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水污染源信息追踪是地下水污染调查研究的重要环节。准确掌握地下水污染源信息是实现污染物运移过程模拟、预测和制定科学合理修复方案的基础。然而，地下水污染具有隐蔽性、长期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污染的发现往往集中在下游地区，但对上游污染物的释放和迁移过程机理尚不明晰，亦缺乏精准、高效的反演刻画方法。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流域资源与环境演化研究团队进行了地下水污染源和污染场地的联合精细刻画技术攻关。团队基于数据同化技术，耦合地下水流、溶质运移和地球物理三类数值模型，将物探和传统水文地质观测数据相融合，实现了水文地质参数与地下水污染物释放过程的联合反演，为地下水污染调查研究提供了新的技术思路和方案。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水文地质学顶级学术期刊《Advances in Water Resources》（Q1，IF：4.7）。

图1 不同电极布设方案下地下水污染物释放过程反演结果示意图

图2 污染场地水文地质参数反演结果示意图

钱塘江，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源头区域，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长三角地区重要战略水源地和华东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2018年，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被列入国家第三批试点，并启动实施。随后，建德市、淳安县、常山县、开化县四县（市）分别着眼于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融合、内陆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2021年，钱塘江源头区域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因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入选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十大案例。

在开展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四县（市）中，有两个县隶属于衢州。作为钱塘江源头城市，衢州是浙江大花园的核心景区，扎实做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成为其保护浙江生态屏障的第一道关。

废弃矿山变身“常山小瑞士”

眼底是生机绿意，星罗棋布的稻田错落有致；眼前是矿山绝壁，雪山般斑斓的灰黑色岩壁高耸巍峨；抬头远眺是三衢石林，山石壮阔尽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当记者走进辉埠矿山公园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你很难想象，许多年前这里曾是机器隆隆的矿区开采现场，灰尘弥漫。

辉埠石灰石矿区整治后一角

辉埠矿山公园位于衢州市常山县辉埠镇，这里拥有丰富的石灰石资源，开采历史悠久。2006年，当地被命名为“中国常山钙业生产基地”，石灰石资源开发利用也成为常山县最大的支柱产业之一，高峰时的2013年其年产值达到10亿元，占全县总产值的10%。然而，粗放式开发利用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也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过去的辉埠镇，天是灰色的，镇域内尘土飞扬，当地老百姓常常是晴天出门一身灰，雨天出门一身泥。”采访现场，常山县委常委、辉埠镇党委书记杨力军回忆起多年前的场景感慨万千，“因为灰尘大，当地村民种植的水稻上落满水泥浆和灰尘。丰收时节，当各地稻谷飘香，抓紧抢收时，当地的农户却因为晴天灰尘太大无法抢收，只能等到下雨天才能收割。”不仅如此，“粗放式开采还导致山体满目疮痍，坡面长时间风化剥落，岩体原生结构面长期裸露，存在大量地质安全隐患。此外，大量矿渣等松散物质导致水土流失，山体孔隙汇水及石灰岩溶解造成重度碱性水污染，严重威胁着当地水系生态环境及居民日常用水安全。”常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胡龚雅补充道。

开展区域综合整治迫在眉睫。2013年，常山县“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正式启动。一场以地质安全和生态绿色为出发点，以“山水林田”要素协同修复为技术着力点，以建管发力、长效机制为管理落脚点的“生态修复战”正式打响。

工程分一期、二期两个阶段实施。第一步率先对当地的钙产业链条进行系列整治，全面关停拆除16家轻钙企业、165孔石灰立窑和201条石灰钙落后生产线，彻底切断污染源头。随后，工程对矿山边坡开展生态修复。针对矿区遗留问题复杂多样的实际，设计施工团队实施“一区一策”，有效清理宕底台地的矿渣与落石，消除矿山边坡地质灾害隐患。针对石灰石尾矿废水造成的区域性水体和土壤破坏，常山县着手实施水体环境生态修复系统，建设东乡湖生态消纳系统，引取周边大坞水库和灵湖溪的水源进入消纳池中，强化碱性水生态消纳效果，真正实现污水长效化、智能化处理排放。同时，紧密结合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林草植物保护措施和空气污染防治措施形成水土保持综合防护体系。

不仅如此，工程还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和绿色发展理念，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整合资源进行全域规划设计和整治，将废弃矿山宕底、废渣场地复垦为耕地，将相邻未利用坡地进行连片开发改造为耕地；对旱地进行防渗层回填、改造，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

至此，工程多措并举，通过“山水林田”协同修复，将“地质+生态”领域的关键治理技术运用到“自然恢复+工程治理+长效管理”之中，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

但是，常山县的石灰石储量和品位位居浙江省首位，去产能后该如何实现当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科学利用石灰石资源，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兼得。”常山县给出了答案。

为此，该县在整治的同时，成立了常山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泰安矿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专门负责石灰石矿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和市场化运作，以及对外招商引资等工作。同时，辉埠镇凭借常山“两山合作社”这把“金钥匙”，对辉埠后社片区矿山开采、钙产品加工遗留的污染用地及周边土地进行集中收储，开展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为当地企业转型升级、引进投产企业进驻提供了优质的融资平台，从而实现生态资源向资产、资本的高水平转化，成为辉埠镇在产业转型过程中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有力助推器。

统计显示，通过矿山地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完成废弃矿山治理面积676亩。治理后，矿山边坡失稳、崩塌情况不复存在，地质灾害威胁得到有效消除；城区环境空气优良率从2014年的81.8%上升到2021年的98.6%；通过土地平整和连片改造，新增水田360亩、旱地690亩，旱改水150亩，为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各村立足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依托辉埠工业园区平台，走出了一条契合实际、具有特色的共同富裕新路子。2020年，全镇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06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5万元，同比增长15%……

