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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沈 其 韩

    1950年 

    一名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怀抱炽热的爱国情怀 

    投身于 

    新中国找矿事业中 

    辽宁鞍山 

    湖北大冶 

    山西中条山 

    ... 

    他走南闯北、不知疲倦 

    沉浸在为国家寻获矿产的 

    巨大喜悦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沈其韩

    回首当年

    他激情澎湃:

    “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

    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

    也就很知足了。”

    1984年,沈其韩在实验室用显微镜观察岩石薄片

    1956年

    他响应“国家需要”

    迎来职业生涯的转变:

    从热火朝天的

    地质找矿一线

    转入

    当时相对冷僻的

    地质科学研究

    1985年,沈其韩(左4)在内蒙古野外进行地质观察

    “我上大学的时候,

    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

    年代学也不知道,

    都是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

    知不足而后学

    他在

    变质岩石学

    前寒武纪地质学

    等研究领域

    奋发图强

    1991年10 月,沈其韩(左1)在北京密云观察变基性岩脉的特征

    到了1980年

    努力终得回报

    他的研究成果屡次获得

    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

    和国家自然科学奖

    得到国际地质学界的

    广泛关注和认可

    2006年7月,沈其韩在黑龙江五大连池火烧山北侧考察

    如今

    这位年逾九旬的老人

    仍在地质科学研究道路上

    不倦跋涉

    他对科学的热爱和求索之心

    仿若大地上最寻常的岩石

    历经风雨

    坚韧如初

    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地质学家

    沈 其 韩

     

    破译地球的秘密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沈其韩

    2019年1月,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项目《中国最古老大陆的时代和演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项成果是研究团队三代科学家近30年研究的结晶,获奖团队中就有时年96岁高龄的沈其韩院士。

    在70多年的地质生涯中,沈其韩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和同位素年代学及铁铜矿产等研究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多之前,年逾九旬的沈其韩还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翻阅报纸,了解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除了矿产新闻外,他格外关心的是土地污染治理和三农问题等。他还请助手把国内外有关寒武纪地质研究的论文打印出来,一篇篇仔细阅读,认真做摘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让他在90多岁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科研能力,再次摘下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桂冠,彰显着他为国家科技进步而努力奋斗的初心。

    满腔热情为国找矿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淮阴。1941年秋,在堂兄资助下,19岁的沈其韩经上海转浙西,偷渡日伪封锁线,终于在冬天抵达重庆。沿途祖国美丽的山河、破败的城镇、苦难的民众,给沈其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渴望国家早一点强大起来。

    1942年夏,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上课时,沈其韩对岩石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敬佩教授矿物学的王炳章先生。经过4年学习,沈其韩成为重庆大学那一届地质系仅有的7名毕业生之一。

    1946年6月,沈其韩考入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变质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前辈地质学家身上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沈其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钢铁成为最急需的资源。发展工业,找矿先行,地质工作者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1952年,在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组织铁山矿区和领导金山店矿区的后期详勘工作。他们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在室内整理资料,很快完成了整个矿区精细的地形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其韩没有回过家,日夜都待在山上。1954年3月,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了《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从1950年起,从辽宁鞍山铁矿、湖北大冶铁矿到山西中条山铜矿,沈其韩走南闯北,不知疲倦,沉浸在为国家找到矿产资源的巨大喜悦之中。回首当年,年过九旬的沈其韩依然非常激动:“当时地质勘查工作非常辛苦,几乎都是白天黑夜地干,一个地质队、一两千人、三十几台钻机,就想着赶紧找到矿提交报告。一两年时间矿山就建立起来了,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想,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也就很知足了。”

    投身寒武纪地质研究

    不过,沈其韩为国家建立十个八个矿山的愿望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正等待着他。

    沈其韩在山西找矿劲头十足,这个时候,程裕淇院士向他发出召唤,让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向来服从工作安排的沈其韩内心有些不情愿:“我觉得找矿挺好的,我就留在山西算了。”

    让沈其韩改变主意的只有4个字“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他去找矿,他无怨无悔地奔波在湖北、山西各地。现在,国家需要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搞基础研究,为将来的找矿工作做指导,那么,他也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国家的期许。

    变质岩石约占地壳总体积的27.4%,广泛地分布于早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及其以后的各种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中,绝大多数本来是见不到的,但是由于后来的构造运动,一些变质岩露出地表,带来深部地壳的各种信息。地质学家通过破解这些变质岩,研究地壳演化的历史。变质岩石学是岩石学的重要分支,但是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上个世纪初,变质岩研究才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变质岩研究当时还是一片空白。

    程裕淇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变质岩研究的重要性——除了能够了解早期地壳的演化、通过原岩恢复推断原岩的形成环境和构造背景外,还有助于利用变质岩来找矿。就这样,1956年秋天,沈其韩跟随程裕淇院士开始了长达60年的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时间大约是距今5.4亿年至5.1亿年之间。在寒武纪开始后的数百万年时间里,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这就是令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凡所有的大爆发,之前一定有一段长期的力量积蓄储备期,地球上所有的矿产资源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剧烈的构造运动造成地壳抬升,将覆盖在变质岩之上的岩层剥蚀掉,使得变质岩得见天日。因此,沈其韩的研究便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对象,试着从古老的变质岩中去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在地质学家的眼里,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或许比等量的黄金还要珍贵。从热火朝天的地质找矿一线转入到相对冷僻的基础研究领域,沈其韩迅速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开始工作。

    博观约取获硕果

    “我上大学的时候,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年代学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知不足而后学,沈其韩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没有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前寒武纪研究寸步难行。通过向国外专家学习,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测定同位素的仪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寒武纪地质研究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不断收获累累科研硕果,逐渐缩小与国际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差距。

    从1980年开始,沈其韩在地质科学研究上进入盛产期,他在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屡次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寒武纪地质研究的突飞猛进也引起了国际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相关的研讨会和各种科学合作项目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起来。

    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沈其韩说,他亲自经历了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从落后到发展的过程,当前地质科学在飞跃发展,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也应紧随时代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勉励年轻地质工作者,紧紧抓住学科发展规律和国家需求,坚定信心,在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前行,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质学家是这颗星球上最智慧的人之一,他们能够从一块岩石标本乃至一粒矿物晶体中看到整个造山带的动力学过程,推测出地球过去46亿年漫长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寻找到蕴藏于地球深处的各种丰富的矿产……斗转星移,寒来暑往,沈其韩院士已经在地质科学路上跋涉了70多年,时光把他从一位热血青年雕塑成一位世纪老人,但他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科学真谛的心却从未改变过,正像这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块块岩石,历经风雨,坚韧如初!

    院士沈其韩:破译地球的秘密

    殷鸿福院士(右)和王奉宇(中)等学生一起探讨地球生物。

    有人说殷鸿福像颗螺丝钉,把自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更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六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殷鸿福却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这根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最长的硅化木和这只恐龙,就是我和大家一起淘回来的。”7月18日,站在刚刚开馆的武汉自然博物馆序厅,83岁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殷鸿福客串起了解说员。

    有人说他像颗螺丝钉,把自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更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六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殷鸿福却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耄耋之年仍坚持野外科考

    前两天,酷暑难耐,但殷鸿福却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到武汉花山野外科考。随行人员担心殷鸿福顶不住烈日暴晒,让他在车里休息,但殷鸿福拒绝了。拿着放大镜,握着地质锤,殷鸿福在岩石间探寻地球的奥秘。片刻工夫,汗水就顺着脸颊淌下。

    站在树荫下,殷鸿福告诉随行的团队成员,搞地质的,永远不要脱离野外作业。

    1935年3月15日,殷鸿福出生于浙江。中学时,他受地理老师影响,激发起探索地球奥秘的兴趣。1952年,17岁的殷鸿福中学毕业,作为班上状元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1956年5月,他远赴西北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后来当研究生时开始兼职做助教。如果从当时算起,殷鸿福的教龄迄今超过60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党委书记姚华舟是殷鸿福的博士生。提起恩师,姚华舟仍然难以忘记当年读博期间,跟着导师野外科考的经历。那年春天,姚华舟跟殷鸿福骑马踏上青藏高原科考。有的地方马也无法上去,只能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徒手攀爬。有一段要涉水而过的地方,姚华舟考虑到老师腿部以前受过伤,打算背他过去,可遭到拒绝。殷鸿福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卷起裤腿,提着鞋子,在刺骨的冰水中跋涉穿行。

    正是因为有这种钉子精神,才有了煤山金钉子的产生。1996年,殷鸿福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俗称“金钉子”),2001年,煤山最终被确认为“金钉子”,此举被认为是“我国地质学可载入史册的突破性进展”,由此开拓了我国古—中生代转折和生物大灭绝的研究,推动该研究成为一个地学热点领域。

    渊博的知识、开放的思想、勤奋的工作,使殷鸿福不断开创学科建设的新局面。古生物学是地球科学的传统学科,殷鸿福高瞻远瞩,先后倡导和开拓了古生物地理学、生态地层学、生物成矿学、生物地质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由此形成了地球生物学的新学科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十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四代传承形成完整人才梯队

