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有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奉献者，三十余年来，他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书写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与忠诚，诠释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规划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轲。

恪尽职守，以敬业诠释责任担当

怀揣着对地质事业的满腔热忱，彭轲2007年加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调中心前身）。

在日常工作中，彭轲负责的工作涵盖了地质调查项目管理的方方面面。从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方案审查，到质量检查、年度考核，再到结题验收、成果评审，以及外协业务管理、差旅费报销审核等，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

彭轲（图中）在一线指导

“规划处承担着地调项目全过程管理职责，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我们慢一秒、松一尺，项目进度就慢一分，质量就可能差一寸。”白天，彭轲部署、组织协调项目工作；夜晚，他常加班加点完成其他工作。

今年，彭轲的左手手臂肌肉僵硬，活动受到限制，但面对繁忙的工作，他总是想着坚持下，说不定过几天能恢复了，就这样一直到情况严重到无法忽视，他才前往医院治疗。然而，即便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丝毫未减，依然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当被问及临近退休为什么还这么拼时，彭轲的回答朴实而真挚：“说句心里话，临近退休想少干点儿、过得舒服点儿是人之常情，但这要看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看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规划处工作多、杂、急，加上近几年又有两位老同志退休，人手更为紧张。我不干，别人就要多干，甚至可能导致事情不能按时完成。我总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番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道出了一位老地质工作者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守正创新，以钻研应对全新挑战

2016年，对于彭轲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熟悉的业务岗位转到了管理岗位。这一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最大的感触是要学的东西多、干的事情杂，挑战一点都不比业务岗位小。在管理岗位，涉及的工作面广，各领域的工作都必须会、必须懂，这也需要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回忆起初到管理岗位时的感受，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但更多的是迎难而上的坚定。

面对新岗位的要求，彭轲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于是，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从项目实施的各环节管理要点，到外协业务管理的时间节点安排；从制度制定，到资质申报和维护，他都用心钻研，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由于多年从事项目工作，彭轲对项目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感同身受。工作部署上，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设身处地为项目组着想。在不违背原则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总是积极为项目组出谋划策。比如，在质量检查或验收前，他会提前与项目负责人沟通，根据项目特点列出检查或验收的资料清单、重点工作事项，帮助项目组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充满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赢得了项目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彭轲看来，管理工作不仅是对事务的统筹协调，更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他用自己的行动，将管理工作变成了凝聚团队力量、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地质调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情系地质，以拼搏镌刻无悔年华

回顾30多年的地质生涯，彭轲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深刻的当属1998年冬天的湘西岩溶地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为了弄清花垣县排碧乡小龙洞的岩溶发育及联通情况，他和同事们在十几公里外的消水洞（落水洞），用工业盐和食用一品红做了2次示踪试验，接收点在岩溶排泄口。

在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他们在潮湿寒冷的溶洞里一待就是50天，每天只能以米饭加咸菜充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们退缩。白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操作，记录各项数据；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整理资料、分析数据，为揭开岩溶地区的地质奥秘不懈努力。

工作中的彭轲

如今回想起来，彭轲感慨万千：“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愈发浓烈。

“我已经参加工作35年了，到中心工作也有18年了，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地质工作，对地质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非常珍惜目前的工作岗位，也非常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对我个人而言，主要还是希望守好最后一班岗，为中心发展多出一份力。”彭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地质事业的不舍与眷恋。即使即将告别工作岗位，他依然心系地质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单位、为地质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深耕行业，以热忱赋能事业发展

除了对自身工作的坚守，彭轲还十分关注地质行业的发展和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成长。在他看来，地质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探寻资源的“先行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它不仅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地球的结构、物质组成以及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还能通过地质勘探发现和利用各种矿产资源，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面对当前单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彭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地调项目和成果转化必须“两手抓”“两手硬”。地调项目是主责主业，成果转化是最终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好地调项目，产出优质成果，才能实现成果转化，为单位发展开辟新道路。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目前中心地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找矿工作专业技术队伍力量不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他深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升地调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武汉地调中心众多青年地质工作者，彭轲满怀期望。他看到了青年一代学历高、知识面广、有干劲、能吃苦的优点，但也清楚他们在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因此，他鼓励青年地质人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传承老专家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要善于从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刻苦钻研地质业务，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前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生逢其时，施展能力的空间很广阔，但重任在肩，面临的问题挑战也不少。希望他们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担当大任，推动地质调查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彭轲的话语中，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也寄托着他对地质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三十余载地质路，彭轲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梦想，用行动诠释了吃苦耐劳、矢志奉献的精神。他是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更是地质事业的脊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地质人砥砺前行，继续书写属于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让地质之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图为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吊罗山乡什活村俯瞰。 琼中县政协 供图

