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石古湾村小学，有个“乡村振兴海洋地质科普室暨科普教学点”。这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发挥专业优势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小小窗口。

对于这所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来说，在这间陈列着各式地质科普展板、实物样品及船模的教室里，不但有他们听不够的地质科普故事，更藏着他们对地质科学世界的憧憬与向往。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正深切感受着地质科学技术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大决策部署，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部署安排，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将地质调查应用到农业领域，在马踏镇重点村正持续开展马踏镇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以专业技术优势赋能乡村振兴。

为土地做“体检”，摸清资源“家底”

马踏镇位于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东部，是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单位乡村振兴定点帮扶单位。这里耕地多，土地肥沃，水资源丰沛，素有“电白粮仓”美称。已完成的“广东阳江-茂名地区1∶25万多目标地球化学调查”成果表明，马踏镇富硒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具有发展天然富硒产业的潜力。

如何科学利用富硒土地资源，激发天然富硒产业潜力，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振兴？解决问题的“钥匙”非生态农业地质调查莫属。

开展土壤剖面取样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主要是以地球化学技术开展土地质量现状调查，了解土地中营养元素（氮、磷、钾等）、生命健康元素（硒、锗、钼、锌、锶等）以及重金属元素（镉、铬、铅、砷、汞等）含量分布及其生态效应。

通俗地讲，就是对土地进行抽“血”体检，这里的“血”主要是土壤。通过分析土壤中多种元素，对土地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让农户了解土地贫瘠，农作物长势差、产量低的原因，以便对症下“药”；哪些土地的粮食和果蔬品质好，更利于人类健康；哪些土地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安全隐患等。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通过科学手段查明耕地的质量，服务于粮食生产，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也是支撑乡村振兴重大战略的有力抓手。

无人机航测图

据介绍，马踏镇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已纳入中国地质调查局编制的《地质调查支撑服务乡村振兴总体方案（2021-2025年）》。通过该项目实施，2022年度，项目组在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石古湾村完成1∶10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面上调查和1∶2000土地质量地球化学加密调查，共采集341件土壤样、10件水样和30件农作物样，并完成样品的测试分析，对马踏镇石古湾村全域开展了春秋两季无人机高分辨率影像航测。为持续支撑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乡村振兴工作，2023年度，项目组在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黄羌村和下山村开展生态农业地质调查工作，设计采集样品286件，截至目前，已采集样品206件。

项目成果表明，石古湾村富硒富锗富钼土地资源较为丰富，圈定了天然富硒土地2247亩、富锗土地2750亩、富钼土地4835亩，区内采集的16件稻谷硒元素含量范围为0.033~0.085mg/kg，平均含量为0.052mg/kg，大于标准值0.04mg/kg，稻谷富硒比例高达81.25%，为当地富硒富锗富钼特色农业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

通过调查，项目组还摸清了村域内地貌特征、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特色农业分布区等现状，编制了《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石古湾村生态农业地质调查图集》，为乡村规划、种植结构调整、富硒富锗富钼特色产业规划和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是“辛苦活”，更是“精细活”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最辛苦的莫过于采集园地或长期积水的水田中的土壤样品。

时至夏日，粤西地区已经进入“蒸烤箱模式”，地面温度超过40℃。为保证及时推进“马踏镇生态农业地质调查”项目土壤取样工作，技术人员在马踏的田园里开展采样、编录、拍照等各项流程工作不但要克服高温“烤”验，还要时刻防范粤西地区红蚂蚁和蛇的“亲密接触”。

前往采样点

此外，这里的园地大多数不是普遍认为的菜园地，而是果园或橡胶园等，其植物群落结构与林地类似，灌木荆棘蕨类等丛生，往往无路到达采样站位，需要技术人员扛上设备负重当场开辟一条新路到达目的地。技术人员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被树枝、荆棘弄伤，被山蚊叮咬便成为日常。而且，长期积水的水田淤泥较深，技术人员扛着设备更容易下陷，可谓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环境工作一天，技术人员身上的工作服都会因为大量出汗而凝结几层盐霜。此外，由于腐殖质含量比较高，在水田里采样后整个人都散发着臭烘烘的气味。

