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航途中，“海洋六号”的工作和生活相对轻松，但甲板部的工作则仍然丝毫不能放松。归途遥遥，对甲板部的驾驶员和水手们来说，只有驾驶海六将大家安全带回国的那一刻，他们才能真正松一口气。
不开灯的驾驶室
　　“怎么不开灯呀？”10月26日晚19点，记者来到位于顶层的驾驶室，见眼前黑乎乎一片，不经脱口而出。白天一上驾驶室就能看见的驾驶台、平日里很想去坐一坐的三个驾驶位都不见了。
　　一听我这话，值班的三副李胜勇、水手阿武都不禁笑了，很多第一次晚上来驾驶室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驾驶室晚上是不能开灯的，就跟晚上开车不能开车内灯一样，为了安全。”经船长蓝明华这么一解释，真觉得自己那个问题问得好幼稚。
　　原来，虽然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船舶驾驶工作不像“加勒比海盗”里演绎的那样惊心动魄，但驾驶员的眼睛一刻也不能开小差，看航线有没有偏离、看仪表盘各项数据是否正常、看雷达上面有没有出现异样，甚至从200多度视角的驾驶台看夜晚的海面上有没有出现不明物体，以提前发出警报等等……虽然不需要耳听八方，但眼光眼观六路是实实在在的。如果开灯，光线会影响驾驶员观察外面夜幕下的海面。三副李胜勇手中拿了一个高倍望远镜，那是驾驶员的宝贝。
　　“夜晚航行时，船舶只能开航行灯。”记者想起前一阵子的一天晚上，大家欢呼海面来了一条船，跑出去一看，只见天边有一盏比夜幕上的星宿大不了多少的黄色灯光。大概，那就是航行灯了吧。茫茫太平洋上，常常连日连月见不到其他的船舶、岛屿、飞鸟。难怪一盏灯会让他们兴奋不已。这是题外话了。
　　其实，不仅驾驶室不能开灯，其他光线也是严格限制——尽可能不影响瞭望。“如果驾驶台以前的舱室有光线外露，不但会妨碍值班驾驶员正规瞭望，而且会影响其他船舶观察我船的号灯。不同的号灯，代表船舶不同的航行状态，比如航行灯亮表示船舶正在航行，锚灯亮表示船舶在锚泊。所以夜间航行，是禁止光线外露的。”蓝明华解释到道。
　　难怪驾驶室后侧的两个开放式的工作台，在晚上的时候都会拉上厚厚的帘子围住。
　　虽然在太平洋上遇见其他船舶的可能性小之又小，但安全航行的规定还是要严格遵循的。
　　现代科技让航海变得更安全
　　逐渐适应光线，驾驶室内的一切在眼前渐渐显现。面前三把椅子一字排开，左右两侧的是驾驶位，中间的是水手位，水手位前面是一排操作手柄。
　　“驾驶员发出指令，水手则在中间具体操作。以前的船舶，水手是站着操作的。现在船舶设计更加人性化，水手专门配备了位置。”蓝明华扶着水手位说到。难怪水手位比驾驶位会高出来很多，大概是方便水手操作仪器吧。水手阿武目视前方，时刻准备着，一有指令他得立马操作，不能有丝毫犹豫。
　　在椅子前方是一排显示屏，上面各种数据在变动。
　　蓝船长选其中的几台仪器做了介绍。电子海图显示屏上有红、黑两条线的是航线显示屏。红色的是设定航线，航线终端就是“海洋六号”的母港广州了。黑色的是“海洋六号”实际走的航线。
　　在这块显示屏的一侧，有一串各种各样的数据。“6米这个数据显示的是我们现在实际的航线的中线与设定航线中线的偏离距离，一般大洋航行，航线宽度设定为500米，即左右两侧偏离250米。所以，我们现在的航线误差是在允许范围内的”、“255度表示的是我们现在的航行方向，正北为零度，所以我们现在在向西南方行走”……李胜勇、蓝船长耐心地给记者讲解。如果发现偏离，则立马要修正整航线。当然，如果出现天气不好、海况差等情况，预订的航线也会根据需要做一定修正的。
