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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新春伊始,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IUGS)的机关刊物《Episodes》上发表《中国北方大阳岔小阳桥剖面:新的全球奥陶系底界辅助层型》(英文)。该研究成果由武汉地调中心汪啸风研究员牵头,联合丹麦、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国地层古生物专家组成的中欧合作团队,在过去30多年研究积累和近5年对我国北方小阳桥剖面高精度岩石、生物、层序、事件和化学地层研究及其与加拿大绿岬金钉子剖面、美国劳森湾辅助层型剖面等综合对比基础上形成。2019年10月,国际奥陶系分会曾表决通过了该研究团队的建议,确认中国北方小阳桥剖面为新的全球奥陶系底界辅助层型剖面和点(ASSP),从而解决了长期存在的全球寒武-奥陶系界线划分与对比问题,为准确定义和划分对比全球寒武系-奥陶系界线提供了可靠、且易于识别的标志。

    受全球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8月在吉林长春召开、国际地科联秘书长、国际地层委和国际奥陶系分会主席均参加的“全国地层会议暨小阳桥剖面揭牌仪式”被迫搁浅,然而该研究团队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止。新发表的成果通过全球相关剖面高精度的综合对比,进一步说明中国小阳桥寒武系-奥陶系界线层中保存和记录了当前世界上已知最为完整的牙形石、笔石、疑源类和三叶虫序列以及在碳同位素、层序、海平面升降事件和磁性地层等方面相关数据和重要的事件标志,从而弥补了20 多年前所定义的绿岬金钉子及劳森湾辅助层型剖面所定义的全球寒武系-奥陶系界线的缺陷和问题,成为新的全球寒武-奥陶系界线划分的纽带和对比标志。

    这是武汉地调中心继宜昌黄花场中奥陶统暨大坪阶底界金钉子剖面之后,所取得的又一重要科研成果。该成果的发表进一步说明,科学无止境,“金钉子”作为全球地质年代划分的基础和标志,它的竖立并不意味该类项研究的终结,而应该是“后金钉子”时代攀登和创新的开始。该成果的在2021年地科联机关刊物上发表,表明该期刊对此项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和重视,也意味着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全球寒武系-奥陶系界线研究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论文相关信息:Wang Xiaofeng, Stouge Svend, Maletz Jörg, Bagnoli Gabriella et al., 2021. The Xiaoyangqiao section, Dayangcha, North China: the new global Auxiliary Boundary Stratotype Section and Point (ASSP) for the base of the Ordovician System. Episodes. https://doi.org/10.18814/epiiugs/2020/020091

    华北大阳岔小阳桥剖面:奥陶系底界新的全球辅助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位”研究成果文章首页

    武汉地调中心在IUGS机关期刊发表最新全球寒武-奥陶系...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黄土悠悠祭忠魂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极端暴雨引发的突发性、群发性地质灾害,给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带来巨大挑战。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了2025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指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多发强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极端气候条件下,我国地质灾害形成分布与成灾模式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

    殷跃平在乌蒙山区指导地质灾害调查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范应综合施策

    记者:

    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如何调查识别的?

    殷跃平:

    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系统开展了全国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这些调查工作动用了全国水工环地质勘查队伍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以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查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成为标配。同时,经费投入也成倍激增。例如,早期的面上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10万元,详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在百万元,而现在的精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大约要千万元。由于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变化中,每年汛期或强震发生后,还要专门开展应急排查工作。

    地灾隐患点的调查识别具有动态性。目前,在册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此外,还有记录在册的180多万处因开挖切脚等导致稳定性降低的风险斜坡,构成了每年的人为性地质灾害隐患点。

    以滑坡为例,从防治和减灾救灾角度,传统上把地质灾害体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不稳定斜坡,开裂变形等现象显著,稍遇降雨等就会失稳滑动,我们定义其安全系数小于1.0,由于滑动成灾特征明显,相对来说防范难度不大。另一种是稳定斜坡,即使在暴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也不易发生整体滑动,安全系数大于1.2,通常不作为防灾减灾的重点。第三种是欠稳定斜坡,安全系数介于1.0~1.2之间,在非汛期等正常条件下,发生整体滑动的可能性较低,但在久雨、暴雨、地震等因素作用下,安全系数极易低于1.0,也会失稳滑动形成灾害,实际上是具有高隐蔽性的不稳定斜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成为每年我们防灾减灾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灾隐患点识别面临哪些新问题?

    殷跃平:

    我们目前面临三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是小体积成大灾。早期的隐患点识别对象主要为体积达十万立方米至百万立方米级的大中型灾害体,其变形特征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但是,目前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之下,为小型、微型灾害体。我们对最近5年的地质灾害做了统计,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微型灾害体。灾害体体积量级变小,发生地质灾害的隐蔽性、随机性就更强,准确识别难度在量级上也就加大了。

    第二是远程成灾模式。我们目前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基本上偏重于稳定和不稳定极限平衡的静力学范畴,而对于滑动后的远程成灾风险的动力学评价明显不足。例如,今年在四川筠连发生的高位滑坡灾害,实际上滑动后转化为碎屑流,成灾范围达1800米,超出了滑源区距离的数倍,导致距离滑坡体较远的村庄被摧毁。最近几年,发生了多起高位远程地质灾害,例如2017年在四川茂县,滑坡转化为碎屑流,滑动2800米后掩埋了新磨村,导致70余人遇难。

    第三是未知风险源识别。极端暴雨常态化导致了原本属于稳定的斜坡转化为欠稳定或不稳定斜坡,尤其对小微型灾害体的扰动非常明显。2023年汛期,北京西郊遭受了百年罕遇暴雨的袭击,在北京市房山区记录到4天之内降了1025.5毫米,远超过北京多年平均降雨约600毫米的量值,导致了房山、门头沟地区发生了1200多处群发性的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2024年,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因极端降雨也发生了群发性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特别是湖南资兴县,6月单日降雨量达643毫米,引发了19300多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

    记者:

    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提高地灾隐患点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价能力?