“1小时卖出了近百箱琼中山鸡肉，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海南琼中美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凌告诉记者，山鸡畅销，得益于近日自然资源部扶贫办联合部宣教中心、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主办的“哇声一片”电商扶贫直播项目。此次直播吸引了80余万人次参与，成交229单。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海南岛中部，是自然资源部的定点扶贫县之一。近年来，自然资源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从政策、项目、产业等多个方面给予大力扶持，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巨大变化。勤劳的黎族、苗族同胞，正在谱写着脱贫致富的幸福欢歌。

2019年6月，琼中县通过了国务院扶贫办贫困县脱贫退出专项评估验收，成为海南省第一批脱贫摘帽县。截至去年年底，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退出5940户23930人，44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0.04%。

发挥部门优势 精准实施扶贫项目

去年11月，琼中县黎母山镇榕木村给自然资源部送来一面写有“饮水思源”的锦旗。榕木村村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真心感谢自然资源部帮他们解决了多年来的饮水难题。

自然资源部挂职琼中县县委常委、副县长王安涛介绍，榕木村的饮水工程是按照自然资源部精准脱贫总体工作部署，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负责在贫困集中连片缺水区实施的安全饮水示范惠民工程。

根据区域地质分析，榕木村周边地质构造不发育，是打井找水困难区。武汉地质调查中心通过详细的地面调查，按照“构造控水、裂隙导水、空间蓄水”原则精准部署，成功打出2口示范井，单孔涌水量分别达603吨/日和187吨/日，切实解决了榕木村与新进农场5000余人的安全饮水问题，实现了“一户一表一龙头”的供水目标。

榕木村只是自然资源部在琼中县实施安全饮用水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自然资源部通过在琼中县开展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调查，目前已建成11口集中供水井，覆盖16个村民小组，总涌水量达3324吨/日，各项水质检测指标均达到安全饮用水标准，满足了群众急需。

琼中县地处山区，地形条件复杂，起伏较大，表层风化严重，在降水、震动等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影响下，极易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为此，自然资源部在营根镇什金钗村小组建立了典型泥石流灾害监测预警示范点，通过监测雨量、土壤含水率、泥石流冲击断线及野外视频监测，助力当地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在琼中实施了海南岛热带特色农业区生态地质调查项目，编制了琼中县生态地质背景系列图件，探明该县分布有清洁土壤370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90%以上；在营根—湾岭地区开展1∶5万农业区生态地质调查，探明湾岭镇连片分布着绿色优质富硒富碘优质园地25.6万亩，达到A级绿色食品产地要求，为该县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打造特色富硒现代化农业产业品牌提供了支撑。自然资源部还安排项目经费1200多万元，选取琼中县红毛镇番响村开展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项目试点。

推进产业扶贫 增强群众“造血功能”

琼中县位于海南生态保护核心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3.74%，当地许多村庄“美得让人心动”。但是，老乡们的日子却过得不宽裕。

精准扶贫，首要是精准。去年，自然资源部安排扶贫资金180万元支持黎母山镇建设琼中山鸡林下生态循环养殖基地。基地占地240亩，建有2个山鸡肉鸡场和1个蛋鸡场。截至今年3月底，该基地共饲养山鸡苗14批次约9.68万羽，出栏山鸡约7.8万只；饲养绿壳蛋鸡5批次约 2.41万羽，产出绿壳蛋近80万枚。“该项目实施以来，吸纳了黎母山镇贫困人口约320户1381人抱团参与，已累计分红42万元；9名贫困群众在基地务工，一个月下来能有3600元。”王安涛告诉记者。

有了产品，如何卖出去？自然资源部采取了多项措施帮扶。一是开展消费扶贫，组织部机关、相关单位采购琼中山鸡蛋、山鸡肉、小黄牛肉、红茶等农特产品，去年销售总额30余万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琼中农副产品滞销，部相关单位进行消费帮扶，累计采购了12.9万元农副产品。二是借助极地科考和远洋科考平台，推动琼中农特产品成为“雪龙2”号极地科考船和“向阳红06”号远洋科考船的后勤保障品，帮助县属国有企业——海南琼中美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销售农产品170万元。按照合作协议，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将连续3年从琼中县定点采购农副产品。

打造“富美乡村”，不仅要美，更要富。在番响村，来自自然资源部的驻村第一书记徐岩介绍说，番响村拥有优越的生态环境、独特的民族文化，可以依托生态核心区和红色文化富集区的优势带动村域整体发展。眼下，村里正积极创建土地综合整治及生态修复示范村镇。

徐岩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在他看来，要想富，既要苦练内功，利用自身优势增强致富能力，也要引进外部资源。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先后投入77万元为番响村建设农家乐、工艺品加工等旅游配套产业；投入70多万元为南美村小组建设公共蚕房20间；投入18万元建成了44亩红毛丹种植基地；投入50多万元为道响村小组和番响村小组分别新建100平方米文化室、4间公共蚕房。

“扶贫效果好不好，关键要看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王安涛说，“摘帽”并不是终点，脱贫的成果还需要持续巩固提升。产业扶贫是直接有效的方法，也是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要通过产业发展，让群众走上长久富裕路。