　　雷达相当于人的眼睛。能见度不良或夜间航行时，主要靠雷达来辅助瞭望。“雷达的扫描半径有很多种，96海里、48海里、24海里、12海里不等等，扫描半径越大精确度越低。大洋航行过往船舶较少，我们一般设定12海里，如果发现相遇船舶，可以给驾驶员1预留足协调避碰的时间。海洋六号船航经海域，不在商船推荐航线上，水深、船少，通常半个月都很难碰到过往船舶，雷达显示屏上根本没有目标出现。”蓝船长指着雷达显示屏，不厌其烦地讲解。
　　说起现代海航技术，电子航海图是倍受赞誉的一项。在电子航海图显示屏上，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一串数字，那是海底深度。蓝船长说，“这里可以随时显示我们船所在位置的水深，这对于我们设计航线和航行是非常有帮助，设计时避开浅滩、暗礁，航行时可以直接从海图上观察航行时的船位，特别是进出港时，非常直观、方便。以往只能借助纸质海图进行人工定船位，那样的话精确度就会降低。”
　　记者看了看，我们现在的位置，水深3000多米。想起之前这上面显示的一连串5000多米的数据，大为过瘾。每次海洋六号跨过马里亚纳海沟时，仪器房都会聚集一大班人来欣赏多波束测深数据跳到“7000至10000多米”的精彩瞬间。而通过电子海图，驾驶员也可以提前预知船过马里亚纳海沟的准确时刻。
　　不能有一丝马虎的纸质航海资料
　　驾驶室后面两个被厚厚的窗帘围的严严实实的工作区，一个是报务区，这是对外通讯的“沟通台”；一个是“海图作业区”。当然，这是记者根据用途擅自取的名字。
　　记者怀着好奇心，掀开布帘。不知什么时候，三副李胜勇已经来到海图作业区。台灯下，他正拿着铅笔、圆规、直尺在几张摊开的地图面前忙碌着。这情景，记者不禁想起抗战前线的作战指挥部。
　　“虽然有电子航海图，但是我们每次航线都需要在纸质航海图上画出航线。”蓝船长解释到，“一般航海图在出海前或离开工区时就画好了，但这几天因为天气影响多次修改了航线，检查发现有些地方需要做一下调整。”
　　原来，在没有电子航海图之前，船舶需要线做好纸质航线图，然后每小时记下实际船位，再画到纸质航线图看，比较航线有无偏差。记者发现，在海图上，计划航线上或附近每隔一个小时都有用铅笔画的小五角星就是驾驶员们画的实际航行坐标了。“虽然有了电子海图，可以实时测知船舶船位，但仍需要在纸质版海图上每隔一个小时进行定位，如果是近岸航行，还需要缩短定位时间，以发现船舶是否偏离航线航行，以保证航行安全。”
　　记者细心发现几张海图的比例尺不一样。“比如，近海的地图比例尺比较大。因为近海的礁石、港口、设施等都很多，需要仔细画图，避开一切障碍物。而在大洋上，水深几千米，障碍物相对较少，海图比例尺不需要太大。”蓝船长介绍到。
　　虽然海图比例尺不一样，但要保证航线在每张地图上的一致性。
　　“铅笔再削得细一点，笔头太粗了，一笔下去就可能偏离几海里。”蓝船长提醒道，拿出铅笔刀将笔尖削得更细。李胜勇是90后，去年刚到“海洋六号”船。在这里，船长经常对驾驶员言传身教，手把手的“传、帮、带”无时不在。
　　除了纸质航海图，重要的还有航海日志。蓝船长说，“航海日志跟飞机上的黑匣子一样，清晰、准确记载船舶的航行状态，具有法律效力。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上面记录的一切都是追根溯源的原始证据。”
　　翻开航海日志，每天航行了多少里、船舶位置、船舶状况都记得一清二楚。每个值班的人员都要在上面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
　　转眼，就快到交接班时间，李胜勇将航海情况仔细地记录下来，并在右下角签上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值班的是二副龙春宇和水手蒋学军。太平洋上，在大家安睡的夜晚，他们将用自己的双眼、双手继续守护大家的安全。

