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循环利用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再生材料已成为重要的生产原料，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焰新（姜焕琴 摄）

王焰新表示，目前，循环利用原料和产品质量标准的缺失或不完善成为制约循环利用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加强循环利用原料和产品质量标准制定，是应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必然要求。使用符合标准的再生材料可以降低对原生材料的依赖，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规范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旨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废弃物的精细管理、有效回收和高效利用等目标实现，而制定循环利用原料和产品质量标准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之一。王焰新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循环利用原料及产品质量标准，制定目标和原则应包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同时，建议根据废弃物来源、规模、资源价值、利用方式、生态环境影响等不同特性，分类明确废弃物循环利用主体责任和技术路径。加大废弃物循环利用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模式创新和机制创新，拓展废弃物循环利用方式，丰富废弃物循环利用品类，提升废弃物循环利用价值。

此外，王焰新还表示，还应加快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企业在循环利用原料和产品质量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循环利用原料和产品质量标准的有效实施。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海洋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海口中心”）海岸带地质调查团队在粤东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碳、氮、磷的分布规律及污染评价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粤东是广东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引擎，其近海海鲜养殖和旅游业尤受欢迎。但随着海岸带经济的快速发展，各滨海城市均面临着巨大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压力。为了解粤东河口及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中总有机碳（TOC）、总氮（TN）、总磷（TP）的分布特征及污染状况，海口中心海岸带地质调查团队以粤东近岸海域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表层沉积物中TOC、TN、TP的含量分布情况，并对其环境污染状况进行评价。此外，该研究还对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来源进行了探讨，并对比研究了该区域近15年TOC、TN、TP含量及来源的变化。

研究结果显示：义丰溪河口、榕江河口、濠江河口、柘林湾和南澳岛养殖区为TOC、TN、TP主要富集区。TOC、TP含量分布具有空间异质性，表现为湾内及河口区域含量显著高于湾外及离岸海域。TN含量分布则呈现离岸海域高于近岸趋势。研究区表层沉积物中有机质主要以海源输入为主，要素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性，同时要素与粒径间相关性较好。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大部分为轻度污染状态，TOC、TP受危害等级为Ⅰ类，基本未构成污染，TN为Ⅱ类污染，处于受污染状况。本研究对了解粤东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现状与污染生态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当地近海海洋环境保护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海洋碳汇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该研究由海口中心海岸带地质调查团队林聪、王洋等合作完成，相关研究成果以“粤东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碳、氮、磷（TOC-TN-TP）分布规律及环境评价分析”为题发表于《水生态学杂志》期刊，得到中国地质调查项目（潮汕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DD20208013，惠州－汕尾海岸带自然资源综合调查DD20230415）的资助。

在第二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国地质调查局牡丹江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牡丹江中心”)开展了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题的系列科普宣传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环境保护，守护人类共有的绿色家园。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室分别在延吉市人民公园和伊春市北山公园开展了科普宣传活动。在延吉人民公园，向当地群众普及了地球科学知识，从地学角度讲解岩、土、水在维持生态平衡和推动生态系统演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提高广大群众对岩、土、水的保护意识。在伊春市北山公园，科普人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锌元素在人类生产生活和植物生长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重点向群众讲解锌元素在参与自然界物质循环、促进生态系统平衡稳定、解决环境污染、促进生态恢复等方面所具备的潜力与优势。

生态地质调查室分别在牡丹江市绥阳镇文化广场和集贤县七星广场开展了科普宣传活动。在绥阳镇文化广场，科普人员联合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紧紧抓住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两条主线，紧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向驻地公众科普绿色勘查工作的重要意义。在集贤县七星广场，科普人员联合双鸭山矿业公司东保卫煤矿，通过视频展示、现场讲解等形式，向公众介绍石墨资源的特征、分布、开采现状及广阔应用前景等，同时，倡导企业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将环保理念全面渗透到矿产资源勘查工作中，努力提高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石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绿色产业发展。

在本次科普宣传活动中，牡丹江中心科普人员贴近生活、贴近大众、形式多样、讲解通俗，营造了保护生态、人人有责的浓厚氛围，激发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情，取得了良好的科普宣传效果。下一步，牡丹江中心将继续履行公益性单位职责，通过撰写科普文章、举办科普活动等方式持续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生态文明建设贡献地质力量。

