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8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人教处、团委，组织青年职工代表召开了“2018年度资源所青年座谈会”。

来自资源所30余名青年代表，敞开心扉、畅所欲言、热烈讨论，共提出意见、建议80余条，涉及行业前景、学科发展、人才培养、项目申报、日常管理、经费使用、实验室建设、新基地使用、办公环境、绩效评价、成果奖励、职工身心健康、生活压力等方面，资源所领导和与会职能部门负责人实施“现场办公”，即时解答、回复了部分问题。现场未解答的问题将由相关职能部门会后进行答复，并对照日常管理工作予以改进。

会议指出，青年人是资源所发展的主力军，应该多沟通多交流。职能部门应学会换位思考、举一反三，按规矩办事的同时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让科研人员专心科研，减少其他事务干扰。青年科技人员应开阔眼界、关注市场、放眼世界，对地质行业的发展前景形成正确认识，树立信心，充分发扬青年人的热情、创新、敢打敢拼的特质，尽快成长起来，成为资源所创建一流的骨干力量。

会议肯定了本次“现场办公”的效果，并强调会上提出的问题要有答复、待办事项要有节点。人教处要结合资源所科技创新要求及青年职工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制定青年人才培养计划。希望资源所青年人成长为具有“科学素养、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情怀、科学兴趣”的新一代科技人才，在资源所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各部门齐抓共管，激发青年创新活力，共同努力，助力资源所发展，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党的十九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之一。2017年国务院印发《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出，科技进步奖评选要围绕创新性、应用效益和经济社会价值，定标定额，以鼓励科技人员潜心研究。

在2018年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评选中，自然资源部充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共评选出63项获奖成果，其中一等奖7项。从本次获奖的项目成果来看，科研人员围绕用科技解决资源环境约束、提升国土空间管理治理能力等，创新开展了丰富且卓有成效的实践，多个项目成果体现了产学研合作、中央-地方协调联动的公益性地质工作。

成矿规律研究思路和就矿找矿基本思路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所属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在2018年度国土资源科学技术奖评选中硕果累累，共斩获2个一等奖、1个二等奖3个奖项。“全国一共7个项目成果获得一等奖，资源所一家单位就占有两席，确实厉害！”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不由发出了赞叹。

“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项目是资源所本次获得一等奖的项目之一。记者近日专程来到资源所，采访了该项目的负责人——该所稀有稀土贵金属研究室主任王登红研究员。王登红表示，该项成果得益于部、局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的引导与促进，更是团队合作的结晶。

据了解，“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研究”项目是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展区域成矿规律科学研究的工作，有效保障了“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的顺利完成。其相关成果不仅为摸清我国铁、铜、铝土矿、钾盐等重要矿种的矿产资源家底提供了理论指导，填补了成矿规律研究方面的一系列空白，开创了众多全国乃至全世界科技创新、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的先河，是我国矿产资源领域一项里程碑式的科研成果，更是为深部找矿、整装勘查、“三稀”矿产资源调查实现新突破提供了有力地科技支撑。

项目培养了研究生24人，发表论文168篇，出版专著11部，其中《中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获得了第六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也成为了目前唯一一部获此殊荣的地质矿产类图书。

立足国家战略需求不断创新

“在开展这项研究工作之前，成矿规律研究曾被很多人认为是‘拍脑袋的艺术’。这个项目起点高、涉及面广、难度大，是我国矿床学界有史以来罕见的一项全国性系统工程。”王登红介绍说，在此之前，大范围地开展成矿规律研究工作尚无先例，因此项目开始之初整个团队背负着“不小的压力”。

亚瑟·柯斯勒曾说：“天才的主要标记不是完美而是创造，天才能开创新的局面。”艰巨的任务摆在王登红面前，对于他所带领的这样一支平均年龄不到40岁的朝气蓬勃的队伍来说，有压力，但对应的也是更大的创造的空间。经过8年的科技攻关，一系列创新成果如汩汩涌泉，为发展我国成矿学理论、提升成矿预测和潜力评价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在工程技术方面，该项目首次研发了统一的技术要求，集成创新了成矿规律研究思路和方法，设计并实现了全国23个主要矿种多要素编图的综合图例及编图标准化，弥补了行业空白，为指导全国的成矿规律研究提供了技术规范。

