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月12日河北地质大学举办的信息交流会上，该校古生物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季强教授介绍了其在海德堡人类型化石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科学发现：我国首次发现了似海德堡人古人类头颅化石。

化石发现地哈尔滨东江桥

经季强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研究员初步鉴定，此化石特征明显：眉骨宽厚，头盖骨长圆形，眼眶孔很大，吻部稍微前突，应为似海德堡人头颅化石，推测年龄为20万年至40万年或更早。据介绍，该化石于1933年由一名在哈尔滨市松花江修建桥梁的劳工发现并保存。今年5月，这名劳工的后代将化石捐赠给了河北地质大学，并作为固定资产永久收藏于该校的地球科学博物馆。

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人与猿的分异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后，人类最早起源于非洲；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人类的起源中心不止一个。在欧亚大陆发现的古人类大约有4大类：直立人、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和智人。西方学者认为，直立人是第一批走出非洲的人，然后再扩散到欧洲和亚洲。非洲出现的海德堡人距今约30万年-12.5万年；欧洲发现的海德堡人距今约60万年-20万年。亚洲先后也发现了一些具有与海德堡人特征相似的古人类化石，但由于化石保存不好，始终没有定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亚洲还没有发现过真正的海德堡人类型的化石。

本次发现的化石照片和海德堡人复原图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海德堡人是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共同祖先，在研究现代人起源问题上具有极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季强表示，在哈尔滨发现的似海德堡人头颅化石不仅是中国的首次发现，而且也是亚洲的首次发现，其不仅为研究现代人起源提供了新的化石证据，也为重新认识人类发展历史和演化模式开辟了新的途径。“现在，有必要对以往提出的多中心起源的观点与人类三次走出非洲的‘老根发新枝’的演化模式重新进行评价和思考。”

河北地质大学校长王凤鸣表示，作为新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院校之一，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一直是河北地质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学校很早就开展了该领域的研究并获得了重大的科学发现。“本次发布的这一突破性发现在古生物、古人类研究领域意义重大，能够为相关的科学研究提供有力的佐证和素材，也很可能刷新我们对人类起源和演进历史的已有认知。”

海德堡人在人类进化史上具有桥梁作用

据了解，下一步，季强、倪喜军等将组建科研团队对这一发现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包括寻找产出该古人类化石的原始地点和地层层位，开展地层学、地质年代学、沉积学、古地磁学、古生物学、古气候学、古地理学、古人类学、人类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中国工程院院士毛景文，以及来自河北省地矿局、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文物局的有关领导专家，河北地质大学师生代表等参加了交流会。

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题：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新华社记者周科、刘宏宇

2016年4月12日拍摄的深圳前海。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招才引智、设立诺奖实验室、发力中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系列举措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深圳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城市，但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了制约“巨人”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圳不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起点、技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这是2017年9月6日拍摄的深圳华强北赛格电子市场。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全球“寻人之旅” 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0T高场超导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所面积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以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成像技术之父——保罗·劳特伯命名成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字塔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球范围的“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海外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也来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得主科研机构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都是一个团队。深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尖端人才纷纷汇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雀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才1.6万在深圳工作。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流平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布局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市美国旧金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外创新中心、法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首批7家深圳市海外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心，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科创委政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深圳，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有越来越厚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果、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创新之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2017年7月13日，工作人员在位于深圳的中国国家基因库操作基因测序仪测序。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地虚席以待，这里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势，深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元，打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的计算能力提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础科学研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强有力支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新一轮科技周期需要大工程的支撑。”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深圳的基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2014年前后，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高潮。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2014年起正式招生，短短两年多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发展成在校人数达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上十亿元。目前，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期产出、效用，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点。”华大基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现0到1的突破就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平台才能真正诞生大科学。

在光启东莞生态园的研发基地，集广域互联网信息传输和光学监控于一体的“云端号”准备升空（2016年7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料技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其所属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科技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光启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所取得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技“两张皮”，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业的科研单位，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四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业与人才、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之间，“四不像”是重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世界首创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系统；首次合成纳米人工红细胞，开发肿瘤检测诊疗一体的可视化精准医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多功能神经假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材料爬行机器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杨建华认为，产生“聚变效应”的原因在于，作为新型科研机构，产学研资“四位一体”创新机制和集聚一流人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16.7亿元，增长15.1%，占GDP比重4.16%；新增各级各类创新载体51家，累计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11230家，占全国总数的8.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动能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突破的起点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说。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2020年12月29日上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中国卓越论文产出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研究所2019年国内发表论文被引3430次，位于研究机构中的第7位，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第1位。这说明资源所发表的国内论文报道了最新的科学发现和研究动向，是科学研究前沿的风向标，该所科研产出正在向高质量转型。

此外，资源所毛景文院士的《关键矿产-国际动向与思考》和宋扬研究员的《西藏班公湖—怒江成矿带研究进展及一些新认识》文章入选2019年度F5000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顶尖学术论文。目前，该所已有24篇论文入选，其中2014年2篇，2015年2篇，2016年1篇，2018年7篇，2019年10篇，2020年2篇。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杨志明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快递。包裹分量很轻，里面只有一个获奖证书——2020国际经济地质学会区域副主席讲席奖。奖项含金量很重，它来自国际矿床领域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国际经济地质学会。

