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苏区是自然资源部长期对口支持的扶贫区。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动员令，原国土资源部党组及时对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全面部署，中国地质调查局根据部党组的工作部署，全局动员、优先安排，编制了《中国地质调查局支撑服务赣州六县精准脱贫攻坚地质调查实施方案》，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积极响应部局的号召，组织人手投入到该方案提出的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中。

专业研究水的队伍突然转行研究起土，对水环中心来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但他们没有被困难吓倒，没有被挑战喝退，而是第一时间对科技人员进行优选，组建一支有经验、善打硬仗的队伍，全力开展基层调研、任务对接、方案设计等工作。他们以脱贫攻坚我争先、决胜功成必有我的气魄，以明知困难重、偏向难中行的勇气，以“三光荣”“四特别”的地质精神，为赣南老区人民带来了“硒”望。

上犹、南康富硒农产品分布

任务艰巨 使命光荣

工作伊始，赣南梅雨季节的潮湿天气就给项目组来了一个下马威。对习惯了北方生活的人来说，身体很难适应这种气候，水环中心赣南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组前期到达的3个人轮流上吐下泻和发烧。尽管如此，大家都抱着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人定胜天。当年，红军在吃不饱、穿不暖的条件下还能在这里坚持战斗，保留了革命的火种，如今这点儿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的”，必须高度重视面临的困难挑战。在出队之前，项目组成员已经做好了面对困难的心理准备，水环中心也为大家配发了必要的应急药品。因此，面对水土不服的困难，大家都在心里给自己打气，精神上互相安慰，轮流互相照顾，交替开展工作，没有让脱贫攻坚工作在自己手里耽误。

传授调查技术

2017~2018年，项目组在赣南的宁都、上犹、南康三县（区）一干就是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们把赣南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把老区人民当成自己的亲人。野外工作八九个月一次都没回过家的人有之；将孩子托付给妻子一个人，毅然奔赴脱贫攻坚一线的人有之；不能回家，只能通过网络辅导即将中考的女儿的人有之。总之，项目组全体人员把赣南老区脱贫攻坚一线作为践行初心、兑现承诺的主战场，努力工作，恪尽职守，在这片红色的土上恣意抛洒汗水，用双脚丈量赣南三县（区）的每一寸土地。他们为发现的每一块富硒土地而欢欣鼓舞，为找到的每一种富硒农产品而激动落泪。他们从老区人民的眼中看到了对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的渴望，而这种渴望的眼神深深烙在每个人的心上，促使他们拼尽全力完成肩负的光荣使命。

播撒“硒”望 未来可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经过不懈努力，项目组顺利完成宁都、上犹、南康等3个县（区）1∶5万土地质量调查面积3477平方千米，完成1∶1万土地质量调查100平方千米；发现富硒土地199.6平方千米，其中无公害富硒土地面积109平方千米，圈出富硒基地26处，面积达75平方千米；发现富硒甜柚、富硒脐橙、富硒茶叶、富硒花生、富硒油茶等特色农产品，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赣南讲话“这里有丰富的富硒土壤资源，一定要打好这个品牌，让富硒农产品在市场上更畅销”找到了支撑点，为贫困群众因“硒”就业、因“硒”创收、因“硒”脱贫找到了突破口。

野外工作

项目组建立了标准化的样品加工基地，开创了地调系统野外样品加工的标准化先例；同步实施技术扶贫，手把手教授地方地质调查队伍土地质量调查技术，提升地方队伍的造血能力。

据悉，上犹县利用水环中心的数据成果，围绕富硒土地，助推贫困地区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万亩茶园2个、千亩茶园8个，中国百强茶企2家、省级龙头茶企4家，并完成了无公害富硒茶园规划面积2万亩，规划招商资金9000万元。据央视新闻2020年3月20日报道，疫情期间，上犹县无法外出务工的人员投身到特色农业产业中，实现了就近就业，同时促进了当地复工复产，降低了疫情对上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

标准化加工基地

水环中心在南康发现了富硒的甜柚和脐橙，为南康的拳头农产品——南康甜柚打造富硒品牌提供了地学依据。地方政府积极利用这一成果，申报江西省地理标志产品，扩大南康甜柚的影响力，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大种植面积，有力推进了生态南康建设。

脱贫工作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项目组急当地政府之所急，想当地群众之所想，了解到地方手握成果却无法有效利用时，积极主动出击。2019年11月，他们先后来到到南康、上犹开展调查成果宣讲活动，实现了成果落地扎根、扶贫上马送行的承诺，得到了地方政府和群众的盛赞。

水环中心赣南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项目组心系老区群众，汗撒赣南热土，被当地群众称为追逐“硒”望的地质人。项目虽然结束了，但是脱贫攻坚的任务没有结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水环中心将一如既往地做好成果后续服务，在今后的日子里和老区人民一起开发“硒”望，共同书写赣南脱贫攻坚的不朽传奇！

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阶梯式发展论》首发式暨高层论坛10月20日在京举行。

全国政协原秘书长、原地质矿产部部长、阶梯式发展论提出者和倡导者朱训在出席会议时表示，阶梯式发展论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991年提出至今已有28年。《阶梯式发展论》这本专著的形成，与众多志同道合的院士、专家的支持分不开。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进一步促进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并在社会实践中获得更广泛的应用。

研讨会上，部分专家、学者就《阶梯式发展论》进行交流讨论。专家们一致认为，《阶梯式发展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根基，并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

唯物辩证法认为，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两种基本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量变和质变的统一。

