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质科学探索的广袤苍穹中，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沙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分析测试实验室，从荒芜中蹒跚起步，于磨砺中不断蜕变，在挑战与机遇交织、荆棘与繁花共生的时代浪潮中砥砺前行。长沙中心以“拓荒者”的姿态，在设备操作与数据跃动间，将“地质密码”逐一破译。长沙中心实验室的发展巨变，不仅见证着地质分析技术的迭代升级，更书写着分析测试人员以实验室为家、用青春和智慧助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动人篇章。

军魂淬志：逆境突围的浴火重生之路

时间回溯至2020年，长沙中心分析测试实验室自拉萨回迁至宁乡。彼时的它，恰似在汹涌波涛中失去罗盘的孤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高、精、尖仪器设备缺失，关键岗位技术骨干流失，连最基础的实验室资质都成了遥不可及的目标，发展之路举步维艰。曾经繁忙有序的工作场景不复存在，陈旧设备在角落蒙尘，仿佛无声地诉说着实验室的落寞与沧桑，科研人员于寂静中等待着转机。

刚从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交流来长沙中心担任分析测试实验室负责人的谭靖，面对困局，他目光如炬，并激励团队：“大家都是曾身披戎装的‘黄金兵’，军人的字典里从无‘退缩’二字。军魂不能遗忘，血性更不能丢。没有资质，我们可以通过努力获取；技术力量流失，可以广纳贤才培养；设备陈旧，可以积极筹措资源更新；业务停滞，可以奋力开拓新局。只要我们坚定信念，撸起袖子加油干，就没有攻克不了的‘娄山关’，也没有逾越不了的‘腊子口’。”在他的鼓舞引领下，团队成员重拾军人退伍不褪色、转改不转志的赤诚信念，于困境中破冰前行，在筚路蓝缕中开启一段凤凰涅槃、换羽新生的奋进征程。

破茧焕彩：跨越发展的卓越进阶之路

在长沙中心的领导下，团队积极作为，广泛走访业内多家兄弟单位，深入落实专家论证等系列务实举措，全面推动硬件设施与技术能力的迭代升级。短短数载间，实验室仿若破茧而出的彩蝶，轻盈挣脱往日的青涩与局促，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突破性成果。

为尽早形成分析检测能力，团队加快推进实验室改造升级。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精细优化水电供应系统，确保设备运行稳定流畅；精准配备温湿度控制系统，为仪器设备营造适宜的运行环境；科学规划实验场地，明确化学分析区、样品制备区、仪器操作区等功能分区，有效避免交叉污染，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同时，实验室大力引入高端先进设备，对老旧仪器进行维修与更新换代。目前，实验室已配备124台（套）化学分析测试与样品加工设备，为高质量检测工作提供坚实有力的硬件设施保障。

为加快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团队大力实施人才引进战略，通过岗位锻炼遴选、社会公开招聘与校园精准揽才等多措并举，吸纳7名优秀专业人才，为团队注入强劲动能。同时，团队构建起完备的“外培内训”人才体系，先后50余次选派技术骨干前往湖北省地质局、武汉地调中心、湖南省地质调查所等行业单位交流学习，通过联合开展科研项目、技术研讨、人员互访、业务讲座等形式，引进前沿技术与先进管理经验，健全完善实验室质量管理与内部培训体系，进一步拓宽工作视野。此外，团队定期选派技术骨干参加国内外行业高端会议与学术交流活动，实时洞悉行业前沿动态。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团队构建了科学合理、梯次分明的人才队伍体系，孕育出强大的科研生产力。

创新领航：匠心筑梦的科研腾飞之路

在科技创新的赛道上，实验室始终以“追光者”的姿态前行，团队始终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勇气攻克工作中的难点、堵点，积极探索解决方案，通过尝试与努力，将一串串“问题清单”变为“满意答卷”。

