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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期的部分笔记本。

     

    1984年10月,温家宝在苏联考察期间,与苏联地质专家座谈。

     

    1985年4月,温家宝在江西912队查看钻孔编录。

     

    1985年3月,温家宝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温家宝在野外工作时用过的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水壶。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4年5月1日

     

    “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21日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0年3月16日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日记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图片由地质出版社提供)

    温家宝笔记日记选

    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打开探索深地幔物质的新窗口
      一
      向东,向东,离开M1盆地,海洋六号抵达中太平洋。船长笑着说,那盆地目前正被两个台风包围,还好我们出来了,算幸运。
    但阴天、涌浪一直跟随着我们。还有许多意料之中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出现了。
      第一是时间轴被完全打乱。从8月8日到8月15日,8天的时间里,大副蒋和平相继三次广播通知大家将时间往前拨1小时。8月12日,船驶过日变线,大家奇异地过了两个12日。在时差和剧烈涌浪干扰下,睡不醒和睡不实成为普遍存在的生理状况。
      第二是没有信号。飘在信号盲区,手机成为单纯的手表和相机,之前依赖微信和家人朋友的联系被中断,想家的情绪在蔓延。
      海洋六号开展了各种提振精神的活动:除了继续举办系列大讲堂,还有全员包饺子活动,还有乒乓球、飞镖、扑克牌、麻将的体育比赛,还有简报。沉闷逐步化解,笑声多起来了。
      人的活动和自然的活动有太多的相关性。海洋上最撩人的是云,从黎明到傍晚,云展示着无穷尽的形状和颜色的变化。如果在凌晨,你看到的大片乌云,也许很快就会被升起的太阳点化成白云朵朵。

      二
      中太平洋工区要进行本航段最后一场攻坚战——拖网取样。
      当地时间8月14日凌晨4点多,负责大夜班的部门长于宗泽打来电话:“还有20分钟,就要拖回昨晚放下去的取样网了”。
      大夜班,就是从半夜1点半到凌晨6点半值班。
      天空,大片乌黑的云蒙住即将升出的太阳,海水,乌黑中见蓝。所有值大夜班的技工和调查人员站在甲板上,等待。
      就在这时,雨哗哗地下起来。
      绞车一点点地将拖网拉起来,四角铁架携带着一张巨大的网,里面装着黑色粒状物让所有人看着抑制不住脸上的喜悦。显然由于太重,缆绳带着拖网在空中荡来荡去。
      雨越下越大,一时间竟如有人从天空往海里直接倒水一般。技工董国强一边用对讲机指挥绞车,一边匆忙擦去蒙住眼睛的雨水,值班人员排成两列拼命去拉控制拖网的绳索。
      终于,拖网安全落在后甲板。大伙用力倒出里面的颗粒物,一共9大桶,全是多金属结核!站在一边负责土工的何树平对我说,不用称,肯定不下800。结果,真是800多公斤,
      雨骤然停,刚从5000多米海底拖出来的东西,被雨水淘洗得干干净净。
      第36航次第三航段的最后一役,完胜!

      三
      布置全员大合影、罗列到港后补给清单;安排各专业组负责整理数据报告撰写和装订……,大洋36航次任务结束,很多事情要收尾,也有些事情即将开始。
      接下来的两个航段主要执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资源调查任务。其中下航段最先要用的方法,是多道地震。
      这将是在大洋航次中首次使用这种调查手段。作为综合调查船,海洋六号有完备的多道地震设备,但能否顺利应用,需要在本航段收尾时进行先期测试。
      当地时间8月15日上午,如同突然开出一辆大坦克, 6个色彩鲜艳的大浮球高高地耸立在后甲板一座铁架上。左侧,一条粗粗的橙色软管,从后面绞车一直探到水面,右侧,电缆上即将装载7个飞鸟定位仪,尾部装有两个白色尾标。这是前一天晚上十多人共同协作的劳动成果。此前一路我所见都还算小型武器,突然上来一威风凛凛的“高大上”,很是惊喜。
      10点多,总指挥关晓春发出指令,实验开始。作为震源的气枪通过控制室发出信号,水下每隔15秒传出闷响,掀起团团雪白水花。红白色浮球在蓝色海水中起伏,携带的接受声波反射信息的仪器将数据传输到监测室的电脑中……。
      一切正常。只有这个时候,所有人的内心都充溢着彻底放松的开心。


    多道地震测试现场


    多道地震测试现场


    夜间团队作战将缆绳换到另一架绞车上


    准备明天多道地震测试设备
    完美收官

    “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从苏联求学的

    潜心苦读

    到大厂五载的

    寂寞风雨

    1980年 陈毓川,于广西桂东南(大厂)

     

    从年轻的铁矿研究队队长

    到提出和发展

    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学家

    1988年9月 陈毓川在新疆阿舍勒铜矿

     

    壮年

    组织号令全国地勘工作

    晚年

    开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1995年5月 陈毓川在甘肃省地矿局三大队大水金矿考察

     

    他将自己

    毕生心血

    投入到中国地质事业

    矿产勘查

    成矿预测

    区域成矿理论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10月 陈毓川在海南抱伦金矿

     

    在他的日历上

    没有周末和假日

    只有排得满满的工作

    2019年10月底 陈毓川在新疆玛尔坎苏锰矿野外照片

     

    如今

    86岁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走出京城

    走向祖国各地的深山矿区

    探索地质科学奥秘

     

    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我一生的使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陈毓川

    他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提出并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矿产勘查、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领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今天,已经86岁的他,仍然奋战在地质矿产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持《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这一规模宏大、泽被后世的科学文化工程。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

    踏遍青山,为国找矿矢志不渝

    陈毓川是少年立志。受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的长兄长姐影响,他在中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就确立了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陈毓川,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时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找矿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青年时代的他,在广西大厂锡矿区,沉下心用5年时间深入解剖典型矿床;在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带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破解了“含钨铁帽之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火山岩成矿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

    中年时期,他肩负重任,在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地矿司司长、地调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上,全力组织推动新一轮全国普查工作、主持全国找金大会战、开展第二轮成矿区划,成为一个时代地矿工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步入晚年,他仍然激情满怀,全情投入地质科学事业,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舞台上,殚精竭虑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矿业健康发展鼓与呼。

    在陈毓川的头脑里,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直至今日,他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海洋里,直到夜色阑珊。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到野外矿区去,多走、多看、钻研、思考……

    “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工作给予我的一份奖励。”于是,便有了他无法忘记的大厂星空和浓郁花香,有了攀登高山、俯瞰深谷的畅快淋漓。至于下坑道时遭遇爆破、考察加多岭铁矿后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在西藏美多锑矿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则成了他口中的“野外趣事”。