这让他很开心。“获奖并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我国矿床学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进入了国际同行视野。”

从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习、工作至今，杨志明一直潜心于青藏高原斑岩铜矿成矿规律及成矿机制研究。他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的带领下，与团队成员一起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并于201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志明

理论探索实现从0到1的突破

铜被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重要领域，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大宗金属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

斑岩铜矿是最主要的铜矿类型，提供了全球近3/4的铜。国际矿床学界历经数十年研究，建立起了一套经典的成矿理论，认为斑岩铜矿主要产于岩浆弧环境，形成与大洋俯冲有关。因此斑岩铜矿的分布被认定主要在环太平洋带上，特别是在东太平洋带大陆边缘的智利等国。但在21世纪初，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多处斑岩铜矿，形成时已无活动的大洋俯冲，其成因无法用经典的成矿理论解释。

西藏铜矿的铜从哪里来？怎么形成的？特征是什么？要回答这3个问题，就要进入一个理论的“无人区”，挖掘出新的“宝藏”。

自2005年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起，杨志明几乎每年都要去西藏出野外，尤其是冈底斯带，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跑野外、看露头、采样品，回到办公室做实验、分析数据、看文献、写文章……这样的工作模式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现在。最终，在导师侯增谦的带领下，他和团队一起，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该成果拓宽了全球找铜的区域，为斑岩铜矿的勘查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加深了对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理解和认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被称为“国家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奖励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2019年，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其中，杨志明是第二主要完成人。

开展矿床学的应用基础研究，既可以利用创新理论拓展科学认知，又能与应用紧密结合，创造经济价值。这套成矿理论模式推动了青藏高原多处大型铜矿的勘查发现，包括驱龙铜矿等大型铜矿资源。

十多年，杨志明从地科院的一名学生成长为二级研究员。但是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丝毫减弱他对地质科研的热情。最近几年，他带领自己的研究小组，连续在多个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受到了国际关注。

板凳甘坐十年冷

攻读博士期间，杨志明遇到了人生中最灰心沮丧的时刻。

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他感受到了与国外矿床学研究的巨大差距。“我们国家的矿床学起步晚，成矿理论研究落后国外很多。就好比人家已经建立了高楼大厦了，我们还是在打地基的阶段。”

第一次，他因为研究地质的巨大落差和压力而差点崩溃。但也正是地质，令他以更宽广的胸怀去吸收了这种压力，转化为科研的动力。

“聊人生侃历史，不过是以百、千年计数，而地质学动辄几百万年，地球演化更是有46亿年历史。实验室分析样品，最小可以到微米级，而讨论成矿规律则是在一个区域甚至是全球范围，又将空间拉升到108米。这种时空上大尺度的来回跨越，会在潜移默化中拓宽认知。所以地质人看待事物的变化、规律，都会放到更长的时间、更宽的空间中来衡量。”身为北京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杨志明上课会对学生说，学地质能令人豁达、心胸宽广。

近20年的科研生涯，杨志明觉得自己的人生观都因地质而改变，这也是他坚持矿床学研究而毫不动摇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已融入其中、乐在其中。

随着科研取得创新成果，荣誉也纷至沓来。2018年，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成为自然资源部系统最年轻的“杰青”。同年，他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

而这一切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曲折。要知道，挑战西方奉之为圭臬的经典成矿理论，并让中国人研究出的理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何其艰难。2007年，杨志明团队投了一篇关于碰撞型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文章到国际权威杂志，对方却以“不相信”的理由拒绝了。直到6年后，他们的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现在理论已经成型，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补充，而且随着研究进展和思考的深入，又会出现新的想法，需要回头检查原来没有注意的地方。”杨志明表示，当下自己在做斑岩铜矿的同时，也会适当拓展对关键矿产的研究。青藏高原他还会继续跑下去，科研的“冷板凳”还会继续坐下去。

专注矿床学研究不动摇

科研的道路是漫长的，必须孜孜不倦、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志明却从未觉得辛苦，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月，他每天10多个小时泡在地下室整理样品，看石头，只是为了梳理清楚一个矿床中矿脉的切穿关系。“如果想要成才，出成果，就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或方向，坚持下去，10年、20年，最后肯定能成为专家。”

在杨志明眼里，一辈子能够把一种矿床类型研究明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所里很多专家都是在某一个领域研究了大半辈子甚至一生，才小有所成。如果别人都是花一生做一件事，那我只用10年，怎么比拼得过呢？”

于超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专业的学生，未毕业的时候听社团学长提起了杨志明，便慕名报考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在他眼里，杨老师十分严格。野外跑了一天，晚上还要求他们整理资料或者读文献。但令于超佩服的是，导师同样以身作则，回到单位，杨志明必须将样品切割、打磨、抛光，然后扫描后存档，他办公室里十多筐样品全是如此，一个外行直接拿起来就能看到闪烁的金属铜。