坚持扶贫先扶志 激发群众内生动力

为从源头上彻底转变贫困群众中存在的“等靠要”思想，自然资源部在“扶志”上也采取了政策宣传、培训教育等多种方式，不断提高群众的自主发展意识，调动其创业就业的积极性。

去年，自然资源部为琼中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低保户、特困户、重度残疾户中的449名品学兼优学生发放了“海洋奖学金”35万元；分别在琼中民族思源中学、湾岭镇学校和黎母山学校举办校园科普讲座暨捐资助学活动，捐赠了10700册图书和价值2.5万元的学习用品。同时，为琼中县44个贫困村党支部书记、致富带头人、技术人才等举办专题培训班；组织专家赴定点扶贫村开展基层干部、实用科技人才队伍、富硒农业种植和地质灾害调查与防治等专题培训。此外，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和南海局海口中心站分别与琼中县红毛镇番响村党支部、长征镇新平村党支部开展了党建“结对子”工作，互相学习借鉴，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作用。

“要坚持扶贫先扶志，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充分发挥致富带头人、技术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通过他们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带动激发群众的潜能，最终实现全体致富的目标。”王安涛信心满满地说。

9月10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教育部共同主办的2018年“寻找最美教师”评选结果揭晓：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殷鸿福教授荣获“2018最美教师”光荣称号。

83岁的殷鸿福教授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层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拥有国际影响力。他先后倡导和开创了古生物地理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提出了中国的地球生物学学科体系和发展战略；他领导科研团队克难攻坚，使浙江煤山被确立为全球地质年代划分的一个标准——即“金钉子”。他从小就立志于中国的地质事业，曾获科技部野外科技突出贡献奖。他扎根地学教育，用初心成就生命演化之美，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园地里，辛勤耕耘，默默付出，谱写了立德树人、无私奉献的美丽篇章。

投身地学寻求真知

1935年3月15日，殷鸿福出生于浙江舟山，在家乡读小学。1952年，在好奇心的驱使下，17岁的殷鸿福考入了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开始了他的地质勘探生涯。1953年5月26日，他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名为《正确选定志愿，使我学习得好》的文章。他写道：“我以自己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给祖国服务，而感到幸福和自豪。”从此，他把一颗初心交给地质事业。

1956年，殷鸿福大学毕业后，师从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杨遵仪教授攻读研究生。为了撰写论文，他在贵州山区工作时，曾发着39度的高烧，带病搜集资料。他用这些亲自收集的资料，在论文中向当时由权威定下的雷口坡组属于拉丁期的标准挑战。后来，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又首先提出了华北三叠纪海侵。

1961年，殷鸿福从北京地质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正式开始地质教学与科研的旅程。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他硬是从自己每月40元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搞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一张35毫米的胶片要拍4页材料，每周数次到离学校很远的图书馆查资料，风雨无阻。在这期间他复习和初步学习了英语、德语、俄语和法语，做了几千张学术卡片，记下了几十本学习笔记，拍摄了几十卷胶卷的资料，撰写了近十篇当时无法发表的研究论文。

1978年，43岁的殷鸿福晋升为武汉地质学院讲师。社会大环境稳定了，地质研究才可能有序开展。时间不等人，他一头扎进科学的海洋里从事古生物与地质研究。由于他专业扎实，1980年便晋升为副教授。1980年3月至1982年3月，他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赴美访学。在美国期间，他先后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史密斯逊研究院工作，并先后在纽约科学院、耶鲁大学等25所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当时很多人渴望出国，他的一些科研合作者极力挽留他，他都婉言谢绝了。

1985年，年过半百的殷鸿福带队赴秦岭山区工作。为了追索二叠-三叠系界线，一天，他带病爬海拔4000米以上的岷山，下山时因体力不支，摔倒在乱石丛中，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但是依靠顽强的毅力，两年后他又重新活跃在野外工作中。

1993年12月，是殷鸿福人生中最为难忘的日子，他凭着多年的研究积累，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巨大的荣誉面前，他从容镇定。

将“金钉子”定址中国

殷鸿福院士和学生在一起

殷鸿福院士在野外考察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殷鸿福就在贵州开始从事三叠系地层学和古生物双壳类和腹足类的研究，并取得了高水平的成果，建立了贵州省三叠系生物地层框架，并把嘉陵江组的时代定为早三叠世。