    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他说,对于周总理,自己所敬仰效仿的不仅仅是面对各种复杂局势时的大智慧,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国家需求是我的终身目标!”陈毓川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当前,陈毓川还在主持推动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对全国所有的矿产、矿产地和成矿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他在同龄人安度晚年的时候,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方式工作,就是希望为世界地质科学、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探索科学,孕育矿床经典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与陈毓川等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之后,这一理论作为我国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球及各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同时具有相似性和相对的继承性。因此,陈毓川等认为,矿化与矿床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矿床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因此矿床成矿系列亦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系统的最终矿床产物。

    实践证明,成矿系列是研究矿床的区域成矿规律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深入开展重点地质构造地区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时空成矿物质演化规律研究,从成矿区(带)、各省(区)至全国建立矿床成矿系列,总结区域和全国的成矿规律,并进一步应用成矿系列概念及研究成果进行成矿远景区域规划和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矿床勘查工作。

    40多年来,这一矿床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并通过“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产地质志”等项目,全面推动了中国成矿体系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而最初在业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也逐步延伸为“再论”“三论”“四论”,直至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七论”。

    对于陈毓川而言,地质科学的世界是那样色彩斑斓、充满魅力。从那里,他看得到自己的梦想,听得到自己的期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科学道路悠远漫长,科学探索无穷无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研究是有时代局限的,地球太复杂,我们今天对地球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是阶段性的,很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科技更加发达的条件下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所以科学工作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得意满,一定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战略研究,推动矿业健康发展

    “陈毓川是一位矿业领域的战略家。”许多矿业界的同仁如此评价。

    追寻陈毓川的人生轨迹,梳理他在地质事业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一个重大事件不可或缺。那就是由他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而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引领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工作尤其是地质找矿工作最辉煌的10年。

    从2000年至今,他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矿产资源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参加参与的项目数量更为可观。通过这些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工作,他的站位越来越高,思考也越来越深邃。

    他对中央机构改革将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立自然资源部的决策非常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发展,可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他多次给部领导进言,内容涉及矿业政策、绿色勘查、科技创新、地勘队伍改革等。

    他认为,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山水林田湖草”还要加上海洋、矿产,构建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的自然系统观。“它们既是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科学管理,又要考虑其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矿业而言,绿色勘查和绿色开发完全可以实现矿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在有些荒漠地区甚至可以改善环境。”

    当然,陈毓川最为关注和忧虑的还是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矿产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也很严峻,有些矿业政策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的勘查、储备与开发。他建议国家对风险较大的初级勘查和一些矿种的勘探予以扶持,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应有计划地参与矿产勘查工作,使矿业稳定地发展下去。

    另外,他感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看重的当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要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专业研究所的创新专长,更好地承担国家深地专项任务。只有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地质科技发展,地科院才能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地质领域一流的科学研究单位。

    陈毓川还特地谈到了地质工作队伍的改革:“改革既要积势蓄势谋势,又要识变求变应变,重点在于扭住关键、突出实效。通过改革让地勘队伍保存精干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很大的愿望。”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陈毓川说。

    院士陈毓川: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卡洛董氏扇桨龙化石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在对我国湖北南漳—远安动物群的研究中,首次发现了与现生鸭嘴兽具有相似捕食方式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这一发现对于研究现代海洋生态系统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报告》。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远古生物化石有两个,都是生活在早三叠世的卡洛董氏扇桨龙,距今约2.48亿年。它们的头部与现在看到的鸭嘴兽极为相似。这是首次在爬行动物中发现鸭嘴兽式捕食方式,不仅将盲感应捕食方式的出现提前至早三叠世(2.48亿年前),还为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提供了典型例证。

    在距今约2.5亿年的二叠纪末期,发生了地球生命史上最大的灭绝事件,约90%的物种遭到毁灭性打击,其中96%的海洋生物和70%的陆地脊椎动物灭绝。传统观点认为,直到中三叠世(约2.42亿年前),海洋生态系统才完全恢复。南漳—远安动物群化石分布在湖北省南漳县和远安县两县交界地区,为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群落之一。

    在此之前,湖北鳄、鱼龙和始鳍龙等多种海生爬行动物化石相继在该地区被发现。这一全球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群落的面貌,在古生物专家的努力下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国科学报》 (2019-02-19 第4版 综合)

    中国科学报:中国地质调查局发现2.48亿年前头部似鸭...

    “还清旧账,不欠新账。”这是人们谈到矿山生态修复时常说的一句话。“还清旧账”指的就是对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修复治理。

    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对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生态破坏与污染状况进行调查评价,实施矿区地质环境治理、地形地貌重塑、植被重建等生态修复和土壤、水体污染治理。

    记者近日参加自然资源部“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主题采访活动,调研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等地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情况,并请相关专家对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修复思路和举措进行解读。

    镜头一:

    地处内蒙古西部巴彦淖尔市境内、黄河“几字弯”顶部的乌梁素海流域,是国家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北方防沙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阻止乌兰布和沙漠向东侵蚀,阻隔乌兰布和沙漠和库布其沙漠连通的“重要关口”,是关乎黄河中下游水生态安全的“重要节点”。

    2018年,乌梁素海流域以全国竞争性评审第一名的成绩被列入国家第三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由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重点实施乌拉山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整治等七大类工程。

    如今,修复后的乌拉山南北麓青山重现,地形地势平缓连绵。通过地质灾害治理、矿山环境治理、矿山生态修复“三重”治理方式,共治理无责任主体露天采坑1004个、无责任主体废渣堆1483个,拆除废弃工业广场123个。

    内蒙古自然资源厅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的指导、监管,推进工程顺利验收,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守护好这颗“塞外明珠”。

    镜头二:

    从远处看,一排排的酿酒葡萄架整齐排列,绿意盎然;走近了看,一串串葡萄像一颗颗玛瑙宝石,流光溢彩。这是记者在宁夏志辉源石葡萄酒庄的葡萄种植园里看到的喜人景象。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被公认为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志辉源石葡萄酒庄就位于此地。然而,这里之前并不是这般模样。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贺兰山东麓一直是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长年开采一度导致这里废弃砂坑遍地、山体沟壑纵横,植被稀少、荒无人烟。