在成矿规律方面，该项目重新划分了全国3个级别的成矿区带，首次实现了陆域和海域国土面积成矿带划分的全覆盖，系统总结了16个成矿省和17个单矿种（组）的全国性成矿规律，显著提升了我国成矿规律研究总体水平。

在成矿理论方面，该项目提出了华南中生代新“三源成矿”理论，阐明了华南成矿省区域成矿规律和地球动力学新机制，建立了华南成矿省区域演化模式；提出了低温成矿域多期成矿模式，发现和探讨古老板块两侧对称成矿机制，显著提升了对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程度和认知深度。

在成矿预测方面，该项目提出了矿产预测类型、白钨矿趋势线等若干新概念、新认识，建立了典型矿床的描述性模式、成因模式和评价找矿模型，为指导找矿预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提供了科学依据。此外，该项目还提出了“矿产预测类型”的概念及其划分方案，有效指导了找矿预测；提出了“五层楼＋地下室”等找矿勘查模型，拓展了找矿思路，为深部探测提供了理论指导等。

该项目成果还创新了同位素年代学测试技术方法，首次构建了中国成岩成矿年代学谱系。

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对该项目成果高度评价，认为该研究提出的“五层楼+地下室找矿模型”，对于指导深部找矿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地指导找矿勘查部署工作；首次通过精确的同位素年代学资料刻画出中国矿床的成矿演化历史轨迹，构建了中国成岩成矿年代学谱系，为建立区域成矿谱系和深化区域成矿规律研究提供了方法和实现的途径。

重视人才培养传帮学带

团队——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一个词，不管是王登红自己，还是与他一起工作的同事、学生，总会不自觉地把项目成果和荣誉归结于集体智慧，记者能够感受得到，这决不是客套。

王登红带领的这个科研团队秉承着一种精神：他们敲山问石、倾尽心血奔赴在祖国的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之中，掘地求宝；他们不畏酷暑严寒、风沙雨雪，以星空为伴，与大地为侣，只为在大自然中找到造福人类的矿产资源；他们怀着一颗为国家为民族的胸怀、为理想为信念的意志、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任劳任怨，数十年如一日，一心只为地质事业，不做出成效决不回头。

据了解，截至目前，这个团队开展过野外地质调查的矿产地已经有600余处，在全国各地几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提出了23个主要矿种的矿产预测类型划分方案，厘定出了388个矿产预测类型，指导了23个单矿种（组）成矿带划分和成矿规律研究，总结了17个成矿省的成矿规律……

俗话说，以身作则胜于口头训诲。一个团队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优秀的带头人，王登红就是这样一个用实际行动影响身边人的典型。用他学生的话来说，“王老师不仅知识渊博，为人也十分温润谦和，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喜爱。”作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评选的首批“杰出地质人才”之一，王登红为多个项目的主要成员，确实很忙，但他也从不忘记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尽心尽力为年轻人搭建平台。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你们这些年轻人赶快成长起来吧，国家需要你们。”

“经过王老师修改的报告和论文常常是满满的注释和建设性的意见，大到报告和论文整体的课题把控，小到语句的表述，甚至是标点符号，他都会改出来。”从2009年到资源所工作，加入王登红团队已近10年的黄凡博士对此深有体会：“我刚到资源所时，被王老师安排出野外学习，本以为正值暑期，可以提前回京，于是在野外只待了一星期就返回单位了。王老师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当时我才明白王老师对待工作上的事从不含糊，交代的工作一定要认真完成。”

