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日益深入人心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走出去”越来越成为业界的普遍共识，拥有“金刚钻”的矿企更是捷足先登。

新时代的中国依然面临巨大的资源刚需，如何理性分析、科学研判当今矿业大势？如何确保我国更多的涉矿企业成功地“走出去”而不是“出去走”？如何深度参与全球矿业合作，实现全球经济共同繁荣？

6月28日～29日，以“新时代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潮向”为主题的2019丝路矿业论坛在北京召开并受到广泛关注。在矿业被唱衰的大背景下，此次会议无疑为当前我国矿业企业“走出去”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也显示出一个聚焦行业疑点、难点、热点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的论坛的吸引力与可资圈点的价值。

论坛现场专家论道

我国矿业处于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主要经济体高度重视战略性矿产的供应安全，纷纷制定关键发展战略，在全球谋篇布局。从国内来看，我国矿业进入了一个转型升级的新阶段，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整体的矿产需求仍将持续在高位运行。中国矿业肩负的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和紧迫，中国矿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在跌宕起伏中成长，在波澜壮阔中成就。中国矿业的初心就是为国家提供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保障资源安全，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打好战略主动仗，掌握能源资源话语权，就是每一个矿业人矢志不渝的神圣使命。

中国矿业如何“走出去”？到什么地方去？部署哪些矿种？这是本次丝路论坛上，政府部门、涉矿企业、中介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和高居不下的热议话题。

关于这次论坛，有人说，这是一首振奋人心的进行曲。在矿业“走出去”的市场化大潮中，企业是保障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稳定供应的主体。迎着新时代的东风，与会的矿业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走出去”有信心、有前景、有奔头!

有人说，这是一次盛大的思想洗礼。为期两天的会议，既有“道”，也有“术”。既有有关矿业大势的主题演讲指方向，又有境外地质调查成果“宏与微”的介绍做服务；既有已“走出去”企业“得与失”的经验总结，又有中介服务机构“融与合”的典型做法分享；既有工程换资源等“创与赢”的接地气的技巧，又有境外项目路演的形象展示。干货满满，亮点频出，现场嘉宾和参会代表们直呼过瘾！

有人说，这是一场颠覆的行业风暴。有关专家指出，“在矿言矿”的时代已经远去，新时代以资源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国际产能合作“三位一体”的战略格局正在形成，全球各发达经济体积极开拓第三方矿业市场，逐步构建起更加紧密的“多位一体”资源命运共同体。当前，中国矿业“走出去”势必要摈弃传统的思维模式！

从“中国矿业科学‘走出去’”，到“大变局下中国矿业‘走出去’”，再到“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潮向”，丝路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主题在嬗变，关于矿业“走出去”的研讨在不断深入、发酵、升级。当然，这也说明我们对“走出去”发展的目标、方向和当前矿业所处的历史方位有着愈加清晰的判断。而这些判断正是基于全球格局的大背景和中国新时代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决定的。

当今世界，主要大国都在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新兴产业的前沿，这是对技术、人才、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的竞争。谁掌握了核心动力，就掌握了未来世界的话语权。当然，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和什么方位认识中国矿业“走出去”，这将是矿业实现弯道超车，走向未来世界的一个新起点。

惊涛拍岸怒云旋，雪浪排空矫燕翩。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已然发生了深刻变化。要实现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话语权和影响力，势必要掌握关键矿产和核心资源的控制力。因而，未来矿业“走出去”的布局、目标、方向，一定是跟新时代、跟国家整个发展的战略要求密切相关。

构建矿业命运共同体，优势互补，取长补短，我国矿业企业的经营行为才能更好地契合国家战略。这是本次丝路论坛上发出的最强信号。

找到海，认清潮向，方可立潮头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识别海是赶潮的技术。只有认准海在哪里，才能精准判断“走出去”的潮向。

百川归大海，“潮向”必然向着“海”的方向。海都没找到，你赶的潮方向肯定会出问题。一旦流向反了，就会南辕北辙，离目的地就会越来越远。因此，中国矿业要“走出去”奔向大海，必须要重新认识海。

自由式赶海，控股型赶海，单兵突进型赶海，想当然运营式赶海……权威专家在总结本次会议时指出，过去中国矿业企业“走出去”大多是自发式、分散式的，缺乏国家战略引导和运行策略支撑，对国际规则、国际标准尚存在一知半解的情况——这样的“走出去”，要么没到入海处就随波逐流了，要么没遇到“海”在半途就落水了，要么到了“海”就被海水吞噬了。

究竟何为“海”？专家自有高见：宏观上它是中国在海外的战略支点战略区域，与全球矿业的进步和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紧密相连；从中观上看，它与区域经济走廊、经济区的发展紧密相连，与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国际产能合作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从微观上看，资源丰富可观并且具备开采条件，基础设施或者健全或者发展有巨大潜力，社区平稳和谐等。

只有明晰潮向，才能进一步认准“海”；只有顺潮而动，方能迎风入海。

一方面当今国际环境风云激荡，市场化浪潮风起云涌。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被逐步推向战略高度，国内矿产资源又面临巨大的刚需。这样，矿业“走出去”就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矿业“走出去”需要精准服务

矿业“走出去”，究竟如何走，“走出去”的方针、方式、方法等都要相应做出哪些调整？

基于加强全球矿产资源的基础性研究、深化各领域各部门各企业间交流协作的初衷，一个专事研究走出去的社会组织——中国地质学会境外资源经济地质专业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在本次论坛得以重点推出。

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在这平台上探讨，一些牵动全局的问题可以向决策层反映，平台旨在服务于已“走出去”和有意愿“走出去”的涉矿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第三方机构等。有关方面对“平台”干什么了然于胸。