    殷跃平:

    针对这三个新问题的防灾减灾,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些新办法。

    首先,对小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从易灾地质结构角度进行识别,实行“点+面”双控。例如,从地质结构上,华南地区花岗岩全强风化斜坡、西南地区岩溶煤系复合地层斜坡、华北地区推覆构造斜坡、西北地区黄土-红层二元结构斜坡等都是地质灾害的易发易灾区。

    其次,从成灾地貌上,上陡下缓的靴状地貌、滑坡下部的沟谷地貌、高陡危岩带等都易于形成远程灾害。

    再次,应开展不同降雨工况下,甚至地震工况下的,中型、小型和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评估厘定和风险分级评价。对近年来的多起特大灾害的复盘分析表明,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2的稳定斜坡,在罕遇暴雨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新的灾害,这也就是每年汛期大量地质灾害发生在隐患点之外的重要原因。

    我们对2024年汛期福建、广东、湖南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进行复盘,发现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8的超稳定全强风化花岗岩斜坡,在罕遇暴雨作用下,也会失稳滑动,特别是切坡建房未支护的斜坡更易失稳成灾。

    记者:

    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殷跃平:

    在调查识别隐患点的基础上,需要对灾害发生的时间做出及时的判断。目前,在全国地质灾害隐患调查识别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群测群防”的方式进行监测预警。

    “十四五”以来,我国地质灾害科技减灾的能力显著提升,并对6.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了监测预警仪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散布于运行环境复杂的广大农村山区,受技术精度的限制,这种监测预警仪器主要适用于大变形的短临预警。同时,这些隐患点威胁对象一般仅为数户人家,受经费的限制,监测点主要采用主剖面的方式布设,对灾害体面上的控制精度仍然有限,因此称之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近三年来,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已成功预报灾情约150起,涉及可能伤亡人数3000余人,并有效预警险情近600起,紧急撤离约1.1万人,成效非常显著,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从群测群防体系向“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提高复杂山区重特大地灾隐患的专业监测预警能力?

    殷跃平:

    经过多年努力,威胁百人以上的滑坡基本得到控制。但是,泥石流成为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大的地质灾害灾种。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威胁人数大于100人的泥石流隐患点约有4800处,其中威胁人数大于1000人的泥石流沟有240多处。受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泥石流的监测预警难度也更大,造成的重特大地质灾害风险更高,特别是在西部高寒山区,无法利用现有的普适型监测仪器作出及时预警。

    2024年8月3日,四川康定姑咱镇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从海拔5000米高山启动后形成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段日地1号隧道至2号隧道间桥梁垮塌和姑咱镇日地村房屋冲毁,27人死亡。据了解,当时,姑咱镇日地沟沟口的降雨量仅25 毫米左右,并未达到泥石流发生阈值。

    这是由于西部高山区易形成地形雨,降雨量从沟口到半山腰再到沟顶差别很大,沟口降雨量虽然仅几十毫米,但后山可能已达到特大暴雨等级。

    实际上,针对这些地区高位泥石流的专业化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已经较为成熟,关键是认识上的问题。泥石流大多发生在高陡偏远山区,通常对其调查勘查精度不够、成灾动力学机理研究不深、监测预警技术适配性较差、工程防治等级偏低,这也是每年汛期重特大泥石流灾害易发高发的原因。因此,对于威胁百人、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的西部高山或极高山区的泥石流灾害点,必须走更加专业化的监测预警之路,即“技防”为先、“人防”辅助。就像疑难杂症仅靠社区医院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三甲医院的力量。

    记者:

    极端气候下,如何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殷跃平:

    除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人类工程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复杂山区的城市、乡镇和居民点建设的扩张,切坡建房和切坡修路的范围扩大,令原本稳定的坡体变得不再稳定,遇极端气候更易诱发地质灾害,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切坡就滑”的现象。

    在防灾减灾体系中,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仅是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一环,要与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针对当前灾害“中心”向乡村转移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国土空间规划中地质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农民切坡盖房,要指导进行简易治理,可以采取修建矮挡墙等降险措施,屋后还要留出一定的避让距离,以降低灾害潜在风险。

    在一些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高。要针对村庄、居民点,开展“以人为本”的精准调查,加强易灾地层的隐患点与崩塌滑坡易发区带双管控,应运用新理论新技术,科学划定地质灾害红线,该搬迁避让就搬迁,该监测预警就安装设备,该治理就做好工程治理。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能源安全与人居环境安全的关系。

    殷跃平院士谈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灾减灾策略

    9月28日,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青岛海洋所”)联合山东教育电视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青岛海洋科普联盟、山东石油学会、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青岛市地质学会、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等单位共同推出全国科普日特别直播活动:“‘鉴’护海洋”。近6万名观众次通过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视频号、山东教育电视台、“悦读成长计划”视频号、青岛海洋科普联盟“微赞”平台、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地球科学探秘”视频号、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好学好知”视频号等平台观看。

    本次科普直播活动围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紧扣“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强国”的全国科普日主题,采用主持人与青岛海洋所三位专家进行现场科普访谈的形式展开。访谈期间,三位专家从司法鉴定的定义讲起,逐步引申到司法鉴定人、司法鉴定的类别等,并结合自身的办案经历,介绍了海洋环境损害鉴定的特点,损害评估的流程和难点,详细分享了盗采海砂环境损害鉴定、湿地损害鉴定及修复、土壤污染修复后效果鉴定等典型案例,阐述了海洋环境损害鉴定在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本次直播访谈活动包含了丰富的海洋学、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点,观众们通过聆听专家的讲解,明白了海洋环境损害鉴定的概念,了解了司法鉴定人如何为海洋环境司法鉴定工作提供保障,领悟了科研工作者开展海洋资源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意义。活动也弘扬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向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公众普及了知识,宣传了科技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关心海洋环境、保护地球家园的意识。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举办全国科普日直播活动:“鉴”...

    根据局党组统一部署,按照《水环中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施方案》安排,2019年8月26日上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水环中心”)召开全体党员干部职工大会。水环中心张发旺同志以“政治务必统领业务、业务务必为政治提供有力支撑,为适应‘三个转变’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为题,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讲了一堂生动的专题党课。

    党课紧扣“四个讲清楚”,结合学习调研成果,聚焦党员干部在思想和认识上存在的不足和差距,围绕“讲政治的重要性”“儒家思想中的‘讲政治’和‘讲科学’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政治与业务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地质工作与讲政治”“政治务必统领业务、业务务必为政治提供有力支撑”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讲述。党课首先从政治的定义、讲政治的具体体现和代表性论述以及典型事例入手,深刻阐述了讲政治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儒家思想、《资本论》《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探讨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认识和体会,检视了当前水环中心在政治与业务关系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同时结合地调百年历史和地质调查工作新形势,阐明了业务与讲政治相融合的必要性,并针对落实讲政治要求、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提出了具体的工作思路和举措。

    党课强调,全体党员干部职工要立足工作岗位,坚守初心,践行使命,坚持继承发扬李四光精神,坚决落实政治务必统领业务工作、业务务必为政治提供有力支撑的实践。一是要做到讲政治、守纪律、明大体、顾大局,主动将地调科研、论文撰写、科技成果转化、党建工作、党风廉政建设、安全保密等责任扛在肩头,全力推进地质调查工作“三个转变”,促进政治与业务高度融合统一。二是要做到清简内心、和谐前行,厚德载物、心存善念,正派做人、立身正直,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水环中心地质调查工作更好支撑服务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提供保障。

    党课结束后,党委书记带领大家重温学习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知识点和有关内容,促进了党员干部职工对主题教育内容的再消化、再吸收。会议还就水环中心持续抓好、深化拓展主题教育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持之以恒强化理论武装,做到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结合实际学,力求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要坚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穿于一切工作的始终,坚决落实“讲政治、顾大局”各项政治要求,不断增强自觉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政治自觉和政治担当。三是要坚持把主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强大动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开拓创新、攻坚克难,努力提升破解重大能源资源问题的能力,为推动水环中心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实现快速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水环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和在职党员干部职工共计150余人参加了本次党课活动。

    水环中心举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题党...

