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发展，我国的地下水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受不同区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影响，环境变化的差异性明显，急需掌握地下水环境现状以及工业化过程对我国地下水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地下水质量与污染状况。

 

首次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

 

2005年1月28日，在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上，国家决定重点启动黄淮海平原（30万平方千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4万平方千米），总面积约34万平方千米的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并评价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编制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建立地下水污染预警系统，为有效实施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依据。

 

国家此举旨在查明全国地下水污染状况，综合评价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编制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与保护区划，建立地下水水质与污染预警系统，为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完善饮用水水质标准、保障饮水安全和健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依据。而在当时，我国已完成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但仍然面临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与测试技术相对落后的难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孙继朝“临危受命”，承担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示范项目。

 

熟知孙继朝的人都了解，这位出生于1957年3月的水文地质环境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在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方面，是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的开拓者、杰出的水文地质学家。

 

他1982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5年调入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工作至今；先后负责筹建环境同位素实验室和全国大气降水同位素监测站网，任专题组长、水环境研究部主任；1995~2000年先后赴德国和日本进行合作与学术交流；目前正在负责项目“鄂尔多斯自流水盆地地下水富存规律研究”和“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是中国地质科学院水环所创新基地——“环境同位素应用研究和水环境研究”学科带头人，先后获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中国地质调查局首届杰出地质人才称号等多项荣誉。参加工作30多年来，孙继朝创新了我国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引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不断进步。他心系水工环地质事业，带领团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绩，为国家提交了多项重要成果。

 

从无章可循到有据可依

 

2005年开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是我国首次开展区域性地下水污染调查的示范性项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与之前开展的地下水资源调查在取样、质控等技术方法体系上是不尽相同，没有章法可依。

 

孙继朝带领团队在引进消化吸收前人成果基础上，通过实践总结与创新，取得了一批丰富的成果，尤其在地下水污染调查与评价方法、取样技术及图件编制等方面。

 

在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孙继朝团队总结了国内外研究现状，采用多种调查方法与技术手段，获取了一批高质量的原创性数据，为本次调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结合工作区实际，孙继朝团队探索性地建立了一套我国地下水污染野外调查、取样、送样及质量控制技术方法体系，对有序推进我国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做出突出贡献。

 

孙继朝团队还针对国内有机分析实验室技术能力进行了全面调研，先后引入香港某公司实验室微量有机分析测试技术及采样质量控制技术，促进了国土资源部门实验室建设，还自主研发了定深取样设备并获得了国家专利。

 

针对评价存在的问题，孙继朝团队制定了地下水水质与污染评价的层级阶梯评价方法，使地下水无机化学指标评价和有机化学指标评价分层评价，将地下水质量评价和地下水污染评价有机结合，继承发展了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评价方法和综合研究理论为我国其他相类似地区开展地下水污染调查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孙继朝团队还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重点对区域水化学系统背景，地下水污染源及污染因子和高铵地下水的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深入解读污染发生发展过程；查明了地下水污染现状、地下水污染程度及变化趋势；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防污性能进行了评价，为解决成果应用形式问题，以动态观点编制了我国第一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图集，对区域研究具有重要示范作用，为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同时，该团队还建立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地污染调查评价空间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为该地区地下水污染防治和地下水资源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应用平台。

 

孙继朝还作为主要成员，先后组织编写DZ/T0288-2015《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和DZ/T0290-2015《地下水水质标准》，为我国首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提供了技术依据。

 

构建现代地下水污染调查技术体系

 

在此次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的过程中，孙继朝还在实践基础上开拓创新，带领团队构建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建立全流程现代化取样分析技术体系，其成果获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2014年度地质科技十大进展。

 

整个技术体系的创新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成功研制系列取样器并解决痕量组分采集技术难题，发展高效实用的现场调查技术及离线萃取技术，快速准确地查明了重点地区地下水污染状况；二是通过高分辨率遥感解译调查土地利用类型与污染源分布；三是在引进技术基础上，构建了有机分析实验平台；四是组织开发集成了水土污染应急调查系统，现场高效探测水、土、气污染指标50多项，识别污染源、污染途径与污染源；五是应用物探和遥感技术调查水环境污染，探索高效率解译地下水污染晕，解析不同年代地表水土污染状况的综合方法。

 

该项成果获国家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5项，1项技术被《南南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适用技术手册》收录，在2011年底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布，显著提高了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技术水平。

 

成果应用服务社会民生

 

在实施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项目过程中，孙继朝将创新的技术方法通过培训传授给项目负责人及技术骨干。

 

自2005年起，历时十年，孙继朝负责实施的我国主要平原盆地440万平方千米的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终于完成了，我国首轮的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也随此结束。

 

通过对资料的分析，孙继朝编写了《关于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初步结果的报告》和《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多个省份的环保、水利和国土资源部门的规划以及项目实施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在进行综合研究基础上，他还系统分析了我国地下水水质污染分布和演化趋势，编制提交了《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提供基础数据。我国首轮的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工作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平原及丘陵区地下水质量总体尚好，存在“六高”特征，即高铁锰、高硬度、高硫酸盐、高氟、高砷和高溶解性总固体；地下水已呈现“五化”及“三大类污染”，即盐化、硬化、硝化、酸化和多样化，以及氮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微量有机污染。该项工作通过开发集成的水土污染应急调查系统，两次为中央办公厅污染督察提供技术支撑，获得表扬；通过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及成果，为制定国务院颁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提供了基础数据；同时还有力支撑了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等工作。