近日，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为第一完成单位完成的《尾矿资源化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成果荣获2023年度绿色矿山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

该成果由资源所张长青研究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共同完成，旨在解决尾矿大量堆存、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实现尾矿资源的清洁化、资源化利用。项目通过尾矿基环境功能材料、陶瓷类高附加值产品和高密实混凝土大宗利用建材产品等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实现了矿山固体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的目标。该集成技术的创新改变了矿山企业运营的方式，为尾矿的资源化利用和处理处置提供了新的思路。

这一荣誉的获得体现了资源所绿色矿山评价与生态修复中心在绿色矿山建设领域的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为矿业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为矿山绿色开发树立了标杆，将逐步树立起资源所在绿色矿业中先锋的地位。

10月15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离退休干部主题宣讲及征文活动的通知》精神，在宜昌基地开展主题宣讲活动，孟繁松研究员以《地质公园建设和促进旅游业大发展》为题进行主题讲座。 

孟繁松研究员以他退休后参与多个地质公园项目的亲身经历，结合自己的体会，从地质遗迹、地质公园建设、保护重要地质遗迹和保持优美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宣讲。他说，地质遗迹也是一种自然资源、国家的宝贵财富，保护好既可以供人们研究，也可以通过适度开发供人们参观，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指出，地质遗迹是不可再生的，人类为了生存所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所有开发和利用都应当从整个自然界，尤其是地球环境的生态系统，加以全面地、科学地考虑，然后在保持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多样性的基础上，达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协调。他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我国地质公园建设十分火热地发展起来。每当我们筹划地质公园建设和合理开发地质资源时，千万不要忘记保持优美的自然环境，把每项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使人们真正认识会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好地质遗迹资源不仅是政府及主管部门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保护和珍惜这些一旦破坏就永远不可恢复的自然遗产，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河山中的精华和珍宝。

主题宣讲活动受到广大离退休老同志热烈欢迎，引起了热烈讨论。

孟繁松研究员宣讲

宣讲现场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朋德在接受《中国矿业报》云采访时高兴地告诉记者：“元旦前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提供的4件提案素材中有3件中选，今天已经提交给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四次大会，其中一件作为农工党中央提案，另两件作为农工党界别委员们小组提案。此外还有一个中央提案是基于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农工党中央共同调研形成的有关页岩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的提案。”

此次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李朋德常委另外还准备了4件提案，涉及到地学旅游、地热开发、地下空间利用和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些提案都立足新时代，把握新需求，内容紧扣中国地质调查局“十四五”时期的工作任务，涉及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构建国土空间、开展长江健康体检和支持精准生态修复、依法治理尾矿库促进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等，为开创“十四五”时期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新格局建言献策。

李朋德常委一直关注并跟踪着提案内容，针对黄河水、长江水、泉水、井水及解决饮用水等问题，参加了全国政协乡村振兴饮水安全调研，从贫困地区找水打井，到乡村振兴的饮水保障。他认为，农村饮用水安全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地质调查的重点工作，任重而道远。

李朋德作为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全国政协常委，其第一批确定的4件提案，业界也颇为关注，那么这4件提案究竟有哪些内容呢？

全国政协常委 李朋德

提案一：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我国地球观测系统虽然为全球提供卫星定位、气象预报和遥感信息服务，但是我国空间基础设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严重不足，大部分遥感卫星只发挥了四分之一的数据获取能力，各卫星体系间的统筹能力也不足。

李朋德常委表示，我国应充分利用地球观测能力的优势，积极开发高科技的全球公共产品。我国虽然已是航天大国，拥有的航天器数量位列世界前三，遥感卫星种类齐全且数量不断攀升，但尚缺少统筹，主要体现有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缺少在全球分布广泛的卫星接收网络和服务体系。二是卫星工程立项的目标偏低，任务考核缺少挑战性。三是我国卫星的检校和标准缺乏国际化。四是我国卫星遥感数据处理的财政经费，一般不包括境外数据的处理和管理。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将进一步提升地球观测能力，完善空间基础设施、空地基础设施和全球化地球观测数据服务体系，开发更多的公共外交产品，建成“数字丝绸之路”，更好地支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建设，同时也是积极响应全球需求，支持全球的绿色发展。