通过几年的接续奋斗，实验室在科技创新领域成果丰硕。通过优化实验流程、改进设备性能，实现检测效率大幅跃升，具备快速、精准完成大量实物工作量分析检测能力，有效提升生产效能。同时，团队积极开展锑矿石标准物质研制等科研项目，不断拓展科研边界、提升科研深度。在学术研究方面，团队获批专利20余项，涵盖实验设备优化、分析方法改进等多个关键领域，发表SCI、EI及中文核心论文10余篇，充分彰显了团队深厚的科研实力与学术水平。

夜幕降临，实验室灯火通明，依旧是加班忙碌的身影。这里的每一台设备都铭刻着科研人的匠心，每一组数据都凝聚着探索者的执着，每一项成果都闪耀着创新者的智慧。站在新的起点，团队将以“归零”的心态，重整行装再出发，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人才培养为根基，在地质科研的星辰大海中锚定航向、劈波斩浪，在淬火中锻造一双地质勘探的“火眼金睛”和资源开发的“智慧大脑”，为保障矿产资源勘查和地球化学调查工作提供有力支撑，擘画分析测试科研人转型发展的新画卷。

 “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１２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３２６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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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地质工作的新要求，促进水文地质学科的发展，10月25日至27日，“2024年全国水文地质学术年会暨守护生命之源：水循环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水环所”）、福建省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天津华勘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承办。

会上，来自国内外知名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的专家学者围绕水文地质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和重大需求，深入探讨水文地质科学的前沿方向和发展趋势，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水文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献言献策。

会议表示，水既是宝贵的资源，又是重要的地质营力和活跃灵敏的环境要素。山水林田湖草沙之所以是生命共同体，关键在水。只有水这个要素，集渗透性、流动性、溶解性和生命支撑于一体，通过蒸发蒸腾、降水浸润、吸附渗透和地表地下流动，将其他责任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滋养万物。地质工作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紧紧抓住水这个关键要素。

水环所在会上发言表示，在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和自然生态、水资源的破坏性使用及其管理不善，流域水循环、全球水文循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全球水资源供应不再可靠，水及其循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是全球的共同利益，是水资源（节约）、水热能（开发）、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修复）、水灾害（防治）乃至水文化等的重大战略科技问题。厦门新基地于近期启用，水环所将积极构建“厦门+正定”一所两翼科技创新基地新格局，坚持“四个面向”，坚持以水及其循环介质紧密相关的地球系统科学为主线，守正创新，夯实水文地质和环境地质科技创新之根，重塑水环所现代化科技创新体系，抢占水工环战略科技制高点。

交流会期间，香港大学教授焦赳赳、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蔡峰、厦门大学教授陈能汪、长安大学教授王文科、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贵玲等，分别围绕海岸带水文地质研究、海滩修复理论与实践、海陆界面氮循环与全球气候变化、旱区地下水与国家水网、中国地热资源成因模式等内容作大会报告。

10月26日，8个分会场报告同期举行。会议议题涵盖变化环境下的水循环与资源保护利用、地下水环境质量与生命健康、地下水—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与保护修复、水土资源平衡配置与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水—碳循环与全球环境演化、地热资源探测与绿色利用、特殊类型区水循环与生态地质环境问题、水工环技术方法与智能化服务体系应用等。

10月27日，与会代表一同走进筼筜湖，现场考察、实地感悟感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发展和完善，“厦门实践”带来的鹭岛蝶变。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会议为广大水工环地质工作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对于促进水工环科技进步、推动水工环地质理论和技术方法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各行业要充分发挥水工环地质在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灾害防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发挥自我优势和协同创新，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地学支撑。

全国水文地质2024年学术年会现场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西部地区战略性矿产靶区查证技术支撑项目组承担的西藏丁青地区岩心钻探工作圆满完成，历经44天，岩心钻探工作量达2117.53米。

项目位于西藏丁青地区，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丁青地区找矿靶区和区块优选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提供技术支撑。高海拔带来的低温、缺氧，给任务增添了前所未有的难度与挑战，工作区海拔4800米以上，地势陡峻，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常见风雨夹杂冰雹的天气。项目组团结一心，开拓进取，克服区域地层破碎、岩心易破碎、钻孔内压力过大、钻孔倾角大等难题，根据不同地层优化泥浆配比，采取降低回次进尺、降低转速等技术办法，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最终完成钻孔数量较设计阶段增加17个，超额完成钻探进尺任务。