 

带出一支富有开创精神的团队

 

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团队的支撑。在十余年的地下水污染调查中，孙继潮逐步培养了一支创新能力强、业务娴熟、作风硬朗的青年队伍。孙继朝团队多次获“河北省省直文明处室”称号，由于业绩突出，2010年还被评为“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集体”。

 

孙继朝还将国外微量有机分析技术引入了地质行业，目前已建立了21个有机分析实验室，培养专业测试人员近百人；建立了质量监管体系，初步建立了地下水有机分析测试及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能打硬仗的团队，锤炼也并非朝夕之功。野外是最磨练意志的环境，最直接演练的战场。孙继朝总是身先士卒，常年带领团队奋战在野外一线。在实施我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过程中，带出了一支攻坚克难的精锐队伍。

 

地下水污染调查取样异常艰难，源头隐匿扑朔，耗时耗力。为了识别污染源，研究人员需要经常探寻污水沟、垃圾场、危险废物处置地等场所；为查明补给区状况，研究人员需要爬山涉水，追根求源；为了调查污染源，研究人员需要常常接触有毒有害化学物质。

 

为了完成紧急任务，他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当所有人“谈疆色变”时，孙继朝带领团队挺进了南疆。他的队员中，有人家中有年迈住院的老人需要照顾，有人扔下刚断奶的孩子，但他的团队面对工作的态度都是“哪里需要往哪里去”，从来没有人提过个人的困难和要求。莎车暴恐事件发生时，这支调查队伍前夜刚刚离开莎车；喀什地区地震刚过，他们抵达喀什调查……没有人因恐慌而停止工作。他们中的部分技术骨干因为过度劳累和长期接触毒害化学物质，身体已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但他们从未抱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如今，主要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已确立为中国地调局50个工程之一，目标任务及今后十年的努力方向已基本明确。孙继朝作为该工程的首席专家，承担了团队方向引领的作用。

 

新的航向已定。我们将寄望于我国主要含水层水质与污染调查工作及成果尽快取得新进展，为国家发展所需的资源保障和环境健康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煤矸石制砖

 

紫金山尾矿库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物质材料，其保障程度关系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国家安全。我国是世界上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

 

据统计，我国90%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原料都来自矿产资源。目前，我国已发现172种矿产，探明有储量的矿产168种，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潜在价值约占世界矿产总价值的14.6%，居世界第3位。

 

然而，我国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列世界第53位。面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巨大需求，我国矿产资源储量严重不足。

 

令人欣慰的是，“加强矿产资源节约和管理”被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其中特别提到，大力推进绿色矿山和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实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示范工程、矿产资源保护和储备工程，提高矿产资源开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这意味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已被列入国家规划层面。

 

实际上，近些年来，国土资源部一直在鼓励和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并联合国家发改委，于2011年推动了首批40个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截至2014年底，分4批确定了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35家矿山通过验收。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报告(2015)》（下称《报告》）称，近5年来，我国尾矿年排放量高达15亿吨以上。虽然尾矿利用增速明显高于排放增速，但利用量仍赶不上新增量。为此，国土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紧扣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集中发力，连续出台引导性和激励性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落地效果。

 

据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报告》旨在让全社会全面了解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年度工作进展和发展趋势，帮助矿山企业掌握相关法规政策、技术装备和标准规范，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效益。

 

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利国利民的大事。这份《报告》的出台，呼应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需要。不难看出，大力推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将成为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长期坚持的方向。

 

现状：综合利用潜力巨大

 

众所周知，中国矿产资源禀赋具有“三多三少”的特点，即贫矿多富矿少，低品位难选冶矿石所占比例大；大型-超大型矿床少，中小型矿床多；单一矿种的矿床少，共生矿床多。

 

《报告》称，多年来，矿业开发重经济效益、轻生态保护，加之监管手段单一等因素与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矿业整体粗放式经营的现状。同时，“十二五”期间，矿产品价格整体进入下行通道，伴随着矿业领域产学研结合的进一步深化， 矿业企业对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等“三率”进行挖潜，既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也进一步减轻了安全环保方面的压力。

 

《报告》列举了当前面临的两大状况：资源开采难度加大，开采回采率稳中有升。2003年到2013年是矿业高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十年里，中国矿业的产值翻了四翻。大规模的资源开发，使我国主要矿山的开采深度逐渐加深，开采品位逐渐降低；矿体形态、产状变得复杂；资源开采难度进一步加大，但开采回采率处于较高水平，部分矿种表现为稳中有升。如2014年，地采铁矿采出品位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开采回采率同比提高2.3个百分点，贫化率同比下降0.3个百分点。

 

资源选别难度加大，选矿回收水平总体向好。在原矿入选品位降低、矿物嵌布粒度细、大多呈共伴生状态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基本保持稳定或略有提高；在原矿入选品位不变的情况下，选矿回收率明显提高。如2013年，铜矿的入选品位同比下降0.04个百分点，选矿回收率同比却提高0.15个百分点，选矿回收水平总体较好。