    2008年,志辉源石葡萄酒庄承包了18000亩荒地,其中6000亩为废弃矿区,选择将酒庄建设在矿区之中。通过栽种生态林,防风固沙、调节小气候,有效降低葡萄霜冻风险;通过葡萄园行间覆草,改良土壤、降低地辐热,提升葡萄品质;通过冬季挂枝,形成风障,保持水土;通过智慧化水肥管理技术,较传统灌溉方式节水超过50%,实现葡萄园生态系统减碳与增效双赢。酒庄还在占地1200亩的废弃矿区中建设运动公园,通过将生态旅游与运动休闲整合,打造以生态观光、运动休闲于一体的城市休憩地和生态旅游休闲地。

    镜头三:

    山桃、山杏、红柳、柠条、花棒……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经过治理后的石墩水铁矿区废弃矿山,各色植物迎风摇曳,充满生机。

    2021年以来,中卫市按照“北治风沙、沿黄治水、中部复草、南保水土”的总体格局,谋划了“十四五”乃至2035年全市生态保护修复的“大盘子”,石墩水铁矿区废弃矿山治理等重点生态修复项目相继落地。

    2022年,工程总投资5.06亿元的“黄河上游风沙区(中卫)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成功通过国家竞争性评审,位列全国第三名,入围全国2022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支持范围。

    今年上半年,中卫市加快实施该项目,已开工9个子项目,通过采坑回填、地形重塑等方式,治理矿坑301个、1.6万亩,完成投资3.5亿元。今年下半年将加快舟塔、涩井沟等7个在建子项目工程进度,迎水桥、喊叫水等剩余4个子项目全部开工,年内修复矿山1396.5公顷。

    记者一路走一路看,一边思考:内蒙古、宁夏煤炭等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煤炭的主产区。同时,内蒙古、宁夏生态地位凸显,都是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但又都是生态较脆弱的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如何做到在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同时,进行系统修复治理?

    采访行程即将结束,记者来到位于中卫市的中国科学院沙坡头沙漠研究试验站。在听该站负责人讲解的过程中,墙上“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技术研究”的字眼闯入记者的视野。记者随即联系到长期从事干旱区恢复生态学研究的该试验站研究员何明珠。“您都做过哪些不同类型的案例?有哪些难点,分别是怎么攻克的?通过生态修复达到了怎样的效果?未来怎么做?”面对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何明珠娓娓道来。

    何明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干旱地区生态修复理论和技术研发。他做过的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案例主要包括:素有中国“镍都”之称的金昌市的尾矿库、毛石场等矿业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内蒙古和宁夏露天煤矿开采区的植被重建,以及宁夏中卫市石灰岩矿山遗迹地的土壤-植被联合修复的研究。

    在何明珠看来,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有一些共性的难点,也是开展生态修复研究或工程建设的瓶颈。

    宁夏志辉源石酒庄在废弃矿区建设的贺兰山运动公园一角 

    难点一:降水量稀少,而且降水年际或季节分配不均,很多地方的降水量都在200毫米以下,降水一般集中在秋季。“我们知道,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干旱区的极端天气事件,例如干旱、暴雨等频发,这也为生态修复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何明珠说。

    难点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矿业废弃地普遍以砾石块为主,具有漏水、贫肥、地温高变幅大等特点,土壤环境基本丧失。

    难点三:在生态修复植物资源方面,目前可用于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植物种类相对较少,主要包括一些广谱性的豆科、藜科、菊科、禾本科等灌木、草本。这些植物普遍具有抗旱、耐盐碱、耐重金属、生长量较大等特点。

    “简单而言,主要难点包括以上提及的水热等自然条件、土壤环境,以及生态修复植物资源等方面,对于一些特殊的矿业废弃地还涉及重金属污染风险等问题。”何明珠总结道。

    何明珠说,针对以上难点,开展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总体思路是:科学治山、系统治理、固废利用、节水高效、经济可推广。

    “由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植物资源、土壤类型等存在共性和差异性,在大面积开展生态修复工程之前,我们都会开展预试验地建设,从土壤改良、植物筛选和配置模式、节水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试验设计,一般要经过1~2个生长季,通过试验数据和研究结果提出适用于特定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最合理、经济的治理模式。”他介绍说,这些治理模式包括利用固废物资源再利用开展土体重构和土壤改良,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客土复垦。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会采取中水二次利用,或植物种植前期短期补水等措施。生态修复植物主要通过灌木、草本结合,保持低密度的种植方式,使人工生态修复植被从“补水型”逐渐过渡到“雨养型”。

    “总体而言,我们开展过的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生态修复的一些科研项目成果还是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何明珠倍感欣慰地说,研发的生态修复技术模式在工程项目中得到了推广应用,节约了水土资源、降低了工程投入,后期管护成本也很大程度降低了。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分析,一些原生植被的草本、灌木也逐渐出现了,鸟类回归和数量增加比较明显。从碳汇的角度分析,很明显地发现生态修复林地的盖度增加,灌木和草本不断演替,达到合理比例。林地的凋落物增加,土壤的保水、保肥、养分条件得到很大提升。

    何明珠话锋一转:“当然,生态修复的效果要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从长期生态学的角度开展持续研究、监测,不断完善创新生态修复模式,可为干旱区矿业废弃地的科学治山、系统治理提供科技支撑。”

    迎全国生态日记者行 | 因地制宜!专家为黄河流域干旱...

    实现增长、物价、就业、收入、环保多重目标协调发展

     

      2015年7月10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增长、物价、就业、收入、环保多重目标协调发展。中新社 刘震 摄

     

    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本届政府最在意5项经济指标。在今年7月举行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他提出,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增长、物价、就业、收入、环保多重目标协调发展”。

     

    事实上,在本届政府组成以来召开的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这5项指标的脉络一直清晰可见、贯穿始终。其中包含的理念与实践,投射出本届政府的施政思路,勾勒出推进中国经济转型的轨迹,也显示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追求“更有含金量”增长的决心和信念。

     

    ■ “增长”: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基础

     

    2014年6月召开的一次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曾语重心长地对参会地方负责人说,要牢记“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们时刻不能忘记,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总理说,“我们说,不唯GDP论英雄,不片面追求GDP,但这并不是不要经济发展的合理速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平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经济奇迹。而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处在“中高速增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其增速不仅关乎中国当前与长远发展,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增长”始终是李克强最为关注的经济指标之一。在过往的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稳增长”一直是其中重中之重的议题之一。

     

      在今年3月1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上,李克强说,保持合理增速、推动经济发展,这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基础。

     

    “如果经济的‘数量’指标跟不上,那‘质量’指标也会下滑。”他说,“我们一定要兑现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 “物价”:不仅关系宏观经济走向,更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相比于“增长”,“物价”这项经济指标,不仅关系宏观经济走向,更与每个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物价增长过快引发通货膨胀会使百姓的钱包迅速“缩水”,反过来物价负增长又会引发通货紧缩,也会直接危及经济的平稳运行。

