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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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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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加强党史国史教育，深化巩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成果，2019年9月6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党委办公室，组织在京党员和群众参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共同重温了“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峥嵘岁月。这次活动由资源所相关负责人带队，20余位党员与群众参加。 

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它的前身“北大红楼”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宣传的前沿阵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地所，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革命前辈都曾在此工作，留下光辉的印记。

通过参观学习，大家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通过一封封书信和一张张照片，深切感受到老一辈先进知识分子挥洒青春、激扬文字，积极求索真理和发展道路的拳拳爱国之心。在重温“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伟大精神的同时，大家坚定了继续发扬革命前辈优良传统的信念，纷纷表示要积极发挥党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立足岗位，脚踏实地，在地调科研工作中不断探索真理，努力实现找矿突破，支撑服务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在管理工作中不断创新服务，做好“放管服”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资源所党员和群众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合影

春风，细雨，嫩芽；阳光，绿草，花香。三月，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大地呈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三八妇女节也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来临。

古有花木兰，今有娘子军。在我国的各行各业中，女性的力量一直都不容小觑。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一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的巾帼女将。

莫向光阴惰寸功

面对超负荷的科研工作、大项目纷杂的日常管理和“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压力，仍坚持到野外一线调查、学习——这就是资源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矿产研究室王岩的日常工作。这份执着和付出也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专著《重要低品位、难选冶金属矿产可利用性评价》（2017年，43万字）、《中国典型矿床分布图》（1∶500万，2018年）及《中国钨矿成矿规律图》（1∶500万，2018年）等，参与的《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成果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连续多年获得资源所优秀个人、优秀党员荣誉称号。

王岩（左）与陈毓川院士一行在野外探勘

2011年入所工作以来，王岩先后在邢树文研究员、肖克炎研究员及王登红研究员的带领下，主持、参与多项中国地调局、科技部、基金委及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幸运的是，入职不久，她便作为项目办成员之一负责了“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的成果汇总及资料汇交工作。该项目是原国土资源部在矿产资源领域部署的重要国情国力调查工作，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成果资料的系统总结提升，其成果具有里程碑意义，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通过参与该项目，她积累了大项目管理经验，管理水平和业务能力均得到提升。

随着潜力评价工作的常态化，2012年“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工作在陈毓川院士及王登红研究员的带领下正式启动。此次编志是继1906年鲁迅和顾琅编制完成第一部《中国矿产志》百年来的一项重要的立典性工作，是矿床界的大事。该项目的顺利开展，得益于部、局、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老一辈科研工作者们的引路，更与各外协单位的积极配合密切相关。独木难成舟，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世纪大工程”，69个外协单位与资源所矿产志项目办拧成了一股绳。王岩作为矿产志项目办副主任，深感身上的责任之重。每个阶段该做什么、出什么样的成果，她都尽量做到考虑周全、未雨绸缪；会议的组织召开、资料的搜集整理汇交、与各研编组及专家们的沟通联系、与全国、各省级主管部门的协调等等，不一而足；对繁重的项目日常管理工作更是细致谨慎，尽全力协助陈毓川院士推进志书研编工作。

代晶晶在海拔5200米的西藏野外工作区

陈毓川院士及王登红主任带领的“三稀”大团队的一个传统就是老同志多、老前辈多。这些老前辈学识渊博且经验丰富，个个都是地质矿产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八十岁高龄”仍保持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野外中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使王岩深受感触、受益良多。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之下，她始终坚持超强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奉献精神，以一丝不苟、勤恳敬业的工作态度，践行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核心价值观。

道路千万条，奋斗第一条。为了做好一张图、处理好上万条数据，熬夜奋战是常有的事。但无论何时何地遇见王岩，她总是衣冠整洁，带给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她常说：“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认真把握好每一天就是成功了。”