如今，曾经的矿区和生产企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美丽的辉埠矿山公园。打开社交平台，人们亲切地称这里为“常山小瑞士”，高大冷峻的矿山与错落有致的绿色景观碰撞形成的独特风景，吸引数万网红慕名在此拍照打卡。可以说，项目的实施，使全镇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同步提升。

地役权补偿机制实现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

“如果我是一条鱼，我愿意游进钱江源；如果我是一只鸟，我愿意飞向古田山。”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科普馆展示区，有这样一段优美诗句格外吸引人。

诗中提到的“钱江源”，便是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的发源地，位于衢州市开化县，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便坐落于此。钱江源园区是由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以及连接上述保护地的生态区域整合而成，总面积252平方公里。区内保存着全球稀有的大面积呈原始状态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是中国特有、世界濒危野生动物黑麂和白颈长尾雉的集中分布区，被人们称作“中国的亚马逊雨林”。

试点工作开展以来，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秉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功能定位，针对试点区域范围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占比高等特点，创新性探索了地役权补偿的机制，辅之以社区共管机制加以具体落实，实现生物多样性的完整保护。

据了解，在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2.3万公顷的林地面积中，集体林地占比高达79.6%。为实现集体林地统一管理，2018年2月，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在国内率先启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通过一纸协议、一套管理方式，在权属不变的前提下，规范国家公园范围内集体林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通过生态补偿的方式，实现对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解释说，“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简单来说就是，你承诺不破坏生态环境，将林地纳入我的统一监管，我就给你一定的经济补偿。”

2020年，在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的基础上，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又推出农田地役权改革——在村民承诺农田不使用农药、化肥等的前提下，给予农户每年每亩200元生态补偿金，此举有效激发了辖区群众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今年，生态补偿力度进一步加大，补偿金额增至每年每亩800元。2021年9月，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BD COP15）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上，论坛组委会公布了“生物多样性100+案例”全球征集活动结果，“钱江源国家公园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探索实践”从全球26个国家的258个申报案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

统计显示，截至目前，钱江源国家公园林地、农田地役权改革覆盖4个乡镇，包括21个行政村、64个自然村，3199户10644位村民共享生态红利。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浙江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不改变土地权属的基础上，建立科学合理的地役权补偿机制和社区共管机制，实现重要自然资源的统一监管。同时，试点区强化科研监测，推进数字赋能，通过开展自然教育、融合区域发展等多种措施，在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持续释放生物多样性红利，有效解决了自然生态保护与利用双赢的难题，为我国人口集中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有效范本。

下淤村治水富民成为“中国最美乡村”

就在常山县实施“蓝天三衢”生态治理工程、开化县着手打造“国家东部公园”并探索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的同时，开化县音坑乡下淤村等4个村也在积极进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全域整、综合治、全面改”，曾经的乱点建成了景点，荒滩变成了公园，下淤村也成为“中国最美乡村”，书写了“百亩水岸胜过千亩良田”的佳话。

“早些年，来我们这里的外地人很多，不过都是来采砂的。现在不同了，大家都是来旅游的。”衢州市开化县音坑乡副乡长方继高介绍说。

行走在音坑乡双溪公园，古树成林、虬枝盘曲，脚下一条条弯曲的小路通向远方。鸟鸣声、人语声、欢笑声，汇集成一首美妙的交响曲。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挖沙船“隆隆”作响、河道被挖得坑坑洼洼……

据开化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级主任科员翁宇涛介绍，双溪公园是中村溪、马金溪两条河流百年冲刷沉淀形成的河滩地，面积约30余亩，滩上有成片的天然枫杨树林，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早前，这里一直是采砂制砂的砂场，河道无序挖砂，场地砂堆成山，洗砂、制砂严重影响生态环境，天然枫杨树林也遭受严重破坏。为此，开化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专项工作组对制砂场实施依法强制关停，并启动双溪口河滩地生态修复治理工程。在保护原有树木的基础上，通过“围护、回填、复绿、美化”等手段开展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护岸、休闲步道，种植草皮、补种景观树种，增设休闲设施和生态公厕，把脏乱差的河滩地治理成一个集茶文化交流、露营、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滨水公园，将这里打造成城市的后花园。

在治理河滩地的同时，堤岸治理也在同步进行。“我们坚持以‘原生态+景观’，把治水和造景有机结合起来。”方继高指着河岸护坡向记者介绍，“我们使用大叠石作为护岸建设生态护坡，就地取材以青石板、鹅卵石建成河岸游步道，这样看起来建设成本增加，但是实际带来的综合效益却很高。”

由于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当地吸引了众多游客。为此，下淤村结合马金溪打造“水岸风情、休闲下淤”，整合实施历史文化传统村落项目，大力打造下淤自身品牌，并流转490亩土地，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设古道修复、宗祠复建、传统美食、精品民宿等项目，以点带面发展全域旅游。据统计，目前村集体流转土地约占全村土地的90%。“通过规模化整治流转，将‘农地流转、农居集聚、耕地保护’3项措施有机结合，在鼓励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同时，结合乡村旅游，创建特色旅游品牌，真正实现依靠产业振兴、产业兴旺助推乡村振兴。”衢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下淤村成为被18位省部级领导频频点赞的“好地方”，并先后获得国家级荣誉6个、省市级荣誉28个。村集体经济收入也得到显著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是开化县平均水平的1.5倍，实现村强民富……