    每年九月,殷鸿福都会给地质专业的大一本科生上《普通地质学》这门课。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万人计划”入选者谢树成是殷鸿福的得意门生之一。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谢树成的三次毕业论文全都是殷鸿福指导的。谢树成这样说:“在研究上,殷老师最显著的特点是思路开阔,勇于开创新领域。”

    今年起,殷鸿福院士将不再招收博士生。去年招收的徐珍,成为殷鸿福院士的关门弟子。徐珍说,跟老师讨论研究项目的时候,“他总是会问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这样做行不行?他会问我有些什么想法,然后引导我去明确应该做什么,他会很乐意听我们的想法。”

    许多本科生在听完殷鸿福院士的《普通地质学》后这样评价,“他讲课十分严谨、细致,并且对学生特别热情”,“而且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好,每次上课他总是会提前5到10分钟进教室”。 作为也上过《普通地质学》的徐珍来说,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后一堂课上,殷老师让所有同学谈谈上完这门课程的感想,“虽然大家之前从未接触过地质方面其他课程,但我们说的每一个想法,他都用一个本子记下来了。”

    殷鸿福所在的 “地史古生物学”团队2008年入选国家教学团队,《古生物学》《地史学》和《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他领衔的科研团队自2001年来,三次以唯一或第一单位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刚刚获得中国年度大学生人物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8届本科毕业生王奉宇,即将在地大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王奉宇的导师是“80后”、2016年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宋海军教授,宋海军的导师是“60后”、2003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童金南教授,而童金南的恩师则是殷鸿福院士。四代地质人,时间长度跨越了近70年,接力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开拓创新的地质之歌。

    童金南是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也是高考恢复后首批考入中国地质大学的大学生。1982年,他开始在地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成为了殷鸿福的“开山弟子”。“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我的求学以及今后的为人师都影响深远,他是我的一盏明灯。”童金南说。年过五旬的童金南,每年仍会拿出2~3个月的时间去野外。

    出生于1983年的宋海军,2003年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时,对于地质、古生物等是陌生的。殷鸿福院士为新生们主讲《普通地质学》课程,让宋海军找到了方向。宋海军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殷鸿福在课堂上说:地质科学,是开启地球奥秘的钥匙,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钥匙。正是在童金南的持续培养下,宋海军攻读博士学位,到海外留学,留校任教,今天已经成为专业领域知名的年轻教授,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王奉宇是90后,他从小就喜欢收藏各种石头,2014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就毫不犹豫地报考地质学专业。从2015年下学期,他就选定宋海军作为导师,并选定了腕足动物研究方向,走上了古生物学的研究道路。

    科学家乐当科普志愿者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会来吗?我看不一定,只要我们从现在起珍惜环境、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我们一定可以留住青山绿水,阻止生物大灭绝。”18日上午,在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殷鸿福向来自武汉三镇的500多名观众做题为《保护长江》的科普报告,听众中一半是学生。

    尽管年事已高,殷鸿福依然每年都到大学和中小学去跟学生们沟通、免费作科普讲座。

    2018年4月,在浙江省长兴县的“金钉子”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区,他应邀为100多名长兴县煤山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上了一堂科普辅导课,向小学生介绍地质历史、生态环境、生物演化以及“金钉子”的意义,帮助学生提升科学素养。

    他还在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主办的湖北省第48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作了《恐龙灭绝对人类演化的启示》的科普讲座。

    今年6月,在首届湖北省高校科普创作大赛暨青年之星计划—科普创作训练营(武汉站)启动仪式上,殷鸿福和金振民、周忠和、龚健雅四位院士受聘担任科学顾问。

    2013年,殷鸿福作为主讲人之一的《地球的过去与未来》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他培养的学生也成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尽管我国科学家不像国外一样需要通过与公众沟通来进行一项科学决策,但这并不妨碍院士们与大众沟通的自觉性。”殷鸿福表示。

    殷鸿福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多贡献,少索取。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也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他都没有拿满应得的数额。

    殷鸿福生活十分朴素,他衣着简朴,一件衣服穿很多年。前两年,他还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往返于家庭、教室、实验室之间。但他却多次以不同方式捐资助学,其中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助的奖学金累计达42万元,包括2002年获“何梁何利奖”的20万元。

    “金钉子”的坚守

    近日,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地区遭受一波强降雨,受集中降雨影响,康乐县何家沟村小学旁连续两次发生滑坡,导致交通中断。由于滑坡发生于学校非上课时段,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得知灾害发生消息后,正在此区域开展1:50000地质灾害调查工作的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二级项目所属的“唐王川幅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子项目负责人王俊豪立即带队赶赴现场,对何家沟小学附近发生的两起滑坡灾害进行了现场调查,并对何家沟村附近隐患点进行了详细排查。 

    据调查,该滑坡处曾于2016年底在道路硬化施工过程中采取了削坡工程手段对道路进行加宽,导致坡脚失稳,后经冰雪融冻作用,于今年3月份在前缘出现多条宽约520cm的裂缝。近日,在连续强降雨影响下,最终先后发生两次滑坡,总方量约200M3。调查结束后,项目组向康丰乡政府提交了调查报告和应急避险建议。 

    据了解,何家沟村是国家精准扶贫村,位于康乐县康丰乡北部,距乡政府4公里。何家沟村地形狭长,全年干旱少雨,土地贫瘠,农业基础设施落后,农作物产量低,生产方式粗放、品种单一。村民在大甘沟流域沟壑纵横的山梁上分散居住,全村共有4个社、130户、604人,党员7名。何家沟小学是此区域内唯一一所小学,由于村里没有幼儿园,小学内还有二十余名幼儿。   

    应康乐县国土资源局和康丰乡政府邀请,“唐王川幅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组来到学校为在校的60余名师生开展了“黄土地质灾害科普讲座”,项目组成员向师生们讲解了黄土地质灾害的类型及诱发条件、灾害发生前的迹象与征兆、灾害发生时的避险方法及逃生路线等日常防灾常识,并向全校师生现场发放了100余套地质灾害防治宣传资料。在此次活动中,何家沟小学的师生们对科普内容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与好奇心,对他们生活的黄土区地质灾害类型和成因等有了深入的认识,学习到了黄土地区常见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方法,通过孩子们的学习,应急避险的知识将会惠及何家沟村的每个家庭。通过与项目组的积极互动,师生们真切地感受到保护生命安全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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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走进山区小学开展地质灾害科普讲...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杨志明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国际快递。包裹分量很轻,里面只有一个获奖证书——2020国际经济地质学会区域副主席讲席奖。奖项含金量很重,它来自国际矿床领域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国际经济地质学会。

    这让他很开心。“获奖并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代表了我国矿床学研究成果已经逐渐进入了国际同行视野。”

    从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学习、工作至今,杨志明一直潜心于青藏高原斑岩铜矿成矿规律及成矿机制研究。他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增谦的带领下,与团队成员一起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并于201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能源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志明

    理论探索实现从0到1的突破

    铜被广泛应用于机械制造、建筑工业、国防工业等重要领域,是维持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大宗金属之一,重要性不言而喻。

    斑岩铜矿是最主要的铜矿类型,提供了全球近3/4的铜。国际矿床学界历经数十年研究,建立起了一套经典的成矿理论,认为斑岩铜矿主要产于岩浆弧环境,形成与大洋俯冲有关。因此斑岩铜矿的分布被认定主要在环太平洋带上,特别是在东太平洋带大陆边缘的智利等国。但在21世纪初,我国青藏高原地区发现的多处斑岩铜矿,形成时已无活动的大洋俯冲,其成因无法用经典的成矿理论解释。

    西藏铜矿的铜从哪里来?怎么形成的?特征是什么?要回答这3个问题,就要进入一个理论的“无人区”,挖掘出新的“宝藏”。

    自2005年进入中国地质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起,杨志明几乎每年都要去西藏出野外,尤其是冈底斯带,有时候一待就是好几个月。跑野外、看露头、采样品,回到办公室做实验、分析数据、看文献、写文章……这样的工作模式循环往复,一直持续到现在。最终,在导师侯增谦的带领下,他和团队一起,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全新的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该成果拓宽了全球找铜的区域,为斑岩铜矿的勘查指出了新的方向,同时也加深了对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理解和认识,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被称为“国家科技三大奖”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是奖励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个人。2019年,碰撞型斑岩铜矿成矿理论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其中,杨志明是第二主要完成人。

    开展矿床学的应用基础研究,既可以利用创新理论拓展科学认知,又能与应用紧密结合,创造经济价值。这套成矿理论模式推动了青藏高原多处大型铜矿的勘查发现,包括驱龙铜矿等大型铜矿资源。

    十多年,杨志明从地科院的一名学生成长为二级研究员。但是身份的转变并没有丝毫减弱他对地质科研的热情。最近几年,他带领自己的研究小组,连续在多个权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受到了国际关注。