    自然资源部的组建主要是为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着力解决自然资源所有者不到位、空间规划重叠等问题,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这里的“统一”、“整体”、“系统”、“综合”都源于自然资源的综合观,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重要视角是动态观。因此,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需要对自然资源的综合观和动态观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自然资源的内涵与分类

    1. 概念及其含义

    自然资源包括地球表面积(空间)、土壤肥力、地壳矿藏、水、野生动植物等。

    自然资源的范畴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以及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范围、规模、种类、数量和深度,都在不断发展,现在把环境质量和生态服务也视为自然资源,而且人们对自然资源已不再是一味开发利用,而是发展出保护、治理、抚育、更新等观念。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但具体对象和范围又是同一客体。因此有人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比喻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从生态环境中获取的初始投入。同时,自然资源不仅是一个自然科学概念,也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概念。

    2. 自然资源的分类

    自然资源可划分为“可更新”与“不可更新”两大类。可更新资源是在人类时间尺度上可天然再生的有用物品。“可更新”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概念,取决于人类认识和利用,某些“可更新”资源在一定时间周期和空间单元上可能被看作“不可更新”资源。可更新资源可分为两个亚类:一类为恒定性,太阳能、风能、光能、大气等,这些资源基本上是恒定的,不受人类利用的影响;一类为是临界性,如土地、森林、动物、水质等资源。临界性资源,若其利用强度不超过可更新能力,能保持自然再生;如果加以管理以人为地增加流量,还能维持较高的利用水平。不可更新资源,又称储存性资源,储存在地壳当中而且不可再生。这两类资源的划分相对的。

    自然资源的综合观

    1.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

    生态系统是由各种生态因子组成的一个整体,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两大类。前者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尤其是人类活动(狩猎、放牧、垦殖、灌溉、采伐、采矿、建设、污染等)。后者包括诸如气候(日照、温度、湿度、降水、风等),地质(地质构造、岩石、矿物),地形(地貌形态、高度、坡度、坡向),土壤(基质、质地、养分、水分、团粒结构、肥力)、水(水量、水质)等因子。

    生态系统内各生态因子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其中一种因子的改变必然会引起其他一系列因子的改变。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各非生物因子之间和各生物因子之间,也存在于生物因子与非生物因子之间。不仅环境作用于生物和人类,生物和人类也反过来影响环境。

    2. 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关联性

    生态系统服务是生态系统在自然资源生态过程中形成和维持的、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环境条件与效用,是人类直接或间接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所有效益。生态系统给人类提供各种服务,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以及支持服务。

    3. 自然资源利用的综合性

    各种自然资源的利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整体系统。例如,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离不开利用水资源,开采和冶炼金属矿需要配合利用能源。更重要的是,开发利用一种自然资源会造成一系列生态环境影响。即使是不可更新资源,其存在也总是和周围的条件有关;特别是当它作为一种资源为人类所利用时,必然会影响周围的环境。如开采矿石使土地废弃,排出废物和消耗能源也不可避免地给环境带来影响。

    此外,各地区之间的自然资源利用也相互影响。

    由此可见,自然资源的整体性主要是通过人与资源系统的相互关联表现出来的。人类通过一定的经济技术措施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这一过程中又影响生态环境,人与自然资源之间构成相互关联的一个大系统。

     

     

    图1 经济增长主导因素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变

    4. 自然资源管理的统一性

    自然资源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决定了自然资源管理必须是统一的。将国土资源部的职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水利部的水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农业部的草原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林业局的森林、湿地等资源调查和确权登记管理职责,国家海洋局的职责,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的职责整合起来,将土地、矿产、湖泊、河流、湿地、森林、草原、海洋统统划到自然资源部之下进行综合管理。

    自然资源的动态观

    1. 自然资源的动态属性

    资源概念、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都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演变。一般说系统的结构越复杂,其对外界的干扰也具有较大的抵抗能力,而组成和结构比较简单的生态系统,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抵抗能力则比较差。

    在“人类-资源生态系统”中,人类已成为十分活跃、十分重要的动因,系统的变动性更加明显。正的方面如资源的改良增值,人与资源关系的良性循环;负的方面如资源退化耗竭。人类应当努力了解各种资源生态系统的变动性和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预测人类-资源生态系统的变化,使之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

    2. 资源价值随人类需要和能力的发展而变化

    自然资源本质上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与评价,是以人类利用为标准的。人类的能力和需要创造了资源的价值。虽然地球的总自然秉赋本质上是固定的,但资源却是动态的,没有已知的或固定的极限。迄今的资源利用史就是不断发现的历史,对基本自然资源的定义在不断拓展。

    历史上的技术革新,从原先无价值或未利用的自然物质中突然创造出各种资源。自然界中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的价值虽然不直接伴随技术和经济条件而变化,但响应于人类价值、需求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不断产生新的意义。随着人们越来越相对富足,他们才有能力将注意力转向非物质的生态环境价值。

    3. 主导自然资源的演进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增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尤其是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自然资源的概念不断演进,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种类、数量、规模、范围上都不断扩展。

    主导自然资源随社会发展不断演变。20世纪50年代以前,石油都采自陆地;现在人类已在海洋开采石油。其他资源的开采范围也在向海洋扩展,未来的人类很可能会到月球、火星上去开采资源。“洪水猛兽”曾被看作灾难,但当人类有能力驾驭它们以后,也可以变为资源。

    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的资源结构、经济活动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不断发生变化。前工业化时期,主要开发利用普遍存在的天然资源(可称第一资源)。而附加了人类投入的自然资源(可称第二资源)如矿产品、农副产品等,在进入工业化初期时开始显现其重要性,在工业化中期更占主导。工业化后期,包括第一资源和第二资源在内的物质性资源地位逐渐下降,而智力、生态环境等非物质性资源地位逐渐上升,乃至占据主导地位。

    4. 资源承载能力的动态性

    承载能力最初是指一定范围内的生境(或土地)可持续供养的最大种群(或人口)数量。“可持续”意味着资源利用应限制在一定水平上,从而不使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而使资源生产力得以长期维持。

    资源承载能力受投入水平、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是动态变化的。生态系统处于不断的演替过程中,这种演替受多种生态因子影响。按其作用可归为两类因子:利导因子和限制因子。整个系统就是在这种组合“S”型的交替增长中不断阶梯式地演进和发展,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出现新的平衡。