精准服务矿业企业“走出去”，提供有力能源矿产支撑。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昆指出，2019丝路矿业论坛实际上就是要更好地把脉中国矿业，更好地服务中国矿业“走出去”，这与当前中国地调局的工作重心不谋而合。中国地质调查局下属的六大中心有关负责人在此次论坛上分别就对应区域支撑“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矿产资源产业，强化战略方向引导，精准对接矿业企业等介绍了成果进展和投资建议，提出必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参与全球矿产资源合作。

遵循矿业分布规律，合理布局海外矿业市场。全球矿产资源分布不均，大多又被少数国家和公司垄断，过去矿业企业“走出去”往往面临分散、被动的尴尬境地。中国地调局全球矿产资源战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高尚建议，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的配置与竞争，到大的、富的资源区去，开发矿山、投资矿业，这样才能有效地控制资源。

把握关键性矿产，建立资源战略支撑点。矿业“走出去”，不能千军万马“走”哪儿算哪儿。要加强战略研究，综合考虑大宗资源对外依存程度和未来新兴战略矿产的高速增长，合理把握重点矿种，到重点地区、重点矿带区，通过抱团形成凝聚力，建设关键矿产产业链，建立起我国自己的矿产资源全球战略支撑点。

打造双向互动信息流，构建政企共赢新生态。对全球关键矿产信息的控制力、掌控能力和服务能力是前提也是保障。政府部门和矿业企业相联合，公益性地质工作与商业性勘查与开发相挂钩，通过构建合作联盟、加强信息共享等手段，提高中国矿业“走出去”的水平和绩效。

两天的论坛，议程满满，座无虚席，即便宣布会议结束了，很多代表还意犹未尽，流连忘返。“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论坛结束时，中国矿业联合会原常务副会长王家华援引了唐代著名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两句诗。这，无疑是对本次论坛最佳的注解与评价，也是参会者的心声。

蔡家品，教授级高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主任。

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远大抱负”，“碰到问题就解决问题，这就是工作的最大意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自认为“没有抱负”的人，却被评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

在中国的油气钻探领域，蔡家品的名字几乎就是一张名片，不认识他的人很少。地质人长期在野外工作，身上难免会有些江湖习气。在油气钻探这个江湖中，大家都直呼他“老蔡”，钻探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想到的总是“赶紧把老蔡喊来”。

蔡家品一直致力于钻具的研究，他带领团队研制的海洋地质调查取样工具及天然气水合物保温保压取样钻具，解决了我国在深水及超深水取样难的问题，均为国内首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空白，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为我国在海洋地质调查、资源勘查（含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及工程勘察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团队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施工方的首选。

在项目实施技术创新研发中，蔡家品始终重视青年技术人员的成长，强调团队意识，已初步建设一个在碎岩工具和海洋取样技术方面（特别是海洋天然气水合物取心技术方面）技术一流、凝聚力和战斗力强的优秀团队。

最初的追求是跳出农门

约访蔡家品，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记者从约访到采访成功，经历了40多天的时间，因为他实在太忙，总在野外帮地勘单位处理一些钻探上的难题。可以说，在钻探领域，他已经“玩”得风生水起，很难有时间歇息。

那天，记者好不容易“逮”着他了，见面时的蔡家品，不免显得有些疲惫。但即使是这样，记者也不可能放过这难得的机会。

老蔡也乐于奔跑，手机一响，立刻就打包走人往机场赶，一年到头在办公室也待不了几天。这样的生活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就像他说的，在北京待上几天没有电话接，心里反而空空的，有点儿无所事事的焦虑。

这就是蔡家品，一个忙碌得坐不住的人，一个把忙碌当乐趣的科技工作者。

实际上，就像许许多多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要说那时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未免有些虚伪，发奋念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跳出农门。蔡家品来自湖北农村，之所以认为自己没有远大的抱负，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只要是拿工资吃饭，在农村人看来就是有出息了，再说农村长大的十几岁的孩子，没有什么见识，谁会去计划将来会干什么呀。”

海上作业中的蔡家品

就是因为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1984年，蔡家品高考结束，加之分数不算太高，高中的授课老师让他填报个地质类的专业，说这样容易录取，将来也好找工作。于是，他就听了老师的，填报了成都地质学院探矿工程专业。从此，他便与探矿工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大学学习期间，蔡家品越来越觉得这个专业很有意思，因为年轻人都有一种放浪的心理，将来毕业了，可以一天到晚泡在野外，纵情于山水，诗意而又浪漫，多美的差事呀。于是，他发奋学习。1988年，蔡家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

蔡家品很感激高中时的授课老师，他确实没有骗他，学地质类专业不但好找工作，而且还被分配到了一个在北京的国家部委所属科研机构，在成都上学，能进北京，已经很了不起了，他觉得自己简直太幸运了。

进了国家部委的科研机构，担任超硬材料研究室助理工程师，同届毕业的同学们的羡慕是可以想象的，蔡家品也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牛，有点平步青云的眩晕，一股为国奉献青春的豪情油然而生，这种感觉真是爽极了。

跟探工所三十年的不了情

到今年为止，蔡家品在探矿工程研究所已经摸爬滚打了整整30年。弹指一挥间，蔡家品从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长成了一个成熟稳重的中年，从小蔡混成了老蔡。

实际上，蔡家品也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高尚，多么有热爱事业的情操，在探矿工程所改制的时候，他也一度想过逃离。要知道，一个被财政拨款养着的科研机构，突然要改成到市场上找饭吃，这种心理的撞击是难以形容的。

20世纪90年代，是地勘行业的低谷，尤其是地勘单位属地化，钻探任务锐减，很多打钻找矿的专业技术人员，受生活所迫，靠副业养家糊口，养鸡的养鸡，养猪的养猪，彼时的状况，让一直致力于钻具研究的蔡家品，心里油然而生出一种“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没落感。