逐梦科研勇争先

少年时，资源所同位素实验室博士陈蕾的理想是当一名科学家，酷爱旅行和大自然的她在大学选择专业时从事了地质学，2003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05年跟随李建威教授开展大学生业余科研立项，2007年荣获湖北省第六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二等奖和湖北省大学生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李建威教授的指导和鼓励下，她本科毕业后直接申请了硕博连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先后两次获得资助在美国地质调查局丹佛联邦中心开展合作研究，2012年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博士研究生期间，她参与了李建威教授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夏河-合作地区卡林-类卡林型金矿成因的矿物学、地球化学和年代学制约》，利用所学知识，发现此类金矿中硫化物普遍细小且环带发育，利用常规测试方法可能获得的是混合值，而利用离子探针的微区原位技术可以有效区分不同环带中硫化物的硫同位素，示踪硫源，而我国在这项研究中还是空白。

陈蕾在实验室工作

这段博士后生涯，在陈蕾的未来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2015年，她在国际期刊《Mineralium deposita》上发表了第一篇我国离子探针微区原位硫同位素分析技术的论文，并对西秦岭地区微细浸染型金矿不同期次的黄铁矿和不同环带的黄铁矿进行了测试，区分出它们的不同成因和硫的来源。微区原位硫同位素分析技术现已应用于大洋深钻和大陆深钻样品的测试上，在地质学5个分支领域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

2015年12月，陈蕾被分到资源所同位素室一线工作，成矿作用与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为她提供了平台，陆续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7项科研项目。工作中，她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利用微区原位分析技术会产生基体效应，研发出磁黄铁矿作为实验室内部微区原位硫同位素的一种工作标样。2016年引进新的飞秒激光剥蚀系统和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后，她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学习新的知识，野外采集样品不管是矿井还是露头都亲自跑，样品采回来自己制备，经常早出晚归泡在实验室，深夜修改论文，与毛景文院士反复探讨，向同位素室的前辈和同事们请教。目前，利用飞秒激光-高分辨等离子体质谱建立了多种矿物的微区原位U-Pb年龄测定方法，首次建立了我国矽卡岩中钙铁榴石的U-Pb测年方法并精确限定了山西义兴寨金矿床角砾岩筒的形成时间。该方法已在我国矽卡岩型铁、铜、金、钨等矿床中钙铁榴石U-Pb年龄测试工作中成功应用，并获得部分矿床中石榴石形成的精确年龄数据。

陈蕾还十分注重学术交流，多次开展国际合作并参加国内、国际会议。她在中国地质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上的“微区原位硫同位素分析方法在地质学领域应用的工作综述”获得优秀论文奖；2018年在国际地质微束分析会议Geoanalysis上对实验室建立的新方法作口头报告，得到国际同行较好的反响。

一路走来，陈蕾从未忘记最初的梦想，一直和自己比拼，坚持创新，不惧困难，为使自己成为更高水平的地质科技人才而努力奋斗，力争在地质科研的道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靓丽青春献藏区

提起资源所的硕士导师代晶晶，同事们总要称赞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一个优雅、知性、聪慧的女人，放弃了在青春葱茏的雅致里实现自己的梦想，选择了遥感地质这一专业，用细腻精致的本色、干练勤奋的职业素养，在10年工作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国家项目，将青春与汗水洒在了祖国的美好山河上。

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间，几乎每年代晶晶都要奔赴西藏开展野外工作。五月，北京槐花飘香、绿意盎然，正是一年风光最好的时刻，然而此刻的西藏，特别是高海拔地区，却还是春寒料峭，气候干燥、空气稀薄、环境严酷，令人望而生畏。在野外考察的路上，她常以馒头香肠果腹，甚至方便面都称得上是最美味的食物。海拔五千多米的矿区空气稀薄，稍有运动就会气喘吁吁，她凭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和求知的精神，克服困难，奔波于西藏各个研究区域。