李朋德常委为此建议，一是加快出台《航天法》及其配套条例。依法规范航天活动，加大航天活动的统一规划，确保太空安全和我国空间基础设施的全球化，进一步提升我国地球观测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我国航天、遥感、北斗卫星和地理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加快建设全球化空地信息通道，实现面向全球的信息服务。我国的海外卫星接收站网建设严重滞后，必须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培育建设海外接收站网，鼓励与外国政府和组织联合建设接收体系，尤其要实现遥感卫星境外直接服务的能力。三是设立地球观测领域的对外援助计划。规划部署航天、地球观测和地球探测等领域的对外援助工作，鼓励企业利用我国空间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系列化的全球公共信息产品，彰显航天大国的责任，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四是加快开展卫星运控体系改革。随着我国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轨的卫星越来越多，现有的卫星测控、接收和服务体系已不能满足要求，要加紧改革卫星运控体系，形成备份和多渠道，强化卫星的业主管理体系。

提案二：构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国土空间治理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相关制度，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等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相关制度。当前，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矛盾凸显，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民美好生活的空间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不充分等问题。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必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对国土空间的科学合理开发和长久有效保护，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为此，李朋德常委提出以下四项建议：

一、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加紧研究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国土空间规划法》等法律，将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作法制化。对“多规合一”改革涉及的《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草原法》《森林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法律重新审视，对突破现行条款或不适应的内容进行修订，对过时的法律法规废止或新立。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路，构建起一套能够为国土空间保护与修复保驾护航的法律法规体系，体现出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化和法定化支持。

二、加快构建国土空间“一张图”监督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体现“多规合一”，实现各类专业规划数据共享和平台的互联互通。加强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与预警，加快构建责权清晰、依法规范、高效运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监督实施体系，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监督内容，纳入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三、建立国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加快制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相关技术标准和指南。建立资源环境监测预警长效机制，支撑规划实施全过程监督。基于不同层级、不同尺度和精度，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形成支撑“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与“双评估”技术指标、标准与方法体系。

四、加强国土空间科学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设。要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塑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城镇空间，打造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美丽乡村空间，才能加快修复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要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资源资产管理、有偿使用、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等实施保障机制和政策措施。按照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差异化空间管控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出台鼓励多渠道融资和有偿使用的政策，形成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实现相关政策。

提案三：开展长江健康体检和精准生态修复

长江不仅是黄金水道，更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宝库和生态安全屏障。由于长期无序利用和过度开发，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挑战。近年来，长江两岸的环境逐渐好转，然而仍有看不见的污染在地下，仍有看不见的隐患在江堤下面和江底，且长期被忽视。

李朋德常委建议，一是开展长江河道的定期综合健康体检。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河道扫描，准确掌握河道三维形态变化和江水的流向，找到河道和堤岸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监控和修复重点。二是建设智慧长江平台。基于长江的地理、水文、地质和生态数据，利用物联网、5G技术建设关键区段的感知系统，形成长江生态环境健康监测体系。三是开展污染场地调查评价与修复。企业搬迁后应该提交给政府干净的土地，地方政府应该开展专业化的地下空间遗留物和污染物探测，并强制进行修复。四是开展长江沿岸矿山的生态修复。综合利用尾矿库和废矿材料，建立矿山公园。开展长江河道治理工程。积极开展长江河道修复试点，中央和地方加强联动，全面开展长江河道修复工程。

提案四：矿山尾矿资源高效综合利用

我国矿产资源长期高强度开发形成的大量矿山尾矿库，存在着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技术创新和国家需求的变化，一些尾矿已经成为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优质资源。如何在充分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实现尾矿的资源化利用，不仅是依法推动绿色矿山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能源资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大部分尾矿库有价组分含量接近或高于边界品位，可利用性强、经济价值可观。一是从国家资源安全角度而言对尾矿中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加。比如尾矿中的镓、锗、铟等伴生战略性矿产资源对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二是生态文明建设对矿山尾矿综合利用提出了新需求。对矿山尾矿中非金属有价组分进行综合回收，也是矿山尾矿的规模化减量过程。三是尾矿综合利用为矿产资源改革提供支撑服务。通过开展尾矿库空间分布、堆量、有毒有害状况、综合利用率等调查评价，可有效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修复及矿产资源保护。