    5. 自然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变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狩猎-采集文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社会的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后,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人类利用资源、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工业文明初期,资本以其稀缺的特性和在经济发展中可以带来规模效益而成为该时期的主导发展要素。在工业文明中期,技术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技术成为该时期主导发展要素。到了工业文明后期,随着计算机等各种通信设备的不断完善,信息逐渐在经济发展中上升为主导发展要素。由于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观基本上偏重于经济增长,导致人与自然矛盾日渐突出。人们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到与资源、环境和谐的必要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进人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即生态文明时代。以资源、环境相和谐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化”将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发展要素的地位(如图1)。

    这一演替规律表明,劳动、自然资源、资本、技术、信息以及未来的生态化先后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发展要素,在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主导发展要素不断更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前的主导发展要素不再发挥作用;只是先前的主导发展要素不再居于主导地位,但依然起到重要作用,且其形式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适应变化。对于一个当前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区域来说,其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同时兼顾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生态等多个主导要素的更替。

    回顾各生产要素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重要性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到,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的相互关系中,自然资源毕竟处于被动地位。自然资源只能提供人类活动的条件和可能性,只有依靠人类的努力,才能把这种条件和可能性变为现实。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根本动力在人、规划管理和体制等经济社会条件。为什么在相似的自然环境下会出现生产力水平悬殊的情况?为什么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较差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能率先进入发达社会?这不是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所能够解释的。

    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影响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变化是有规律的。制约这一变化的主导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左右着人与自然间的相互关系。生产力水平越低,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性越大。生产力水平越高,人们对自然的依赖性越小,人们利用自然的程度就越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并不是人们可以离开自然,而是更深入地利用自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总之,自然资源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在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所起的作用却不尽相同。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自然资源的作用会逐渐减弱,而资本和人力资源的作用会越来越显著。

    (作者单位:蔡运龙:北京大学;王尧: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本文获授权发布)

    树立自然资源的综合观与动态观

    采写已故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事迹,是一次难忘的过程。

    初次接触他的生平简介,我们感到:在当下我们惯见的世俗中,他的很多做法太过“高大上”,近乎“不真实”。

    他为什么要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回到祖国重新开始?

    他为什么不求院士头衔、行政职务,一心只埋头研究?

    他为什么非得忙到回不了家,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黄大年教授生前在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2号井前留影。

    ……

    我们一直在追问,寻找一个可以为他的人生轨迹、为他的不同寻常作出合理解释的答案。

    我们一次次走近他的团队、朋友和学生,我们渐渐有了叹服,有了敬仰,有了瞬间迸发的泪水,有了长留心间的感动。

    爱国,

    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当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这栋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楼,看到那斑驳的墙壁、老旧的楼梯,我们立刻就理解了当初很多人对他的不解:“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你还要折腾什么?”

    “如果不回国,他们一家人在英国应该会工作、生活得很好。”当我们去采访他的好友、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时,她刚刚开口,就用纸巾掩住了眼睛。

    很多人都提起他那句“高调”的表达:“国家在召唤我们,我应该回去!”坦率地讲,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年过半百,这么热血沸腾的激情从哪儿来?

    在常人看来,如果他想为国效力,完全可以定期回国、两边兼顾,在吉林大学做一个“流动编”教授。

    可是,他不愿意。

    整整一个月,从长春到北京,从他生前同事、学生采访到他的同行、好友,涉及相关人士30多人,形成近20万字的采访笔记……

    夜深人静,我们整理笔记,从入党誓言到毕业赠言,从为了学校科研放弃出国,到完成留学任务立刻返回,从听到国歌会流泪,到主动去当北京申奥志愿者,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讲述的相似情节,让我们渐渐感到,对于爱国这件事,黄大年绝不是应景式表态。

    海漂多年,他心底积存的爱太炽热、太强烈,所以他无法含蓄,也无需掩饰。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讲的一个故事,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黄大年回国后,统战部组织了一次留学人员的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进KTV,组织者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

    “黄老师当时很谦虚,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在大家的鼓动下,他上去唱了:《垄上行》《我的中国心》、《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不断地唱,不断地唱。”

    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

    “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那是一种荣誉吧!?”

    那一天,结束采访,已是夜晚。我们走在吉林大学的校园里,内心因为任波的讲述震荡着,我们似乎距离他的内心更近了一步。

    他的回国,捧回了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支撑着他的付出与疲倦、奋斗与信念,熔铸成他生命的内核,散发着无尽的光与热,让那么多人众口一词、久久难忘。

    回到住地,我们两人一个一遍遍听着《我爱你中国》,一个看着《我的祖国》视频中《上甘岭》的黑白电影画面……热泪盈眶。

    越了解,越痛惜,越无法释然他当初的决定——即使在今天,海外留学者人才济济,我们翻看他的履历,仍觉走进一段传奇:1996年,一个名叫黄大年的中国人,刷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惋惜、同学们的惊异中,他一天没有耽搁,踏上归程,返回祖国。

    而正是他的归来,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时空的阻隔、境遇的改变,渐行渐远,不再回头。而他,饱尝了奋斗的艰辛,一颗心依然滚烫。

    再度归来时,他已经带领团队实现了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一旦离开,他必须承诺不再使用此前的研究。那是一个科学家多少年奋斗的心血啊!

    为什么?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有多少人望其兴叹、欲求不得,可他却能当断即断、毅然决然!

    那一刻,我们可以确信:爱国,早已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是他执着认定的、用毕生生命给出的答案。

    他的本真,他的率性,

    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看到了一个率真的黄大年。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讲情面”;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紧”、有责必问……

    我们问他的生前同事:他有没有发过脾气?很多人摇了摇头,想不起来。印象中,黄老师总是笑眯眯的,谦逊又和善。直到他的秘书王郁涵讲到他因为有些课题组成员的工作态度“摔手机”……

    我们又找到和他“惺惺相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董树文,和他“深夜长谈”的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他们以科学家的实事求是告诉我们黄大年的困惑与焦虑,以及他如何在低谷中调整心态,又如何去积极地改造环境。

    有一些细节,哪怕只言片语,却给了我们无名的感动。

    当我们走进地质宫旁的机库,站在那架试飞成功的样机前,想象着拆迁队突然要来拆除机库时、黄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车前的情形,随口就问了句:“黄老师当时躺在哪儿?”

    青年教师焦健用手一指门前的那块水泥地,眼圈红了:“那儿,黄老师当时就在那儿。”

    一瞬间,我们流泪了,怔怔盯着那片空地。

    这是怎样一个为了科学可以舍去自己的人啊!

