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成都地调中心”）地球物理团队首次成功完成了青藏高原昂仁地区高海拔、深切割地形条件下的无人机航磁探测任务。

该工作区海拔高、地形切割大，最低海拔4700米，最高海拔6000米，使用多旋翼无人机航磁测量难度大。为了能够顺利完成此次高原探测任务，工作组首先在凉山州会理地区进行了飞行培训试验，确保熟悉掌握航线布设方法、无人机操作方法、数据处理方法以及常见问题解决方法。

此次工作区域的高海拔、深切割、低气温、低气压对小型旋翼无人机飞行时长、飞行高度和飞行方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类极端地形条件下的飞行案例并不多。工作组的同志们克服了身体上的不适、飞行任务上的精神压力，圆满完成了此次飞行任务。

在飞行任务中，为了抓住飞行时间窗口，工作组没有时间进行演练。“演练即实战。”工作组早上六点即从营地出发，到达预设地点后，大家根据分工，搬运设备、登山瞭望、安装调试探测设备……有条不紊、各司其职。

“起飞”，随着操作手的口令，搭载有探测光泵等设备的旋翼无人机顺利腾空。随着无人机飞行高度的不断攀升，5000米、5200米、5500米、6000米，工作组的同志们不敢有丝毫懈怠，紧张地盯着无人机的飞行情况。每一条航线一旦顺利完成，待无人机一落地，大家便检查飞行数据，传输探测数据，更换无人机电池。

在经历了国庆前后两个时间段的飞行后，工作组顺利完成了60平方千米的探测任务。无人机采用粗粒度仿地飞行，距地面高度120米，实际起飞海拔4700米，最高飞行高度6050米，垂直升限1350米，共飞行6架次，经历了一次光泵因低温暂停工作的技术故障，克服了及时更换电池的保障困难，形成了一套高海拔、深切割地区的无人机航磁探测数据采集流程和操作方法，提出了无人机存在的一些短板问题，为下一步更多区块的探测奠定了扎实基础。

此次任务的顺利完成，体现了成都地调中心地球物理团队和无人机团队团结合作、不畏艰苦的精神，体现了无人机航空物探的高效率和未来的装备发展方向，体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无人机航磁测量培训试验

测线布置

起飞准备

高原雪山无人机探测剪影

3月3日下午，全国政协常委、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李朋德在接受《中国矿业报》云采访时高兴地告诉记者：“元旦前向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提供的4件提案素材中有3件中选，今天已经提交给十三届全国政协第四次大会，其中一件作为农工党中央提案，另两件作为农工党界别委员们小组提案。此外还有一个中央提案是基于中国地质调查局与农工党中央共同调研形成的有关页岩气煤层气勘探开发利用的提案。”

此次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李朋德常委另外还准备了4件提案，涉及到地学旅游、地热开发、地下空间利用和地理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这些提案都立足新时代，把握新需求，内容紧扣中国地质调查局“十四五”时期的工作任务，涉及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构建国土空间、开展长江健康体检和支持精准生态修复、依法治理尾矿库促进资源高效综合利用等，为开创“十四五”时期地质调查事业改革发展新格局建言献策。

李朋德常委一直关注并跟踪着提案内容，针对黄河水、长江水、泉水、井水及解决饮用水等问题，参加了全国政协乡村振兴饮水安全调研，从贫困地区找水打井，到乡村振兴的饮水保障。他认为，农村饮用水安全是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地质调查的重点工作，任重而道远。

李朋德作为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全国政协常委，其第一批确定的4件提案，业界也颇为关注，那么这4件提案究竟有哪些内容呢？

全国政协常委 李朋德

提案一：发展空间基础设施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我国地球观测系统虽然为全球提供卫星定位、气象预报和遥感信息服务，但是我国空间基础设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能力严重不足，大部分遥感卫星只发挥了四分之一的数据获取能力，各卫星体系间的统筹能力也不足。

李朋德常委表示，我国应充分利用地球观测能力的优势，积极开发高科技的全球公共产品。我国虽然已是航天大国，拥有的航天器数量位列世界前三，遥感卫星种类齐全且数量不断攀升，但尚缺少统筹，主要体现有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缺少在全球分布广泛的卫星接收网络和服务体系。二是卫星工程立项的目标偏低，任务考核缺少挑战性。三是我国卫星的检校和标准缺乏国际化。四是我国卫星遥感数据处理的财政经费，一般不包括境外数据的处理和管理。

新时期新阶段，我国将进一步提升地球观测能力，完善空间基础设施、空地基础设施和全球化地球观测数据服务体系，开发更多的公共外交产品，建成“数字丝绸之路”，更好地支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美丽中国建设，同时也是积极响应全球需求，支持全球的绿色发展。

李朋德常委为此建议，一是加快出台《航天法》及其配套条例。依法规范航天活动，加大航天活动的统一规划，确保太空安全和我国空间基础设施的全球化，进一步提升我国地球观测公共服务能力，实现我国航天、遥感、北斗卫星和地理信息产业的健康发展。二是加快建设全球化空地信息通道，实现面向全球的信息服务。我国的海外卫星接收站网建设严重滞后，必须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培育建设海外接收站网，鼓励与外国政府和组织联合建设接收体系，尤其要实现遥感卫星境外直接服务的能力。三是设立地球观测领域的对外援助计划。规划部署航天、地球观测和地球探测等领域的对外援助工作，鼓励企业利用我国空间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系列化的全球公共信息产品，彰显航天大国的责任，推动我国数字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四是加快开展卫星运控体系改革。随着我国航天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轨的卫星越来越多，现有的卫星测控、接收和服务体系已不能满足要求，要加紧改革卫星运控体系，形成备份和多渠道，强化卫星的业主管理体系。

提案二：构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

国土空间治理制度主要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相关制度，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等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相关制度。当前，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矛盾凸显，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民美好生活的空间供给不充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不充分等问题。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必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对国土空间的科学合理开发和长久有效保护，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

为此，李朋德常委提出以下四项建议：

一、加快国土空间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制修订工作。加紧研究制定《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法》《国土空间规划法》等法律，将国土空间规划相关工作法制化。对“多规合一”改革涉及的《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草原法》《森林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相关法律重新审视，对突破现行条款或不适应的内容进行修订，对过时的法律法规废止或新立。按照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思路，构建起一套能够为国土空间保护与修复保驾护航的法律法规体系，体现出对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化和法定化支持。

二、加快构建国土空间“一张图”监督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体现“多规合一”，实现各类专业规划数据共享和平台的互联互通。加强规划实施的监测评估与预警，加快构建责权清晰、依法规范、高效运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监督实施体系，将国土空间规划执行情况纳入自然资源执法监督内容，纳入领导干部考核指标体系。

三、建立国家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测评价体系。加快制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相关技术标准和指南。建立资源环境监测预警长效机制，支撑规划实施全过程监督。基于不同层级、不同尺度和精度，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形成支撑“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的“双评价”与“双评估”技术指标、标准与方法体系。

四、加强国土空间科学发展的政策体系建设。要完善主体功能区政策，塑造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城镇空间，打造与乡村振兴相适应的美丽乡村空间，才能加快修复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要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资源资产管理、有偿使用、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等实施保障机制和政策措施。按照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和差异化空间管控要求，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出台鼓励多渠道融资和有偿使用的政策，形成优化国土空间开发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完善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与实现相关政策。

提案三：开展长江健康体检和精准生态修复

长江不仅是黄金水道，更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基因宝库和生态安全屏障。由于长期无序利用和过度开发，可持续发展面临极大挑战。近年来，长江两岸的环境逐渐好转，然而仍有看不见的污染在地下，仍有看不见的隐患在江堤下面和江底，且长期被忽视。

李朋德常委建议，一是开展长江河道的定期综合健康体检。利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河道扫描，准确掌握河道三维形态变化和江水的流向，找到河道和堤岸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的原因，提出监控和修复重点。二是建设智慧长江平台。基于长江的地理、水文、地质和生态数据，利用物联网、5G技术建设关键区段的感知系统，形成长江生态环境健康监测体系。三是开展污染场地调查评价与修复。企业搬迁后应该提交给政府干净的土地，地方政府应该开展专业化的地下空间遗留物和污染物探测，并强制进行修复。四是开展长江沿岸矿山的生态修复。综合利用尾矿库和废矿材料，建立矿山公园。开展长江河道治理工程。积极开展长江河道修复试点，中央和地方加强联动，全面开展长江河道修复工程。

提案四：矿山尾矿资源高效综合利用

我国矿产资源长期高强度开发形成的大量矿山尾矿库，存在着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隐患，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技术创新和国家需求的变化，一些尾矿已经成为具有开发利用潜力的优质资源。如何在充分调查和评价的基础上，实现尾矿的资源化利用，不仅是依法推动绿色矿山和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也是科技创新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能源资源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的重要举措。

大部分尾矿库有价组分含量接近或高于边界品位，可利用性强、经济价值可观。一是从国家资源安全角度而言对尾矿中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需求增加。比如尾矿中的镓、锗、铟等伴生战略性矿产资源对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极为重要。二是生态文明建设对矿山尾矿综合利用提出了新需求。对矿山尾矿中非金属有价组分进行综合回收，也是矿山尾矿的规模化减量过程。三是尾矿综合利用为矿产资源改革提供支撑服务。通过开展尾矿库空间分布、堆量、有毒有害状况、综合利用率等调查评价，可有效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修复及矿产资源保护。