     

    因此,本届政府不仅将“物价”列为最看重的指标之一,而且对其波动的上下限都给予了更多关注。在总理“区间调控”的理念中,“合理的物价涨幅”是“合理区间”的上限。

     

    而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在回答韩国记者提问时强调,中国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但因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中国当前物价总水平比较低,可以说是“被通缩”。他表示:“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应对,也有进一步的准备。”

     

    根据刚刚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经济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CPI增长1.3%。这既处在总理所言的“合理区间”,也为进一步推进价格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 “就业”:有就业就会有收入,老百姓就能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用“三稳”作为对2014年经济工作的总结:增速稳、物价稳和就业稳。他在此前的博鳌论坛致辞中说:“只要能保持充分的就业,GDP高一点、低一点都没问题,都处在合理区间。”

     

    事实上,在各个场合,“就业”一直是李克强最为在意的经济指标之一。在过去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通稿中,“就业”一词共出现了150次。

     

    高校毕业生就业、完善支持创业就业的税收政策、进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创业就业、适时发布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等议题,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这一“国家治理行政系统最高决策平台”的密集议题。

     

    也是在这些政策的促动下,2015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9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88万人,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始终保持在5%-5.1%之间,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就业实现了“逆势上扬”。

     

    在今年6月10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说,就业率对于衡量经济好坏“至关重要”,实现充足的就业,是发展经济的基本目标。

     

    “有就业就会有收入,老百姓就能实实在在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总理说。

     

    ■ “收入”:如果无法让人民群众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2014年7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中新社 刘震 摄

     

    作为宏观调控的传统调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这三项指标可以说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的“关注点”。不过,李克强总理领导的新一届中央政府,又为经济增长增添了新的内涵:收入。

     

    李克强曾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出,相对于GDP的增长,大多数人民群众更关心自己的收入。他强调:“如果我们无法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增长,那GDP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

     

    将“收入”列为政府经济工作最为关注的指标之一,这是本届政府对于通行宏观调控思路的一大补充,也是总理“惠民生”理念的直接体现。正如他在去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更注重的是数字背后的民生。”

     

    根据刚刚发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931元,同比名义增长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继续“跑赢”GDP增速。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曾说:“城乡居民收入继续跑赢GDP增长幅度,这是我们很乐意看到的增长。”

     

    ■ “环保”:既与民生紧密相连,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措施

     

    “雾霾现在成了网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已成为民生改善的当务之急。对于这一问题,政府决不能回避。”2014年2月12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开门见山地说。

     

    围绕这一问题,他向汇报的有关部门负责人连发数十问,还对一些列出计划的工作要求“加码”,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一旦做出承诺就一定要兑现,“政府绝不能放空炮”。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问题,既是城乡居民面临的“心肺之患”,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一个缩影。因此,加大“环保”治理力度,不仅是本届政府对于民生的承诺,更是推进中国经济“调结构”的重要抓手。

     

    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有7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部署环境保护问题,先后讨论通过了被称为“大气十条”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被称为“水十条”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并部署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五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

     

      数据显示,从2011年至今,中国单位GDP能耗强度分别下降2.0%、3.6%、3.7%、4.8%。2015年上半年,这一降幅达到了5.9%。

     

    “治理污染既与民生紧密相连,也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措施。”总理曾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

     

    当然,本届政府最在意的这5项经济指标,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充分就业可能伴随着物价上涨;推进环保工作、关停高耗能企业,可能在短期内造成经济增速放缓,等等。这使得本届政府推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任务更加艰巨。

     

    如何让这5项指标之间更加平衡?李克强总理在今年7月初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给出答案:“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宏观调控正确取向……在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双赢和促进经济行稳致远上持续发力。”

    国务院常务会议回顾解读(四):本届政府最在意哪几...

    “陶士先同志是钻探行业知名专家,在国内探矿界具有较高影响力。近年来,该同志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了多项地质调查项目和国家地勘基金项目,在冲洗液领域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在国家地质找矿钻探、新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及科学钻探等工程施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决国家能源、资源、环境、灾害或基础地质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该同志还组织和参加了大量的野外钻探技术推广、培训和服务工作,对提高地质钻探行业队伍技术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同志在主持项目实施过程中,注重年轻科技人员培养,在其带领下已经形成一个理论基础扎实、科研能力强、现场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该团队活跃在国内地质钻探领域,为国家地质找矿钻探、新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勘探及科学钻探等工程施工提供支撑和服务。”这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探矿工程所”)对钻井化学研发中心主任、教授级高工陶士先同志作出的评价。

    陶士先(中)在泥浆大赛现场

    当记者拿到有关陶士先的资料时,看到的是一系列的专业术语和一些生硬的数字,不禁有些懵——这么枯燥的工作,“泥浆、钻探、孔壁失稳、破碎地层”,这是一位女同志从事的工作吗?而且一干就是30多年?是什么信念让她如此执著?而且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带着一系列问题,记者日前走进了探矿工程所。

    错失梦想

    1983年,陶士先捧着长春地质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来到了这所中国地质人才培养的摇篮。“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陷阱”,按照陶士先的话说,她走进长春地质学院开始大学生活的时候,便错失了这一生要当老师或者医生的梦想。况且,她从报考的“仪器系”被调剂到了“钻探工程专业”,一个班里只有两名女孩子,让这个年轻的女孩子有些傻眼。钻探?难道是每天摸爬滚打在工地打钻吗?这让一个豆蔻芳心的女孩情何以堪?

    陶士先(左)现场考察

    然而,生活没有回头路,既然踏上了这条路,那就踏踏实实地走吧。没想到,这一走,就走了35年。今天,当陶士先谈到所从事的工作时,却充满了骄傲和幸福:“这个工作很适合女孩子干,做泥浆(钻井液)有很多试验室的工作,女孩子心比较细。而且,我在工作过程中总结了很多经验,给很多地质队讲过课,为地勘单位培养了大批人才,也算是圆了我当老师的梦想吧。”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探矿工程所从事钻井液研究工作。上世纪90年代,地勘经济不景气,地质钻探工作量急剧萎缩,传统服务对象“难觅踪影”。于是,探矿工程所将“船头”转向了石油石化行业。1994年起,陶士先跟随所里步伐,开始做市场,卖泥浆材料,因为有过硬的技术,该所在市场上闯出了一片天地。