2011年以来，在王登红研究员的指导下，代晶晶创新性地将遥感技术应用于三稀矿产资源调查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认识和新突破。如，运用高空间分辨率遥感技术监测稀土矿山的开采现状和矿山环境问题，更好地服务于矿政管理工作；多源遥感数据的应用高效地提供了一批伟晶岩型锂矿找矿线索，为地质找矿节省了人力物力；通过对稀土高光谱理论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光谱特征的稀土浓度定量评估模型，为稀土污染与流失及稀土水化学找矿提供了新思路。

作为一名硕士生导师，代晶晶常对自己学生说：“我非常热爱自己的研究领域。遥感地质就是遥感与地质的碰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门交叉科学有很多未知可以探索，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我们可以收获很多。”她经常教育学生要开阔视野，不要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要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在资源所工作10年期间，代晶晶每年都是几个项目的负责人，在如此大的压力之下，她努力克服家庭和身体压力等重重困难，出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项目，靠的就是对学科的喜爱与坚持。

（材料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党办（工会）提供）

金秋十月，李四光纪念馆与“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相聚在贵州六盘水市第十九中学，为师生们带去了“为了民族的繁荣——文化名人与文化自信”巡展及宣讲活动，让边远山区的学生们近距离地学习、感受中华名人的民族精神，提升爱国热情、增强文化自信。

在活动开幕仪式上，李四光纪念馆连同其他几家联盟单位分别与十九中签订了展览协议，授予十九中学为各馆的研学基地，并举行了授牌仪式，约定在展览及研学活动、教育教学、社会实践等诸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签约结束后，十九中学组织了学生征文及朗诵名家名言活动，各馆代表为十九中学赠书，并为获奖学生颁奖。

各馆代表还为师生们详细讲述了14位名人（宋庆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老舍、徐悲鸿、梅兰芳、李四光、詹天佑、梁启超、红线女）的生平事迹，激发了参观展览师生们的爱国热情，弘扬了文化名人的伟大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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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7年廉政文化周活动安排，5月10日上午，地调局武汉地调中心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参观《鲁迅精神与廉洁文化》等专题展馆。

活动共参观了四个展馆。其中，《鲁迅精神与廉洁文化》展馆以新的视角，对鲁迅的思想、精神和实践加以挖掘、梳理和研究，从中提炼出反腐倡廉的展览主题和史料。展览共分为三大板块：一是“人立而后凡事举”，着重反映鲁迅的立人总体思想，引导正路，揭示反腐重在治心；二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展示鲁迅对腐败的揭露、抨击，表达反腐的强烈意涵；三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展示鲁迅作为国家公务员和知名人士的清廉自律。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还参观了鄂军督府旧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史迹陈列等，再现了鄂军督府成立之初的情景以及武昌起义的经过。

通过参观展览，武汉地调中心党员干部职工领悟到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反腐态度，“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亲民情怀，因清廉为民而“血荐轩辕”的倾情奉献。鲁迅精神引人深思，对党员领导干部预防腐败、提高素养、一心为公、严守纪律等方面起到了启示、警示、昭示的教育作用，为加强中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本次参观活动是武汉地调中心廉政文化周系列活动之一。严格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和湖北省直机关纪工委的要求，认真开展廉政活动，旨在以文化活动为载体，大力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用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阵地，进一步增强其廉政风险防范意识，促使廉政文化建设常态化。

武汉地调中心领导以及党员干部职工47人参加了活动。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纪检组《关于开展2017年廉政文化活动周的通知》要求，地调局武汉地调中心结合实际，精心制定了实施方案，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宣教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是开展《准则》《条例》宣传教育活动。5月3日，将《准则》和《条例》的主要内容制作成专题展板，在办公楼一楼大厅展出，并将电子档上传中心工作QQ群，图文并茂，重点突出。同时，在一楼大厅LED显示屏上滚动播放廉政文化活动周主题，让广大干部职工感受到浓烈的廉政氛围。根据方案要求，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和政治生态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各支部组织了一次学习《准则》《条例》专题组织生活会。