 

尾矿利用增速明显高于排放增速，但累积堆存数量巨大，综合利用大有可为。据《报告》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尾矿和废石累积堆存量近600亿吨，其中废石堆存438亿吨，75%为煤矸石和铁铜开采产生的废石；尾矿堆存146亿吨，83%为铁矿、铜矿、金矿开采形成的尾矿，这部分尾矿中，稀贵金属含量比较丰富，综合利用价值较高。

 

《报告》指出，近5年来，我国尾矿年排放量高达15亿吨以上。虽然尾矿利用增速明显高于排放增速，但利用量仍赶不上新增量，并且受矿业市场影响，与“十一五”期间相比，尾矿利用增速出现大幅下降。数据显示：我国尾矿综合利用率仅为18.9%，主要用于充填开采和建材。

 

废旧金属大量沉淀，再生有色金属产业快速发展。再生金属的回收利用，可大大减少矿产资源的开发强度，是资源循环利用的重要环节。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2013年，铜、铝、铅、锌再生总量连续3年突破1000万吨，产业规模不断扩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高。2013年，再生有色金属主要品种(铜、铝、铅、锌)总产量约为1073万吨，同比增长3.3%。其中，再生铜产量约275万吨，与2012年持平；再生铝产量约520万吨，同比增长8.3%；再生铅产量约150万吨，同比增长7.1%；再生锌产量128万吨，同比下降11.1%。

 

大宗矿产品价格下跌，部分矿产的综合利用产值回落。2012年以来，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大宗资源产品需求下降，价格回落；全国矿产资源(非油气)综合利用产值略有增长，但增速明显回落；部分矿种综合利用产值出现下降。2014年，全国矿产资源(非油气)综合利用产值虽高达1285亿元，但同比仅增长2.8%，增幅与2013年持平。其中，2014年金矿、磷矿和铁矿的综合利用产值大幅下降，同比降幅分别为45.9%、61.6%和42.9%。

 

成果：突破多项技术难点

 

在具体政策方面，国土资源部等职能部门紧扣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战略，在“十二五”期间，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集中发力，连续出台引导性和激励性政策，增强政策执行的落地效果。

 

《报告》指出，“十二五”期间，相关职能部门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制度建设，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一是在继续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目录》、《中国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政策大纲》、《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的基础上，相继发布实施了《“十二五”资源综合利用指导意见》等，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多方位部署；二是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强制度创新，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制定并实施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十二五”规划》、《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行动计划》，连续发布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鼓励、限制和淘汰技术目录》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加快提高矿山领域资源利用效率。

 

二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逐步由秩序监管转向开发秩序与合理利用监管并重，监管体系初步建立。

 

三是构建标准体系，连续发布22个矿种“三率”最低指标要求。2015年4月1日，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指标及其计算方法》(DZ/T0272-2015)正式实施。该行业标准界定了固体非能源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的主要技术指标，为全面评价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提供了指南。

 

至今，国土资源部已发布4批共22个矿种的“三率”最低指标要求，基本形成了重要矿种的“三率”指标体系，由此，矿山企业开发利用矿产有了“最低要求”和节约与综合利用的“红线”，也有了矿产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设计的依据。

 

通过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探索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新模式。截至2014年底，在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方面，累计投入中央财政资金148.8亿元、企业配套资金949.87亿元。实现了八大综合利用关键技术的突破，形成了九大资源开发和产业发展新模式，成功探索矿业转型升级新路径。

 

发布新修订指标，新一轮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工作启动。活动自2012年启动以来，两届共产生202个模范县(市)和10个模范地级市。各地在创建中形成的45种的典型模式和79种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国土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

 

绿色矿山建设试点单位增至661家，35家矿山通过验收。2014年8月，《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验收办法(试行)》印发，明确绿色矿山九大基本条件。截至2014年底，我国共分4批确定了661家国家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35家矿山通过验收。

 

技术装备目录相继发布，鼓励资源综合利用的重大装备自主研发。近年，国家先后两次修改并发布了《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指导目录(2012年版)》和《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目录(2014年版)》。

 

科技进步成为攻关的主要载体。近年来，我国产学研结合的步伐进一步加快。据统计，目前已有133个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到40个示范基地的平台建设，联合设立了41个研究中心、10个重点实验室、7个院士工作站、6个博士后工作站或人才培养基地，共设立科研项目203个，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0余项。

 

产学研的有机融合促进了不同层面的技术攻关，突破了多项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技术难点，将一批低品位、共伴生和难利用资源变成了经济可采资源，经济效益显著。

 

如在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第四批)中，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所属长春黄金研究院，研发了极高浓度氰化尾液3R-O新技术及成套装备，适用于需要对高浓度或极高浓度含氰、重金属、硫氰酸盐、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废水、废气、矿浆等进行综合治理的黄金、电镀等行业；研发的环保型浸金试剂推广应用技术，提高含金矿石及尾矿中金的回收率。

 

甘肃省早子沟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开发的含砷、锑复杂难处理金矿高效提金综合新技术，解决了泥化严重、含锑、砷复杂金矿的资源综合回收利用难题。