全球界线层型剖面和点(GSSP)俗称“金钉子”，是全球确定唯一的点位，作为国际地层对比的标准。它被视为一个国家地层科研水平的反映，许多学者都以争取在其本国国土上建立界线层型为荣。距今2.5亿年前的古、中生代之交的二叠-三叠系界线研究，由于是三颗断代界线金钉子之一，并且在界线处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群绝灭，该界线的研究备受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国际地质界研究的热点。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划分一直采用伍氏耳菊石出现作为三叠系的开始的观点。殷鸿福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华南广大地区开展了二叠-三叠系界线的研究。通过对国内外资料的分析研究，他认为耳菊石的地理分布具有局限性，不宜作为全球的对比标准，并在1986年于意大利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会议上，提出以微小欣德牙形石的首次出现作为三叠系开始的标志。1993年，殷鸿福以全票当选界线工作组主席，在加拿大卡尔加里召开的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工作组会议上，确定了4个国际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候选剖面，其中浙江长兴煤山位居榜首。1996年，他联合中、美、俄、德九名投票委员， 在国际刊物上联名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层之底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

1996年国际上一些人抵制煤山。殷鸿福为争取煤山剖面所在地浙江长兴县正式开放，进行了大量工作，争取了多数科学家的支持。1999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开放长兴县。自1999年10月至2000年11月，先后对煤山剖面进行了界线工作组、三叠系分会、国际地层委员会三轮投票，均以很高赞成率获得通过。并在2001年2月由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确认，正式树为全球层型剖面和点位（GSSP）。该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多年来，殷鸿福经过对三叠系的研究，提出了中国及东亚地区拉丁期发生过大海退。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率队开赴条件艰苦、交通不便的秦岭山脉及其相邻的四川松潘、甘孜地区进行三叠系研究。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系统重建了秦岭地区三叠纪地层系统，并在秦岭地区首次发现了海相拉丁阶及上三叠统，重塑了秦岭晚古生代裂陷史和印支期运动史，这些成果对于正确认识秦岭山系的地质演化及指导该区三叠系中所蕴含的丰富的金矿床的勘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几十年来，殷鸿福在中生代双壳类和腹足类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系统分类和属种鉴定工作，累计发表描述逾300个化石属种，图版80幅。

从古生物学到地球生物学的转身

殷鸿福于1982年最早向国内介绍用古生物地理论证微板块和地体的活动，组织我国地史时期古生物地理的研究，并于1988年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地理学》专著，该项成果在收集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包括1万多个物种和21.7万个计算数据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地史时期热、温、寒带生物区系的区别标志；论证了中国各时代的古生物地理区划，为我国板块活动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94年《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英文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在国际古生物学界引起了高度重视，国际著名期刊《科学》发表书评予以高度的评价，2000年该书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从达尔文、莱伊尔时代开始，地质学界和生物学界一直以渐变论占主导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提出了持生物演化突变观的间断平衡论，殷鸿福于1982年撰文向国内同行介绍这一演化理论。他认为这一观点符合科学研究的量变到质变规律，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在华南二叠系、三叠系研究中获得的大量实际材料和证据，于1988年作为第一作者出版了《地质演化突变观》一书，从地质事件及古生物演化角度论证了地质历史中的突变性。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两次来信与他探讨问题，并指出：“地质演化突变观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

殷鸿福主编的《扬子及其周缘东吴-印支期生态地层学》，是我国第一部生态地层学专著。该书提出了为盆地分析服务的一整套生态地层学理论和方法，并成功地应用于扬子区二叠-三叠系的实践。他系统地提出了应用古地磁、构造、沉积、地球化学、古生物地理和古气候进行古海盆的活动论复原方法，并以秦岭和华南为对象探索活动论的古海洋恢复和盆地演化。

古生物学不能光盯着大型古生物，而忽略肉眼难以分辨的微生物。大规模的微生物活动会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事实上，地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没有氧气，正是因为微生物的活动，才使空气中的氧气逐渐增多，使高级生命的形成成为可能。煤、油、气资源，碳循环，海洋赤潮和湖泊污染都与微生物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殷鸿福首先将地质微生物活动与矿床学结合起来，主持了微生物成矿的研究。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提出了生物－有机质－流体成矿系统的理论体系。

实干彰显“美丽”风范

殷鸿福在教学和科研中，不管山有多高，路有多远，都要亲自到野外考察。他常对学生们说：“科学是实事求是的，我不亲自去野外考察，怎能拿出充分的证据让别人相信我的论证呢？”他到过世界屋脊、茫茫戈壁、云贵高原、西南边陲、秦岭山区、南海之滨，他住过帐篷，也住过条件极差的小客栈，他吃过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这一切都是为了收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创新是科学研究的源泉。渊博的知识、开放的思想、勤奋地工作，使殷鸿福具有不断创新的动力。上世纪80年代，殷鸿福刚从美国访学回国时，在没有科研经费的情况下，仅靠科技处拨付的5000元资助，组织十几位专家白手起家，团结奋斗，进行古生物地理学研究工作，最后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地理学》这一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

殷鸿福深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在地质教育方面，早在1964年初他就与人合作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古生态学教程》。他曾先后担任了原地矿部古生物学课程指导委员会主任和教育部地球科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等职，积极倡导古生物学及地质学的教育改革。