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是个“辛苦活”，也是个“精细活”。

为了安全保障和野外工作顺利执行，项目组会请一位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的村民当向导。有一次，向导好奇地说：“在地里取土样不就是简单的事儿嘛，土到处都是，随便取便是了，为何流程如此繁琐，而且你们取样为什么不直接用铁铲，而非要用木铲？”

对于村民的疑问，技术人员耐心地解释道：“取土壤样必须依照规范操作，比如，耕地的土壤样取的是表层0~20cm土壤，由1个主样和3~6个副样混合而成；取样的位置已经设计好，不是随便在哪个地方取就可以的；取样时需要用木铲将铁铲接触过的土壤先剔除，再取样装入样袋，如果直接用铁铲，可能会导致铁铲的金属元素污染样品，导致样品测试数据不准确。”

向导听后连连点头说：“原来挖个土也有这么多规矩，真是长见识了。”

为农业转型带来新“硒”望

在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积极支撑石古湾村申报天然富硒土地认证，取得由广东省科协天然富硒土地资源科技成果转化联合体、广东省地质学会联合颁发的天然富硒土地认定证书。首批认证的天然富硒地块面积691亩，土壤硒含量范围为0.44~1.38mg/kg，平均含量为0.79mg/kg，高于富硒土壤标准。这是茂名地区首个获得省级认证的天然富硒地块，天然富硒土地的成功认定为马踏镇发展富硒产业打下了品牌基础。

据石古湾村驻村第一书记介绍，石古湾村立足“富硒”资源禀赋，已引导成立了8家合作社，流转土地近2000亩，初步建成电白区丝苗米产业园“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退桉改香”种植示范基地、“富硒”特色农产品种植示范基地，带动约150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发放劳务工资近300万元。

显然，生态农业地质调查使茂名市电白区看到了农业转型升级的新“硒”望。2023年5月11日，电白区委书记谭剑锋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马踏镇富硒产业发展相关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优势，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全面推进富硒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实现强镇富民，全力打造粤西首个富硒特色产业，建设美丽健康电白。

据介绍，目前，马踏镇正依托富硒资源调查和富硒认证基础，大力推动丝苗米、千禧果、沉香、杨梅等特色农产品市场化、产业化、品牌化和标准化。加快马踏镇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助力打造富硒特色品牌农业，将富硒土地资源优势向富硒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促使其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篮子”。

“保护生态环境，深挖土地绿色资源潜能，用绿水青山孕育好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是我们开展生态农业地质调查的愿景和最终目标。”项目组人员说。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开展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件久久为功的工程，是一项服务于土地资源管理、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础地质调查工作，也是自然资源系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接下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将持续开展茂名市电白区马踏镇重点村生态农业地质调查，查明富硒土地资源禀赋，推动马踏镇天然富硒土地开发与利用，持续为当地绿色特色农业发展“造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4月11日，中国地质学会昆明中心科普馆地学科普研学基地揭牌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云南省地质学会秘书长作授牌致辞，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党委书记发表讲话，昆明中心总工程师主持活动，与会嘉宾共同见证揭牌。

依托中心科普资源和自然文化资源，开展地学科普研学基地建设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昆明中心将加强与文化旅游、自然资源、教育科技等部门的联系沟通，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培养高素质科普团队和研学导师队伍，开发特色地学精品研学课程，用好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这一“国家名片”，做好基地建设的“后半篇”文章。

揭牌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中国地质学会“昆明中心科普馆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共青团云南省委、昆明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昆明市委、西山区科技局、共青团西山区委、云南省科技馆等20余家单位共50余名嘉宾应邀出席仪式。

在西昆仑火烧云铅锌矿考察

2014年9月入疆以来，三年的光阴，他们不曾辜负每一个日出日落。他们用忠诚与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新疆稳定发展出力，用大爱和激情写下精彩人生篇章，交上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夏初的北京，气温已迅速升到38摄氏度左右，而在西北边陲新疆乌鲁木齐，5月初刚飘过一场大雪。

跨越千山万水而来，面对着气候不同、工作压力大、与家人长时间分别等种种的困难，国土资源系统第八批援疆干部始终牢记重托、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身手，砥砺前行。

