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之一。2017年国务院印发《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出，科技进步奖评选要围绕创新性、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定标定额，以鼓励科技人员潜心研究。

在2018年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评选中，自然资源部充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共评选出63项获奖成果，其中一等奖7项。从本次获奖的项目成果来看，科研人员围绕用科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提升国土空间管理治理能力等，创新开展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实践，多个项目成果体现了产学研合作、中央-地方协调联动的公益性地质工作。

成矿规律研究思路和就矿找矿基本思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在2018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评选中硕果累累，共斩获2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奖项。“全国一共7个项目成果获得一等奖，资源所一家单位就占有两席，确实厉害！”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由发出了赞叹。

“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项目是资源所本次获得一等奖的项目之一。记者近日专程来到资源所，采访了该项目的负责人——该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室主任王登红研究员。王登红表示，该项成果得益于部、局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引导与促进，更是团队合作的结晶。

据了解，“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项目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展区域成矿规律科学研究的工作，有效保障了“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的顺利完成。其相关成果不仅为摸清我国铁、铜、铝土矿、钾盐等重要矿种的矿产资源家底提供了理论指导，填补了成矿规律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空白，开创了众多全国乃至全世界科技创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的先河，是我国矿产资源领域一项里程碑式的科研成果，更是为深部找矿、整装勘查、“三稀”矿产资源调查实现新突破提供了有力地科技支撑。

项目培养了研究生24人，发表论文168篇，出版专著11部，其中《中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获得了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也成为了目前唯一一部获此殊荣的地质矿产类图书。

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创新

“在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之前，成矿规律研究曾被很多人认为是‘拍脑袋的艺术’。这个项目起点高、涉及面广、难度大，是我国矿床学界有史以来罕见的一项全国性系统工程。”王登红介绍说，在此之前，大范围地开展成矿规律研究工作尚无先例，因此项目开始之初整个团队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亚瑟·柯斯勒曾说：“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艰巨的任务摆在王登红面前，对于他所带领的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朝气蓬勃的队伍来说，有压力，但对应的也是更大的创造的空间。经过8年的科技攻关，一系列创新成果如汩汩涌泉，为发展我国成矿学理论、提升成矿预测和潜力评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在工程技术方面，该项目首次研发了统一的技术要求，集成创新了成矿规律研究思路和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全国23个主要矿种多要素编图的综合图例及编图标准化，弥补了行业空白，为指导全国的成矿规律研究提供了技术规范。

在成矿规律方面，该项目重新划分了全国3个级别的成矿区带，首次实现了陆域和海域国土面积成矿带划分的全覆盖，系统总结了16个成矿省和17个单矿种（组）的全国性成矿规律，显著提升了我国成矿规律研究总体水平。

在成矿理论方面，该项目提出了华南中生代新“三源成矿”理论，阐明了华南成矿省区域成矿规律和地球动力学新机制，建立了华南成矿省区域演化模式；提出了低温成矿域多期成矿模式，发现和探讨古老板块两侧对称成矿机制，显著提升了对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程度和认知深度。

在成矿预测方面，该项目提出了矿产预测类型、白钨矿趋势线等若干新概念、新认识，建立了典型矿床的描述性模式、成因模式和评价找矿模型，为指导找矿预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该项目还提出了“矿产预测类型”的概念及其划分方案，有效指导了找矿预测；提出了“五层楼＋地下室”等找矿勘查模型，拓展了找矿思路，为深部探测提供了理论指导等。

该项目成果还创新了同位素年代学测试技术方法，首次构建了中国成岩成矿年代学谱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对该项目成果高度评价，认为该研究提出的“五层楼+地下室找矿模型”，对于指导深部找矿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地指导找矿勘查部署工作；首次通过精确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刻画出中国矿床的成矿演化历史轨迹，构建了中国成岩成矿年代学谱系，为建立区域成矿谱系和深化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实现的途径。

重视人才培养传帮学带

团队——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不管是王登红自己，还是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学生，总会不自觉地把项目成果和荣誉归结于集体智慧，记者能够感受得到，这决不是客套。

王登红带领的这个科研团队秉承着一种精神：他们敲山问石、倾尽心血奔赴在祖国的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之中，掘地求宝；他们不畏酷暑严寒、风沙雨雪，以星空为伴，与大地为侣，只为在大自然中找到造福人类的矿产资源；他们怀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的胸怀、为理想为信念的意志、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一心只为地质事业，不做出成效决不回头。

据了解，截至目前，这个团队开展过野外地质调查的矿产地已经有600余处，在全国各地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提出了23个主要矿种的矿产预测类型划分方案，厘定出了388个矿产预测类型，指导了23个单矿种（组）成矿带划分和成矿规律研究，总结了17个成矿省的成矿规律……

俗话说，以身作则胜于口头训诲。一个团队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带头人，王登红就是这样一个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人的典型。用他学生的话来说，“王老师不仅知识渊博，为人也十分温润谦和，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作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评选的首批“杰出地质人才”之一，王登红为多个项目的主要成员，确实很忙，但他也从不忘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尽心尽力为年轻人搭建平台。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赶快成长起来吧，国家需要你们。”

“经过王老师修改的报告和论文常常是满满的注释和建设性的意见，大到报告和论文整体的课题把控，小到语句的表述，甚至是标点符号，他都会改出来。”从2009年到资源所工作，加入王登红团队已近10年的黄凡博士对此深有体会：“我刚到资源所时，被王老师安排出野外学习，本以为正值暑期，可以提前回京，于是在野外只待了一星期就返回单位了。王老师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当时我才明白王老师对待工作上的事从不含糊，交代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完成。”

团队成员刘丽君博士也讲了一个故事。她说：“王老师在做颈椎手术期间，看到核磁共振造影剂药物里含有稀土元素，眼睛瞬间就发光了，生病之余还查阅了该药物的相关资料，从一件药品的使用拓展到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现状，这充分体现出一个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和触类旁通的科学素养。他就是这样一位心怀家国的科学家，以老百姓的视角想着怎么把科研工作运用到生活中，怎样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团队成员代鸿章博士回忆起跟王登红一起出野外的情景时说：“王登红老师是一个工作起来忘记自己身体疼痛的人，别人身体不适他会很紧张很关切，自己身体不适却只会闷声忍着。有一次，我们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川西甲基卡矿区开展野外工作，刚上山王老师就开始安排工作，讨论问题时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但仔细观看就会发现，他因为高原反应而嘴唇发乌、脸色苍白，同学们让他原地休息，他却说自己没事。”

一个在工作上无私奉献、笃定忘我的人，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呢？刘丽君对记者说：“在生活中，王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但在野外共处时的点点滴滴却更让人感动。我觉得王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一位慈父。每次和王老师一起出野外的时候，他总是走在前面，先查看地形地貌，害怕大家不熟悉路况，出现什么意外，不仅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还抢着跟大家一起背地质样品。他就是这样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希望学生们能多学一点，也尽可能地为学生们遮风挡雨。”

王登红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地质事业的人，他的学生说：“老师都这么努力，身为学生的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呢？”在他的学术指导和言传身教下，团队中的年轻人得到了充分锻炼，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据了解，在王登红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荣获了程裕淇优秀研究生奖、优秀学位论文等奖励，还有一些人在找矿勘查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于扬博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王登红的指导下，于扬在赣南通过6年坚持不懈分季度的采样监测，基本查明了离子吸附型稀土开采对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影响的各种因素，建立了稀土矿山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与SMAIMA工作方法体系，即：野外调查（S）-实验测试（M）-特征分析（A）-指标体系构建（I）-模型研究（M）-综合评价（A），为矿山环境评价和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

随着团队的不断壮大，团队间的业务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该团队建立并实施了周例会制度。据代鸿章介绍，此想法产生于王登红给年轻人修改文章的过程中，他考虑到团队中成员普遍较年轻，参加工作的时间较短，且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如一一单独解答，费时费力且效率不高。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套长期高效的业务交流机制，于是每周的例会就这样开始了。据了解，团队每次例会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目标明确，大家在交流中发现问题，分享经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经过多年如一日的坚持，这项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了王登红团队的一个传统和特色，甚至在全资源所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继往开来再创佳绩

古人云，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就是这样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他们齐心协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虽然，有时候因为常年在野外工作，他们错过了很多所谓的“机会”，但那并不妨碍他们默默无闻奉献自己的青春，也不影响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奇迹。

“我们做地质工作是为了勘查野外地质情况，为下一步的矿业开发提供第一手准确的信息，而不是为了追逐名利。”“我们要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能造福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做地质工作就是要造福人类。”当记者问到如何在工作中去找到心理平衡时，团队成员们基本都用王登红的这两句话进行了回答。

立足基层、服务基层，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始终牢记自身职责使命，以“找大矿、找好矿、好找矿”为宗旨，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中。

王登红表示，新时代，团队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下一步团队要在两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全国重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要动用全国地质工作者之力，系统总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钨、锡、铜、金等18个矿种的成矿规律，继续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进一步完善成矿系列理论体系，提升我国在地质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水平，指导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为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矿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全面了解、掌握我国“三稀”资源现状、成矿规律、供需形势、主要应用领域和利用技术及其发展趋势，分析“三稀”金属矿产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需求，指导“三稀”金属成矿区带远景调查和重要找矿远景区调查评价，实现找矿新突破，建立“三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提供“三稀”资源后备基地，促进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采访时记者还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精神，促进国家、部局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地生效，资源所正在修订相关管理办法，包括简化财务报销流程、强化科研项目绩效评价等，对像王登红这样的优秀团队给予倾斜，加大项目成果奖励力度，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做到为科技人员“松绑”，全力保障他们开展科技创新，全身心投入地调科研工作，培养一支坚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孕育产生一批具有宏观影响的重大成果和整装成果。