    板凳甘坐十年冷

    攻读博士期间,杨志明遇到了人生中最灰心沮丧的时刻。

    在阅读了大量文献后,他感受到了与国外矿床学研究的巨大差距。“我们国家的矿床学起步晚,成矿理论研究落后国外很多。就好比人家已经建立了高楼大厦了,我们还是在打地基的阶段。”

    第一次,他因为研究地质的巨大落差和压力而差点崩溃。但也正是地质,令他以更宽广的胸怀去吸收了这种压力,转化为科研的动力。

    “聊人生侃历史,不过是以百、千年计数,而地质学动辄几百万年,地球演化更是有46亿年历史。实验室分析样品,最小可以到微米级,而讨论成矿规律则是在一个区域甚至是全球范围,又将空间拉升到108米。这种时空上大尺度的来回跨越,会在潜移默化中拓宽认知。所以地质人看待事物的变化、规律,都会放到更长的时间、更宽的空间中来衡量。”身为北京科技大学的讲座教授,杨志明上课会对学生说,学地质能令人豁达、心胸宽广。

    近20年的科研生涯,杨志明觉得自己的人生观都因地质而改变,这也是他坚持矿床学研究而毫不动摇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已融入其中、乐在其中。

    随着科研取得创新成果,荣誉也纷至沓来。2018年,他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成为自然资源部系统最年轻的“杰青”。同年,他入选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负责人。

    而这一切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艰辛和曲折。要知道,挑战西方奉之为圭臬的经典成矿理论,并让中国人研究出的理论在国际上得到认可,何其艰难。2007年,杨志明团队投了一篇关于碰撞型斑岩铜矿形成机制的文章到国际权威杂志,对方却以“不相信”的理由拒绝了。直到6年后,他们的文章才得以发表。

    “虽然现在理论已经成型,但是还有一些细节问题需要补充,而且随着研究进展和思考的深入,又会出现新的想法,需要回头检查原来没有注意的地方。”杨志明表示,当下自己在做斑岩铜矿的同时,也会适当拓展对关键矿产的研究。青藏高原他还会继续跑下去,科研的“冷板凳”还会继续坐下去。

    专注矿床学研究不动摇

    科研的道路是漫长的,必须孜孜不倦、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杨志明却从未觉得辛苦,因为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

    曾经有一个月,他每天10多个小时泡在地下室整理样品,看石头,只是为了梳理清楚一个矿床中矿脉的切穿关系。“如果想要成才,出成果,就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或方向,坚持下去,10年、20年,最后肯定能成为专家。”

    在杨志明眼里,一辈子能够把一种矿床类型研究明白就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所里很多专家都是在某一个领域研究了大半辈子甚至一生,才小有所成。如果别人都是花一生做一件事,那我只用10年,怎么比拼得过呢?”

    于超是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专业的学生,未毕业的时候听社团学长提起了杨志明,便慕名报考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在他眼里,杨老师十分严格。野外跑了一天,晚上还要求他们整理资料或者读文献。但令于超佩服的是,导师同样以身作则,回到单位,杨志明必须将样品切割、打磨、抛光,然后扫描后存档,他办公室里十多筐样品全是如此,一个外行直接拿起来就能看到闪烁的金属铜。

    如果为了某个事业付出了一生,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会后悔自己的选择吗?杨志明的回答就如同他的名字。“选择矿床学,选择做斑岩铜矿,肯定会一直坚持下去,从没考虑过获不获奖,也从无后悔两个字。”正是这种“无悔”的信念感,令他能够潜心近20年专攻一件事。

     

    科技创新人物 杨志明:勇闯地质科学“无人区”

    2020年8月28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响应“科技战役 创新强国”活动主题,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精心组织了《乘风破浪的孢粉》研学课程直播活动。课程由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李杰博士主讲,通过地调科普“微吼”平台面向全网直播,青岛市枣山小学二十余名学生和老师现场参加了活动。

    本次研学直播活动以“孢粉”为主题,科普基地设计了研学报告手册发放给学生,设计了植物标本制作的家庭小实验,引导学生在上课之前观察身边的植物,预习相关内容。活动分为科普讲座、科学实验、互动交流三个部分。

    在直播间,李杰博士从生活中常见的开花植物讲起,从花的结构引入孢粉的概念,介绍了花粉的发育过程和繁殖功能,以及植物的分类,从地质学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解了20多亿年以来植物由低等到高等的演变历程,各类植物对应的孢子或花粉的微观特征,包括孢粉的形态、结构、大小、纹饰等,并利用3D打印模型和显微镜,让学生直观地观察孢粉。李博士重点讲解了孢粉学的应用,介绍了孢粉乘风破浪进入海洋,以及科学家采样、制备样品、镜下鉴定和分析研究的科研过程,通过生动有趣的实例展现了孢粉学在分析植被与气候变化,揭示自然灾害以及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应用。小小孢粉故事多,通俗有趣的讲解让现场同学听得兴趣盎然。在报告过程中,李老师为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地质历史演化,认识显微镜的放大作用,提出了“中生代裸子植物繁盛时期,动物界的主角是什么?”“城市间距离、人的身高脚长、一张纸的厚度、一粒孢粉的直径”长度对比等问题,学生们踊跃回答,积极思考,认识了生物进化过程,也更容易地实现了观察事物的视角从宏观到微观世界的转换。

    科学实验环节,同学们排队到显微镜下观察孢粉,向老师请教问题。李老师讲解了家庭植物标本制作实验,介绍了标本制作的流程及注意事项,强调了野外信息记录以及植物标签信息的重要性。现场的学生分成小组在李老师带领下动手制作标本,学习用标本夹对新采集的植物进行压制,将干燥好的植物装订固定在标本纸上,给植物标本制作标签。最终,每个小组都顺利完成实验各个环节的操作,成功制作了植物标本。

    在成果交流环节,每个小组派代表到讲台上介绍研学成果,分享研学感受,同学们纷纷表示通过制作标本认识了更多的植物,学到了很多有关孢粉的知识,原来每一朵花都蕴含丰富的科学知识,以后会在学习和生活中多观察,多思考。

    本次全国科技周期间“乘风破浪的孢粉”研学课程直播是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在暑假期间为青少年举办的第二场线上现下相结合的科普活动,为他们的暑假生活增添了科学的色彩。活动利用网络融媒体平台资源,更广泛地传播了海洋地质科学知识,激发了学生们对大自然的兴趣和保护环境的意识,课程内容丰富,课程形式灵活生动,取得了很好的科普传播效果。

    学生排队观察孢粉 

    显微镜下放大40倍的石松孢子 

    学生向李杰博士请教问题

    李博士指导学生制作植物标本 

    分享研学体会

    青岛海洋所在全国科技周期间成功组织研学课程直播活...

    1981年9月,随孙大光部长到东北三省调研期间在五大连池与部分年轻干部合影(后排左四)

     

    《温家宝地质笔记》最近由地质出版社出版。

     

    3月26日,该书首发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

     

    那么,这本作者用了两年时间精心编撰完成的“地质笔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什么样的特点?作者在退休之后为什么要编撰出版这本书?负责编辑出版这本书的有关人员在与作者的联系、沟通与互动过程中,有着怎样的体验与感受?其中又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呢?

     

    带着这些读者同样关心的问题,在《温家宝地质笔记》在全国公开发行之际,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了负责编辑出版该书的地质出版社负责人及有关编辑人员,了解到其中的诸多细节,并得到了问题的答案。

     

    “地质笔记”记录了什么?

     

    《温家宝地质笔记》是温家宝同志退休后花费两年多时间完成的精心之作。

     

    “这本书不仅是地质专业笔记选编,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者对在地质系统工作的那段时期的真实回忆。它客观地记录了一个年轻地质队员成长的历程,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地质事业的赤胆忠心与力透纸背的无限深情。”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在接受中国矿业报记者采访时充满感情地说。

     

    《温家宝地质笔记》收入温家宝同志1968年至1985年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工作、学习笔记160余篇、手迹影印件632幅。这是作者从现存45本、400多万字的笔记中摘选的。本书还收入作者撰写的回忆文章24篇,照片50余幅。本书所收笔记、回忆文章及照片均为首次公开发表。

     

    这本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4个部分。每部分所选篇目均是从笔记、日记中摘选的代表性篇目,按时间顺序编排,基本反映了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不同工作阶段的工作、学习以及他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情况,真实记录了作者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的变化和成就。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作者专门在每一部分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还撰写了回忆文章。这是本书的特点和亮点。

     

    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告诉中国矿业报记者,作者的地质笔记和他参与绘制的区域地质图,字迹清秀工整,图幅线条清晰,无不显示出他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负责精神。

     

    为尽可能多地展示作者的笔记手迹,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同时根据每部分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编排方式,或图文对应,或以图代文。这是本书为保持笔记和回忆的真实性所必须采取的形式。据介绍,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是野外地质考察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以及16篇回忆文章;作者在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时的工作笔记16篇、日记15篇,照片11幅;附有作者在野外地质考察中信手绘制的剖面图、素描图、示意图等32幅,笔记影印件110幅。