从地质勘查到应急救援，从项目对接到改革探索……2014年9月入疆以来，三年的光阴，他们不曾辜负每一个日出日落。他们用忠诚与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新疆稳定发展出力，用大爱和激情写下精彩人生篇章，交上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肩负使命而来，他们是新疆最需要的人才

2008年7月，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签订了《合作开展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勘查协议》，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阿尔金山三大山系展开地质找矿工作，自治区提出的目标是3年要有好的眉目、5年要出鼓舞人心的成果、8年要有令国人为之振奋的重大成效，因此这一合作也被称为“358”。2014年正是“358”开展的第七年，能否打好收官之战，第八批援疆干部身上的担子不言而喻，这也是援疆干部派出人数最多的一批。

来自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的朱振芳在矿政管理方面经验丰富，担任新疆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矿产储量中心的高利民在援疆之前，曾多次到新疆参加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审读等工作，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担任副局长后，分管的正是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储量管理、地质勘查、地质环境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覃家海曾多次赴新疆参与野外安全应急救援，不仅了解这里，对野外地质安全工作更有着深刻见解；而来自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年轻博士王立社，项目管理和科研能力都出类拔萃……他们的到来，对新疆地质工作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在这批援疆干部中，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田彦军被安排到基层，担任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区委常委之始，他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帮助申建综合保税区。原来早从2009年起，乌鲁木齐市多次向国务院申建、选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的综合保税区，却一直没有获批。最关键的问题卡在土地上，综合保税区的用地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辖范围，既涉及兵地合作的规划调整，还需要占用其中的农田、林地。既要保证耕地红线不突破，又不能耽误综合保税区建设，当地一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田彦军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伊宁市作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工作试点县（市、区）之一，也是自治区唯一的试点县（市、区），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的李滋鑫挂职这里，全力推进改革工作。

离开温暖的家，远赴新疆，援疆干部们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等角色所应尽的责任。自从援疆以后，朱振芳的妻子在家看天气预报时会格外留意新疆的天气，而且会经常看新疆卫视。而这份沉甸甸的牵挂，也是激励他们奉献新疆的动力之一。

“只有长期扎根新疆，才能真正了解新疆，学会‘说新疆话’。”

三年挂职即将结束，按惯例每位援疆干部都会写一份三年工作总结，朱振芳开玩笑说：“要是放开了写，这份总结我能写15万字。”

上任伊始，短暂的过渡期后，援疆干部迅速进入角色。“新疆的干部群众都太不容易了。”对此，大家异口同声。他们不仅要承担高强度的日常工作，还承担许多具有“新疆特色”的工作，比如各单位三分之一人员住村开展“访惠聚”工作，还有常态化的反恐维稳、任务艰巨的精准扶贫等。而令援疆干部钦佩的是，广大新疆干部群众勇于接受挑战，坚守岗位，这也激励着每一名援疆干部从大局出发，迎难而上。

朱振芳从协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入手，首先着手解决三塘湖五个煤炭探矿权问题，经过多轮协调，终于在2015年2月初使各方达成一致，三年多没有进展的难题被破解。同时，也对新疆历史上重点项目压矿的遗留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积极推动油气勘查开发体制改革、新疆煤层气勘查开发、新疆“358”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总结和新“358”行动计划等各项工作。

新疆具有明显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业却是兵团经济发展的短板，高利民认真研究政策、分析形势、厘清思路，为兵团的矿业发展描绘出新蓝图。同时发挥桥梁作用和专业优势，促成国土资源部地勘司为兵团专门组织召开了“促进兵团矿产勘查工作协调会”，争取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在推动和落实兵团辖区农业地质、城市地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新疆地矿局，覃家海三年来主要工作职责是协助做好地质勘查和安全生产工作。为了协调落实地质调查项目，他会同新疆国土资源厅、地矿局主要领导，多次向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汇报，推动自治区新一轮地质勘查工作。2014～2016年，新疆地矿局承担各类地质勘查项目1212个，总经费40.11亿元。而在安全生产方面，除了健全各项制度外，覃家海还大力推动地质勘查信息化工作，极力推进新疆地矿局地质勘查星空地一体化、内外业一体化、地质勘查业务数字化和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项目，“这是我对新疆地质勘查工作的百年梦想，当然，我希望越早实现越好。”而回顾三年援疆最大的收获，覃家海说：“只有扎根新疆，才能真正了解新疆的特殊之处，学会‘说新疆话’。”为此，他甚至准备继续留下来再干一届。