阶梯式发展是指客观事物随时间由一个台阶跃进到另一个台阶的发展，是客观物质世界运动的重要形式，也是人类主观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是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种现象。“阶梯式发展”这一提法，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即发展不是简单的量的增减，不是重复，而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是量变基础上质的“飞跃”，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消亡，是不断向新的阶梯的攀登。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党委书记马俊杰表示，长期以来，朱训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哲学高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找矿实践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回顾总结，科学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矿产勘查结合起来，创建了找矿哲学及矿产勘查哲学这一新兴学科，并出版了多部论著，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得到了社科界、科技界、地学界的广泛赞誉。《阶梯式发展论》是对唯物辩证法量变质变规律在认识上的深化，形象地表达了事物发展的实质。

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认为，《阶梯式发展论》是对地学哲学思想的重要总结和创新，是“地学哲学文库”的最新著作，是广大地学工作者翘首以盼的重要理论专著，是在长期矿产勘查实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总结矿产勘查实践经验提出来的，是地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创新，并在地质找矿中得到了生动实践和验证，充分显示了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的一致性，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方法论的角度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新的工具和科学思维方法。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表示，《阶梯式发展论》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根据，而并不是单纯的理论演绎，是以丰富的实践为基础研究出来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实践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是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和发展。

原国土资源部党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原局长、全国地学哲学第九届主任孟宪来认为，阶梯式发展理论是朱训同志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其学习工作有机结合，在创立地学哲学这一新型学科并带领广大地学哲学研究工作者不懈探索创新、不断总结提升的基础上创立的科学理论。他认为，发展是永恒的。客观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主观上，人的思维和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阶梯式发展论》对此给出实践验证。发展需要过程。人的成长经历婴幼儿、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经济社会发展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些都是阶梯式发展的具体体现。《阶梯式发展论》不仅接受发展的过程论，而且提出了发展的阶梯论，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发展有其规律性，其本质是从量变到质变。一切实践活动都要有步骤、分阶段进行，不要超越历史阶段，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在现阶段经过努力也做不到的事情。而《阶梯式发展论》恰好提供了很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厚重的历史积淀

论坛上，第十届地学哲学委员会副主任兼代理秘书长、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玉平详细介绍了阶梯式发展论的形成过程。

朱训同志1957年7月从苏联留学回国后，在赣东北地质队开始了铜多金属矿等的地质勘查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全国掀起了学习《实践论》、《矛盾论》的浪潮，他成为那个时代地质工作者积极“学哲学、用哲学”队伍中的一员。在此后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中，他潜心地质矿产勘查实践中的哲学问题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矿产勘查工作的实践经验，编写出版了矿产勘查哲学研究的系列论著。1960年，朱训同志首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总结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找矿实践，发表了《江西乐平花亭锰矿的发现是就矿找矿的成功实践》。1965年，在总结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成功发现了江西永平大型铜矿床的经验，撰写了以《江西永平大型铜矿的发现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胜利》为题的文章。1966年3月，针对地质找矿工作过程中如何科学地划分阶段问题，朱训同志撰写了《关于地质工作程序若干问题的辩证分析》一文。

1978年4月7日，朱训同志在《江西日报》上发表了《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前进》一文，用毛泽东实事求是的观点总结了江西地质找矿的成功经验。1978年5月，在《德兴铜矿会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一文中，他再次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总结了德兴铜矿会战的成功经验。1978年7月，其撰写的《加强科学研究指导找矿探矿》一文提到的阶梯式发展论，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了地质科研与地质找矿之间的辩证关系。1982年，在其撰写的《论就矿找矿》一文中系统地提出了“就矿找矿论”的基本观点。1983年，在福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学术年会上，他做了题为《正确处理地质找矿中若干关系》的学术报告，文中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矛盾论的基本原理，系统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并科学处理地质找矿中的十大矛盾关系。1991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朱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年来矿产勘查工作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国内外分阶段“台阶式”循序渐进地推进找矿工作的过程是矿产勘查工作的客观规律，于是把矿产勘查工作过程中这种“台阶式”的发展形势与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螺旋式上升”，毛泽东的“波浪式前进”两种发展形势进行对比研究，认识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是三者的共同特点，而“台阶式发展”这种形式没有“波浪式前进”中的波峰、波谷之分，只是在某一阶段内或阶段之间出现小的波动；也没有“螺旋式上升”形式中的前进性上升和复归式上升之分。对于这种客观存在的台阶式发展形势，朱训命名为“阶梯式发展”，并于1991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第10期发表了《从矿产勘查过程看认识运动的“阶梯式发展”》一文，正式提出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

1992年，在总结矿产勘查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出版了《找矿哲学概论》一书，从而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矿产勘查学有机结合的“找矿哲学”这一新型交叉学科，随即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誉。在《找矿哲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中，朱训同志依据矿产勘查过程，即：普查、详查、勘探的“阶梯式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在《概论》中综述“阶梯序次递进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矿产勘查过程中的认识运动”也呈“阶梯式发展”这一观点。

“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观点提出后的20多年里，经过对自然界，特别是对地球上地质演化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考察，他认识到阶梯式发展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认识领域同样是广泛存在的。2012年，他在《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第12期发表了《阶梯式发展是物质世界运动和人类认识运动的重要形式》一文，就此形成了“阶梯式发展理论”的雏形。

2015年4月，朱训初步总结了阶梯式发展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发表了《论阶梯式发展》，这标志着“阶梯式发展理论的体系框架的初步形成”。在近几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由他主导撰写的《阶梯式发展论》于2019年9月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献礼作品进行出版，再次对阶梯式发展理论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总结，从非常广泛的领域阐述了阶梯式发展的普遍存在，论述了“阶梯式发展”的本质、特征、规律以及理论的实践性，并明确指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多维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翟裕生认为，《阶梯式发展论》的诞生有深厚的积淀。一方面，朱训长期从事地质工作几十年，从一名技术员逐步走上地矿工作的管理岗位，期间的经历使他能够对地质工作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他还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由此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人生经验，这两个方面决定了《阶梯式发展论》基础比较扎实。