此次任务是昆明中心首次在西藏高原高海拔岩区开展钻探工作，在高寒地域钻探方面实现零的突破，为打造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钻探队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昆明中心将精益求精，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提升钻探技术水平，砥砺奋进，吹响地质钻探的“先锋号”，为国家战略性矿产勘查和地质研究提供新质生产力！

以地质调查信息化技术创新带动地质调查工作模式转变，进一步建成全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的地质云环境、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一站式地质信息服务窗口和地质业务综合管理平台。

推进信息化建设和科技创新同为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的核心驱动力，是有效服务国家“六大需求”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地质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手段。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以积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地质调查工作的深度融合为着力点，发布《地质调查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重点明确了中国地质调查局2017年~2020年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要行动。

适应新形势 打响地质科技信息化战役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信息化迫切需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信息化正在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社会经济各行业、各领域深度融合，成为推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国家竞争优势重塑、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新动力和新途径。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地质调查工作模式，已成为未来地质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进一步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总体要求。

针对地质调查领域信息化建设，国土资源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建立对地观测信息化应用技术体系、加快地质调查业务管理信息化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智能地质调查与慧探矿新模式、加强我国深地深海探测信息化建设、强化地质资料数据的汇交管理与应用、加强档案信息化管理水平、构建全国地质信息协同服务体系、加强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数据库整合、建立地质灾害应急支撑平台、建立地下水管理服务平台、完善地质环境信息业务系统”等任务，为地质调查信息化“十三五”工作部署指明了方向。

“地质云”建设三步走 打造地质调查信息服务体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18年来，我国地质调查信息化建设得到长足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较大发展，国家地质数据库体系基本形成，地质调查数字采集能力持续提升，地质调查数据处理分析软件研制迈上台阶，地质调查业务管理系统有效运行，地质信息服务规模逐步扩大，地质调查信息化标准体系初具雏形。

当前地质调查工作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地质调查信息化还存在一些突出的短板，亟须“十三五”期间补齐。

一是地质调查数据共享及使用效率较低，存在“数据孤岛”和“数据鸿沟”。二是数字化采集与智能地质调查普及应用程度不够。三是大数据汇聚管理与挖掘应用能力不足。四是业务管理信息化程度低，工作效率不高。五是基础设施与网络安全保障尚显薄弱。

面对这些问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认真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国家“十三五”信息化规划和国土资源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以全面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十三五”重点工作和科技创新工作为目标，加大地质信息化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信息化技术与地质调查业务深度融合，具体落实，就是构建以“地质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支撑服务体系，消除数字鸿沟，推进地质调查信息共享开放，补齐信息服务短板。

第一步，2017年11月6日，地质云1.0版本上线运行。实现局直属各单位业务网及70个数据库互联互通，向社会提供不低于2000个地质信息产品；初步搭建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框架，60%数据库向社会提供服务；“一站式”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升级完善智能地质调查系统，并在基础地质和矿产地质调查领域示范应用；初步建成以“地质云”为核心的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制度标准体系和运行维护体系。

第二步，2018年，地质云2.0上线。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基本建成，80%数据库向社会提供服务。十大计划、60多个工程以及300多个项目建设的数据库全部实现互联互通，累计实现局直属各单位100个数据库互联互通，累积发布不低于3000个地质信息产品。辐射连入2~3个省级地质调查数据中心节点。优化云环境下综合业务管理系统集成与应用。研发并推广云环境下地质调查数据汇聚与管理系统。完成能源矿产综合评价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系统设计。完成云环境下智能地质环境调查系统并示范应用。开展地质调查涉密网建设。建成较完善的“地质云”网络安全保障体系。