不难发现，钱塘江源头区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开展，让衢州的山更青、水更绿、园更美、人更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同时也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如今，衢州市正用“绿水青山”敲开经济发展的新大门，走出一条生态美、百姓富的绿色发展之路。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水资源研究团队在跨河双层管道复杂岩溶水系统污染物溯源取得重要进展。

研究人员采用同位素和水化学手段快速筛选出典型污染物潜在输入端，通过自然和加压示踪试验证实了污染物跨河运移事件的发生。针对岩溶区特殊、复杂的4项水文地质条件：污染物跨河污染地下水；双层岩溶管道平行但不交汇；岩溶含水层污染物的远距离运输（达14 km）；岩溶区活动地下分水岭的存在，研究人员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有效的岩溶水修复治理措施。修复后，岩溶水中COD由16.42 mg/L降至0.9 mg/L，NH4⁺由7.81 mg/L降至0.04 mg/L，Na⁺由50.12 mg/L降至4.78 mg/L，治理效果显著。研究团队采用的水化学和同位素筛选污染源潜在输入端，示踪试验证实来源的方法手段为其他复杂岩溶区污染物溯源提供了可借鉴、可推广的技术方法，为岩溶区地下水的管理及修复治理提供了新的工作模式。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以在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IF=8.91，中科院1区）期刊上发表。

跨河双层复杂岩溶水系统及污染物运移示意图（Ren et al., 2023）

大比例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样品采集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表层土壤样品采集

化工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治理样品采集

地调院技术人员在福州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与土地规划示范野外取样现场

地质队员在开展土地地球化学野外调查

工作人员在稻田采样

当前，自然资源系统正全面启动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管理工作。就农业农村而言，需要结合县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通盘考虑农村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优化村庄布局，编制“多规合一”的实用性村庄规划。这些需要科学精准的调查数据作为支撑，而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就是获取数据的重要途径。

地勘单位凭借专业技术，在土地质量调查及成果转化中承担着重要角色。随着调查比例尺的增大、覆盖面的拓展、内容的丰富化，地质科技将在村庄规划甚至整个国土空间规划中起到更加重要的支撑推动作用。

解密土地质量 助力乡村振兴

景利年 王大伟

开展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可以为土壤环境的保护、治理及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提供数据基础。近年来，山东省地矿局充分发挥地质专业技术优势，服务特色农业发展和精准扶贫，在省内实施了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数十项，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地质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在美丽泉城济南，局属物化探勘查院主持完成了全省首个大比例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示范项目，实施了全省地质系统首个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工程，开展了全省地质系统首个污染场地修复治理药剂、农业生物有机肥配方的研制工作。该院《面向土地质量评价的农业地球化学监测应用》荣获首届全国地质资料数据创新应用大赛一等奖。通过系列项目的实施和相关研发，可以获取耕地土壤中的有益元素、有害元素含量数据，作为耕地分等定级的评价依据，用于指导建设用地布局和基本农田划定，也为土地剥离、耕地占补平衡等工作提供了依据。

在革命老区临沂，局属地矿七院发挥地质工作专业优势，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了沂南县双堠镇1：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该院通过对双堠镇156.18平方千米的土地质量调查评价，基本摸清了双堠镇土地质量的家底，获得了表层土壤中有毒、有害、重金属及有益元素的地球化学分析数据，圈定了富锌、富硒和富锗等特色土地，查明了双堠镇富硒、富锌和富锗等特色土壤资源分布范围，对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调整农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优质绿色农产品质量提供了依据。局属物化探勘查院在临沂市郯城县归昌乡通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发现锗丰富和较丰富土壤面积15.60平方千米，锌丰富和较丰富土壤面积10.89平方千米，硒适量土壤面积37.18平方千米，极大促进了地方生态和特色农产品的开发，为精准脱贫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风筝之都潍坊，局属地矿四院开展了“潍坊市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项目。项目第一期对潍坊市所辖寿光、青州和昌乐三市(县)进行了取样调查，调查面积达4657.8平方千米。成果显示，区内硒元素平均含量大于0.40毫克/千克的富硒土壤面积为181平方千米。另外，根据此次调查，富锗土壤和富锌土壤也被大量发现。区内平均含量大于1.5毫克/千克的富锗土壤面积为183.5平方千米；平均含量大于84毫克/千克的富锌土壤面积达370平方千米。目前，该项目第二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现已完成对高密市和诸城市1.2万余件样品的野外采集和试验检测工作，项目报告编写和评价工作将随即展开。该院还积极推进项目成果应用转化，到国内该领域先行单位开展学习调研，积极探寻有益元素在土壤中富集与农作物生长之间的关联，为项目成果推广积累经验。

下一步，山东省地矿局将充分发挥地质工作的先行性、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作用，精准对接需求、主动服务地方，高质量开展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在助力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地球化学调查助力新福建建设

张瑞利

地球化学调查目的是绘制土壤“基因”图谱，为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福建省地矿局负责实施的1：25万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到2016年12月基本实现覆盖全省陆域的目标。从2016年起，福建省开展1：5万、1：1万县域农业地质调查工作。目前由福建省地矿局所属单位完成或正在实施的县域农业地质调查已经涉及34个县（市、区）。近20年来，福建省地矿局还实施了福建省典型市县级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等一批相关项目。在省自然资源厅、省财政厅的支持下，福建省地矿局一直推进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成果的应用，并取得较好成效。

海量高精度调查数据助推“生态美”