《阶梯式发展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阶梯式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说明自然和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具有时空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台阶性，在时间上表现为阶段性，都经历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又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阶梯式发展论”认为“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和“阶梯式发展”都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这一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延续与创新，是《阶梯式发展论》的突出亮点，具有理论价值和指导实践的重要意义。

杨春贵认为，人类社会发展遵循阶梯式发展规律。目前，研究人类社会共有两种维度，一个叫技术社会形态，另一个叫经济社会形态。技术社会形态是从渔业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发展过程是一个一个的阶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理论来说，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再到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一个一个阶梯发展过来。所以，无论从个体的人，还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都符合阶梯式发展论。

事实上，“阶梯式发展论”已在多年的地质工作、矿产勘查、矿业城市转型、矿业公司发展以及矿产资源管理、生态文明建设等多领域得以转化运用。

例如，在矿产勘查工作过程中，可以以阶梯式发展来推进。矿产勘查是人类变革自然的一项社会实践和能动的认识运动。找矿过程实际是地质勘查人员对地壳中客观存在的矿产进行认识的过程。但是认识地下矿产资源的情况以及认识其他客观事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反复“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犹如爬楼梯似的逐步前进的过程。从矿产资源的特点来看，客观存在的地下矿产资源具有隐蔽性、差异性的特点，所以对地下矿产资源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需要逐步推进。从矿产勘查工作的探索性特点看，由于矿产资源具有隐蔽性和差异性，肉眼看不到全貌，即使是运用多种先进技术方法、手段来进行探测，也难以观测其全貌。所以客观实际地认识矿产情况，就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探索过程。由于上述地质规律、勘查工作规律、认识规律的影响，阶梯式发展就必然成为矿产勘查活动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不仅止于地质勘查工作，在地质调查、矿业转型发展等更多更宽泛的领域，阶梯式发展理论也存在广泛的指导意义。

当前地质工作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就此，王研表示，地质事业恰好正处在阶梯式发展的重要节点。阶梯式发展论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提示，地质工作要把握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尊重规律、循序渐进，认真实践、勇于创新，总结经验、善于反思，在地质事业发展转型升级、地质人才培养、地质科技创新等方面采取各种有效手段，推动地质事业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迈进。

我国地质事业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但又是分阶段的，经历了由起步阶段到奠基阶段，再到大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符合“阶梯式发展理论”。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认为，阶梯式发展理论提出至今已有近30年，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来总结地质工作和地球科学发展演化规律指导地质调查研究实践以及促进地质工作改革创新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地质工作进入以转型升级为主的新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目标任务的双重化、服务领域的社会化、调查研究的全球化、科技创新的最大化和人才队伍的高端化。同时，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科学理论的滞后。所以，仍然需要在“阶梯式发展理论”的指导下继续推动地质事业。

中国矿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黄金集团公司董事长宋鑫表示，目前，自然资源与矿业领域的发展也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是在国土空间利用规划大格局和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新体制下，如何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及矿业发展，是必须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大事。在新的发展理念下，矿业发展面临新阶段，矿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的协调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如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绿色发展。三是如何利用矿产资源法修改机遇，完善矿政管理法规，包括矿业权出让收益、资源税法、矿业用地政策、矿业权管理、绿色勘查、绿色矿山建设标准等。四是如何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为中资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提供一系列相应的服务，推动我国矿业走向世界。“阶梯式发展论”将为矿业在新时代全方位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深入学习宣传《阶梯式发展论》，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用哲学的眼光看新时代，用科学的方法论分析新形势，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辩证思维，积小胜为大胜，稳步、阶梯式地前进，推动地质工作更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成都地下空间建设现场。 赵 凡 摄

武汉地铁站。 赵 凡 摄

上海地铁地下空间。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城市化使得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有效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成为大势所趋。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而国土资源部提出的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则让“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其实近年来，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如何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迫在眉睫。

自以为熟悉成都，可我还是在它最中心位置的天府广场上迷失。令人堵心的堵车和比肩接踵的人流像是不见了。

这是11月27日的上午，成都少有的太阳出来，眼前所见，是宽阔的广场，上面喷泉、绿地、雕塑、玩闹孩子，还有晒太阳的老人。

成都市规划院的领导带着我们来到步梯口，一边往下走，一边介绍：天府广场地下工程的总体布局是四层：地面广场，用于休闲和人车集散；地下一层，是商业、文化、交通功能；地下二层，是车库和地铁站厅，地下三层，是1号线站台，地下四层，是2号线站台。

原来，地面上的广场，在地下却成为另一个立体的繁华世界。会生活的成都人依然会生活，但是换了一种方式。

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终将向何方？

一

朝向未来的国家战略，迫切性、必要性几乎被大举进军的城市化“逼”出来，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性。从政府角度看，“三深一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新高地。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国地勘产业的未来转型都能在地下空间利用中找到突破口

当在很多人都在纠结如何利用地面空间的时候，地下空间的利用，其实早就开始，只不过没有上升到整体的、长远的理念上认识。

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5到7米深的水井；

1835年，四川自贡诞生了1001.42米的人工钻凿盐井；

我国目前最深的油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深达8408米；

我国第一口用于科学研究目的的5000米深钻在江苏省东海县诞生；

1969年10月1日，北京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

20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把城市地质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

无论是单孔挖凿,还是成面积的挖掘建设，亦或是摸清家底的探索研究，我们早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打起了地下空间的主意。但是，当21世纪第一个15年过去之后，很多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这件事，我们再不做，就晚了。