此时，科技体制改革，原地质矿产部探矿工程研究所更名为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看似改变不大，干的活也还是原来的活，但这样的改变，却将一个铁饭碗变成了一个泥饭碗，随时可以摔破的。能不能在市场上找到饭吃？这样的恐慌与疑惑，一时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是去？是留？对于还是踌躇满志的蔡家品来说同样是种折磨。而此时的蔡家品，已经是超硬材料研究室主任助理、工程师，到外面不可能找不到待遇更好的工作。当时，探矿工程研究所正在搞金刚石钻头技术的研发，作为所里钻头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一旦离开，于单位于个人，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所里的领导早就看穿了蔡家品的心事，当面找他聊了很长时间，并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蔡呀，留下来吧，拨开云雾见天明，这里才是你施展才能的地方。”

人在彷徨的时候，是需要一个长者赋予精神力量的。加上对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们的不舍，蔡家品于是也就留了下来，这一留就留到了现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30年。

有幸觅获一得力助手

搞科研工作，能获得一名得力助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阮海龙的到来，如同激活一池春水，让蔡家品的团队一下子更加活跃了起来。

阮海龙，高级工程师，探矿工程所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室（金刚石钻头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

阮海龙并不觉得自己干的事有什么高大上，他认为，研发出来的东西，能解决实际问题，能拿到市场上利用，能为单位赚钱，说得漂亮一点，就是成果转化能生出效益来，这事就算妥了。

蔡家品深知，搞科研要有一个多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创新团队，并付诸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努力。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但由多个个体组成一个知识结构合理、团结的战斗力强的团队，就可以发挥巨大的能量。

阮海龙在海洋地质十号钻探船上

阮海龙是个80后，2006年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钻探专业，在随后读研的几年中，一直跟随在蔡家品左右。阮海龙出生于浙江农村，之所以爱上钻探专业，很多的想法与当初蔡家品大学时代的想法几乎不谋而合。后来参加工作后，才知道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浪漫，那么有纵情于山水之间的诗情画意。

研究生毕业后，阮海龙留了下来。对于自己专业的发挥，他觉得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平台，加上蔡家品像老大哥一样对他的关爱，工作配合起来的那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让人特别爽。很快，阮海龙就成了蔡家品团队的得力干将，并挑起了副主任的重担。

从某种意义上讲，蔡家品和阮海龙的组合，几乎是天撮之合，这也为后来这个团队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积累了创新的能量。这个科研团队一共15个人，大多都是80后，最小的1992年出生。

年轻人的思想总是活跃的，科学有时就需要年轻人的浮想联翩，灵光一闪中激发出新的解决方案。每逢技术讨论会，蔡家品和阮海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让年轻人争吵起来，因为人在激烈的争论中脑子会飞速旋转，激发出隐藏于大脑中最潜在的智慧。

决不能让外国人牵着鼻子走

探矿工程所一直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科研方向，近些年来，特别在服务油气钻探领域发挥了积极作为。研制的孕镶金刚石钻头有效解决了在地质及油气勘探开发中钻头寿命短和机械钻速低的难题，特别是大直径的孕镶金刚石钻头，已成功替代国外同类产品成为国内钻探队伍的首选。

1999年～2001年，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人员首次在南海西沙海槽发现了显示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的地震异常信息（似海底地震发射波“BSR”）。2002年，国务院批准设立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专项。

尽管随后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上获得一系列突破，但令人尴尬的是，我国海底钻探取样却一直依赖于国外技术，国内几乎没有哪一家机构在此项技术上有所进展。因此，不得不让外国人随意开价。

团队合影

眼睁睁地瞅着外国人收取那么高的价钱，而中国人又毫无办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作为从事钻具研究近二十几年的科研团队的带头人，蔡家品心里很不是滋味。其实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定要打破外国人在该领域的技术垄断，把国外同类技术挤出去，这钱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挣。

实际上，对海洋钻探取样技术的了解,蔡家品最早是通过参阅了DSDP、ODP、IODP及IODP-china等网站与书面文献的大量资料，了解了国外在深海钻探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当时他还在想，他的团队一直在陆地搞钻头和取心工具，什么时候也拓展到海上去发挥探矿工程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谈及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作为蔡家品团队副手的阮海龙，脑子里多次泛起那个场景。那是一次随船出海的钻探作业中，几个帮忙取样的外国人，突然停下手中的活，将项目组的负责人叫过来，咕噜了一阵后，微笑着把旁边的其他人都驱赶开，然后才实施取样作业。

阮海龙打听到，刚刚的一阵咕噜，是外国专家在关键的时候故意捏你一把，要求项目组提高取样价钱。事情都到了这个份上，不答应的话，之前的作业等于是废了，项目组只好答应了外国技术人员的要求。之所以把其他人都驱离，就是为了对中国人严格保密，不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的作业程序。作为一个钻探专业的毕业生，阮海龙内心被深深地刺痛，同时也滋生出深深的责任感，“这活应该由我们来干。”

机会终于来了，2010年8月，中海油服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子课题“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负责人找到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经过多次深入交流，最终同意由蔡家品的团队来承担这个课题。

不久后，又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传来好消息，为解决海洋钻探取样难题，中国地质调查局设立专项资金，将《海洋地质调查钻探取样器具及工艺研究》列为科技攻关项目，起止时间为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蔡家品作为项目负责人，负责整个项目的实施。

这真乃好事成双。蔡家品和阮海龙以及他们的团队尽管异常兴奋，但这样的科研项目，能否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心里实在没底。

此时，从接手中海油服“深水随钻取样器设计和制造技术研究”课题，距项目结题时间不到一年（这个项目计划是3年），而且研制的随钻取样器要通过海试应用。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团队经过慎重考虑，最终接下这项任务，因为这是他们下海非常难得的机遇，也是拓宽他们技术领域绝佳的机会。

经过团队的共同努力，2012年4月，从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传来好消息，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研制的TK系列深水随钻取样器搭载海洋石油708号深水工程勘察船，在中国南海番禺区块水深约200米、6级风、涌浪3米的条件下，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孔深10米（PY34-1-PL10-BH）全孔取样作业和孔深300米（PY34-1-CEP-BH）分段取样作业，一举打破我国海洋钻探船钻孔深度、取样深度两项纪录。