团队成员刘丽君博士也讲了一个故事。她说：“王老师在做颈椎手术期间，看到核磁共振造影剂药物里含有稀土元素，眼睛瞬间就发光了，生病之余还查阅了该药物的相关资料，从一件药品的使用拓展到一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现状，这充分体现出一个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和触类旁通的科学素养。他就是这样一位心怀家国的科学家，以老百姓的视角想着怎么把科研工作运用到生活中，怎样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

团队成员代鸿章博士回忆起跟王登红一起出野外的情景时说：“王登红老师是一个工作起来忘记自己身体疼痛的人，别人身体不适他会很紧张很关切，自己身体不适却只会闷声忍着。有一次，我们在海拔4500米左右的川西甲基卡矿区开展野外工作，刚上山王老师就开始安排工作，讨论问题时并没有觉得他有什么不正常，但仔细观看就会发现，他因为高原反应而嘴唇发乌、脸色苍白，同学们让他原地休息，他却说自己没事。”

一个在工作上无私奉献、笃定忘我的人，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呢？刘丽君对记者说：“在生活中，王老师对学生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但在野外共处时的点点滴滴却更让人感动。我觉得王老师不仅是老师，更像是一位慈父。每次和王老师一起出野外的时候，他总是走在前面，先查看地形地貌，害怕大家不熟悉路况，出现什么意外，不仅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还抢着跟大家一起背地质样品。他就是这样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希望学生们能多学一点，也尽可能地为学生们遮风挡雨。”

王登红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地质事业的人，他的学生说：“老师都这么努力，身为学生的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去奋斗呢？”在他的学术指导和言传身教下，团队中的年轻人得到了充分锻炼，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据了解，在王登红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荣获了程裕淇优秀研究生奖、优秀学位论文等奖励，还有一些人在找矿勘查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突破，于扬博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在王登红的指导下，于扬在赣南通过6年坚持不懈分季度的采样监测，基本查明了离子吸附型稀土开采对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影响的各种因素，建立了稀土矿山环境评价的理论模型与SMAIMA工作方法体系，即：野外调查（S）-实验测试（M）-特征分析（A）-指标体系构建（I）-模型研究（M）-综合评价（A），为矿山环境评价和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

随着团队的不断壮大，团队间的业务交流就显得尤为重要，该团队建立并实施了周例会制度。据代鸿章介绍，此想法产生于王登红给年轻人修改文章的过程中，他考虑到团队中成员普遍较年轻，参加工作的时间较短，且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同，如一一单独解答，费时费力且效率不高。因此，他提出，要建立一套长期高效的业务交流机制，于是每周的例会就这样开始了。据了解，团队每次例会内容丰富、主题鲜明、目标明确，大家在交流中发现问题，分享经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经过多年如一日的坚持，这项交流活动已经成为了王登红团队的一个传统和特色，甚至在全资源所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继往开来再创佳绩

古人云，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就是这样一个不到20人的团队，他们齐心协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用自己的言行践行着“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虽然，有时候因为常年在野外工作，他们错过了很多所谓的“机会”，但那并不妨碍他们默默无闻奉献自己的青春，也不影响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创造奇迹。

“我们做地质工作是为了勘查野外地质情况，为下一步的矿业开发提供第一手准确的信息，而不是为了追逐名利。”“我们要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成能造福百姓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做地质工作就是要造福人类。”当记者问到如何在工作中去找到心理平衡时，团队成员们基本都用王登红的这两句话进行了回答。

立足基层、服务基层，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始终牢记自身职责使命，以“找大矿、找好矿、好找矿”为宗旨，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尽心尽力，扎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中。

