁超高压岩石部分熔融的事件和地壳深熔作用的强烈构造物理学效应, 激发了国内外同行的跟进实验和野外实测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并重构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构造演化模型。

 

刘福来：探索变质地质学前沿课题 

 

刘福来在华北克拉通野外现场

 

刘福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变质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造山带形成演化”的科学探索。重点开展华北克拉通高压麻粒岩和孔兹岩系成因及形成的构造背景、麻粒岩相变质作用与深熔作用成因关系高温高压实验，中国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的变质演化、年代格架及其形成的构造背景、中国不同类型造山带成因与变质演化等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

他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重大变质事件群及年代格架，对全球哥伦比亚超大陆的复原作出重要贡献。连续发现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存在带状分布高压基性麻粒岩和高压泥质麻粒岩，限定变质演化P-T-t轨迹；进一步确定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为典型的陆—陆碰撞造山带；进一步准确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构造带巨量孔兹岩系延伸分布规律，发现多种成因类型的孔兹岩系，确定其成因机制及变质演化P-T-t轨迹，引领国际前沿。他在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发现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巨量陆壳物质深俯冲—超高压变质的确凿证据，引领国际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率先以全新的研究手段，限定超高压变质带中强退变质岩石不同阶段的P-T条件，促进变质作用理论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全新的综合研究手段准确限定大别 —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不同演化阶段的年代时限，建立强退变质岩石连续而完整的变质演化P-T-t轨迹及年代格架，引领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以天然块状岩石为实验样品，通过系统的高温高压实验，发现孔兹岩系在麻粒岩相变质作用过程中，不仅存在固相 + 固相之间的反应，而且存在固相与熔体之间的反应，深化了矿物相转变过程的成因机理，揭示变质演化与深熔作用之间的成因关系，促进变质反应理论的发展。

作为项目负责人，他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地质大调查项目等20余项。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在 SCI数据库中被收录130余篇，SCI总引用次数达到3600余次，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入围爱思唯尔公布的SCI高引用率的中国学者榜单。 2016年入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2013年入选欧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何高文：在深海大洋烙下“中国印”

 

何高文在海上现场

 

何高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深海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工作。他16次参加中国大洋科学考察，7次担任首席科学家，5次担任航次临时党委书记，带领科考团队为我国大洋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为海洋强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我国在西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第一块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富钴结壳矿区。他作为此项工作的亲历者和矿区申请书的主要编写人，参与了一系列历史性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组织团队研究提出的矿区申请方案，为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以研究成果为依托，中国大洋协会代表我国政府，在富钴结壳勘探规章通过后的第一时间，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了我国的矿区申请，并获得批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拥有三种资源（结核、硫化物、结壳）三块矿区的国家。

作为第一作者，他集中团队优势，建立了富钴结壳矿址的面积模型，提出了我国关于矿区申请面积的主张，获得国际认可。

作为第一完成人，他牵头主持的“太平洋富钴结壳资源评价与我国矿区申请方案研究”项目，被评为2015年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作为航次首席科学家，他组织完成了“蛟龙”号7000米试验区选址调查，持续组织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等工作，为拓展我国资源储备积极工作。

何高文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被评为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十佳最美地质队员”。

何高文负责的“深海矿产资源团队”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培养计划。近年来，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近20项，参加的课题数十项，发表论文数十篇。团队连续5年出色完成大洋科考任务，为履行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勘探合同提供重要保障。

 

唐菊兴：奋战青藏高原探获金属矿藏 

 

唐菊兴（右四）和资源所研究人员进行钻孔现场编录

 

唐菊兴，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常年坚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生命禁区开展科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次，部省一、二等奖5次，地调局地质科技奖一等奖2 次，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他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第一作者53 篇，合作出版著作4部，其中SCI收录12篇、EI收录23篇、CSCD收录174篇、CSCD他引893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60余名。他先后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先进个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2015年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等荣誉称号。

20多年来，唐菊兴及其研究团队致力于西藏岛弧型斑岩铜金矿、斑岩成矿系统的浅成低温热液铜（金）矿、世界级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查评价及科学问题的探索。2006年至今，他主持西藏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探评价，新发现3类矿体，建立推滑覆构造控岩控矿模型，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700万吨，钼资源量69万吨，铅锌矿资源量105万吨，伴生金资源量152吨，伴生银资源量9995吨，取得重大找矿突破。2010年7月该矿投产，年创造利税近3 亿，为数百名藏族同胞提供就业岗位。2003年至今，他主持雄村超大型铜金矿的勘查评价，提出冈底斯成矿带存在俯冲型铜金成矿作用和岛弧型斑岩铜金矿的新认识，截至2013年12月，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238万吨，伴生金资源量202.7吨，伴生银资源量1041.9吨。