本次试验还检验了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为海洋钻探取样专门研制的抗涡动金刚石复合片钻头。结果表明，该钻头在作业过程中钻进效率高、成孔质量好、地层适应性强，完全满足海洋钻探各种复杂工况的要求。

这意味着，这项由国外垄断的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已被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彻底打破，取样成本只接近外国专家取样的一半。

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破题

天然气水合物是甲烷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类冰状结晶物，大家形象地把它叫做“可燃冰”，一旦温度升高或压力降低至一定程度，甲烷气则会逸出，固体水合物便趋于崩解。如利用常规取心（非保压取心）设备将含天然气水合物沉积物从海底取至海面时，压力或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天然气水合物分解，这会扰动沉积物，有时会使岩心遭到完全的破坏，分解成一堆泥浆。

由于天然气水合物存在环境和性质的特殊性,使用保温保压取样技术成为获得原位天然气水合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保温保压取样钻具是获得天然气水合物真正物化特性的主要器具。而当时，这项技术也一直被一些西方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所掌控。

在突破深海钻探取样技术后，蔡家品和他的团队就开始讨论研制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可行性，由于想取到大直径岩心，当时初步设计按照翻板密封来进行，很有挑战性，但是在翻板密封的方式上有不同的意见，最后蔡家品决定两种方式同步进行，根据室内试验的结果再来选定，整个工作有条不紊。

实际上，保温保压取样钻具的研制难度是非常大的，当时，有关单位依托863项目也在试制研发，项目进程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他们具体进展到什么程度，外界一无所知。但在2014年3月初，国内一家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突然通知蔡家品，他们计划在4月初出海给相关单位搞保压工具的实验，问蔡家品团队的进展如何，可以免费搭载试验。蔡家品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试验机会，在他和阮海龙的带动下，团队成员加班加点赶进度。

在室内实验过程中，团队成员充分发挥智慧，对在海试中可能遇到的复杂情况做了充分的预判。比如，海底的泥沙对管子的摩擦，提起钻管过程中的卡管等，一切可以预判的状况，都在实验室中模拟完成。这段时间，团队成员深夜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为了给这帮年轻的队员鼓劲打气，常常干到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蔡家品和阮海龙便带着所有的加班人员上街烤羊肉串，喝个啤酒，然后又接着干。

由于这样的钻具是自我研发的，所有的部件不可能在市场上轻易买得到，团队成员大都学会了车工，所有的零部件几乎都是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车出来的。阮海龙跟大家自嘲，将来失业了，大家都是一个优秀的车床工人，工作随便找，饿是饿不死的。

在团队所有成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按照海洋油气勘查单位的要求时间把钻具运到船上参加海试，这次试验的结果初步保温保压成功，对方未成功。之后，团队又回来在室内做了大量的技术改进及试验工作，于2014年7月由蔡家品亲自带队参加海试，也是与对方PK，结果是探矿工程所完胜。

2014年9月，海洋油气勘查单位专门安排一个航次到天然气水合物靶区取样，蔡家品团队再次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这是我国首次采用国产装备成功提取到保压天然气水合物样品，为我国“十三五”开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及试开采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对各行各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矿业，这个古老的产业必须重塑形象，全过程、全方位融入新时代。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矿山企业和地勘单位在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勘查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全国各行各业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今天，按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要求，总结矿业绿色发展经验，进一步提升矿业绿色发展水平，加快矿业重塑形象进程成为全社会和矿业人的期盼。

“两山理论”的矿业实践

盛夏江南，让风景更美的是湖州的一簇簇新绿。而今年的湖州，又比以往更热闹一些。6月底，2018中国矿业循环经济暨绿色矿业发展论坛在这里召开。

为什么是湖州？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彭齐鸣告诉中国矿业报社记者，本次论坛的主题是“为经济发展助力，为绿水青山增彩”。湖州市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地方。“两山理念”因矿而起，践行“两山理论”，矿业行业必须冲在前面。“湖州市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彭齐鸣说。

资料图

记者了解到，在这次大会的论坛上，与会代表们回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背景和过程，通过再现珍贵的历史画面深刻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内涵。会后，与会者还考察了湖州多个成功范例，能比较全面地了解绿色矿山建设进展情况。

“晴天一片灰，雨天一路泥，远观像大雾，近看满身土，这是传统石料开采加工工人们给人的印象。但是在这里，我看到的却是整座矿山掩映在绿树花红中，甚至还能看到对环境极度挑剔的白鹭飞过。”“这哪里是矿区，分明是一个公园！”……代表们在观摩湖州部分矿山绿色发展的成果和矿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融合的实例中，发出了阵阵感叹。

在这里，他们看到了矿业开发过程可以实现动态复绿，彻底摒弃了过去那种先破坏、后治理的模式。在这里，他们也看到了矿业这座金山银山不仅可以无痕融入绿水青山，还会带来新的金山银山和更美的绿水青山。

在这里，他们听到了矿业企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经验体会介绍，感受到了企业对矿业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坚定决心。在这里，他们还听到了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勇于创新的意识和行动、专家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和方式的诠释，听到了地方政府推进矿业转型升级、发展接替产业的经验与体会。

矿业这一传统产业在新时代绽放的新光彩、展示的新形象跃然纸上。这样的绿色矿业发展模式就是矿业重塑希望的雏形和模板！

其实，在此之前，大会主办方——中国矿业联合会已经对全国绿色矿山建设与绿色勘查进展情况进行了广泛调查，并重点考察了若干地区绿色矿山建设的成功范例。今年更是对浙江省湖州、宁波和温州地区矿业绿色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实地调研。让人欣喜的是，调研中发现，各地绿色矿山建设的进展和成果丰硕，地方政府和矿山企业、地勘单位在矿业绿色发展方面经验丰富，绿色矿业发展欣欣向荣。而将会议地点选择在湖州，正是希望在这个“两山理论”的发源地，向全社会展示中国矿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决心、行动和成果，展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前景和预期，展示矿业新形象的概念和要素。