资源所青年科研人员是资源所发展的主力军。该所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依托重点实验室这一科技创新平台，通过举行青年座谈会、聘请专家讲座等形式，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搭建展示自己及成果的舞台，增强学术氛围，激发青年创新活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助力资源所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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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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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1.我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

由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叶建良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组织实施的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是世界上首次实现资源量全球占比90%以上、开发难度最大的泥质粉砂型天然气水合物安全可控开采。连续试开采60天，累计产气量超30万立方米，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实现了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自主创新。一是实现三项重大理论自主创新，创建天然气水合物系统成藏理论、“三相控制”开采理论，有力指导了试采目标井位确定和试采方案制定。二是实现储层改造、钻完井、勘查、测试与模拟、环境监测等关键技术自主创新。三是构建了大气、海水、海底、井下“四位一体”的立体环境监测网，监测结果显示，试采未对周边大气和海洋环境造成影响。

2.湖北宜昌寒武系—志留系页岩气调查实现重大突破

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陈孝红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于2017年在宜昌黄陵隆起周缘实现下古生界页岩气调查重大突破。鄂宜页1HF井在寒武系获得6.02万立方米/日、无阻流量12.38万立方米/日的工业气流，鄂阳页1HF井、鄂宜页2HF井也分别在寒武系、志留系获得高产页岩气流。创新建立了古老隆起边缘页岩气富集模式；自主研发了构造复杂区地质导向技术、低地温页岩储层压裂液体系、高水平地应力差和常压储层压裂技术；创新形成了钻完井一体化工程管理的工作模式。该地区页岩气调查的重大突破填补了中扬子页岩气勘查的空白，实现了我国页岩气勘查从长江上游向长江中游的战略拓展。

3.延安气田复杂致密气藏开发关键技术创新

延长石油（集团）王香增团队针对延安气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储层致密且横向变化快、地震预测技术适用性差、气藏叠置关系复杂、开发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复杂致密气藏开发关键技术攻关，创新发展了非震条件下“沉积相控制、骨架井约束、动静态校正、逐级优化”的有效储层预测技术，创建了黄土塬地貌多井型立体井网动用技术，研发了大跨度长井段不动管柱多层分压改造技术，建立了基于产能试井和静态资料的早期快速产能预测模型，实现了快速建产、高效开发的目的。目前，延安气田已建成产能32×108立方米/年，累计产气74.83×108立方米；预计2018年底建成产能52×108立方米/年，“十三五”末建成产能100×108立方米/年，可满足陕西全省人民用气需求；同时，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缓解天然气供需矛盾、保护陕北地区的绿水青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4.深部金矿阶梯式找矿技术方法成效显著

由山东省地矿局宋明春研究团队率先组织实施的深部找矿探索和技术研发项目，将成矿理论、找矿技术与勘查实践有机结合，自主研发了深部金矿勘查系列方法技术。研究团队突破传统浅表部金矿找矿思路，研发以“阶梯式成矿模式＋精细地球物理模型”为核心的深部金矿阶梯式找矿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将胶东主要金矿区的探测深度由500米延伸到超过2000米，拓展了深部第二找矿空间。针对滨浅海勘查存在的钻孔定位、岩芯采取等技术难题，发明海域金矿勘查钻探方法，开辟了海域找矿新空间。集成创新多尺度逐步逼近成矿预测技术，首次预测胶东金资源总量约10000吨。新方法为胶东深部找矿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助推探明了三山岛、焦家和玲珑3个千吨级金矿田，使胶东跃居世界第三大金矿区。

5.西北印度洋现代海底热液成矿现象的首次发现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韩喜球团队在西北印度洋卡尔斯伯格脊上发现了6个热液区,其中3个属于正在发生热液成矿作用的活动热液区,有繁茂的热液生态系统和林立的海底黑烟囱;另有3个属于已经休眠的热液区。携“蛟龙号”首次对卧蚕1号、卧蚕2号、天休与大糦热液区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和精细的调查采样，对热液活动的特征、热液流体的温盐和成分等物理化学参数、围岩类型与微地形地貌、多金属硫化物的分布、热液生物群落类型等有了详细的了解，厘定了各热液区热液成矿作用的类型,建立了成矿模式。为卡尔斯伯格脊现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极端生境生命起源和生物多样性等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古代火山成因块状硫化物矿床的成矿机制研究和找矿勘查提供重要启示。

6.井下超前探放水和水害监测关键技术系统研发

国家煤矿水害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强带领的创新团队将钻探与物探技术有机无缝结合，研发了井下钻孔物探超前探放水成套技术与系列装备（钻孔激发极化、钻孔电磁波层析成像和钻孔雷达三大类超前探放水技术与装备），直观明了在有限数量钻孔中进行廉价、短距离精准随钻物探；应用物联网技术，将微震与激发极化高密度电法有机耦合，研发了可同时监测采动变形和突（透）水潜势于一体的矿井水害面状监测预警技术和装备，解决了矿井突水的水源、水量以及突水通道三者联合监测的难题；基于弹性波数据传输理论的三维电子罗盘测量钻孔轨迹技术，研发了随钻钻孔轨迹深度测量技术和装备，提出了利用弹性波的传输时间测量钻孔深度的技术方法。

7.多要素多技术城市地质调查有力支撑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编制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郝爱兵为首席专家牵头组织实施的多要素多技术城市地质调查项目有力地支撑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编制。研究团队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改变观念、创新理念，围绕雄安新区规划编制需要，组织开展工程建设和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条件、土地和地下水质量、地下水资源与地面沉降现状等多要素调查，创新编制支撑服务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地质调查报告、国土空间布局综合地学建议图和地下空间利用区划图，为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地下空间、交通、能源等专项规划编制提供了依据。首次以空间、资源、环境、灾害为调查对象，以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全过程为服务对象，以多方协调联动为工作机制，为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提供了示范。

8.全国煤中金属矿产资源评价取得新进展

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宁树正为首席专家主持的地质调查项目，坚持产学研结合，以全新工作理念开展全国煤中金属元素分布规律和矿产资源调查评价。总结了煤中金属元素矿产研究方法，确定了煤中金属元素矿产综合评价指标，首次划定了全国煤中金属元素成矿区带，发现一批新矿点，圈定了地质工作远景区。初步摸清了全国煤中金属元素矿产资源家底，预测煤中锗、镓、锂、铝、稀土矿产资源量分别为：1.17万吨、188.02万吨、86.49万吨、195746.9万吨、1130万吨。上述成果表明，煤中金属元素矿产资源潜力和价值巨大，是我国“三稀”矿产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实施拓展了煤炭地质工作新领域，对指导煤系矿产资源综合勘查和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9.相山铀矿田三维地质“玻璃体”调查和成矿预测取得新进展

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李子颖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承担的中核集团示范工程《相山铀矿田三维地质“玻璃体”调查和成矿预测》项目，运用多学科、多技术方法综合研究，建立了火山岩型铀矿深部有利成矿空间探测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三维立体勘查技术体系，首次实现了相山矿田2500米深度范围立体探测，构建了三维地球物理模型、三维地质模型，实现了相山矿田三维地质“玻璃体”。揭示了铀矿化、热液蚀变、元素的水平和垂向空间分布规律，查明了基底构造控矿规律，构建了三维综合找矿模型，首次实现了我国热液型铀矿三维定量定位预测。深部钻探查证取得突出成果，实现了相山矿田铀多金属找矿新突破。为相山铀矿田外围及深部铀资源找矿突破提供了技术支撑，对我国热液型铀矿找矿勘查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10.首次建成国家地质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地质云1.0”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高振记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组织实施的国家地质大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地质云1.0”。采用混合云架构，实现了数据集成共享技术创新，研发了云环境下海量、异构、分布式地质数据的统一组织、调度与服务技术，初步解决了异构、异地、异主数据共享技术难题；实现了地质调查业务系统整合协同应用创新，集成开发了智能调查、业务管理、数据共享与信息服务等云应用系统，提高了系统整合及协同服务能力；实现了地质调查数据安全有序开放和分级共享机制创新，基本解决了“数据孤岛”与“信息烟囱”等老大难问题；探索了云环境下智能地质调查工作新模式。权威专家认为“地质云1.0”成果达到同行业国际领先水平，为国家正在推动开展的政务部门信息系统整合与数据资源共享提供了一个鲜活范例。

十大地质找矿成果

1.湖南省平江县仁里发现超大型铌钽多金属矿

由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一一大队周芳春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湖南省平江县仁里发现了超大型铌钽矿。仁里矿区位于湖南省平江县，钦杭成矿带主带的中部，幕阜山复式花岗岩的西南缘，为典型的花岗伟晶岩脉型铌钽矿床。项目团队运用大岩基地区多期次岩浆演化的“共岩浆补余分异”稀有金属成矿理论，在矿区发现铌钽矿脉14条，圈定矿体17个，（333+334）五氧化二钽资源量10791吨，五氧化二铌资源量：14057吨，平均品位：五氧化二钽：0.036%、五氧化二铌：0.047%。矿区铌钽品位富，找矿潜力大， 五氧化二钽远景资源量有望突破2万吨，潜在经济价值超过1千亿元。突破了“大岩基地区难以形成超大型稀有金属矿床”的既有认识，总结、提出的铌钽等稀有金属矿成矿规律及控矿因素的新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稀有金属成矿理论，对华南地区稀有金属找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福建省建瓯市井后探明超大型优质叶蜡石矿