李朋德常委表示，尾矿高效利用尚存在权属不清和法律法规不到位等问题。一是矿山尾矿的资源现状不清。尾矿资源化利用潜力和环境影响不明，还未建立尾矿信息系统。现有法规只规定了企业的相应责任和义务，早期形成的尾矿库无人管理，所有权不清，没有纳入到当地政府的考核目标。二是矿山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偏低。不仅技术缺乏，也缺乏金融、税收等优惠激励政策，尾矿再开发的企业也较少，矿石规模化减量的技术水平较低，高附加值产品少。三是融合资源环境属性的矿山尾矿科学分级分类的标准尚未建立，尾矿治理政策缺乏科学依据。矿山尾矿的合理处置，需要兼顾其资源属性和安全环境风险。矿山尾矿利用、保护和处置的边界还未厘清，未形成相应的分级分类规范。

李朋德常委建议，一是研究制定《矿山尾矿综合利用条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基础上，制订配套实施方案，细化尾矿资源利用管理部门职责和企业责任，从资源综合利用的角度用好尾矿。二是开展全国范围尾矿库确权调查。由自然资源部牵头，联合发改委、工信部、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建立协调机制，开展尾矿资源综合调查特别行动，为确权登记提供支撑。三是设立尾矿综合利用科技攻关专项。工信部、科技部设立专项，组织技术和装备研发，开展矿山尾矿综合利用共性技术攻关，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四是制定绿色矿山金融政策。设立绿色矿山基金，或在国家绿色发展基金中设立专项；同时，通过减免尾矿再利用企业的税赋，提供绿色信贷等正向激励措施，推动矿山生态修复，快速减少尾矿存量。五是积极开展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国际合作。

唐菊兴在高原。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不久前，“最美野外科技工作者”中央媒体采访团在西藏采访了唐菊兴，并且到墨竹工卡县甲玛矿区感受地质工作的艰苦，以及甲玛矿区的今昔巨变。

身为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区域成矿规律研究室主任的唐菊兴，已经在青藏高原上耕耘了二十余载，他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丰收时节——201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201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2013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1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中国地调局首批“李四光学者”（卓越地质人才），2016年获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每一份荣誉都是沉甸甸的。

“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时间最长的一个

在2012年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个项目也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中国地质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国际上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造山系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这一重大的成果背后，凝结着成百上千名地质工作者数十年在野外的心血汗水，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上时间最长的一个。从1995年第一次踏上西藏，从三江源头到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脉再到阿里地区，他用脚步一寸寸丈量着高原。多吉院士感慨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每年都多次见到唐菊兴，他对地质工作的执著、激情和热情，在最艰苦、最危险、外部环境最差的地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值得所有地质工作者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就开始详查工作，不过，由于当时将“海底喷流成矿”理论作为矿产勘查的理论指导，重点是对浅部的铅锌铜矿体进行勘查，因此先后探明铜铅锌资源量108万吨后就再无大进展。2006年起，唐菊兴开始主持甲玛铜矿勘探评价工作，要想取得突破，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浅成“海底喷流成矿”观点，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开展大量基础地质工作加以佐证。

唐菊兴带领研究团队做了细致的基础工作，认为甲玛矿床存在斑岩成矿体系的勘查地球物理异常特征。随后，在2008年，他开始组织团队通过钻探施工来初步验证结论。

在青藏高原进行钻孔施工，按照惯例，钻孔深度达到地下三四百米时还没有见矿就会放弃了，然而，当唐菊兴到现场看了岩芯，并认真研究分析后，他提出，角岩型矿体下面肯定有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体，于是果断决定继续施工。在钻孔深度达到500米时，终于发现厚度达到200多米的铜矿体，世界级大矿甲玛铜多金属矿从此揭开序幕。2010年，又在甲玛铜山南坑发现了一处矿体，仅这一处提交的铜资源量就接近原来15年提交的铜资源量。到2013年9月，矿区新增的铜几乎是原来15年提交量的14倍。

像这样的奇迹随后在雄村、铁格隆南、尕尔穷等矿产勘探项目中不断发生，对前人成果，继承但不盲从、在继承中创新，使唐菊兴团队找矿成果不断。21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找矿理论，采用产学研用一体化，在西藏探明并新增资源总量相当于18个大型铜矿、18个大型金矿、6.9个大型钼矿、11个大型银矿、2个大型铅锌矿。

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

1984年，刚满20岁的唐菊兴从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5年，他参与导师王成善主持的“玉龙铜矿似层状矿体成矿作用定位预测研究”，从此与青藏高原结了缘。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据统计，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最初去西藏，从成都出发要走一个星期，一路颠簸不说，还会遇上大堵车，有一次竟然堵了一个星期，一到夜晚，大家冻得瑟瑟发抖，蜷成一团，他戏称自己是“团长”。当然，在高原上工作，当“团长”的次数绝不在少数。

在高原工作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这时，唐菊兴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不管是一起出野外的同事，还是西藏当地的向导和工人，或者是带着野外实习的学生，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信赖他。团队成员刘治博说：“在高原出野外，大家就是生死与共。”就拿过河来说，由于没有桥，过河时都是靠越野车加足马力然后一口气冲过去。一旦汽车在湍急的大河中熄火或是被石头卡住无法前进，就需要一个人下河去把钢缆挂在被困车辆上，然后用另外一辆车把它拉出来。这时，总是唐菊兴蹚着冰冷刺骨的雪水到河中央去把钢缆挂好。他说：“我是项目负责人，高原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对大家负责，另外我在水乡长大，水性也比他们好一些。”一次，在藏东类乌齐开展土壤测量，正在过河时，藏族技术员古桑突然脚下一滑落入水中，他本能地大叫“唐老师救我”，唐菊兴听到呼声，急忙扔下手中东西，游过去一把抓住古桑，将他救了起来。

今年西藏雨季特别长，唐菊兴带着几个人去阿里一个铜矿检查，返程时陷车了，唐菊兴拿着工具一会儿到前面挖车，一会儿到后面推车，同行的学生想上前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看着浑身泥水的老师感慨万分：“不光是专业，唐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等把车挖上来，唐菊兴拍了拍身上的泥又继续赶路。他告诉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在藏北遇到陷车时，我们把棉被、军大衣都往车轮下塞过。”

唐菊兴常戏称自己是个“爬山匠”，正是一年又一年的攀登，让他征服了地质科学高峰，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培育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地质人才。

“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

在学生们眼中，“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有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写写随笔，抒发对生活琐事和野外工作的感慨和感悟，不仅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还时常引用鲍勃·迪伦等著名摇滚歌手的歌词。

唐菊兴的细腻还表现在与藏族同胞的交往上。在野外时，如果需要到沿途的藏族同胞家中休息或补充一些干粮，他都坚持付钱，尤其是遇到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他几乎每次都会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真诚，他们是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十多年前，唐菊兴率队在雄村金矿外围的谢通门县达那答乡工作，暂住多吉家，并邀请多吉到项目组担任翻译。平时大家一起上山工作，回住地后又聚在一起品尝青稞酒和酥油茶。后来，唐菊兴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一旦有人路过达那答乡，他就会托人给多吉捎些小礼物，从大人的毛衣、小孩的学习用品到多吉喜欢的啤酒，东西不多，但传达的是朋友间深厚的情谊。

“有些藏族同胞愿意过现代生活，从西藏目前现实看，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最可靠的依托产业就是矿业了。”唐菊兴说。因此，每到一地开展项目，首先就是到当地村庄调查了解人员情况，尽可能雇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当翻译、向导、后勤工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手把手教他们相关工作。

“甲玛矿区萨玛龙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熟练的样品加工工人。”唐菊兴介绍说，在甲玛矿区工作期间，他们将岩芯保管和加工工作委托给这个村，村里则轮流安排每家派一个人参与保管和样品加工工作，唐菊兴团队就耐心地教他们劈样、粉碎加工、样袋标号等。经过几年锻炼，这些人完全掌握了样品加工程序和质量要求。“只要有这样的岗位出现，这些人不用培训就可以变身现代产业工人了。”

2014年9月底举行的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代表评选活动中，唐菊兴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个人。

高原攀登二十余载，霜华悄悄染鬓间，如今他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已经50多岁了，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地质工作未来就看你们了。”但是了解他的学生们都知道，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挂在嘴边，“只怕等到明年5月去不了野外，唐老师就急了。”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挥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述评

具有强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迅速蔓延至我国28个省份。3月份以来，本土感染者累计突破7万，中高风险区一度超过600个……我国防疫抗疫工作面临严峻挑战。

直面风浪，把舵领航。

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面对世纪疫情的跌宕反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以科学之策应对非常之难，以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的非凡实践，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

从严从紧——“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

起病隐匿、传染性强、单日新增感染者最高超过6000例……狡猾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让防控变得异常困难。

近期我国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数量相继超过2020年的18起、2021年的30余起。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注着疫情演变态势，牵挂着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突出口岸地区疫情防控这个重点，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今年3月5日，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疫情防控提出明确要求。

4天后，针对在多地扩散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又作出重要批示：当前疫情发展很快，散发面广，染疫人数大增，务必责成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从严从紧开展防控工作。

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部署从严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从思想上、行动上对当前和下一步我国抗疫工作进行全面动员和周密安排。

“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快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艰巨性、反复性，进一步动员起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

关键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研判，给出有力回答，指出明确方向——

“坚持就是胜利。”

人们不禁想起两年多前的一幕：

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中南海怀仁堂。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6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坐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表情凝重：“大年三十我夜不能寐。”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在疫情来势汹汹的危急时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最强音。