按照彭齐鸣的话说，2018中国矿业循环经济暨绿色矿业发展论坛被赋予了更重要的使命，讨论交流的不是常规的矿业问题，不是一般的管理和技术问题，更不是一般性的聚会交流，而是一次中国矿业展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成果与体会，共议矿业创新发展、重塑形象的大会——要汇聚各方智慧，查找制约矿业绿色发展的制度问题，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措施，为矿业绿色发展形成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为什么要重塑形象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访苏期间专门去中国驻苏大使馆看望了中国留学生，并亲笔为学习地质专业的学生题写了“开发矿业”几个大字。这一题词极大地激励了全国千万矿业职工为开发矿业而努力奋斗，成为一代又一代矿业职工献身矿业事业的巨大精神财富。一时间涌现出了李四光、王进喜这些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矿业界英雄人物。矿业行业以“找矿兴国”为己任，为国家建设提供大量急需的矿产资源。

但近年来，由于传统的粗放式开发方式，矿业被看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而备受指责。矿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好像因生态环境问题而被掩盖。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各种新兴产业相继涌现并不断拓展，矿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在经济产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在人类向大都市聚集的同时，矿业似乎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距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加上对环境问题的担忧，矿业似乎与现代化进程背道而驰，最终会走向衰亡。

“实际上，矿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不可替代，经济社会发展改变的只是矿产品需求结构，而不是需求本身。”彭齐鸣表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资源安全问题至关重要。矿业的资源保障作用和产业支撑作用不容忽视。矿业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提供物质基础和产业支撑。如何让矿业人在新时代建设中挺直脊梁，让矿业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彭齐鸣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矿业必须要重塑形象。

矿业重塑形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主持起草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

矿业重塑形象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矿业一方面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矿产资源保障，另一方面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也无法复制发达国家的矿业发展模式。因此，在建立生态文明与世界矿业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如何创新发展，寻找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科学可持续发展、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全新的矿业发展模式，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中国的不二选择。

矿业重塑形象是赢得社会公众理解认同的重要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空前重视。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把发展绿色矿业、加快绿色矿山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在2016年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指出，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其实，早在2010年，原国土资源部就曾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矿产资源规划，推进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是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许多矿业企业在动态复绿方面做了很多有益有效的尝试。这些实践说明，矿业不仅能在开发阶段创造巨大财富，拉动就业，还能够引进后续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重塑矿业形象，能让这些有益的实践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听觉符号，让社会公众了解，新时代的矿山已经不再是尘土飞扬、脏乱危险的代名词。矿山绿色发展可以使开发矿业实现全程绿色、文明生产，全程现代化开发，从而赢得社会公众的理解认同。

重塑新形象的机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矿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彭齐鸣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以及制造强国战略都为矿业重塑形象提供了绝佳的机遇。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矿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艰巨。

但是“危”“机”总是并存的。

彭齐鸣认为，在产业发展中矿产资源供给的突出问题是供给结构不合理，或者“结构性匮乏”。“资源丰度和禀赋的不均衡是普遍存在的，但供给结构不合理则是产业发展自身的问题。我们大宗矿产品供给过多依赖海外市场，新兴战略性产业所需矿产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三稀等非常规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与市场需求结合不够紧密，满足不了产业发展需求。”他表示。这些问题恰恰都与供给侧改革的目标“不谋而合”。

彭齐鸣强调，“需要加强的是更好地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引导更多的民间资本投入到这些领域。”只有过剩的产能，没有过剩的产品。抓住供给侧的“东风”，增加优质供给，提高产品竞争力，把过剩产能升级为优质产能，是矿企和整个矿业行业发展的惟一出路。

高质量发展给矿业绿色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根据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传统的粗放型矿业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合要求。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未来矿业行业要摒弃粗放发展方式、淘汰落后产能、践行绿色发展和培育新的动能，这样的要求无疑给矿业转型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过去十年里，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到相关企事业单位，在推动矿业转向高质量、高效率发展的过程中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很多成功的经验。“原国土资源部推进的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为矿业发展的绿色之路奠定了重要基础。诸多企业积极响应，也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彭齐鸣介绍道。这些都为矿业绿色发展、为矿业重塑形象积蓄了能量。

的确，过去十年，是中国矿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矿业联合会在原国土资源部的指导下，开展了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工作，此项工作得到了矿业企业的积极响应，先后有661家矿山企业获得了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的称号，在绿色开采、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矿地和谐等方面树立了一批样板，为我国矿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

2017年12月21日，中国矿业联合会在原国土资源部指导和支持下，联合61家会员单位共同发起成立了“绿色矿业发展战略联盟”，通过行业自律，倡导企业共同携手，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进程。从此以后，矿企绿色建设有了“娘家人”，正如原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李永杰评价的那样，“这是推动我国矿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力量和服务平台。”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给矿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彭齐鸣表示，“这对中国矿业发展是一个难得的机遇。”矿业是高科技支撑的产业，随着矿业的现代化，各类矿山设备不断升级，对机械、材料、光学、电子、自动化等各个领域都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看似笨重的矿山机械装备实际上蕴含着大量的高新技术。因此，矿业的转型升级为实现制造强国目标提供了动力，中国创造也为矿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支撑。

据彭齐鸣介绍，中国矿业联合会正在组建智能矿山战略联盟，联合一批有志于矿业技术装备研发、制造、应用、推广和投资的机构和企业，整合国内行业资源，发挥产学研联合优势，建立智能矿山建设标准体系，争取政策、项目、资金支持等方面发挥作用，构建智能矿山建设的服务平台，共同推进中国矿业技术装备的转型升级。

新形象的理解

对矿业来说，“新形象”主要针对传统矿业的形象而言，突出表现为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的高质量。“实际上，对于矿业这个古老的产业来说，转型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是，面对新时代的全新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完善，而是需要实现颠覆性的重大转变。”彭齐鸣强调说。