如果为了某个事业付出了一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吗？杨志明的回答就如同他的名字。“选择矿床学，选择做斑岩铜矿，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从没考虑过获不获奖，也从无后悔两个字。”正是这种“无悔”的信念感，令他能够潜心近20年专攻一件事。

2019年11月17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普办公室（地学文献中心）、地质力学研究所承办的“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第十一期）”暨中科馆大讲堂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行,李四光外孙女邹宗平女士作了题为 “李四光的求学之路”主题讲座。北京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等近4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李四光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地质科学奠基人之一，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和开拓者。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称赞“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他把一生奉献给了科学和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取得了诸多重大科学发现。本期讲座，邹宗平女士向大家讲述了李四光“上下求索、不懈奋斗”的求学历程，展示了李四光“努力向学，蔚为国用”的成长足迹。李四光作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 他不仅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科学遗产，而且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并发扬光大。

此次活动是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科学技术普及规划（2017-2020）》的重要措施，是社会深度认识和全面了解地质调查工作的新窗口，在传播地质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针对地质调查重大突破性成果及地质文化精神，定期组织权威专家面向社会公众举办科学普及讲座，打造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

7月6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主办，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普办公室（地学文献中心）、地质研究所承办的“李四光地质科普讲坛（第九期）”暨中科馆大讲堂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举行,地质所万渝生研究员作了题为 “地球的童年”主题讲座。北京市中小学生和家长等近5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万渝生研究员从地球的实际年龄讲起，介绍了人类探索地球年龄的曲折故事和地球童年的成长历史，从基督教“旧约圣经年表”到“锆石U-Pb同位素年代学研究”，用科学家探索地球年龄的科研故事讲述了地球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地球上的大陆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它们又经历了怎样的沧海桑田？倡导中小学生们关注地球科学、保持科学兴趣、重视科学发现，呼吁青少年增强本领、掌握技术、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此次活动针对公众对地球演化的兴趣，结合了万渝生团队 “中国最古老大陆的时代和演化”项目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契机，是落实《中国地质调查局科学技术普及规划（2017-2020）》的重要措施。活动在传播基础地质知识方面发挥了科普传播示范作用，扩大了中国地质调查局重大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十二五”时期，国土资源系统广大科研工作者始终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紧紧围绕国土资源事业发展，积极承担国家重大、重点科研任务，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推动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工作在国家科研活动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他们常年奋战在青藏高原、茫茫大海、田间地头、戈壁荒漠，把国土资源科技创新成果写在了祖国大地上。

土地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应用卫星遥感技术实施了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和全国土地变更调查监测与核查工程，开发了“天、空、地”一体化土地调查监测车载系统，拓展了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技术，创新了“多规合一”编制方法。围绕耕地保护与节约集约用地开展科技攻关，北京土地管理公共服务、黑龙江商品粮基地建设、皖江承接产业转移用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用地、重庆内陆开发区用地、海南土地生态文明建设等研究取得重要成果。加快发展土地综合整治工程技术，研发土地整治新技术和新装备，实施土地综合整治示范工程，并在山东滨海盐碱地暗管改碱排盐、江苏徐州矿区土地生态修复、陕西南泥湾拦蓄排结合治沟造地、云南低丘缓坡地生态开发、广东“三旧”改造等关键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拓展了资源利用空间。持续推进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国土空间优化开发技术研究，有效支撑了土地管理制度和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实施。

地质勘查技术实现突破。青藏高原地质和成矿理论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新发现驱龙、甲玛等7个超大型和冲江、朱诺等25个大型矿床，确定了重要巨型金属成矿带。建立勘查区“三位一体”找矿预测理论与方法体系，在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整装勘查区、老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富铁矿成矿新理论和铜矿成矿规律新格架，形成富铁矿和铜矿成矿新认识。“煤铀兼探”技术方法在大营铀矿得到成功实践，初步建立起北方陆相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基础地质和勘查理论研究，南海陆坡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实现重大突破。中国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建立罗布泊钾盐聚集模型，提出滇西南成钾时代新认识。页岩气勘查加快推进，形成涪陵、长宁、威远、昭通4个页岩气田，安页1井通过理论创新、技术攻关，在南方复杂构造区海相古生界等新区、新层系的常规油气和页岩油气勘查取得突破。深部勘查与探测技术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制航空地球物理勘查系统和2000米地质岩芯钻探关键技术装备并投入找矿一线。自主研制的4500米级深海作业系统投入大洋资源调查应用。相继实施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WFSD）、中国白垩纪大陆科学钻探项目，带动了深部探测相关学科和技术的发展。成功实施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形成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尺度、不同精度深部地质问题探测技术方法体系。自主研发了多套深部探测仪器设备，首台万米科学钻机已在松辽盆地科学钻探中应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成煤炭、铁、铝土矿等25个矿种资源潜力预测和评价，开展石油、天然气、煤炭、煤层气、铁、锰、铬、铜等28个矿种(类)资源调查、核查和综合研究，建成全国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和动态监督管理支持系统。实施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全面掌握了我国油气资源潜力最新变化。