早在2008年福建省沿海生态地球化学调查成果“出炉”之时，这项中国地质调查局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合作开展项目的调查成果就引起了省领导及有关部门高度注意：调查结果表明福建沿海经济带约94%的表层土壤限量未超标。2017年，全国首个省级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整装性成果《福建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报告》通过专家组评审。其调查结果表明：全省土地质量总体良好，清洁土壤比例87.38%，其中清洁耕地、园地均在90%以上。这是对福建省陆域土地进行得一次前所未有的全面“基因”普查，全面查清福建省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现状，如土壤养分元素丰缺、土壤环境质量、土地沙化风险区分布、土壤放射性元素分布、水源重点保护区土壤环境质量和富硒土地资源分布等。福建省地矿局积极推进调查成果应用，服务于各级政府及自然资源、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等部门，为福建省生态文明建设、各类规划编制、自然资源管理、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工作提供地质支撑服务。

农业地质调查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为了使调查成果得到推广应用，在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支持下，福建地矿局相继实施了重点富硒区调查评价等工作，帮助相关县（市、区）开发利用富硒土壤资源。福建省农业厅公布的寿宁、诏安、云霄、大田、明溪、三元、宁化、连城、新罗、永定等10个首批省级富硒产业开发重点县（区），大多是在福建省地矿局支持下成功发展富硒特色现代农业的。2016年以来开展的县域1：5万、1：1万农业地质调查评价大多是为了服务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福建地矿局在实施多目标生态地球化学调查中，在有关部门支持下，选择11个典型县市开展名特优农产品产地，武夷岩茶、浦城薏米、永泰芙蓉李等12种名特优农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产地地质背景评价，有力促进特色现代农业发展。

地质技术助力精准扶贫

今年6月20日，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公告称，云霄、诏安、浦城、寿宁等12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均达到脱贫退出条件。其中福建省地矿局在诏安、寿宁等多个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实施过地质扶贫开发工作。诏安县原是福建省漳州市贫困人口最多的县，在福建省地矿局支持下利用发现76.2万亩的富硒土壤发展富硒农业产业，打造“中国海峡硒都”，2016年~2018年连续三年进入“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十佳县”，获评“2018年度中国十佳脱贫攻坚与精准扶贫示范县市”称号；福建省地矿局自2012年起参与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的寿宁县帮扶工作，优先实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圈定出58.2万亩富硒土壤和68.8万亩富锌土壤，帮助其打造“中国硒锌绿谷”，成为“中国富硒富锌农业示范县”。富硒富锌等土壤资源成为脱贫攻坚新引擎。

目前，覆盖全省的多目标生态地球化学调查已接近尾声，1：5万、1：1万县域农业地质调查持续推进中。在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新福建中，还需要多方共同发力才能走得更远，农业地质不能缺席。

地质科技,支撑铜鼓现代农业

江 燕

今年，江西铜鼓又发现了11万亩富硒土壤。“我们将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以‘生态+大健康’为方向，整体推进全域旅游、全域有机农业、全域生态工业、全域秀美城乡‘四个全域’发展，努力探索一条山区县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振兴的新路子。”铜鼓县委书记罗光荣在谈到该县未来发展时这样说。

时间倒退回一年前。莽莽大山深处的铜鼓县该如何建立新的经济支撑点，成为摆在县领导案头最为迫切的难题。铜鼓县隶属于宜春市，而宜春市是我国三大著名富硒地之一，硒资源赋存条件好，生态环境优良，富硒产业发展潜力大。铜鼓的土地是否也富硒？铜鼓县委把探寻“硒”望的目光投向了200千米外的江西省地调院。

2018年8月，铜鼓县政府与江西省地调院正式签订铜鼓县富硒土壤普查工作服务采购项目合同书，开展铜鼓县富硒土壤普查。范围涵盖全县9个乡镇，目标是大致查明区内土地质量状况及其环境特征，初步划分区内富硒土地资源区、优质土地资源区，为区内永久基本农田规划、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建设、土地管理与保护等提供依据。

江西省地调院成立23人铜鼓县富硒土壤普查项目组，项目负责人及技术专业组组长均由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主要技术人员均从事过多轮江西省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以及土地质量评估工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组按照规范及有关规定要求，严格执行项目设计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标准，野外调查采样工作扎实推进，分析数据精确、可靠，为项目成果的开发研究及成果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地球化学信息数据基础。

半年后，铜鼓县富硒土壤普查工作圆满结束。该院共完成区域环境调查面积97.5万亩，采集表层土壤样品665件，分析测试土壤样品242件。硒元素分析结果显示，铜鼓县富硒土壤面积初步统计为11万亩，另有潜在富硒土壤36万亩。该院根据富硒土壤的空间分布，结合土壤环境质量特征，剔除风险管控点和高风险污染点后，初步圈定富硒优选区面积28万亩，占全区总面积的24.06%，为富硒土壤开发利用提供了参考资料。根据这次1：25万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该院筛选出富硒土壤资源建议区4处，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转化应用起到指导作用。

铜鼓县多年来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形成了水稻、茶叶、果蔬、竹笋、中药材五大产业。这次富硒土地调查评价工作是对铜鼓县农业经济新发展的地质科技支撑，也是积极开发地方自然资源优势，培养特色产业，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的深入实践，将加快推动铜鼓县土地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如今，该县加快了富硒功能农产品基地建设与产业开发，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助力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向富硒土壤要效益，把富硒作为“金字招牌”，在做大做强做精做亮农业特色产业的同时，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激活旅游业，为农民致富打开新通道。