 

新疆白银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研发的低品位铜钼矿柱机联合分选技术，解决了低品位铜钼矿的分选难题。

 

据了解，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建设以来，共形成八大成果：

 

一是低渗、超低渗油气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平均单井产量由原来的2吨提高到8吨~10吨，提高3倍~4倍，使一次井网采收率提高3%~5%，在世界上率先实现了对低渗透、超低渗透油藏的效益开发。

 

二是油页岩等非常规能源实现规模化、产业化开发利用，为我国能源资源的开发找到了新途径。

 

三是页岩气勘探开发试点取得突破，展现了我国页岩气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推动建立了页岩气勘探评价、分段压裂等技术体系规范。

 

四是创新“以矸换煤”绿色开采方式，消除了传统煤炭开采的弊端，达到了减少占地、减轻塌陷、减少污染、增加资源的“三减一增”效果，实现了煤炭开发方式的重大变革。

 

五是钒钛磁铁矿等资源综合利用关键技术取得新突破，在解决钒钛磁铁矿提钒难题的同时，实现了钒废水和废渣的全部利用。

 

六是有色伴生多金属资源实现高效综合回收，比如江西铜矿通过采选规模化、设备大型化、采选高效化，运用高效选矿技术，实现了含铜0.25%~0.3%低品位矿石的综合利用。

 

七是难利用固体钾盐开采和低品位胶磷矿选矿关键技术实现突破，比如青海盐湖示范基地利用老卤（废液）溶采盐湖中低品位固体钾矿，既节约了淡水资源，又减少了废液排放，盘活了近2亿吨钾盐资源。再比如云南磷矿首次将浮选柱应用于胶磷矿选矿，攻克了世界性难题，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选矿新技术，入选品位由23%降至20.9%，在全国可盘活近30亿吨资源，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磷矿资源的保障能力。

 

八是低品位砂岩型铀矿勘探开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带动我国铀矿资源的高效利用。

 

问题：政策机制亟待完善

 

有资料显示，一些重点大型煤炭矿区采区回采率达到80%以上，金属矿山露天开采回采率达到85%以上，地下回采率达到80%以上；不少矿山铁矿选矿回收率达到85%左右，有色金属选矿回收率达到80%，磷、硫达到60%；50%以上的钒，22%以上的黄金、50%以上的铂、钯、碲、镓、铟、锗等稀有金属来自于综合利用。

 

毋庸置疑，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既增强了矿山企业的经营活力，又提高了我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但是，也有数据表明，随着矿产资源大规模勘探和开发，我国矿产资源的综合回收率不超过50%，总体利用率约为20%，全国共伴生组分综合回收率在40%~70%的国有矿山企业不足40%。有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5%，黑色金属矿产资源综合回收率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

 

全国现有2000多座金属矿山尾矿库，存有尾矿约60亿吨，每年新增排放固体废弃物约3亿吨，而平均利用率只有8.3%。我国目前综合利用搞得比较好的国有矿山仅占30%左右，部分进行综合利用的国有矿山为25%左右，完全没有进行综合利用的占45%。全国有20万个集体、个体矿山基本上不搞综合利用。

 

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矿产资源供应总量的大幅提高仍难以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更为严重的是，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全球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导致了利用国外资源的难度增加。所以，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通过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来改善和缓解供需矛盾。这个矛盾解决好了，才能加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早日实现“中国梦”。

 

但是，就目前而言，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存在着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一部分企业和地方对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意识不强，积极性不高；综合利用优惠政策不到位，对矿床中共（伴）生组分勘查、综合评价不够，工业部门利用矿物有用组分单一。

 

其次，综合利用矿山比例低，众多中小矿山综合利用水平更低，共生、伴生有用组分利用指数低，有用组分回收少；适用于我国资源特点的综合利用技术欠缺；综合利用所得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低，效益不佳等。

 

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了矿产资源的大量闲置和浪费。

 

尽管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法制建设、标准体系、市场调节、技术研发与应用、激励约束等环节还存在制约因素。

 

——矿产资源相关的法规制度建设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当前矿产资源法中对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要求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政策制度没有形成合力，各类规划之间尚未实现有效衔接。

 

——矿产资源利用技术的创新尚不能满足新要求。技术攻关能力不够、转化率不高，技术研发与企业需求之间衔接不够，成为制约我国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认为，要有效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体制，打通矿产资源管理与矿业管理，实现统一监管，有效解决资源粗放利用和环境扰动问题。对矿山企业的矿产综合利用方案进行严格审查，规定在开发立项时没有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方案的，不予颁发或者缓发采矿许可证；大力加强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建立资源综合利用申报认定制度、统计制度、公报制度和信息网络。

 

二是完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建设。加快推进《矿产资源法》的修改进程，解决包括产权归属和矿业权设置等在内的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等相关法律问题，为资源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律保证，坚决打击浪费矿产资源的“败家子”行为。

 

三是加快技术攻关与技术推广平台建设，持续开展对呆滞矿、难处理矿的利用技术研究。加大对重大采选冶技术、矿产综合利用技术、循环利用技术等的研究与开发力度；对二次资源进行勘查、评价、开发和利用，培养一批“种子”企业进行推广。