第三步，2020年，地质云3.0上线。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建成，90%数据库向社会提供服务。整合、优化形成50~70个国家地质调查数据库体系，并建立更新维护机制。累积发布不低于5000个地质信息产品。辐射连入一批地方和行业地质调查机构、大学及研究机构，初步形成在国内全行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质云。研发“一站式”综合业务智能管理系统，完善地质调查数据汇聚与管理系统。建成云架构下地质调查工作新模式，智能地质调查系统在2~3个重点领域应用不低于500套，基本实现全流程数据汇聚更新与全过程数据信息化处理分析能力。初步完成能源矿产综合评价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系统研发及应用。建成地质调查涉密网，建成完善的地质调查网络安全保障和制度标准体系。建成2~3个地质信息化核心业务平台，培养一批优秀的信息化人才队伍。

以“地质云”建设为核心 实施七项主要任务

大力推行地质调查数字化采集工作体系。研制形成地质调查数字化采集标准体系，探索“三深”探测数据采集技术，推广应用地质调查智能化采集技术。

创新构建流程化地质调查数据汇聚及管理体系。建设分布式地质调查大数据中心，研发数据汇聚与管理系统并推广应用。

整合建设一站式地质调查业务管理及决策平台。整合形成一站式地质调查业务管理系统，整合研发能源矿产综合评价系统，整合研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决策支持系统持续扩大地质信息产品及服务规模。安全有序推进地质调查数据向社会开放，构建形成地质数据与地质信息产品体系，构建统一平台，提供泛在信息服务。

重点加强地质信息技术研发推广和标准体系建设。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信息技术装备及软件研发，修订完善地质调查信息化标准体系。

健全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及安全保障体系。统一管理地质调查信息化基础设施，健全网络安全保障制度和管控措施。

着力打造国际化地质信息化业务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国际一流地质调查信息化业务平台，建设一支业务过硬的地质调查信息化队伍。

明确了目标与任务，中国地质调查局遵循信息化发展规律，按有限目标、分轻重缓急，循序推进地质信息化工作。首先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地质大数据互联共享、地质调查全流程信息化能力建设、地质信息产品加工与社会化服务等摆在重要位置，实施“地质云”平台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地质调查系统重点领域推广、国家地质大数据中心建设、“一站式”业务管理与决策支持平台建设、地质信息产品加工与社会化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自主产权软件系统推广、制度与标准体系建设、地质调查信息化业务平台建设八大重要行动。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建设世界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的关键时期。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地质调查信息化技术创新带动地质调查工作模式转变，推进地质调查全流程野外数据、全要素业务管理数据信息化采集能力建设，推进全过程数据快速处理分析与适时汇聚共享能力建设，形成智能化野外地质调查工作新模式和信息化协同管理新模式，进一步建成全网络安全稳定运行的地质云环境、分布式地质大数据中心、一站式地质信息服务窗口和地质业务综合管理平台。全面支撑“三深一土”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战略、地质调查科技攻坚和地质调查科学管理，为服务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防灾减灾、海洋强国建设、军事国防建设，提供高效、快捷的数据信息保障，为社会公众提供全方位海量地质信息产品，助力服务一流、成果一流、科技一流、人才一流、装备一流、管理一流的新型地质调查局建设目标的实现。

“全力服务”做贡献，鲜花掌声送模范。

3月28日，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毫无悬念地被评为“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

“‘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是成都综合所在新形势下向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转型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所‘全力服务于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全力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成都综合所所长、党委书记胡泽松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项目组在乌蒙山扶贫开发区黔西北毕节威宁县哲觉镇一带新发现1处超大型、1处大型新类型沉积型稀土矿床。此次找矿取得的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我国稀土矿成矿规律研究领域和找矿空间，为我国打造又一个新的稀土勘查开发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动乌蒙山地区扶贫攻坚，以及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成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项目也是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能源资源基地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地质环境“三位一体”调查评价的一次新实践。

一系列成果的取得绝非偶然。对于成都综合所及其项目团队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艰巨的考验，更是一次利用传统优势技术支撑服务新型地质调查工作的严格检验……