在国外高校执教多年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教授级高工戴春森知道不少国际做法。比如美国的“地球透明计划”、芬兰的“赫尔辛基地下空间总体规划”、马来西亚的“排洪与地下公路一体化”。

这些成规模、成系统的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在一些国家已经完成。地下空间利用的实践也在一些国家做得有声有色，比如新加坡利用100米以下的地下空间，主要是做物流；加拿大蒙特利的城市空间建设，30%已经转到地下；东京在地下修建了巨型的排水系统。有数据表明，国际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率为30%。而我国城市平均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只是17%。

地下空间利用的差距是因为整体深测水平有差距。按照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组组长董树文的观点，我国深部探测领域相对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有一个30年左右的代沟，我们在探测技术、探测和利用深度、探测分辨率和探测程度上都存在明显差距。就在人家开始第二轮深地探测时，我们的第一轮才刚刚开始。

其实，对地下空间利用的必要性，地球人的认识都一样，因为横亘在所有人眼前的问题都一样——而中国，压力则更大。

人口增长、交通拥堵、日益加剧的污染、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地表资源的枯竭……种种问题表明，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深地探测研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国家专项研究势在必行。

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国家领导人对地下空间和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高度重视，而新近叫响的国土资源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恰好契合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目标。

“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国土资源部与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共商建立了深地探测研究协调机制，成立了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任组长的深部研究领导小组，责成由8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首席专家组领衔编制地球深部探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方案，由多位院士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咨询把关，共同推进深地探测研究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立项建议书目前已经完成，计划年底前完成论证工作，这是深地探测的进度表。在科学家的立项书里，深地探测项目分四个层次：第一层，近地表探测（0到0.5公里）；第二层，万米资源探测（0.5到10公里）；第三层，透视地壳探测（10到30公里）；第四层，深地科学探测（大于30公里）。要完成八大任务：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深部含水层结构探测；深部资源能源探测与开采；深部油气探测与开采；地热资源探测与地热利用；深部地下观测与地壳活动性监测；深部探测前沿技术与装备；深部探测与深部过程。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课题排在八大任务的第一，不仅因为它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还因为大家对它最摸不清底。

中国地下空间起步晚发展快，存在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亟须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技术和严谨的规则进行破解，迫切需要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创理论、攻技术、建规则”。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说，地下空间安全利用和立项研究对于国家发展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缓解城市土地供应的压力，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第二是防范自然灾害影响；第三是引导产业转型，培育新兴产业，增加社会经济的效益和生态环境的效益。因此，“向地下要空间、要安全、要效益，是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调研，就是立项论证工作的重要部分。

11月25日~28日，地球深部深探研究领导小组及首席专家组成员赴上海、武汉、成都三个大都市调研。来自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等不同部门的有关院士、专家每到一处，即马不停蹄地召开座谈会并考察现场，了解各个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需求点、梳理未来在地下空间安全利用中需要攻克的科技难题、沟通各地方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途径。

二

关于地下空间的种种涉及，不能再只当成文学看。科学家的畅想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展现出来，你还当这是异想天开吗？不，它也许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地面城市问题突出，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太空定居。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往下看？深部空间资源丰富，人类能否实现在地球深部生存和定居？”

四川大学的谢和平院士从这个发问开始了自己的阐述。他说，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地面空间相比较，深地空间环境清洁、隔音隔震、天然抗自然灾害，低成本无辐射而且恒温恒湿。因此，深地空间可能成为优于太空移民定居，应对未来地球灾害的人类移居方式。

移居地下生活，需要建立全链条的生态圈。谢和平构想的奇特之处正在于此。在他的构想中，地下空间要打造出三层——地下宜居城市、地下生态圈和科学探索基地。在这张构想图中，有生活和文化区域，比如可将图书馆、博物馆、会展中心、体育馆、音乐厅、养老院等地上文化、娱乐设施转入地下；有交通与通信，比如可以在深部纵向和横向设计覆盖整个地下空间网络；有生态景观，比如可以进行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地下生态系统构造，以及地下瀑布等景观系统建设。

科学的构想不是科幻小说，它的内核，还是科学研究与推理。对于谢和平带来的这场头脑风暴，大家观点并不相同，但都认为，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可以通过科技攻关实现，这已经并可能为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所证实。

地球深部工程要做什么？

地质学告诉我们，地球从地表到地心，分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同心球层。现在所谓的地下空间利用，主要还在地壳层。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对付的，主要是覆土层和基岩层。而这两个层面的施工，需要多种技术的支持。

技术是为目标服务的。董树文提出，首先，地下空间是资源，需要向评价其他地下矿产资源一样进行规范地调查、勘查和评价；其次，所谓地下空间并“不空”，而是充满水土、岩石物质、具有温压梯度、应力变化等多重场元的平衡系统，一旦开发利用必然产生原始平衡的扰动和破坏，需要精细的探测和实时的监测技术；再次，地下深部空间具有极端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环境，可以开展地表温压条件下不可实现的实验，如增重环境与上天的失重环境恰恰相反，极具探索性。所以，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包括了城市地下空间、地下含水层和特殊空间三个部分。

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和地铁建设的多年实践，已经开发和运用了不少地下工程技术。但是要想达到董树文所说的三部分的要求，还远远不够。

戴春森根据国际事例研究提出，深部工程的展开，应该走这样的流程：第一是要做探测评价。要搞清地球原始平衡状态、建立多场的3D静态模型，画出基本线。第二是做规划。规划设计要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比如工程叠加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地质环境变化对工程的影响，这些变化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对这些演变最终造成灾害的可行性的动态模拟及灾变预测和规划、设计中的规避。第三就是建设使用阶段。这一阶段要进行对变化参数的监测，监测结果要用于校正和更新动态模型，要工程干预消除或延缓灾变演变过程。