 

四是完善综合利用的经济激励政策。做好矿产资源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有利于促进矿产资源领域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将综合利用纳入国家优惠政策范围。

 

五是加强行业自律和舆论监督，提高矿山企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自觉性和责任感。鼓励引导同类矿种的中小型矿山、选矿企业与资源综合利用已取得成功的大、中型企业“联姻”，以解决综合利用的资金、技术难题。

 

　　主要从事矿产地质工作，重点研究区域成矿规律与成矿预测、成矿系列与成矿体系、地幔柱与成矿、块状硫化物矿床、伟晶岩矿床与造山作用、铂族元素矿床、南岭区域成矿规律、三稀矿产资源战略等基础科学问题。

　　通过对新疆阿勒泰成矿带各类矿床及成矿地质环境的研究，总结了区域成矿规律，建立了区域矿床成矿系列及成矿演化的区域成矿谱系，为指导找矿提供了重要依据。

　　主持完成了我国新生代成矿作用的研究。在深入研究广东三水盆地、三江成矿带等地新生代矿床及成矿规律的基础上，首次系统地研究总结了全国新生代成矿作用，编制了成矿系列图。

　　在完成国土资源部“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重大综合研究项目中，为建立与完善全国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大陆成矿体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建立矿床成矿系列组等方面取得创新成果。这是我国区域矿床研究领域的重大成果。

　　参与主持了“全国重要矿产和区域成矿规律”项目的研究工作，作为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矿产预测类型、单矿种和区域成矿规律、成矿年代学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通过对国内外600多处矿产地的调查研究，为“成矿系列理论”向“成矿体系理论”的发展、“五层楼＋地下室”理论与模型的建立与推广、“离子吸附型稀土成矿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贵州大竹园超大型铝土矿区钨和锂的发现与合理利用付出了大量心血，为贵州务正道地区铝土矿地质找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理论指导。与课题组成员一起在国内率先系统研究并建立了“中国成矿体系”，被认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跨世纪性创新成果。

　　完成科研报告20多份，专著近20部，国内外发表第一作者论文120多篇。先后获国土资源科技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奖、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国地质科学院新华联科技奖——突出贡献奖、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侯德封奖等奖项，获国土资源部首批百名优秀青年科学家、十大杰出青年、首届“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入选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第一批人选。

　　通过20多年的工作，带出了一支以成矿规律研究和三稀矿产资源调查为特色的专业队伍；在新疆阿舍勒铜矿深部潜力评价与预测、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勘查、四川甲基卡锂辉石矿床找矿突破等方面作出了贡献；通过《中国矿产地质志》的工作，将为国家、部门、人民大众和专业人士提供一整套产品及服务。




　　探索华北和南极地区构造奥秘

　　胡健民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是特殊地区地质填图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大陆构造变形与演化研究，在燕山变形带、华北克拉通元古代构造格局与演化、鄂尔多斯地块基底组成与演化及南极地质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

　　造山带构研究方面，通过大巴山构造带及武当山地区构造变形研究，将南秦岭构造带划分为东南南秦岭和北西南秦岭。通过构造解析与大比例尺地质填图，确认燕山板内造山带中生代构造变形过程，揭示出燕山早中生代变形特征。

　　华北克拉通中新元古代构造研究方面，发现分布在狼山地区的原中元古代渣尔泰群时代为新元古代，狼山群是华北北缘重要的成矿带，这项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率先发现鄂尔多斯基底古元古代基底2030 Ma 左右的U-Pb同位素证据，为研究华北克拉通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华北地区新构造与活动构造研究获得进展。主持完成我国华北地区1：250万活动构造图，确定了华北活动构造格架、重新厘定了新生代地层序列与地层格架，特别是建立了完整的青藏高原东北缘、华北板块西南缘新生代磁性地层序列，准确标定了这个区域新生代地层年代学；系统调查研究了华北地区主要活动构造带的构造特征与动力学背景和演化规律，为在华北地区开展趋于稳定性评价、地质灾害等奠定了良好的地质基础。

　　南极地质考察方面，独立完成我国在南极内陆第一张中比例尺地质图——《东南极格罗夫山地区1：50万地质图》；主持完成拉斯曼丘陵地区1：25000地质图；首次在南极普里兹构造带发现高压镁铁质麻粒岩，对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地质构造进行了研究；在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开展冰下地质研究，证实格罗夫山地区发现的高压镁铁质麻粒岩物源区在普里兹构造带，进一步证实泛非期普里兹构造带为碰撞造山带；搜集到南极陨石348块。

　　主持完成《1：5万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指南（试行）》，已经被用于指导我国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实施。主持完成《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试点工作要求（试行）》，正在“特殊地质地貌区填图试点”各子项目试行。参与完成《城市地质调查工作指南》、《城市地质调查技术要求》，对推动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和城市群地质调查工作的规范化进行起到重要作用。

　　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华北克拉通及华北板块构造演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团队。近5年来，第1与通讯作者发表SCI论文10篇，获国土资源部2等奖1项、地质调查成果1等奖1项2等奖2项。组织形成了华北新构造—活动构造与前寒武纪构造研究团队。