由中化地质矿山总局福建地质勘查院卢林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福建省建瓯市井后矿区探获超大型叶蜡石矿。井后叶蜡石矿属火山期后低温热液交代矿床。矿体呈似层状赋存于晚侏罗世南园群火山碎屑岩中，最大走向延展长725米，最大延深600米，各矿体累计总厚可达90米。矿石划分玻纤级和陶瓷两个品级。项目技术人员从火山构造研究开始，在火山期后热液蚀变与矿石原岩组构的研究中发现了火山岩地层与火山期后气液矿化蚀变之间的有机联系，取得矿区成矿理论的突被，并依此科学规划地质找矿技术路线，有效推导成矿空间，合理布设探矿工程，地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提交一处特大型叶蜡石矿床，资源量达4000余万吨，资源储量占全国叶蜡石累计查明总资源储量的1/3，为我国最大叶蜡石矿床。

3.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石哈河首次发现大型砾岩型砂金矿

由内蒙古第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冯硕颖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石哈河地区发现一大型露天开采的砂金矿床，这是内蒙古地区近年来发现的第一个大型冰碛砾石型砂金矿床。备案矿石资源储量44695481.22立方米，金金属量17020.85千克，平均品位金0.3808克/立方米，混合砂平均厚度25.30米。石哈河冰碛砾石型砂金矿矿石可选性较强，为易选矿石；矿床采矿、选矿生产工艺成熟可靠。该矿床的开采将对发展边疆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起到积极的作用。

4.塔里木中西部顺北地区探明超深层大型油气田

由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焦方正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通过3年的攻关研究，在顺北9169米超深层探获大型油气田。明确了塔中北坡陆棚—斜坡部位是优质烃源岩分布区，由此将重点勘探区域由隆起向斜坡部位拓展，大大扩大了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勘探范围；建立了塔里木周缘前陆盆地寒武纪烃源岩成烃、沿断裂带运移聚集成藏新模式，提出了“立足原地烃源岩，沿着高陡断裂带、寻找原生油气藏”新的勘探思路；初步明确顺北地区油气成藏条件与富集规律，形成顺北超深碳酸盐岩裂缝洞穴型油气藏成藏理论；建立了塔里木盆地沙漠覆盖区超深层裂缝洞穴型储集体预测技术系列、"超深、三高" 井钻完井配套技术，超深小井眼短半径定向钻井技术（水平井斜深8169米）跨入世界领先行列；这些理论技术有效指导了区带评价及勘探部署，天然气探明储量73.8亿立方米，控制储量33.82亿立方米，预测储量412.3亿立方米，实现了超深找矿的突破。

5.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南斜坡二叠系探明大型油田

由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何海清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玛湖凹陷南斜坡探获大型油田。项目组提出上乌尔禾组为区域不整合面之上第一套填平补齐的沉积，具备形成大油区条件。创新性提出三项认识和三项配套技术：1.构建了大型地层背景下砂体纵向叠置、横向连片大面积成藏新模式；2.建立了凹槽区厚层状低饱和度、斜坡区互层状和古凸带薄层状三种类型油藏分布模式，探井成功率从35%提高到76%；3.发现了上二叠统支撑砾岩高产储层新类型，指导试油选层，多井获得百吨高产；4.攻克扇体刻画、低渗砾岩测井评价和低饱和度油层改造三项配套技术，试油获油率从45%提高到83%。在上述认识和技术的支撑下，玛湖凹陷南部上乌尔禾组勘探快速推进，落实三级石油地质储量3.36亿吨，展现出5亿吨级前景。

6.甘肃省西和县大桥探明超大型金矿

由甘肃省地质调查院张忠平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西秦岭地区发现并探明了一处超大型硅化角砾岩型金矿床。矿床控制长约4500米、宽40～1100米，发现金矿体53条，累计探获金资源储量105吨，伴生银资源量276吨，并在外围发现了渭子沟、马家山、安子山等金矿点。该矿床的发现和勘查为西秦岭地区增加了新的金矿类型，为地质找矿指出了新方向，并提供了类比依据和理论指导。矿床已于2012年建厂投产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大大改善了当地贫困落后的面貌和就业状况，促进了经济发展。

7.江西省武宁县东坪发现超大型钨矿

由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楼法生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武宁县东坪探获超大型钨矿。团队成功运用赣南石英脉型黑钨矿“五层楼”成矿模式，历时6年持续勘查，实现找矿突破。东坪矿床共探获储量：保有钨矿（122b+332+333）矿石量47729千吨，金属量（三氧化钨）213941吨，平均品位0.448%；保有低品位钨矿（332+333）矿石量6105千吨，金属量（三氧化钨） 5946吨，平均品位0.097%。其储量规模超过福建行洛坑、湖南瑶岗仙和江西西华山等钨矿，成为目前我国乃至世界资源储量规模最大的黑钨矿。矿床具有规模大、品位高、易采易选等特点。东坪矿床的发现丰富和完善了“五层楼”式石英脉型钨矿床成矿理论和成矿规律，拓展了长江中下游成矿带钨矿找矿空间、找矿思路和找矿方向。提出了赣北地区自南至北存在160Ma±、150~145Ma、135~125Ma三期钨成矿作用的认识。

8.云南省盈江县大石坡发现超大型红柱石矿

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昆明地质勘查院李伟为首席的团队在云南盈江县大石坡矿区探获超大型红柱石矿。在该区发现并圈定7个红柱石矿体，探获（333+334？）类矿石量91979.89万吨，红柱石矿物量11043.57万吨，工业矿平均品位18.0%，低品位矿平均品位8.5%。该矿的发现与勘查，开创了云南寻找红柱石矿的先河，实现了该区找矿新突破。采用湿式磁选—浮选流程工艺，红柱石回收率62.03%，精矿满足HJ-55产品技术要求；通过碳热还原工艺可直接生产硅铝合金、3N高纯硅；磁选云母可综合回收氯化铷。未来矿山开发社会经济意义重大，对我国红柱石矿勘查及应用研究将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9.河南省嵩县雷门沟探明超大型钼矿

由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勘查院章传飞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嵩县雷门沟探获超大型钼矿。矿区地处华北地台的南缘，熊耳山古隆起与嵩县中新生代断陷盆地的交界处，属环太平洋成矿带东秦岭矿带，岩浆及构造活动具多旋回和多期次活动的特点，矿床受高—中温热液蚀变影响，是以钼为主伴生硫的可供综合利用的一特大型斑岩型钼矿床,共完成钻探17184.90米，圈定大小矿体92个，其中工业钼矿体19个；低品位钼矿体66个；钼氧化矿体7个。共估算（332）+（333）工业矿钼矿石资源量80180万吨，钼金属量636373吨。开发本区钼矿资源为当地及周边地区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将促进本地区工业的发展，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对地方经济的繁荣将起到重要的作用，经济意义巨大。

10.广东省英德市鱼湾发现大型稀土矿

由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九四〇队温汉辉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英德市鱼湾探获大型稀土矿床。圈定6个矿体，估算花岗岩风化壳离子吸附型稀土矿资源量（332+333）矿石量136411千吨，全相稀土氧化物总量153618吨、平均品位0.1126%，离子相氧化物总量105218吨、平均品位0.0771%；另有低品位矿石量2801千吨，储量规模达到大型。矿区探明的稀土储量为广东省近年第一。矿山总工业价值约80亿元，矿山服务年限50年，具较好经济效益；可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增加就业及税收，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日前组织专家对南海三维多道地震调查获取的野外资料进行验收，专家组对“海洋地质九号”船首次自主开展的双源双缆地震作业取得的高品质资料给予了充分肯定，一致通过验收并被评为“优秀”级。

外业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组历时1个月时间，在南海开展了三维多道地震调查连续作业。本次三维多道地震共完成测线120条，累计工作量2833千米（满覆盖2626千米），覆盖面积220平方千米。目前，三维地震数据处理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从现场预处理完成的地震剖面来看，此次采集的地震数据信噪比高，浅部地层和断裂显示清晰，在峡谷的两侧能够清晰的识别出BSR，且BSR沉积层的厚度可达0.5s，具有较高的调查目标勘探价值。完全满足项目组后续开展研究工作的需要。

历经4年多的发展，青岛海洋所多道地震调查队伍从无到有，技术能力日臻完善，继2021年实现8000立方英寸大容量气枪阵列/12千米缆长二维多道地震作业能力后，再次升级为双源双缆三维作业。本项目的成功实施，开创了青岛海洋所自主实施三维多道地震的先河，标志着青岛海洋所多道地震调查能力再上台阶，为后续开展斜缆、垂直缆等作业方法研究积累了宝贵经验。 

9月10日，第四届白云鄂博资源战略研讨会在包头召开。会议由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共同主办，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

