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从苏联求学的

潜心苦读

到大厂五载的

寂寞风雨

1980年 陈毓川，于广西桂东南（大厂）

从年轻的铁矿研究队队长

到提出和发展

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学家

1988年9月 陈毓川在新疆阿舍勒铜矿

从壮年

组织号令全国地勘工作

到晚年

开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1995年5月 陈毓川在甘肃省地矿局三大队大水金矿考察

他将自己

毕生心血

投入到中国地质事业中

为矿产勘查

成矿预测

区域成矿理论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10月 陈毓川在海南抱伦金矿

在他的日历上

没有周末和假日

只有排得满满的工作

2019年10月底 陈毓川在新疆玛尔坎苏锰矿野外照片

如今

86岁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走出京城

走向祖国各地的深山矿区

探索地质科学奥秘

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我一生的使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陈毓川

他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提出并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矿产勘查、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领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今天，已经86岁的他，仍然奋战在地质矿产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持《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这一规模宏大、泽被后世的科学文化工程。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

踏遍青山，为国找矿矢志不渝

陈毓川是少年立志。受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的长兄长姐影响，他在中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就确立了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陈毓川，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时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找矿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青年时代的他，在广西大厂锡矿区，沉下心用5年时间深入解剖典型矿床；在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带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破解了“含钨铁帽之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火山岩成矿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

中年时期，他肩负重任，在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地矿司司长、地调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上，全力组织推动新一轮全国普查工作、主持全国找金大会战、开展第二轮成矿区划，成为一个时代地矿工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步入晚年，他仍然激情满怀，全情投入地质科学事业，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舞台上，殚精竭虑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矿业健康发展鼓与呼。

在陈毓川的头脑里，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直至今日，他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海洋里，直到夜色阑珊。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到野外矿区去，多走、多看、钻研、思考……

“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工作给予我的一份奖励。”于是，便有了他无法忘记的大厂星空和浓郁花香，有了攀登高山、俯瞰深谷的畅快淋漓。至于下坑道时遭遇爆破、考察加多岭铁矿后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在西藏美多锑矿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则成了他口中的“野外趣事”。

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他说，对于周总理，自己所敬仰效仿的不仅仅是面对各种复杂局势时的大智慧，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国家需求是我的终身目标！”陈毓川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当前，陈毓川还在主持推动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对全国所有的矿产、矿产地和成矿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他在同龄人安度晚年的时候，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方式工作，就是希望为世界地质科学、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探索科学，孕育矿床经典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与陈毓川等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之后，这一理论作为我国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球及各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同时具有相似性和相对的继承性。因此，陈毓川等认为，矿化与矿床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矿床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因此矿床成矿系列亦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系统的最终矿床产物。

实践证明，成矿系列是研究矿床的区域成矿规律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深入开展重点地质构造地区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时空成矿物质演化规律研究，从成矿区（带）、各省（区）至全国建立矿床成矿系列，总结区域和全国的成矿规律，并进一步应用成矿系列概念及研究成果进行成矿远景区域规划和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矿床勘查工作。

40多年来，这一矿床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并通过“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产地质志”等项目，全面推动了中国成矿体系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而最初在业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也逐步延伸为“再论”“三论”“四论”，直至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七论”。

对于陈毓川而言，地质科学的世界是那样色彩斑斓、充满魅力。从那里，他看得到自己的梦想，听得到自己的期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科学道路悠远漫长，科学探索无穷无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研究是有时代局限的，地球太复杂，我们今天对地球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是阶段性的，很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科技更加发达的条件下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所以科学工作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得意满，一定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战略研究，推动矿业健康发展

“陈毓川是一位矿业领域的战略家。”许多矿业界的同仁如此评价。

追寻陈毓川的人生轨迹，梳理他在地质事业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一个重大事件不可或缺。那就是由他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而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引领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工作尤其是地质找矿工作最辉煌的10年。

从2000年至今，他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矿产资源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参加参与的项目数量更为可观。通过这些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工作，他的站位越来越高，思考也越来越深邃。

他对中央机构改革将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立自然资源部的决策非常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发展，可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他多次给部领导进言，内容涉及矿业政策、绿色勘查、科技创新、地勘队伍改革等。

他认为，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山水林田湖草”还要加上海洋、矿产，构建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的自然系统观。“它们既是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科学管理，又要考虑其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矿业而言，绿色勘查和绿色开发完全可以实现矿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在有些荒漠地区甚至可以改善环境。”