王立社到新疆后，被安排在新疆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基金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协助安排部署了各类地质项目930个，经费58亿元，协助组织或参与项目的立项论证、设计审查、项目监理和验收工作。2016年下半年，为了新疆“358”项目成果总结推广及新一轮“358”计划启动，王立社调到了勘查处，为新疆“358”地质找矿工作会议圆满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他还精心组织编制了《新疆地质勘查“十二五”报告》和《新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五年目标评估报告》，并主持编写《新疆地质勘查十年工作报告》，对近些年新疆地质勘查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田彦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力协调、解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对接、规划用地等问题，而调整规划，解决保税区的用地地类合法合规，也是他的老本行。通过个人专业优势及长期在机关工作的经验，田彦军多次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汇报，并与当地兵团单位对接，经过空间置换、兵地规划修订等措施，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获得国土、规划部门的前置许可，并通过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10个中央部门审核。为了尽快获得批复，田彦军带队三次到北京征求意见，最紧张的一次，两天之内跑了6个部委，“效率这么高，还是要感谢国家对建设新疆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201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乌鲁木齐市正式设立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在伊宁挂职期间，李滋鑫还兼任着土地督察西安局的工作，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深入乡镇，向基层干部宣讲改革的好处，“让老百姓知道改革，能够确实享受到改革红利，才会支持我们的改革。”

3年中，援疆干部将自己化成一道桥梁，大力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每个人还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对子”活动，多了少数民族亲戚。

三年援疆行，一生边疆情，他们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永远属于新疆

“王立社病了？肯定是工作太拼给累的。”听说王立社生病的消息，熟悉他的人都这么说。

调控与监测处处长陈炜记得，去年下半年“358” 地质找矿工作会议期间，每天他下班的时候，总能看到王立社还在办公室里加班。最近，王立社总是觉得头晕，身体发虚，到医院一检查，医生一脸严肃地让他立即回西安做个详细的检查。距离援疆结束还有两个多月，王立社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离开时他真担心回不来了。

幸好回到西安一检查，只是虚惊一场，休息了几天后，他又回到了乌鲁木齐。一回来他就住进了宾馆，参加新一轮358规划方案的制定，连着三四天连宾馆的大门都没有出过。

乌鲁木齐离北京2400多公里，飞机需要飞行4个小时，援疆干部们工作一天后，回去见不到家人，心里的失落可想而知，“这几年，我几乎没有怎么管过孩子，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只能等到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妈妈带着他到新疆来待一个月。”家人来了，田彦军很高兴，却不得不经常让妻女在宿舍里待着，也抽不出时间陪她们到处走走看看。

“今天从上午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半才结束，连午饭都没有顾上吃，只能出去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碗面。”虽然这么忙，但是田彦军毫无怨言，“主要是因为工作干得特别痛快。”这种工作上的痛快感之所以产生，既有地方领导的配合支持带来的得心应手，也有工作顺利推进产生的成就感。综合保税区申建完成后，因为表现优异，乌鲁木齐市委任命田彦军担任新设立的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全面负责协调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包括土地、规划、建设、国资公司等都进入他的负责范围。重任在身，田彦军夙兴夜寐，迅速从一名技术型干部成长为“多面手”。三年来，没有度过一天完整的周末，也放弃了回京休探亲假的机会，虽然辛苦，但田彦军很满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已经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三年援疆经历是我最大的收获，成为人生的一座富矿。”高利民由衷地说。

“以后老了回想起来，我在新疆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肯定是一段很幸福的回忆。”天天往乡镇跑的李滋鑫说。