强强联合 共克时艰

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覆盖国家重点扶贫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和六盘水市。该地区“三稀”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上二叠统宣威组底部，发现有大量富含稀土的粘土岩建造。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

事实上，毕节威宁-赫章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由来已久，但针对“三稀”矿产的调查研究并不多。解放前，丁文江、刘之远、黄懿、罗绳武等人对区内的地层及煤、汞等矿产资源层曾做过概略调研。而该地区系统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则始于1960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对这一地区开展过众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但是主要针对铜、铅锌、锰矿等。自1997年开始，地质工作者陆续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二叠系宣威组底部存在一套富稀土粘土岩，但稀土的赋存状态、成矿模式、成因类型、可利用性等问题均未查明，加之成矿规律不清，找矿迟迟未取得突破。近年来，贵州省地矿局、贵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瞄准“三稀”资源，对含稀土的磷块岩、铝土岩矿床、磷矿床伴生的“三稀”元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真正意义上深入推进该区域“三稀”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还要从成都综合所和贵州省地矿局的合作说起。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成都综合所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幸运地立项并取得重大突破，既与他们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平日的留心积累有很大关系。当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三位一体”调查评价体系、支撑服务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时，成都综合所就开始了筹划谋局，试图在这方面闯出一条新路。经过资料综合分析，他们了解到当地的稀土矿线索，并深入分析了难以开发利用的“症结”。

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明确要求，地方脱贫攻坚战的迫切需求，加上自身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技术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使成都综合所上下很快达成了共识，举全所之力，主攻贵州毕节地区稀土矿。

说干就干，时不我待。2017年1月10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开展了一次座谈。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即以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为平台，重点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调查、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等工作；通过大型能源资源基地综合调查，查明资源现状、资源潜力、矿石可利用性，摸清区域地质环境特征和承载力，共同建立资源基地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体系，为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服务。同年2月28日，成都综合所召开会议启动“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建设工作，明确了为贵州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基础服务的目标。紧接着，3月7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在成都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为引领，围绕“区调、矿调、环调”地质调查评价、能源资源经济性评价工作、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结合精准扶贫行动，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地质科技成果集成与转化。

随后，“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工作部署，成都综合所按照“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思路，特别成立了项目联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编制了“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整合双方资源、技术、业务优势，共同推进基地建设，以服务地方需求实现服务国家需求的目标，有效创新地质调查工作模式。在服务国家能源资源保障战略的同时，助推乌蒙山毕节地区脱贫攻坚。

科技创新 迎难而上

开弓没有回头箭。

正当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技术人员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威宁、赫章两县沉积型稀土矿尚处于勘查开发的起步阶段。根据沉积型稀土的赋存状态来看，矿体多出露于地表，开采地质条件较好。含矿层段在威宁及赫章地区分布广泛，资源潜力巨大。但是2018年以前，整个黔西北地区沉积型稀土矿的成矿规律、稀土赋存状态及可利用性均未查明，选冶工艺也未曾取得进展。一度有分析认为，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业内权威专家对此也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认为，在此地区根本找不到大矿；有人则认为，即便是侥幸找到了矿，也很难“拿”出来。

成都综合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层层传导，最后落到了项目组全体人员身上。个中滋味，也只有亲历过的人体会最深刻——

谈起该项目，项目团队成员惠博博士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工作至今啃得最难的一块骨头！为了有效富集回收该地区稀土资源，项目组成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其实，从1997年开始，黔西北沉积型稀土就不断受到关注，但是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矿石赋存状态研究及选冶工艺突破。“贵州沉积型稀土原矿中稀土氧化物(REO)含量最高时可达1.6%，平均约0.15%。但是，由于无独立的稀土矿物，采用常规的物理选矿方法无法实现稀土的富集回收。”惠博解释说。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惠博与项目组其他成员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准备。项目开展之初，他们主要采用常规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处理，但是许多问题都没有说透。

“这不是一类传统的矿石，在对这一类矿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拿出客观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它是否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惠博说，对于该项目的科研攻关，成都综合所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两次开动员会，要求技术人员每月向项目负责人、科技处负责人及所长汇报进展情况。