采写已故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事迹，是一次难忘的过程。

初次接触他的生平简介，我们感到：在当下我们惯见的世俗中，他的很多做法太过“高大上”，近乎“不真实”。

他为什么要放弃英国的高薪洋房，回到祖国重新开始？

他为什么不求院士头衔、行政职务，一心只埋头研究？

他为什么非得忙到回不了家，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

 

黄大年教授生前在松辽盆地大陆科学钻2号井前留影。

……

我们一直在追问，寻找一个可以为他的人生轨迹、为他的不同寻常作出合理解释的答案。

我们一次次走近他的团队、朋友和学生，我们渐渐有了叹服，有了敬仰，有了瞬间迸发的泪水，有了长留心间的感动。

爱国，

是我们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当我们走进吉林大学地质宫这栋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的教学楼，看到那斑驳的墙壁、老旧的楼梯，我们立刻就理解了当初很多人对他的不解：“人到中年，功成名就，你还要折腾什么？”

“如果不回国，他们一家人在英国应该会工作、生活得很好。”当我们去采访他的好友、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副司长高平时，她刚刚开口，就用纸巾掩住了眼睛。

很多人都提起他那句“高调”的表达：“国家在召唤我们，我应该回去！”坦率地讲，我们最初的反应是：年过半百，这么热血沸腾的激情从哪儿来？

在常人看来，如果他想为国效力，完全可以定期回国、两边兼顾，在吉林大学做一个“流动编”教授。

可是，他不愿意。

整整一个月，从长春到北京，从他生前同事、学生采访到他的同行、好友，涉及相关人士30多人，形成近20万字的采访笔记……

夜深人静，我们整理笔记，从入党誓言到毕业赠言，从为了学校科研放弃出国，到完成留学任务立刻返回，从听到国歌会流泪，到主动去当北京申奥志愿者，不同的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讲述的相似情节，让我们渐渐感到，对于爱国这件事，黄大年绝不是应景式表态。

海漂多年，他心底积存的爱太炽热、太强烈，所以他无法含蓄，也无需掩饰。

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讲的一个故事，始终在脑海中挥之不去：黄大年回国后，统战部组织了一次留学人员的艺术沙龙。那是黄大年回国后第一次进KTV，组织者要求每个人都要唱一首。

“黄老师当时很谦虚，他说：‘哎呀我特别喜欢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调。’在大家的鼓动下，他上去唱了：《垄上行》《我的中国心》、《我爱你中国》、《祖国，慈祥的母亲》、《我的祖国》……不断地唱，不断地唱。”

结果，大家一致认为，当天的“麦霸”是黄老师。

“你知道‘麦霸’是什么意思吗？”

他像个孩子似的兴奋地说：“麦霸？那是一种荣誉吧！？”

那一天，结束采访，已是夜晚。我们走在吉林大学的校园里，内心因为任波的讲述震荡着，我们似乎距离他的内心更近了一步。

他的回国，捧回了一颗赤子之心。这颗心，支撑着他的付出与疲倦、奋斗与信念，熔铸成他生命的内核，散发着无尽的光与热，让那么多人众口一词、久久难忘。

回到住地，我们两人一个一遍遍听着《我爱你中国》，一个看着《我的祖国》视频中《上甘岭》的黑白电影画面……热泪盈眶。

越了解，越痛惜，越无法释然他当初的决定——即使在今天，海外留学者人才济济，我们翻看他的履历，仍觉走进一段传奇：1996年，一个名叫黄大年的中国人，刷新了英国利兹大学的历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惋惜、同学们的惊异中，他一天没有耽搁，踏上归程，返回祖国。

而正是他的归来，让某国当年的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

为什么？很多人，因为时空的阻隔、境遇的改变，渐行渐远，不再回头。而他，饱尝了奋斗的艰辛，一颗心依然滚烫。

再度归来时，他已经带领团队实现了通过快速移动方式实施对地穿透式精确探测的技术突破。这项技术可以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是当今世界各国科技竞争乃至战略部署的制高点。一旦离开，他必须承诺不再使用此前的研究。那是一个科学家多少年奋斗的心血啊！

为什么？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巅峰，有多少人望其兴叹、欲求不得，可他却能当断即断、毅然决然！

那一刻，我们可以确信：爱国，早已深深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这是他执着认定的、用毕生生命给出的答案。

他的本真，他的率性，

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

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看到了一个率真的黄大年。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讲情面”；有人说，他在科研项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紧”、有责必问……

我们问他的生前同事：他有没有发过脾气？很多人摇了摇头，想不起来。印象中，黄老师总是笑眯眯的，谦逊又和善。直到他的秘书王郁涵讲到他因为有些课题组成员的工作态度“摔手机”……

我们又找到和他“惺惺相惜”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原副院长董树文，和他“深夜长谈”的中科院地质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杨长春，他们以科学家的实事求是告诉我们黄大年的困惑与焦虑，以及他如何在低谷中调整心态，又如何去积极地改造环境。

有一些细节，哪怕只言片语，却给了我们无名的感动。

当我们走进地质宫旁的机库，站在那架试飞成功的样机前，想象着拆迁队突然要来拆除机库时、黄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车前的情形，随口就问了句：“黄老师当时躺在哪儿？”

青年教师焦健用手一指门前的那块水泥地，眼圈红了：“那儿，黄老师当时就在那儿。”

一瞬间，我们流泪了，怔怔盯着那片空地。

这是怎样一个为了科学可以舍去自己的人啊！

在这个人们内心时常被浮躁困扰的时代，他的本真，他的率性，正是这个社会所呼唤的清流，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良知与担当。