二是组织开展廉政文化教育活动。5月10日，中心在汉干部职工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参观《鲁迅精神与廉洁文化》等专题展馆，用健康向上的廉政文化占领干部职工思想阵地。

三是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5月3日及11日，结合“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活动主题，组织党员干部观看了《警钟》、组织全所职工观看了《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两部警示教育片，以案说法，达到以警促廉的目的。通过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使干部职工从一件件具体案例中汲取深刻教训，自觉筑牢拒腐防变防线，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标本兼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四是组织参加省直机关第三届‘清风颂’廉政书画展。组织干部职工参加湖北省第三届“清风颂”廉政书画展活动，并精心选送4幅职工书画作品参展。

五是组织纪检干部专题学习教育。5月12日，武汉地调中心纪委组织纪检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摘要传达中共中央关于部分纪检干部违纪案件及其教训警示的通知及中央纪委、中央纪委驻部纪检组领导讲话精神等。以通报中的反面典型警示教育纪检干部，要加强学习，增强政治定力，提高履职能力，自觉接受监督，规范监督执纪，守住底线，不碰红线，当好表率，做敢于担当的纪检干部。

通过这些活动，广大干部职工在积极参与每个专题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到了廉政文化教育和警示教育。今后，武汉地调中心将持续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工作，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和职工廉政风险防范意识，促使廉政文化建设常态化。

《准则》《条例》宣传展版

观看警示教育片《不可触碰的纪律红线》

组织纪检干部专题学习

《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志书

中国矿产地质界献礼建党百年的力作、新中国第一部全面系统总结100多年来全国及各省（区、市）矿产全貌及重要成矿规律的重大成果——《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志书研编完成阶段性任务。截至目前，已成稿志书187部，包括全国性矿种志书27部、省级志书77部、成矿区带志书15部、专题志书9部、专题图件59套。首批50部志书已公开出版，预计最终将形成200余部志书。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李四光纪念馆结合“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疫情影响下，博物馆业更加关注宣传模式的创新和数字化的文化体验，李四光纪念馆充分发挥平台资源优势，探索在后疫情时代名人纪念馆的“恢复与重塑”，为承担新时代地质文化建设、服务区域教育发展提供内驱动力。

“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开幕

5月14日，“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文化活动暨“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启动仪式在郭沫若纪念馆举行。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由“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承办。李四光纪念馆作为联盟成员之一，参加了活动。

展览运用大量的实物及资料、照片，展现了宋庆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徐悲鸿、梅兰芳、李四光、红线女、詹天佑、李叔同、康有为、梁启超等14位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人生轨迹和杰出贡献，让观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感受这些近现代杰出人物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以及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优秀品格。通过专题展览让文化名人走进社会，走近大众，将文化名人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继续发扬光大。

此次联展包括两个展览：《追求与探索——文化名人的历史印记》图片展，计划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桐乡市茅盾纪念馆、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同步展出。之后在其他省市的博物馆、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巡回展出。

《传承文化名人之精神、点亮博物馆未来之光——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于5月15日至6月10日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出，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五地相继联展。

倾听藏品之声，献礼建党百年

5月18日，百集音频节目“藏品有话说”在新华网正式上线。该节目由北京市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北京博物馆学会联合新华网共同制作，讲述北京地区各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的爱党爱国藏品故事。

李四光纪念馆的藏品“小小公文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冲破重重阻挠，历经艰辛的“漫漫归国路”。通过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追寻红色足迹，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爱国、求实、创新、奉献的精神，激励鞭策公众以更加奋发向上的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该件藏品入选“藏品有话说”节目的“浊酒不销忧国泪”子栏目，并将于近期播出，届时可通过新华网客户端进行收听。

走进李四光纪念馆

5月14日，李四光纪念馆为期两周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为了丰富社会团体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宣传周期间还举办了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主题展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涌现的英雄楷模事迹，免费向公众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