地质环境保护成效明显。农业地质、地热资源、城市地质环境等调查评价成果有力支撑了土地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保护，脆弱岩溶生态系统研究、深部咸水层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技术研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技术储备，现代地下水勘查技术体系基本建立，对大型平原盆地地下水循环机制、生态效应和科学调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地下找水为870万缺水群众解决了饮用水源。汶川地震灾区、舟曲特大型泥石流区和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建立了重大滑坡灾害减灾防灾技术体系。地裂缝监测和减灾关键技术研究取得原创性成果。地面沉降防治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带动了全国地面沉降监测站网建设和防控模式创新。开发了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信息系统，建成全国矿山地质环境数据库。研制了矿山地质环境相关技术标准，为我国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和综合治理区划提供了重要支撑。

遥感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国土资源卫星遥感数据应用体系初步建立，资源一号02C卫星成功发射，国土资源部门成为高分一号、二号和三号卫星牵头主用户，加上资源三号01星、02星和海洋二号A星，已有7颗国产卫星稳定运行，获取的遥感数据在土地利用动态监测和变更调查、矿山开发现状监测、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调查监测、境外矿产资源调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信息技术应用有力支撑了国土资源调查与监管，建立覆盖全国、贯穿四级国土资源管理全过程的数据采集监测体系，实现业务空间信息数据实时网络化采集。研发面向海量、多源、多比例尺、异构数据集中管理和网络共享服务的高性能数据管理平台，建立集发现、预警、处置功能于一体的业务数据分析应用体系，国土资源从指标管理向空间监管推进。形成以制度为保障、以3S技术为支撑的国土资源监管新模式，基本建成以国土资源“一张图”和三大平台为主体的信息化框架体系，保障了网上办公、审批、监管、服务和交易。构建以“一库”“两网”“三系统”为主要内容的在线土地督察系统，实现例行督察、审核督察、专项督察等工作的流程化和自动化。

国际科技合作更加活跃。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取得丰硕成果，牵头或参与了国际地球科学计划（IGCP）合作项目133项，中、美、德、加、日联合主持的青藏高原深剖面项目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参与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组织实施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探等项目，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的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1∶500万亚洲地质图编制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亚洲地下水系列图编制工作圆满完成。“走出去”成果显著，搭建了全球地质矿产研究信息服务平台，完成全球200多个国家卫星遥感地质矿产解译，编制了80多个国家或地区矿业投资指南，为320多家企业、地勘单位及研究机构提供了信息技术服务。国际组织地位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先后有50余名专家担任国际组织职务，积极推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和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落户中国，助力我国从地质大国迈向地质强国。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基础研究取得突破，极地与探月研究不断深入，开展了南极普利兹湾—北查尔斯王子山基础地质研究，编制了第一幅南极板块高精度三维地壳和岩石圈结构图。开展了冰下地质研究，提出了东南极冰下山脉是泛非期碰撞缝合带的新认识。开辟探月研究新领域，开展了月球陨石定年研究，自主开发和研究了月球微型钻机。开展了月球重力场研究，建立了高精度月表元素、矿物分布特征，编制了首幅1∶250万月球地质图(虹湾幅)。古生物学系列重大成果丰富了地球生命起源和早期演化理论，先后在《自然》和《科学》杂志发表论文14篇，处于国际前列。地层学研究成果共获得9个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占目前全球的1/7。获得国家科技奖1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9项，自然科学奖2项，国际科技合作奖3项，“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一等奖59项，二等奖283项，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科技成果推广与科学普及成效显著。建立了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共享平台，推荐土地、地质矿产、水工环、地质灾害防治科技成果777项，有力地促进了国土资源科技成果共享转化。开展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应用，共发布了四批210项先进适用技术。完成了22个重要矿产“三率”调查评价，制定和发布了27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突破了低渗透油、页岩气、钒钛磁铁矿、固体钾盐和低品位胶磷矿等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建设了138个科普基地，世界地球日纪念活动扩展为主题宣传活动周，社会影响力更大，举办重大科普活动2000多场，受众1000多万人次，《中国矿物及产地》、《海洋地学科普丛书》等获全国优秀科普作品，科普工作提升了国土资源社会认知度。

标准化成果支撑了国土资源依法行政和监管。发布实施了《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农用地定级规程》、《农用地估价规程》、《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和《页岩气资源储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范》等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依法行政、公共服务和国土资源调查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有效支撑。

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进展。1个团队入选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4人入选“国家杰青”。国土资源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工程顺利实施，52人成为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49人成为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37个团队成为部科技创新团队。

——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 姜建军

侯增谦：创新理论支撑实现找矿突破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野外

侯增谦，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是我国地球科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之一，有国际影响力的矿床地质学家。20多年来，他积极投身科技体制改革，带领研究所快速发展。作为首席科学家，他领导国际科学计划IGCP-600项目1项，主持完成国家973项目2项，完成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重点基金、杰青基金项目等多项。在大陆成矿理论、区域成矿规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的系统成果。