那中国矿业的新形象究竟“新”在哪里？彭齐鸣认为集中在三个“新”。

贯彻落实“新”理念。一方面，要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从以开发资源为主要目的，兼顾环境保护的理念转向在确保环境保护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基础上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要在矿产资源开发获利的同时，切实保证自然环境资产保值升值。另一方面，要贯彻以人为本理念，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开采方式转向符合新时代要求，高科技支撑的现代化开采方式，要用技术装备的不断升级推进矿山生产的自动化、智能化，让矿业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更加健康安全。

动态恢复治理“新”模式。彭齐鸣认为，传统的矿业开发模式采取的是先开发（破坏）后治理的路。“实践证明，矿山闭坑之后的环境治理工作耗资巨大，难以靠财政收入来支付完成。而且，按照现有模式，在审批开发利用方案时也无法准确地判断闭坑后的治理费用，这些都使得先破坏、后治理的路难以走通。因此，动态恢复治理是解决矿山环境问题的必由之路。”他说。

近年来，许多矿业企业在动态复绿方面做了很多有益有效的尝试，成功经验为绿色矿业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动态复绿实践的不断深入，标准会不断提升，矿业发展过程将不再是破坏环境的代名词，而成为绿色发展的标志。

矿业发展“新”遗址。矿业开发破坏环境似乎已经成为定律，粗放型的开发方式确实带来这种结果。然而，如果从顶层设计开始用绿色发展的理念统筹矿业开发，可以通过算大账实现资源环境的并重与双赢。从矿山设计开始就要对所在地生态环境价值和矿业开发带来的影响进行系统评估。除了实施动态复绿之外，还要对矿山开发、对环境的改变进行评估，要寻求环境改变带来的最佳方案，使得闭坑后的环境更加有利于人类生活。“国内已经有很多废弃矿山开发利用的成功实例，有的改造为地质公园，成为社会公众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有的建成五星级宾馆，矿业遗址为宾馆增添了特色与魅力。这些都说明矿业开发留下的不一定是垃圾，还可以是资产，矿业不仅仅对环境造成破坏，还可以为营造更好的环境、改善居住环境提供条件。我国多数地区人口密度大，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休闲度假的场所是个大问题。一些地区利用矿业遗址改造形成的公园或休闲度假场所有效地改善了这一状况，使得矿业开发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收益。”彭齐鸣做出进一步阐释。

我们不难看出，矿业重塑形象就是要将绿色作为基本元素，将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可以与生态环境相辅相成，让矿业成为“五位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连接纽带。

除了矿业自身的转变，彭齐鸣认为，矿业重塑形象也需要管理系统的支持。

“首先要完善矿业有关法规。”彭齐鸣表示，现行法规多为改革初期建立，与现在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有许多方面不适应，特别是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成功经验没有在法规中得以充分体现。在有关法规的制定或修改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矿业的战略地位，确保矿业健康发展以发挥资源保障与产业支撑作用。“需要重视的是，在处理开发与保护关系问题上，既要确保矿业的战略地位，又要确保矿业绿色发展。其中，绿色发展除了政策法规指引约束之外，还要依靠有关制度和标准。”彭齐鸣强调。

“其次是完善规划体系，让矿业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彭齐鸣说。在规划体系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矿产资源（金山银山）与生态环境（绿水青山）之间的关系。矿产资源规划是矿业发展的指南，必须与各行各业的规划相互协调，否则协调发展就成为一句空话。不可否认，矿业开发在带来经济收益的同时对环境造成破坏。但也可以通过科学规划和有效措施给环境加分，给自然资源总资产增值。如何做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少减分，最大增值是规划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要通过多规合一使矿业发展融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使其成为受各方面欢迎的正能量。

“同时，还要充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彭齐鸣补充到。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社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提出明确要求。社会组织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社会治理、环境治理已经成为社会组织的重要使命。在环境治理方面，要“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在矿业行业发展中，社会组织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将企业的诉求反映给政府部门，将政府部门的要求传递给企业。彭齐鸣以《矿产资源法》和有关规章修订为例，“中国矿业联合会及有关协会可以收集、汇总企业对矿法的修改意见建议，反映给政府部门，确保管理部门能够真实全面地了解实情，使出台的法律文件更具可操作性，起到应有的作用。”

新时代为矿业绿色发展打开一道大门，指明了一条充满无限机会的光明大道。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通过矿业行业内部的重大调整与外部环境的改变，矿业将以崭新的形象出现。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在制造金山银山的同时，营造更美的绿水青山，成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力量。

绿色发展，重塑形象前途光明，任重道远。中国矿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方面持续探索，大胆实践，为使矿业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矿业自身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7月6日，陈明团队在湖南湘潭进行镉铅锌铜汞污染场地修复前调查

2014年，在福建德化做Hg污染土壤修复的盆栽实验

2015年，与同事和研究生在湖南湘潭做重金属污染土壤电动修复技术试验

6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作为我国国家层面制定的第一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单行法，草案对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风险管控和修复分别作出规定。面对国家针对土壤污染的高度关注，国土资源部长期从事污染土壤修复的专家怎么看？日前，记者走访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陈明研究员。

《土壤污染防治法》呼之欲出，土壤修复产业再迎利好

经过雨水连日的洗涤，北京恢复了阳光灿烂的夏季“日常”。看上去，陈明的心情也很晴朗，他说，比起手中多个土壤修复项目进展顺利，更让他高兴的是国家对土壤污染高度关注的“大气候”。

他告诉记者，自己曾多次参加土壤污染防治法立法讨论会。《土壤污染防治法》反映了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染担责、公众参与等土壤污染防治的原则，它的及时出台，对防治土壤污染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草案明确国家每10年组织一次土壤环境状况普查，并实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制度。同时，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设立中央和省级土壤污染防治基金，鼓励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参与土壤污染防治。“就土壤污染修复市场而言，这无疑是继‘土十条’之后，在本行业最振奋人心的国家政策。”