将地面建设放到地下，必须杜绝急功近利。

作为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院士说，在调研中，他产生了两个基本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要保证规划第一、安全第一和环境第一。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具有不可逆性。地面上建一个建筑，觉得不合适可以炸掉，地下就不行了；地下空间的发展是高成本投入，空间利用先后次序不同，影响的不是一两亿元，而是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的问题；地下空间受多强制性要素的约束，所谓上天容易入地难，是因为地下是个固体空间，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

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必须考虑全功能、全深度、全资源和全灾害。他解释道，所谓全功能，是说由于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和巨大挑战性，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要把所有功能都考虑清楚，这种考虑要非常超前。所谓全深度，是指要站在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态势来考虑深度问题。所谓全资源，不仅指地下资源，而且指在开发过程中的水、热和废渣石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所谓全灾害，是指既要考虑在地下空间利用之前的灾害问题，也要考虑到在开发利用过程之中的灾害问题，还要考虑开发利用之后运行过程中的灾害问题。

三

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一批特大乃至超大型城市，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已迫在眉睫。城镇化大举进攻下，满负荷、超载量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城市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21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拓展了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城市地质。2003~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启动了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南京、广州6个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试点。

南京地调中心研究员程光华告诉记者，三维地质调查试点在多领域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城市地质进行了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查。在多个试点城市建立了数据库、三维模型和信息系统，为城市地下空间探测奠定了很好基础。但是调查深度大都以50米以浅为主，以工程地质钻为主，以钻孔为主，没能够很好地解决不确定性和抗干扰性的问题，深度和精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城镇化的大潮完全不能等待。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交通和各种形式的污染让城市管理者急切寻找另一个空间，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的地铁建设热，是这种情绪最直接的表现。

成都，一个让人充满安逸生活想象的城市，在2005年之前，它的地下空间建设主要还是在人防工程、地下人行通道、车行下穿隧道、地下停车场这个层面。2005年，地下空间利用问题进入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该市先后编制了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纲要（2005~2020）和《成都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将商业空间及居民活动空间逐渐往地下拓展。从2010年起，成都市进入了地铁快速发展期。该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成都已经开通了地铁2号线、4号线1期和地铁3号线1期工程，运营里程达108公里。明年将开通运营4号线2期、10号线1期和7号线。

让他们自豪的还有巧用地下空间建交通隧道、地下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以此来舒缓地面老城区压力。比如天府广场地下工程、川大校园内运动场地下工程、川师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地下工程等。把地下通道、停车场和地铁综合在一个空间成规模设计施工，既解决了交通拥堵老大难问题，又让历史古建熠熠生辉，让老城旧貌换新颜。

针对地区特点，成都市对地震水文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在规划中重点研究地下公共设施规划布局，在深度上按浅、中、深分层指导，平面上形成分类控制布局。

成都市的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计划要在2020年末，全市地铁运营总里程达到650公里以上，运营达到500公里以上。计划2025年末，全市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500公里，全域成都基本形成区域骨干地下综合管廊网线。

武汉，一个由长江和其支流分为三处、水面面积占整个区域版图面积1/4的江城，地下空间如何利用？这个问题，实在让武汉市政府焦虑。武汉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龙正才感慨道，武汉这地方，动不动就要修桥，动不动就要修隧道，地上建筑设计力量还算雄厚。但是要论地下，难度就大了。

据武汉市规划部门介绍，该市2007年启动第一轮主城区地下空间利用专题规划，2014年结合地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三旧”改造以及“十三五”规划等，启动新一轮武汉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编制。按规划，到2020年，武汉主城区地下空间规模要达到达到450万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达到6个平方米。

武汉人说，目前他们的地下空间使用最多的还是停车场。自2012年首条地铁通车后，武汉市进入地铁时代。目前已建成2、3、4号线地下轨道，线网总长度达到89公里。但这距离目标还很远。他们的规划是以14条线轨道交通线路，达到60分钟穿越，30分钟达到中心城区的目标。此外，武汉完成了多条水下隧道，其中武汉长江隧道2008年建成使用，是万里长江上第一条穿江隧道。东湖隧道2015年建成，是我国最长承重湖隧道。综合管廊、大型地下商业项目、地下人防设施等都在建设中。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拓展过江隧道，谋划地下排水深邃建设。

在管理方面，武汉市出台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轨道交通规划管理办法》等一批地方管理法规，探索了地下土地供应和产权登记，轨道交通安全建设与运营管控途径，开展了全市及重点地区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

在对三个大城市的考察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上海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实践和规划思路竖起了大拇指。

上海的常住人口高达2415万，对于地下空间的迫切需求，促使它较早即开始了地下空间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特别是地铁建设的大力推进，上海的地下空间开发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近几年更是进入快速发展期。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说，截至2016年，全市已经建成地下地下工程共有3.6万个，总建筑面积8186万平方米。截至“十二五”末，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行线路总数已达14条600多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已经全面建成。形成了一批多功能、大规模的地下综合体。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和道路为优化城市交通提供了新渠道，结合绿地、广场、公园建成的地下车库缓解了中心城区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地下市政管线设施已成相当规模，专业管沟和综合管廊建设正在探索和推进阶段。此外，还已建成了一批指挥工程、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和大型人员隐蔽部等骨干民防工程。