据悉，目前铜鼓县在三都镇理溪村成立了铜鼓福寿黄桃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富硒农产品基地面积为200亩，丰产预计为530吨。该产业每年可为理溪村集体经济至少增收2万元，并有望突破5万元。

位于温泉镇凤山村的铜鼓县春韵茶业专业合作社，是一家国家示范合作社，其富硒农产品基地面积为300亩，产量预计1.8万斤。

由于破译深藏地下的“土壤密码”而发展起来的富硒产业，将成为铜鼓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引擎。

为“中国硒港”提供地质力量

黄 强

在《贵港市富硒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2年）》发布实施一年之际，谈起贵港市打造“富硒之港”，因“硒”而富，推动富硒农业产业全面开花的新变化时，参与过贵港地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的广西地球物理勘察院项目综合组组长李忠武感到由衷的自豪。

贵港市委书记李新元表示：“贵港发展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必须立足本土资源做大富硒产业，做强富硒农业品牌；要举全市之力，将贵港打造成在广西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硒港’，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乡村振兴。”

目前，贵港市有富硒农产品生产基地88个，面积5.8万亩；有32个农产品获得广西富硒农产品认证，占广西总数的25.4%，认证数位列广西第一；有3个农产品荣获第一批“广西名优富硒产品”荣誉称号；在第四届世界硒都硒产品博览交易会上，贵港市有6个农产品获“中国名优（特色）硒产品”称号，其中“东津细米”牌富硒香米考评位居第一名；2015~2017年，贵港市连续3年获得“中国名优（特色）硒产品”达18个。

成果的背后，是地质人的智慧和汗水。

广西地球物理勘察院院长石科说：“我院作为农业地质项目的承担单位，负责在贵港市所属桂平市、平南县、港南区一带开展农业地质工作。”

地矿人的工作场景历历在目。

技术员吴特赟是个爱动脑的小伙子。遇到地形图与实际不一致的情况，他采用在设计点附近仔细观察，放宽视野查看地貌的方法，以实际情况结合规范重新确认采样点，保证了样品的有效性和质量。

在稻谷样品采集点，女队员韦雪姬和周伟清忙得不亦乐乎。她们必须赶在稻谷收割前完成该样品采集，时间非常紧迫。

在甘蔗地里，叶子交错疯长，锋利无比，组长何克团手臂上布满了划痕。

每采集一个样品，除了要按规定的方式取样，还要完成定点、编写点号、样品采取、填写记录、标记位置、相片采集等一系列的程序，工作非常繁琐。每天，他们肩背装满工具的地质包、手拿GPS和地质图，在田间、竹林里穿行，样品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

大气干湿沉降物样品意义深远：采样器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淋，收集到空气中的沉淀物和雨水，通过分析样品中的物质含量研究探讨空气质量，为环境保护提供有力证据。这种样品采集的周期较长，需将采样器安装在当地居民楼四面无遮挡物、远离污染源的楼房顶部，放置一年时间，期间分两次采集样品。所以对大气干湿采样器的安装质量要求非常高。组长李忠武带领组员细心地配备内部结构：滤膜、滤网、纱布、胶管等，耐心地组装外部装置和用大块的水泥砖稳定支架，最后，还贴心地给采样器穿上防护罩、戴上“透气网帽”，确保采样器放置期间的稳固性、安全性、原生性。

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桂平市和平南县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3个项目共采集29780件样品，通过野外验收，全部评定为优秀级。

在实验室，广西地矿测试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逐步向农业发展领域延伸，为富硒资源调查成果提供技术支撑。该中心高级工程师阳国运介绍，为了扩大农业地质领域的检测能力，广西地矿测试研究中心建立了《ICP-MS法测定土壤中硼、碘、锗、锡》的方法，并且将氟的熔矿方式合并，达到了预期目标。通过使用该方法，该中心在近4年里完成了广西近20万份样品的分析与检测，使样品的检测质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广西地矿测试研究中心还根据实验室的仪器特点改进对土壤有效态的分析技术检测方法。2016年，该中心通过完善离子发射光谱仪（ICP-AE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质谱仪（ICP-MS）的检测方法，完善对硒等元素的检测工艺，给农业部门发展优质农业提供支撑，同时也减少了酸的用量及废气的排放。此外，中心制定的《一种同时测定土壤中的硼、碘、锡、锗的检测方法》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泰晤士河是英国伦敦的母亲河，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河流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不断退化。从19世纪中期至今，英国政府与社会对其开展了长期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以英国环境研究理事会及英国地质调查局为代表的地球科学研究机构做出了卓越贡献，提供了大量基础数据和地球科学认识。泰晤士河的治理，形成了在法律、机构、资金、产业、科研、技术等多方面的经验，可为我国江河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借鉴。

工业革命以来的严重污染

泰晤士河全长约346千米，为英格兰最长河流，全英国第二长河，也是全世界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和伦敦地标之一。泰晤士河流域面积13100平方千米，占英国国土面积的5.4%；形成了许多城市，除去伦敦之外，还有牛津、雷丁和温莎等，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5。泰晤士河是伦敦的主要水源，占总供水的2/3。直到18世纪，泰晤士河水产丰富、野禽成群、风景如画，是著名的鲑鱼产地。

泰晤士河整个流域的大规模污染主要由工业化引起的人类活动增加所致，且随着社会发展，污染的类型和分布不断变化。

英国地质调查局的泰晤士河流域三维综合建模

1780年代，抽水马桶开始流行可看作是污染的开始。因为泰晤士河是伦敦居民的主要水源，污染使伦敦市霍乱相继爆发，导致1832年死亡5275人，1849年死亡18036人，1854年死亡11661人。