当然，陈毓川最为关注和忧虑的还是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矿产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也很严峻，有些矿业政策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的勘查、储备与开发。他建议国家对风险较大的初级勘查和一些矿种的勘探予以扶持，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应有计划地参与矿产勘查工作，使矿业稳定地发展下去。

另外，他感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看重的当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要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专业研究所的创新专长，更好地承担国家深地专项任务。只有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地质科技发展，地科院才能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地质领域一流的科学研究单位。

陈毓川还特地谈到了地质工作队伍的改革：“改革既要积势蓄势谋势，又要识变求变应变，重点在于扭住关键、突出实效。通过改革让地勘队伍保存精干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很大的愿望。”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陈毓川说。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地质工作的新要求，促进水文地质学科的发展，10月25日至27日，“2024年全国水文地质学术年会暨守护生命之源：水循环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环所”）、福建省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天津华勘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会上，来自国内外知名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的专家学者围绕水文地质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需求，深入探讨水文地质科学的前沿方向和发展趋势，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文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献言献策。

会议表示，水既是宝贵的资源，又是重要的地质营力和活跃灵敏的环境要素。山水林田湖草沙之所以是生命共同体，关键在水。只有水这个要素，集渗透性、流动性、溶解性和生命支撑于一体，通过蒸发蒸腾、降水浸润、吸附渗透和地表地下流动，将其他责任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滋养万物。地质工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紧紧抓住水这个关键要素。

水环所在会上发言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和自然生态、水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及其管理不善，流域水循环、全球水文循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全球水资源供应不再可靠，水及其循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是全球的共同利益，是水资源（节约）、水热能（开发）、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灾害（防治）乃至水文化等的重大战略科技问题。厦门新基地于近期启用，水环所将积极构建“厦门+正定”一所两翼科技创新基地新格局，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以水及其循环介质紧密相关的地球系统科学为主线，守正创新，夯实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科技创新之根，重塑水环所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抢占水工环战略科技制高点。

交流会期间，香港大学教授焦赳赳、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蔡峰、厦门大学教授陈能汪、长安大学教授王文科、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贵玲等，分别围绕海岸带水文地质研究、海滩修复理论与实践、海陆界面氮循环与全球气候变化、旱区地下水与国家水网、中国地热资源成因模式等内容作大会报告。

10月26日，8个分会场报告同期举行。会议议题涵盖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与资源保护利用、地下水环境质量与生命健康、地下水—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与保护修复、水土资源平衡配置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水—碳循环与全球环境演化、地热资源探测与绿色利用、特殊类型区水循环与生态地质环境问题、水工环技术方法与智能化服务体系应用等。

10月27日，与会代表一同走进筼筜湖，现场考察、实地感悟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发展和完善，“厦门实践”带来的鹭岛蝶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会议为广大水工环地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对于促进水工环科技进步、推动水工环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各行业要充分发挥水工环地质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灾害防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自我优势和协同创新，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地学支撑。

全国水文地质2024年学术年会现场 

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分析测试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前身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九支队化验室，2018年8月随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改革转制，经数年发展，现已建成设施先进，业务广泛，能力突出，集分析测试与应用研究为一体的海洋特色实验室，其工作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提供了重要支撑。

脚踏实地，筚路蓝缕启山林

2018年是许多实验室工作人员回想起来都百感交集的一年。

那一年，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一身便服。看似是卸下了一份责任，实际上却又是一段漫漫征程的开始。“单位转改了，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成为横亘在海口中心全体干部职工心头的一道坎。