两年多来，病毒频繁变异，形势不断演变。对于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变的是不同阶段的具体防控策略，不变的是贯穿其中的鲜明主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宁可十防九空，绝不可失防万一。”

“尽最大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挽救更多患者生命。”

“为了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我们什么都可以豁得出来！”

……

话语掷地有声，措施坚定不移。事关亿万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就没有商量的余地。这就是大党大国领袖对于人民生命健康安全高度负责的鲜明态度和义不容辞的使命担当。

正是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指引下，当世界其他地方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时，中国最大程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充分体现了我国防控疫情的坚实实力和强大能力，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确定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动态清零”总方针。

“动态清零”的精髓，一是快速，二是精准。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础，不追求零感染，但发现一起就扑灭一起，守住不出现疫情规模性反弹的底线。快速和精准的“动态清零”，正是中国控制疫情的“法宝”。

2021年，德尔塔变异株带来的疫情一度波及20余个省份。

中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迅速采取防控措施，迎战德尔塔变异株，有效处置30余起聚集性疫情，基本用一个潜伏期（14天）就控制住疫情。

目前，全球累计确诊病例已超4.7亿，死亡病例逾610万；我国感染人数、发病人数、重症人数和死亡人数都保持在较低水平。

有外媒评价，中国是全球唯一控制住德尔塔变异株传播的国家。

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仍复杂多变、没有明显拐点——当前正处于全球第四波流行高峰，每周报告病例数超过1000万。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坚持以预防为主，持续抓紧抓实抓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提高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调研时，就针对全球疫情呈现新的特点、防控风险增大提出明确要求。

严谨的科学研究推演证明：以中国14亿多人的总人口基数、庞大老年人群体的现实国情，如不及时从严防控，最终将形成规模性反弹，中国医疗体系面临击穿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吉林、上海等地迅速增高的病例，已发出了强烈警示。

有研究表明，虽然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期间的病死率确实下降了，但同期因疫情造成的死亡总数却高于德尔塔变异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数，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的危害依然严重。

“坚持科学精准、动态清零”——面对疫情跌宕对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的威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疫情还没有过去，一旦有事，蔓延起来非常快，一旦发现要采取严格处置措施，绝不松动，绝不手软。

奥密克戎变异株流行后，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水平在短时间内突然上扬。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干预措施，这条原本陡峭的曲线趋于平缓……

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提高防疫本领。要加强组织领导，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疫情防控是“国之大者”。

呵护好14亿多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就是比天还大的事。

精准防控——“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就精准防控作出战略指引：“要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不断优化疫情防控举措”“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治国理政千头万绪，习近平总书记向来重视“精准”二字。

从脱贫攻坚的“聚焦精准发力”，到深化改革“对准焦距，找准穴位”，从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到要求对干部开展精准化的培训……精准，是现代化治理能力的卓越体现。

针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20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就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

面对复杂的世纪疫情，同传播速度更快、隐匿性更强的变异株较量，实现“动态清零”，关键就在“精准”。

这是中国方案的精准，在关键要害处，集中发力——

近期疫情“破防”，均由境外输入引发。点多、线长、面广，当前我国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正是外防输入。

“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就强调，持续抓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目前疫情防控最大的风险是来自境外，外防输入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压实口岸地区防控责任，充实口岸防控力量，健全常态化防控机制，补齐短板弱项，筑牢外防输入防线。

划定缓冲区，实行差异化管理；一口岸一对策，实行非接触式货物交接模式……中国精准完善口岸城市疫情防控机制，以最小的社会成本，不断扎紧外防输入“篱笆墙”。

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奥密克戎……不断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让防控变得异常困难，也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应对手段。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科学技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在专家学者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科技之于疫情精准防控的作用。

加强疫苗、快速检测试剂和药物研发等科技攻关，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启动新冠疫苗序贯加强免疫接种；采用核酸和抗原检测相结合……一个个事关长远的抗疫部署，彰显着领航者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构建“免疫长城”！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关心部署下，中国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疫苗接种：截至3月24日，全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超过12.4亿人，占总人口近九成，这一规模和速度超过全世界其他任何国家。

3月22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主府公园新冠疫苗接种点，一位老人在接种疫苗。新华社记者 刘磊 摄

一旦感染新冠病毒，老年人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面向5200万尚未完成全程接种的60岁以上老年人，疫苗接种正精准推进，免疫屏障在有针对性地加强。目前，我国已有29款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占到全球的19%。

这是中国智慧的彰显，下好先手棋，织牢防护网——

就当前抗疫，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要“使防控工作更有针对性”“采取更加有效措施”。

阻断病毒传播链，以快制快尤为关键。

这是3月20日傍晚拍摄的吉林市高新南区隔离方舱建设现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3月23日，吉林。全省方舱医院已建成13个、在建4个，共有床位22973张、在建床位7841张。

“刚开始担心方舱医院里条件不好。”来自吉林农业科技学院的学生陈建龙，住进吉林市昌邑区方舱医院，“来了之后每顿饭有荤有素，外面天气寒冷，方舱医院很暖。”

确保每个省至少有2至3家方舱医院，在需要启用时，能在两天之内建成并投入使用……在武汉保卫战中起到至为关键作用的方舱医院，如今得到进一步“升级”使用。

3月18日，在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一处核酸采样点，工作人员冒雪引导前来检测的居民。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 摄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指挥下，根据疫情变化，诊疗方案、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等与时俱进作出科学调整，更加科学的防控举措不断出台：不搞“大水漫灌”，核酸检测任务在24小时内完成；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对轻症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科学降低解除隔离的标准……

与病毒赛跑，跑得越快，就越能掌握战“疫”的主动权。我国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以“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为核心，从严从实开展防控工作，疫情防控取得了良好效果。

“扩大重点人群监测覆盖面，完善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全面提升疫情监测预警和应急反应能力”“要加强学校等重点场所常态化防控，压实主体责任，做实做细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严格落实“四早”要求，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应对处置，就能把疫情控制在最小范围。

“早发现、早处置，我们有办法把疫情遏制在萌芽状态。”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当前防控举措科学有效，积小胜为大胜，我们总体上就会向“动态清零”的目标逐渐迈进。

这是中国力量的集结，分级分层、有效协同，向机制要效率——

静与动之间精准施策，体现治国理政的高超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合”“统筹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

就不断完善疫情防控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统筹应急状态下医疗卫生机构动员响应、区域联动、人员调集，建立健全分级、分层、分流的重大疫情救治机制”“发挥社区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第一道防线作用”“着力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3月17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科学精准防控作出部署，强调“压实属地、部门、单位、个人四方责任”“要保持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平稳有序，做好生活必需品生产供应，保障好群众就医需求”“做实做细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3月25日，在辽宁省沈阳市凤祥综合市场，一名市民买菜后扫码付款。新华社记者 王乙杰 摄

疫情常态化防控不是孤立的政策，而是一套复杂的运行体系，坚决防止“简单化”“一刀切”。防控工作千头万绪，执行不到位，要么形成防控“空挡”，要么导致“层层加码”，影响百姓正常生活。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第一时间响应，各省份各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从严从紧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采取最彻底的防控措施，尽快遏制疫情扩散势头……抗疫集结号再度吹响，一条条更加精准的措施正不断出台。

3月24日，在福建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联合方舱核酸检测基地，参加“抗疫志愿车队”的出租车司机（左）协助医务人员装运核酸检测样本。新华社发（周义摄）

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赴多个省份指导疫情处置工作，第一时间全面激活应急指挥体系，第一时间启动重点地区核酸检测，第一时间强化公卫、公安、工信的协同，第一时间做好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

3月14日下午，来自邻近省份的多支医疗队共940名医护人员抵达吉林市，迅速补充到当地的方舱医院、定点医院和核酸检测队伍中。不久之后，制约当地疫情防控的瓶颈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将防控工作抓实抓细，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夺取胜利。

统筹兼顾——“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防疫关乎生命，发展关乎生计。如何统筹好这对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考验世界各国的一道难题。

3月25日，工作人员在位于陕西西安的隆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工厂丝网印刷区工作。新华社记者 邵瑞 摄

“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既不能对不同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阻碍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又不能不当放松防控、导致前功尽弃”……

2020年2月23日，国内疫情防控紧要时，习近平总书记面对全国17万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发表重要讲话，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指明方向，增强信心。

惊涛骇浪中把舵导向，大战大考前运筹帷幄。

两年多来，正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我国走出了一条精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之道。不仅确保了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还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2022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

当前，疫情仍是影响世界经济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外部环境更趋严峻，国内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多点频发的聚集性疫情让形势变得更为复杂。

“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采取更加有效措施，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3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讲话，用三个“最”字表明我国坚决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之战的决心和信心。

越是面对复杂变局，越要稳字当头，牢牢稳住发展的基本盘——

5.5%左右——这是今年我国的预期经济增速目标。陡然升级的疫情形势，无疑增大了稳增长压力。

多重压力叠加，关键要强化统筹协调，确保“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牢牢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战疫情”不误“保春耕”。如今，农业大省吉林争分夺秒与疫情斗争的同时，生产综合服务保障也在紧锣密鼓开展，东北大地正备战春耕，确保粮食生产安全。

2月23日，在辽宁省铁岭县辽宁实丰机械有限公司，工人检查即将出厂的玉米播种机。新华社记者 杨青 摄

农业农村部连续发文部署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和春季农业生产工作；针对农资价格上涨，中央财政下达资金200亿元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署投放100万吨国家钾肥储备……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保证粮食年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广西融安县潭头乡新桂村的春耕田园景色（3月17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爱林 摄