    解决关键技术难题

    “我正儿八经地做地质钻探是2003年以后,当时中国地质调查局给探矿工程所列了一些科研项目。2008年以后,得益于地质找矿的快速发展,地质钻探呈现井喷式增长,我们的科研经费也逐年增多。我们结合地质钻探施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开展研究;针对复杂地层,研究一些材料和技术体系,与现场紧密结合起来,为钻探工程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也就是在这几年,陶士先和她的团队取得了不斐的业绩:

    陶士先组织或参与研发的成果已应用于多种金属矿钻探、页岩气钻探、钾盐等盐矿钻探、干热岩钻探及大陆科学钻探等,使用单位达166家,仅项目组参与的在复杂地层中的试验与示范钻孔就达到181个,累计工作量为10余万米,解决了多项关键技术难题;组织实施系列钻探科研项目,研制了多种新型泥浆材料和针对不同勘查区或矿区的冲洗液护壁堵漏技术,开展了大量野外现场技术推广、培训和服务工作。同时,他们的成果也为地学研究及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钻探验证手段。

    陶士先授课

    ——他们研制的成膜护壁冲洗液在河北、甘肃、四川及云南等地的金属矿、页岩气及煤炭孔钻探中应用,解决了炭泥质千枚岩、绿泥石化岩石等行业难点地层的孔壁失稳难题,提高了成孔率、施工效率和取心质量,在多个矿区创造了孔深、成孔率及施工效率的纪录。

    ——他们研制的饱和盐水、新型镁基及二盐冲洗液,在云南、青海及境外老挝、泰国等钾盐勘探施工中应用,解决了钾盐勘探过程中氯化钠、氯化钾、光卤石、溢晶石等高溶蚀性地层孔壁失稳、取心率低及采用油基钻井液的高成本难题;研制的用现场卤水、海水配制的冲洗液,解决了现场卤水、海水配浆胶体稳定性差、蚀变和破碎地层孔壁失稳、绳索取心钻杆内壁结泥皮等技术难题,在新疆、青海、山东地质找矿钻探及南黄海大陆架科学钻探施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研制的耐240℃高温冲洗液解决了高温下冲洗液流变性、护壁性等性能显著恶化等难题,为青海共和高温干热岩钻探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其中GR1井井底温度达到236℃,是目前国内温度最高的干热岩井,也是国内少有的温度超过230℃的高温井之一。该科研成果获原国土资源部科技二等奖、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一等奖。

    ——他们研制的MBM使膨润土的使用量降低50%以上,有效避免了膨润土资源的浪费;研制的新型镁基冲洗液、二盐冲洗液替代了油基冲洗液,以及为海上科学钻探设计的环保冲洗液等,预防了油基钻井液等对环境的污染;研制的快速凝胶堵漏技术,提高了恶性漏失的堵漏成功率,大幅度降低了钻探施工过程中水资源和泥浆材料的浪费。

    “在钻探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地层。比如找钾盐,地层成分以氯化钠为主,我们研制了二盐冲洗液,克服了普通盐水浆抑制不住的难题;再比如打金矿矿井,破碎地层要多一些,地层一块一块的,我们就要往钻井液里面添加东西,把破碎地层的缝隙给填上。做之前我感觉挺困难,但是一个又一个困难被我们克服了,做完之后就觉得没什么了。室内的研究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地质队把岩心给我们,我们要分析它含有什么成分。”

    “钻探这个行业,大部分人觉得是男人干的活,其实我觉得泥浆这个工种挺适合女孩子的。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室内研究工作,很像是中医配药方。现场配泥浆就是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配出不同的泥浆。这个过程非常有意思,让人不会感到枯燥。”

    也许,正是因着对这份事业的热爱,让岁月的年轮没有在她身上留下多少印迹。年逾50的陶士先,依然玉貌花容,明眸皓齿,声音清丽。

    推动行业技术进步

    多年来,陶士先和她的团队在科技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针对复杂地层钻进面临的孔壁失稳、冲洗液漏失、低取心率以及复杂地层绳索取心钻探的局限性等难题,组织实施了与冲洗液有关的关键技术攻关,形成了一套适应地质钻探小井眼特点的复杂地层护壁堵漏技术。该技术引领国内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的进步。陶士先出版专著2部(第一作者),获得国家发明专利7项(第一发明人6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第一发明人)及国家重点新产品1项,发表论文31篇(第一作者13篇)。

    陶士先(前排左)参加项目汇报

    近年来,陶士先和她的团队研制了8种新型泥浆材料,如多功能材料(MBM)、防塌减阻剂(GFT)、抗盐增粘剂(GTQ)、成膜A剂、成膜堵漏剂及有机凝胶等。其中,他们研制的具有“方便面”特点的多功能材料(MBM),解决了现场卤水配浆、复杂地层绳索取心钻进、配浆过程复杂等相关技术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获国家发明专利和2013年度国家级新产品;研制了适应地质钻探,具有较低软化点、较强粘接与封堵特性的防塌减阻剂(GFT),获国家发明专利。上述材料的研究,为推动地质钻探冲洗液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们在分析不同复杂地层孔壁失稳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地质钻探小井眼特点,设计了用于不同复杂地层的系列冲洗液体系,如研发了具有高效能水基冲洗液特性的成膜护壁冲洗液,实现了水基冲洗液性能的突破;研发了用于强溶蚀性地层、具有强抑溶作用的镁基及二盐冲洗液,可替代国内外普遍使用的油基冲洗液,是水基冲洗液应用于强溶蚀性地层钻探的一大突破;研发了用于干热岩等高温钻探、耐温200℃~260℃的系列高温冲洗液,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4项。

    在快速堵漏方面,他们更是做出了突出贡献:研制了适应地质钻探小井眼特点的快速凝胶堵漏技术,首次提出并设计了用于地质钻探的孔口装置,有利于提高堵漏成功率;在国内外首次提交与温度相对应、适应不同深度的快速凝胶堵漏配方表,采用该配方配制的无机凝胶堵漏浆液节省候凝时间30%~70%,有效提高了堵漏作业效率;采用有机凝胶与无机凝胶相结合的方式,大幅度提高了恶性漏失和含水层漏失的堵漏成功率;研制的无机凝胶材料与传统水泥相比,固结后的固结体韧性显著增强,体积无收缩。该成果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该项技术为地质钻探提供了新的快速有效的堵漏方法,推动了地质钻探堵漏技术的进步。

    拥有广阔市场前景

    新技术已为探矿工程所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自2011年至2015年,他们研制的成果带动的泥浆材料开发及技术服务共创产值5831万元;2016年至2017年,共创造产值2800多万元。同时,施工单位采用成果技术后,钻进速度、成孔率明显提高,事故率显著降低,泥浆排放量、泥浆漏失量大幅度减少,为施工单位节省了大量劳务费用、电力、油料消耗费用及泥浆处理剂费用等,因此也得到了施工单位的高度肯定。