     

    这部分所选笔记、日记和回忆文章,反映了作者当年穿行于崇山峻岭、戈壁荒漠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内容:测制地质剖面,检查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同时介绍了地质工作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知识。“引言”、日记和回忆文章文笔优美,细致地描绘了祁连山等地的自然风光,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祖国山水的无限热爱和战胜困难的乐观主义精神;生动地回忆了野外地质工作和生活情况,真实还原了作者在艰苦条件下不避艰险、不怕困难,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专注地质找矿的情怀和心路历程。

     

    第二部分是管理工作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笔记16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1篇;在地矿部工作期间的笔记12篇,撰写的会议发言提纲2篇。另有日记30篇,照片12幅,影印件167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忆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己是如何从一个地质技术人员逐步成长为地矿部副部长的历程,再现了作者立足全局、谋划长远的工作理念,坚持改革、重视科技的工作思路,关爱职工、心系百姓的工作情愫,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工作精神,脚踏实地、察微知著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收录的笔记反映了1979年至1985年作者在不同领导岗位、不同管理阶段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其中,在甘肃省地矿局的工作笔记,客观反映了作者工作重心的转变,即从具体业务管理(工作安排、设计审查、成果验收)向全局业务工作部署(坚持以地质找矿为中心,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地质工作调整等)、管理制度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等方面转变。在地矿部的工作笔记集中反映了当时地质工作整体部署和体制改革以及《矿产资源法》的制订等工作。收录的日记主要反映了作者对工作的热爱,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的感悟。

     

    第三部分是调研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踏遍群山觅真知”及4篇回忆文章,进行地质工作体制改革调研和地质业务管理、地质科技进步问题调查研究的工作笔记44篇、日记17篇,照片17幅,影印件237幅。

     

    “引言”及4篇回忆文章详细反映了作者1980年5月至1985年4月多次调研的经过,反映了作者在调研中深入基层,察看实情,兼听并记,与基层干部群众共同探讨、谋划地质工作改革之策和发展之路;反映了作者唯真唯实的工作理念,专注执著的工作精神,认真审慎的工作态度,集思广益的工作方法,严谨扎实的工作作风。

     

    这部分笔记、日记从不同的角度和时间维度再现了作者当年调研的具体过程,勾画了地矿系统体改工作的方针、原则、内容、步骤的形成过程,客观记述了作者参与、谋划体改工作的具体实践。

     

    第四部分是学习研究笔记。内容包括作者撰写的“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的读书笔记11篇,学习研究笔记1篇,撰写的部分学习研究文章5篇,照片10幅,影印件118幅,清绘地层柱状图1幅。

     

    在“引言”中,作者详细回顾了出身教师之家的自己在学生时代和参加工作以后博览群书、潜心学习的事例和感受,真实记录了作者为了人民积累知识,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不倦学习的思考、感悟和收获。

     

    从这部分所收录的笔记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在深山大漠的恶劣环境下,还是在繁忙的业务管理工作中,作者都是尽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结合地质找矿和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孜孜不倦地学习地质找矿、资源能源等新理论、新知识。除专业知识外,作者还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文史哲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了解世界经济的动向及发展趋势。

     

    据了解,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由我国著名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先生亲自担纲。装帧设计从田野、大地、沉积岩以及大自然的群山中归纳出土绿色为主基调,而且贯穿于封面、目录、篇章页、配图衬页,以及书眉、部分标题字体。全书设计风格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的内容相吻合。

     

    为什么要编撰这本书?

     

    温家宝在本书中写道:“作地质笔记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无论是野外工作、调查研究、参加各种会议,以至读书思考,我都要作详细记录,或写发言提纲、心得体会。有时是边记边想、边提出问题、边形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写出自己的观点。”

     

    1960年到1965年,温家宝在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矿产一系地质测量及找矿专业学习,1965年到1968年,攻读北京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研究生。1968年,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在这里工作11年。1978年,温家宝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1979年至1982年,任甘肃省地质局副处长、副局长。1982年至1985年,任地矿部政策法规室主任、副部长。

     

    温家宝在地质行业工作过18年,如果加上他在北京地质学院学地质的时间,则长达25年。事实上,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温家宝无论是在条件异常艰苦的野外环境中,还是在担任领导职务后,一直没有放弃过他的这一习惯,因此留下了大量的工作笔记,记录了自己在工作、学习、研究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

     

    温家宝同志说:“笔记中有我对事物的观察,有各类人的七言八语,有丰富的地质科学,也有闪亮的思想火花。”

     

    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温家宝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各类笔记有45本,字数总计400余万字,只是他为数众多、卷帙浩繁的笔记中的一部分。这些笔记不仅是弥足珍贵的地质工作记录和野外考察的地质资料,也是其个人成长过程的真实再现与写照。

     

    2013年3月,温家宝退休后,得以有闲暇细细翻看自己的这些笔记本。昔日祁连山的风雪、地质队同事的音容笑貌、地质行业改革探索的艰辛……如同放映电影一般,在他的记忆中逐渐浮现——

     

    1968年初的中国,正在经历一段疯狂的动荡岁月。25岁的温家宝刚刚从北京地质学院地质系研究生毕业,被分配至地处酒泉的甘肃省地质局区测二队任技术员,长期在祁连山和北山地区从事区域地质调查找矿工作,工作区域涉及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的部分地区。

     

    和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温家宝的青春时光是在那动乱和走向变革的年代中度过的。对他而言,尽管这段时光常年行走在深山大漠进行野外考察,虽然艰苦,却平静,纯粹,阔大,有一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感觉。在浮躁的时势中,他庆幸自己尚能行走在巍峨起伏的祁连山从事自己热爱的地质工作。

     

    从被分配到酒泉担任地质力学队的技术员起,温家宝在那里一干就是十多年。主要从事祁连山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他常年奔波在野外,用地质队老同事的话讲,一年四季穿皮袄,没有见过夏天。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1∶20万祁连山幅区调图,就是在温家宝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在《温家宝地质笔记》中的野外考察笔记部分,有一张1974年7月温家宝在甘肃省肃南县红山林场编写《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时的留影。这张黑白照片,让人过目难忘。照片里的温家宝时年32岁,他骑在马背上,一身深色工作服,寸头,瘦削,沉默,抿紧嘴唇,目光坚毅,神色平静地望向前方。照片上的青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也许常年置身自然让他有了一种远离社会纷争的纯净,但稳稳攥住缰绳的双手却又显示着这个年轻人做好了吃苦的一切准备。

     

    在祁连山区的荒野深沟中,他经常背着装满石头样品的地质包,向着山脊攀登,累了就靠着山崖歇一会儿,从来不敢坐下,生怕再也起不来。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六七点,一包石头经常压得肩膀磨破了也没法放下来。

     

    在从事野外地质工作期间,温家宝有过多次遇险经历。“一次在祁连山主峰,那一夜大暴雨,逼得我们半夜搬家三次,大家总是先抢资料,后搬帐篷,然后再搬自己的行李。第二天一看,沟里大水冲下来的滚石比人还高,连骆驼都砸死了。还有一次过疏勒河,河中间水流湍急,我死死地抱住牦牛的脖子,整个身子都浸在水里,就这样过来了。”温家宝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回忆。

     

    搞地质工作就是苦,但艰苦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却激发出一种向上生长的蓬勃力量。温家宝在1970年7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近来,常跑远路线,几乎每天都要上到4500米以上,经常到4700米、4800米。吃得很多,一天可吃一斤四两,甚至到一斤八两”;在1974年5月的一则日记中他又写道,“出野外半个月来,我的体质明显有所增强。脸黑红黑红,胖了一些”。近两年的祁连山野外生活,给予了这个年轻人一种山一样的性格。

     

    《孟子》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有时,一个人遭遇的苦难,没准儿能成为他日后奋发的无穷动力。

     

    其实,早在1960年大学入学仅几个月,温家宝就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这是一种可怕的病。他开始全休,不能上课。半年后医生允许他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温家宝并不愿意把自己当成病人,他每天坚持跑步和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钢铁般的意志,硬是让他在大学临近毕业时摘掉了肺结核的“帽子”。

     

    学生时代的温家宝,还曾五次下周口店实习。他的隐忍与不畏艰难的个性,给和他一起去秦岭生产实习并担任小队队长的郭铁鹰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对温家宝说过这样一句话:“家宝你能忍。”于是,“能忍”成为温家宝后来去祁连山工作的自我认知。

     

    温家宝喜欢高山。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但祁连山的风光和大自然的奥秘,给了他探索的勇气。由于常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工作,有时候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但他边走边唱。空旷的山野,只有他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他在第一部分的引言里这样写:“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山怀抱着云,云环绕着山,山在云中若隐若现,变幻无穷,神奇奥妙,宛如仙境。”

     