“精准防”确保“不断链”。产业链是经济的命脉，针对疫情对部分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影响，各地在筑牢防疫线的同时，密集出台政策措施为企业减负纾困，畅通产业链，稳住基本盘。

抗疫全力以赴，生产高效运行，研发有条不紊，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超过99%……作为全球制造业重要基地和全国经济强市，常住人口超过1200万的江苏省苏州市，通过一揽子组合拳政策推动防疫与发展，最大限度减少疫情的影响。

一手抓战“疫”，一手抓发展，彰显复杂形势下的战略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进一步提高防控措施的科学性、精准性、有效性，尽可能减轻对经济发展和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我们的这个方针，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越是面对复杂局面，越要善于化危为机，锚定高质量发展——

“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机。”

两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浙江，在疫情发生后首次实地考察复工复产，积极鼓励国内企业抓住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契机，让很多困境企业坚定了前行信心。

准确识变，认清“危”中之需；主动求变，找准发展之“机”。

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经济界委员联组会上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这次疫情是一场危机，但某种程度上也孕育了新的契机”“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这是3月21日在深圳沙河西路拍摄的车流。新华社发（刘羽洁 摄）

春起湾区，岭南花开。放眼广东，“世界工厂”的机器轰鸣声中，这片创新之地毫不放松另一场攻坚战。

来自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数据显示，封闭管理的一周，有125名科研人员、1237名研究生有序推进科研工作。“这是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其中一名科研人员说。

疫情冲击了传统产业，但创新驱动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靠创新”“我们要进入科技发展第一方阵，就得靠我们自己”……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福建考察时的话，语重心长。

两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次实地调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同时，总会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作出部署，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

3月26日，在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一家汽车零配件企业员工在生产车间工作。新华社记者 王淑娟 摄

越是面对复杂变局，越要立足两个大局，在开放共赢中坚定前行——

拥有超6万家外资企业的上海，尽管受到疫情影响，第五届进博会的招展进度依然“快于历年同期水平”，折射出全球企业对中国经济不变的信心。

尽管疫情有反复，一年两次的广交会从未中断；首届消博会去年在海口成功举行，目前第二届正火热招商；如期举行的服贸会亮出扩大开放新举措。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好外资企业国民待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次重要讲话中，向世界传递出自信的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清晰信号。

严峻复杂形势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出“五个必由之路”重大论断后，鲜明提出我国发展仍具有的“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深刻阐明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道理。

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既要全力以赴答好疫情防控“加试题”，更要坚定信心答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道“必答题”。

“我们要既正视困难又坚定信心，发扬历史主动精神，迎难而上，敢于斗争，砥砺前行，奋发有为，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共克时艰——“只要我们同舟共济、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够彻底战胜疫情，迎来人类发展更加美好的明天”

2022年2月20日晚的国家体育场流光溢彩，充满依依惜别的浓浓情谊。“天下一家”字样的焰火在“鸟巢”上空粲然绽放，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圆满落下帷幕。

这是2月20日晚在北京第二十四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上拍摄的焰火表演。新华社记者 李尕 摄

不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持续蔓延、奥密克戎变异株来势汹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如期履行承诺，成功向世界奉献了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冬奥盛会，为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人类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闭环内阳性率非常低并动态清零，各项赛事安全顺利举行；闭环外经济社会运行如常，人们共享体育竞赛带来的激情、欢乐与感动……

如同一面镜子，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成功举办也向世人昭示：只要团结一心、科学施策，人们完全能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办成有利于各国人民的大事。

“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面对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从维护全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出发，引领各国坚定信心、不怕困难，团结合作、共克时艰。

两年多来，经历疫情的跌宕起伏、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中国理念，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行动，在世界上产生着愈来愈广泛而深远的感召力、影响力、引领力。

这是任何情况下都把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坚定——

“感谢中方为巴基斯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宝贵帮助，中方提供的疫苗不仅拯救了巴人民，也拯救了巴经济”……

2月6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同习近平总书记的面对面会晤中，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表达由衷感激之情。

这是2021年2月1日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的努尔汗空军基地拍摄的中国政府援助新冠疫苗交接仪式现场。新华社记者 刘天 摄

与180个国家、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34个国家派出37支医疗专家组，向150多个国家和14个国际组织提供大量抗疫物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1亿剂疫苗……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发起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传递出一个发展中大国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的大格局、大担当。

“国际社会应该加紧行动起来，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全力搞好疫情防控。这是当务之急”“抗击疫情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任务”……两年多来，在一次次视频、电话、信函等“云外交”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得最多的就是携手抗疫。

为何如此重视疫情防控？习近平总书记的思考深邃而辩证：“这既是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基本要求，也是稳定恢复经济的基本前提。”

这是坚持不懈推动世界经济复苏、谋求人类共同福祉的笃行——

“团结抗疫和复苏经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2021年10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频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时的讲话，给人以深刻启迪。

在埃及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巴德里看来，中国共产党的“人民至上”理念，在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两件大事上得到集中体现。“消除贫困是对全人类发展来说最重要的一个目标，新冠肺炎疫情是全世界现今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中国的经验和理念无疑会为世界作出突出贡献。”

2021年11月5日，人们在中国上海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参观。新华社记者 李响 摄

从接连举办广交会、消博会、服贸会、进博会，到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取得新进展；从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畅通，到探索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经济增长新动能、社会生活新模式、人员往来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中国一以贯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的坚实行动，让世界看到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责任担当。

疫情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民生造成严重冲击，令那些本就不富裕的国家和人民雪上加霜。着眼于有效推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21年9月21日，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在习近平总书记持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正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成员的由衷支持和真诚欢迎。

“促进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将造福有关国家人民，也事关整个人类和地球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有效性、包容性，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

立场鲜明的宣示、饱含深情的话语，展现着世界级政治家的战略眼界和天下情怀。

这是矢志不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人类“一起向未来”的远见——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小船经不起风浪，巨舰才能顶住惊涛骇浪。”

2022年1月17日，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以“船”为喻，指出危机面前团结合作、守望相助的重要性。

一场世纪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团结合作才是人间正道。

疫情暴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两大主张。彼此呼应的两个“共同体”，正是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理念的世界表达，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疫情下的生动写照。

“大江奔腾向海，总会遇到逆流，但任何逆流都阻挡不了大江东去。”

展望未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疫情终会过去，胜利必将到来！

●关键矿产之所以关键，是由于它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广泛应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各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甚至可以说是急剧攀升。国际上，关键矿产并无统一、严格的定义，各国各机构一般根据经济重要性和供应风险等因素确定。

●各主要国家针对矿产资源，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需关键矿产纷纷制定并发布战略报告。西方主要经济体厘定的关键矿产清单具有高度耦合性、大多数关键矿产以共伴生矿产形式产出。

●从世界供需形势、我国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和资源禀赋特点入手，关键矿产可划分为主导型、技术和条件制约型、市场制约型和资源短缺型四类。

●我国应提升主导型关键矿产的国际话语权，加强短缺型关键矿产勘查，加大开采和冶炼技术研发，延伸产业链并研发高精尖高附加值新材料。

国外关键矿产清单对比

美国、欧盟、英国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经济贸易版图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都相继发布了关键矿产战略或清单。

美国

美国着眼于国家发展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发布《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设立的特别小组：关键进口材料》研究报告，其中就将铝土矿、铬和铂等矿产列为关键矿产。2008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关键矿产研究，美国能源部、美国国防研究所、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等机构都分别发布了关键矿产研究报告。

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剧，2017年，美国政府签署了《保障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行政令，强调保障美国关键矿产的稳定供给。2018年2月，美国内政部发布《关键矿产清单》（草案），列出了美国对外依存度高，且对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35种关键矿产。清单内容包括关键矿产品在美国的主要应用部门、最大生产国、最大供应国以及典型应用实例。2019年6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名为《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可靠供应的联邦战略》的报告，从科技研发、保障供应链安全、国际贸易、地质调查、矿业政策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提出了保障关键矿产供应的61项具体措施。

近年来，美国不仅加大力度在本国，甚至全球开展稀土资源的找矿勘查，而且与澳大利亚联合成立稀土矿业公司，试图快速攻克稀土元素分离的科技问题，但这些行动仍然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见到效果。

欧盟

鉴于关键矿产对于欧盟制造业的战略重要性，欧盟于2008年启动了《原材料倡议》，关键矿产清单制定就是该倡议的一项重要成果，目的在于保障欧盟关键矿产的安全、可持续、可获得的供应。到目前为止，欧盟关键矿产清单共更新了3版，关键矿产种类数量从2011年的14种一直增加到2017年的27种，清单内容更为详尽，包括欧盟关键矿产主要生产国及占比、欧盟主要进口国及占比、欧盟供应来源及占比、进口依存度及替代指数、生命周期结束回收率（指废旧金属回收量与欧盟需求量的比值）等。

欧盟主要从供应风险和经济重要性等两个维度确定其关键矿产种类，其关键矿产清单主要为欧盟在贸易、创新和工业等方面的战略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以加强欧盟工业的竞争力。欧盟关键矿产清单每3年更新一次，以反映出生产和市场的变化以及技术研发的进步。