    在谈到产业前景及后续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陶士先信心满满。她认为,泥浆产业前景广阔,应用范围非常宽广。现在不仅应用于地质钻,像一些地热、干热岩,矿山治理、矿山救援等方面,也离不开钻井液的应用。

    陶士先(左一)在野外现场指导工作

    “比如矿山治理工程,我们从2016年开始涉入这个领域。矿山企业在采矿之前对采矿区域进行堵水或加固,通过打羽状井并注浆来实现,前景很好。比如,我们与施工单位合作在河北省邢台市邢东矿做的一个项目,已经打了33个分枝井。邢东矿在开采区下面有一层高压水,可以淹没采矿区,采矿过程中万一发生透水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损失亦不可估量。于是,在采矿区底部和高压水层之间打了系列水平井,用注水泥浆把裂隙和孔隙都给堵上。这一工程已为探矿工程所增加产值400多万元。”

    “我们还参与了山西、陕西等地的矿山救援及煤层顶板加固项目,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给大家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了我们就非常高兴,解决不了也很沮丧。”

    在人才培养方面,陶士先说:“地质队的人才还是很缺的。我觉得自己除了搞科研之外,最大的贡献是对地质队的人才培养。我每年大概讲课10几次,有地质队办的培训,有各省地勘局办的培训,也有中国地质大学的课程。泥浆这块内容,基本上都是我讲的,也圆了我当老师的梦想吧。”

    “研究所和学校的区别在于,学校注重理论知识的培训,而研究所更注重应用价值,要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们讲课尽可能做到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到地质队讲课,我面对的是钻工,有的人文化水平相对低一些。所以,讲课的内容让他们听懂最重要。记得第一次去现场的时候,我们跟人家说,解决他们现场的问题需要提高密度。结果我走了之后,人家说我们忽悠他。当时我很疑惑,理论上说我讲的内容是对的,为什么说我们忽悠他呢?原来是因为我们讲得太专业。所以,我们也在不断总结,如何提高讲课效果。后来遇到这种情况,我就举例子,比如1个瓶子,装密度是1的500毫升白水,重量是500克;如果装密度是1.3的泥浆的话,重量就是650克。泥浆重了,泥浆对孔壁的压力(或称支撑力)就大了,就压瓷实了。”

    交流中,记者感受了陶士先对工作的无限热爱。谈到产业发展前景,陶士先信心心满满:“是呀,这个产业前景非常光明。钻井液应用非常广,不仅应用于打钻,还有基础施工、地热、干热岩、矿山救援等。为什么在地勘经济、矿业经济形势下滑时期,我们依然有饭吃?我和年轻人说,因为这项工作的技术含量比较高。泥浆关系孔内安全、施工效率等方方面面,在整个打钻的过程中,孔内的地质情况以及从孔里返出的泥浆性能会时刻发生变化,影响因素很多,你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拿出科学合理的方法,切切实实地为对方解决问题。所以我说搞这项工作感觉不枯燥,我们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但是这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观察要仔细,还要有准确的判断。”

    “一个工作做一生,而且做得如此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是要有坚定的人生信仰吧?”

    听到记者的提问,陶士先平静地说:“踏实做事就是我的人生信仰,搞应用技术,哪怕解决一个很小的问题,也是一个进步。”

    多年来,陶士先为本单位培养6名专业技术骨干,形成了在国内地勘行业领先的钻探冲洗液科研团队。在组织项目实施过程中,她带领6名年轻科技人员参与项目新材料研制、新型冲洗液体系设计、堵漏技术研究、专著编写及现场试验与示范等,提高了他们的科研工作能力、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科研管理水平及各类报告、专利、论文的编写水平。其中,有两人作为项目组长成功申报了国家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两人分别担任地调项目和国家地勘基金项目的副组长,四人活跃在野外施工现场,能够独立提供技术服务。

    同时,她为一线施工单位培养了大批冲洗液技术人才,组织项目组人员到现场指导施工人员配制、使用冲洗液和实施堵漏作业100余次,现场培训近2000人次;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大学、各省地勘局及地质队等举办的钻探技术培训班授课112次,培训1000余人次。通过现场指导及技术交流与培训,她为一线施工单位培养了人才,提高了现场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谈到生活,陶士先更是充满了幸福感。“孩子小的时候都是自己带,虽然工作忙,但是没对家庭造成什么影响。后来出差多了,孩子也大些了。2000年以前,大家都在房山周口店上班。那个时候很艰苦,生活用品都没地方购买。记得当时发了工资,第一个周末单位就开动班车,载上大家进城购物。当时没有高速公路,进城要两个多小时,虽然路途遥远,但是大家都非常快乐。”2000年以后,她搬到城里工作和生活,幸福指数更是成倍增加。

    看着她写满幸福的脸,让我想起了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一首歌:甜蜜的工作甜蜜的工作无限好啰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啰喂……

     

    灼灼其华 勇为人先

    中国岩溶类型划分示意图

    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你可曾知道,在这美丽的山水背后,还有人类难以言表的痛。

    最近,荣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岩溶动力学与全球变化研究》,就把这些常人忽略的东西系统成为了一门科学。依托他们的这一科研成果,人类在喀斯特地区就可以避害趋利、化害为利,在贫瘠的土地上唱出欢乐的歌。

    站到世界最前沿

    在桂林,沿江看到的是奇峰林立、云雾缭绕,石芽、石林、峰林、溶沟、漏斗、落水洞让你目不暇接;走进地下溶洞沿地下河顺流而下,多姿多彩的石笋、钟乳石和石柱在灯光的照耀下,让你仿佛进入到梦幻世界。

    这里就是中国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形分布区。做为游客,你也许会不由地沉醉在如画的风景里。但做为当地居民,感受更多的则是这类地貌带来的诸多不便:“地无三尺平”不说,若远离江河,做饭洗衣的水都难以取得。

    因为在喀斯特地区,表层多为破碎的坡积物,而其基底是碳酸钙,在千百年的雨水侵蚀下早就成了“筛子”,根本存不住水。而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且逐年加剧。

    在雨水的侵蚀下,喀斯特地区地表土地日渐贫瘠并加速了荒漠化趋势。对此,科学家称之为石漠化。

    我国石漠化土地面积到底有多大?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动力学与全球变化研究》给出了具体数据:我国岩溶区面积约344万平方千米,占国土面积的1/3 强,约占全球岩溶面积的1/6,是世界上岩溶分布面积最大的国家。其中,我国南方岩溶峰林地貌是举世公认的热带岩溶地貌典型模式。