上海在地下空间利用的管理上也进行了多项探索。比如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和地下空间开发引发地面沉降防治等进行规范。2014年颁布实施的《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要求，地下空间开发应遵循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全环保、公共利益优先、地下与地上相协调的原则，并对地下空间实现分层利用。同时，上海还建立了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市住建委牵头、17个部门统筹协调涉及地下空间利用的重大事项。为加强地下地籍管理，上海市还发布了《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规定》，分别针对存量单建地下空间、存量结建地下空间和新增地下空间提出了三维宗地构建方法。2013年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规范了经营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出让制度，明确了出让方式，量化了出让价款的确定方法。

早在2003年，上海就在全国率先完成地下空间概念规划，这些年，该市相继出台不少相关规划，已有的规划在不断完善中。2012年出台《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十二五规划》。目前，该市已制定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并向社会公示。

规划、法律、管理、技术工艺等等方面尽可能到位，上海的探索让人感受到精致用心的国际范儿。

三个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原因是他们都有共同迫切的需求！

但问题和困难也是显见的，比如：

——规划布局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需要为未来发展做预留。

——就目前开发的深度和结构而论，尽管不少城市地下交通设施建设规模不小，但开发深度与全球城市相比有差距，轨道交通承担公共交通比重有待提高，地下交通网络化需要完善，地下快速路和地下步行道尚处于起步阶段。

——就管理而言，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缺乏统一监管。地下空间建设的历史信息缺乏梳理和统筹管理和分享机制。

——在复杂地形上的地下空间利用好还存在技术工艺的难点

——在地下空间利用的法规政策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规范

——如何在地下空间建设中防灾减灾，保障地面和地下空间的安全，技术和设施需要借鉴全球城市经验，提前做合理有序的开展规划和建设。

11月28日晚，记者在返京的飞机上采访了刚结束调研任务的深地探测协调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主任严光生。

“中国城市发展的迅速程度令人震惊，像上海、武汉、成都这样的特大城市对地下空间的需求之大，简直就是迫不及待，而且它们都在加快脚步发展地下设施建设。”这种状态，严光生觉得，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必要性，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甚至考虑得更长远，在规划中给后人留下了发展空间，从环保的角度，编制了2030年和2040年的不同规划。忧的是，我们现在对地下空间的了解还并不十分清楚，仓促上阵，肯定不行。还有很多科技难关需要进一步攻克”。下一步，他说，要在今年底前完成总体方案的论证，明年争取将完善好的方案上报国家。

青海地质工作者在施工完成后回填恢复土地

青海地质工作者进行植被揭层养护

阅读提示

地质勘查工作必然要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矛盾吗？如何从根本上解决矿产勘查环境恶化的痼疾，在地质矿产工作低迷的大环境下重拾信心，走出一条快速发展的新路？或许，从近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绿色勘查工作经验交流研讨会上，从一个个推进地质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新思路、新技术、新举措中，人们可以寻找到答案。

这是一场会聚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国有地勘单位、矿业企业、科研单位、公众媒体的交流研讨会，也是一场凝心聚力、提振信心、携手共进的动员宣传会。在会上，人们分享了来自青海、贵州、四川等地绿色勘查的宝贵经验，了解了最新的绿色勘查技术与装备，更深深体会到了地勘工作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担负的责任和使命。

地勘行业的绿色大潮势不可挡

国土资源部地质勘查司司长王昆引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名言为研讨会开篇。他说，绿色勘查也应该像教育一样，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50多年前，《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呐喊，用它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使环保进入了公众视野，开启了全球的环保运动。今天，我们也是一棵棵树，正在用绿色的枝叶，摇曳呼唤着绿色环保思想为地质勘查工作带来一场从内到外的重要变革。

王昆所说的“一棵棵树”，是指一些绿色勘查典型单位以及来自他们的探索实践：青海省国土资源厅正在推行绿色勘查开发年活动；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在多彩地区铜多金属矿整装勘查项目中切实融入生态优先理念，在矿产勘查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方面形成了可复制的多彩模式；贵州西南能矿集团已获得突出效果的绿色勘查示范；成都探矿工艺所研发的一基多孔、一孔多支等绿色钻探技术；国土资源储量评审中心围绕绿色勘查标准规范所进行的研究；中国矿业联合会就海外绿色勘查经验的集纳和分享等。

显然，这些行动汇集在一起，已经逐渐形成了地质勘查行业的绿色大潮。在今年5月10日召开的中国地质矿产经济学会2016年地勘局长座谈会上，一份《绿色勘查行动宣言》发出了地勘行业共同的心声：地勘行业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努力做先进理念的领跑者；要坚持推行绿色勘查，努力做建设美丽中国的践行者；要坚持依靠创新驱动，努力做保护生态和保障资源的双赢者；要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努力做大自然的呵护者。

思想决定行动。据王昆介绍，当前我国已经开始从顶层设计方面规范、扶持、引领绿色勘查，不仅在《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中增加了绿色勘查的要求，还将对储量技术标准进行调整——改掉不合时宜的，提升标准过低的，增加先进适用的，鼓励创新领跑的，考虑在过渡期出台《关于在地质勘查工作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指导意见》，以满足应急性需要。同时，在找矿突破第三阶段中从布局上对全国的找矿工作进行了调整，国家级整装勘查区全面退出自然保护区，并在矿种上更注重地热、煤层气、页岩气、石墨、锂等清洁能源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的勘查。

王昆认为，绿色勘查的核心就是把之前粗放型的勘查升级为生态型的勘查，身处其中，无论是政府部门、勘查单位、技术研发团队，都需要各司其职，积极行动。“在矿产勘查的生态化进程中，我们都是一棵树，要从自己的职责出发，摇动、推动、唤醒行业中的每一个人，共同让地质勘查走向生机盎然的绿色。”