全国政协常委、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朋德，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吴福元，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魏栓师，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赵江涛，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厅长孙俊青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一直关注稀土发展的李朋德，曾在全国政协第九期“委员讲堂”专题讲解“珍惜神奇稀土，探测地球资源”，引发各方热烈反响。他在致辞中表示，要研究怎样推动稀土资源更好地开发利用，让神奇的矿山永葆青春。世界形势正发生着剧烈变化，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标准的城市化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更多高科技材料，所有这些都离不开稀土，离不开矿产资源。以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一些地方的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现在我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以科技创新引领各行业转变，矿山开发、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等自然资源领域亦是如此。此次带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一批技术专家到白云鄂博调研，旨在研究如何保障金属矿产、珍稀矿藏的可持续发展，怎样实现绿色发展和资源的综合利用，通过科学探索、科技创新，期待能有更多更好的新成果出现。一是在科技创新上，通过科学探索进一步厘清矿藏成因及其储量。二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上，研究如何充分利用尾矿提取更多有用的元素，实现资源的深度综合利用。在此，呼吁全国各行业加强合作，协同创新，学习发达国家先进做法，通过科研攻关，实现工程突破、工艺突破，充分用好每一个元素。三是在矿山开采上，彻底摒弃某些传统矿山“采富弃贫”的开采方式，深入研究提升矿山“三率”水平。四是关注研究国际形势，关注世界稀土资源的发展及其竞争与合作。五是深入研究政策。国家政策随着市场变化而调整，希望不仅有地质专家，还要有金融、市场方面的专家，共同为国家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为矿山开采带来更好效益。

同时他指出，以白云鄂博矿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矿山都已进入转型阶段，希望白云鄂博矿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研究新思路，创新发展，推动中国地质矿产业实现转型发展。

魏栓师表示，白云鄂博矿是包钢的粮仓，更是国家的宝藏。包钢作为白云鄂博矿的开发利用主体，60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领域院士专家的大力支持下，推进白云鄂博资源开发利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先后攻克了白云鄂博矿难选难冶的世界难题，开创了稀土资源利用的先河，构建了铌、钪、萤石等资源综合利用发展框架。新发展阶段开发利用好白云鄂博资源，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要不断重新认识白云鄂博资源，要深度综合利用白云鄂博资源，全力保护好白云鄂博资源。

同时，他表示，包钢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着力提升资源转化增值能力，大力推动产业链向下游延伸、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确保资源科学勘探开发、综合利用和可持续发展。

吴福元表示要深入开展白云鄂博矿的资源综合利用；赵江涛介绍了近年来包头市产业转型升级所取得的成果；孙俊青希望共同提高我国稀土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整体技术水平，为内蒙古乃至中国稀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

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包钢（集团）公司、南京大学、包头稀土研究院、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院、长沙矿冶研究院、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专家院士共做了11场学术报告，共同探讨了新时代白云鄂博资源开发利用新方向，探索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国家部委、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及主办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地质、矿产、冶金及稀土应用等领域的院士专家共20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重庆市奉节县曾家棚滑坡全貌

专家开展滑坡专业监测建设点现场验收

湖北省秭归县树坪滑坡自动化监测设施

编者按

我国由于地形地貌、地质条件、气候类型复杂多样，地质灾害易发、高发、频发。“隐患在哪里？”“什么时间可能发生？”是防范突发性地质灾害亟待解决的两个核心问题。

为提高地灾隐患点发现、监测、预警、治理的专业水平，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持续推进高精度地质灾害调查、地质灾害隐患遥感智能识别、普适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设备集成研发、地质灾害防治信息系统建设，不断提升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支撑能力。

5月9日～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今年的主题是 “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灾害面前，加强监测预警，是提升应急能力的有力保障。今天，让我们聚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

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三峡工程带来的福祉惠及亿万百姓，但其建设和安全运行一直面临着地质灾害的严峻考验。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指导中心（原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指挥部）通过实施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携手湖北省、重庆市以及三峡库区各区县自然资源部门，构建了集专业监测、群测群防和信息系统为一体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体系，形成了水库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理论与技术方法体系，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实现连续17年“零伤亡”，为三峡库区筑牢地质安全防线。

试验示范为区域性监测预警预报奠定基础

三峡库区地质条件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是地质灾害高发区、频发区。三峡工程建设以来，库区移民迁建，以及蓄水后每年30米水库水位的降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三峡水库岸坡地质环境条件，加剧了库区地质灾害发生。国家高度重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先后完成了前期重大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和二期、三期地质灾害规模性集中防治。目前，正在实施三峡后续工作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这些防治工程的实施，对三峡库区数以千计的地质灾害点分类采取了工程治理、搬迁避让以及监测预警等措施，开创了我国区域性地质灾害规模性集中防治的先河。

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1977年，湖北省西陵峡岩崩工作处开始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的新滩滑坡上进行专业监测。1985年6月12日，滑坡监测设备发出预警信息。在专业人员的建议下，当地政府在滑坡大规模滑动之前转移了居住在滑坡体上的群众，避免了1300余人伤亡，10余艘客货轮也得到通知及时避险。新滩滑坡的成功预报，是我国首个地质灾害专业监测成功预报案例，同时在三峡库区播种下一颗地质灾害是可以监测预报的“信心种子”。

随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试验示范工作开始着手实施。1998年～2000年，原国土资源部先后启动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工程试验示范区研究》和《长江三峡地质灾害监测与预报》2个专项计划。这些工作以三峡库区常见的降雨型滑坡、水库型滑坡为主要研究对象，开展新技术新方法的试验与应用，并在链子崖、黄腊石、黄土坡等重大地质灾害点进行了综合监测示范，攻克解决了一系列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难题，研制出多种地质灾害专业监测仪器，并成功将GPS应用于地质灾害监测，实现了崩塌滑坡位移时间预报的突破，为后续三峡库区地质灾害区域性大规模监测建设和预警预报奠定了基础。

实现专业监测、群测群防和信息系统“三位”一体

在国家专项资金投入下，2001年三峡库区地质灾害规模性集中防治拉开序幕。原国土资源部在2003年初步建立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网络体系并投入运行，2006年和2016年分别对监测预警网络进行了补充完善和升级改造，完成了三峡库区二期、三期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建设和运行。自此，由全球定位系统（GPS）、综合立体监测（CS）和遥感动态监测（RS）的3S专业监测系统，以及“区县—乡镇—村组”三级群测群防组成的监测预警体系正式建成，实现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监测预警全覆盖。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集专业监测、群测群防和信息系统“三位”于一体。以专业监测为重点，对重点地质灾害隐患实施立体综合监测；以群测群防为基础，组织、培训和技术指导群众对所有已知隐患点开展巡查和简易监测；以信息系统为决策支持，在出现重大地质灾害灾情和险情时为应急处置提供地质灾害相关信息资料和分析计算功能，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和依据。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是一种在专业技术单位和专家队伍指导下，以广大群众为主体监测所有已知隐患的群众性防灾减灾模式，实现了“群专结合”。这种“群专结合”的地质灾害防灾减灾模式，不仅很好地做到了点与面、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的结合，还普遍提升了社会和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实施防灾减灾救灾新战略，更加重视地质灾害防治。根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近年来一批地质灾害普适型监测仪器成功研制，应用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中，并在一部分群测群防监测点建立起地质灾害三级专业监测网。如今，普适型监测仪器凭借低成本、低功耗的优势，成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新生代”。这将推动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从“人防”向“技防”转变，进而构建“群专结合”监测预警新模式。

17年监测预警实现地质灾害“零伤亡”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的实施，建立了覆盖全库区的专业监测预警和群测群防监测预警体系，对三峡库区3098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点开展监测预警，保护了库区57.7万人，以及长江航运和公路交通的安全。

据统计，三峡库区二期、三期地质灾害防治期间（2003年～2015年），监测发现465处崩塌滑坡的变形迹象，并成功预警，使5.7万余人成功避险。自2003年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体系建设运行以来，经受住了三峡水库135米、156米、175米蓄水和12次30米的大幅度水位波动，以及2014年8·31暴雨和2017年秋汛久雨等极端天气的严峻考验，实现了连续17年地质灾害“零伤亡”。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6月发生在重庆市奉节县的曾家棚滑坡。6月1日，专业监测显示，重庆市奉节县鹤峰乡三坪村曾家棚滑坡出现险情，附近9户42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直接威胁。专业监测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探矿工艺研究所立即将险情预警上报。奉节县人民政府及时将险区内群众全部撤离。6月2日，曾家棚滑坡东侧发生大规模滑动，滑动体积460万立方米，前缘滑入大溪河约30米，险区内房屋全部被毁。由于预警及时，滑坡未造成人员伤亡。

2015年6月对重庆市巫山县红岩子滑坡的成功预警，则是群测群防与专业监测预警结合的典型范例。2015年6月21日，巫山龙江红岩子滑坡群测群防员巡查发现裂缝及小型滑塌，及时向巫山县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进行了报告。6月23日，专业监测人员发现，滑坡变形加剧。当日晚上，巫山县对受滑坡威胁区域的9户33人进行了撤离。6月24日早上，监测发现裂缝变形急剧增加，巫山县紧急撤离影响区群众56户196人，并将滑坡险情通知了海事、航道和巫山航务处等相关部门。6月24日18时25分，约23万立方米的滑坡体下滑入江，形成了约6米高的涌浪。

2019年12月10日16时50分许，秭归县泄滩乡陈家湾村长江北岸支流泄滩河左岸卡门子湾发生滑坡，38万立方米坡体整体下滑。因预报及时，水域、陆域均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该滑坡仍存在再次滑动的危险。2019年12月下旬，按照自然资源部总体部署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湖北省自然资源厅要求，卡门子湾滑坡被选作普适型仪器监测试验点，安装了雨量计、含水率监测仪、GNSS、裂缝计、倾角加速度计等5类21套监测设备。今年4月17日以来，随着多期次降雨和三峡库区水位下降，安装在卡门子湾滑坡的普适型监测仪器均捕捉到了明显的滑坡变形错动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有关部门进行了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合会商，综合研判滑坡的变形现状和发展趋势，确定预警等级为黄色。当地主管部门按照会商意见采取了对应的防范措施，有效保障了滑坡影响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航道安全。