    在这个人们内心时常被浮躁困扰的时代,他的本真,他的率性,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我们接触的人越多,越看到他不同的侧面;问的问题越细,越感受到他鲜明的棱角;越是有新的发现,越停不下追寻的脚步……白天,我们就像“中了魔”,坐进一个受访者的办公室,就开始一刻不停地敲击键盘;晚上,又像“失了魂”,脑海中总在回放着那些场景:他在深夜奔波机场、火车站,他在女儿婚礼上疲惫而又幸福的微笑,学生们送走来宾后集体跪倒在他灵前……

    这些点滴,聚沙成塔,从模糊变得清晰,真实映射出黄大年的精神世界。脑海中总是回响黄大年告诫学生的那句话:

    “吃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

    黄大年曾说,他的偶像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现在,他做到了。他用同样的选择,为人们定义了什么是高尚的灵魂、什么是信仰的坐标。

    懂得他,

    也懂得了和他站在一起的一群人

    黄大年生前曾说,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结识了这样一个群体。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施一公得知黄大年病危,连夜为他四处联系医生会诊,急得落泪。

    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位身处不同研究领域、回国前并无交集的专家究竟因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为了采访施一公,我们等了近10天,每天和他联系,他都用短信回复“在忙,稍后联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他拨通我们的电话,上来第一句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我有个研究内容很关键,我吃饭都是在以秒来计算。”

    “以秒来计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惜时不惜命”的黄大年。

    同样功成名就的海归,同样的科研“疯子”。原本以为他们会联系紧密、经常切磋,谁知施一公说:“因为我们都太忙,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即使谈话也没有一次超过半小时,但是我们回国的选择是一样的,对国家发展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这就是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吧。”

    到后来,说到送别,他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颤抖:“一个赤胆忠心的人就那么走了……”我们没有再问,因为已无需再问,对于这样一群一心报国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壮志未酬身先死”更令人扼腕痛惜呢?!

    在这群人身上,不仅仅只有爱国。他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他们是把爱国的理想和科学的追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董树文是我国最大规模深部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曾因为着急科研进度、抱怨人浮于事和董树文发飙,我们原以为,董树文会不高兴,甚至会排斥黄大年,可是他却面带微笑、云淡风轻地说出了那段往事,说出了他是怎样劝慰他,又是怎样支持他。那一刻,我们内心是触动的,触动于他们面对科学时的那种实事求是,触动于他们超凡脱俗的那种处世之道。

    我们问了董树文一个问题:“怎么理解黄大年那种对科学探索的疯狂?”他没有迟疑,就给出一个让我们瞬间折服的回答:“科学家就得有这种激情,才有创新的驱动力。我是搞地质的,我自己现在上山前都要打针,往半月板里打针,因为我的半月板已经碎了,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一辈子干的事是你愿意干的,是很幸福的。大年也一样,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接近自己的梦想,是幸福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董树文特意带我们去看深探项目的成果展,每一块展板、每一项成果,他都如数家珍。他说,深探项目结题时,他和黄大年两人去德国演讲,走下讲台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把他们都震了。有位外国专家惊呼:“中国人不再沉默了,他们大有领先世界的势头!”

    说完,严谨的董树文笑得很骄傲!那笑里,有探索者的豪迈,也有报国者的真情。

    那一刻,我们的眼眶很热,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黄大年,看到了一批“从来不缺痴心”的中国科学家。我们也许不懂他们的科学,但我们却深深懂得了他们的心灵和力量。

    就是这样一群人,感召着更多的人。于平说,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没想到,大家还在,都想把黄老师未竟的事业完成。

    黄大年最得意的门生马国庆曾经为了帮老师留下来,没有出国。现在他一口气领下了好几个项目,要把老师规划的事情做完。他眼里有泪,还调侃说:“我现在这么年轻就得了颈椎病,都怪黄老师。”

    黄老师生前费尽心思吸引到吉林的专家和海归人才也在想尽办法,把他弥留之际还在关心的新兴交叉学部的各项工作细化下去……

    还有黄老师的那些学生,都没有忘记对老师许下的诺言:学成回来,汇聚起来,就是中国深部探测的生力军。

    我们曾经很想问:58岁,太短。黄老师的这一生,值得吗?

    杨长春的回答又一次让我们哭了:“很多人觉得大年苦,苦吗?不苦。从整体上讲,他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这句话,击中了我们的心。

    那一刻,我们终于懂了他。

    祖国,生命为您澎湃

    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杨经绥研究员、侯增谦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杨经绥,岩石大地构造学家。1950年6月生于浙江省杭州市,籍贯浙江余杭。1977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1992年毕业于加拿大达霍西(Dalhousie)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和造山带的岩石学与大地构造学研究。在蛇绿岩铬铁矿中发现原位金刚石,证明是自然界中一种新的产出类型,命名为“蛇绿岩型金刚石”;在全球多个板块缝合带的蛇绿岩中发现大量超高压和强还原矿物组合,建立俯冲物质深地幔循环和铬铁矿深部成因模式,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一个重要新窗口。发现和厘定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做出重要贡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李四光奖等,选为美国地质学会会士和美国矿物学会会士。

     

    侯增谦,矿床地质学家。1961年6月生于河北省藁城市,籍贯河北保定。1982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1985和1988年分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研究。创建了碰撞造山带成矿理论, 揭示了碰撞成矿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发育机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褶冲系铅锌矿、碳酸岩型稀土矿等成矿新模型,阐明了大陆碰撞过程中金属富集机制和成矿机理。初步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科学预测了四条大型矿化带,理论指导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土资源科技成果一等奖等。

     

    11月27日,中国工程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毛景文研究员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毛景文,矿床学家,生于1956年12月。1978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1982年和1988年先后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1993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和圣太田高等矿业学院进行博士后工作。现任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和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金属矿床成矿作用、成矿过程、成矿规律、矿产模型和找矿评价研究。作为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973”计划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科技找矿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基金项目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地质调查项目。他针对我国东部燕山期板内大规模成矿事件,通过破解成矿时空分布规律、物质分布规律和构造控制规律,创新性构建了板内成矿动力学模型,被国际同行定义为Mao’s模型,发展了成矿理论,并有效指导找矿勘查部署。他提出10组矿床组合模型,被有关地勘单位和矿业公司用于找矿勘查,推动隐伏矿找矿取得重大突破。

    毛景文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及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SCI检索刊物《Ore Geology Reviews》副主编,《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副主编和《Acta Geologica Sinica》副主编,国内核心期刊《矿床地质》主编;河北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武汉)、南京大学、中南大学和长安大学兼职教授。他曾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主席,经济地质学家学会(SEG)和国际应用矿床地质学会(SGA)理事。先后出版专著11部,发表科学论文429篇,其中SCI检索论文208篇。他的科技论文SCI引文在全球矿产资源领域排名前五,在国内排名第一;他的国内CNKI引文在我国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一。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部级一等奖4项和二等奖4项。此外,还获得中国地质学会“金锤奖”、中国青年科技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经济地质学家学会(SEG)会士(1996)和澳大利亚矿业和冶金协会(AUSIMM)会士(2015)。 