1878年9月3日，“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发生。船上800名乘员中有 650人溺毙，这一事件让英国社会高度关注排污口以下河段的污染问题。

战后即上世纪50年代，合成洗涤剂的广泛使用导致附着在水体表面的污染物难以被降解，河水溶解氧(DO)几乎为零，形成严重污染，几乎没有鱼类能生存。甚至发生了停靠在泰晤士河码头船体的镀层被污水腐蚀而变黑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泰晤士河污染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迫使英国政府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治污历程。

实施全流域治理修复

泰晤士河流域的治理修复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转移污染、流域修复和监测巩固。

1. 转移污染——隔离排污，终端处理

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都市排污法》，测量、设计并改进了伦敦下水排污系统。建立起“隔离式”排污系统方案。方案从1834年就已提出，但政府部门间的博弈和讨论不断，一直无法实施。

直到1858年夏，泰晤士河“恶臭”大规模爆发，迫使在河边工作的英国议会和政府迅速行动，通过一项法案以“改进下水排污系统，尽最大限度防止污水直排泰晤士河”。从1858年到1885年，伦敦泰晤士河相继建成隔离排污系统，加上排污口污水处理，基本奠定了英国泰晤士河水污染治理的“隔离排污、终端处理”的百年规划理念，影响直至今天。

2. 流域修复——统一管理，系统治理

1955年至1975年，泰晤士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治理，主要是将治理的范围扩展到了全流域，并采取了系统方法进行修复。这一时期，英国水资源经历了从地方分散管理到流域统一管理的历史演变。

从1960年代起，英国对河段实施统一管理，把泰晤士河划分成10个区域，合并了200多个管水单位，建成一个新的水务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实现了全流域统一管理的可能。

这次治理秉承全流域治理的理念。大伦敦地区的180个污水处理厂缩减合并为十几个较大的污水处理厂，各类下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合理布局，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设施技术，并采取了对河流充氧的措施来提高河流的溶解氧。 目前，泰晤士河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能力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沿岸的生活污水须经处理后才能排放，污水处理费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

到上世纪80年代，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达到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标准。鱼类绝迹百年后，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3. 监测巩固——全域监测，科技助力

1975年后，泰晤士河的治理进入了巩固阶段，水资源全流域管理的方法不仅解决了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难题，而且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英国政府一方面不断投资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如对污水的处理已采用超声波监测控制、污泥密度和包膜电极监测溶解氧等新技术，此外遥测技术也得到使用。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工业污水的排放，对沿河两岸的工矿企业严加监督，规定除了经过净化处理的水以外，将任何东西排进泰晤士河都是非法的。此外政府利用科研机构开展了全流域多要素的水质监测，并实施了生态净化。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是治污的有力措施。近年来，随着英国产业的升级改造和大伦敦区的经济模式转换，重污染工业企业相继关闭，代之以各类文化和服务机构，大大缓解了泰晤士河的污染压力。今天泰晤士河已经重现昔日的碧水蓝天。

针对一直以来下水道雨污不分流导致的问题，英国政府宣布将耗资20亿英镑，于2020年前在伦敦地下80米处修建一条长达32千米的排污水道，进一步改善污染物在河道外的输送条件。

环境科研机构的重要作用

英国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下属的各科研机构，如英国地质调查局（BGS）和生态水文中心（CEH）与全国环境保护机构合作，在泰晤士河流域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有力地支撑了系统治理和生态恢复。

1. 调查监测——提供治理所需的地球科学基础数据

BGS在泰晤士河口开展钻探，测量汞异常，以确定污染程度和深度，并对防洪和排污进行河道调查，内容包括人居环境调查、河道周围地形图测制、水文调查、水位和河道容量调查等。

BGS通过河流栖息地调查，形成了流域基底数据，包括地质、地形、水质、水流量等；通过水生微生物分析，揭示季节、年份变化。同时，为了保障城市建设需要，BGS还开展了多个图幅的 1∶2.5万砂石资源调查。

NERC和环保机构合作开展了水源地监测，在饮用水水源区、重要物种区、娱乐水域、营养敏感区、保护区内布置了上千个监测点，从源头和末端进行水质监测。

2. 研究评价——深入研究地上地下水相互作用和污染物的运移机理

BGS研究了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通过地下水体、基本流量、硝酸盐、过渡区域、观测站数据、洪泛区、水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分析，揭示泰晤士河流域的地下水体化学状况、灰岩含水层水质量等。

CEH在上游对影响水资源的土地利用、气候因素、人为磷输入源进行研究，并通过历史水位和全球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模拟，积极评估防洪设施的防洪水平，为达千年一遇水平，确定需加固的区段。

3. 模拟预测——以三维地质建模和时序分析支持水管理的科学决策

BGS建立了伦敦地区和泰晤士河流域三维地质模型，包含基本构造、地层、城市地下空间、地质灾害、土地利用、含水层特性数据、水位数据、钻孔地球物理数据、海岸和海洋等数据，从而构建跨学科、多要素、面向决策的整合科学研究基础。

BGS使用过去120年的降雨、径流、蒸散等数据进行水流模拟，形成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预测成果。

CEH通过藻类和磷集成模拟的流域研究，对一系列缓解和适应战略的成本效益进行了评估，认为最有效的策略是将化肥用量减少20％，同时对废水进行高标准处理。其结果可使水质接近欧盟水框架指令的指标。