科学创新提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水平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水平的提升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

在三峡库区二期、三期地质灾害防治科学研究中，针对三峡工程建设和运行中面临的重大地质灾害防治难题设立了50余个科研课题项目，涉及蓄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形成机理、监测预警技术方法、监测仪器研制、信息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并建立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技术规范体系，以及监测预警建设与运行相关制度。

三峡库区水库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体系，涵盖蓄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形成机理、分析评价方法、监测预警预报技术方法、监测仪器研制、信息化建设等，解决了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工程中的理论及技术难题，丰富了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理论、技术与方法体系，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研究水平。

重大危险性滑坡涌浪危害预测评价研究，研制了三峡库区滑坡涌浪预测评价系统，在秭归北泥儿湾滑坡和白水河滑坡、巫山红岩子滑坡、云阳凉水井滑坡等重大滑坡险情预警和应急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政府部门防灾减灾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及预警指挥系统，在库区全面推广应用，不仅为库区地质灾害调查、勘查、专业监测、群测群防、防治工程、应急处置、综合评估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先进的技术支撑平台，而且在凉水井、北泥儿湾、树坪、猴子石、玉皇阁、藕塘等重大滑坡险情处置中得以充分应用，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重大崩塌滑坡预报模型与预报判据研究，建立了崩塌滑坡预报模型，研发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信息管理系统，集成应用现代先进技术等，实现了灾害点信息、监测数据采集和及时传输，监测数据分析和预警，灾险情速报，预警信息发布和移动办公等，提高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效率、监测质量和管理水平。

在此基础上，三峡库区逐步探索形成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网格化管理模式。湖北省和重庆市结合自身特点，在三峡库区分别实现了“四位一体”和“四重网格”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监测预警管理模式，打通了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的“最后一公里”。

在探索建立地质灾害监测与预警预报技术方法体系的过程中，科研人员解决了预警模型构建、预警级别划分、监测方法与监测曲线识别、监测仪器研发等技术难题，特别在库岸稳定判定、涌浪灾害判定、预警预报技术方法及模型判据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获得了多项国家、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励。2008年，《三峡库区重大地质灾害防治与监测关键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19年，《西部山区大型滑坡潜在隐患早期识别与监测预警关键技术》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其中三峡库区涉水滑坡机理、滑坡灾害监测预警及推广应用是其成果之一。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面临新挑战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取得了丰硕的科研与创新成果，不仅解决了大范围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中诸多技术难题，也为其他区域开展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提供了示范与借鉴。

三峡库区经过10年试验性蓄退水运行，其地质灾害防治面临新的形势：一是影响地质灾害的因素以水位变动和降雨为主转变为以降雨为主，受极端天气影响明显，防治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二是地质灾害主要分布于库区自涪陵起的长江流域下游区县，且峡谷段和顺向坡段如箭穿洞危岩和棺木岭危岩等变形增多，安全隐患增加。三是链式灾害如龚家坊崩塌和红岩子滑坡引发的涌浪风险加大，在库区通航能力显著增强情况下，涌浪预警与防范难度加大。四是30米水位周期性大幅变动对库岸稳定性影响逐渐凸显，水库消落带岩土体强度弱化明显，滑坡崩塌导致的涌浪灾害风险逐渐增加。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科学研究工作亟待进一步做深、做细。

为此，武汉地调中心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指导中心将持续开展监测预警、分析指导，以及信息系统建设和科学研究。一是按照年度开展监测成果汇总分析，现场调查交流指导，组织年度趋势会商和技术培训，以及监测预警试验示范和总结，包括探索地质灾害精细化气象风险预警、新技术新方法试验与应用、丘陵山区普适性监测预警装备试验、专业监测分析技术要点等。二是建立和完善与湖北省、重庆市的数据共享及动态更新交换机制，完善空间数据及属性数据，开展防治工程档案数字化，建设库区地质灾害大数据中心与平台，提升数据服务能力，支撑三峡工程运行安全综合监测系统、全国地质灾害防治信息平台和“地质云”建设。三是开展库区降雨与水库水位变动复杂动水条件下滑坡和塌岸规律研究，包括岩体劣化失稳机理研究、风险分析和趋势研判、涌浪预测等，以及水库滑坡监控关键技术和治理新方法新技术等研究工作，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理论、技术和方法支撑。

中国地质学会2019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和十大地质找矿成果近日在京揭晓。

据了解，中国地质学会自2007年开始，每年组织评选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和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双十”评选工作的开展，能让社会各界了解我国地质行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对提高地勘行业的社会认知度，不断推出地勘行业领军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9年度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分别是：松辽盆地陆相页岩油调查取得重大突破、我国首眼干热岩试验开发井（青海共和盆地）完井并成功试压裂、埃迪卡拉纪新化石揭示动物的早期演化、中国大型锂矿成矿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准噶尔盆地砂岩型铀矿预测技术新进展、钨矿稀土矿等矿产成矿理论新认识与找矿突破、国内首套深海井口吸力锚技术装备研制成功、国内首套小型化高精度ZAG-E型冷原子绝对重力仪研制成功、全国煤制油气用煤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取得新进展、湘西-滇东地区矿产勘查科技创新及应用。

2019年度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分别是：渤海湾盆地渤中凹陷探明全球最大的变质岩凝析气田、河南省栾川县深部探明超大型钼多金属矿、鄂尔多斯盆地庆城10亿吨级页岩油田勘探重大突破、云南省会泽铅锌矿区深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广东省蕉岭县作壁坑矿区探明超大型铷矿、川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3500米以浅探明万亿方页岩气田、湖北省保康县堰边上矿区发现超大型磷矿、黑龙江省林口县三合村探明超大型石墨矿床、内蒙古巴尔陶勒盖-复兴屯发现特大型陆相火山岩型铅锌银矿床、安徽省淮南市潘集煤矿外围实现煤炭找矿新突破。

（详细内容如下）

十大地质科技进展（排名不分先后）

松辽盆地陆相页岩油调查取得重大突破

以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杨建国和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徐兴友为核心骨干的陆相页岩油科技攻关团队，于2019年在松辽盆地白垩系青山口组实现页岩油调查的重大战略性突破，松页油1HF井青山口组一段泥页岩储层压后自喷获得日产14.37立方米高产工业油流，松页油2HF井、吉页油1HF井青山口组一段泥页岩储层压后抽汲分别获得日产10.4立方米和16.4立方米高产工业油流。创新形成了以七性关系和六要素为核心的陆相盆地页岩油地质综合评价体系；建立了陆相页岩油富集机理与分布模式；创新形成了陆相盆地页岩油钻探和地层含油气性测试技术体系。该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对国内陆相页岩油勘查开发具有引领示范作用。

我国首眼干热岩试验开发井（青海共和盆地）完井并成功试压裂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水环中心张二勇为工程首席牵头组织实施的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勘查与试采取得重要进展。一是创新钻探技术工艺，克服高温硬岩钻完井难题，高效完成我国首眼干热岩注采试验井；二是成功完成首眼干热岩试验开发井试压裂，达到预期成效；三是创新构建干热岩压裂高精度实时综合监测体系；四是综合运用地面调查、物探、钻探、地球化学勘查等多种手段，研究提出共和盆地干热岩热源机制与成因模式。上述成果有效推进了我国干热岩试验性开发工作。

埃迪卡拉纪新化石揭示动物的早期演化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早期生命团队袁训来课题组在湖北三峡地区约5.5亿年前的“石板滩生物群”中发现并研究了新的动物化石——夷陵虫及其遗迹。夷陵虫是目前在寒武纪之前发现的唯一的身体分节、具有运动能力、可以形成连续的遗迹的两侧对称动物，将具分节两侧对称动物出现的时间提前了至少一千万年，为之后寒武纪以三叶虫为代表的动物大爆发找到更为久远的“根”，表明“寒武纪大爆发”时期以底栖动物为主体的生态系统已经开始建立，并逐渐取代了前寒武纪统治地球数十亿年的微生物席基底，对地球表面系统造成了深远的环境和生态影响。

中国大型锂矿成矿机制研究取得新进展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王登红研究员为首的科研团队组织实施的川西甲基卡大型锂矿资源基地综合调查评价等项目，提出了“多旋回深循环内外生一体化”的锂矿成矿机制新认识，指导了川西甲基卡、可尔因、九龙等地以锂为主的硬岩型稀有金属地质找矿工作并取得突破，其中在甲基卡矿区及外围探获Li2O资源量约30万吨，马尔康矿田探获Li2O资源量约13万吨。在该理论的基础上，拓展了“五层楼+ 地下室”的勘查模型，指导川西、华南及中央造山带秦巴山区等地在寻找伟晶岩型锂辉石矿床、花岗岩体型锂铍铌钽矿床及层控热液型铍矿床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打开了稀有金属找矿的新局面。

准噶尔盆地砂岩型铀矿预测技术取得新进展

由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秦明宽率领的研究团队引领、推动了准噶尔大型盆地砂岩型铀矿找取得重大突破。项目首次将基底属性及其演化纳入大型叠合盆地产铀潜力评价体系，从盆地发展演化的“根”上判识其成矿有利度；首次明确提出头屯河组为全盆地首要找矿目标层；自主开发了活性炭吸附式梯度测氡、有利砂体精细识别等多项技术方法，实现了对深部控矿要素、铀矿化异常信息的高精度识别；集成构建了大型叠合盆地砂岩铀矿预测评价技术体系，定量预测研究区铀资源潜力达19万余吨。项目成果及时应用于铀资源勘查部署，预测的找矿靶区经钻探工程查证，已落实万吨级的大型砂岩型铀矿产地1处。