可是，纵使技术人员使尽浑身解数，倔强的石头依旧不为所动。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无数次试验都无功而返，研究进展依旧未能达到预期。难道真如前人所说“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此时，成都综合所内上下压力倍增。

专家组与科研人员研讨钻孔岩芯中稀土含矿层的垂向演化趋势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终于，大家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查，项目组确定了两个重点攻关方向：一是在工作手段上采取多学科联合的方式，即工艺矿物学、地质学、冶金学联合攻关。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常规手段没有得出结果的情况下，引入一些假设性的试验。

首先是工艺矿物学先行。惠博介绍说，这就如同我们在医院看病一般，需要先问诊（即取样），查明病因（即查明矿石成因）。在这个过程中，工艺矿物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选用了关于物质和结构分析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手段，例如化学分析里的荧光、XRD分析、电子探针等，并利用国际先进的矿物分析试验设备将矿石的基本性质从里到外、从粗到细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还与其他类型矿石进行类比分析。在以往的试验中，我们主要采用10倍、20倍的显微镜，但是在该矿石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甚至采用了近千倍的显微镜，以及做材料的技术手段，终于查清了矿石中各元素的赋存状态。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开始开展选矿研究，却无功而返。冶金技术随后及时跟进，开展了浸出试验，验证理论上的赋存形式。通过试验，对大家通过仪器观察的现象进行了定量化的佐证。综合比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整个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做得更深入、科研链条也更长，基本上做到了类似产品的级别。”惠博说。

而此次项目能够取得重要成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多学科联合攻关。这要归功于成都综合所的优势业务领域之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成都综合所拥有一支涵盖地质找矿、资源综合利用、综合评价等专业层次布局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成都综合所在一矿变多矿、贫矿变富矿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呆滞的、我们认为可能在技术上或者经济上不过关的资源，所里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也成为这次试验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泽松说。

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胡泽松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轻易否定研究对象，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储量大国，不但储量丰富，且还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及矿点分布合理等优势，全国稀土资源总量的98%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区，形成北、南、东、西的分布格局，并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但是，该项目发现的稀土类型完全不同于这两种状态，也区别于深海稀土，在标准上并没有可借鉴性。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项目组最终确定黔西北地区的稀土矿床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发生于二叠纪末的巨量岩浆活动是华南陆块演化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地质事件，导致了扬子克拉通西部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在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常伴随有区域岩石圈地壳的大规模抬升和地表岩石的去顶剥蚀。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主要岩性为玄武岩和层状-似层状火山碎屑岩，且构成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主体的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富含铁族、高场强元素和稀土元素。在晚二叠世温润潮湿的古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海侵、海退作用下，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便易于发生强烈的风化、蚀变和剥蚀作用，经进一步搬运、沉积、富集便形成了黔西北地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

同时，项目在开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绿色高效的“预处理-选择性浸出”冶金新工艺。试验结果表明，稀土元素浸出率高于85%，同时铝、铁、钛和硅等主要杂质浸出率均小于5%。此工艺流程短、选择性强，绿色高效，对推动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推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设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近8个月的科研攻关，沉睡的稀土宝藏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三大突破 意义深远

2019年3月28日，在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被评为该所“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对于贵州毕节-六盘水团队来说，这项荣誉实至名归。

首先，他们取得了沉积型稀土矿产的重大找矿突破。该团队在对稀土含矿层精细的岩相古地理、沉积微相和稀土沉积成矿要素研究基础上，锁定富稀土层的岩相类型，建立成矿模式，通过矿产检查，于毕节市威宁县麻乍镇新发现超大型稀土矿1处，于威宁县哲觉镇新发现大型稀土矿1处。