英国

英国曾于2011年和2012年发布了风险矿产清单，2015年更新了清单，是目前英国最新的风险矿产清单，共41种矿产/矿产组。与美国和欧盟不同，英国的风险矿产清单仅从供应风险指数的单一维度评价。英国认为，由于一些矿产的储量和生产高度集中，这些矿产可能受到地缘政治、资源民族主义、矿工罢工、自然灾害和基础设施可用性等导致的供应中断，进而给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带来重要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英国所列出的铜、铅、锌、金、铁、钼和铝等在国际上通常不属于关键矿产，仅英国在这些矿产的供给方面存在风险。

通过对美国、欧盟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关键矿产战略及其所列清单的初步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西方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具有高度耦合性

虽然美国、欧盟、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在进行矿产资源关键性评价时所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结果却具有高度耦合性，对于某一国家较为关键的矿产，对于其他国家同样较为关键。这背后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对新一轮工业革命中诞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度认同，而这些产业同样是我国未来崛起的重要支柱性产业。

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关键矿产清单具有较高的重合性，在50种关键矿产中有16种被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认定为关键矿产，占32%；有15种同时被两个国家或地区认定为关键矿产，占30%。

由36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研究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关键矿产的关联度。从中可以看出，对于美国经济越重要的关键矿产，对于除美国之外的经合组织国家同样越重要，这里只有一个例外就是重晶石，对美国的经济重要性明显高于对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经济重要性，主要是由于重晶石大量应用于美国的石油工业。而对于欧盟经济越重要的关键矿产，对于经合组织国家同样越重要，由于相同的原因，重晶石是一个例外。

西方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来源分析

梳理美国、欧盟、英国等国家关键矿产清单可以看出，其主要生产国和主要进口来源国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都是我国。其中，美国35种关键矿产中，13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我国，占比达到了37%；我国还是19种关键矿产的最大生产国，占比超过50%。虽然从1993年以来，美国开始多元化矿产资源进口，但我国仍然是其矿产品进口的重要来源国。英国2015风险矿产清单显示，我国在其所列矿产的生产上占据主导地位，41种矿产中我国是23种矿产的全球最大生产国，占比超过50%。

在欧盟，从大多数关键矿产全球供应的角度来看，我国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如：稀土元素、镁、钨、锑、镓和锗等21种关键矿产的最大来源国是我国，占比超过50%；其中，锑、镁、铋等矿产的我国进口份额超过80%。

大多数关键矿产以共伴生矿产的形式产出

西方主要经济体矿产清单显示，仅有个别关键矿产通常作为主要矿产品开采（包括铂族金属、锑、锂和钨矿等），其他关键矿产大多属于共生和伴生矿产，往往作为副产品开采回收。如：从铁矿开采中回收稀土元素、在锡矿开采中回收铟、从铜镍矿开采中回收钴、从铅锌矿开采和煤矿燃烧中回收锗、镉和铊。

从清单来看，每类矿产都是一类元素共伴生组合，最内核的主要矿产的外围是伴生矿产。例如：与锌矿伴生的主要有镉和铟（75%～100%）、锗（50%～75%）、银（25%～50%）、镓、锡、铜和金（0～25%）。

我国关键矿产类型分析

西方国家厘定的关键矿产与我国以往称呼的三稀矿产（稀有、稀土和稀散矿产）以及后来称呼的战略新兴矿产具有很大的耦合性。我国是关键矿产大国，除了个别矿产外大多数资源丰富，产量较大。从世界供需形势、我国矿产资源探明储量和资源禀赋特点入手，关键矿产可划分为主导型、技术和条件制约型、市场制约型和资源短缺型四类。

主导型

我国该类型矿产的储量和产量通常居于世界前三位，属于我国的优势矿产，能够满足国内需求，在国际上也处于主导优势，甚至一些矿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国际市场。这类主导型矿产主要有锗、铟、重稀土、轻稀土、钨、天然石墨、锑、镁、镓、钒、铋、重晶石、萤石、钪、钛、锶、砷、碲、汞、镉、氟、钡。据相关数据统计，2018年我国稀土储量4400万吨，占全球的36.7%，更为重要的是，我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稀土提炼需要经过开采、提纯和还原三个步骤，我国几乎掌握全部核心技术。设备方面，稀土资源相关生产线和大型设备的厂家基本都在我国，几乎全世界所有的稀土加工都是由我国完成。

技术和条件制约型

关键矿产在我国储量较大，但因技术和其他条件制约回收利用率较低，导致产量较小，主要有锂、锡、铷、铍、铌和锰。

我国盐湖卤水型锂资源丰富，这类型锂矿分别占我国锂资源储量和查明资源储量的89.8%和85.1%，但是普遍具有较高的镁锂比值，开采和提取难度大。

另外，我国硬岩锂（即伟晶岩型锂辉石矿）资源丰富，找矿潜力大，尤其近年在川西甲基卡一带和西昆仑大红柳滩探明多个超大型矿床。但由于这些矿产地处偏僻，交通困难，电力不足，近期难以大规模开采。

我国曾经是锡资源大国，但由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目前需要从国外进口30%。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已探明锡资源中，约有100多万吨由于锡石超细粒度和赋存状态等问题，尚未回收利用，包括湖南省柿竹园矿床40万吨、内蒙古黄岗矿床46万吨和大顶17万吨。

我国已探明铷资源量巨大，但绝大多数是天河石型，提取和回收利用难。尽管在广东省河源地区新发现以云母为赋存矿物的大型铷矿，但品位低。

铍是我国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矿产。其实，我国并不缺少铍矿，仅在湖南省柿竹园和香花岭两个矿区拥有含铍矿物数十种，铍资源丰富，亟待厘定资源量，创新选矿和提取技术，保障有效开发利用。

此外，白云鄂博是全球第二大铌矿床，迄今尚未综合利用。我国锰矿相对丰富，尤其在贵州—湖南—重庆毗邻区探明近10万吨锰，但大规模开发难度不小。

市场制约型

该类型矿产在我国储量较大，但是由于较高的开发成本和市场需求极其有限，造成大量矿产资源难以开发利用。

市场制约型矿产主要包括铼、镓、钪、碲等稀散矿产资源。以铼为例，主要作为钼矿的副产品回收利用，国家公布的保有储量237吨。我国潜在铼资源量丰富，而我国目前每年消耗仅10吨左右。正是由于市场规模较小，绝大多数企业不回收铼，以至于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资源短缺型

该类型矿产在我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储量，需要从国外进口，主要包括镍、钴、铂族元素和铬等矿产。

关于关键矿产管理的思考

关键矿产之所以关键，是由于它们在高科技领域的广泛应用。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各国对关键矿产的需求在不断增加，甚至可以说是急剧攀升。鉴于目前国内外形势，提出以下思考：

强化宏观管理力度，提升主导型关键矿产的国际话语权

主导型关键矿产是中国的巨大财富，可以为中国科技和军事现代化提供关键材料，政府应当加强宏观管理力度，全面提升对此类矿产的治理能力。对于稀散金属等小矿种应该通过合理的国家储备和减免税收等政策，拉动企业有效回收资源。对外销售矿产品以及相关的不同类型衍生材料，国家应当建立统一标准和价格，防止国内企业相互压价，廉价销售，以此提高中国此类关键矿产的国际话语权。

加强短缺型关键矿产勘查，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

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系统化常态化开展短缺型关键矿产资源潜力评价，发现和探明新资源。例如：在大兴安岭南段脉状银铅锌矿与锡矿为同一成矿系统，与南美玻利维亚锡矿带具有类似性，找矿潜力巨大，在该地区开展系统研究和勘查，有望发现一批锡矿资源，满足中国发展的需求。中国尚未发现富含钴的砂岩型铜矿，绝大多数铬、镍和钴矿都与基性—超基性岩浆作用有关。而在中国地质历史过程中，曾经历过不同时代的洋陆转换、大洋开裂、俯冲、岛弧拼贴和大陆碰撞等地质事件，发育有几十条不同时代的基性—超基性岩带，通过地质调查、系统研究和找矿勘查，查明资源潜力，有望发现和探明这些短缺型关键矿产。

加大开采和冶炼技术研发，提高资源利用率

中国矿产资源禀赋特点之一就是共伴生矿产多，选冶难度大，绝大多数关键矿产尤为突出。尽管中国的选冶技术在许多方面处于国际先进甚至领先地位，但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例如：上述难选冶锡矿和天河石中的铷，高镁锂比值盐湖锂资源。对于难选冶的固体矿产，首先必须深入开展矿物学研究，查明物质组分，了解赋存状态，为开发和选冶提供坚实的基础。针对一些难点问题，应当加强基础矿物学研究，破解难选冶资源的分离和选冶技术，充分利用已探明的资源，变废为宝。

延伸产业链，研发高精尖高附加值新材料

尽管中国大多数关键矿产丰富，并具有资源优势和初中级材料加工能力，但在高端材料和新型材料研发方面仍然薄弱。当前，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时期，强化创新，研发核心技术，驱动快速发展是新时代的重要任务。鉴于此，应当充分开发关键矿产新性能，研发出应用于航空航天、军事、交通和通信等领域的新材料，推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资源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已成为事关人类发展前景的全球性问题。近几十年来，随着人口急剧增长与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类活动已成为全球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发展对相互之间资源、环境与生态的影响不断加大，人类进入了生态全球化时代。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大而紧迫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在持续努力探索解决之道。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从新时代基本方略的高度提出要树立“两个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为推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地质调查工作迎来了新的转型发展。地质调查工作如何适应与服务全球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并推动全球与区域问题的解决，亟待深入思考。