钨矿稀土矿等矿产成矿理论新认识与找矿获突破

由江西省地勘基金团队实施的“江西省地勘基金找矿重大突破与科技创新”项目隶属江西省自然资源厅部署的“紧缺与优势资源保障工程”。建立“朱溪式”钨矿床成矿模式和“石竹山式”硅灰石成矿模式，创建赣南地区“浅变质火山碎屑岩+风化壳+离子吸咐”稀土成矿理论及勘查技术，率先提出九瑞地区“上铜下钨”勘查模式，引领江西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探获大型规模以上矿床9处（其中世界最大矿床2处）、具有开发利用价值地热田35处；改变世界钨、硅灰石矿分布格局；开创全球浅变质岩中寻找离子吸附型稀土矿的先河，刷新江西省地热田孔口水温和地热水规模记录。探索出省级财政公益性地质工作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脱贫的“江西模式”。

国产首套深海井口吸力锚技术装备研制成功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局长叶建良领导、以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宋刚为主设计师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发了首套国产深海井口吸力锚。该技术装备可为深海钻井提供有效井口支撑，解决深海浅软地层井口支撑力不足的难题，提高深海油气钻井井口稳定性和承载力。研究团队自主创新解决了吸力锚结构形式、姿态监控方式和安装工艺等一系列关键技术，并于2019年11月在南海神狐深水海域安装成功，垂直度0.17度，相关技术指标和施工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了井口吸力锚理论和安装的重大突破，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使我国成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井口吸力锚技术装备的国家。

国内首套小型化高精度ZAG-E型冷原子绝对重力仪研制成功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和浙江工业大学联合研制的国产ZAG-E型冷原子绝对重力仪获得成功。研究团队由浙工大林强教授和航遥中心周坚鑫教授级高工领衔。该仪器测量精度达10μGal，具有单次测量时间短、可连续测量、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各项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仪器是国内首个得到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高精度绝对重力仪，其成功研制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性能和技术指标可以满足在地质调查、地震监测和地球物理测量等相关领域开展绝对重力精密测量的要求。

全国煤制油气用煤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取得新进展

以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勘查研究总院宁树正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推动全国煤制油气用煤资源潜力调查评价，为保障特殊时期国家能源战略安全提供了科学依据。厘定了液化、气化等煤制油气用煤资源评价指标；建立了地质调查、采样测试与煤岩煤质分析相结合的调查技术要求和评价方法。从矿区-赋煤区-全国三个层面开展调查评价，深化了对我国煤制油气用煤煤岩煤质特征、控制因素及赋存规律的认识，编制了全国煤制油气用煤资源分布图，建设了全国煤质基础数据库，摸清了我国煤制油气用煤资源家底。提出了可供规模开发利用的煤制油气用煤资源战略选区及政策建议。

湘西-滇东地区矿产勘查科技创新及应用

由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中南局李朗田主持完成的“湘西-滇东地区矿产地质调查”项目，圈定找矿靶区25处，新发现矿产地12处，其中大型、中型矿产地8处，探获锰矿资源量5620万吨，探获一批稀土、磷、钒矿资源量；建立了主要成锰期锰矿区域成矿模式及找矿模型，完成了锰矿资源潜力动态评价，预测锰矿资源量26亿吨；在滇东南地区发现了石炭系上统顺甸河组、三叠系下统石炮组2个含锰新层位；厘清了湘潭、松桃、黔阳成锰盆地古构造格架，总结了成矿前基底浅层平移断裂和同沉积断裂“行”“列”交汇的控盆、控相、控矿特点，提出了“凹中凹”或“盆中盆”控制锰矿沉积的新认识。成果为扬子陆块及周缘锰矿勘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十大地质找矿成果（排名不分先后）

渤海湾盆地渤中凹陷探明全球最大的变质岩凝析气田

以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薛永安为首席专家的团队首次在中国东部老勘探区——渤海湾盆地发现了中国东部最大的以变质岩潜山为储层的渤中19-6大型整装凝析气田。项目团队针对渤海湾盆地特点，创新提出“湖盆成气”理论，指出油型盆地在某些构造与沉积特殊的凹陷具有形成大型天然气田的地质条件，从而揭示了油型湖盆在寻找大型油田之后寻找大型天然气田的机会。该凝析气田已上交国家探明天然气储量超千亿立方米，凝析油储量超亿吨。渤中19-6大型整装凝析气田的发现是我国天然气成藏理论发展的成果，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助推雄安新区绿色发展有重大作用。

河南省栾川县深部探明超大型钼多金属矿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承担的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基金项目“河南省栾川县冷水-赤土店钼铅锌多金属矿深部普查”取得重大找矿突破，在栾川县深部探获超大型钼多金属矿。团队通过多元地学信息三维地质建模和定量预测方法，指导施工的35个深部勘查钻孔全部见矿，证实了区内钨钼矿体深部连续性及巨大找矿潜力。圈定8个钨钼矿体，累计新增（333）+（334）？资源量WO344.98万吨、钼319.40万吨，另有(333)低+(334)？低 WO329.80万吨、钼72.50万吨，在钼矿石中估算伴生铼146吨。区内探明钼资源量跃居世界第一。区内矿床具有规模大、有用元素种类多、开采条件成熟等特点，钨钼的深部找矿突破为国家钨钼资源布局和长远规划提供了依据。

鄂尔多斯盆地庆城10亿吨级页岩油田勘探获重大突破

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付锁堂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甘肃省首次发现我国规模最大的庆城10亿吨级页岩油田，进一步夯实了油田冲刺6000万吨的资源基础。庆城地区位于晚三叠世鄂尔多斯湖盆中心，延长组长7发育典型的页岩油藏。项目团队通过系统开展厘米级沉积特征研究、微纳米级储层孔喉精细刻画、页岩油充注机理模拟以及研发地震、测井、压裂改造等配套技术系列，创新了页岩油地质理论和勘探技术，实现了页岩油勘探重大突破，落实含油面积3000平方千米，新增石油三级储量超10亿吨，其中石油探明储量3.58亿吨。目前已具备年产原油300万吨生产能力，“十四五”末，原油年生产能力可达500万吨，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云南省会泽铅锌矿区深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

由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和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组建的项目团队，通过系统总结川滇黔地区铅锌矿床的成矿规律，深入研究区域及矿区的构造、岩性组合、围岩蚀变等要素，建立找矿预测模型，在云南省会泽铅锌矿区一带的深部找矿取得重大突破。共备案矿石量915.88万吨，铅锌金属量244.07万吨、铅锌品位26.65%，伴生锗金属量432437千克，银金属量587560千克。云南省会泽铅锌矿矿床规模大，矿体厚度大、品位高，富含锗、银等，矿石易采易选，矿山建设基础条件好，矿床潜在经济价值巨大，深部和周边还有很大找矿潜力，近几年的找矿工作和地质科研工作为区域上的找矿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广东省蕉岭县作壁坑矿区探明超大型铷矿

以广东煤炭地质二〇二勘探队孙宝德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蕉岭县作壁坑探明超大型铷矿。共探获铷矿资源量（331+332+333）矿石量132774千吨、氧化物量（Rb2O）72727吨，同时探获可综合利用的石英矿资源量（333）44258千吨，其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都十分巨大。该铷矿是以蚀变花岗岩为主控矿因素的热液蚀变型矿床。矿体赋存在与震旦系老地层相接触的燕山三期蚀变花岗岩体中，在岩体和地层Rb元素丰度都较高的情况下，各种成矿作用叠加，Rb元素多期运移富集，最终形成含黑云母的碱性长石花岗岩型铷矿床。综合研究表明，该铷矿床的成矿地质条件在岭南地区并不罕见，在该区域找到其他同类矿床的潜力很大。

川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3500米以浅探明万亿方页岩气田

以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谢军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川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埋深3500米以浅发现了国内首个万亿方页岩气大气田。项目组提出了适于川南特殊地质条件的页岩气“三控”富集高产理论，指导了建产区的优选；创建了本土化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六大技术系列，包括地质评价技术、开发优化技术、优快钻井技术、体积压裂技术、工厂化作业技术和高效清洁开采技术，实现了3500米以浅页岩气规模效益开发和3500~4000米页岩气勘探开发突破。项目组在川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累计探明储量10610.50×108立方米，形成了万亿方页岩气大气区。2019年底，年产气量80亿立方米，成为中国最大的页岩气生产基地。

湖北省保康县堰边上矿区发现超大型磷矿

以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湖北地质勘查院汤从寿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湖北省保康县堰边上震旦系陡山陀组地层中探明一处超大型、沉积型磷矿床。该矿床处于宜昌磷矿北东延伸部，埋深约680米至1430米，控制规模为5800×2800米，单一磷矿体厚度约12米，P2O5平均含量23.54%，通过选矿可达到较好选矿指标。经估算，堰边上磷矿总资源储量为5.9亿吨，其中Ⅰ级品富矿资源量43487千吨，平均含量31.80%，矿山潜在经济价值可达到500亿元。本次系统勘查为宜昌磷矿深部找矿提供了理论方向，对鄂西磷矿深部成矿模式规律研究具有一定价值。项目投产后，可带动山区脱贫致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黑龙江省林口县三合村探明超大型石墨矿床