转改所涉内容，一要实现由陆转海的业务转向，二要完成从军队体制向事业单位的身份转变，这无疑对海口中心上下都提出了巨大挑战。面此困境，实验室在海口中心党委的带领下迎难而上、主动出击。党支部紧紧围绕技术力量缺乏、资质能力与需求脱节两大痛点谋发展，以中心项目需求为牵引，以公益性、保障性、战略性为着力点，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加强资质能力拓展，逐渐从一个连海口中心业务所需检测量的50%都无法覆盖的实验室，蜕变为如今具有涉及金属矿及产品、非金属矿及产品、海洋矿及产品、水资源及其产品、地球化学调查、岩石矿物鉴定、地质工程等七大类检测领域资质的技术尖兵。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陆域检测工作是实验室的老本行，也是新的启程点。曾经，无数来自华南地区的样品在这里被分析化验，为国家找矿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如今，他们立足陆域业务稳步前进，在由军转民后的公共服务工作领域走到了前列。2023年，实验室作为地质调查局系统内首家入选单位，参与到了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之中，为海南地区的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尽其所能。同时，随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检测机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海南医科大学实习基地、海口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技术支撑单位等接连挂牌，实验室在民生服务领域持续发力，将环境、食品安全等民生大小事纳入其中，将“公益性”业务定位落到实处。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海洋是高质量战略发展要地，也是海口中心由陆转海的使命所向。转改后的短短数年，实验室就逐步褪去海洋检测工作上的稚嫩，迎来了自己的高速发展时期。在硬件设施上，建设完成7000m岩芯及海洋沉积物样品冷藏库，升级改造3400㎡的实验测试场所，配备了化学分析、岩矿鉴定、样品加工等仪器设备207台（套）。在技术能力上已经获得七大类共348个参数的检测资质，基本覆盖内部业务水样检测需求。目前每年分析检测海洋沉积物、海水、地表水、土壤及化探等样品上万件，与转改初期相比翻了几番，为七洲列岛海域1：25万区域地质调查、海南海棠湾－崖州湾海岛（礁）综合地质调查等涉海业务的顺利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从初期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的得心应手，实验室从未停下脚步，力争于“十四五”期间打造成技术过硬、装备精良、特色鲜明的海洋特色实验室。

独立自主，大巧不工破万难

清洗坩埚，似乎只是一件顺手小事。然而在转改之初的实验室，技术力量匮乏，实验室的制样、检验、数据整理等工作都需要由几名主要技术人员完成。在检验工作之后，待清洗的坩埚、比色管等实验器皿堆积如山，使得技术人员不得不将大量时间与精力投入到清洗工作之中，拖慢了检测进度。

在转制发展的关键节点，一分一秒都至关重要。作为一线技术人员，王佳翰深感其弊。于是他上网查询资料，反复实验，成功搭建了一台可以同时清洗上百个实验器具的无人值守清洗装置，节省大笔经费的同时，更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最终这一发明也被注册为“一种实验室器皿清洗装置”专利。

而这个发明的背后故事正是实验室技术人员的工作缩影。“我们作为一线工作人员，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王佳翰说道。在过去几年里，从工作中发现问题，认真思考去解决问题，围绕问题进行发明创新成为实验室的一大特色。在转改后的数年里，实验室共获得实用新型专利7项，发表SCI、EI及中文核心论文40余篇。每一项成果背后都是对工作中难题的解决，是坚实踏出的脚印。

论及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海口中心业务由陆转海之后，现有技术人员职业技能和业务需求不再匹配，实验室面临着巨大的人才缺口。对此，实验室一方面紧急“输血”，招揽专业技术人才以解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更是积极“造血”，大力推动“外培内训”以强“内功修为”，在最困难的关口不盲等盲靠，自立自强为海口中心业务保驾护航。转改以来，实验室选派人员赴外交流学习20余轮次，并在内部开展组长领学、结对帮带等活动，着力为现有人员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技术能力，使实验室技术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2021年，实验室还实现了工勤岗职工发表中文核心论文的突破。如今，海口中心实验室已经初步完成人才梯队建设，现有工勤岗10人，技术岗17人，其中高级职称7人，中级职称7人。

求真务实，独立自主。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实验室化挑战为机遇，从零起步，踏上了打造海洋特色实验室的发展之路。

不忘初心，党建引领锻铁军

是什么使得实验室在短短几年成长为一支技术强军？

回顾这一过程，既有海口中心党委的正确决策与大力支持，也有实验室全体人员的群策群力、砥砺前行。而万山磅礴之中，自有挺秀主峰。无论是着眼民生时的想人民之所想，抑或是由陆转海背后的应国家之所需，听党指挥都是始终不动摇的精神坐标；无论是发力人才建设时的自立自强，抑或是面对日常业务时的踏实肯干，敢于斗争都是自始不褪的精神底色。谈到转制以来的几多艰辛，实验室副主任杨秀玖说道：“党和国家要求我们转向海洋，我们就转向海洋，如果后面再有新的需要，我们也是义无反顾就去干。”这正是海口中心初心不忘，使命必达的真实写照。