11990～2015年不同国家矿产资源人均开采量与消费量变化

地球系统问题的全球性与区域性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影响的程度和频度发生了急剧变化，人类施加于地球系统的各种压力进入“大加速”时期，地球从全新世跨入了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的影响已经接近或超过自然因素引发的环境变化，并正在继续加剧，有可能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在第23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发出警告：地球系统越来越抵近危险的“临界点”。

1. 全球自然资源开发从线性增长转变为指数增长，发展中国家增长尤为突出

过去的100多年，矿产、水、土地等自然资源开发经历了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增长的转变。

（1）矿产资源：全球开采总量快速增长，发达国家主导矿产消费，发展中国家开采快速增加

1901年以来，全球矿产开采总量经历了缓慢增长、快速增长、稳定增长与急剧增长的变化。与1901年比较，2015年全球矿产开采总量增长了32.0倍，其中化石能源增长14.6倍，金属矿石增长41倍，非金属矿石增长49.3倍。根据开采量增长情况，矿产资源开发可划分为4个阶段：1945年以前，矿产开采量缓慢增长，年均增长0.59亿吨，人均开采量1.73吨；1946～1973年，矿产开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6.40亿吨，人均开采量增长到5.78吨，年均增长4.0%；1974～1997年，矿产开采增速减缓，年均增长6.15亿吨，人均开采量增至6.34吨，年均增长0.4%；1998～2015年，矿产开采量急剧增长，年均增长16.05亿吨，人均开采量增至9.01吨，年均增长2%。

近几十年来，全球矿产开采与消费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开采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OECD国家主导全球，开采量占全球的41.8%，之后开采量占全球比例不断降低，到2015年降至23.0%，并且自2007年开始由增长转变为下降趋势；金砖国家开采量快速增长，在1995年超过OECD，占全球比例由1995年的37.9%升至2015年的51.6%。从消费来看，直到2007年，OECD国家消费量呈不断增长趋势，1990～2007年平均占全球总量的52.1%，2007年之后消费量降中趋稳，近年来稳定在295.42亿吨左右，占全球比例降至2015年的36.4%；金砖国家消费量在2000年之后快速增长，年均增长6.3%，在2010年超过OECD国家，到2015年增至360.57亿吨，占全球总量的44.0%；其余国家矿产消费量保持稳定增长趋势，年均增长3.1%。

全球资源治理体系变革滞后于全球矿产开采消费格局的变化。1990～2015年，OECD国家人均矿产消费量大大高于其人均开采量，平均高出42.2%，且这一比例有增大的趋势。这表明，发达国家所开发的矿产根本满足不了其消费需求，通过进口越来越多的原矿石、矿产品与各种制成品来补充。金砖国家、其余国家人均开采量一直大于其消费量，说明发展中国家所开采的矿产在满足本国需求之外，有相当比例以原矿石、矿产品、各种制成品等形式出口。以金砖国家为例，2015年矿产开采量14.6吨/人，消费量11.7吨/人，在满足本国需求的同时，每人平均为其他国家贡献了2.9吨的矿产。目前的全球资源治理体系与发展中国家的贡献不相适应，亟需变革，以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

（2）水资源：开采总量保持增长态势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

全球水资源开采在总量持续增长态势下呈现出显著的区域性差异。1901年～1950年，全球水资源开采量缓慢增长，由6713亿立方米增至12265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3%；1951年～1980年，水资源开采量快速增长，年均增长3.2%；1981年以来，水资源开采量增速趋缓，年均增长0.8%。OECD国家水资源开采量在1980年由快速增长转变为稳定波动趋势，近年来稳定在92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23%。金砖国家水资源开采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1960年～2000年年均增长2.4%以上，2000年以后增速有所减缓，到2015年增至17500亿立方米，占全球总量的43.7%。全球水资源开采量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灌溉农业的快速发展与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农业快速发展，加上持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用水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由于越来越多地进口工业制造产品与粮食，同时技术进步促使工业与城市用水下降，用水量自以前的增长转变为稳定或下降。

地下水开采量快速增加，部分发展中国家含水层疏干问题严重。全球地下水开采量自20世纪60年代的3120亿立方米增至2010年的9820亿立方米，增长了3倍多。与水资源类似，地下水开采亦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发达国家地下水开采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快速增长后已趋于稳定或缓慢下降。例如，美国地下水开采1950年～1980年保持了30年的增长，之后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地下水开采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处于快速增加的态势。例如，埃及1972年～2000年地下水开采量增长了6倍。地下水开采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印度、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孟加拉国等5个国家地下水开采量占全球总量的53.2%。地下水开采量的快速增加导致部分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泉水消失、湿地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

（3）土地资源：城市与农业用地持续扩展，生态空间不断萎缩

1901年～2015年，全球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是拓荒草原与森林来扩展农业用地，开发农业用地来扩展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空间不断萎缩。农业用地面积扩展趋势趋于减缓。1901年～1955年，全球农业用地面积快速增长，年均增长0.88%，占全球土地面积的比例由20.6%增至33%；1955年～2015年，农业用地面积增速趋缓，年均增长0.23%，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38.0%。从区域上看，欧盟、东欧和北美的耕地面积有所下降，而南美、非洲和亚洲的耕地面积呈扩大态势。全球森林面积不断减少。1901年～1960年，森林面积平均以每年减少0.18%的速度逐年缩小，1960年以后森林面积缩小速度减缓，年均减少0.1%。

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扩张。遥感图像分析表明，全球城市面积6587.6万公顷，占全球土地面积的0.51%。城市用地占土地面积比例最高的地区是西欧（2.11%），其次是东亚（0.97%）、北美（0.72%）、东南亚（0.63%）。据统计，1950年～2015年人口大于1000万的城市群数量由2个增加到29个，人口500万～1000万的城市群数量由5个增加到45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估计，目前城市面积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扩展，80%的土地来自于农业用地。虽然城市占用土地面积比例很小，但是由于城市集聚了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2. 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剧，区域分化明显

在不断加快的世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用下，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水土污染等日益成为影响全球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

（1）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攀升，全球气候变化加剧

根据观测数据，大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上升呈加剧趋势。1901年～1960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由296ppm增至316ppm，年均增长0.11%；1960年之后，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61年～1997年均增长0.36%，1997年～2015年均增长0.55%，2015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至399.57ppm。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是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2015年化石燃料燃烧与水泥生产排放了360.2亿吨二氧化碳，是1990年的1.6倍。

发展中国家开采了越来越多的化石能源，来满足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费需求。在世界经济发展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获得竞争优势，降低或放松了环境标准要求，推动高耗能、高污染、高碳产业发展；而发达国家对环境标准要求不断提高，以提高本国环境质量和生活舒适度。受此影响，高碳产业可能从环境标准高的发达国家向环境标准宽松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导致碳排放转移。全球碳计划（GCP）对1990年～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估算表明：OECD国家因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大于其生产造成的碳排放，且差值越来越大；相反，金砖国家生产造成的碳排放大于其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差值亦越来越大。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开发了本国越来越多的化石能源，加工、制造成各种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承担了碳排放量上升与环境污染的代价。

（2）重大突发性地质灾害呈上升趋势，经济损失快速增加

全球重大地质灾害发生频次不断上升。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机构EM-DAT灾害数据库收集了各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入库灾害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造成10人以上死亡；100人以上受到灾害影响；政府宣布应对灾害紧急状态；政府在救灾过程中呼吁国际援助。1940年～2015年，全球发生重大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697次，造成6.5万人死亡，有记录的经济损失约89.4亿美元。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初重大地质灾害增长较慢，80年代以后发生频率快速增加，从80年代初的年均不足10次增加到近10年的年均18次。虽然发生频次增加，但是因灾死亡人数没有明显增长，单次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总体上是下降的，从1970年～1979年的136人/次下降到近5年的38人/次，说明各国地质灾害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自80年代以来快速增加，从70年代的平均每年0.14亿美元增加到近10年的平均每年1.76亿美元。

不同国家地质灾害发生与防治情况存在显著差异。美国1960年～2009年地质灾害共造成336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2.4亿美元（按1960年折算）。1970年以后，美国地质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平均年死亡人数在4人以下；1985年以前直接经济损失呈快速增加趋势，之后直接经济损失则呈减少的趋势。墨西哥1997年以前地质灾害发生在低水平波动，平均每年发生10次左右，平均每年导致近14人死亡；1998年以来，地质灾害显著增加，平均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增加至86次，平均每年导致50人以上死亡。尼泊尔1971年～1992年发生地质灾害频次保持稳定，多在19次上下波动；1993年以后发生频次明显增加并呈周期性波动，平均每年发生120次以上，在高发年可达380次以上。

（3）全球水土污染处于上升态势

已有数据研究表明，全球水土污染呈上升趋势，随着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高污染企业）由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新兴市场国家水体和土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污染压力。

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日趋严重。据联合国估计，全球每天大约有200万吨工农业和生活废弃物排入地表水体中，全球每年污水产生量高达1500立方千米。在发展中国家，80%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全球有8.84亿人缺乏安全饮用水，全球88%的腹泻与不安全饮用水、缺乏卫生条件有关，大部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和农业种植区，地下水中的氮浓度不断上升，地下水质趋于恶化。在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孟加拉国、缅甸、阿富汗、柬埔寨、印度、中国等地区发生了地下水砷污染，影响了3500万～7500万人口的饮水安全。土壤污染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由于长达200年的工业化过程和现代工农业的发展，欧洲土壤污染严重。据欧盟调查，38个欧洲国家发现大约有250万个场地存在污染风险，其中有34.2万个已被确认为污染场地，需要进行修复。由于土壤污染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土壤污染问题在很多国家尚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地球系统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 