王登红表示，新时代，团队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下一步团队要在两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全国重要矿产成矿规律研究，要动用全国地质工作者之力，系统总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钨、锡、铜、金等18个矿种的成矿规律，继续研编《中国矿产地质志》，进一步完善成矿系列理论体系，提升我国在地质矿产资源领域的研究水平，指导地质找矿取得新突破，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矿产资源安全保障，为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矿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撑；二是全面了解、掌握我国“三稀”资源现状、成矿规律、供需形势、主要应用领域和利用技术及其发展趋势，分析“三稀”金属矿产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研发需求，指导“三稀”金属成矿区带远景调查和重要找矿远景区调查评价，实现找矿新突破，建立“三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评价指标体系，为国家提供“三稀”资源后备基地，促进我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采访时记者还了解到，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等精神，促进国家、部局科技创新政策的落地生效，资源所正在修订相关管理办法，包括简化财务报销流程、强化科研项目绩效评价等，对像王登红这样的优秀团队给予倾斜，加大项目成果奖励力度，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做到为科技人员“松绑”，全力保障他们开展科技创新，全身心投入地调科研工作，培养一支坚强有力的科研团队，孕育产生一批具有宏观影响的重大成果和整装成果。

资源所青年科研人员是资源所发展的主力军。该所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人才队伍建设，依托重点实验室这一科技创新平台，通过举行青年座谈会、聘请专家讲座等形式，为青年科研工作者搭建展示自己及成果的舞台，增强学术氛围，激发青年创新活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助力资源所各项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在蓝鲸一号平台举行主题党日活动

可燃冰试采好比“豆腐上打钻，金钢钻刻花”，难度可想而知。在这场科技攻坚战中，试采团队特别是年轻人大胆探索，勇挑重担，在可燃冰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全流程实现自主创新，彰显出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风采。

2017年5月18日，我国向世界宣布：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成功！这标志着，通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试采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在这支领跑世界的可燃冰试采团队中，组建于2016年的中国地质调查局天然气水合物工程技术中心是核心力量。这支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水合物勘查研究团队为主体，集合优势力量组建的科技创新队伍，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青年集体。他们忠诚执行部、局党组科学部署，承担可燃冰勘查试采核心理论、技术、装备攻关等急难险重任务，很好地发挥了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

创新探索，铸就试采奇迹

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背后，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在南海深耕细作数十年的积淀，是几代地质人持续努力，是试采团队敢为人先、科技攻坚的奋斗历程，更是青年一代地质科技工作者追逐梦想、创新探索的成长之路。

要进行试采，选取试采井位是首要任务。2016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明确由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承担试采工程任务后，地质团队争分夺秒对前期调查成果进行认真梳理，最终锁定神狐海域2个矿体，优选出3口试采井位。

随着试采准备工作的推进，试采目标调整为“日产万方，持续一周”，试采现场指挥部指挥长叶建良要求地质人员重新审视井位，从水合物系统成藏理论及确保新目标的实现出发，增加第4口试采井。

年轻博士匡增桂和同事们一起展开对地震资料的精细解释，他创新性地提出了“构造控制下水合物系统二次聚集”成藏模式，大胆提出了新的试采井位。2017年3月，试采工程正式开钻，钻杆一根根钻向深海，挺进可燃冰储层，新模式能否经受实践检验，新井位能否达到“日产万方”要求，可燃冰试采作为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攻坚战的一号工程，30出头的匡增桂压力倍增，他反复地推演着，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失误。2017年5月10日，试采点火成功，熊熊火焰验证了匡增桂及同事们关于水合物成藏模式的新构想，也显示出经过近20年不懈努力，在一代代地质工作者的延续传承下，以“80后”为代表的青年地质科学家们已迅速成长起来，有能力有实力担当起新时代新能源勘探开发的重任。

追逐梦想，勇担生力军重任

可燃冰试采是一项系统工程，追逐梦想的青年一代，是科技攻坚战的生力军。

“80后”寇贝贝，曾担任海上石油平台总监，为可燃冰试采事业所吸引，他放弃了国外石油公司开出的优厚薪资条件，2016年加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试采团队。他和团队成员们对国内石油行业市场进行全面摸底，显著优化了试采经费方案和商务合同技术条款。他们数次赴油气开发现场，调研论证试采防砂、生产测试方案以及平台建造等，开展储层改造试验。试采任务重强度高压力大，年轻人也有点吃不消，寇贝贝住院治疗做短暂的休整后，提前出院重返团队，赴平台开展试采。在水合物试采最紧张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仅有寥寥数日返回家中陪伴妻儿，体重也减少了12斤。但作为试采前线指挥部的代表，他圆满完成与合作方的技术对接任务，确保工程安全、平稳和高效运行。