    巍峨的祁连山,给了温家宝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更给了他在困难境遇中保持尊严的纯净内心。他写下对自己的勉励:一生将以高山为伴。一个人许下“以高山为伴”的人生坐标,即使无法预测他会在未来去往远方何处,都会知道他的归途。

     

    1976年10月,十年浩劫结束,人心思定。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此时,温家宝的个人工作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副队长,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1979年9月21日,调任甘肃省地质局地矿处副处长,12月离开酒泉,到兰州的甘肃省地质局报到,结束了12年的野外地质工作。

     

    1980年初春,温家宝住在甘肃省地质局办公楼三层一间宽敞但简陋的办公室。他全身心投入管理工作,却依然有一些怅然若失。他的心思经常飞回祁连山腹地,想念在那宁静之地的思索和行走。

     

    在1980年3月16日的日记里,温家宝这样写道:“山黑黢黢横在兰州市的南边,我坐在桌旁,天天仰望着它,山下面新建了许多楼房、厂房,嘈杂的声音日夜不宁。……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了一多半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年轻人经常坐在窗边沉思。

     

    此后,他每天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时常在笔记本上留下工作谋划,比如1980年6月10日,他写下“成矿远景区划自审;长远规划编制;科研项目厘定、成果鉴定和汇报制度。”

     

    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除了自身天赋、努力与奋斗,总是和时代际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1981年,温家宝被提拔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他不曾想到,更大的机遇也很快到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按照“四化”方针选拔年轻干部。在此背景下,时任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开始在全国地质系统考察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1981年9月,温家宝作为地质部选拔的第二批年轻干部,随孙大光赴东北三省调研。此次调研后,1982年,他奉命由甘肃调入北京,进入地矿部,担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

     

    12月4日,他从兰州乘火车去北京。在火车开动的一瞬间,温家宝的内心竟然涌出一种少有的纠结的感觉。他在书中写道:“我凝视着渐渐远去的皋兰山,遥望那东流的黄河,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舍之情。”但这位心系远山的青年,终究要离开魂牵梦萦的高山。因为,他要去往更远的地方。

     

    刚到北京的日子,温家宝对工作环境很不适应,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他在书里回忆说自己“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他又不停给自己打气,“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在政研室工作的日子,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调研和思考地质管理体制改革。

     

    忙碌中的他迎来了1983年的元旦,刚迈入41岁。元旦之夜,温家宝没有回家,他又陷入了沉思。这一天的日记里,是一个自省已过“不惑之年”的人孤独的背影,“外面是进行着的元旦之夜,爆竹毕毕剥剥地响着,而部办公大楼是这样的静,静得只听到日光灯发出的响声。我默然坐在办公桌前,回想着过去走过的路程,思考着未来。”他总结这一天的心路:“活着一天就要奋斗一天。”

     

    1983年10月,温家宝升任地矿部副部长。在地矿部工作期间,温家宝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专事调研。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他亲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1984年9月,温家宝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在访问的21天里,他去了莫斯科、基辅等7个城市。从秋高气爽的北京出发,到达雨雪交加的乌兰巴托,绕过沙鸥翔集的贝加尔湖,进入青烟袅袅的西西伯利亚盆地,直至最后抵达有列宁故居的莫斯科。他的日记里记录着一个首次走出国门的地质人,对更大世界的细腻认知。

     

    1985年冬,温家宝调任新的单位,离开了地质系统。

     

    在地质系统工作的25年,他经历了从青年到中年这段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是他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

     

    这25年里,自然的无限寂寥和阔大,润养了一位青年沉默向上的坚韧内核。这25年的地质韶光,印刻下了一位青年人生轨迹的青春底色。

     

    温家宝在《地质笔记》自序中写道:“梦里常回祁连山,最忆荒野找矿时。我难忘在祁连山的找矿岁月,怀念昔日的同事,牵挂着甘肃的发展。在甘肃从事地质工作的经历,是滋养和支撑我精神之树沐雨栉风的沃土。”

     

    “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从长白山到天山,从横断山到武夷山,从秦岭到南岭,我到过祖国的许多山山水水,亲身经历了我国地质行业体制改革的最初探索。”

     

    “我感谢培养我成长进步的艰苦环境和呵护我的园丁、师长。得益于伟大的改革开放,我才能从西部地区一个普通的地质队员逐步成长为承担重要责任的领导人。”

     

    “把这些笔记整理出来,也是表达我对地质工作的无限怀念之情。”温家宝同志说。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温家宝同志整理了这些笔记,并交由地质出版社编辑出版。

     

    学问深时意气平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每个时代都会有一批足以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思想成果的经典之作,曾经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

     

    读书可以经世致用,也可以修身怡心。而阅读的广度改变生命历程的长短,阅读的深度决定思想境界的高低。

     

    温家宝爱读书。在他的地质笔记中,有部分内容都是其读书学习时的记录。

     

    在本书中,作者专门忆及自己学习的经历并附以相关的笔记、日记。人们从中可以细细体会“立身以立学为先”的道理。

     

    有联曰:“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出身教师世家的温家宝,读书对他来说已不仅是习惯,而是自觉。在北师大学地理的父亲,对启蒙这位青年的地质梦想起到了关键作用。1960年当温家宝迈入北京地质学院校门时,随身带的就是父亲过去读的《中国地质学》。那是李四光1939年写的书,父亲在书上已经写得密密麻麻,他就接着在上面写。

     

    大学里,温家宝所读的地质系是大系,专业面广,所学的几十门专业课涉及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多种学科。他抓紧一切时间涉猎各种学术理论。据他回忆,读大学时,“总是在晚自习以后还要多念一至两个小时。睡下去以后呢,就突然起床了,以为天亮了,就到自习室,其实可能才两三点钟。”

     

    伟大的思想能挣脱时光的束缚,即使是千百年前的真知灼见,时至今日仍新颖如故,熠熠生辉。那些已经被阅读了千百年的经典,依然将一代又一代人引领到同样的精神时空。在那里,历代圣人贤士群聚的言行,使我们变得深沉而非浮躁、清醒而非昏聩,深刻而非肤浅,让我们的人格得到提升,生命得到重塑。

     

    这位地质青年闲暇时最爱阅读的是历史和文学作品。在大学里,他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以及中外名人名著。

     

    1968年,温家宝远赴甘肃工作时,随身带的四件行李中,有两件是装满书籍的小木箱。1969年到1974年,当他在祁连山进行野外工作时,这些书籍给这个孤独青年带去了莫大的精神抚慰。

     

    真正的阅读必须有灵魂的参与,它是一个人的灵魂在一个借助于文字符号构筑的精神世界里的漫游,是在这漫游途中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荒郊野岭的漆黑夜晚,人是无比孤独寂寞的。奔波劳累一天的同事们,此时都回到帐篷里,有的打扑克,有的聊天。温家宝此时总是喜欢利用宁静的山区夜晚时光来读书和思考。

     

    在1974年4月28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昨晚,八个人分两桌打扑克,直到12点钟,惟我在烛光下孤坐,重新看了几篇鲁迅的散文,也到那时才睡。”5月1日,他又如实记录,“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在地质队,温家宝给自己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每个冬天自学一门学科,读最新的地质科技文献,也读文史哲和英语。为此他买了很多书,有《中国通史简编》、《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刘禹锡诗文选注》等。每次跑到野外考察,他都要带上几本。

     

    在回忆学习经历时,温家宝在书中讲了学习英文的两个小事:一是在上大学时因偷偷跨班学英语,被老师发现“轰”出了教室;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兰州上职工业余补习班学习英语时被老师调侃发音不准。

     

    书中收入的一张英语听课证影印件,使许多过来人顿时回忆起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上下学习英语的热潮,也使人们直观地感受到温家宝已届不惑之年,仍然渴望掌握英语的强烈愿望。

     

    如饥似渴地阅读,也如饥似渴地记录。在这本书里,有一部分“文史读书笔记选”影印件,密密麻麻的蓝黑色钢笔字迹铺满纸张,白居易、韩愈、李贺、司马迁……大量摘录和点评,让人震撼。

     

    这部分影印件里,有一张抄录白居易诗歌的纸张,尤其清晰。这是白居易那首著名的《云居寺孤桐》:“一株青玉立,千叶绿云委。亭亭五丈余,高意犹未已。山僧年九十,清静老不死。自云手种时,一棵青桐子。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当如此。”

     

    这首托物寓人的哲理诗,写寺中的孤桐,拔从萌芽,始自毫末,无所依附,但由于“中心有通理”就长成亭亭五丈有余,而且仍继续生长。白居易寄语立身于世者,也应该在内心中竖立一种标准,如此方能孤直。

     

    温家宝把这首诗全文抄录于自己的读书笔记中,用以自勉。“中心有通理”的孤桐,无疑对于这个用功的青年来说,意味着很多。

     