以黑龙江省第六地质勘查院马新春为首席专家的团队，首次成功运用“地层+构造+航磁”石墨找矿模型，在黑龙江省林口县三合村再次探获一处超大型晶质石墨矿床，新发现5条石墨矿带，矿带长1.2～6.57千米，矿体80条，新增推断的内蕴经济（333）+预测的（334）？矿石资源量34583.16万吨，矿物量1888.87万吨。西北楞-三合村石墨矿田内已累计发现11条石墨矿带，矿带长1.2～11.57千米，累计探明推断的内蕴经济（333）+预测的（334）？矿石资源量88068.46万吨，矿物量5590.32万吨。西北楞-三合村石墨矿田为全国第三、黑龙江省第二大石墨矿，也是单矿体长度世界第一的超大型石墨矿，为黑龙江石墨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源支撑。

内蒙古巴尔陶勒盖-复兴屯发现特大型陆相火山岩型铅锌银矿床

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出资，内蒙古国土资源勘查开发院承担的“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复兴屯银多金属矿集中勘查一区银矿普查”取得重大找矿突破。一区圈定银矿体92条，评审备案资源量银金属量(333+334？)5105.05吨，平均品位194.17克/吨，伴生铅锌金属量37.09万吨。另有低品位铅锌矿体484条，金属资源量(333+334)361.78万吨，为特大型隐伏矿床。矿床受火山机构和晚侏罗世火山岩控制，成因类型属陆相火山-次火山热液充填型铅锌银矿床。该特大型银多金属矿床在大兴安岭火山岩地区为首次发现，其深部及外围仍具较大找矿潜力，为今后在本地区勘查找矿提供了新思路和方向。

安徽省淮南市潘集煤矿外围实现煤炭找矿新突破

以安徽省煤田地质局勘查研究院朱文伟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淮南市潘集煤矿外围发现一处特大型煤矿床。该项目是安徽省“358”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核心项目。研究团队基本查明了煤炭赋存特征，新发现煤炭资源量48.57亿吨，均为优质炼焦用煤。首次开展了“深部煤炭勘查与开采地质条件专题研究”，建立了深部煤层开采地质条件勘查、测试技术与评价方法；首次建立了一套巨厚松散层覆盖下复杂煤系地层深孔绳索取芯钻进关键技术。率先在淮南煤田展开煤层气、页岩气、地热能及其他有益矿产综合勘查与评价工作。项目不仅为现有煤矿企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后备资源，也将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协同发展提供能源保障。

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松辽盆地大陆深部科学钻探工程（松科二井）完井与重大地质科技创新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王稳石为负责人钻探完成的松科二井，深7018米，是亚洲国家最深的大陆科学钻井和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计划（ICDP）成立22年来实施的最深钻井工程。项目研发的超深井大口径取心技术体系，攻克了超高温钻井技术等地球深部探测重大技术难题，创造了四项世界纪录，发现了松辽盆地深部页岩气和盆地型干热岩等两种具有良好勘探开发前景的清洁能源；在全球首次实现了对白垩纪最完整最连续陆相地层厘米级高分辨率的精细刻画，重建了白垩纪陆相百万年至十万年尺度气候演化历史，发现了白垩纪气候波动重大事件；建立了地层对比的“金柱子”和松辽盆地演化新模式，丰富了白垩纪陆相生油理论，取得了基础地质研究的重大进展。

陕西蓝田黄土-古土壤序列与210万年前古人类活动历史新纪录 

由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朱照宇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黄慰文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在陕西蓝田地区历经了17年综合地质研究，发现了秦岭山前黄土侵蚀面，将公王岭直立人头盖骨年代从距今115万年推前到距今163万年；在上陈一带发现了新的连续黄土-古土壤序列剖面，并在早更新世层段发现了17层旧石器埋藏文化层，年代为距今126万~212万年，使蓝田地区成为世界上非洲以外最早的古人类活动遗迹地点之一，该成果发表在《Nature》和《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上。在蓝田连续黄土-古土壤序列中发现世界罕见的含多层旧石器文化层，拓展了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黄土研究的新方向。

我国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编制完成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环部郝爱兵为首席专家牵头组织编制的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后提交的第一份自然资源系列成果。图系分全国卷、省区市卷和专题卷3个系列，涵盖水、土、矿、林、草、湿地、海洋等8个类别，2316张图件。图系凸显三大创新：一是系统梳理了全国自然资源数量、质量、开发利用现状、潜力等内容，着重体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和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类型齐全、数据详实的首套中国自然资源图系；二是构建了全国和分省自然资源空间数据库和信息平台，完成了各类自然资源数据标准化、矢量化和空间化，有力促进了信息化技术水平提高；三是突出成果的应用服务导向，创新了图件表达形式，全面提升了地质科技成果的显示度和社会服务能力。相关成果得到国家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胶东金矿深部探测取得重大突破 

山东省地质科学研究院于学峰科研团队长期致力于胶东地区金矿勘查研究和深部探测，首次在胶西北金矿集区开展以深反射地震为主的深部探测应用研究，通过多参数方法试验，验证了反射地震测量在花岗岩分布区固体矿产勘查中对深部地质体探测的有效性。结合深钻验证，查清了三山岛断裂、焦家断裂、招平断裂带等重要构造的深部特征，揭示了胶西北矿集区深部地质结构及其控矿因素；成功实施了3266米金矿勘查科学钻探，在焦家金矿带斜深7000米、垂深3000米处发现25米厚的金矿体，最高品位达13.65g/t，为“中国岩金第一见矿深钻”。该成果为实现胶东地区35千米以浅地球物理控制、3000米尺度钻探控制的地质体结构“透明化”奠定了基础，实现了我国金矿深部找矿的重大突破。

新一轮省级区域地质志编撰完成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李廷栋院士和丁孝忠研究员组织实施的新一轮《中国区域地质志》编制工作，全面、系统总结了我国近30多年来海量区域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遥感地质等调查新成果和新资料。该书有三大亮点：一是全面梳理了我国地层-岩石-构造格架，建立了中国岩石圈构造单元分区及中国东部岩石圈三维结构模型，使各地区的地质成果协调一致；二是首次突出了城市地质成果，确立了京津冀地区全新世海陆演化和雄安地区全新世环境演变进程，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三是突出了海洋地质研究成果，从海洋板块构造出发，梳理编制了海域地质成果，为我国开展海港建设、海底工程和海底资源开发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图件。该书共32部、图件200余幅、数据库32个。

现代区域地质填图技术方法体系构建与示范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王涛和地质力学所胡健民研究员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开展的基岩区和特殊地质地貌区地质填图试点，开启了专题地质填图先河，解决了一批关键地质问题，产出了一批高质量图幅，在国内外产生一定影响。该项成果编制了6种基岩区、9种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方法指南，修订了区域地质调查方法规范（1∶50000）、制定了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指南（1∶50000），成功构建了我国新的1∶5万区域地质填图方法体系。它倡导现代区域地质调查要以地球系统科学和板块构造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多学科联合调查，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解决重大基础地质问题。这些理念和方法已得到应用，产出良好效果，为今后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改革提供了依据、准则和具体技术方法，对我国区域地质调查与填图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准噶尔盆地陆相咸化湖盆页岩油富集理论、关键技术与勘探取得重大进展 

由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牵头，开展准噶尔盆地陆相咸化湖盆页岩油富集理论、关键技术协同研究，创新性提出一项理论认识和三项配套技术：创立了陆相咸化湖盆云质岩页岩油富集理论，指导了10亿吨级页岩油发现；研发了以“七性关系”为核心的页岩油测井评价技术，试油成功率由35%提高至100%；形成了一套含有工程地质参数及烃源岩品质的页岩油甜点预测技术，甜点预测符合率由70%提高至100%；集成创新页岩油水平井高效钻井及体积压裂技术体系，实现了咸化湖相页岩油高效勘探与有效动用，水平井单井日产量突破百吨、一年半累产油量1.8万吨。在上述理论认识的指导和配套技术的支撑下，吉木萨尔凹陷页岩油预探评价产能一体化快速推进，落实井控储量10亿余吨，并已进入规模建产阶段。

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建成并运行 

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李文鹏为首席专家的研究团队，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下水监测网的建设，建设完成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并运行，在水文地质勘查研究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和生态工程。一是建立了层位明确的国家级地下水专业监测站点10168个和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数据接收与设备管理系统，实现了地下水监测数据自动采集、实时传输和多源解析；二是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技术，研发了监测信息应用服务系统，实现了监测数据管理、动态分析、水质水量综合评价与信息发布等；三是首次研发并成功实施了承压-自流井监测等技术，编制了12项地下水监测标准规范，实现了学科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突破。

浙江省嘉兴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应用研究与示范新进展 

由浙江省地质调查院褚先尧团队组织实施的嘉兴市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作，使嘉兴市成为浙江省首个全面完成“711”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工程的地级市，制定了符合浙江实际的调查、建档省级技术规范，结合嘉兴土地质量地质调查“四化”提升行动，在成果服务于“县、乡、村”三级土地利用规划，成果服务于特色土地保护利用，档案核心成果与国土管理“一张图”对接、与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接等方面的试点成功应用，解决多个成果转化应用的关键性问题，并创新了成果转化应用机制。同时，将科研与科普有机结合，有效支撑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农业地质应用研究中心土地质量研究示范基地”建设。该工作成果为全面落实美丽浙江建设、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也为全国同类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地质科技创新引领南疆地区地质找矿新突破 