深海松软未固结储层可燃冰开发是世界性难题，试采团队大胆创新，创造性地引入水井和软弱地基处理技术对储层进行改造。科技攻坚战，青年冲锋在前。数九寒冬，工程师卢秋平赶赴曹妃甸码头，参与陆地试验的组织实施，在刺骨的寒冷中，一遍遍调整钻具，一次次测量试验数据，顺利完成了储层改造陆地试验工作。但储层改造技术能否应用到深海工程中，这一全新尝试，处处充满着未知的困难。试采开钻了，储层改造的试验开始了。南海海面上高温夹杂着潮湿，青年工程师们轮流驻守在仪表房、混砂泵、振动筛、高架槽等关键点，24小时不间断地收集各类井下相关信息，调整和优化施工参数。有人把在深海松软未固结储层上的可燃冰试采比喻为“豆腐上打钻，金刚钻刻花”，说的是既要确保近千吨的井口和井下系统可靠安放，还不能破坏像海底软弱的地层，以确保试采不会因为出砂和地层塌陷而失败。经过大胆创新，反复推演，团队成功地完成了极其复杂的井下试采系统安装，并经受住了60天试采的考验。

可燃冰试采的创举中，青年尤其是具有高学历的青年在这场科技攻坚战中崭露头角。中心60位职工，其中博士20名，硕士34名，70%以上的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尉建功是德国留学归来的博士，“国外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好。”他说，自己的梦想就是能有机会参与祖国的可燃冰研发工作。2015年他回国后，来到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工作基地，成为试采团队的一员。

试采前线指挥部指挥长叶建良大胆启用年轻人。他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去闯、去创新，让更多的年轻人挑起重担。试采平台各个组的组长、副组长和一些技术领域的主任、副主任大多都是年轻的“80后”。团队作出决策后，青年骨干们挑起重担，他们夜以继日展开上千次模拟实验，获取上万组的数据，为确立了行之有效的工作原则，保障了试采期间平稳连续产气打下坚实基础；试采期间，他们24小时轮流驻扎现场，在潮湿高温的海上平台现场实时跟踪工程参数，厚厚的工作服经常被汗水浸透；在闷热且嘈杂的振动筛边，他们采集分析水、砂样本，判断储层改造效果，全身被稀泥糊满；他们夜以继日，却无一人叫苦叫累。

无私奉献，彰显新一代青年风采

2017年，我国南海可燃冰连续试采60天，取得了持续产气时间最长、产气总量最大，气流稳定、环境安全等多项重大突破性成果，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

终于试采任务全部完成了，寇贝贝将最后一批离开平台。他回忆着过去的一幕幕，从试采前的紧张、忐忑、焦虑到而今的释然、欣喜、期待，他感慨在自己的岗位上圆满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问心无愧。一直失眠的他，终于在离开平台的前一晚睡了最踏实的一觉。

工程组青年工程师黄芳飞，在平台上度过了100多天，他记不清有多少个不眠之夜，但最难忘的是“苗柏”台风来临的前夜。为了确保测试的延续性，试采团队迎战台风，坚守岗位，最终顺利通过台风考验，为我国海域试采持续采气60天提供了保障。

康冬菊是团队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之一，承担着试采测井资料解释工作。这位年轻的妈妈因为工作经常出差，只好给宝宝断了母乳。可燃冰试采开始了，接到上平台工作的通知，她狠狠心对母亲说，“妈，你把孩子带到另一个房间吧，我得出发去海上了，孩子见到我走肯定要哭的。”就这样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溜出家门，抹抹泪，奔赴试采现场。试采胜利结束，终于可以回家与宝贝团聚了，她却对工作多日的平台有了一份不舍。综合组组长王静丽温婉而干练，试采期间，负责工程内外协调联络，带队完成了上百件函件和计划拟写，以及数不清的日报、周报、月报，以及接待、后勤、报账等。她和丈夫万庭辉共同奋战在试采团队中，并为此推迟了要孩子的计划。而高挑娟秀的于哲到试采平台工作近两月，她说，“我虽没赶上试采的开始，但坚持到了最后。”她深入了解试采工作的全过程，做好积累，发挥特长，成为优秀的试采工作科技传播者。