李朋德常委表示，尾矿高效利用尚存在权属不清和法律法规不到位等问题。一是矿山尾矿的资源现状不清。尾矿资源化利用潜力和环境影响不明，还未建立尾矿信息系统。现有法规只规定了企业的相应责任和义务，早期形成的尾矿库无人管理，所有权不清，没有纳入到当地政府的考核目标。二是矿山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偏低。不仅技术缺乏，也缺乏金融、税收等优惠激励政策，尾矿再开发的企业也较少，矿石规模化减量的技术水平较低，高附加值产品少。三是融合资源环境属性的矿山尾矿科学分级分类的标准尚未建立，尾矿治理政策缺乏科学依据。矿山尾矿的合理处置，需要兼顾其资源属性和安全环境风险。矿山尾矿利用、保护和处置的边界还未厘清，未形成相应的分级分类规范。

李朋德常委建议，一是研究制定《矿山尾矿综合利用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基础上，制订配套实施方案，细化尾矿资源利用管理部门职责和企业责任，从资源综合利用的角度用好尾矿。二是开展全国范围尾矿库确权调查。由自然资源部牵头，联合发改委、工信部、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开展尾矿资源综合调查特别行动，为确权登记提供支撑。三是设立尾矿综合利用科技攻关专项。工信部、科技部设立专项，组织技术和装备研发，开展矿山尾矿综合利用共性技术攻关，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四是制定绿色矿山金融政策。设立绿色矿山基金，或在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中设立专项；同时，通过减免尾矿再利用企业的税赋，提供绿色信贷等正向激励措施，推动矿山生态修复，快速减少尾矿存量。五是积极开展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国际合作。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发达经济体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同时提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有所提升；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平稳过渡的形势下，资源环境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地质勘查工作保持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地质勘查业务在不断探索和拓展中积蓄增长的新动能。

宏观政策催化地勘持续调整

我国地质勘查行业自2013年进入调整下行阶段，2017年是进入萎缩期的第5个年头。随着国家资源环境需求结构的持续优化，矿产需求增速显著趋缓，环境保护需求显著增长，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政策趋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显加大。宏观管理政策对地质勘查影响日益显现，地质勘查工作的投资结构、专业结构与区域布局持续调整。

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矿产勘查开采管理政策趋紧

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频繁出台，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显加大。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要求推进国土开发、保护和整治；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7月，国务院新增1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增至463个；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提出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2016～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完成了对全国31省份的全覆盖，大幅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2006~2017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变化

矿产勘查开发管理政策趋紧，探矿采矿活动约束加大。国土资源部发文启动各类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强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法律约束。新疆、内蒙古、青海、湖南等越来越多的省份出台文件，稳妥推进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业权清退。随着矿产勘查开发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国土空间突出生态功能，矿产勘查开采空间不断减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逐渐提高，矿产勘查开采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监管要求日益严格，矿产勘查开采环境约束力度不断加大。

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滑，资源与环境投入一降一升

2017年，我国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行。初步统计，全年地质勘查投入197.78亿元，同比减少20%，降幅比2016年（24.6%）有所收窄。从本轮地质勘查周期来看，2017年地质勘查投入与2012年峰值相比下降了61.2%，相当于2007年的投入水平，接近或进入本轮周期的底部区间。这说明，经过过去几年供需调整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质勘查结构性过剩的压力已大大缓解，地质勘查工作去产能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资源型地质勘查投入持续下滑，环境型地质勘查投入不断上升。全年矿产勘查投入119.00亿元，同比减少29.9%；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投入25.34亿元，同比增加0.8%。矿产勘查投入占比逐年下降，从2012年的81.2%降至2017年的60.2%，但仍然占据地质勘查工作的半壁江山。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投入占比持续上升，从2006年的3.0%升至2017年的12.8%。东部地区环境型地质勘查上升尤为明显，投入占比从2011年的12.7%快速增加到2017的33.3%，城市群环境地质综合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等工作明显加快。

企业投入持续低迷，中央、地方财政与社会资金三足鼎立

社会资金投入持续下滑。2012年之后，随着地质勘查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与下行，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前景持负面展望，从而导致对地质勘查投入不断下降。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的投入从2012年293.37亿元的峰值逐年下降，年均下降24.2%，到2017年降至70.55亿元，不足峰值时的1/4。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投入的下降主要体现为对矿产勘查投入的下降。矿产勘查社会资金投入从2012年高峰时的281.39亿元，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62.23亿元，年均下降25.3%。