　　破解青藏高原复杂工程地质问题

　　张永双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紧密围绕国家重大工程规划和建设，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复杂工程地质问题、地震工程地质和地灾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一是结合青藏高原及周边重大工程规划和建设，特别是滇藏铁路、川藏铁路等生命线工程规划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地质问题，创新性地将第四纪地质、活动断裂、地壳稳定性与工程地质问题研究有机结合，提出了区域构造尺度的地壳稳定性与工程尺度的工程地质稳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二是积极参与地震地灾应急调查、震后地灾防灾减灾技术攻关，提出了重建选址活动断裂和地表破裂的避让宽度计算方法，探索了基于InSAR技术的地震地灾快速识别方法和工作流程，为灾后重建选址、灾情快速评估和抢险救灾工作部署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是引领了活动构造带地灾调查工作。以地震地灾为切入点，在大量地质调查基础上，总结了活动断裂地灾效应的主要表现形式和致灾模式，为地灾防治技术规范的编制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注重从重大工程建设和防灾减灾工作遇到的疑难问题中提炼和深化科学问题，并开展地质调查、试验和综合研究，再将成果应用于指导工程实践，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一是根据地质调查和研究成果，对滇藏铁路某隧道场址方案提出优化建议，被铁路规划部门采纳，预计节省投资概算4.3亿元；研究提出的三江地区蚀变软岩工程判别指标和判别方法，在铁道设计部门得到推广应用，潜在经济效益显著。

　　二是针对亚洲埋深最大、延伸最长的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选址和岩爆问题，基于实测地应力和岩石力学试验数据，完成了多工况的岩爆模拟试验和评价，提出了工程地质环境与岩爆机理有机结合的灾害链学术思想，成功指导了造山带深埋长隧道岩爆预测及设计。

　　三是积极参加地震地灾的应急调查和排险工作，通过地灾调查、应急排查和理论成果转化，降低了地灾可能造成的大量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先后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发表论文142篇，其中第一作者论文63篇（含SCI/EI收录论文21篇）；以第一作者出版专著3部，先后获第六届黄汲清地质科技奖、新华联科技奖等各类科技奖励10余项；入选首批国土资源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计划。

　　作为国际工程地质协会新构造与地质灾害专委会秘书长，注重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为青年技术人员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搭建平台，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全力守护全国地下水资源

　　孙继朝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副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地下水资源与水环境问题研究，是水文地质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主要含水层水质综合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参与组织完成了《新一轮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为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编制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制定提供基础资料支撑；编制了地下水资源和地下水环境图件，为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地下水资源与环境问题等提供服务。

　　组织编写《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规范》和行标《地下水水质标准》，为我国首轮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提供技术依据。

　　负责完成《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示范项目，编制了我国第一册区域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成果报告，为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建设及地下水环境重建提供了重要依据。

　　负责组织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综合研究项目，在完成我国主要平原盆地440万平方千米调查基础上，总结了我国地下水质量总体尚好，存在“六高”特征，即：高铁锰、高硬度、高硫酸盐、高氟、高砷和高溶解性总固体；区域地下水已呈现“五化”及“三大类污染”，即：“盐化”、“硬化”、“硝化”、“酸化”和“多样化”；“氮污染、重金属污染和微量有机污染，有力支撑了我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检查工作。编写了《关于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初步结果的报告》和《中国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调查报告》，为多个省份的环保、水利和国土部门的规划以及项目的实施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近些年先后受水利部天津水利水电设计院、河北省建勘院、原铁道部第三设计研究院院等单位委托，先后承担完成了万家寨、龙口水利枢纽库区岩溶渗漏实验研究、新疆某引水隧洞水环境调查、岳城水库除险加固勘探示踪试验研究、河北省滦南县姜泡水源地勘探同位素水文地质研究，广东某水源地农药调查风险评价等社会项目。在对河北、山东和北京三省市地下水污染督查中，协助挖出了华北“第一井”；对腾格里沙漠地下水污染督查提供技术支撑。

　　将国外微量有机分析技术引入地质行业，促进实验室建设，已建立了21个有机分析实验室，培养专业测试人员近百人，建立了质量监管体系，初步建立了地下水有机分析测试及质量控制技术体系。

　　组织编写地质行业标准2部，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七项，发表、合作发表论文90余篇，参与出版专著5部，发明专利一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曾获“十五”全国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先进工作者，主持进行的全国地下水污染综合调查评价项目中技术方法体系，获2014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十大地质科技进展”。




　　全面摸清我国土地质量家底

　　成杭新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化探方法研究所主任

　　是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学术领导者和成果综合集成者之一。作为《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与评价》计划项目的负责人、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工程的首席专家，先后组织协调全国77家单位10万多人次，精心实施了全国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工作；完成了全国调查成果的综合集成工作，主笔编写了《中国农业生态地球化学评价体系研究与成果集成》、《中国湖泊生态系统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成果集成》等综合性成果报告；组织有关专家共同编写的《中国耕地地球化学调查报告》，全面报告了调查范围内我国无污染耕地、富硒特色耕地资源及污染耕地的国情现状，为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成果支撑服务国家土地资源管理、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控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了基础信息和决策依据。