他组织实施了青藏高原综合研究，揭示了大陆碰撞过程与主要成矿系统内在关联，科学证明大陆碰撞可以成大矿，创新提出了大陆碰撞成矿理论框架，阐释了大陆碰撞如何成矿的理论问题，被国际同行专家认为“将传统观点认识提升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一项令人钦佩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成就”，为国际成矿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基于上述理论框架，他创新采用Hf同位素填图新技术，系统揭示了青藏高原碰撞带岩石圈三维架构，在国际上率先阐明地壳组构和深部过程对成矿系统的控制机制；系统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盐穹控制铅锌矿和碳酸岩型稀土矿三类重要矿床的成矿新模型，丰富和发展了成矿理论。应用上述理论认识，他深入揭示了青藏高原及三江地区的成矿规律，研发了矿床勘查模型和定位预测方法，预测了4条潜在的成矿带，为西南三江和青藏高原矿产勘查工程提供了重要的部署依据，为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上述理论和勘查应用成果，被科技部列为973计划的重大成果。其核心成果获得2011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相关成果获得2005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侯增谦还主编国际英文专著4部，出版中文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142篇。2009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和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侯增谦始终坚持将人才队伍建设作为研究所发展的重中之重，充分调动中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新激情，使地质所各层次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目前地质所共有 7位中科院院士、5位“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位“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个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人才队伍竞争力和创新实力在国内地学机构和国土资源部系统均处于先进行列。

熊盛青：追寻蓝天上的“中国梦” 

熊盛青（右二）与中外专家研究航空物探仪器问题

熊盛青，现任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国土资源部航空地球物理与遥感地质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长期扎根第一线，从事航空地球物理遥感技术及应用研究与勘查实践工作，是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主持完成国家专项、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和国家地质矿产调查评价项目等20多项，取得丰硕成果。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奖13项，并出版专著 16部，发表论文100多篇，行业技术标准1项，获得国家专利6项。

作为首席专家，他主持完成两期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与垄断，自主研制出系列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系统，填补我国航空重力、时间域航空电磁、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技术和装备等多项国内空白，解决了一批制约我国地质找矿突破的重大装备问题，促进了我国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和装备的国产化，使我国跻身于世界航空地球物理强国。

熊盛青主持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新技术、新方法研究，并实现大规模应用。开发出高分辨率航空物探技术，成功应用于大冶铁矿的深部直接找矿，为深部探测及开辟 “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技术支撑。他开创了我国航空重力勘查和航空物探遥感综合勘查方法与技术，及其在地质矿产勘查中的应用新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勘查技术体系，为油气和矿产资源高效勘查提供了新手段。同时，研发出先进实用的中高山区高精度航磁方法技术，有力支撑了“难进入”地区矿产资源快速勘查评价，引导能源和矿产勘查新发现，促进了我国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他主持实现了我国陆域和管辖海域高精度航磁基本覆盖，为能源、矿产勘查和地学研究提供了最为详实的地球物理资料，显著提高了我国地球物理调查工作程度，取得重大地质找矿和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他编制出版了全国航磁—地质构造—矿产预测系列图，基本摸清全国铁矿资源潜力和沉积盆地与坳陷分布，深化了全国大地构造研究。

熊盛青长期担任单位总工程师，组建了一支创新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的勘探科研团队，已成为单位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培养博士后5人、博士生19人。他领衔的团队于2012年入选首批国家重点领域科技创新团队，2015年被评为国土资源部科技先进集体。

熊盛青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严谨、勇于创新、为人正派、团结协作、甘于奉献，为推进我国航空物探与国土资源遥感技术发展和工程化应用作出重要贡献。荣获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万人计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等荣誉。

付修根：掀起羌塘盆地神秘面纱

付修根在羌塘盆地进行野外调查

2005年，付修根进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开始从事藏北羌塘盆地油气资源的调查与评价工作，他在最艰苦的无人区一干就是十余年。这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被人们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但艰苦的条件阻挡不了付修根对祖国地质事业的热爱，他用坚韧的步伐丈量着羌塘盆地的每一寸土地，为祖国寻找未知的宝藏。

近年来，他先后主持项目24项，在国内外刊物上公开发表专业论文132篇。在羌塘盆地油气资源战略调查项目中，他针对复杂的地表地质条件，从岩性、冻土、地形、地质条件等多个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系统地提出了二维地震最优化的采集思路，羌塘盆地二维地震勘探方法技术取得重大突破，首次清晰地识别出了地腹构造，找到了高复杂地表地质条件下的高原地震勘探技术，解决了羌塘盆地油气勘探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了该地区长达20余年未解决的地震攻关问题。通过地震解译，在羌塘盆地探获了多个大型圈闭构造，为羌塘盆地的油气勘探提供了最重要的靶区，大大推动青藏高原油气勘探的理论和方法进步。