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滕家欣为首席专家牵头组织实施的西昆仑铁铅锌资源调查与勘查示范项目，提出盆地边缘褶皱逆冲+构造流体+后期交代铅锌成矿系统认识，建立“火烧云式”热液-交代非硫化物成矿模式，揭示了巨量铅锌赋存和聚集规律；提出“大红柳滩式”伟晶岩型锂矿成矿机制，创新“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的识别方法及系统”；提出西昆仑晚石炭世构造-盆地演化与“玛尔坎苏式”富锰成矿模式；创建高寒深切割地区快速勘查技术方法，引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形成火烧云铅锌、大红柳滩锂和玛尔坎苏富锰矿3处大型资源基地，探索出国家公益性地质工作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扶贫的“克州模式”，成效显著。

十大地质找矿成果 

四川盆地威荣页岩气田探明千亿方级深层页岩气

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在四川盆地深层页岩气领域探明超千亿方大型页岩气田。针对埋深大于3500米的深层页岩气地质评价、钻完井和压裂难题，攻关团队解放思想、创新理论认识、深化资源评价、强化技术攻关，创新性提出了一项理论、四项配套技术：首次提出了海相深层页岩气“优质相带、适宜演化、良好保存”的“三元”富集理论；建立了深层页岩气综合岩性、电性、古生物等多参数地质综合评价技术；建立了深层页岩气地质工程双“甜点”地球物理预测技术；建立了优快钻井与水平井轨迹优化控制技术；建立了控近扩远、提高裂缝和分簇改造有效性深层页岩气压裂改造技术。威荣气田提交了探明储量1247亿方，落实了产能建设新阵地，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对推动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内蒙古开鲁盆地钱家店凹陷铀矿勘探取得新突破

由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孟卫工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内蒙古开鲁盆地钱家店凹陷查明一个超大型可地浸砂岩铀矿床。钱家店铀矿的重大发现开创了我国非核系统综合找铀的先河，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含油气盆地寻找可地浸砂岩型铀矿的空白。历经多年的勘查实践与积淀，辽河油田专家团队凭借“油铀兼探，一矿变双矿”的新思维，在钱家店铀矿最终实现了“五个一”成果，即：创新了一项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开辟了一种新型的找矿模式，形成了一批独特的开采技术，创建了一套铀资源评价体系，查明了一个超大规模铀矿体，为中国石油乃至全国砂岩型铀矿勘查工作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为我国天然铀通辽大基地建设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贵州省赫章县猪拱塘实现铅锌矿找矿重大突破

由贵州省地矿局一一三地质大队何良伦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赫章县猪拱塘发现并探明了一处超大型铅锌矿床。项目团队系统总结成矿规律，转变找矿思路，突破传统找矿认识的束缚，圈定深部找矿靶区，构建“三位一体”找矿预测地质模型。历时6年持续勘查，圈定铅锌矿体69个，探获铅锌量275.82万吨，为贵州首个超大型铅锌矿床。该矿床的发现表明黔西北地区具有较好的铅锌找矿远景，为黔西北地区地质找矿指出了新方向和找矿思路。该矿床位于国家级乌蒙山连片扶贫攻坚区的腹地，潜在经济价值巨大，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脱贫攻坚具有重大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发现维拉斯托大型锂锡多金属矿床

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维拉斯托矿区锂多金属矿是由内蒙古地质勘查有限责任公司发现并探明的大型矿床。矿区位于大兴安岭中南段西坡。矿床深部为石英斑岩型铷锡多金属矿（化）体；中部为隐爆角砾岩型锂铷多金属矿体；浅部为石英脉型锡钨多金属矿体；三种矿体空间上叠合配套，成因上密切相关，构成典型的“三位一体”斑岩型成矿系统。共圈定工业矿体80条，备案资源储量（121b+122b+333）：矿石量3475万吨，金属量Li2O 35.72万吨，Sn 5.77万吨，平均品位Li2O 1.28%，Sn 0.85%，同时共伴生铷、锌、钨、钼、铜、铅、银等多种有益组份，其深部和外围仍具有较大找矿潜力。该矿床为中国北方首次发现的大型锂多金属矿床，填补了国内对该类型矿床勘查和研究空白，实现了中国北方找锂多金属矿重大突破，为本区找矿提供了新思路和方向。

甘肃省徽县郭家沟矿区查明特大型铅锌矿

由甘肃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天水矿产勘查院袁得祎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西成铅锌矿田发现并探明的又一超大型铅锌矿床，为一深埋藏隐伏矿床。矿床地表全为新生界地层覆盖，几无基岩出露，矿床埋深大，埋深在300~1100米之间，矿床控制长约4400米。共发现矿体70条，主矿体19条，累计查明（保有）的铅锌矿石量6502.32万吨，铅金属量637659.51吨；锌金属量2151191.85吨。累计查明（保有）的伴生银金属量1162190.96千克；伴生镉金属量11767.37吨。该矿床的发现为寻找隐伏矿床提供了指导经验。矿床已于2016年由甘肃金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厂投产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对地方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较大的经济意义。

内蒙古自治区双尖子山探明超大型银铅锌矿

由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杨建功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双尖子山探明超大型银铅锌矿。经内蒙古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评审，采矿权范围内保有(121b＋122b＋333)主、共生矿产资源储量：矿石量15897.87万吨，其中银矿石量10936.09万吨，银金属量15129.29吨，银品位138.34g/t；铅矿石量3768.29万吨，铅金属量389119吨，铅品位1.03%；锌矿石量10303.76万吨，锌金属量1500462吨，锌品位1.46%。采矿证范围内共圈定工业矿体280条，其中39条大型矿体，规模等级为超大型。对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找矿具有重大意义，是中国银矿勘查的重大突破。矿区保有资源储量和潜在经济价值巨大，可稳定安排当地剩余劳动力，并拉动当地其它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对当地经济和税收将起到支柱性作用。

江西省横峰县松树岗矿区探明超大型钽铌稀有多金属矿床

由江西有色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程群喜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江西省横峰县松树岗矿区探明了一处超大型钽铌稀有多金属矿床。矿床工业类型为钠长石、铁锂云母花岗岩型钽铌矿床，矿体规模巨大，矿体控制东西长1676米，南北宽740米，赋存标高402.74～-330.76米，单工程控制最大厚度493.47米。采用地质统计学法估算矿床资源储量，探获（111b+122b+333）矿石量298604千吨，钽金属氧化物量42444吨，铌金属氧化物量63591吨，伴生铷（333）金属氧化物量601834吨，伴生锂（333）金属氧化物量603813吨，潜在经济价值超1000亿元。该矿床的发现是我国在隐伏稀有金属矿床找矿上的重大突破，研究建立该区岩浆岩型稀有多金属矿床成矿系列与成矿模式，丰富和发展了稀有多金属成矿理论，对稀有多金属找矿与勘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西沟发现超大型石墨矿

由黑龙江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七〇一队程飞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西沟探获超大型石墨矿床。矿床成因类型为沉积变质型石墨矿床，矿体呈层状、似层状及透镜状产于中元古-新元古界兴东群大盘道组变质岩中。矿石类型以石墨片麻岩型为主，属于大鳞片晶质石墨。项目技术人员对本区成矿地电条件进行了重点研究，认真总结成矿规律，合理布设探矿工程，地质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全区共发现晶质石墨矿体62条，提交工业矿体（333）+（334）石墨矿石量33551.19万吨，矿物量2337.61万吨，平均品位6.97％。其中（333）占资源量总量为95.22%，总剥采比1.69∶1。西沟石墨矿资源潜在价值巨大，初步估算潜在价值在1000亿元以上。

江西省新余市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探明世界最大硅灰石矿

由江西省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王先广为首席专家的团队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矿区探获世界资源规模最大的硅灰石矿，提交333+334类硅灰石矿物量6955万吨，其中333类3478万吨。新余市渝水区石竹山-上高县樟木桥硅灰石矿的发现，刷新了世界硅灰石矿资源规模纪录，改变了中国硅灰石矿分布格局，建立了蒙山地区隐伏硅灰石矿“岩体+碳酸盐岩+构造裂隙+盖层(炭质泥岩屏蔽）”成矿模式，并在新余市渝水区石山与上高县院坑硅灰石矿成功得到运用，拓展了硅灰石矿的找矿空间、找矿思路和找矿方向。该矿不但规模大，而且矿石品位高、品质好，易采、易选，为蒙山地区硅灰石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及巩固新余“矿业立市”提供了资源保障。

河南省偃龙煤田深部发现超大型铝（粘）土矿

河南省地矿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在偃龙煤田深部探获超大型铝土矿床。矿区处于洛阳盆地东南侧，嵩山背斜北翼。成矿区带属于嵩山-箕山铝土矿成矿区之偃（师）巩（县）荥（阳）IV级铝土矿分区。矿体赋存于石炭系本溪组中，以铝土矿为主，共生耐火粘土、铁矾土、硫铁矿、菱铁矿，伴生镓元素亦可供综合利用的超大型沉积矿床。全区共完成钻探107533米，测井89377米，圈定铝土矿体16个，探获铝土矿(333)+(334)资源量24924万吨，大部埋深500米以浅，其共（伴）生矿产进行资源量估算，均达到大型矿床规模。根据勘查成果资料预测700米以浅，潜在铝土矿资源量仍有1.6亿吨。项目成果为河南省铝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源安全保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的资源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