    杨经绥、侯增谦、毛景文当选“两院”院士

    吕古贤带领科研团队在胶东地区开展野外构造岩相地质填图。

    在金矿行业,山东胶东地区以不足全国陆域面积的0.27%,拥有着超过全国30%的黄金储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17年5月,国土资源部举行山东胶东地区金矿深部找矿成果新闻发布会,宣布胶东地区金矿勘探取得具有世界级影响的重大突破,一跃成为世界第三大金矿区,也稳固了全国最大黄金储量矿区和生产基地的地位。

    在胶东,有一支探寻金矿深部奥秘的科研团队 。他们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力学研究所以吕古贤研究员的带领下,在胶东找金一线持续开展研究达34年,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的黄金矿山,完成20余个金矿科研项目,瞄准胶东地区深部找矿的关键科技问题,取得了构造物理化学理论、构造岩相填图方法和成矿深度构造校正测算技术等创新成果,在焦家金矿率先实现深部第二富集带的突破,打开了胶东深部金矿找矿的大门。

    1 建立“玲珑—焦家式”金矿构造物理化学模式,为深部找矿提供理论基础

    胶东地区早期的金矿找矿,以开采石英脉金矿为主。上世纪60年代初,山东地质六队发现了胶东地区新的成矿类型——破碎带蚀变岩型金矿床,命名为“焦家式金矿床”。金矿新类型的发现,使得山东省金矿资源储量大幅度增长,也极大地拓宽了全国金矿找矿思路和方向。

    随着金矿资源的大规模勘探开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胶东地区85%以上金矿山陷入可采储量严重不足的窘境。胶东找金,亟待向深部和外围拓展。

    而实际情况是,相对于煤矿、石油等沉积矿产,金矿的矿体规模小、构造复杂、矿床类型变化大,成矿规律难以掌握。不仅如此,胶东与金矿有关的大地构造背景、岩浆岩、控矿规律、深部找矿技术方法等,一直处于不同理论观点争论之中。早期研究把玲珑石英脉金矿和焦家蚀变岩金矿作为两个矿床类型,提出前者是中生代浅部成矿,后者是元古代深部地壳成矿;对比赣南钨矿的五层楼分带,指出胶东金矿也具有上部石英脉—下部蚀变岩的五层楼垂直分带,并且依据这一认识开展了深部找矿和外围预测,但找矿效果并不好。

    那么,胶东金矿的深部找矿难题如何破解?

    以胶东金矿矿田构造为博士论文选题,吕古贤发现,胶东金矿具有明显的构造控矿特征,他坚信,应该坚持发展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和杨开庆构造动力成岩成矿的研究方向,把胶东金矿深部外围找矿难题作为科技攻关的目标。

    吕古贤带领科研团队深入胶东地区,对典型金矿床进行了广泛的野外地质调查,应用区域地质、构造地质、矿床学、岩石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及遥感地质等综合分析手段,进行了地质填图、剖面测制、岩石矿物地球化学分析、应变应力测算等,创造性地应用构造—岩相形迹的新概念,首次建立了胶东太古宙—元古宙东西展布的反S弧形断褶构造—变质岩相型式和中生代N形构造—岩相型式,并指出这两期构造—岩相型式的叠加复合活动控制了胶东金矿的区域分布和成矿规律。

    根据详细的矿田构造、矿床构造与勘探开采的实际调查,吕古贤研究团队明确,石英脉型和蚀变岩型金矿为同一成矿背景下不同成矿构造的产物,成矿早期阶段压扭带产出焦家式蚀变岩型金矿,稍晚阶段张扭带发育玲珑式石英脉型金矿,两者在空间分布上呈水平分带和受“入”字形构造控制,这与前人提出的的垂直分带模式完全不同。据此,吕古贤等建立了更加符合胶东地区地质实际的“玲珑—焦家式”金矿新类型,并强调在次级张断裂找石英脉金矿、在石英脉金矿外围寻找挤压带和蚀变岩金矿的找矿新思路。

    胶东构造控矿现象非常明显,普遍发育含金构造地球化学蚀变岩带。但吕古贤认为,化学元素分布只是化学平衡的结果,而物理化学才是地球化学变化的原因,从而提出了“构造力改变物理化学条件控制化学平衡”的新思路。欧阳自远和翟裕生两位院士认为,构造物理化学理论开拓了金属成矿学新的研究领域,构架了成矿学和找矿学的桥梁。

    2 发展“构造岩相填图”方法,提高调查和深部外围找矿科技水平

    老矿区地表的矿脉基本采空,缺失了“就矿找矿”的依据,难以建立深部预测的地质标志。为解决这一问题,要研究控矿构造系统,还必须考虑地壳的构造运动和物质成分的相互关系。吕古贤等在胶东阜山金矿实测3平方千米的构造岩相图,并进行了物理化学参数分析,进而定义构造岩相是“显示构造特征、建造类型和物理化学条件的构造岩石单元”,使其更便于野外识别和测量,再结合构造界面及物理化学参量急变带成矿的揭示,提出了“构造岩相填图”找矿方法。

    在此基础上,吕古贤等先后测制了1∶25万、1∶5万、1∶1万和1∶1000等不同比例尺的构造岩相成矿图,进而发现了蚀变岩宽度与矿床规模正相关等成矿规律。由此,将矿体和相关蚀变围岩都作为目标,把预测标志从十几米扩大到几百、几千米宽,显著提高了预测能力。这也改变了对胶东断裂蚀变岩的规模与成矿作用的已有认识。

    “构造岩相填图”找矿方法在焦家、大庄子等金矿获得了良好的探矿效果。地表结合中段构造岩相填图,焦家金矿应用“入”字形构造控矿规律提出靶区,验证工程在空白区发现单矿脉厚5米、品位达8~12克/吨的富矿石英脉群。在大庄子金矿开展变质岩区含金绿泥石化蚀变分带的填图,在断裂北部3条勘探线和6个中段找到了被错失的矿脉,一举扭转了矿山资源危机局面。新城、大尹各庄、灵山、曹家洼和玲珑等9个金矿,通过地表—中段三维构造岩相填图,解决了中段预测、构造叠加区预测和采空区预测等难题,均取得较好的探矿效果

    3 在焦家金矿首次验证深部第二富集带,推动胶东深部找矿的广泛勘查活动

    焦家、夏甸和玲珑等大型金矿在上世纪90年代普遍在地下300米左右进入无矿区带,勘探工程要么见矿不好,要么完全没矿。而且,当时的测算表明,焦家式蚀变岩金矿形成深度为6~8公里左右,深部没有适宜的成矿条件和新矿带。科技人员对于胶东地区金矿深部找矿普遍信心不足。

