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时节，柴达木盆地北部大浪滩地区强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茫茫戈壁上，在完成一天的工作量后，一群地质工作者带着满身风沙与汗水回到带有空调的现代化宿营模块方舱，带上换洗衣物，依次进入淋浴模块方舱洗去满身疲惫。不多时，一名地质工作者端着热腾腾的饭从炊事方舱走出。“以前想都没想过，在极度干旱缺水的戈壁滩上能有这么好的住宿环境，而且回来就能洗热水澡，吃热乎的饭，保障基地真是太给力了，这样的工作条件跟在城镇里没多大区别，我们在野外干活的劲头也更足了”，他感叹道。

这是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宁野外综合保障基地在大浪滩地区利用新配置的功能性模块化方舱，探索建设现代化保障营区并开展保障工作的场景。

大浪滩地区位于柴达木盆地北部，常年黄沙漫天，寸草不生，鸟兽绝迹，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是典型的“三无”（无水、无电、无信号）地区，传统的野外条件保障方式在这里显得力不从心，探索建立沙漠戈壁典型地域环境特征中更为现代化的野外条件保障模式尤显重要。

2023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为更好改善广大地质工作者野外工作和生活条件，提升地质调查现代化水平，制定了野外条件保障规划，构建覆盖全国的野外综合保障基地，明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西宁中心”）负责建设西宁野外综合保障基地，主要保障可可西里湖-扎陵湖一线以北的青海省全境和甘肃地区野外项目开展。受领任务后，西宁中心党委立足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部署，坚持以项目组保障需求为导向，经多方研究论证，确定了“三站式”（综合保障基地+野外保障工作站+前进保障营地）野外综合保障基地建设思路，大浪滩前进保障营地就属于野外项目一线营地保障。

“现代不现代，关键看野外”。野外工作条件艰苦，一线工作者住的好不好、吃得好不好、就医条件怎么样等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级领导极为关注的重点，当了解到存在营地用水困难、卫生条件不足等问题时，西宁野外综合保障基地立即补充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解决好一线工作者急需解决的问题。

大浪滩营地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柴达木盆地盐湖区物探综合调查项目组和西宁野外综合保障基地联合建设。整个营地主要由集装箱模块化方舱组成，包括宿营、餐饮、卫浴、医疗、供电、办公、会议等功能性模块，可在野外无依托条件下开设野外综合保障营地，为野外地质工作提供医疗生活、室内作业、交通运输、物资短期存储、安全监管等功能齐全、较为持久的一体化保障。截至目前，已为4个野外项目组近百余人提供了野外条件保障，赢得了野外一线工作人员的点赞好评。

保障基地负责人表示，“面对部、局党组对野外一线工作者的关怀，对西宁野外综合保障基地的殷切期望，我们将始终以保障需求为导向，做好每一件具体工作，解决好每一个急迫问题，把一线工作者野外的家建设好，让大家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到野外地质工作中去，全面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对大多数人来说，青藏高原的美，在于碧空如洗的蓝天、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旖旎的湖泊……但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主任李海兵研究员的眼里，青藏高原的美隐藏在从古至今一次次的大地脉动中。“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青藏高原变形构造、活动构造与地震机制研究。地质研究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一份职责与使命。”

行走在“世界屋脊”之上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是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互相作用的结果。距今4500万年以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方推进与欧亚板块发生强烈碰撞与挤压，在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出现强烈的新构造上升运动，形成了目前的“世界屋脊”。

自从198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质所工作，李海兵就与青藏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高原地区工作要面临各种风险。最危险的一次是2003年在藏北阿里无人区工作期间，他因感冒引发肺水肿，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才脱离危险。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山洪暴发，在洪水即将冲到帐篷的关键时刻，他将珍贵的野外样品从帐篷里转移出来。忆及往事，他没有后怕或犹豫，“我坚信地质工作的主战场在野外”。