转改以来，实验室坚持党建引领业务发展，打造了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实验室队伍。实验室党支部于2023年荣获中央和国家机关“四强”党支部称号，团队中3人获评海南自由贸易港E类人才，2人入选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检测专家库，1人被评为海口中心改革转制5周年先进个人。

在此基础上，实验室以提升战斗力和凝聚力为核心，继续加快党建步伐。党支部每周组织全员开展党课学习活动，学理论也学团结；强化制度建设，以装备仪器采购、人员管理、预算编制与执行为切入点，搭建以岗位为点、以制度为面的廉洁风险防控机制，强制度更是强作风；聚力文化建设，组织参与“家属书廉”“漫画说廉”等文化活动，以书法作品、视频短片等丰富的表现形式传递正能量，聚正气同时聚人气。实验室以多种方式锻造政治过硬、作风优良、本领高强的高水平队伍，让“方法科学、程序严谨、数据准确、行为公正”的高质量标准实验室茁壮在党纪严明的土壤上。

2024年7月25日，海口中心首艘调查船“海洋地质二十六号”进行了首次“船装”结合海试。当天港口人头攒动，海面云气盘踞，调查船引擎轰鸣，在期盼目光中启程前往更远的海、更深的蓝。而随着“海洋地质二十六号”调查船列装下水，“三级跳”规划稳步推进，海口中心也即将跃入向海图强新阶段。在扬帆起航的当口，从来时的郁郁山林眺向前方的千岛万礁，漫漫长路，自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未来，实验室将会在海洋地质探测与检测领域扮演更大角色，在实战中检验转改以来的发展成果，不断推进高水平海洋特色实验室建设。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今天（17日）正式入列，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设计建造大洋钻探船的国家。据介绍，“梦想”号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超深水钻探科考船，是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的大型科学研究装置。

作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大国重器、支撑海洋强国建设的核心利器，建造大洋钻探船的构想从2008年就已经萌芽，2013年开始调研，2015年开始写立项建议书，2017年开始申请立项，2021年底启动连续建造，直至今天成功建成入列。十年磨一剑，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如何建成？

“梦想”号设计效果图（中国地质调查局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说起“梦想”号在设计建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瓶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梦想”号指挥部主要负责人周昶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周昶：这艘船，要把它建好，我们需要举全国之力，甚至是全球之力。它是拿困难堆积出来的，是泪水和汗水堆积出来的。

他说，这艘船的设计建造目标既承载着人类“打穿莫霍面、进入上地幔”的科学梦想，又承担着为国家勘探开发深海能源资源的重任，因此，它既是科考船、钻探船，又是地质调查船、油气开采船，是我国海洋科考船舶建造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船舶第七〇八研究所“梦想”号总设计师张海彬也深有体会，为配合大洋钻探的科学要求，“梦想”号进行了一系列创新设计。

张海彬：成功解决了大洋科学钻探、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海洋油气勘探以及深远海科学考察等多种功能同船融合设计的难题，完成了创新船型方案，新型连体双月池，DP3级蓄能闭环电网等多项国际首创设计，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洋钻探船，实现了综合性能的大幅提升和运营成本的有效控制。

航行中的“梦想”号（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供图）

2015年底，张海彬进入“梦想”号设计建造团队。彼时，面对这样的设计建造目标，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供参考。张海彬说，这让“梦想”号的设计建造过程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保大洋钻探、油气勘探、科研实验等各项功能集于一身，在恶劣海况仍能够安全平稳运行的前提下，又让“梦想”号具备优越的航行通过性和运营成本控制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张海彬：如何以“小吨位”实现“多功能”？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梦想”号在立项论证之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就提出了总吨的控制目标，吨位越大的话，船的体积就会越大，相应的，它的建造和运营成本都会上去。我们在整个研发过程中，应用了模块化的设计理念，采取了钻机主体固定、钻材堆场切换、营运设施共享的原则。这个船的吃水是9.2米，吃水的量级可以满足全球大部分航道的航行、码头的停泊。船的总高81.2米，比日本的“地球”号降低了将近40%，即使是在8米的轻载吃水下，都完全可以满足深中通道大桥的安全通行要求。