他为中铝资源铁格隆南的找矿突破提供技术支撑，厘定了我国最大的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铜（金）矿床类型，破解青藏高原未发现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难题。

 

王静：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人 

 

王静作学术报告

 

王静，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作为土地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她长期致力于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的基础应用和战略研究，创建和发展了国土资源部土地领域第一个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带领团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富创新成果。

她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十一五”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她负责的团队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国家风沙源治理先进集体、首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与课题，以及国土资源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项目等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以及出版论著多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次。她带领团队首次完成了全国不同区域，涉及江苏、河南、重庆、内蒙古、甘肃和徐州6个省、市的土地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方法体系，不仅查清和评估了我国不同区域土地生态状况，而且培养了一批省级和地方土地科技领域青年人才，促进了土地科技产、学、研、用结合和集成创新。

她领衔的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及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创新团队，已成长为我国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团队之一，是国内土地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基地。2010年，她负责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土地科技领域近十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2012年，同合作团队一起再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凸显了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家科技领域的地位。她带领团队负责创建和发展了江苏金坛、河南新郑、内蒙古鄂尔多斯、甘肃榆中、江苏徐州、四川都江堰6个全国不同类型的土地领域野外观测科研基地，为搭建土地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应用交流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团队的科技成果在土地资源遥感监测评价、土地生态管护、土地可持续利用与规划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性进展，已应用于国土资源管理和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在支撑国土资源管理和引领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海兵：为了大地的安宁

 

李海兵在进行野外地质测量

 

李海兵，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大陆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在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的形成时代、变形作用、构造演化以及强地震复发行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对青藏高原北部形成和扩展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通过对汶川地震的深入研究，他揭示和确定了判断地震与非地震断裂的特征标志，提出了石墨可作为“地震化石”的重要认识；确定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摩擦系数，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取得了地震机制和破裂过程等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认识，初步解决了一直困扰在地震地质和地震物理学领域几十年的重大关键问题，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深化了对汶川地震机理、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的认识，同时为地震的监测、预报和预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

李海兵是国家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计划”总地质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地质调查和行业基金项目等2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地质矿产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SCI 论文88篇，论著6部。他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土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先进个人、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荣誉。他在国际、国内地学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吸引了比利时籍活动构造专家慕名前来加入其研究团队，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第一位长期全职在我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目前他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共29人。李海兵领导的研究团队是唯一考察过青藏高原所有强地震的研究团队，为抗震救灾及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获得了对青藏高原主要大型断裂带地震活动性、活动规律和大陆动力学的新认识，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403 篇学术论文，其中SCI论文173篇，已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一支有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团队研究成果“汶川地震断裂作用”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大科技进展。

 

吕庆田：拓展地球深部资源 

 

吕庆田在矿山考察

 

吕庆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领导的深部资源探测团队，长期坚持战斗在野外一线，向地球深部进军，提高对成矿过程的认知，拓展地球深部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

他们从东部的长江中下游，到新疆的东天山，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开展成矿带深部背景及矿集区3D结构探测、深部找矿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工作，在陆内成矿、矿集区“透明化”探测和深部找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他们提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陆内俯冲带的新认识。陆内造山成矿的深部过程和机制是长期未解的重大科学问题。深部资源探测团队在多尺度综合地球物理探测的基础上，发现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具有独特的结构、构造特征，沿成矿带出现“鳄鱼嘴”构造、以长江为界的“对冲”构造、软流圈“隆起”和上地幔各项异性的“三明治”结构等，进而提出成矿带燕山期成矿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包括陆内俯冲岩石圈增厚、拆沉，软流圈上隆和基性岩浆底侵等深部过程，诠释了巨型陆内成矿带的成因。