付修根在负责的羌塘油页岩勘探项目中，较早系统地论证了我国海相油页岩成矿的沉积古环境特征，提出了羌塘盆地海相油页岩的沉积模型。以此理论模型为指导，他带领的团队新调查发现了西藏长梁山油页岩、胜利河北油页岩和长蛇山油页岩，并证实为目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海相油页岩矿床。他揭示的海相油页岩横向受岩相古地理控制的规律，以及纵向受古生产力影响的规律，填补了我国在该方面研究的空白，推动了我国油页岩勘探和理论的进步。

付修根所在的羌塘油气团队先后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国土资源部“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并获得多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二等奖。

曾令森：揭示地壳深熔的奥秘 

曾令森在喜马拉雅山野外

曾令森，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副主任，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地壳深熔作用和造山带深部过程的研究，《Science Bulletin》编委和《岩石矿物学杂志》常务副主编。2014年获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曾入选万人特支计划、 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推进计划和国土资源部百人计划，曾获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先进个人、国土资源部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等荣誉称号。

曾令森立足国际地球科学前沿，以地壳深熔作用为方向，以喜马拉雅造山带和苏鲁超高压带等为野外基地，开展大陆动力学核心问题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的研究，连续获得国家自然基金、国家科技基础平台、国家地质调查专项等资助，开展地壳深熔作用及其构造动力学效应和大陆物质深俯冲与超高压变质等方面的研究。他揭示了地壳深熔作用产生的熔体具有明显的Nd同位素不平衡和较弱Sr同位素的不平衡；提出了符合地质事实、较为简洁的控制部分熔融反应类型和副矿物地球化学行为新理论模型；发现并厘定了喜马拉雅造山带始新世和早渐新世构造岩浆事件，填补了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构造岩浆作用的空白，为理解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早期构造演化过程中深部地壳的物理和化学响应，提供了重要的观测结果。同时，首次厘定了我国境内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始新世高级变质作用的时限和性质，在榴辉岩中发现了多种类型的长英质多晶包裹体和钾长石超高压相—钾质钡铝沸石，为深俯冲大陆物质部分熔融的产物，并厘定了部分熔融的时限和条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他已发表成果110多篇，第一作者40多篇。其中EPSL论文被评为2010年以来高引25篇论文之一，部分成果被最新的国外教科书引用，并多次应国内外学术会议或研究机构邀请作报告。

上述成果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早期的重要构造岩浆事件、苏鲁超高压岩石部分熔融的事件和地壳深熔作用的强烈构造物理学效应, 激发了国内外同行的跟进实验和野外实测研究，有助于深化理解，并重构大型碰撞造山带的构造演化模型。

刘福来：探索变质地质学前沿课题 

刘福来在华北克拉通野外现场

刘福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长期致力于“变质地质学”、“前寒武纪地质学”和“造山带形成演化”的科学探索。重点开展华北克拉通高压麻粒岩和孔兹岩系成因及形成的构造背景、麻粒岩相变质作用与深熔作用成因关系高温高压实验，中国高压—超高压变质带的变质演化、年代格架及其形成的构造背景、中国不同类型造山带成因与变质演化等国际前沿课题的研究。

他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重大变质事件群及年代格架，对全球哥伦比亚超大陆的复原作出重要贡献。连续发现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存在带状分布高压基性麻粒岩和高压泥质麻粒岩，限定变质演化P-T-t轨迹；进一步确定华北克拉通三条古元古代构造带为典型的陆—陆碰撞造山带；进一步准确厘定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构造带巨量孔兹岩系延伸分布规律，发现多种成因类型的孔兹岩系，确定其成因机制及变质演化P-T-t轨迹，引领国际前沿。他在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中的创新成果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发现大别—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巨量陆壳物质深俯冲—超高压变质的确凿证据，引领国际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率先以全新的研究手段，限定超高压变质带中强退变质岩石不同阶段的P-T条件，促进变质作用理论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发展；以全新的综合研究手段准确限定大别 —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不同演化阶段的年代时限，建立强退变质岩石连续而完整的变质演化P-T-t轨迹及年代格架，引领年代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以天然块状岩石为实验样品，通过系统的高温高压实验，发现孔兹岩系在麻粒岩相变质作用过程中，不仅存在固相 + 固相之间的反应，而且存在固相与熔体之间的反应，深化了矿物相转变过程的成因机理，揭示变质演化与深熔作用之间的成因关系，促进变质反应理论的发展。

作为项目负责人，他承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地质大调查项目等20余项。在国内外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其中在 SCI数据库中被收录130余篇，SCI总引用次数达到3600余次，2014年~2015年连续两年入围爱思唯尔公布的SCI高引用率的中国学者榜单。 2016年入选美国地质学会会士；2013年入选欧洲地球化学学会会士，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何高文：在深海大洋烙下“中国印”

何高文在海上现场

何高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要从事深海矿产资源调查与评价研究工作。他16次参加中国大洋科学考察，7次担任首席科学家，5次担任航次临时党委书记，带领科考团队为我国大洋事业作出突出贡献，为海洋强国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13年，我国在西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获得第一块具有专属勘探权的富钴结壳矿区。他作为此项工作的亲历者和矿区申请书的主要编写人，参与了一系列历史性工作，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组织团队研究提出的矿区申请方案，为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权益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以研究成果为依托，中国大洋协会代表我国政府，在富钴结壳勘探规章通过后的第一时间，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提出了我国的矿区申请，并获得批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时拥有三种资源（结核、硫化物、结壳）三块矿区的国家。