李海兵（左三）在野外工作现场。

近年来，地质研究所举办大学生地学夏令营，带领来自全国地质院校的大学生开展地质研学。这些大学生们对李海兵印象深刻：“李老师知无不言，许多世界前沿的科学认知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都拿出来和我们探讨。”“他在给我们讲授知识时，总是‘手舞足蹈’、两眼放光，而且想要将他研究多年、处于世界前沿、现在在课本上还见不到的成果都教授给我们。”“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李老师总是鼓励赞赏我们，并一步步引导我们，为我们耐心解答。”学生们说，在他身上看到了地质学家对地质的那种炽烈的热爱和对后辈的慷慨无私之情。

对地质的热爱始终支撑着李海兵。在工作中，他敏锐把握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态势，提出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构想，引领原创性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关键领域攻关，只为揭开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纱。

30年来，李海兵多次组织开展青藏高原强地震应急调查，确定了阿尔金、东昆仑、龙门山、鲜水河等青藏高原主要断裂带的几何展布，研究了断裂的运动速率和强地震复发周期，总结出青藏高原不同块体的地质、地貌、断裂组合和地震活动特征，提升了对青藏高原强震活动性、活动规律的认识，在汶川地震机制及破裂过程、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构造变形与活动历史、主要断裂带强地震复发周期和动力学过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为国家防震减灾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地震应急科考“先锋兵”

自2001年11月东昆仑可可西里发生8.1级大地震以来，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进入地震活跃期，持续发生多次破坏性强震。昆仑山、新疆、汶川、玉树……每当大地震袭来，李海兵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地震灾区，开展地震应急科学考察，为抗震救灾和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

频发的余震、破裂的山体和地表、垮塌的建筑物从未阻挡住他前进的步伐。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海兵和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及科学钻探选址考察队在汶川、北川、青川等地进行为期30天的同震地表破裂带研究。白天，他们沿着地震破裂带认真勘察，走访当地群众，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地震活动遗迹；晚上则在帐篷内加班加点，裹着睡袋打个盹儿就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严酷的工作环境下，他一直以饱满高昂的工作热情影响和感召着考察队全体成员，通过细致认真的勘查和扎实严谨的分析，及时形成对发震机制的认识，为上级分析研究余震灾情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的总地质师，李海兵通过组织实施汶川科钻工程，发现和确定了汶川地震两阶段破裂过程和两种不同的滑移机制，识别出龙门山断裂带易发生大地震的粘滑型断裂和不易发生大地震的蠕滑型断裂，发现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有效摩擦系数(≤0.02)，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对认识大地震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具有重大意义。

坚守初心矢志报国

作为一名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李海兵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要立足科技前沿、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切实把履行责任、担当作为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和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近两年来，李海兵带领团队，在鲜水河活动断裂带开展了1∶5万专题地质调查和填图工作。2020年，他参加了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的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工作，为川藏铁路建设提供调整优化建议，得到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充分认可和表彰，相关成果入选了中国地质学会2020年十大科技进展。“这些成果都表明，基础地质研究可以有效服务国家需求。”李海兵语调略带自豪地表示。

地调科研工作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和团队形成的过程。作为团队领军人物，李海兵组织并领导团队开展地球科学研究，积极树立协同发展思维，充分发挥团结合作精神，通过项目培养聚集了一批青年人才。团队成员近年来一直活跃在青藏高原活动构造与断裂作用研究第一线，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个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973项目以及多轮地质调查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地震机制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团队成员马晓丽因在推动我国地震灾害评价体系建设和促进中外科研合作交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第十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国政府友谊奖；潘家伟、郑勇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图幅地质填图科学家名单；李海兵团队入选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今年五一前夕，李海兵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将这份荣誉视为一种激励，将奋楫扬帆、赓续前行，在青藏高原上书写更宏伟的篇章。

（来源：《旗帜》2023年第9期；作者系中国矿业报记者）

图为祁连山草原重要组成部分——门源县花海鸳鸯高山珍稀水禽自然保护区。 王丽华 焦生福 文/图

9月4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建设国家公园省 传递大美青海情”新闻发布会。发布会详细介绍了青海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的生动实践，以及系统治理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好青海湖“颜值”的典型做法。