    西南岩溶地区,还是世界上连片分布面积最大、岩溶发育最为强烈的典型生态脆弱区,也是我国贫困和环境退化问题最为严重的“老、少、边、山、穷”地区,石漠化、岩溶塌陷、干旱内涝、地下河污染等环境地质问题突出。

    如何解决西南岩溶地区的这些问题?自1987起,岩溶地质研究所就开始了持续研究。在袁道先院士的带领下,研究团队以地球系统科学思想为指导,先后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国土资源部重点科技项目、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地球科学计划等几十项国际、国家科技项目的支持下,到2014年形成了国际公认的岩溶动力学理论。

    基于中国在岩溶地质研究领域的突出成果,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在中国落户。

    从此,在岩溶地质研究领域,中国站到了世界最前沿,为国际岩溶地学的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

    从此,在喀斯特地形分布区避害趋利、化害为利上,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方案。

    绘制四大圈层运行图

    这一中国智慧的最大特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岩溶地质研究中单一以地质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思维方式,而是以地球系统科学思想为指导,将岩溶地区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进行综合研究,总结出其内在运行规律,绘制出四大圈层运行图。

    利用岩溶动力学理论,人类发现岩溶动力系统是控制岩溶形成演化,并常受制于已有岩溶形态的,在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界面上的,以碳、水、钙循环为主的物质和能量传输转换系统;建立了四大圈层间岩溶动力系统碳—水—钙循环概念模型和监测指标体系,研发了现场捕捉碳、水、钙行踪的现代监测和实验技术方法;揭示了岩溶动力系统的四大功能,即形成岩溶地貌、驱动元素迁移、调节大气温室气体浓度、高分辨率地记录全球气候变化;揭示了中国南方表层岩溶化过程与机制,以及对岩溶水资源的调蓄功能,并发现岩溶作用是短时间尺度的地质过程,且与地表生态过程关系密切。

    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变暖,利用地质体固定大气中的碳一时成为国际前沿学科。岩溶动力学研究成果表明,岩溶地区其实就是最好的固碳场地。这一研究,在揭示出岩溶动力系统碳循环机制的同时,还初步估算出全球岩溶碳汇量为6.1×108吨/年,约占“全球遗漏汇”的1/3;在石笋古环境重建研究中,获得了16.3万年以来高分辨率的古气候记录,揭示了末次间冰期亚洲季风的起始时间、持时、转换及其太阳辐射驱动机制;发现了石漠化治理、水生生物固碳等岩溶动力系统固碳增汇新途径,从而开拓了全球环境变化研究新领域。

    而研究中的一系列思路创新和新发现,也为人类更深入地认识地球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启示。研究中,项目组创新性地提出了能够反映区域岩溶动力条件的“岩溶形态组合”方法,科学地划分全球岩溶动力系统及中国岩溶动力系统类型,进而成功地实施了全球岩溶地貌对比;发现内生成因CO2和水动力控制,并首次在野外观测到了水动力条件对钙华沉积速率的控制;率先开展了利用洞穴石笋开展古气候、古环境变化记录重建研究,使得当前石笋的时间分辨率达到了季,建立了新的时间标尺;发现了石漠化治理、水生生物固碳等岩溶动力系统固碳增汇新途径……

    这些中国智慧,得到了国际地学界的广泛认可。早在1994年,IGCP执行局主席、英国皇家学会会员M.Brown教授就专门撰文指出:“岩溶动力学理论是国际岩溶研究的核心理论。”

    2011年,国际著名《Science》期刊报道评价“桂林岩溶动力学研究团队是站在国际岩溶研究前沿的研究团队,其在岩溶作用与碳汇方面的研究对全球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共享中国方案

    碳若排放到大气中,就会成为导致地球变暖的罪魁祸首,但若固定在大地和岩石中,就成了提升农作物品质的肥料。因为在这一转换中,无机碳变成了有机碳。

    利用这一机理,项目组在西南岩溶地区开展了变害为利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有效推动了西南岩溶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和精准扶贫。

    广西平果县果化镇就是其中一个点。果化示范区,面积1000公顷,2000年还是重度石漠化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600元。2001年起,通过复合峰丛洼地立体生态农业模式以及一系列石漠化治理新技术的成功应用,该示范区目前植被覆盖率由不足10%提高到8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万多元。

    广西马山县弄拉屯在开发表层岩溶水资源的基础上,通过对裸露石山环境进展综合治理,形成了以休闲旅游观光附加绿色农产品的生态旅游产业链,100多村民人均年收入10万多元,还带动周边村民2000多人就业……

    这些可被复制的治理模式,被新西兰、坦桑尼亚等6个国家引进并应用于本国的石漠化治理工作,让这些国家生活在石漠化地区的居民享受到中国方案带来的幸福。

    而这,只是项目解决石漠化地区经济社会问题、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在研究中,项目组立足科研服务社会、造福社会的宗旨,形成阶段性成果后就通过多种渠道向政府汇报,通过示范开展应用转化,极大地提升了科研成果的社会生命力。

    从宏观角度看,成果的应用转化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成果的应用转化已上升为国家行动。西南岩溶生态系统研究成果,为国家《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规划大纲(2006~2015)》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有力支持了国家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实施的《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重大工程项目》。

    以南方表层岩溶带及表层岩溶水资源分布规律为指导,建立的表层岩溶水开发示范工程,支撑了广西岩溶区地下水开发利用,并在西南岩溶区得到有效推广。自1995年以来,先后在广西马山、都安、环江等20多个县实施水利工程项目100多个,解决20万余人的饮水困难,改善灌溉面积2万多亩。

    总结出中国南方岩溶形成发育的四大地域优势,使广西桂林、环江等七大南方喀斯特自然景观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为岩溶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打造了金山银山。

    在上世纪80~90 年代,国际著名岩溶学家M.M.Sweeting(英国)、D.C.Ford(加拿大)在考察和了解了中国岩溶发育特征后预言:国际岩溶学新理论的发展将会在中国得到启示。如今,岩溶动力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与应用,使这一预言成为现实。岩溶动力学与全球变化研究成果,将开创我国石漠化地区在新时代更美丽的未来。

    西南喀斯特再揭秘

    4月13日,在第49个世界地球日前夕,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接待了青岛榉园学校五年级230名学生、老师和家长前来参观学习,这是单次来所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科普活动。