其次，攻克了新类型稀土矿产综合利用的技术瓶颈。通过系统工艺矿物学研究，首次查明了该稀土赋存于以高岭石（83%以上）为主的粘土岩中，无独立稀土矿物，成因类型属“沉积型”，工业类型为类质同象离子吸附型。该类型稀土的粒度极细，选冶难度极大，团队中青年优秀骨干进行了四阶段的选冶试验攻坚，最终创新性研发出针对此类型稀土矿的“预焙烧处理-选择性酸浸”工艺流程，使得该类型稀土的综合回收率超过85%，攻克了选冶难题。

第三，创新了能源资源基地技术经济评价及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通过对威宁重点工作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组结合已有资料的二次开发和整理，对威宁、赫章地区地表水、地下水、地壳稳定性、植被覆盖率、土壤环境、空气质量、石漠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总结，编制各类环境图件15张，提出了下一步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同时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以黔西北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岩溶地区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对接需求 精准扶贫

2018年12月1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一行来到贵州省毕节市。与以往不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前期形成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进行移交。

本次移交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是依托于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实施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形成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能源资源基地威宁-赫章地区勘查开发布局建议书（2018）》（以下简称《建议书》）1份，附图图册1套（包含相关附图31份）。《建议书》对毕节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接毕节市政府需求，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工作，成都综合所还表示，将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协助毕节市建立“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基地”，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两周后，毕节市政府发来信函，对于成都综合所移交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毕节开展的地质找矿工作高度认可。信函中写道：

“《建议书》对我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特别针对两县广泛分布、资源潜力巨大的沉积型稀土矿产进行了论述，提供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超大型稀土矿1处，大型稀土矿1处；研发的沉积型稀土综合利用技术原型，将浸出率从5%～20%提高到85%以上，为我市对该类型稀土矿产的采选及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建议书》及附图图册内容丰富，涵盖了我市威宁、赫章两县优势矿产资源潜力、综合利用潜力、地质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等方面，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对我市绿色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为我市打造‘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这封信函不仅是对项目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工作的鼓励与肯定。

精准脱贫不仅是地质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政治担当。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乌蒙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安排了项目，重点开展能源资源调查、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工环地质调查等工作。这些项目，均瞄准了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解决急需问题，有的发现了新的矿产地，有的查清了地质环境情况，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贵州乌蒙山片区是整个乌蒙山片区中的重点贫困片区，贫困面广量大，贫困程度深，脱贫形势十分严峻。“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提出，毕节威宁地区应从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基地向沉积型稀土、沉积型锂矿、铅锌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基地转变的发展新思路，对于有效服务地区绿色勘查开发、助力乌蒙山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尾 声

采访中，除了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严谨求真的钻研精神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记者询问惠博技术攻关后的心情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如释重负。回望项目整体开展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成果，但是团队成员却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第一时间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是不能草率下结论；二是研究工作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确，成功往往都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地质调查工作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像他们一样锲而不舍、严谨务实。

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有新定位，即“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相信，在新的征程中成都综合所人将飞得更高、行得更远！

“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按照《中共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关于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要求，2月8日上午，地调局天津地调中心党委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天津地调中心纪委2017年工作汇报，并对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和要求。

会议听取了天津地调中心纪委2017年的主要工作情况报告。报告指出，2017年纪委在局纪检组和党委的双重领导下，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国土资源系统和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局党组的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四个意识”，以“八问”责任传导和“六个强力推进”为总抓手，围绕天津地调中心重点工作，以问题为导向，协助党委层层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聚焦监督执纪问责主业，突出风险点排查与防控、问题落实整改、宣传警示教育等重点环节，扎实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贾伟光从七个方面对纪委一年来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具体汇报。

天津地调中心党委对纪委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过去一年来，天津地调中心纪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部党组和局党组以及天津市科委的总体部署要求，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完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强化风险点监督检查和综合审计工作，以项目和资金管理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敢于较真、碰硬，不推诿、不护短，积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达到了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目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成效，为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为天津地调中心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2018年，天津地调中心纪委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国土资源系统和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视频会议精神，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管党治党责任向基层传导，深化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要继续在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上下功夫，锲而不舍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天津地调中心全体纪委委员列席了会议。

纪委汇报工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