感恩挂职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感恩三年援疆经历，是所有的援疆干部们共同的心声。三年援疆行，一生边疆情，他们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永远属于新疆。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一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三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李四光纪念馆结合“博物馆的未来：恢复与重塑”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疫情影响下，博物馆业更加关注宣传模式的创新和数字化的文化体验，李四光纪念馆充分发挥平台资源优势，探索在后疫情时代名人纪念馆的“恢复与重塑”，为承担新时代地质文化建设、服务区域教育发展提供内驱动力。

“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开幕

5月14日，“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文化活动暨“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启动仪式在郭沫若纪念馆举行。活动由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博物馆学会、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宣传部主办，由“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盟”承办。李四光纪念馆作为联盟成员之一，参加了活动。

展览运用大量的实物及资料、照片，展现了宋庆龄、李大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徐悲鸿、梅兰芳、李四光、红线女、詹天佑、李叔同、康有为、梁启超等14位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人生轨迹和杰出贡献，让观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感受这些近现代杰出人物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热爱，以及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优秀品格。通过专题展览让文化名人走进社会，走近大众，将文化名人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继续发扬光大。

此次联展包括两个展览：《追求与探索——文化名人的历史印记》图片展，计划在北京宋庆龄故居、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馆、桐乡市茅盾纪念馆、天津李叔同故居纪念馆、天津梁启超纪念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同步展出。之后在其他省市的博物馆、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巡回展出。

《传承文化名人之精神、点亮博物馆未来之光——8+名人故居纪念馆联展》于5月15日至6月10日在徐悲鸿纪念馆展出，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五地相继联展。

倾听藏品之声，献礼建党百年

5月18日，百集音频节目“藏品有话说”在新华网正式上线。该节目由北京市文物局、故宫博物院、北京博物馆学会联合新华网共同制作，讲述北京地区各博物馆、纪念馆、科技馆的爱党爱国藏品故事。

李四光纪念馆的藏品“小小公文箱”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冲破重重阻挠，历经艰辛的“漫漫归国路”。通过聆听文物背后的故事，追寻红色足迹，感受老一辈科学家爱国、求实、创新、奉献的精神，激励鞭策公众以更加奋发向上的姿态，建功新时代奋进新征程。该件藏品入选“藏品有话说”节目的“浊酒不销忧国泪”子栏目，并将于近期播出，届时可通过新华网客户端进行收听。

走进李四光纪念馆

5月14日，李四光纪念馆为期两周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为了丰富社会团体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宣传周期间还举办了近现代文化名人的主题展览，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涌现的英雄楷模事迹，免费向公众开放。

2020年5月29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相关负责人代表中心将建设的“杨西村安全饮水示范井”正式移交给当地政府。赣州市赣县区委区政府、自然资源部赣南老区扶贫开发中心、赣县区自然资源局、赣县区大埠乡政府等单位的领导参加了移交仪式。

长期以来，杨西村群众一直采用山间溪谷地表水为饮用水水源，受赣南气象降雨及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影响，秋冬旱季水量严重不足，春夏雨季水质浑浊，属于赣南山区农村典型的“季节性缺水”村。2019年下半年，恰逢赣州遭遇百年一遇的旱灾，该村供水水源几近干涸，1200余群众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加剧了当地脱贫攻坚对安全饮水考核的担忧。为落实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大对当地安全饮水帮扶要求，武汉地调中心精准对接当地需求，立即前往杨西村开展找水打井工作，成功实施一口单日水量达到256吨的探采结合井，并于2019年12月提供给当地应急使用。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泵房，捐赠了水泵、水管等设备和材料，于2020年3月建成安全饮水示范井，彻底解决了该村群众用水需求。

在移交座谈会上，当地干部表示，在2019年大旱时期能及时用上该井的自来水，真是久旱逢甘霖，群众普遍反映“有了这口井，冬天再也不愁没水用了，下雨也不怕水浑了！”赣县区委副书记薛永森、副区长朱隆泽对武汉地调中心建设杨西村安全饮水示范井的举措给予高度赞赏,认为武汉地调中心为赣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做了件大实事，解决了当地政府和群众的燃眉之急，直接支撑了杨西村脱贫攻坚安全饮水考核达标验收。

杨西村向武汉地调中心赠送锦旗

村支书介绍示范井使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