    为了探索胶东金矿深部矿带,在前国家计委青年科技找矿项目《重点矿化区带隐伏矿床找矿方法和预测》的资助下,1995年,地质力学所、山东省焦家金矿、山东省地质勘查局二队联合在焦家金矿开展了《山东省焦家金矿隐伏矿床深部构造物化探预测与构造物理化学研究》科研项目,目标就是对焦家深部是否发育有第二个金矿富集带进行研究和预测。

    吕古贤等开展“构造附加静压力”理论研究,进一步建立了成矿深度的构造校正测算方法。应用此方法,获得了焦家蚀变岩金矿形成约2.5公里的新数据。

    随着勘查工作和研究的深入,研究团队发现,焦家矿区Ⅰ号矿脉(蚀变岩型)和Ⅲ号矿脉(硫化物石英脉型)并非前人提出的上下关系或早晚关系,而是不同性质的“入”字形构造关系,均属同一深度的构造层次,不能用统一的深度测算方法。他们通过地质结合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勘查,计算了矿体剥蚀保留状况,首次提出焦家金矿属于浅成矿床,并指出目前开采的仅仅是“矿头”,深部才是主矿体。

    根据新发现深部成矿的地质、物探和化探信息,研究团队预测无矿段之下发育“深部第二矿化富集带”,并圈定了焦家金矿深部第二矿化富集带的5个成矿靶区,预测金金属量22.5吨。

    根据项目组提出的钻探方案,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实施深部勘查和验证。经在焦家金矿主含蚀变带深部(-500米以下)进行钻探控制,勘查发现,焦家金矿床深部Ⅰ、Ⅱ号矿体尖灭再现明显,其控矿条件和赋存规律与浅部矿体相同,从而证实了焦家金矿深部第二富集带找矿前景广阔。更进一步的探矿成果更加令人惊喜,在-600~-700米圈定了4个新矿体,探求金矿E级储量2172千克。

    这是胶东地区首次依据“深部第二富集带”靶区揭露的隐伏矿体,由此开启了胶东深部找矿的广泛勘查活动。

    4 胶东金矿深部富集带得以证实,深部大型金矿床纷纷浮出水面

    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参考胶东金矿深部“第二富集带”的观点,借鉴焦家金矿深部勘探成功经验,在莱州寺庄地区开展成矿预测和钻探,在穿越200余米无矿段后,发现了厚大的新矿体。经过两年半的勘查,2007年,地质六队在焦家金矿成矿带深部发现特大型金矿——莱州寺庄深部金矿,探明储量51.83吨,潜在经济价值近80亿元。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特别作出批示:“请国土资源部转告山东六队职工,祝贺他们在金矿勘探中取得重大发现,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

    此后,在胶东金矿赋存“深部第二富集带”的找矿思路和成功经验的示范下,新城金矿、三山岛金矿、夏甸金矿、台上金矿、阜山金矿、鑫汇金矿和玲珑金矿等,都在深部贫矿或无矿段之下又发现了新的富厚金矿带。胶东金矿深部发育第二富集带终于得以证实。仅山东地质六队在2002~2011年在胶东地区新勘查发现5处超大型金矿床和15处大中型矿床,探明黄金资源储量1225余吨,主要勘查于深部矿带。

    2014年,由山东省地矿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等单位联合完成的《胶东金矿理论技术创新和深部找矿突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据了解,该项目指导胶东地区发现中型以上金矿床28个,包括6个超大型和6个大型矿床,提交新增金资源/储量2118.483吨,占全国同期的45.17%,是全国2002年底岩金保有资源/储量的72.7%,是山东省2005年以前50余年累计探明金资源/储量的2.06倍。

    科研工作密切结合地质找矿问题,预测靶区及时得到矿山探矿工程验证,科研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和经济效益,吕古贤的科研团队为胶东金矿深部地质找矿突破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如今,他们依然奋战在胶东大地。

    他们加入到深部探测行列,瞄准胶东金矿的研究方向和找矿难题,确定了以“一个构造岩相模式、三大岩类构造测量和多层次构造岩相找矿”为近期研究重点。他们研究胶东岩浆核杂岩隆起—拆离带成矿模式,探讨新类型新矿带的关键问题;他们依据地质力学的理论和Ramsay的现代构造测量方法,开展成矿岩体野外构造填图、结构分析与成矿作用研究;他们发展构造岩相研究,探讨区域预测、矿田预测、矿化边界预测、矿脉及矿脉群预测的多级指标系统。近期,他们完成了《玲珑金矿田东部断裂蚀变成矿体系三维研究与深部预测》项目,提出的4个靶区经工程验证共计新增金属量达14041千克。

     

    打开胶东深部找金的大门
      硒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营养组织确认的人体必须营养元素,摄入不足或过多均会危害人体健康。通常将土壤硒含量介于0.4毫克/千克到3.0毫克/千克间的耕地定义为富硒耕地。根据《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1-2013)中重金属评价标准和调查区的土壤硒含量,调查新发现5244万亩绿色富硒耕地,主要分布在闽粤琼区、西南区、湘鄂皖赣区、苏浙沪区、晋豫区及西北区。富硒耕地主要受硫化物矿床、黑色岩系、煤系地层等地质体和特定的土壤类型控制,土壤中硒元素来源稳定,有利于长期开发利用。另外在山西、辽宁、福建、天津、青海等地还发现了一批富硼、钼、锌等有益微量元素的特色耕地。

      目前,绿色富硒耕地已经成为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新的增长点。湖北、广西、青海、浙江、福建、四川、江西、海南、湖南等省(区)人民政府已将开发富硒耕地作为实施农业强省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大力开发富硒、富锌等特色耕地,形成特色农产品产业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湖南新田县充分利用富硒耕地,发展富硒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面积达27万亩,建成了三大富硒产业园,培育了省内外知名的富硒农产品品牌,形成了46家规模较大的富硒农产品生产企业(或合作社)。2014年全县富硒产业生产总值达2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40%,实现利润超过10亿元,比上年增长35%,从事富硒产业的人员突破10万人。

      全国绿色富硒耕地分布

    地区

    绿色富硒耕地面积

    (万亩)

    占调查耕地面积的比例

    %

    全国

    5244

    3.8

    东北区

    184

    3.5

    晋豫区

    970

    18.5

    京津冀鲁区

    446

    8.5

    闽粤琼区

    916

    17.5

    青藏区

    2

    0.1

    西北区

    133

    2.5

    西南区

    961

    18.3

    湘鄂皖赣区

    1145

    21.8

    苏浙沪区

    487

    9.3


      在富硒地区已发现种植的水稻、小麦等大宗农作物及黄豆、蔬菜、水果等经济作物达到富硒农作物标准,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弥足珍贵。建议科学编制实施富硒耕地开发利用规划,健全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制度体系,强化数量和质量动态监控管理,促进富硒耕地可持续利用。