我们接触的人越多，越看到他不同的侧面；问的问题越细，越感受到他鲜明的棱角；越是有新的发现，越停不下追寻的脚步……白天，我们就像“中了魔”，坐进一个受访者的办公室，就开始一刻不停地敲击键盘；晚上，又像“失了魂”，脑海中总在回放着那些场景：他在深夜奔波机场、火车站，他在女儿婚礼上疲惫而又幸福的微笑，学生们送走来宾后集体跪倒在他灵前……

这些点滴，聚沙成塔，从模糊变得清晰，真实映射出黄大年的精神世界。脑海中总是回响黄大年告诫学生的那句话：

“吃东西可以汤汤水水，但做事千万不能汤汤水水，唯有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才能成就最好的结果……”

黄大年曾说，他的偶像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现在，他做到了。他用同样的选择，为人们定义了什么是高尚的灵魂、什么是信仰的坐标。

懂得他，

也懂得了和他站在一起的一群人

黄大年生前曾说，能让中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帮人在拼命，不是我一个人……这是一个群体。

通过这次采访，我们结识了这样一个群体。

黄大年的助手于平无意中说了一句话，说施一公得知黄大年病危，连夜为他四处联系医生会诊，急得落泪。

我们很想知道，这两位身处不同研究领域、回国前并无交集的专家究竟因为什么，有着如此深厚的交情。为了采访施一公，我们等了近10天，每天和他联系，他都用短信回复“在忙，稍后联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点，他拨通我们的电话，上来第一句说：“我真的很抱歉，这段时间我有个研究内容很关键，我吃饭都是在以秒来计算。”

“以秒来计算”，这让我们立刻想到了“惜时不惜命”的黄大年。

同样功成名就的海归，同样的科研“疯子”。原本以为他们会联系紧密、经常切磋，谁知施一公说：“因为我们都太忙，没有单独吃过一次饭，即使谈话也没有一次超过半小时，但是我们回国的选择是一样的，对国家发展的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哪怕只是寥寥数语、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对方，这就是心有灵犀、相见恨晚吧。”

到后来，说到送别，他只说了一句，声音有些颤抖：“一个赤胆忠心的人就那么走了……”我们没有再问，因为已无需再问，对于这样一群一心报国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壮志未酬身先死”更令人扼腕痛惜呢？！

在这群人身上，不仅仅只有爱国。他们既有爱国之心又有报国本领，他们是把爱国的理想和科学的追求完美结合起来的人。

董树文是我国最大规模深部探测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黄大年曾因为着急科研进度、抱怨人浮于事和董树文发飙，我们原以为，董树文会不高兴，甚至会排斥黄大年，可是他却面带微笑、云淡风轻地说出了那段往事，说出了他是怎样劝慰他，又是怎样支持他。那一刻，我们内心是触动的，触动于他们面对科学时的那种实事求是，触动于他们超凡脱俗的那种处世之道。

我们问了董树文一个问题：“怎么理解黄大年那种对科学探索的疯狂？”他没有迟疑，就给出一个让我们瞬间折服的回答：“科学家就得有这种激情，才有创新的驱动力。我是搞地质的，我自己现在上山前都要打针，往半月板里打针，因为我的半月板已经碎了，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一辈子干的事是你愿意干的，是很幸福的。大年也一样，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接近自己的梦想，是幸福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董树文特意带我们去看深探项目的成果展，每一块展板、每一项成果，他都如数家珍。他说，深探项目结题时，他和黄大年两人去德国演讲，走下讲台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把他们都震了。有位外国专家惊呼：“中国人不再沉默了，他们大有领先世界的势头！”

说完，严谨的董树文笑得很骄傲！那笑里，有探索者的豪迈，也有报国者的真情。

那一刻，我们的眼眶很热，我们在他身上看到了黄大年，看到了一批“从来不缺痴心”的中国科学家。我们也许不懂他们的科学，但我们却深深懂得了他们的心灵和力量。

就是这样一群人，感召着更多的人。于平说，原本以为黄老师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没想到，大家还在，都想把黄老师未竟的事业完成。

黄大年最得意的门生马国庆曾经为了帮老师留下来，没有出国。现在他一口气领下了好几个项目，要把老师规划的事情做完。他眼里有泪，还调侃说：“我现在这么年轻就得了颈椎病，都怪黄老师。”

黄老师生前费尽心思吸引到吉林的专家和海归人才也在想尽办法，把他弥留之际还在关心的新兴交叉学部的各项工作细化下去……

还有黄老师的那些学生，都没有忘记对老师许下的诺言：学成回来，汇聚起来，就是中国深部探测的生力军。

我们曾经很想问：58岁，太短。黄老师的这一生，值得吗？

杨长春的回答又一次让我们哭了：“很多人觉得大年苦，苦吗？不苦。从整体上讲，他回国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汇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终将改变历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迹。”

这句话，击中了我们的心。

那一刻，我们终于懂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