作为第一作者，他集中团队优势，建立了富钴结壳矿址的面积模型，提出了我国关于矿区申请面积的主张，获得国际认可。

作为第一完成人，他牵头主持的“太平洋富钴结壳资源评价与我国矿区申请方案研究”项目，被评为2015年度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特等奖。

作为航次首席科学家，他组织完成了“蛟龙”号7000米试验区选址调查，持续组织开展深海稀土资源调查等工作，为拓展我国资源储备积极工作。

何高文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被评为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十佳最美地质队员”。

何高文负责的“深海矿产资源团队”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科技创新团队培养计划。近年来，团队成员主持的科研项目近20项，参加的课题数十项，发表论文数十篇。团队连续5年出色完成大洋科考任务，为履行中国大洋协会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的勘探合同提供重要保障。

唐菊兴：奋战青藏高原探获金属矿藏 

唐菊兴（右四）和资源所研究人员进行钻孔现场编录

唐菊兴，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他常年坚持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生命禁区开展科学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次，部省一、二等奖5次，地调局地质科技奖一等奖2 次，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他公开发表论文200余篇，第一作者53 篇，合作出版著作4部，其中SCI收录12篇、EI收录23篇、CSCD收录174篇、CSCD他引893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60余名。他先后被评为 “全国民族团结模范先进个人”、“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获中央国家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2015年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等荣誉称号。

20多年来，唐菊兴及其研究团队致力于西藏岛弧型斑岩铜金矿、斑岩成矿系统的浅成低温热液铜（金）矿、世界级矽卡岩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查评价及科学问题的探索。2006年至今，他主持西藏甲玛超大型铜多金属矿的勘探评价，新发现3类矿体，建立推滑覆构造控岩控矿模型，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700万吨，钼资源量69万吨，铅锌矿资源量105万吨，伴生金资源量152吨，伴生银资源量9995吨，取得重大找矿突破。2010年7月该矿投产，年创造利税近3 亿，为数百名藏族同胞提供就业岗位。2003年至今，他主持雄村超大型铜金矿的勘查评价，提出冈底斯成矿带存在俯冲型铜金成矿作用和岛弧型斑岩铜金矿的新认识，截至2013年12月，探明并新增资源量铜资源量238万吨，伴生金资源量202.7吨，伴生银资源量1041.9吨。

他为中铝资源铁格隆南的找矿突破提供技术支撑，厘定了我国最大的浅成低温热液—斑岩型铜（金）矿床类型，破解青藏高原未发现高硫化型浅成低温热液型矿床的难题。

王静：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人 

王静作学术报告

王静，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研究员。作为土地领域科技领军人才，她长期致力于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的基础应用和战略研究，创建和发展了国土资源部土地领域第一个重点实验室—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带领团队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富创新成果。

她入选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十一五”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她负责的团队获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国家风沙源治理先进集体、首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十一五”科技工作先进集体等称号。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与课题，以及国土资源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项目等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以及出版论著多部；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 次，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次。她带领团队首次完成了全国不同区域，涉及江苏、河南、重庆、内蒙古、甘肃和徐州6个省、市的土地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标准、方法体系，不仅查清和评估了我国不同区域土地生态状况，而且培养了一批省级和地方土地科技领域青年人才，促进了土地科技产、学、研、用结合和集成创新。

她领衔的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重点实验室及土地资源遥感监测与生态管护创新团队，已成长为我国土地科技领域的领军团队之一，是国内土地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的科技创新基地。2010年，她负责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土地科技领域近十年国家科技进步奖“零”的突破；2012年，同合作团队一起再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凸显了团队科研能力在国家科技领域的地位。她带领团队负责创建和发展了江苏金坛、河南新郑、内蒙古鄂尔多斯、甘肃榆中、江苏徐州、四川都江堰6个全国不同类型的土地领域野外观测科研基地，为搭建土地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应用交流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团队的科技成果在土地资源遥感监测评价、土地生态管护、土地可持续利用与规划等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性进展，已应用于国土资源管理和土地资源调查评价工程，在支撑国土资源管理和引领行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推动行业科技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海兵：为了大地的安宁

李海兵在进行野外地质测量

李海兵，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大陆动力学实验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他在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的形成时代、变形作用、构造演化以及强地震复发行为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对青藏高原北部形成和扩展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方面作出了贡献。

通过对汶川地震的深入研究，他揭示和确定了判断地震与非地震断裂的特征标志，提出了石墨可作为“地震化石”的重要认识；确定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摩擦系数，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取得了地震机制和破裂过程等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认识，初步解决了一直困扰在地震地质和地震物理学领域几十年的重大关键问题，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深化了对汶川地震机理、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的认识，同时为地震的监测、预报和预警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数据。