CEH通过区域气候模式获得的降雨量和潜在蒸发量，模拟了泰晤士河流域未来流量的变化。

4. 支持修复——机构主动作为，助力保护修复

NERC的各科研机构主动参与并实施伦敦各河流行动计划（2009），恢复和改善伦敦的各条河流，改善洪水管理；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支持可持续发展；帮助城市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为伦敦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我国可以从中借鉴什么

1. 建立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对流域实施统一管理

1960年成立的泰晤士河水务局，被赋予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力后，治理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大胆的体制改革被欧洲称为“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从泰晤士河流域的治理经验来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综合决策和协调手段的流域管理机构是整治流域水污染的基本条件。

我国当前应改变流域用水、管水、治水等工作的分散局面，解决无权过问行政及经济方面受到制约的局面，可成立治理专门委员会，对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和标准，并建立相关治理项目。

2. 加快完善水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从泰晤士河的治理历程来看，逐步完善水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内容涉及水资源保护、污染源管理和控制、水环境管理、水质监控等方面。其中，《污染控制法》明确了对各种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对污染城市河流及其他水环境的行为，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我国可在目前水资源保护标准上，充分考虑水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三者的历史依存关系，坚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管理监督职能应完全分开的原则，适时出台一些法律。

3. 重视科技创新，以地球系统科学引领规划治理

在泰晤士河治理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支持作用非常突出，特别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是在有关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实施的。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了科学合理、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并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在此过程中，英国环境研究理事会和英国地质调查局发挥了专业优势，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地球科学数据和知识。

我国在水污染治理中既要持之以恒，同时也需要科学的研究与规划。尤其是要发挥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地球系统科学优势，持续不断地提供调查、监测数据，深入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关系，适时提供关于流域的研究评价成果，为治理和修复提供地球系统科学解决方案。

4.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开辟多种融资模式

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泰晤士河采取了多种融资方式，这些融资方式成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市场化运作。如泰晤士河水管理局通过向排污者收取排污费，并发展沿河旅游娱乐业，仅1987年~1988年，其总收入就达6亿英镑，这不仅满足了水环境治理的需要，还向政府上交盈利2亿英镑。我国可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与社会的积极性，为私营部门进入污染治理领域创造制度与政策环境，从而造就多元化融资模式。

5. 加快促进沿岸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泰晤士河在治理过程中并没有强迫关闭沿岸企业与工厂，而是提高了排污相关指标。全面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制定了相关法律，加快促进沿岸产业结构的转变。因此，我国可探索构建政府部门与流域企业的和谐关系，引导、鼓励其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并在治理中加强政府管理。

6. 掌握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和生态防治措施

泰晤士河在治理过程中结合了工程治理措施与生态防治措施，采用了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以及如芦苇床处理系统为代表的湿地污水处理工艺，以实现人工净化加自然净化的效果。我国也应该应用这些污水处理技术，引进或探索适合于我国气候条件的生态净化措施，寻找可检测污染物水平的化学、生物指标。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橘子洲大桥是长沙市首座横跨湘江的大桥，原名长沙湘江大桥。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当年，毛泽东立在橘子洲头，写下了著名诗篇《沁园春·长沙》。

湘江是湖南省的重要河流，由于湖南是著名的有色金属和非金属之乡，湘江也经历了从污染到治理的蜕变之路。“十多年来，与其他环保志愿者到湘江各排污口明查暗访不下400次，并多次对湘江排污口污水，湘江断面水、自来水厂管网进行抽样检测，抽取水样数千瓶，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与珍贵数据。”湘潭环保协会创始人之一的王国祥对湘江的污染深有体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王国祥通过查阅资料、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掌握了污染及其防治知识，并结合实地考察情况，较为全面了解了湘江污染情况，其中最主要的方式是暗访、暗查沿江所有排污口。

这是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每一步可谓举步维艰。为了弄清企业偷排的规律，60多岁的王国祥在寒风凛冽的冬日，穿着军大衣在租来的小木船里熬过通宵；在株洲霞湾港，几次差点掉进几丈深的水流湍急的排污港，甚至有一次一只脚已经踩进水中，幸亏紧紧揪住了岸边的草藤才化险为夷；为了找到隐蔽的排污口，他陷入过“沼泽地”；每次检查完排污口之后，污水的臭气总是熏得他头昏脑胀，恶心难忍。

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及湖南省政府也加大了湘江的治理力度，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已谋划出第二阶段的工作思路。

治理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2011年，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批复《湘江流域重金属法治治理方案》(下称《方案》)，这是迄今为止全国第一个由国务院批复的重金属污染治理试点方案。

《方案》涉及湘江流域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娄底、岳阳、永州八个市，明确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长沙七宝山、岳阳原桃林铅锌矿七大重点区域，提出了民生应急保障、工业污染源控制、历史遗留污染治理三大重点任务。

《方案》提出了2011年至2015年治理工作目标：重金属行业清洁生产水平显著提高，80%的企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在2008年基础上，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减少50%。重金属排放量削减50%；湘江水质稳定不达标，环境质量得到改善。5年来，中央、省级财政累计投入64亿元资金，用于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等8个重点区域和一批重点项目污染整治，湘江流域关闭、淘汰退出企业1147家，完成570个重点治理项目。

2013年9月，湖南省政府将湘江保护和治理列为“一号重点工程”，决定从2013年到2021年通过连续实施三个“三年行动计划”，以“堵源头”、“堵源头与调结构并举”、“巩固提升”为三个阶段目标，通过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来确保湘江水质，实现江水清、两岸绿、城乡美的美好愿景。

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即2013年至2015年，湖南省先后投入资金350多亿元，实施整治项目2114个。