殷鸿福作为院士，多年来坚持给本科生授课。除指导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外，他还培养了约50名博士和硕士。殷鸿福在培养研究生时，总是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并十分注意选题的前沿性，使学生一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在研究过程中，他一方面要求学生重视野外地质实践以掌握扎实的第一手资料，另外又能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最后他严格把关，对于一些细小的学术问题都从不马虎，以培养研究生严谨的科学作风。

目前，殷鸿福已先后培养了5名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有的先后担任了国际地球生物学会主任委员会委员、国际牙形石协会主席、国际三叠系分会副主席，3个国际IGCP项目的主席等职务。2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人是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1人入选了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5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人获得全国首届创新争先奖。2人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殷鸿福一直关心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他经常助学，彰显名师爱心。这些年来，他向学校捐助的奖学金共计42万多元。此外，他还多次向不同学生和组织进行了捐助，他还向学校图书馆捐献了一大批极具学术价值的外文书刊。

殷鸿福不仅努力从事地质教学与科研工作，还投身到科学普及工作中。他是武汉自然博物馆名誉馆长，多次担任各种科普活动和竞赛的顾问、评委会主席等，每年都会到大中小学从事科普讲座，累计达数十次，广受欢迎。他出版的《寻找恐龙的伙伴》《生物演化与人类未来》等科普书，曾二次获奖，有的还再版。在他看来，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同等重要，参与科普工作，也是院士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回首六十年的治学之路，2018年度全国最美教师殷鸿福有太多的感悟。他经常说道：“问道争朝夕，治学忌功利。”这一方面是对学生们的勉励，另一方面也是自勉。在教学与研究的道路上，他是意志坚定的攀登者，他总是把登上的山顶作为开辟新路的起点，一步步从宇宙洪荒的地球深处走来，使自己由沙粒逐渐演化成民族的脊梁。

“海洋六号”收缆起航

“海洋四号”科考船在南极

时隔26年，重返南极。

这是两艘科考船的南极情缘，也是两名南极科考队员的人生故事。

2016年12月28日14时，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所属的“海洋六号”船从智利最南端城市蓬塔起航，直奔南极，执行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六号”航次任务。参加科考的72位科考队员中，曾到过南极的仅有寥寥几人，何发光、邓希光是其中的两位。

何发光：重返南极的见证者

翻看着当年的老照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船舶大队大队长、在这次南极科考中担任“海洋六号”船指导船长的何发光，向记者讲述了26年前的南极故事：

1990年10月到1991年5月，科考船“海洋四号”赴南极海域，作为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在南极海域开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是我国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当时，何发光刚刚从大学毕业，以见习二副的身份随船出航。

何发光回忆道，“海洋四号”船只有3000多吨，比现在的“海洋六号”小了1/3。船上90多位科考队员，大多是4人一个房间，上下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没有造水机，淡水非常缺乏。到南极后，更是如此。为了节约用水，船上一大半以上的队友都剃了光头。

何发光告诉记者，当时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通信条件差，和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往来一次要一个多月。那时，观测气象变化主要依靠人工。有一次，极地突发气旋，而“海洋四号”正火速赶往锚地避险，由于风浪太大，抛下锚链后也一直没能稳住，情况万分紧急，只能拼命迎风顶住，直到最后关头，锚链咬住，船才稳住了。

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何发光最宝贵的人生记忆。他把这些照片存进手机，随身携带。2016年5月，在得知“海洋六号”被批准执行第33次南极科考航次任务后，已经50岁的何发光主动请缨，报名参加这一重大任务。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当年经历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显著提升、极地科研欣欣向荣的亲身见证。

何发光说，20多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一直有着重返南极的梦想。“海洋六号”入列后，很快开展了极地工作能力论证，论证结果认为具备在极地夏季浮冰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大洋工作的磨练。到2015年，“海洋六号”南极科考工作开始筹备，获得国家极地主管部门批准后，船舶大队作了充分准备。

如今的科考船“海洋六号”，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通信联络设备，还可以定时接收卫星云图，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避险能力。在科考生活条件方面，更是有了很大改善，比如，开放了微信、网络电话等，科考队员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联系。船上装备有造水机，生活用水很方便。为了这次南极科考，还专门更换了登陆艇、救生艇，并专门为每位科考队员定制了整套的防寒服装、鞋帽等。

26年过去了，何发光亲眼见证着我国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的显著改善。

邓希光：新一代大洋南极科考中坚

邓希光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担任“海洋六号”船南极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他师从我国第一代“南极人”、我国南极地质科考事业开创者刘小汉。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希光于1997年11月~1998年1月，从智利蓬塔乘坐西班牙科考船出发，在西班牙科考站开展南极科考，并完成了题为《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火山岩基底沉积学及其大地构造制约》的博士论文。19年来，随着我国极地科考任务的持续开展，参与其间的他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大洋南极科考中坚。这次南极科考中，他将率领一个10人团队完成登陆考察。