李海兵是国家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计划”总地质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地质调查和行业基金项目等2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地质矿产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SCI 论文88篇，论著6部。他获得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土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国土资源部国际合作先进个人、青藏高原青年科技奖等荣誉。他在国际、国内地学界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吸引了比利时籍活动构造专家慕名前来加入其研究团队，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第一位长期全职在我国工作的外国科学家。目前他已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共29人。李海兵领导的研究团队是唯一考察过青藏高原所有强地震的研究团队，为抗震救灾及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获得了对青藏高原主要大型断裂带地震活动性、活动规律和大陆动力学的新认识，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403 篇学术论文，其中SCI论文173篇，已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大陆动力学研究的一支有影响力的重要力量。团队研究成果“汶川地震断裂作用”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大科技进展。

吕庆田：拓展地球深部资源 

吕庆田在矿山考察

吕庆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他领导的深部资源探测团队，长期坚持战斗在野外一线，向地球深部进军，提高对成矿过程的认知，拓展地球深部资源，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

他们从东部的长江中下游，到新疆的东天山，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开展成矿带深部背景及矿集区3D结构探测、深部找矿预测等方面的研究和调查工作，在陆内成矿、矿集区“透明化”探测和深部找矿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他们提出长江中下游成矿带是陆内俯冲带的新认识。陆内造山成矿的深部过程和机制是长期未解的重大科学问题。深部资源探测团队在多尺度综合地球物理探测的基础上，发现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具有独特的结构、构造特征，沿成矿带出现“鳄鱼嘴”构造、以长江为界的“对冲”构造、软流圈“隆起”和上地幔各项异性的“三明治”结构等，进而提出成矿带燕山期成矿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包括陆内俯冲岩石圈增厚、拆沉，软流圈上隆和基性岩浆底侵等深部过程，诠释了巨型陆内成矿带的成因。

他们提出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技术和深部找矿预测方法。 三维地质建模是深部找矿的重要基础，团队在长期探索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稀疏地震剖面约束的重磁3D建模（透明化）技术，和“三维建模+区域成矿模式+深部找矿信息”三要素综合分析的深部找矿预测方法。通过在庐枞矿集区的综合示范，在深部1500米获得重大找矿异常，检验了方法的有效性。

不仅如此，新技术促进沙漠戈壁深部找矿取得重要突破。深部勘查技术是实现找矿突破的首要“利器”。深部资源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从区域到靶区的勘查技术流程。经过数年的不懈努力，在新疆伊吾县拉伊克勒克戈壁滩发现了隐伏大型斑岩—矽卡岩矿床，获得333+334铜资源量101.5万吨，预测该矿床具有超大型铜矿远景。在新疆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系列重要深部找矿线索。

中国地质科学院深部资源团队多年来以深部探测新技术为手段，大量野外实际探测数据为基础，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和找矿发现。在国内外先后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辑4期，发表论文100余篇，培养了一批资源深部探测人才，为深部资源领域的研究和调查作出了贡献。

殷跃平：地灾防治的科技尖兵

殷跃平（左二）在地质灾害救援现场

殷跃平，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是我国地质灾害防灾减灾领域的领军人才，主持和指导了150多项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实施，主持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30余项研究任务，形成了地质灾害成灾机理研究与防控技术研发相结合的特色，为解决三峡工程库区和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区两大世界级地质灾害防治难题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荣获各类科学技术奖 16项，其中，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部省级科技一等奖2项；荣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中华环境奖；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其中单篇论文 SCI被引达190余次，单篇论文CNKI被引达380余次，两篇被评为顶尖学术论文，是全国地球科学领域被引较高的论文作者之一。他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1项，主编了2部国家规范和5部行业规范，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科学化和标准化发展。

他系统研究了特大灾难滑坡成灾机理，提出滑坡—碎屑流高速远程运动的边界层效应和强震区滑坡的竖向地震力失稳机理，发现了特大山体滑坡前缘溃决导致整体滑动的失稳规律，建立了关键块体防控理论。依据这一理论，研发防治设计支持系统，负责了三峡链子崖特大型不稳定山体的预应力锚固工程设计。

他针对三峡库区集成创新了一套综合防治与利用技术，成功探索出确保山区城镇地质安全的滑坡体治理与综合利用模式，并推广到山区城镇规划建设中，推动了地质灾害防治由“避让防灾”阶段提升到“兴利防灾”阶段。2008年以来，他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三峡枢纽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被中国工程院聘任为三峡工程建设第三方独立评估地质灾害课题副组长，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和水库科学调度作出了突出贡献。

他是我国地质灾害应急著名专家，多次完成了国家重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任务，2008年被国务院任命为汶川地震国家专家委员会成员，担任次生地质灾害组副组长，2015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深圳“12·20”滑坡事故原因调查专家组组长。其中，桩梁坝等新型防治技术和高寒浓雾山区监测预警技术，解决了强震山区高位泥石流防治的难题，成功应用到甘肃舟曲、四川汶川、云南鲁甸等具有世界难度的地质灾害恢复重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