    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发现5244万亩富硒耕地

    11月27日、28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分别宣布2017年院士增选名单。在新增选的128名两院院士中,有4人来自地质调查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统称为两院院士,均为两年增选一次。两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和最高、终身荣誉学术称号。

    地质调查系统4位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分别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和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毛景文研究员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杨经绥研究员、侯增谦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王双明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毛景文:矿床学家,生于1956年12月。1978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1982年和1988年先后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1993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和圣太田高等矿业学院进行博士后工作。现任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和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金属矿床成矿作用、成矿过程、成矿规律、矿产模型和找矿评价研究。作为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973”计划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科技找矿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基金项目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地质调查项目。他针对我国东部燕山期板内大规模成矿事件,通过破解成矿时空分布规律、物质分布规律和构造控制规律,创新性构建了板内成矿动力学模型,被国际同行定义为Mao’s模型,发展了成矿理论,并有效指导找矿勘查部署。他提出10组矿床组合模型,被有关地勘单位和矿业公司用于找矿勘查,推动隐伏矿找矿取得重大突破。

    毛景文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及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SCI检索刊物《Ore Geology Reviews》副主编,《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副主编和《Acta Geologica Sinica》副主编,国内核心期刊《矿床地质》主编;河北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武汉)、南京大学、中南大学和长安大学兼职教授。他曾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主席,经济地质学家学会(SEG)和国际应用矿床地质学会(SGA)理事。先后出版专著11部,发表科学论文429篇,其中SCI检索论文208篇。他的科技论文SCI引文在全球矿产资源领域排名前五,在国内排名第一;他的国内CNKI引文在我国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一。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部级一等奖4项和二等奖4项。此外,还获得中国地质学会“金锤奖”、中国青年科技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经济地质学家学会(SEG)会士(1996)和澳大利亚矿业和冶金协会(AUSIMM)会士(2015)。

    杨经绥:岩石大地构造学家,生于1950年6月。1977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1992年毕业于加拿大达霍西(Dalhousie)大学获博士学位。

    他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和造山带的岩石学与大地构造学研究,40年来在岩石大地构造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做出系统性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其深地幔研究成果具有突破性科学价值:在蛇绿岩铬铁矿中发现原位金刚石,证明是自然界中一种新的产出类型,命名为“蛇绿岩型金刚石”;在全球多个板块缝合带的蛇绿岩中发现大量超高压和强还原矿物组合,建立俯冲物质深地幔循环和铬铁矿深部成因模式,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一个重要新窗口;发现和厘定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做出重要贡献。先后发表论文 505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125篇;SCI收录论文229篇,SCI他引7708次;EI收录43篇,CSCD收录264篇,他引7340次。发表专著4部,并客座主编了JMG、JAES和GR等期刊的5部专集。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一等奖1项,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李四光科技奖和留学人员成就奖等多项奖励,并被选为美国地质学会会士和美国矿物学会会士。

    侯增谦:矿床地质学家,生于1961年6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副理事长、IGCP中国委员会主任、国际矿床地质学会(SGA)副主席等职。1982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1985和1988年分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长期从事矿床学研究,主要围绕“碰撞与成矿”这一成矿学重大科学问题,立足青藏高原,结合特提斯对比,主持完成“973”、IGCP、重点基金等一批科研项目,颠覆了国际流行的“大陆碰撞难以成大矿”主流认识,创建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碰撞造山成矿理论,揭示了碰撞成矿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发育机制,指导青藏高原找矿取得了重要突破;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褶冲系铅锌矿、碳酸岩型稀土矿等成矿新模型,阐明了大陆碰撞过程中金属富集机制和成矿机理;初步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科学预测了四条大型矿化带,理论指导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3项及李四光科技奖等。主编国际英文专集4部,出版中文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167篇(第一作者37篇),top1%论文7篇,SCI他引5008次,连续3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王双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生于1955年5月。他从事鄂尔多斯盆地煤炭地质勘查关键技术研究与创新30多年,在找煤、勘探、开发三个阶段均取得创新性地质成果,不仅查明了鄂尔多斯盆地煤炭资源总体分布规律与资源总量,而且建立了高效、高精度煤田综合勘查技术体系,还提出了生态脆弱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新技术,为我国西部煤炭资源勘探、开发和煤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提供了地质技术支撑,为部署规划煤炭工业战略西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创立了精确控制沙漠覆盖区煤层分岔位置、冲刷范围和自燃境界的煤田综合勘查技术体系,勘查周期短,成本低,精度高,对植被损害小,将煤田勘探技术引领到了综合勘查新阶段。揭示了生态脆弱矿区煤水空间赋存特点,发现了地表生态系统与地下水位的依存关系,提出了以控制生态水位为核心的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新理念,为绿色矿区建设提供了地质理论支撑。2011年以来,揭示了煤层与含油气层赋存特征,发现了煤油气耦合致灾机理,针对致灾地质因素的随机性变化特点,开辟了以防止煤层自燃为核心的矿井耦合地质灾害防控新途径。

    王双明教授先后于1996年、2010年、2011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多次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一、二等奖,主编出版《鄂尔多斯盆地聚煤规律及煤炭资源评价》《生态脆弱区煤炭开发与生态水位保护》等专著3本,在《地学前缘》《煤炭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1篇入选F5000,1篇获评中国煤炭学会成立50年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1991年被中宣部授予80年代优秀大学毕业生,2005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喜报!地调系统4人当选两院院士

    美国地质调查局及其合作伙伴最近提出了矿产品供应风险评估的新方法,旨在评价哪些矿产品的供应中断对美国制造业构成最大的风险。美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吉姆·雷利表示:“这种评估方法,是美国地调局落实特朗普总统关键矿产战略(指的是201964日特朗普行政当局发布的确保关键矿产安全供应的联邦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提供的信息可以支持美国制造商的规划和健全供应链管理决策。”新方法评估了2007201652种矿产品的全球供应和美国需求。

    新方法发表于《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第6卷第8期(2020221日出版),这是《Science》期刊的主办者、出版者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于2015年推出的开放获取在线期刊,和《自然》(Nature)推出的《Nature Communications》性质类似。文章题目是“评估美国制造业中矿产品的供应风险”,由美国地质调查局及其合作伙伴共同完成。 

    新方法将供应风险定义为三个因素的综合影响:外国供应中断的可能性、美国制造商对外国供应的依赖程度,以及美国制造商抵御供应中断的能力。将该方法运用于2007~2016年这十年间的52种矿产品。结果表明,钴、铌、稀土、钨等23种矿产品的供应风险最大。这种供应风险评估是动态的,会随着全球市场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近期完成的《国外地质调查管理》内部刊物(2020年第5期)对这一方法进行了报道。 

     

    20072016年期间所分析的所有矿产品的SR热图 

     
     
    美国地质调查局提出矿产品供应风险 评估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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