发布会介绍了青海“大”的生态价值：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和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青海生态资源总价值达18.39万亿元，每年向下游输送600多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生态服务总价值为7300亿元。青海的“大”，还在于地域广袤、资源富集，国土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1/13，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达105万亿元，新能源装机容量突破1200万千瓦。全省各类自然保护地217处，湿地面积居全国首位；90%的国土是限制和禁止开发区，现有林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5.3%，可利用天然草场5亿多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2种、二级保护动物63种。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青海省确立了“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三江源、祁连山两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组织架构上，组建了省州县乡村五级国家公园管理的“大部门制”实体。在依法建园上，颁布试行了国家公园条例，成立三江源生态法庭。在体系建设上，编制国家公园总体规划，明确了管理规范和技术标准。在保护发展上，对三江源地区取消地区生产总值指标的考核。在科技支撑上，与中国科学院建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设立院士工作站。在人才培养上，省内大学开设了国家公园管理方向的专业学科。在工程项目上，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二期和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综合管护上，4.3万名牧民放下牧鞭由草原利用者转变为生态管护者，可可西里申遗成功成为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答卷。

下一步，青海将按照“三步走”目标，开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示范省更加美好的明天。第一步，到2020年，完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任务，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基本框架，建成全国生态保护修复示范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典范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先行区、高原大自然保护展示区、优秀生态文化传承区。第二步，到2022年，保护和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初步建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管理体系。第三步，到2025年，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更加健全，统一的分级管理体制更加完善，保护管理效能明显提高，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自然保护地典范。

此外，青海在探索自然生态承载力和人类社会发展生产力之间协同发展、在国家公园内更好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在可可西里区域内伤害了二级保护动物、一级保护动物，青海将协同西藏和新疆进行追责；为了更好保护，关闭阿尼玛卿雪山旅游景点，有效管理青海湖鸟岛的游客行为等。

与此同时，青海下大力气保护好青海湖的“颜值”，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在空间管控上，进一步廓清保护区范围和边界，切实做到规划不留败笔，保护不留死角；在依法保护上，抓紧立法，推动完善流域综合执法、联合执法，用法治的力量来保护好青海湖；在生态治理上，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统筹岸上岸下、水面陆地，依靠科技同步开展生态环保和生态修复，切实维护环湖地区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在环保设施上，坚持先地下、后地上，按人口密度和聚集度，建设垃圾处理和污水排放基础设施；在社会动员上，启动“保护青海湖、我是志愿者”行动，推动全社会共保青海湖、共奏生态曲。

图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开园仪式现场。 胡金良 摄

图为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三号矿脉景区。胡尔曼古丽 摄

10月10日，中国第35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家世界地质公园——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揭碑开园。

可可托海地质公园于2000年启动建设，2005年被批准为国家地质公园，2012年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2017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

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面积2337.90平方公里，地处新疆东北麓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境内，由额尔齐斯大峡谷、三号矿脉、萨依恒布拉克、可可苏里及卡拉先格尔五个景区组成。园内有典型的花岗伟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和矿山遗址，独特的阿尔泰山型花岗岩地貌、富蕴地震遗迹和额尔齐斯河秀丽的风光，是一个集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地学实习、观光游览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中国的约塞米蒂”。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2020年12月2日，正在执行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任务的藏北可可西里深地震剖面科考分队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项目组来到西藏那曲市班戈县中学19（6）班，以“认识神秘地球”为主题，通过丰富的图文讲解，深入浅出地向同学们介绍了地球基础科学、地球结构、地震灾害及避灾等相关知识。此次科普活动积极响应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科技走进基层”的号召。

通过系统讲解，同学们对地球的基本结构和地震灾害有了深刻认识，学习到了面对地震灾害如何应急避灾和自我保护。科普讲座也简单介绍了人工地震深部探测原理，介绍了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深地震反射探测任务，让藏族孩子对科考分队的工作有了一个全面认识，同时对自己生活的青藏高原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解。活动现场，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多位藏族同学踊跃互动，课堂氛围十分活跃。

科考分队的此次科普活动，激发了学生们对地球科学的热爱和激情，他们纷纷表示受益良多。活动最后，卢占武研究员鼓励同学们热爱科学、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用知识武装头脑，点亮科学梦，将来走向世界，实现人生价值，为国家和家乡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