正是这种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驱动着中国可燃冰团队追赶世界的脚步，超越发达国家试采勘查水平，实现了我国在可燃冰勘查开发理论、技术、工程和装备全流程的自主创新，也彰显出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的风采。

年轻的试采团队在这场攀登世界高峰的科技攻坚战，追逐梦想、勇挑重担、无私奉献，充分展现了青春风采。如今，已有29人次先后获得各类省部级荣誉。试采团队荣获了“广东五四青年奖章集体”，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2017年度“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荣誉。

随着“峰迭阳山GP02安装成功、云台GP02安装完成……”这样的口令不断传来，2020年8月15日上午11时，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承担的30套预警设备全部安装成功并数据联网，在既定要求和时间内，圆满的完成了部局党组下达的工作任务。

此项工作开始于7月底。自然资源部党组为响应中央部署，进一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下达在全国滑坡灾害频发地区设置预警实验工作监控点的工作任务，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调局有五家单位承担，西安地调中心就是其中之一。接到命令后，西安地调中心党委领导班子高度重视，迅速成立工作组，李志忠主任亲自部署，各部门协调配合，抽调精英骨干15人为成员，7月27日即带着党旗抵达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经过科学对比、卫星制图、准确测量、优化布点，三天不眠不休，于7月31日已经拿出了舟曲地区成熟可行的监测预警点位布设方案上报。随后工作组按作业要求成立四个突击小分队，分别进行现场踏勘、设备选点。8月进入汛期，舟曲连绵阴雨，上山的路多处多次出现塌方，对于不熟悉当地路线的工作组更增加踏勘难度。另外，监测预警设备由多地供货，到货时间分散且在途时间长，为按时保质完成工作带来很大不确定因素。面对现状，技术人员不畏艰险，迎难而上，一方面联系熟悉道路的老乡做向导，一方面密切关注供货厂家，双管齐下，积极稳妥不断推进工作。技术人员从海拔一千多米、两千多米再到近四千米，每天不断踏勘丈量，险情加艰辛：几名业务骨干在一次阴雨滑坡中险些被山上落石砸中，为躲避落石滑到磕伤；大家常常十几个小时才能吃上一天的第二顿饭，饿到虚脱；有位同志因为工作强度较大，工作时间长，累到腰椎间盘突出才撤回后方；大家每天6点起床，晚上11点才回到驻地，坚持20余天，付出辛勤的劳动，随着设备的到来，全组人员齐上阵进行初安装，为赶进度，甚至通宵工作，所以才能在局党组要求的8月15日汛期到来之前成功的完成了这一艰巨而重大的任务。

工作期间，西安地调中心主要负责人两次带队前往舟曲，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同时为奋战在工作一线的技术人员助力打气；相关负责人按照中心党委班子安排驻扎当地，与工作组同吃同住同上山；技术负责人协同水环中心具体负责人反复多次沟通确定现场方案及数据联网操作；年轻的技术人员苦中作乐，工作气氛团结而热烈。

实践再次证明，这是一支像人民军队一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有战斗力，有凝聚力的队伍，上下一心，不畏艰难。面对部局党组交予的任务，这支平均年龄只有35岁，党员比例占77.8%的工作组，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体现了西安地调中心业务人员整体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技术水平。他们是逐步成长起来的骨干力量，是地质事业发展的熠熠希望。他们怀着对祖国人民的无限深情和高度责任心，在西安地调中心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人民群众财产生命安全保障奋发昂扬，不吝青春！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