    为了做好这次科普接待工作,青岛海洋所精心制定了参观计划,在开放科普基地原有的地质石林和海洋地质科技馆的同时,为同学们准备了多个海洋科考及能源环境方面的科普报告,布置了一个可燃冰专题科普展,内容包括展板、模型、视频、虚拟现实(VR)体验以及可燃冰样品展示。

    在地质石林,科普志愿者给同学们细致地讲解了岩石的分类、成因、成分、结构等地质知识,引发了学生对岩石学的浓厚兴趣,他们不断提出自己的疑问,并得到了细致的解答。

    在海洋地质科技馆,科普志愿者从地球的形成和演化、海底的地貌、地质调查的技术方法,到第四纪的分类、恐龙蛋的由来等给同学们进行了讲解。同学们认真地倾听、仔细地记录,不时就不明白的问题询问讲解人员。

    在科普报告会场,科普专家为同学们作了“海洋石油哪里有”、“解密可燃冰”、“石头的故事”、“太平洋上的科学漂流”等四个科普报告。同学们认真听讲,踊跃举手提问,科学专家耐心解答,气氛非常活跃。

    最热闹的还是可燃冰专题科普展展区,有的同学驻足在展板和电视屏幕前,观看可燃冰科普知识;有的同学在虚拟现实系统前排队,带上头盔体验深海地质景观,身临其境地感受什么是海底冷泉、海底热泉,对看到的汩汩冒烟的黑、白、黄烟囱及烟囱周边的小动物群发出了啧啧的称奇声;更多的同学则被可燃冰点火实验吸引了,当科研人员从冒着冷气的液氮罐中取出可燃冰样品,向大家展示洁白的固体可燃冰时,同学们发出了欢呼声。当科研人员将可燃冰放入容器中,让同学们观察可燃冰分解的过程,然后打开点火器火苗升腾的那一刻,全场欢腾。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一刻。

    经过近2个小时的科普活动,同学们走遍了4个科普场地,老师和家长对青岛海洋所的精心安排表示感谢,同学们表示收获很大,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也更加激发了他们探索海洋科学的兴趣。

    志愿者讲解中国海底地形地貌
    同学们专注了解标本信息
    志愿者讲解岩石标本
    排队参观
    带上头盔体验深海地质景观
    可燃冰溶解实验
    听取科普报告
    青岛海洋所为青岛榉园学校师生举办科普活动

    1月21日下午,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国家国土资源科普基地迎来了新年首批小观众,青岛第五十三中学小学部五年级同学们的参观。

    活动期间,科普工作人员首先带领同学们参观了国家国土资源科普基地海洋地质科技馆,在展览馆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介绍了地球的形成演化过程、板块运动、地震和火山、海水从哪里来等基本地学知识;然后结合青岛海洋所的业务体系介绍了新矿种天然气水合物及传统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砂矿等海洋地质矿产方面的科普知识。科技馆新增加的海洋地质虚拟现实科普系统(VR)引起了同学们浓厚的兴趣,大家纷纷排队试戴观看,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什么是海底冷泉、海底热泉,对看到的汩汩冒烟的黑、白、黄烟囱及烟囱周边的小动物群发出了啧啧的称奇声。

    为进一步引导同学们认知地球科学,杨金玉博士以互动问答的形式讲解了《地球小史》科普报告,同学们热情高涨,踊跃举手回答对常见的地质现象和了解的地质事件的认识。恐龙灭绝事件引发了同学们讨论的高潮,他们天真地期待恐龙复活技术的到来。杨博士鼓励大家学好各学科知识,将来投身到自己感兴趣的科学研究。

     

    青岛海洋所国家国土资源科普基地迎来新年首批小观众

    大洋磁条带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它的存在与发现又有什么意义?那就让我们来共同探索一下吧。

    大洋磁条带存在于大洋底部,看不见摸不着,20世纪50年代,人们通过磁测资料发现,在广阔的大洋底部存在着一条条带状磁异常,这些磁异常的走向与大洋底部称为“洋脊”的巨大山脉平行,以洋脊为中心,磁异常条带对称排列,呈周期性正负交替变化,每一条磁条带宽度不超过数十千米,长度可达数千千米,这些带状磁异常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洋磁条带。

    大洋磁条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说起大洋磁条带的成因,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有名的假说——海底扩张说。20世纪60年代罗伯特•迪茨(Robert Dietz)和哈雷•赫斯(Harry Hess)提出了海底扩张说,即高热流的地幔岩浆沿洋中脊的裂谷上涌冷却形成新的洋壳,以洋中脊为界,新生洋壳扩张,把两边老的洋壳向两旁推挤,然后在海沟处洋壳潜入地幔消亡。但假说毕竟还是假说,得到广泛的认可,还需要确凿的证据。而大洋磁条带的发现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

    1963年1月,加拿大地球物理学家劳伦斯•莫里(Lawrence Morley)提出:洋中脊处不断喷涌出来新岩浆,在冷却形成新洋壳的过程中,当其温度下降到居里点(500—450℃)以下,玄武岩、橄榄岩等洋壳岩石内的磁铁矿被磁化,记录下当时的地磁场。随着洋中脊处不断形成新洋壳把两边老的洋壳向两侧挤,于是地磁场就在洋中脊两侧被岩石对称记录了下来。在过去亿万年的地球发展过程中,地球磁场南北极曾多次发生倒转,新生洋壳岩石会按新的方向被磁化,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磁条带正负交替变化的现象,记载了沧海桑田变化的奥秘(图1)。这一经典理论现在被写入每本地质教材,但当时却遭到Nature及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的拒绝,直到1967年才被刊登在文学杂志Saturday Review上。同年,英国地质学家弗雷德里克•范恩(Frederick Vine)、德拉蒙德•马修斯(Drummond Matthews)根据海底扩张学说也提出相似的简单解释。三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最终为人们广泛认同。

    大洋磁条带的存在与发现又有什么意义?现代磁测研究表明,垂直于洋中脊对称式分布的各磁异常条带的宽度和地磁场倒转事件的持续时间长短成正比关系:将磁异常条带宽度所代表的距离除以该条带的时间跨度就能够计算出海底扩张的速度,大约每年数厘米。因此,大洋磁条带不仅证明了海底扩张的存在,而且根据海底扩张的速度和海底的宽度就可以计算出整个洋底不同部分的年龄,最老的海底为侏罗纪,大约2.2亿年左右,它和实测的年龄数据十分吻合。

    大洋磁条带为研究大洋构造演化历史提供了依据。通过对大洋磁条带的探测,可以对大洋构造等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洋底构造对解决地壳起源、演化等地质学根本问题关系极大。

    大洋磁条带

    大洋磁条带

    大洋磁条带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