被公众称为“土十条”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要求，到2020年，初步遏制土壤污染加重趋势，保持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0%或以上。到2030年，土壤质量要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安全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受污染耕地和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均达到95%以上。到本世纪2050年左右，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目标明确，难度很大，完善立法显然是关键的一步。”陈明说，我国的土壤污染整体上分成耕地污染、场地污染和矿山污染3大类，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到固废、淤泥和河湖底泥等。对农用地而言，可按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划为3个类别：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的划为优先保护类，轻度和中度污染的划为安全利用类，重度污染的划为严格管控类。

《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细化了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规定“安全利用类”耕地集中区应定期开展耕地土壤和农产品协同监测；对于“严格管控类”农用地，将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对于建设用地，将建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列入名录的污染地块，不得批准其作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等用地。同时，草案还禁止在居民区和学校、医院、疗养院、养老院等单位周边新建或者扩建可能造成土地污染的建设项目。

“农用地严格管控、分类利用，污染地块不得作为住宅用地，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土壤修复市场的活力。土壤修复产业即将迎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他告诉记者，我国约有4200万亩轻度污染和2800万亩中度污染耕地，属于安全利用类。纵观国内外耕地修复，真正见效快而且一次修复效果能够持续数年的耕地修复技术其最低成本也在3~5万元/亩，而且视土壤类型和污染物种类而差异巨大。因此，仅安全利用类耕地修复一项，预计市场空间至少有2.1万亿元人民币。“此外，还有约2000万亩属于重度污染的严格管控类耕地，同样需要不同形式的处理和修复，相关市场空间应该大于前者。”

陈明说，按照最保守的估计，我国至少有污染场地50万个，修复成本为1000万元至数十亿元每个不等，估计平均修复成本约为5000万元，市场空间约为25万亿元。另外，我国有不同规模的污染矿山约6万座，绝大部分存在生态破坏和重金属污染问题，面积一般在数平方公里。由于其修复难度更甚于耕地和污染场地，如果都要进行修复的话，修复成本将是天文数字。

土壤污染积重难返，形成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

以往数十年的粗犷式经济发展，大量的污染物快速进入水土系统，使某些地方的土壤成为最肮脏、形成机理最复杂、修复难度最大的环境介质。

陈明告诉记者，人类自青铜时代就向自然界投放各种化学物质。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采掘自然资源、进行物质生产、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大量向自然界排放各种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物质；现代化的农业使大量的农药、化肥残留在土壤中。

尽管土壤系统也具有一定的环境容量和自净功能，即土壤可以容纳少量的重金属或有机污染物，把它们转化成活性较差的形态，如果缓慢加入可能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生态危害，但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自净能力也是有限的，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如果外部的污染物长期不断地加入进土壤系统，或者加入的速度太快，就会使有害物质的累积量超越了土壤承受能力限度，则土壤的理化性质就会发生剧烈变化，甚至此前积累的、相对稳定形态的污染物会重新被活化、二次释放而容易被各种植物吸收，并进一步导致对生态系统乃至人体健康带来严重的和不可逆转的灾害性后果。这种情况在1978年被欧洲科学家定义为“化学定时炸弹”。

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学锦先生首先将“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引入中国，引燃了国内土壤和沉积物中污染物的非线性积累与释放的研究热潮。从2001年开始，在谢学锦等的建议下，国内将“化学定时炸弹”的研究转向更具科学内涵的“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研究。

2002年，陈明作为项目或课题负责人承担了国土资源部“十五”规划项目和国家“973”课题，开始研究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爆发过程和机理，认为重金属的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主要体现在污染物的不同存在形态之间的相互转化上，并定义了其中了两个重要概念——“污染物可释放总量”和“活动形态的总浓度”。也就是说，土壤中绝大多数污染物都存在不同的形态，有的形态可以溶于水，直接被动物、植物吸收，有的则在常温常压下是稳定的，不溶于水，也不会直接被动物植物吸收。例如：土壤中的铬可以以铬尖晶石形式存在，在常温常压下极为稳定，即使是在现代冶炼条件下也不容易释放出来。“因此土壤修复重点考虑的不是污染物的总量，而是如何遏制或消除土壤中‘可释放’的活动形态的污染物。”

2004年，陈明在执行科技部重点国际合作项目“大型城市水土环境污染机理与综合修复技术研究”中，研究了硫化钠/硫代硫酸钠作为稳定化剂的可能性及其缺陷，并基于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理论提出了用炭石灰进行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的思路，取得了较好的修复效果。

2012年，陈明又承担了“海西经济区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研究”课题，带领团队探索了汞元素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链的组成与阻断途径，将天然矿物与纳米材料结合起来，研发了一种新型汞稳定化剂，可使汞元素超标土壤中的活动态汞下降65%以上，敏感作物空心菜中汞含量下降75~90%。

“如今，国土资源部已形成一系列具有地学特色的理论研究成果和土壤修复技术。其中，理论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缓变型地球化学灾害和地球化学工程学两方面，在技术上则研发了以地球化学工程技术为核心的若干种土壤修复剂及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电动修复技术。”陈明介绍说。

地球化学服务农业，揭秘农作物与土壤的关系

国内最早的区域性土壤地球化学质量调查工作试点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实施。1988年，刚从长春地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物探队刚刚一年的陈明又承担了“浙江省厚层覆盖区地球化学扫面设计”。在工作中，陈明了解到土壤地球化学质量与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密切相关，一个有趣的现象深深吸引了当事仅有22岁的他：浙江黄岩地区有些地方的蜜桔外表鲜亮，而某些地方的蜜桔则外皮变皱、口感发酸？