“梦想”号（中国地质调查局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除了遵循“小吨位、多功能、模块化”的设计建造理念，既然是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还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钻采系统。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孙珍介绍，这套系统完全可以实现对以往国际上大洋钻探船各项关键技术指标的超越，让人类距离实现“打穿莫霍面、进入上地幔”的科学梦想更进一步。

孙珍：我们研制了首台兼具油气勘探和岩心钻取功能的液压举升钻机，有4种作业模式和3种取心方式。首创了主动补偿和被动补偿于一体的液压举升技术，提升能力达到907吨。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打到莫霍面，就是海水4000米，然后再向下打6公里，再进入莫霍面一段距离，11000米的话，我们的钻杆就要有11000米，钻杆的自重大概有500吨，所以我们907吨的抓举能力完全可以支撑11000米钻进。隔水管作业可以用于油气的勘探开发，有助于海洋新能源的勘探开发。

海洋新能源，都有哪些呢？孙珍进一步解释，天然气水合物、天然氢气、无机甲烷等等，都是“梦想”号未来的勘探目标。

孙珍：全球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多，海底还有氢气资源，还有大量的无机甲烷资源，海底到处在冒着冷泉资源，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所原来认知的可能发现能源的领域。“梦想”号未来可以大展神威，大胆地去尝试开发这些新的资源，在我们原来不敢去和没有能力去的地方寻找油气资源。

“梦想”号的双月池设计（中国地质调查局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月池，是诸多大型科考船上的必备。它是船体内部贯穿各层甲板，与海水相通，直通船底的一个井道，钻探船上的钻杆可以由这个井道下放到海底，潜水员和水下机器人也可以从这里前往水下作业。张海彬介绍，科考船上往往都只有一个月池，但为了配合4种钻探作业模式，设计建造团队经过反复迭代优化，终于让双月池设计在“梦想”号上实现；同时，船上还搭载涵盖海洋科学、微生物、古地磁等在内的九大实验室，采用数字孪生等关键技术，可实现钻采作业全过程监测、科学实验智能协同。

张海彬：特别是对于无隔水管泥浆闭式循环钻探来说，需要有一个泥浆返回通道，主井口需要超过12米，我们在国际上首创了连体双月池的设计方案，尽可能降低由于月池的存在造成船舶阻力的增加，反复做了多次迭代优化，完全可以满足我们航速指标的要求，还有4种作业模式的兼顾。设计了全球海洋领域全学科的船载实验室，打造了面积最大、功能最全、流程最优的海上移动实验室，可以引领全球海洋科学多学科交叉研究。

“梦想”号设计建造团队（中国地质调查局宣传教育中心供图）

如此之多的全球领先、全球首创集于一身，让“梦想”号无愧于国之重器的称号。张海彬感慨，随着“梦想”号的设计建造同步成长的，不仅仅是包含他在内的全体设计建造团队，这一设计建造过程，也带动了我国船舶制造业向高端船舶及海工装备方向发展。

张海彬：2015年之前，我们国家设计建造这种深水钻探装备，基本是依赖国外设计公司。“梦想”号整个作业系统非常复杂，技术难度也非常大，对于国内自主研发设计力量的信任和培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船舶行业现在接单量在全世界已经遥遥领先，占70%；但高端海工装备这块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是不高的，特别是自主研发能力是落后的。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发展新质生产力，主要就是针对高端海工、船舶装备。通过“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的自主研发，构建了超深水钻探装备的设计建造技术体系，是我们国家发展蓝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代表性成果。

8月30日，为进一步深化党纪学习教育，规范党支部书记上党课程序，提升党支部书记上党课能力，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组织开展优秀党课示范示讲活动。昆明中心领导、各党支部书记、委员和党小组组长参加。

活动中，昆明中心党委副书记通报了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评选结果，共22篇党课教案参评，6篇党课获得优秀，其中一等奖1篇、二等奖2篇、三等奖3篇。4名党支部书记逐一对党课进行示范示讲。最后，昆明中心党委书记对党课展示活动进行点评，并围绕优秀党课示范示讲的目的和如何上好党课进行了交流，提出了下一步工作要求。

此次活动既是党课辅导示范课，又是党纪学习教育的再教育，同时搭建了一个争先创优的大舞台，为加强党务骨干队伍和“四强”党支部建设打下重要基础。下一步，昆明中心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规范上党课要求，严格落实组织生活制度，强化党员的学习教育和管理，不断提升党支部建设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