青海“生态立省”迫使地勘转型升级

会上，50多位代表共同聆听了来自基层实践最鲜活的实例。

青海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李志勇告诉大家，实施绿色勘查是构建和谐地勘必由之路。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三江源”地区被称为“中华水塔”，生态系统脆弱，是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战略要地，也是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具重要作用。为此，青海省委省政府把生态保护作为青海省的特殊责任，提出“生态立省”战略，全力推进包括地质勘查在内的诸多工作的“生态化”。2014年，青海发布了《青海省主体功能区划》、开展生态文明先行区创建，实施国土空间利用管制，有序推进生态保护建设工程，改革生态保护制度。同时，对地勘工作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显然，面对这样的情势，地勘工作不转型升级就无法持续发展。据李志勇介绍，青海绿色勘查的做法主要有三点：

其一，优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部署。调整了2015年~2020年的《全省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实施方案》，优化地勘工作布局，取消整装勘查区2个、重点矿产勘查区11个，调整范围整装勘查区2个、重点矿产勘查区9个。工作重点区域调整至东昆仑、柴北缘、阿尔金等地区，原先在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设立的探矿权、采矿权则一律退出。

其二，分类处置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地勘项目及矿业权。除基础性、公益性调查项目外，对4宗财政出资的地勘项目全部结题并注销探矿权，退出面积221.61平方公里；从2015年起，全面停止了三江源、祁连山地区省地勘基金项目设置和商业性探矿权投放，共取消设置省基金项目27个，取消投放探矿权10个；商业性探矿权全部停止勘查活动，按照“尊重历史、稳妥有序”的原则，采用依法依规、分类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置，逐步退出自然保护区。

其三，将2016年定为“绿色勘查开发年”。共筛选安排省地勘基金绿色勘查示范项目10个，并在7个示范项目中同步开展绿色勘查专题研究，总结提升近几年地勘工作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探索建立绿色勘查工作管理制度及相关工作规范。

“通过一系列措施，青海的绿色勘查理念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得到了增强。地勘单位积极开展绿色勘查，探索建立绿色勘查制度规范。各项目均建立了绿色勘查相关制度，制定了野外工作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并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了项目日常管理工作中。”李志勇告诉大家，绿色勘查大大推动了地勘外部环境的改善，在多彩整装勘查区，地勘队伍通过草皮恢复、垃圾管理等措施，得到了当地基层政府、牧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甚至在玉树州治多县政府“虫草采挖前，外地单位一律不得进场”的情况下，地勘单位人员、机器设备特许提前进场开展地勘工作。地方牧民对环境恢复治理非常满意，很多人已不再参加破坏草原面积测量和恢复治理验收，对地勘工作人员表示出充分的信任。

“推进矿产资源绿色勘查开发，既是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也是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更是新常态下做好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现实需要，是化解矛盾、维护矿区社会稳定、推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李志勇说。

谁说地质勘查与生态保护之间矛盾重重？青海经验证明，只要在地勘工作中坚持做到“生态保护第一，尊重群众意愿”，地勘工作就能在新形势下获得充足的发展空间。

“绿色”是现代地勘企业的生命线

如果说李志勇讲述的是政府与国有地勘单位在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大背景下势在必行的思考和行动，那么，西南能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文则阐述了现代化地勘企业在社会价值、企业责任、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绿色勘查的内在需求。

他说，西南能矿集团是贵州省委、省政府为推进全省资源配置体制改革、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促进矿产资源产业一体化发展而建立的省管大型国有企业。集团组建于2012年，正赶上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因此，其一“出生”便把生态放到了事关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位置上。

去年，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贵州提出要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的要求，西南能矿集团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生态环保型绿色能矿、科技创新型智慧能矿、资本运营型金融能矿”的转型升级目标任务，并在今年年初启动了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建设：从50多个勘查项目中，组织5家地质勘查单位的7个项目作为绿色勘查示范项目，开展绿色勘查。

“我们在示范项目的实施中，十分注重地质勘查与生态环保相结合、与转型升级相结合、与扶贫帮扶相结合、与标准化机台建设相结合，在方案设计、设备选型、钻机施工全过程，坚持绿色勘查理念，全面促进地质勘查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李在文告诉大家，通过半年来的探索，西南能矿在绿色勘查方面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方面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土地使用，减少钻探工地“三废”排放，开展复垦复绿，实施节能降耗，大幅降低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如：优化设计合理避让林地耕地，采用浅钻代替槽探，减小对土地植被的破坏；钻探机场占地面积由平均120平方米减少到70平方米；搬迁道路用地面积仅为原大型设备的30%；在钻探工地铺设防渗土工布，搭设钢网，实现了土地零污染；工程完工后，对开挖地段按原地类进行恢复，播散草种，种植树苗，进行复垦复绿工作，复种的庄稼生机勃勃，苗木郁郁葱葱。

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勘查方案，实施设备模块化、轻型化、集成化、信息化，大大提高了工作质量和效率，不仅提高了找矿效果，而且使勘查周期和征地、搬迁成本有所下降。

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示范项目，西南能矿形成了《绿色勘查钻探施工机场管理办法》、《绿色勘查钻探施工现场质量管理体系》等系列制度，以及《绿色勘查技术标准》、《绿色勘查预算定额》等绿色勘查标准，相应的绿色勘查企业管理体系正在建立，使以环保、高效、和谐、法治为主要内容的“绿色发展”理念，真正成为西南能矿员工入脑入心的重要行为准则。

李在文认为，要想在贵州能矿产业发展中当好“龙头”，西南能矿就要敢于担当、敢于创新、敢于示范带动。“有人说绿色勘查是自己给自己套上枷锁。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既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只有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才能实现能矿产业的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在我看来，绿色勘查绝不是政府强制的产物，而是企业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作出的正确选择。”