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稳定器作用凸显。从资金来源看，2017年中央财政58.65亿元，占总量的29.6%，同比减少7.2%；地方财政68.58亿元，占总量的34.7%，同比减少16.2%；社会资金70.55亿元，占总量的35.7%，同比减少31.2%。从变化趋势看，2013年以来，社会资金大幅下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小幅调整，占比随着社会资金投入的下跌而不断上升，对于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矿种勘查投入继续分化，战略新兴矿产和非常规能源关注度持续上升

从不同矿种来看，2012年以后各矿种勘查投入呈现出三种变化趋势：快速下滑、缓慢下行趋稳、稳定上升。

煤炭和铁矿等大宗矿种矿产勘查投入持续快速下滑。2012年煤炭勘查投入高达121.91亿元，远远超过其他矿种；2012年以后呈现断崖式下滑，到2016年降至17.47亿元，年均下降38.0%（如图）；201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5.0%。2012年铁矿勘查投入49.54亿元，之后呈现断崖式下滑，到2016年降至10.28亿元，年均下降32.3%；201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7.0%。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呈缓慢下行趋稳的态势。与其他矿种不同，贵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在2013年达到峰值72.17亿元，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降至37.72亿元，年均下降18.9%。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在2012年达到峰值115.95亿元，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降至57.84亿元，年均下降15.2%。贵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年均降幅接近矿产勘查平均降幅。

战略新兴矿产和非常规能源矿产勘查投入稳定上升。2016年，稀有、稀土、稀散、石墨、金刚石等战略新兴矿产投资达7.53亿元，同比增71.4%；2017年上半年同比增加26.9%。

地质勘查区域格局保持稳定，服务重点区域作用提升

地质勘查投入区域格局总体稳定。2017年，西部地区地质勘查投入111.82亿元，占总投入的56.5%，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地质勘查投入的重点区域；其次是东部地区，占比15.2%，中部地区，占比15.0%；东北地区最低，占比7.8%。从各省情况来看，地质勘查投入由高到低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新疆（36.02亿元）、内蒙古（14.88亿元）、云南（11.33亿元）、黑龙江（8.69亿元）、青海（8.49亿元）。

地质勘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冀地质勘查投入占比不断增长，投入占比从2013年的3.7%增至2017年的4.8%；中央财政投入从2015年的1.3亿元增至2017年的2.6亿元，占地质调查总经费比例从1.7%增至4.0%。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京津冀地质调查部门加大了对雄安新区的投入，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程度。长江经济带中央财政投入占地质调查总经费比例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从2015年的20.8%增至2017年的21.6%。以长三角、皖江经济带等重要经济区为重点开展地质环境综合调查，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基础支撑。

2018：围绕国家新需求加快转型与发展

从全球来看，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触底回升，为我国矿产勘查市场的趋稳与回调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国内来看，2017年采矿业利润总额实现大幅增长，有利于重塑投资者对矿产勘查业的信心；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需求，推动地质勘查不断拓宽工作领域。但是，2018年财政政策优先确保重点领域和项目，地质勘查财政投入下行压力较大；目前已出台的相关管理政策效应或将集中显现，社会资金更倾向于持币观望。总体判断，2018年全国地质勘查工作将延续2017年的下行调整趋势，但地质勘查投入降幅将明显收窄，预计全年投入下降10%左右；地热、三稀等战略新兴矿种等矿产勘查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等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地质勘查将继续拓展。

管理政策效应或将集中显现，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与矿产勘查开采相关的管理政策。2017年7月，国土资源部启动自然保护区矿业权清理工作。随后，各省纷纷出台文件对各类保护区矿业权进行清理和分类处置。总的基调是：加大生态敏感区环保力度，现有矿业权逐步退出；抬高矿业权登记门槛，自然保护区内不再新设矿业权。应当认识到，这些政策目前还是阶段性的，未来将会更加清晰：一是自然保护区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二是现有矿业权的退出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细化。面对政策的不断收紧和矿业权退出标准的不确定，社会资金更倾向于持币观望，减少或暂停对矿产勘查的投入。2017年出现的矿产勘查投入与矿业市场及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趋势“双偏离”现象在2018年可能会继续。随着政策的明朗和稳定，市场对矿产勘查的决定性作用将凸显，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一是矿产勘查投入可能将继续与矿业市场偏离。2016年初以来，标普全球金属价格指数由持续下行转变为震荡上行，特别是2016年下半年持续上涨，2017年上半年经历温和回调后又进入上行区间。上海有色金属价格指数经历了相似的上涨过程。受此影响，我国采矿业利润由降转升。2016年采矿业实现利润1825.2亿元，同比下降27.5%；2017年1～11月实现利润4434.0亿元，同比大增286.8%。矿产品价格上涨和采矿业利润上升的行情没能传导至上游的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投入2016年下跌29.3%，2017年又下跌29.9%。在矿产品价格上涨一年半之后，矿产勘查投入仍然在下行，表现为与国内矿业市场趋势的“偏离”。