    事实正是这样,古今中外,那些超越时空,称得上经典名著的,无论是哲学类,还是宗教类的典籍,都无不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思想。这些作品因其字里行间所蕴含的思想已融入到了民族乃至人类的血脉里,所以成为了不朽。阅读这样的作品会觉得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有启悟,越读越有收获。所谓“精神到处文章在,学问深时意气平”。“精神到处文章在”体现着一种成熟、干练与深邃,“学问深时意气平”演绎着一种聪慧、沉着与平和。这些,在温家宝同志走上更重要的领导岗位后,都一一得到印证。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

     

    “‘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这是温家宝同志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我们在编辑此书过程中一直秉持的指导思想。”地质出版社社长顾晓华对记者说。

     

    2014年3月下旬,地质出版社收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等资料后,立即抽调数位精干的专业编辑人员组成编辑组,仔细研读笔记。

     

    顾晓华说,由于时间久远,加之温家宝曾经工作过的有关单位几经搬迁、整合,他的许多笔记、手稿和搜集的标本等实物资料散失了。现存下来的这45本地质笔记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在最初与编辑组商谈本书的编辑思路时,温家宝就提出,“真实是这本书的生命,全书要多运用笔记原件。”

     

    顾晓华说,“两年多来,我们就是按照温家宝的这一要求,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本书的编辑体例、笔记素材的图文运用,无一不表达了这一指导思想。本书的最终呈现形式也体现了这一思想。”顾晓华说,“为尽可能还原笔记的真实面貌,我们在书中收入大量的笔记影印件,或以图代文,或作为插图与文字对照展示,力争最大限度地‘还原’笔记原貌。”

     

    为便于开展工作,编辑组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将400余万字的笔记录入电脑,付出的艰苦努力可想而知。同时,为加深对笔记内容的认识,编辑组认真学习研究了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期间撰写的论文、研究报告、讲话、文章等资料。

     

    经与温家宝多次当面研究、讨论,编辑组决定将全书分为野外地质考察笔记、管理工作笔记、调研笔记和学习研究笔记四个部分。每部分都从笔记中摘选有代表性的篇目,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客观反映作者在地质系统不同岗位、不同阶段的工作、学习情况。书中所选作者的工作、学习笔记时间跨度达18年,内容丰富多彩。

     

    这期间,在整理相关资料和素材时,编辑组惊喜地发现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所写的部分日记。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编辑组在书中选入部分日记,与其他笔记内容互为补充、相互印证。这既丰富了书稿的内容,又更加生动地展现了温家宝的“地质岁月”。

     

    这本书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大量使用了笔记的影印件。这也是把“回忆录”和日记,以及“铁证”般真实的测量报告和管理调研笔记这些“刚柔并济”的内容参差铺排的秘诀。

     

    据这本书编辑组组长、地质出版社副总编辑何蔓介绍,“按照温家宝‘真实是本书的生命’的指导思想,为了尽可能更多地原汁原味呈现地质笔记的面貌,还原作者在地质系统工作、学习的情形,本书大量使用了笔记影印件,全书共采用了632幅笔记影印件。在约52万字的全书中,笔记影印件篇幅合计占全书容量的三分之一。另外,作者的回忆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专业性文字约占三分之一。

     

    在这本书中,那些直观呈现视觉冲击的笔记影印件,如同漫漫长路的一个个交通标识,引导着普通读者进入作者激情燃烧的青春时代,深入作者的内心世界。

     

    何蔓向记者介绍说,尽管当年的笔记内容有个别错误,但温家宝专门要求“本书所有引录的笔记,必须尊重历史原貌,一个字都不得改动。如果确有错字,就要用括号标出来;需要说明之处,则用注释加以解释。”

     

    “心灵受到极大震撼”

     

    “如果把45个笔记本笔直地摞起来,有将近一米之高。”2014年3月,何蔓陆续拿到这些笔记本。从那以后,她和同事们就沉浸在一种震撼的情绪中。

     

    从1968年到1985年,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了18个年头。这18年,温家宝凭着对地质工作的挚爱和一颗单纯耿直的心,全心扑在地质工作上,并写下了大量的笔记。现存下来的这45个笔记本,还只是其中的部分笔记。这里面,写于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的有21本,写于地矿部工作期间的有24本。

     

    从2014年3月到今年3月,何蔓带领地质出版社专门成立的一个5人编辑小组,用了两年时间,对45本地质笔记努力进行“还原”。

     

    何蔓说:“2014年3月,当编辑组成员第一次看到温家宝的地质笔记时,我们确实被震撼了:这些笔记本,封皮陈旧,内页纸张发黄。翻开任何一页,所见字迹始终工整隽秀,所见图幅线条清晰,一笔一画之间,无言地透出写字人的某种精神力量。我们难以想象,在40多年前,在祁连山及北山地区高寒、险峻、艰苦的工作条件下,温家宝依然能够心静如水,凭借扎实的基本功和坚强的意志,对野外地质现象进行规范准确的描绘。”

     

    这些笔记约有400多万字。编辑、还原这些笔记的难度超过了何蔓以及编辑组的想象。

     

    作为地质找矿专业毕业的研究生,温家宝记起野外考察笔记来一点也不含糊:从测量、填图到考察地貌,每一个步骤都把专业性落实到细节。那些在山区实测后的地质剖面图和丈量记录,书写严格规范,比例精准;而走上管理工作岗位后的管理和调研笔记,到处都是圈圈划划,流露出一个深入地质勘测一线的专业人员对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思索。

     

    这一摞摞厚重的笔记内容如果全部“还原”,信息量大,专业性又很强。何蔓和同事们一时犯了难:编辑地质笔记并成书,究竟要给大众读者传递什么样的阅读感受?

     

    “这些笔记真实地反映了温家宝专注执著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我们的这一阅读感受传递给广大的读者,力争在有限的篇幅中还原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成长的经历,反映我国地质行业发展和改革的进程。”何蔓如是说。

     

    将一本专业书籍以合适的形式呈现给普通读者,是这个编辑小组两年里最重要的功课。如何能够打破阅读门槛,让地质学的“门外汉”也能饶有兴味地翻阅这本书,同时又不失去它作为45个笔记本“高度浓缩版”的精华?

     

    以一个女性的直觉,何蔓认为作者本人就是这座“阅读桥梁”。她和作者商量,能不能在每一部分正文之前写一些回忆性文字,让读者在进入正式的笔记内容,领略作者那18年的心路历程有一个认知上的预热?

     

    温家宝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个建议,而且认认真真地交上了“功课”——为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地质工作内容及专业背景,他专门在每一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引言”,在部分笔记前撰写了回忆文章。

     

    无疑,作者24篇原汁原味的回忆文章成了本书最突出的特点。其中,4篇“引言”分别置于四部分笔记内容之前。它们就像一根金丝线,将承载笔记厚重内容的回忆珍珠串联起来。同时,这4篇“引言”标题也充满诗情画意:“梦里常回祁连山;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温家宝建议,印制时用有怀旧感的黄色纸张,把这四部分引言和白色纸张的笔记正文区分开来。

     

    翻阅《温家宝地质笔记》可以发现,“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这一部分选收的16篇笔记,记录的是作者当年穿行于祁连山高寒地区和北山沙漠戈壁从事野外地质考察的工作情况:测制地质剖面,测量地层、构造、岩性等地质界线,绘制平面图、剖面图、素描图等地质图件,检查评价煤、铁、铜等矿点等。这些笔记记录的都是很专业的内容,一般的读者看起来肯定如坠云烟。为此作者专门撰写了16篇回忆文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测线、打标本、淘砂、绘图等工作程序及沉积岩、倒淌河、海陆交互相等地质专业知识。这些文章文风自然、朴实,文笔细致优美,如同电影旁白一般,使难懂的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

     

    何蔓和她的同事们在阅读这些文章时,还意外地发现作者在这些回忆性文字里无意识地搁进了许多自己当年日记的内容。这些日记有对当年工作、生活的记录,有对人生的感悟,有对理想信念的抒发。虽然是工作日记,读来却像意境悠远的散文。

     

    想要以一种柔软的方式了解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日记无疑是最好的窗口。何蔓立刻写信给温家宝,请他把这些日记都找出来。于是,今天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本厚厚的《温家宝地质笔记》,有了篇幅甚少、感情却最为细腻的“日记”部分。

     

    这些日记是作者“想用文字来记载自己平凡的生活”的自述,包含了作者上个世纪70年代在祁连山下进行地质勘探时的点滴感悟,也承载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作者在兰州从事地质管理工作的所思所获,更收录了一个有趣的部分,即1984年9月作者赴前苏联考察煤成气地质工作情况的出访日记。看似“突兀横插”的这部分,读来有种白描风格的自然文学趣味,日记主人对大自然的体察之心跃然纸上。

     

    经过录入、选篇、分类、注释、审校、封面设计等有关环节和多次修改,到2015年6月,编辑组完成了全书初稿的样稿。

     

    据说,此前,何蔓曾在地处北京西四的中国地质博物馆中看到过这些笔记本,但她从没曾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参与编辑整理这些笔记。历时两年之后,会看到经过自己编辑加工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温家宝地质笔记》呱呱坠地。