“绿色勘查是现代地勘企业发展的生命线。”李在文坚定地表示。

应尽快建立绿色勘查技术体系

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副所长李子章介绍了近几年该所为绿色勘查提供的技术支撑。

他说，绿色勘查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集成创新、综合研究采用多项技术进行解决。作为我国探矿工程技术的专业研究所，钻探工艺所组建了绿色勘查技术团队，加强了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开展了“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区综合钻探技术应用示范”等项目，在四川若尔盖高原和青海等生态环境脆弱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同样来自探矿工艺研究所的吴金生告诉大家，目前，在探矿工程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程的实施对植被的破坏，如槽探工程、钻井基台修建、交通道路修建和物资的搬迁等；二是施工过程中，泥浆、粉尘和“三废”对环境的污染。所以，目前研究采用的技术方法也是从“减少植被破坏、降低环境污染”两个方面入手，实现绿色勘查。

吴金生说，减少植被破坏的技术方法，主要有这样几个：

一是“以钻代槽”，即用浅钻代替槽探，同时应用空气潜孔锤跟管取芯钻进方法，解决了常规方法效率低、在复杂地层成孔困难等问题；二是利用定向钻进技术，实现“一基多孔、一孔多支、一孔多用”，从而减少基台的数量、道路修建和物资搬迁工作，这也是中深孔钻进中实现绿色勘查有效的技术手段；三是采用模块化、轻便钻探设备及机具，便于人工搬迁和减少基台面积，为此他们还专门研制了一种轻便、多功能的履带式钻机；四是改变物资搬运方式，减少道路修建。

降低环境污染的技术方法主要有：

采用环保泥浆，减轻对环境的影响。对此，他们特别提倡使用生物聚合物环保泥浆体系，除具有抑制、防塌、润滑、封堵等钻探性能外，还能满足生物自然降解的特性，不破坏外界的酸碱平衡，无毒性，避免了泥浆组分以及废浆液对环境污染。

对废泥浆进行无公害处理。对于没有回收利用价值的废浆液，禁止直接排放，现场进行三级净化无害化处理；对于有利用价值的泥浆，使用泥浆罐和管汇连接等方式实现循环利用。

减少空气钻进粉尘的影响。如，从粉尘产生的源头进行控制，做好钻探设备连接的密封，增设孔口除尘装置，避免扬尘；对岩芯取样布设防尘罩，及时清理岩屑；在施工场地洒水，防止地面粉尘二次起扬。

“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勘查的不懈动力。现有的技术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但还不成熟，要不断探索新的技术、新的方法和新的工艺，逐步形成绿色钻探技术体系。”李子章如是说。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黄继平曾经在钻探队当了8年的队长。他认为，在地质勘查工程中实现绿色环保的目标，设计是前提，工艺是基础，设备是关键。目前，该公司作业区生态环境脆弱、人文环境复杂，而他们在施工中采用的“以钻代槽”、“定向钻探、斜孔钻探”、“一孔多支、一孔多用”等方法都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他们还普遍采用了模块式便携式钻机和组合式动力设备，满足了钻探孔深1000米~2000米的设计要求。

中国地调局地科院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张金昌表示，推广绿色勘查需要国家大力发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勘查效率的技术。其中有三个关键点：深入人心的绿色理念、相应的标准和规范、持之以恒的技术创新。近几年，勘探所围绕绿色勘查研究推出了适合西部高原地区轻便钻机、高精度对接井技术等创新性成果，大大提高了钻探取芯的效率。他认为，地勘行业也需要颠覆性的创新，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用微波、用孔内机器人代替现在的钻头钻杆，为传统地勘工作带来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

推进绿色勘查还需要解决诸多问题

尽管在全国地勘行业推广绿色勘查已成为政府、行业协会和许多地勘单位、矿业企业、科研院所的共识，但一些实际的难题仍然横亘在管理者和项目实施者的面前。

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勘查成本的提升。

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副局长肖积图谈到，要进行绿色勘查，就必须有生态环境方面的投入，这将直接导致勘查成本的增加。而且，现行项目预算费用标准已完全不能满足绿色勘查的需要。如高寒草甸草原植被恢复费标准为2890元/亩，实际恢复费用则达到6000元/亩左右，加之工作区道路修建和为当地群众修建道路始终未纳入预算标准，大部分均需要从其他经费中支出，致使地勘单位负担较大。

青海省这几年的探索实践表明，成本与以往相比大概会高于10%。肖积图希望一方面基层单位积极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降低绿色勘查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调研，按照实际情况研究提高勘查预算的标准。

“企业都是要追求最大利益的。在目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要求的情况下，勘查成本的加大已成为许多地方商业性矿产勘查工作难以推进的重要因素。”李志勇这样认为。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层面绿色勘查标准的缺失。

对此，青海省有色地勘局地质矿产勘查院总工程师王凤林结合实际工作举例说明。比如，除近几年颁发的钻探类几项规范规程对环境保护有较具体要求外，大多数现行标准未有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地质勘查中及结束后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的相关要求，也没有纳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中。再比如，现有相关勘查技术规范中没有纳入绿色勘查的诸多新方法、新技术，也没有增加“以钻代槽”等绿色环保施工内容，无法计算资源量。他希望国土资源部在向全国推广“绿色勘查”的同时，应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不同地区、不同地貌环境下绿色勘查方法技术系统研究，编制绿色勘查规程，为绿色提供技术支持。

“国土资源政府部门将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做好服务工作，帮助地勘行业尽快适应环境、法律、市场的最新要求。而地勘行业的每一个人，也要行动起来，在各自的实践工作中播撒绿色的种子。”王昆呼吁，“推进绿色勘查，我们不要等待，不要嫌小，不要照搬，更不要心急。相信在中国，地质勘查的绿色时代终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