不断加速的工业化、城市化与全球化耦合在一起对地球系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促使人们必须从全球尺度去认识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同时，不同区域或国家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变化出现了明显分化，与人类相互联系最为密切的近地表圈层资源、环境与生态问题呈现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促使人们必须从近地表圈层去认识地球系统的变化机理。在问题驱动下，随着全球观测、信息等技术进步，地球科学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地球系统科学；在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指导下，聚焦近地表圈层形成了一个新兴领域——地球关键带。

近年来，我国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出发，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从生态、经济、政治、合作等方面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形成新型国际关系和国际新秩序；在生态方面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无边界，保护地球系统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内涵是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由此，学术界与政界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地球系统问题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

1. 地球系统科学：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地球系统科学把地球看成一个由相互作用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等圈层构成的统一系统，重点研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解整个地球系统的过去、现今及未来的行为，为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与对策方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系统科学以全球气候变化研究为重点，技术方法不断发展，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体系日趋完善与成熟。

地球系统问题解决的理论框架

（1）以观测、机理、建模与解决方案为重点，地球系统科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地球系统观测网不断扩展与升级，地球系统监测能力不断增强。美国NASA于1991年建立地球观测系统（EOS），利用卫星与其他手段对全球陆地表面、生物圈、地球空间、大气以及海洋进行长期观测；EOS之后，启动了地球系统任务（ESM），加深对气候系统与气候变化的认识；2017年，启动了下一代联合极轨卫星系统，用于天气预报和环境监测。美国地质调查局自1972年起陆续发射LandSat系列卫星，用于探测地球资源与环境，包括调查地下矿藏、海洋资源和地下水资源，监视农、林、畜牧业和水利资源利用，监测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等。法国国家空间研究中心自1986年开始研发SPOT系列卫星，进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植被监测、自然灾害评估等。欧盟与欧洲航天局自2005年资助地球观测计划——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GMES），由遥感卫星与陆地、海洋、大气等监测传感器组成，2013年更名为“哥白尼计划”，以扩大地球观测计划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地球系统变化与过程机理研究不断深化，揭示了地球系统要素不同时空尺度下的变化规律与影响。地球系统变化包括大气过程、海洋过程、陆地过程、冰冻圈过程等，这些过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由于碳循环是地球系统物质和能量循环的核心，全球碳循环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研究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前沿问题。人们对岩石圈、陆地生态系统、海洋、大气以及人类社会等碳库的储量、在全球碳循环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机制有了深入的认识。人们认识到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是造成全球变化的重要原因，很多学者对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区域气候、土壤、水文、地质等因子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针对全球变化的生态系统影响，学者从植物群落、植物生理生态、地下生态、水生态系统、生物入侵、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

先后建立了多个地球系统模拟模型，地球系统变化预测能力大幅度提升。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研究机构陆续开展了大气模式、海洋模式、陆面模式、海冰模式等地球系统模拟模型的研发和应用。2000年美国NASA提出构建地球系统建模框架ESMF，包括核心框架、天气及气候建模、数据同化应用等，为地球系统建模提供了一个标准的开放资源的软件平台。ESMF发展至今，已经拥有40多个模型，包含大气圈模型、大气动力学/物理学相关模型、海洋模型、陆地和陆表模型、水文学/分水岭模型等。欧洲提出了欧洲地球系统模拟网络（ENES）计划，包括地球系统模拟集成和气候资料存储与分发两个计划，目标是建立一个高效的欧洲地球系统模拟和气候预测系统进行集成模拟研究。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地球模拟器”计划，于2002年研制成功，并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超高分辨率的全球气候系统模式的发展和模拟研究。中国科学院开发了地球系统模式CAS-ESM，集成了大气、陆面、陆冰、海洋、海冰等分量模式。

应对全球变化提出了系列减缓、适应方案，服务制定政策、编制规划和措施决策。基于地球系统观测、机理研究与模型模拟预测，开展全球变化的适应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的重点之一。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近200个缔约方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将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呵护地球生态确保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当中，目标是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努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通过人类自身行为的改变，主动适应地球系统变化；通过土地系统和景观的重新设计，协调生态系统服务和人类福祉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社会-经济-环境可持续性的综合协同，降低地球系统变化的风险。

（2）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融合和推进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成为地球系统科学发展的未来趋势

国际科学理事会（ICSU）于2010年提出了面向全球可持续发展地球系统科学面临的5大挑战：一是如何提高对未来环境条件及其影响预测的实用性；二是如何发展、增强和集成必要的观测系统用以管理全球和区域环境变化；三是如何预见、识别、避免与管理破坏性全球环境变化；四是采取什么样的制度、经济和行为变化以迈入全球可持续发展路径；五是如何在技术研发、政策制定与社会响应中鼓励创新来实现全球可持续性。

面临这些重大挑战，地球系统科学将会从自然科学主导的研究转变为有广泛的科学和人文领域参与的研究，从单学科主导的研究转为更加平衡的多学科集成研究。“未来地球计划”未来10年将集中在3个方面：动态行星地球——观测、解释、了解和预测地球、环境和社会系统趋势、驱动力和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全球发展——获得管理食物、水、能源、材料、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功能和服务所需要的知识；可持续性转型——了解转型过程与选择，评估跨部门和跨尺度的全球环境治理与管理战略。

中国所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这一理念被联合国纳入相关决议，与“未来地球计划”等一起共同引导与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2. 地球关键带理论：服务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地球关键带是指异质的近地表环境，岩石、土壤、水、空气和生物在其中发生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在调控着自然生境的同时，决定着维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资源供应。地球关键带科学为近地表圈层地球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在此框架内开展全面、系统、持续、深入的跨学科研究。可以说，地球关键带科学是地球系统科学在近地表圈层的具体实现，为地球系统科学提供区域理论基础并服务于区域与全球可持续发展。

（1）融合地质、水文、土壤、生态等学科，地球关键带科学快速发展

通过探索，地球关键带科学形成了一条整合研究的技术框架：循环上升的调查-监测-研究体系。通过调查、监测和研究的循环进行，不断深化对关键带及其过程时空变化规律的认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图件、数据和成果集成分析，针对管理者、科学家、社会公众等服务对象生产各种产品，将关键带研究成果最大程度地传递给社会。

调查是了解地球关键带组成与结构的基础，也是部署监测和开展建模的基础。2012年，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其核心科学体系科学战略（2013～2023），明确将地球关键带作为其研究的核心靶区，提出针对关键带的结构和过程进行调查，建立关键带3D/4D地质框架模型。针对土壤侵蚀、盐渍化、有机质减少和滑坡等土壤环境问题，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土壤保护主题战略，将传统的1～2m深的土壤层扩展到地表至基岩之间的未固结土层进行调查和研究。关键带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回答“关键带如何形成与演化”这一基本科学问题。欧盟资助的欧洲流域土壤变化项目选择了代表土壤形成不同阶段的4个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确定关键带形成演化的影响因素和关键带生态服务的可持续性。

监测是了解地球关键带随时间变化的基础，为建模提供所需的输入数据和校正数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于2007年启动了关键带观测计划，先后建立了10个关键带观测站，以流域为单元，对关键带各种要素进行长期观测。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于2008年启动了陆地环境观测建设项目，先后建成了4个陆地环境观测站，为区域尺度气候变化研究提供地下水、包气带水、地表水、生物和大气的基础观测数据。法国则通过提升现有的“河流盆地网络”所属的观测站，建设关键带观测设施，以流域为单元对关键带要素进行观测。欧盟委员会于2009年启动了“欧洲流域土壤变化”项目，选择4个典型地点建立了地球关键带观测站，将土壤监测作为长期观测的重点。

建模对于深化对关键带形成、运行与演化的科学认识具有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关键带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例如，美国关键带观测计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建立能够描述关键带生态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水文过程的系统模型，定量预测气候变化、地质作用和人类活动下关键带结构和功能的响应。关键带过程模型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描述单个过程的数学模型，一类是描述多个过程叠加的耦合过程的数学模型。对于前者，目前已建立了较为成熟的模拟模型；而对于后者，是关键带建模的重点和难点，尽管近年来做了很多探索工作，耦合模型还远不成熟，仍在不断发展中。

（2）随着地球关键带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或将促使地球表层研究发生科学变革

地球关键带将与经济社会最密切的近地表环境作为独立的开放系统，为区域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研究提供一个完整的系统框架。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近年的进展表明地球关键带科学有潜力促使地球表层研究发生科学变革，为经济社会面临的气候变化、生态系统管护、水资源安全、自然灾害防治等重大问题的解决展示了一种新的图景。未来地球关键带科学研究发展方向包括4个方面：开发一个统一的地球关键带演化理论框架；开发耦合的系统模型来探究地球关键带服务；开发一个集成的数据和测量框架并进行验证；建立多学科集成的地球关键带观测站。

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我国提出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在内涵上，地球关键带与山水林田湖草异曲同工，前者侧重理论，后者侧重实践，目标均是推进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地球关键带科学是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的理论基础，后者则是前者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体现。地球关键带科学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共同构成了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理论框架，共同推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对地质调查工作的思考