他们提出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技术和深部找矿预测方法。 三维地质建模是深部找矿的重要基础，团队在长期探索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透明化）技术，和“三维建模+区域成矿模式+深部找矿信息”三要素综合分析的深部找矿预测方法。通过在庐枞矿集区的综合示范，在深部1500米获得重大找矿异常，检验了方法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新技术促进沙漠戈壁深部找矿取得重要突破。深部勘查技术是实现找矿突破的首要“利器”。深部资源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从区域到靶区的勘查技术流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在新疆伊吾县拉伊克勒克戈壁滩发现了隐伏大型斑岩—矽卡岩矿床，获得333+334铜资源量101.5万吨，预测该矿床具有超大型铜矿远景。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深部找矿线索。

中国地质科学院深部资源团队多年来以深部探测新技术为手段，大量野外实际探测数据为基础，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和找矿发现。在国内外先后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辑4期，发表论文100余篇，培养了一批资源深部探测人才，为深部资源领域的研究和调查作出了贡献。

 

殷跃平：地灾防治的科技尖兵

 

殷跃平（左二）在地质灾害救援现场

 

殷跃平，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是我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领域的领军人才，主持和指导了150多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实施，主持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30余项研究任务，形成了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研究与防控技术研发相结合的特色，为解决三峡工程库区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区两大世界级地质灾害防治难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荣获各类科学技术奖 16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省级科技一等奖2项；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中华环境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单篇论文 SCI被引达190余次，单篇论文CNKI被引达380余次，两篇被评为顶尖学术论文，是全国地球科学领域被引较高的论文作者之一。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1项，主编了2部国家规范和5部行业规范，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科学化和标准化发展。

他系统研究了特大灾难滑坡成灾机理，提出滑坡—碎屑流高速远程运动的边界层效应和强震区滑坡的竖向地震力失稳机理，发现了特大山体滑坡前缘溃决导致整体滑动的失稳规律，建立了关键块体防控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研发防治设计支持系统，负责了三峡链子崖特大型不稳定山体的预应力锚固工程设计。

他针对三峡库区集成创新了一套综合防治与利用技术，成功探索出确保山区城镇地质安全的滑坡体治理与综合利用模式，并推广到山区城镇规划建设中，推动了地质灾害防治由“避让防灾”阶段提升到“兴利防灾”阶段。2008年以来，他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被中国工程院聘任为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独立评估地质灾害课题副组长，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和水库科学调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我国地质灾害应急著名专家，多次完成了国家重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任务，200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汶川地震国家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次生地质灾害组副组长，201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深圳“12·20”滑坡事故原因调查专家组组长。其中，桩梁坝等新型防治技术和高寒浓雾山区监测预警技术，解决了强震山区高位泥石流防治的难题，成功应用到甘肃舟曲、四川汶川、云南鲁甸等具有世界难度的地质灾害恢复重建中。

 

 

图为巨型窃蛋龙类恐龙及即将孵化破壳的蛋化石

 

由河南省地质博物馆蒲含勇研究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吕君昌研究员、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Darla K. Zelenitsky博士、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Philip J. Currie教授及斯洛伐克帕沃尔·约瑟夫·萨法里克大学Martin Kundrát博士等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将“路易贝贝”正式命名为中华贝贝龙。这一由中外科学家研究的成果5月11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

这些化石最初于1993年由河南西峡县的一位农民在当地发现，然后流失到美国。由于1996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这一胚胎和蛋化石引起世界轰动而名声大噪，但是直到标本回到中国才得以进行科学研究和命名。

中华贝贝龙属于窃蛋龙类的新颌龙亚科，比小猎龙进步而比巨盗龙原始，基本处于新颌龙亚科的基干位置。通过对胚胎化石的研究，揭示了产蛋者是一种有翅膀、长羽毛、有喙、与鸟类关系密切的新型窃蛋龙。虽然没有发现成年个体的骨骼化石，但是通过与其接近的种类相比较，估计体长达8米，体重3吨。

这一像巨型鸟类一样的恐龙，蛋窝比超大型货车的轮胎还大。蛋长近45厘米，单个蛋重约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恐龙蛋。这些蛋呈环状排列，蛋巢直径约2~3米，一窝蛋有24枚以上。

中华贝贝龙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一是为这种巨型恐龙蛋与其母体的联系提供了确凿证据；二是为窃蛋龙类个体发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三是为窃蛋龙类恐龙中新颌龙类的古地理分布、迁移演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由于与其关系密切的小个体窃蛋龙具有孵卵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一新的巨型窃蛋龙是体型最大的孵卵和照顾后代的恐龙。

这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的联合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