     

    何蔓说,温家宝同志曾在地质系统工作多年,对地质事业和地质系统广大干部职工有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中央级地质专业出版社和国土资源部(原地矿部)直属单位,我们能有机会编辑出版温家宝同志在地质系统工作时的有关著作,感到十分荣幸。

     

    “温家宝同志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温家宝地质笔记》的编辑工作,亲笔撰写12万余字的回忆文章,选定笔记篇目。在全书编辑过程中,无论是大纲的拟定、框架的确立、内容的精简取舍、注释,还是版式和封面设计,他本人都全程给予了具体的指导。他曾15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修改意见,多次与我们面谈编辑方法,先后7次审阅书稿的草稿,5次审阅样书。”顾晓华告诉记者。

     

    “两年间,作者认真细致,对每个过程稿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给他样稿的时候,是60万字,他用了5天时间逐页修改。70多岁的人,5天看60万字,你说是个什么效率?”何蔓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温家宝同志在书稿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并对编辑组提出的有关问题及建议逐条予以回复。随后,温家宝同志又与编辑人员一起就篇目编排、版式等问题当面探讨。8月15日,根据温家宝同志的修改意见,编辑组第二次印制了样书,呈交温家宝同志后,他再次认真审阅,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何蔓说。

     

    “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总能收到他的来信,信中除了提出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外,还对我们上一阶段工作给予肯定。每次面谈后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总坚持送我们到门口。他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他的和蔼、包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们编好这本书的信心和动力。”何蔓说。

     

    何蔓介绍说,初稿完成后,根据温家宝的要求,编辑组还先后送给40余位曾经与温家宝共事过的老领导、老专家,地质系统资深院士、地质科技工作者,以及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审读,征求他们的意见,所有意见及建议温家宝本人都逐条审定。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甘肃省地矿局等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

     

    “他们对我们的编辑工作充分肯定,同时还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这些意见对更加准确地反映《地质笔记》这本书的中心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何蔓说。

     

    事实上,如果你有耐心跟随我们逐页翻开这本地质笔记,初时对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时始终用心、用力、用情而产生不可思议的阅读震撼,也许最终能变成一种温柔的理解——一个地质系统的青年人,在寄予其理想的荒山野岭中,借着帐篷里的一盏孤灯,把自己放入黑夜中阅读;他在祁连山区踏冰涉险过河,在北山戈壁沙漠寻找矿石,恶劣的工作环境磨炼着一个青年人的意志,燃烧着如火的青春;他一次次瞭望窗外的远山,在独坐自省中,一遍遍净化着内心的自我。

     

    事实上,感动的不仅仅是编辑组人员。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本书朴实、厚重的特点还体现在书的封面设计上。

     

    《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的装帧设计,出自清华大学书籍装帧设计师吕敬人的手笔。

     

    在这本土黄色和墨青色堆叠的封面上,远山连绵,天空高淼,山间映衬着野外考察素描图和柱状图,再仔细分辨,还能看见影印的俊逸笔记字迹。如果把这本书立起来,看它的横截面,又会发现一种妙趣——由于是不同内容和体例的间隔排列,整本书就像一个地矿层的横断面,黄的白的绿的,几种颜色的纸张交错,每一层都有不同的质地。

     

    “我非常喜欢他画的地质图,虽然我不懂地质,但它们看上去那么美,就像一幅幅抽象派的画作。”我国著名的书籍设计大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吕敬人如是说。

     

    最初,吕敬人表示自己过去从未参与过地质书籍的装帧设计,担心做不好。但当他看到那一本本书写工整、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的地质笔记时立刻被感动了。

     

    随后,吕敬人全身心地投入到此书的装帧设计中。他从笔记中感受到了大山的壮美、河流的灵动,感受到了大地、田野的辽阔,感受到了树木和青草的气息,由此获得灵感。

     

    吕敬人提出,全书的设计风格要把握沉稳朴实的气质,并与作者的专业精神和叙述内容相吻合。在封面设计中,他将一些地质元素融入了巍巍祁连山的背景,画面和谐统一,深远大气。在书页设计上,他通过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引导读者阅读,并且巧妙地让书页呈现出类似沉积岩的效果,彰显地质特色。

     

    今年3月,《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终于付梓印刷,于3月26日如期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

     

    懂,你就知道其中的分量

     

    “温家宝本人专注、执着和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以及浓浓的地质情怀也深深感动着我们,整个编辑的过程也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和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更是一个难得的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部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图书。”地质出版社总编辑王章俊表示。

     

    据了解,这本书除了真实性的特点外,还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个是可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书采用了“回忆文章+笔记”的体例结构。由于笔记多为地质专业内容,因此作者亲自撰写了约12万字的回忆文章,包括4个部分的引言、20篇回忆文章,对笔记的内容及相关背景进行解读,使地质专业内容变得通俗、易懂、有趣。同时,为展现作者当年工作、生活的环境,我们选用了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工具、器物的照片。为配合这种体例结构,我们在排版时采用有差别的底色设计——回忆性文章采用温暖、怀旧的浅黄色衬底,笔记主体内容采用纸张本色,而配图则采用渐变的灰绿色为底。这种编排样式格调清新,高雅大方,层次分明,赏心悦目。

     

    另一方面,作者在书中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从1968年至1985年工作、学习的经历,记叙了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人民疾苦的关切”,“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我的要求”,以及“对科学的热爱、对学习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文字平实朴素,亲切和蔼,娓娓道来。本书还首次披露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各级党组织的信任、关心、培养下,作者从一名地质技术员成长为地矿部领导的过程。

     

    顾晓华说:“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当今年轻读者来讲,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地质工作是一段比较陌生的历史;对于许多地质工作者来讲,也是一段尘封的记忆。”顾晓华说,通过阅读这些真实而客观的记述,读者可以深切了解温家宝的成长过程,了解我国地质科研、地质勘查、地质教育等情况的变迁,了解我国地质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了解广大地质工作者在艰苦环境下工作、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有助于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更好地投身国家各项建设事业。

     

    事实上,《温家宝地质笔记》既是一本系统而珍贵的地质历史资料,更是一本励志读物。温家宝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到西北边疆地区,投身祖国急需的地质找矿工作中。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与高山为伴,坚持学习,专注执着,勇敢探索,一丝不苟地工作,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成长过程正应了一句老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同时,作者在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下在地质系统期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他把单调枯燥、艰苦危险的地质工作当作锤炼自己的坚强意志和品格的过程,把自己所从事的地质工作同百姓的生活疾苦、把自己的理想同地质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乐观饱满、斗志昂扬的激情,贯穿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与坚韧不拔的理想信念。

     

    如“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一开始就便把读者的目光吸引到了那片广阔雄浑的西部沃野。正如温家宝所说:“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净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读后催人上进,激人奋发。

     

    同样,在“情系地矿思随行”、“踏遍群山觅真知”、“积累知识为人民”等引言中,作者不仅记叙了自己从甘肃到地矿部工作的那段人生重要经历,对日记笔记的诞生背景、相关工作和研究内容进行了清晰的诠释,更表达了自己数十年来从未抛却的对地质事业现实和未来的思索,抒发了对历史对文学的辩证思考,对科学精神的执著坚守、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坚定信念。

     

    那一页页无声的笔记,让我们真切地领略了温家宝同志那首诗作《仰望星空》的深邃内涵,也使我们明白了“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的道理:任何人的成功都来源于他的崇高而笃定的理想、信念,来源于他的勤学敏思、精于业务,来源于他不懈的努力和奋斗。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曾说,这些笔记“是我用双脚走出来的”。通读全书,人们确实可以对作者这句话产生共鸣:无论是作为一个基层的普通地质工作者,还是担任部局的负责人,作者始终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苦干。从甘陇到东北平原,从陕西到云贵高原,从边陲新疆到湘粤赣大地,他一路风尘仆仆地调查研究。他把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深度的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写进了笔记,写进了日记,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报告。

     

    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期间,他的足迹几乎遍及甘肃的山山水水,他撰写的地质报告特别是其中的找矿建议,后来很多都得到验证;他提出的地质工作要为地方经济服务的工作方针,成为地质工作的方向。在地矿部工作期间,为了推进地质工作体制的改革进程,他五上东北,深入省局队,走访了黑吉辽三省的30多个地勘单位,前后用了134天,进而提出了地质工作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30多年前,他提出的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分开、地质成果有偿使用等意见,在今天看来,对地勘工作的改革与发展,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由此,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这种行事做人的作风始终如一,在其后来担负更大责任的岗位上亦是如此。

     

    顾晓华说:“温家宝同志有着一种浓厚的地质情结。他的这种情怀源于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源于他亲近自然、追求真理的信念,源于他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我们有理由相信,广大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能深切体会到温家宝同志的这份深情厚意。”

     