调查发现，优良的柑桔主要产于海拔200米以下的侏罗纪火山岩残积层发育区和滨海平原区，由于这类地区土层厚、通透性好、土壤养分丰富；而有些地方柑橘产量、品质下降，是因为土壤某些元素养分因长期种植流失严重。陈明记得很清楚，在一块柑橘种植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大部分柑橘树失绿、果实变差的同时，却有个别树未受影响，而这些树都被农民钉上了铁钉挂东西。这与土壤化学调查结论不谋而合：这里的土壤中缺铁，而铁钉生锈后恰恰增加了植物对铁元素的吸收。据说后来农民得知这个结论后，就在其他树根上也钉上了铁钉子，蜜桔就又恢复了之前的圆滚滚，味道也变得更甜了。

陈明告诉记者，其实古人很早就对“农作物种类品质与土壤密切相关”有所认识。距今2500年前的《晏子春秋》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而现代科学尤其是地质科学完全可以从地球化学的角度，更为详细地解答农业地质背景与农作物的关系。

1989年，陈明回到长春地院读研究生。1990年，他代表长春地院参加了由原地矿部国家地质试验测试中心承担、李家熙负责的国家“八五”攻关项目——《区域地球化学在农业和生命科学上的应用研究》，通过生命元素在岩石、水、土、食物直至人体迁移循环过程中不同介质内的含量及其分布特征，将岩石圈一生物圈一水圈系列中的主要环节有机地连结起来，总结和概括出区域性环境地球化学背景，研究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和相关因素，揭示生态环境现实状况，对地球化学环境作出客观评价，建立合理的区划，以达到治理环境、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提高人们健康水平的目的。“正是这个项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陈明说。后来，陈明还参与了针对吉林人参、河北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土壤地球化学背景研究，与同事们共同揭示了地域土壤组成的“化学秘密”，为当地农作物种植区划分、品质提升提出了一些建议，可惜的是，这些地质科研项目的成果并没有得到推广和应用。

修复重金属土壤，国土资源行业要重拳出击

国内外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活化手段，即增加重金属的溶解性和迁移性，通过土壤淋洗和植物萃取等手段把土壤固相中的重金属快速转移出土壤。二是钝化手段，即改变重金属在土壤中的存在形态，通过降低重金属的生物有效性，从而降低农作物对重金属的吸收量，降低污染风险。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钝化手段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经济可靠且易于农民掌握，有利于大面积推广。

“地球化学工程学原理是应用地球化学知识，通过人工制造的某些地球化学作用或利用地球化学原理制造的产品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与管理的途径、方法和技术。”陈明告诉记者，在这一思路下，地质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稳定化、净化和适宜化3种土壤修复思路。稳定化就是把不稳定的有害组分固定住，使其失去生物有效性；净化就是把高含量的有害组分去除掉或充分降低；适宜化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把一些有益元素加入到特定的系统中去。

陈明告诉记者，与传统物理、化学和生物技术相比，采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治理重金属污染，具有廉价、高效、管理简单、无二次污染的特点。其中，利用黏土矿物或通过改性来生产地球化学处理剂，原料来源广泛、价格低廉，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非常适用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工程。

据他介绍，近些年，国土资源部利用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技术经验，形成了多个示范性工程。如：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在安徽铜陵尾矿坝的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区，选用若干种黏土矿物，结合一定的环境条件控制技术，使重金属元素超标土壤中种植的蔬菜的重金属元素含量达到《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该研究成果已经成功用于德兴铅锌矿冶炼厂重金属污染山体的修复，使寸草不生的酸化和多金属污染土壤恢复种植功能，山体复绿。再比如：将含磷矿物用于土壤重金属污染原位修复，使重金属元素有效态转化为稳定的形态，降低其有效性和生物可利用性；采用地球化学工程—生物土壤修复技术，有效降低重金属高污染区人体暴露的风险。

近几年，陈明带领的资源所土壤修复科研团队利用不同天然矿物材料对重金属的专属吸附性，研发3种高效土壤重金属稳定化剂专利技术，可将重金属禁锢在土壤微粒中，不易被氧化、分解和重溶，从而使得修复效果具有长期稳定性。测试表明，新型修复剂可降低65%以上的土壤活动态重金属，并降低70%~95%的农产品中的重金属。

针对大城市高地价区的场地污染修复，陈明团队还研究了一种重金属提取技术——具有地学特色的“原地异位”的EK-SS电动修复技术。该技术用电动力模拟多期次脉动热液成矿作用过程，利用重金属捕获器可以将高浓度重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固体废弃物甚至矿石在48~72小时内将土壤中重金属去除60%~90%。

“任何一种土壤修复技术都不是万能的，因为我国各地土壤特性不同、气候条件各异，污染物种类、浓度以及活动态、非活动态都不一样，而且土地的用途各不相同，如城市的场地修复可以下猛药，耕地修复就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以保证土壤的微生物种群、营养物质、分层结构都不破坏，而矿山修复更为复杂。所以，我认为在实际进行土壤修复时，必须做到因土而异、订制施治，这样才能像老中医一样，做到一人一方，才能做到药到病除。特别是耕地修复，由于土壤类型、自然地理条件、污染物种类及其组合、污染物含量范围等因素错综复杂的交叉，实际上不存在‘一药治百病’的‘仙方’。”陈明强调。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土壤污染防治法》主要关注了场地污染和耕地污染，而对矿山这个重金属污染的源头的关注比较少。陈明认为，过去由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定位于社会公益型研究基础，主要从事基础性、公益性研究工作，很在在应用性的土壤修复技术研究方面获得国家和部门项目资助，这是非常可惜的。在当前“万众创新”的大形势下，这样的局面有望被打破，国土资源部门数十年积累的地质、地球化学基础研究成果有望在土壤修复领域发扬光大。对于矿山环境修复，国土资源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应有“舍我其谁”的担当。

记者离开时，陈明表达了自己的一个愿望：“当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壤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具有深厚基础、长期经验和技术优势的国土资源部门，理应加大对相关理论研究和技术研发的支持，针对国家对矿山土壤环境修复的迫切需求，快速形成实用性强的土壤修复创新成果，为国家解决土壤污染难题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