“湖南省政府成立了以省长为主任、分管副省长为副主任，相关省直部门和流域8市政府负责人为成员的湘江保护和治理委员会。省长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赴流域内各地特别是重点区域检查指导。省政府与沿江各市签订目标责任状，将‘一号重点工程’纳入政府绩效考核重要内容。”在今年的中华环保世纪行·湖南行到达长沙站时，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湘江各市、县市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齐心协力，把湘江保护和治理摆上议事日程，真正作为“一号工程”来抓。

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

虽然污染的是湘江的水，但污染源在岸上，治理要瞄准岸上的污染源。湖南省政府通过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完善环境监管机制，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治理湘江。

在创新污染治理机制方面，湖南省根据不同的污染成因和治理重点，探索建立重点区域污染治理多方协同机制。由当地政府负责，国土、环保、水利等省直属部门牵头，分别指导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竹埠港、郴州三十六湾、娄底锡矿山5大重点区域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方面，湖南省财政厅和湖南省环保厅联合制定出台了《湘江流域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实施方案》，推动湘江流域的19个县市区纳入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统筹，落实差别化考核政策，取消了对79个限制开发区域人均GDP的考核。在湘江上游东江湖流域资兴、汝城、桂阳、宜章4县启动了划定生态红线试点。

在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污染治理方面，湖南省推进了阶梯水价、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绿色信贷、环境责任保险、政府绿色采购、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融资模式，在全国率先发行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加大社会资金筹措力度，通过设立投融资平台、采取PPP模式与环保上市公司合作融资，以及通过BOT、BT、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多渠道筹集污染治理资金。

完善环境监管机制，以实施新环保为契机，按照“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实行网格化环境监管，对流域内所有排污单位纳入排查整治范围，开展“有计划、全覆盖、规范化”的执法检查。省级和流域内大部分市县建立了由环保部门和公安、法院、检察机关组成的打击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意见》，有效强化了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新闻媒体作用，在曝光环境违法行为的同时，强化环保新闻舆论正面引导，加大环保宣传教育力度，营造人人参与环保的格局。2006年，王国祥联合40多名代表提交了《关于治理湘江湘潭段隔污染保障人民饮水安全的议案》，引起了湖南省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2006年5月29日，湘潭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专门审议通过了《关于保障全市人民饮水安全的决定》。10年来，王国祥多次向市人大提交建议议案，十几次向来潭视察的全国及省人大代表反映情况。在王国祥的带领下，200名湘江“绿色卫士”和环保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强化对湘江沿岸的排污企业和污染排放行为的监督检举，使企业的生产和排污行为在公众监督下阳光进行。

第一阶段治理工作成效明显

“通过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基本堵住了湘江污染的源头，初步构建了污染防治的长效机制，有力保障了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

对此，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指出，改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转型升级明显加快。通过关闭淘汰涉重金属企业，涉重金属“散、小、乱、差”的局面得到有效改善，湘江干流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畜禽养殖场全部退出。同时通过堵截疏结合，积极引导、支持优势企业入工业园转型升级，不仅使原有的重化工得到了改造提升，还腾出空间发展引进了大批科技含量高、环境影响小的产业和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商贸流通等等，尤其是通过污染治理也带动了节能环保产业加速发展，近年来全省环保产业连续保持25%左右的增长速度。

二是污染减排效益有效释放。通过治理，2015年湘江流域8市COD排放总量比2012年减少3.63万吨，氨氮减少0.75万吨。流域内废水废气中共削减重金属排放322吨，削减了37%，为湖南省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五”总量减排目标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三是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近三年，湘江干流18个省控断面水质连续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其中重金属镉、铅、六价铬、汞和砷的平均浓度逐年下降，2015年各因子较2012年分别下降54.6%、52.8%、36.8%、15.1%、4.4%。支流24个省控断面达到或优于III类标准的比例逐年上升，2013年为79.2%、2014年为87.5%52.8%、2015年为91.7%。流域内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信访投诉也逐年大幅下降。

“经过近3年的努力，既加快了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衡阳水口山、郴州三十六湾、娄底冷水江等老工业区的转型步伐，又促进了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该负责人表示，让广大百姓切身感受到水更清、山更绿的变化，真正享受到绿色发展、共享发展的成果。

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

尽管湘江保护与治理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例如，工业园区、建制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滞后；老工业区整治还有不少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保护与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加快完善，资金瓶颈日益凸显。

据悉，2015年12月26日，湖南省省长亲自主持会议，部署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年4月，湖南省政府正式印发《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二个“三年行动计划”（2016~2018年）实施方案》，整体思路是：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两手并重，“治”、“调”并举。实施中坚持政府市场协同，注重改革创新；坚持全面依法推进，强化制度建设；坚持落实各方责任，严格考核问责；坚持全民参与，做到人人有责，形成“政府统领、企业施治、市场驱动、公众参与”的良好工作格局，为全面完成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奠定坚实基础。

“整体目标是实现‘四个全面，一个好转’。”湖南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一步解释，一是全面深化工业企业污染整治，依法关停取缔种类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严重污染企业，基本完成产业园区外重化工企业搬迁入园和园区循环化改造；二是全面治理干流和主要支流两岸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置率达到90%以上，全面取缔入江非法排污口，基本完成重点不达标支流的治理，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内；三是全面实施流域内各县市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达到全覆盖，实现国家提出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主要目标要求；四是全面完成重点区域企业搬迁、关停和遗留固废治理，构建环境风险防控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模式和典型经验，最终实现湘江水质全面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