    阅读《温家宝地质笔记》这本书,有助于人们了解我国地质工作的发展历程及其基础性、先行性的特点,更好地了解地质工作对国家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作用;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地质工作管理体制改革的艰辛探索与取得的成果,为广大的地质工作者从事地质工作提供了很好的镜鉴,为地质工作如何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激励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事业观,积极投身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大业。

     

    (本文在采写过程中,得到了该书出版单位地质出版社的大力协助,参考并引用了《新京报》、微信公众号“政事儿”等先期报道的有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此情天地可鉴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期的部分笔记本。

     

    1984年10月,温家宝在苏联考察期间,与苏联地质专家座谈。

     

    1985年4月,温家宝在江西912队查看钻孔编录。

     

    1985年3月,温家宝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温家宝在野外工作时用过的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水壶。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4年5月1日

     

    “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21日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0年3月16日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日记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图片由地质出版社提供)

    温家宝笔记日记选
      编者按

      中国矿业大学的前身是由英国福公司创办于1909年的焦作路矿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起,学校先后经历了福中矿务大学、私立焦作工学院的变迁。抗 战爆发,学校先迁陕西西安,再迁甘肃天水,于1938年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北洋大学工学院在陕西城固合组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抗战胜利后, 焦作工学院于1946年在河南洛阳复校,其后又几经辗转,迁河南郑州、江苏苏州,于1949年9月迁回焦作原址。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先后迁至天津、北京、 四川,最后在江苏徐州办学。

      抗战八年中,焦作工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一路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迁移到陕西汉中城固县古路坝,与北洋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 共组西北工学院,以庙宇和教堂为教室,共育英才,共赴国难,谱写了一部教育与爱国的交响史诗,创造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培养出了“中国材料之 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师昌绪,著名核材料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材料及冶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傅恒志等。这些院士和更多的杰出校 友一起成为新中国矿业领域的脊梁,为建国后的矿业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主动西迁,保存教育实力

      1937年,由于日寇猖狂进攻,担任平汉路正面作战的中国军队节节失利,战火迅速燃遍河北,豫北岌岌可危。到10月14日,日寇即占领安阳。安阳距离焦作200公里。日寇飞机飞越新乡、焦作上空轰炸洛阳军用机场,焦作工学院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当时,学院考虑以不出省为原则,打算把学院迁往开封或南阳内乡。对此,学生自治会于10月18日推举代表面见当时学校的主要出资单位中福公司总经理 孙越崎(中国共产党的诤友,是我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表达了不同意见。孙越崎以学院董事长的名义,从民族大义出发,从抗日战争的长远考 虑计,召见院长张清涟并对他说:“教育乃国家之命脉,须在教部整个计划下努力,不能分据,不可霸占。今西安临时大学工学院缺乏仪器,吾校既拟迁移,自宜以 吾所有与之切实合作,以为国家增元气。”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指令和孙越崎的要求,10月20日,全院师生员工从焦作启程,并在郑州将全部设备、仪器、图书、标本等共160吨搬上孙越崎亲 自安排的铁路车皮,连同教职员工和学生于10月24日举校迁往西安,选定临时校舍于西安端履门,借用省立西安高级中学校舍和西京机械厂部分房屋恢复上课。

      1938年初,日寇轰炸西安,关中处于临战状态。3月,焦作工学院再迁甘肃天水。全院教职员工和学生共计146人,携带仪器设备、图书文卷,自陇海 铁路虢镇站起,经凤翔、陇县、固关,翻越关山,再经马鹿镇、清水,抵达天水。徒步500余里,长途跋涉、几经辗转,以天水南门外水月寺作为临时校舍继续办 学,时有两系八班,学生89人,当年暑假,有采矿冶金系和土木工程系25名学生于天水毕业。在纪念抗战一周年之际,学院师生演出了抗战救亡话剧,会场悬挂 的楹联写道:“焦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我;工程建国,当前责任不让人”,表现出全院师生十分可贵的信心和责任感。

      重组大学,贡献支撑力量

      根据1938年7月27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焦作工学院师生于1938年11月由甘肃天水再迁陕南城固,12月初在古路坝复课,正式开启了学校由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分立而成的国立西北工学院为期8年的历史。

      私立焦作工学院对战时的国立西北工学院而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富有特色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组成部分。

      1938年8月10日,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在陕西城固成立。委员会由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北平大学工学院院长张贻惠、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王茂 春、焦作工学院院长张清琏和著名教育家胡庶华组成。筹建初期各院校接收委员会4名委员中,焦作工学院有2人,为任殿元教授和余立基教授。张清涟、胡季纯教 授先后任西工事务处主任,张清涟还曾担任西工训导长及学术推广部专门委员。

      1938年8月25日,在西北工学院筹备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了西北工学院借用焦作工学院设备用具办法。此时,焦作工学院的人员和物资分别存留 在甘肃天水和陕西西安、凤翔等地,学生集中在甘肃临洮接受军训。从焦作运出的160吨图书设备用具,在天水60吨,西安、凤翔各50吨,在焦工迁往城固的 前后于1938年12月初全部运往城固。

      焦作工学院与组成西北工学院的各校不同的地方就是,焦工西迁前未受破坏,图书仪器设备被完整地保存,而其他的各校带出来的图书仪器设备较少。当时西 北工学院图书馆藏书“主要来自私立焦作工学院的13101册……到1940年馆藏总计15257册。”孙越崎回忆说:“由于焦作工学院是完整西迁的,图书 和教学用具、实习工厂设备齐全,这为流亡到陕西的北洋、平大和东大工学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学院创造了条件。”

      西北工学院初期设土木、矿冶、电机、化工、纺织、机械、水利、航空8个系,后又增设工业管理系。其中,焦工采矿冶金系和北洋工学院矿冶系合组为矿冶 工程学系;焦工的土木工程系与东大工学院和北洋工学院土木系合组为土木工程学系。矿冶研究部还先后招收研究生46人,分布在采矿组、冶金组、应用地质组和 石油地质组,这也可以视为焦工开展研究生教育的最早实践。

      1939年3月,由于李书田带领200名北洋师生南下四川到西康另办新校,因而西北工学院的矿冶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由焦工教授所支撑了。西工矿冶系 的系主任就是来自焦工的任殿元教授。西工矿冶系为抗战时期全国高校所独有,毕业生供不应求。师昌绪在其回忆录中说:他1941年报考西北工学院的考虑之 一,就是“西工矿冶系设备比较齐全,因从华北搬来的那几个大学都是赤手空拳,而焦作工学院原属英商中福煤矿,在沦陷前即搬往后方,图书、设备和标本齐全, 因而报考了矿冶系”。

      焦作工学院1936年共有教职员36人,战时大多随校西迁。据不完全统计,到西北联大及其分立的西北工学院任教的焦工教授不下20人,主要有张伯声、张清涟、石心圃、马载之、李善棠、任殿元、李余庆等。

      教育救国,形成著名“七星灯火”

      西北工学院是西北联大分立五校中实力很强的一个大学共同体。她汇入了东北、华北、中原高等工程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培养的完整教育体系,师生共4000余人,是当时国内工科学科齐全、人数最多的一所高等工程学府。

      西工的校址分布在距城固县城20公里的古路坝,和焦工初创时期一样,处于偏僻的乡村,坝上有一座七星寺,被扩建为西工分校。

      西北工学院培养人才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淘汰制”,相应地,学生也很刻苦。虽生活条件很差,但学生牢记使命,弦歌之诵,夜以继日,每栋房屋里都有 几十支蜡烛彻夜不熄,长年如此。古路坝、七星寺夜晚自习的灯光犹如繁星闪烁,形成了“坝上长夜”、“七星灯火”的动人景观。原焦作工学院两系八班97名学 生先后于1939~1942年暑期毕业,在焦工精神的基础上,他们的心灵也受到了西北联大和西工精神的滋润。

      当时,广大学生主要依赖贷学金维持学业。一些学生冬天没有棉衣,就把所有的单衣穿上御寒;没有袜子和鞋穿,就自己做木板拖鞋或打草鞋;稀饭、馒头、 素菜和糙米饭是食堂的基本食谱。作业本是用当地产的疙里疙瘩的毛边纸装订而成;墨水大多是用5分钱就能兑一瓶的紫墨水。由于教堂内没有教师家属住房,教师 们大多在教堂附近租当地人喂牲口或堆放杂物的房子来住,夏不遮雨,冬不避风。教师们白天忙于上课,晚上则在昏暗的油灯下备课或批改作业。

      焦作工学院在西北的八年,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八年,是焦作工学院充满艰辛的八年,是自立自强的八年。在十分艰苦的办学条件下,焦作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不畏艰苦,继续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建设人才,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保留了火种。□

      (本文资料来源于邹放鸣发表在《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的《从焦作路矿学堂到中国矿业大学——西北联大与矿大精神》)



    国立西北工学院古路坝旧址



    私立焦作工学院时期的部分设备



    西北工学院学生宿舍(下),阶梯上面为图书馆



    焦作工学院甘肃天水办学旧址
    续存中国近代最早的矿业学府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