在蓬塔港外抛锚期间，邓希光给“海洋六号”船科考队员们作了关于南极科考的科普讲座。他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极概况、区域地质研究现状、研究程度以及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主要情况，并展示了自己19年前参加南极考察的经历。

邓希光说，南极是地球上至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圣地，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如今，我国南极科考的调查力量，调查深度和工作环境，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早期的“向阳红十号”，到中期的“极地号”、“雪龙号”，到“海洋六号”科考船，特别是现在，新的极地科考船已经开工建设，反映出我国对极地工作的重视。

自1984年组织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32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4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日地物理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建立了极地科学数据和标本样品的共享平台，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新发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2005年我国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进入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2009年在该地区建成我国南极昆仑站为标志，中国极地考察正在由极地大国向极地强国迈进。

贵州省地质科技园外观

启动仪式现场

12月16日，贵州地质科技园正式开园。这是贵州省地矿局用活资源存量，培育“互联网+”大地质市场形成的以地质经济为基础的商业性高科技园区，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以地质元素为主题，以地质大数据、地质大生态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园区，标志着贵州地质科技、地质大数据建设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发挥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作用，彰显地矿综合服务能力

40余个科研创新平台和一批省内外科研机构已在园区落户

大众矿评APP、互联网农业地质大数据软件“土元素”等均已正式上线

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为全国地矿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路

为什么要建地质科技园——

互联网思维下的转型升级

作为有623万贫困人口、约占全国贫困人口1/10的贵州省，要想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十三五’期间实现全部脱贫，2020年同步进入小康”的目标，地矿部门必当有所作为。

贵州省地矿局成立于1957年，拥有甲级资质113个，涵盖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农业地质、环境地质、旅游地质、城市地质等各个领域。作为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与研究重要力量和地质工作主力军，该局在一步步打开贵州地下宝藏的同时，也描绘了一个由各类矿产资源构成的立体贵州。

然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矿业经济持续低迷，地勘市场陷入低潮已是不争事实。“贵州作为能源资源大省，能矿企业仍然是贵州工业强省的主要支撑，对资源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更需要全面提高资源评价水平，提供可靠的资源保障和地质支撑。”贵州省地矿局局长付贵林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贵州省地矿局将围绕服务贵州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战略，积极寻找项目机遇。”在他看来，地质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地勘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必须以服务和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主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一条依托于地质优势，又不局限于地质的适合贵州地矿发展的新路。

2015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要实施“大数据”“大扶贫”“大生态”发展，即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深入推进工业强省和城镇化带动主战略，突出抓好“大数据”“大扶贫”两大战略行动。“实施‘地矿产业转型升级、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战略。”贵州省地矿局领导班子经过多方调研和精心筹划，决定将地质优势资源与互联网思维有机结合，依托国家及地方政策扶持，结合全局人才、技术、成果、装备等优势，推动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以精准的产业定位、专业的运营机制、高标准的物业配套和专业化的运营团队为入驻企业提供一流的发展环境和增值服务，并作为该局打造产业转型升级、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的平台。

这一思考，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上落地生根；这一探索，在2016年12月16日得以呈现雏形。一个以贵州大数据战略为依托，以“园区智慧科技、产业跨界融合、运营专业极致、品牌创新生态”为发展目标的全国首家地质主题综合型科技园区——贵州地质科技园正式开园。

地质科技园能发挥什么作用——

“三张金名片”打造云未来

在贵阳市观山湖区石林西路上，9栋8层的楼房拔地而起，总建筑面积达10.5万平方米。这座贵州省内首次全部采用地源热泵系统采集浅层地温能的建筑群，总投资约4.3亿元，已成为贵州省内节能环保的样板工程和示范项目。

说起地质科技园发挥的作用，贵州省地矿局副局长朱春孝如数家珍。园区立足于空间环境、商务配套、政策措施、公共技术平台和增值服务等平台的搭建，以“园区智慧科技、产业跨界融合、运营专业极致、品牌创新生态”为发展目标，着力打造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以地质为主题的综合服务大市场和地质产业集聚生态圈。园区内建有地质资料档案馆、地质调查院、地质环境院、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地质创客空间等，以此不断挖掘地质成果，加大资料的二次研究开发力度。比如：旅游资源、山地资源、地热水矿泉水资源、浅层地温能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高速发展，都需要地质工作提供新的资源保障和支撑。

园区以大地质为基点，围绕国土资源部提出的“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围绕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产业在资源、能源、环境等方面推动地质科技创新，引进行业内科研院所，合作建立41个平台，有教授工作站、博士工作站、工程中心、工作站，通过人才聚集、技术聚集、成果聚集，进一步催生各类科研项目和科技成果，助推与地质关联产业的发展。园区还是全国唯一一家以地质元素为主题，着力打造智慧地质、智慧地环、智慧科技，以地质大数据、地质大生态引领发展的科技创新园区。可以说，园区在促进地质资料开发、地质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发挥地质科技创新驱动和引领作用、更好地服务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发挥资源保障和技术支撑作用，彰显地矿综合服务能力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也将成为地勘单位改革发展的载体、创新合作的平台。