二是矿产勘查投入可能将继续与全球矿产勘查市场偏离。2006年之后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出现快速增长，到2012年达到205.26亿美元峰值，年均增长30.4%；2012年以后开始大幅下跌，到2016年年均降幅达23.8%。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变化与全球走势基本同步，2006年～2012年矿产勘查投入快速上升，年均增长44.7%；2012年之后勘查投入开始下滑，到2016年年均降幅14.4%。但是，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同比上升14%，矿产勘查市场实现触底回升；而我国矿产勘查投入继续下行，且降幅有所扩大，表现为与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趋势的“偏离”。

不同矿种需求增长出现分化，地勘市场随之继续分化

2014年之后，我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增长出现转折性变化，增速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并存在高位趋稳的倾向。

一是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煤炭、铁矿石、水泥等矿产品消费量先后到达峰值并出现微降。煤炭消费量于2013年达到峰值28.1亿吨标准煤；2013年以后逐年降低。铁矿石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2016年平均比峰值降低2.1%。水泥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2016年平均比峰值降低4.1%。

二是铝、铜、金等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消费量增速放缓。原铝消费量2002年～2014年均增长17.6%；2015年～2016年增速分别放缓至14.2%、2.7%。精铜消费量2000年～2014年均增长15.0%；2015年～2016年增速分别放缓至0.5%、2.8%。黄金消费量2013年达到高点1176.4吨，2014年～2016年在970吨上下波动。

三是油气矿产与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石油和天然气年均增长分别为4.8%、9.1%。稀土、锂、铍、锆、铟、铼、锗、镓等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快速增长。

随着不同矿种需求增长的分化，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变化也将出现分化：持续下行、波动趋稳或继续上行。

广义环境地质加快拓展，城市、地热地质等成为新增长点

贯彻落实“十九大”对地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地质工作将发生重大转变。

一是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地质、地热地质等将得到快速发展。全国城市地质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目标任务：2020年之前，完成100个地级以上城市1∶5万基础性综合地质填图；到2025年，完成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5万基础性综合地质填图。地热作为绿色、清洁、安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列为科技攻坚战之一，重点推进雄安新区、北京通州、天津东丽地区等地热调查，为地热规模化、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支撑。

二是服务环境污染治理，水土污染调查与治理将加大力度。污染防治是中央确定的2018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实现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对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调查等提出了迫切需求。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矿区土地复垦，实施矿山复绿行动。

三是服务民生与乡村振兴，农业地质、土地质量、地质灾害调查等将受到关注。服务于“精准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需要围绕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开展水文地质调查评价，围绕农业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开展农业地质调查，围绕食品安全开展耕地污染调查，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对策与建议

明确矿产勘查准入与退出政策，加强矿产勘查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在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和采矿业利润大幅回升的背景下，2016年与2017年矿产勘查投入连续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关管理政策收紧与矿业权人权益保障有关，也与矿产勘查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滞后有关。我国矿产勘查市场主体成熟度低、融资渠道单一、风险抵御能力低等问题突出。需要从国家层面着力推进矿业权管理政策的调整，加强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加大水工环地质调查财政资金投入，稳定地质勘查财政资金来源。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幅减少矿产地质调查投入的同时，水工环和基础地质调查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水工环和基础地质调查更多地为公益性地质工作，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在社会投入大幅萎缩的形势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显得尤为重要。保持中央财政投资不减，带动地方财政稳定投资水平，有序推进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

加强深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攻关。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进行，近地表、出露区矿产资源找矿空间不断缩小，未来几年国土资源系统将深入实施“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不断加大向深部进军的力度。深部矿产勘探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亟需研发深部探测的方法、技术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