　　是成果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先后参与编写了《关于我国土壤污染现状的报告》、《我国查明全国31个省会城市土壤环境质量现状》、关于《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送审稿）》的有关意见、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建议稿)》的有关意见等报告，为国务院决策、全国人大环资委立法提供咨询服务，为科技部“十三五”重大科技专项的设立提供背景材料。调查发现的富硒耕地资源调查成果为江西、湖南、海南、湖北、广西、四川、河北等省区开发富硒特色农产品提供了技术支撑，取得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

　　是生态地球化学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与奚小环、杨忠芳等通过开展不同介质间元素迁移循环的基础研究，形成了以生态系统为研究单元，以物质在生态系统各环境要素中的循环和生态系统间的迁移为主线，以化学元素和有害物质对生物体的影响为中心的生态地球化学研究领域，提出并推动了生态地球化学理论和学科的建立和快速发展。

　　是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技术规范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先后主笔或参与了《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规范》（1：25万）、《区域生态地球化学评价规范》、《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价规范》、《生态地球化学预警技术要求》、《地球化学勘查图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等技术标准的编写工作，全面支撑了全国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方法技术的统一和工作的有序推进。

　　建立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评价研究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表层碳—汞地球化学循环重点实验室，形成了土地质量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土壤碳—汞循环与全球变化、元素表生地球化学行为机理与效应研究、其他元素地球化学循环与土地质量4个团队，已成为支撑土地地球化学调查工程实施的核心团队之一。




　　推动中国勘查地球化学走向世界

　　王学求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应用地球化学研究室主任

　　在金矿勘查地球化学领域取得系统性国际领先性成果，在纳米尺度地球化学和全球尺度地球化学研究取得了创新成果，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以及中国勘查地球化学在国际上处于持续领先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将研究与生产密切结合，为矿产资源发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自1999年以来运用本团队所发展的地球化学方法及其所圈定的靶区，发现大型以上金矿16处、银矿3处、铜矿21处、铅锌矿7处、锡矿7处，总价值达上万亿元。这些矿产资源的发现和探明，大大提高了国家的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了中国矿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发现地球化学样品中大量存在＜5μm的超微细金（亚微米—纳米金），研究证实超微细金具有极强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活动性，可以在水系中长距离迁移，形成大规模区域地球化学异常，对金矿勘查作出了贡献。

　　开创了覆盖区找矿的深穿透地球化学研究领域，发现纳米金铜晶体，研究证实纳米金属微粒具有极强的穿透能力和快速迁移能力，为元素从内生矿床向地表的垂向迁移提供了直接微观证据。

　　作为全球地球化学基准委员会主席，领导并实施了迄今为止国际地球化学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全球地球化学基准计划，共有69个国家，169位科学家参加。建立了覆盖面积近3200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22%的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网，为全球资源评价和环境监测提供了定量参照标尺。提供了过去地球化学填图所没有包含的化学元素，如三稀元素、铂族元素、铀等远景区50余处；系统测定了不同地质时代岩石和土壤中的全碳、有机碳和二氧化碳含量，为自然界碳循环和全球变化提供了基础数据。

　　以地球化学勘查与地球化学填图团队为基础，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国土资源部地球化学探测技术重点实验室。团队所发展的金矿勘查地球化学、深穿透地球化学、盆地铀矿地球化学理论和方法技术，为中国矿产勘查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湖北、甘肃、贵州、陕西、新疆、四川等省区的金矿勘查和铀矿勘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持国家“863”计划、“973”计划、地质调查和行业基金及国际合作项目10余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地质调查成果二等奖1项。发表论文100余篇，SCI论文30余篇，论著3部，发明专利1项。先后获“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土资源部科技领军人才等荣誉。

编者按

本文基于最新国土资源软科学成果的综合集成，全面总结了当前我国在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中存在的四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作者运用鱼骨图法分析上述问题的影响因素，查找出了问题的根本原因，继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快速推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趋重、生态系统趋于退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明确指出“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本文围绕如何更好地加强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推进生态文明，综合集成了来自国土资源管理软科学研究数据库等渠道的30份文献成果，提出了对策措施。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存在四个问题

近年来，国土资源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节约优先战略，以“摸情况、建标准、推技术、抓落实”为工作思路，扎实推进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尤其是2010年起实施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取得了明显成效，技术、资源、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显著，形成了一批企业标准、规程和先进技术。

然而，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总体评价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识不统一。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如在开采回采率、选矿（冶）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简称“三率”）指标综合利用率这个概念上，就有不同的理解。第二，水平还较低。不同地域、不同矿种的开发利用水平差别较大，总体上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金属矿高于非金属矿；总体上综合利用程度低，共生、伴生有用组分综合利用指数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较低；关键技术攻关初见成效但缺乏与我国资源特点相适应的综合利用技术；政策法规引导和激励作用初见成效但需进一步完善并加强执行力。第三，效益未发挥。目前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巨大效益未能充分发挥，存在两个“四低”现象：一是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上资源产出率低、资源利用率低、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低、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率低；二是在矿产品开发利用和深加工方面投入低、产出低、资源利用效率低、产品附加值低。第四，差距还较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还有较大差距。矿产资源总回收率和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仅分别为35%和40%左右，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5%～20%。