地球系统问题得到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在社会治理层面，围绕人类社会持续发展需求形成了“两个共同体”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在学术层面，随着全球观测、信息等技术的进步，以问题为导向，地球科学形成了新的分支——地球系统科学，聚焦近地表圈层衍生了“地球关键带”新领域。由此，政府与学界在应对地球系统问题方面高度契合，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理论框架。地质调查工作应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为指导，以地球关键带为重点，加强调查、监测与机理研究，加强综合评价，服务和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一是以地球关键带为重点加强综合调查评价。将地球关键带作为地质调查工作的重点靶区。按照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开展不同尺度的专业性基础性地质调查，充分反映地质框架的成土条件、成矿条件、水文条件等多种属性，建立地球表层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大数据等技术，加强区域问题综合评价，形成基础扎实、数据可靠、形式多样的综合评价产品，服务区域生态治理与自然资源综合管理。

二是以服务生态保护修复为目标加强生态地质调查。根据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修复需要，选择典型地区探索开展生态地质调查，形成生态地质调查技术规范。根据自然资源勘查开发的源头保护、利用节约与破坏修复全过程需要，推进不同尺度生态地质调查，提出生态保护修复地质解决方案。

三是以服务全球资源治理为重点加强全球问题合作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加快推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国际合作，加强产能合作，促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立足我国优势，在前沿与关键领域，策划实施地学大科学计划，以全球岩溶动力系统资源环境、地球化学调查、青藏高原特提斯演化与资源-环境效应等为重点，推进国际地学大计划合作。

四是以资源环境要素为重点加强地球系统探测与监测。采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等对地观测技术，定期采集全球与区域资源环境要素数据。协调、整合、新建观测站点，形成地球关键带综合监测网。开展区域自然资源数量、质量与生态综合监测，及时提出预警。围绕深部资源勘查开发与灾害防治需要，加强地壳深部探测。

五是以提升自然资源管理决策支撑能力为重点加强地质大数据建设。整合现有地质、资源、环境、生态等调查数据，构建地质大数据核心数据库体系。建立资源环境要素数据动态更新机制，实现地质大数据与自然资源管理需求在时空上的契合。与经济、管理、社会等相关基础数据无缝链接，为自然资源管理与资源环境治理提供全方位支撑。

地球关键带研究的调查-监测-研究循环体系框架

六是以过程机理研究为基础加强综合评价。基于三维地质框架模型，加强地球系统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的机理研究，建立地球系统或地球关键带模拟模型。基于机理模型，考虑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对所面临的问题进行综合评价，有针对性地提出地质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印度矿产资源种类不齐全。目前已开发利用的矿产资源仅有89种，煤炭、铁矿石、铬铁矿、铝土矿、云母、石膏等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储量和产量居世界前列；但石油、天然气、铜、镍及部分其他重要金属矿产储量有限，属石油、天然气极度匮乏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对能源资源的需求量不断增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印度对境外能源的依存率不断攀升，目前石油对外依存率高达70%以上，天然气对外的依存率达30%左右。据权威机构预测，至2040年，印度石油对外的依存率将达到85%以上，能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印度经济发展的瓶颈。印度过度依赖境外石油、天然气、铜、镍及部分其它重要金属矿产，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发展。因此，近年来，印度政府放眼全球，重点着眼于能源资源的全球配置，高度重视能源资源外交，积极实施了能源资源全球配置战略，并已初步形成了其能源资源全球配置战略布局雏型，实现了能源资源供应的多元化。

中国与印度同属世界人口大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世界新兴经济体，在人口发展、经济社会发展、能源资源消耗趋势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未来，中、印两国围绕资源需求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竞争可能将更加激烈。因而，研究印度的境外地质调查战略对我国开展境外地质地质调查、有效利用境外能源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一、印度境外地质调查与全球能源资源战略 

1. 境外地质调查组织实施机制“三位一体”，政府、职能部门（含专门机构）和国有企业间形成良性互动

目前，在印度政府、职能部门（含专门机构）和国有企业间已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组织实施架构，在实施境外地质调查与全球能源资源战略中各司其职。印度政府起牵头作用，积极开展能源资源外交；矿业部、石油天然气部等职能部门则负责境外地质调查的具体组织、协调工作，为其国有企业境外地质调查搭建合作平台；国有企业则在上述平台上积极进军海外。印度能源部制定了较有效的能源外交策略，其宗旨是积极与油气资源丰富国家拉近关系、寻求合作，策略主要包括与油气资源丰富国家举行国家首脑、石油部长级别的会议，签订政府间合作协议，与目标国成立能源联合工作组和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等形式与这些国家、相关国际组织开展合作。

2. 构建境外地质调查全球合作网，积极与全球主要能源资源国家成立联合工作组（JWG）

为了顺利介入目标国的地质调查，促成地质调查合作项目，印度从积极参加或举办各种与能源、地质相关的年会、论坛、研讨会等国际性会议开始，拉近与目标国的关系。之后积极与目标国成立联合工作组，通过联合工作组与目标国建立前沿科学问题合作研究、关键技术联合开发、人员技术培训等长期合作关系，在联合工作中通过不间断地举行双边合作会议的形式推进项目合作，待时机成熟时再签订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例如，2000年至2014年底，印度-俄罗斯联合工作组在14年的时间里共举行了19次联合工作组会议，最终实现了与俄罗斯签订能源地质调查与开发合作谅解备忘录的目的。目前，印度已与俄罗斯、中东地区、美国、加拿大等世界主要能源国家或地区，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蒙古、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南非、纳米比亚等世界主要矿产资源大国成立联合工作组，基本涵盖了全球主要能源资源大国，初步构建了全球合作网雏形。

3. 境外地质调查合作目标国以资源大国为主，合作模式以直接投资勘探开发项目为主

目前，印度的境外油气勘探开发项目涉及亚洲、美洲、欧洲、非洲、中东、大洋洲等6大地区25个国家，其中，包括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委内瑞拉等世界级能源大国。此外，印度还规划建设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缅甸-孟加拉国-印度等多条跨国天然气管线，但拟修建的这3条天然气输送管线面临多重困难，贯通尚需时日。在矿产方面，已与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南非等世界重要矿产资源国在内的20多个主要矿产资源国家实施了矿产勘查、开发合作项目。

印度国有企业介入海外能源资源勘查、开发项目方式以直接投资勘探开发项目为主，包括投资参股、投资控股和独资3种方式，以投资参股为主，与合作方联合实施勘探、开发项目；同时，也获得了多个油气项目的独资勘探、开发权益。

二、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印度放眼全球，积极实施全球能源资源的战略布局，实行能源资源多元化供应战略，已初步构建全球能源资源合作网，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国际能源资源竞争力。中、印两国面临相似的能源资源安全保障问题，两国能源资源供应源有所交织，双方竞争态势增强。因此，如何处理好与印度在全球能源资源配置中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已成为我国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通过分析其境外地质调查与全球能源资源战略，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 政府牵头、职能部门搭台、企业进军海外的“三位一体”模式简单实用、有效

为了顺利推进海外能源战略，印度政府积极牵头，大力推行能源外交。例如，为了有效实施非洲能源战略，在石油部内设置了专门针对非洲能源外交的西非和中非司、东非和南部非洲司、西亚北非司等3个司。这些机构积极同非洲国家开展资源外交，建立合作关系。印度能源外交以“丁”字形战略态势展开，即向北获取俄罗斯油田的开采权，向西建立伊朗到印度的能源安全通道，向东争取缅甸天然气的大部分出口市场。此外，印度还将其触角扩展到非洲、拉丁美洲，形成全球规模的能源外交。目前，其能源外交已取得一定成效，与俄罗斯、缅甸、伊朗、委内瑞拉及中亚各国高层领导人互访频繁，同这些国家签订了有关能源的贸易与合作协议，购买和参与开发它们的油气资源。印度的能源外交不仅为企业“走出去”搭建了合作平台，还对其相邻区域乃至整个亚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更引起印度与美、俄、中等大国之间关系的微妙互动。此外，印度政府着力对其国营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进行重组和扩容，提高其国际竞争力，鼓励其参与海外油气投资与开发，由印度石油天然气公司和印度石油有限公司牵头，负责具体贯彻海外能源战略，争取以合资或独资的方式获得海外油气资源项目。

图1 印度境外地质调查联合工作组及其合作模式

2. 借助联合工作组，构建境外地质调查与全球资源战略合作网

多年来，印度一直奉行“先通过会议、培训、人员交流等多种方式拉近与合作目标国关系，然后成立联合工作组，最后待时机成熟再签订项目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能源资源“走出去”策略，这一策略易于被合作目标国接受，易于成功获取合作项目。目前，印度已与全球大部分主要能源资源国成立了联合工作组。通过联合工作组，印度已在多个国家实现了获取能源资源合作勘查、开发项目的目的，而且其中的部分油气项目获得了独资运营权。印度通过“先与合作目标国成立联合工作组，待时机成熟再获取能源资源勘查、开发合作项目”的策略是其主要成功经验之一。

3. 借助多种形式、多边国际组织，开展境外地质调查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

印度通过举办或参加印-非峰会、印-非论坛、Indaba、PDAC、国际能源机构会议等多种形式、多边国际组织活动，积极搭建境外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平台，力争在世界主要能源国家寻求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区块，积极收购国外石油和天然气资产，与国际能源机构等国际能源组织开展合作。通过国际能源论坛等形式的多边论坛，参与全球能源对话，增强印度在国际能源论坛上的影响力，如在国际论坛上公开探讨“石油市场和价格波动透明度”等直接与印度相关的问题，提高国际影响力。

（本文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