“我们要着力打造‘智慧地质、智慧地环、智慧科技’三张产业金名片。”朱春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园区的目标是打造以创新、智慧、生态为理念的“互联网+大地质”产业基地和西部地区最具知名度的大地质技术、数据服务综合大市场。

其中，智慧地质板块是探索“互联网+地质科技”模式，将园区打造为集地质勘查、地质找矿、技术咨询、地质科研、测试与检测、金融服务、矿经咨询、矿业权交易、资源信息、矿企孵化、成果交流与转化为一体的地质大市场，实现推动地质行业转型升级的目标。智慧地环板块是结合能源优势拓展新能源及智能节控系统，结合技术优势整合灾害治理、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土地整治、环境修复规划设计及施工、土壤地球化学评价、水治理及保护等环境技术服务。智慧科技板块是引入大地质产业链周边中介服务机构及贵阳市重点发展产业：大数据产业、智慧旅游产业、电子商务产业、医药健康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新材料产业等，文化与商品转化，吸引文创产业企业开发包装地质文化及周边产品，作为科技园文化技术支持服务平台。

地质科技园如何发展——

全力发挥科技服务和引领作用

贵州省政府十分重视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建设，12月13日，分管副省长黄家培来到园区视察、指导工作并作出批示。他强调，要使科技园成为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的载体，同时也成为创新与合作的平台，要围绕大地质做文章，把科技园做实、做精。要有发展理念，着眼未来、超前谋划，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把科技园打造成贵州乃至全国的行业标杆，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开园当天，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校长郝芳对科技园的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早日成为前沿地质理论的培育中心，资源探测技术的研发基地，高端复合技术的转化平台，高层次急需人才的培育摇篮。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东兵在开园仪式上提出了期望：“希望贵州地矿局树立大地质大服务、绿色勘查的理念，以地质科技园为契机，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地质工作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力军作用，更好地服务于贵州经济社会发展。”

贵州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付贵林表示：“贵州拥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地质资源，有着一支杰出的地质人才队伍，相信贵州省地质科技园能够推动地质科研成果的转化运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贵州工作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贵州工作站、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产学研基地等40余个科研创新平台和一批省内外科研机构都已在园区落户。科技园已与相关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合作共建“云上贵州地质科技”大数据产业示范基地。在地质大数据开发应用方面，园区主导开发的首款矿业信息咨询软件平台——大众矿评APP正式上线运营，将为入驻企业提供全方位的地质科技、咨询、交易等领域的服务。互联网农业地质大数据软件“土元素”也已上线，将有效整合地质大数据和农业大数据，为广大种植企业（户）在种植前、种植中、种植后进行指导和提供服务。不仅如此，为更好地服务入驻企业，贵州省地质科技园还整合多方资源，搭建了地质服务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应用技术研发平台，通过完善的服务体系，打造了项目申报、商务咨询、创业导师、投融资、法律、中介等创新增值的全套服务。

记者了解到，贵州省地质科技园在未来将立足省内地质优势资源结合贵州省大数据、大扶贫、大旅游和两化战略需要，研究开发地质资料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地质大数据开发利用。利用地质科技园平台，围绕地质科技创新战略，在科研立项合作、土地整治、生态修复、矿山治理方面下功夫；围绕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在地质环境重大问题上下功夫；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源调整，在浅层地温能等清洁能源下功夫。此外，旅游普查成果应用、地热勘探、锰矿、铅锌、金矿、优质水资源、新型建筑材料、城镇化和贵州基础建设等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助推地勘单位经济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开园，标志着贵州地质科技、地质大数据建设从此翻开新的篇章。与此同时，找准大数据与地质找矿的结合点，贵州省地质科技园的建设将为全国地矿行业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对国有地勘单位的改革与发展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工作站、基地落户贵州地质科技产业园，一条以地质科技创新为纽带的大数据集聚全产业链将在贵州初现端倪。

时隔26年，重返南极。

这是两艘科考船的南极情缘，也是两名南极科考队员的人生故事。从1984年我国首次开展南极科考工作以来，正是依托一代代“极地人”的不畏艰苦、奋力前行，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极地科考的大国，还朝着极地科考强国的方向稳步迈进。

12月21日，“海洋六号”船来到了南极小镇——智利篷塔。这里是智利最南的城市，也是南极科考船补给的最后一站。参加中国第33次南极科学考察的“海洋六号”船72位科考队员中，曾到过南极仅有寥寥几人，何发光、邓希光是其中的两位。

翻看着当年的老照片，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船舶大队大队长，在这次南极科考中担任“海洋六号”船指导船长的何发光向记者讲述了26年前的南极故事：