运用鱼骨图分析法分析根本原因

鱼骨图分析法是咨询人员进行因果分析时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简捷实用，比较直观。鱼骨图是由日本管理大师石川馨先生所发展出来的，故又名石川图，是一种发现问题根本原因的方法，也称之为“因果图”。

第一步，召开头脑风暴研讨会，确定鱼骨图的大骨即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影响因素（如图1），分别是法律法规、资源监管、矿山企业、基础工作、资金、技术、自然因素。

图1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影响因素

图2 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问题鱼骨图分析

表1 根本原因分析结果

第二步，逐一、逐级分析各个影响因素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找出鱼骨图的中骨、小骨（见图2）。从中可以找到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处于起步阶段的根本原因有七个方面，分别为：一是法规上，政策过于粗泛，优惠政策缺乏，政策执行不力；二是监督上，基层力量弱，技术监督弱；三是市场主体上，国家与企业的价值取向与利益格局未理顺，宣传不够；四是基础工作上，权属不明，现状与潜力不清，“三率”标准不统一；五是资金上，中小企业资金不足；六是技术上，技术投入不足，技术人才缺乏，技术公关方向不明；七是自然禀赋上，我国贫矿、小矿、共生矿、难选矿多。（见表1）。

多方努力共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矿山企业、科研院所“众人拾柴”，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技术手段，建立起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长效机制。

第一，完善政策法规。一是修订《矿产资源法》、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有关节约与综合利用的法规及部门规章，提高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工作的法律地位，加强督导，抓好已有矿种“三率”标准要求的贯彻落实。二是出台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制定或完善《矿产资源法》相关细则，促进矿山企业回收共、伴生矿产，资源化和整体利用尾矿等二次资源。三是完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制度，加快《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条例》起草工作，明确储量评审监管权责，建立与矿业权管理相衔接的储量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四是推进《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修订，加强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全过程监管。

第二，强化资源监管。一是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监督管理体系。横向上加强与综合管理部门、产业部门、生态保护部门沟通协调，建立矿产资源综合监管协调机制；纵向上加强与地方政府和部门沟通协调，落实共同责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二是推进监管信息系统的全面使用，推行监管信息直报制度和在线监管，开展矿产督查制度改革，建设矿产督察信息系统，构建任务到矿、责任到人的监管体系。三是全面推行矿山储量动态监管，完善矿山企业储量台账，加强对储量消耗的动态核查，建立以企业报告为主，以政府核查、监督管理为辅的储量动态监管机制。四是创新监测手段，强化技术监督，加强矿产资源保护监管的技术支撑系统建设，打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监管平台，完善以“三率”等为主的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矿产资源储量和“三率”动态监测制度。五是严格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准入管理，通过确定矿山开发最低规模，征收资源补偿费，提高技术标准、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标准，坚决打击和取缔私挖滥采行为，使矿山企业“多、小、散”的局面得到明显改变。

第三，发挥矿山企业主体作用。一是推进示范工程，发挥示范引导作用，在40个示范基地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工作，推进矿山企业综合利用水平的整体提高。二是理顺国家与矿山企业的利益关系，改进和完善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管理，利用价格杠杆实现矿产资源所有权权益价值，建立“矿产资源取得成本”强化其核算。三是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对企业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评估总结与对外宣传，树立良好的矿山企业形象，提高矿山企业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第四，夯实基础工作。一是开展全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现状调查，摸清我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完成重要矿产资源“三率”调查评价，主要矿集区复杂难利用资源综合利用现状调查与潜力评价，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技术调查评价。二是健全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标准规范体系，加快“空白”标准的制定和“超龄”标准的修订，继续分矿种制定“三率”标准，作为资源合理利用的“红线”，开展铁、铜、铅、锌、稀土、钾盐等大宗和战略矿种“三率”标准研究。三是设计矿山企业“三率”指标考核体系，建立对矿山企业节约与综合利用矿产资源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四是明确尚难利用矿产资源的权属关系。

第五，克服资金困难。一是组织实施好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采取“以奖代补”和示范工程两种形式，充分发挥中央财政资金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二是落实税费减免等激励政策，将冶金矿山的采矿权价款、矿产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等相关税费理顺合并，对资源税的减征率恢复到40%～60%，取消矿山资源补偿费，并返还矿山作业车辆自用柴油缴纳的燃油附加费。三是以资金支持为主要手段帮助企业拓宽融资途径。

第六，突破技术障碍。一是打造“政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创新平台，以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专项为抓手，引领带动矿山企业加大自主投入，建立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创新平台，鼓励尾矿循环利用和应用技术创新，实现尾矿大规模综合利用技术的多重突破。二是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健全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广目录发布制度，发挥“技术红利”在资源节约中的关键作用；建立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平台，让有需求的矿山找到适用技术，让先进技术找到适用矿山。三是加强专业人才培养，尽快建立国家矿业人才培养基地，组织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矿山计划，推动高层次人才支持矿山发展。

第七，强化综合勘查与综合评价。一是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行业的准入门槛，在勘查阶段全面实施综合勘查、综合评价。二是全面推广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将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推广到所有的矿种，完善和探索适合不同矿种的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充分发挥矿业权设置方案制度在矿业权投放中的调控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