1990年10月到1991年5月，科考船“海洋四号”赴南极海域，作为中国第七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成员之一，在南极海域开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当时，何发光刚刚从大学毕业，以见习二副的身份随船出航。这次行程不仅让他见到了企鹅、海豹和冰川大陆，也让初出茅庐的他真正体验到了南极科考的艰难困苦。

“海洋四号”船隶属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它执行的这次科学考察，是我国在南极海域开展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综合调查。

何发光回忆道，“海洋四号”船只有3000多吨，比现在的“海洋六号”小了三分之一。船上90多位科考队员，大多数是4个人一间，上下铺，没有独立的卫生间，没有造水机，淡水非常缺乏。到南极后，更是如此，所有房间的水龙头都关掉，只留厨房一个水龙头，大家要洗脸刷牙冲凉，就拿桶到厨房去接水。在南极的几十天，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了节约用水，船上一大半以上的队友都剃了光头。要过春节了，为了给大家弄点水洗个澡，船上用缆绳牵着水管从长城站上取了一次水，费了很大劲。

何发光告诉记者，当时的通讯、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和家里联系，主要靠写信，往来一次要一个多月，给每位科考队员也只配发了三件服装御寒。尤其是，气象预报条件还比较差，每天要依靠人工观测气象变化，由于极地气候状况变化莫测，科考船几次遭遇险情，有一次差点船毁人亡。当时，极地突发气旋，“海洋四号”火速赶往锚地避险，由于风浪太大，抛下锚链后也一直没能稳住，情况万分紧急，只能拼命迎风顶住，直到最后关头，锚链咬住，船终于稳住了。当晚，降下暴风雪，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船钟上被冻上了厚厚的一层冰。

当年的经历，如今已经成为何发光最宝贵的人生记忆。他把这些照片存进手机，随身携带。今年5月，在得知“海洋六号”被批准执行第33次南极科考航次任务后，已经50岁的何发光主动请缨，报名参与这一重大任务。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当年经历的一次回顾，更是对中国极地科考能力显著提升、极地科研欣欣向荣的亲身见证。

何发光说，20多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一直有着重返南极的梦想。“海洋六号”入列后，很快开展了极地工作能力论证，论证结果认为具备在极地夏季浮冰区开展工作的条件。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大洋工作的磨练。到2015年，开始筹备开展南极科学考察这项工作，获得国家极地主管部门批准后，船舶大队做了充分的准备，自己投入精力也比较多，也比较早就报名了。应该说，和26年前相比较，现在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都好了很多。现在去南极，没有以前想象的难度那么大了，有信心完成任务。

如今的科考船“海洋六号”不仅配备了现代化的通讯联络设备，可以定时接受卫星云图，大大提高了船舶的避险能力。在科考生活条件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增加了很多人性化的内容，比如，开放了微信、网络电话等，科考队员们每天都可以和家里联系。船上装备有造水机，生活用水很方便。一般科考队员或单间或两人一间，有独立的卫生间，生活居住条件都有了显著改善。为了这次南极科考，还专门更换了登陆艇、救生艇，新增了通讯卫星网络设备，并专门为每位科考队员定制了整套的防寒服装、鞋帽等。26年过去了，何发光亲眼见证着我国科考船工作生活条件发生的显著改善。

邓希光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矿产所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担任“海洋六号”船南极科考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助理。他师从我国第一代“南极人”、我国南极地质科考事业开创者刘小汉。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邓希光于1997年11月-1998年1月，从智利篷塔乘坐西班牙科考船出发，在西班牙科考站开展南极科考，并完成了题为《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中新生代火山岩基底沉积学及其大地构造制约》的博士论文。19年来，随着我国极地科考任务的持续开展，参与其间的他也已经成长为新一代的大洋南极科考中坚。这次南极科考中，他将率领一个十人团队完成登陆考察。

在篷塔港外抛锚期间，邓希光给“海洋六号”船科考队员们做了关于南极科考的科普讲座。他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南极概括、区域地质研究现状、研究程度以及我国南极科学考察的主要情况，并展示了自己19年前参加南极考察的经历。

邓希光说，南极，是地球上至今未被开发、未被污染的洁净大陆，蕴藏着无数的科学之谜和信息，是科学研究的圣地，是与全球环境变化、经济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命运休戚相关的最后疆土。如今，我国南极科考的调查力量，调查深度和工作环境，都比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从早期的向阳红十号，到中期的极地号、雪龙号，到“海洋六号”科考船，特别是现在，新的极地科考船已经开工建设，反映出我国重视极地工作的态度。

自1984年组织第一次南极科学考察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32次南极科学考察，建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四个南极科学考察站，在极地冰川学、海洋学、地质学、生物生态学、大气科学、日地物理学等领域积累了大量观测数据，建立了极地科学数据和标本样品的共享平台，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科学新发现，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以2005年我国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地面进入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2009年在该地区建成我国南极昆仑站为标志，中国极地考察正在由极地大国向极地强国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