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福建沿海地区工作了将近18年，对海有浓厚的感情”“要发扬优势，做好‘海’的文章”“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的关注一以贯之。“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指引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一）“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

人类居住的地球表面70%是海洋。浩瀚大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油气和生物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对海洋经济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1994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提出建设“海上福州”战略构想，在全国沿海城市中率先吹响“向海进军”号角。在浙江，他指出一定要做足做好海洋经济这篇文章。在上海，他要求努力争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优势……从科研实验室到渔业种子基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前往沿海省份考察海洋经济发展，强调“海洋经济发展前途无量”“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着力推动海洋经济向质量效益型转变”。2013年考察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时强调“要顺应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加快培育海洋工程制造业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2018年在上海考察时视频连线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指出“经济强国必定是海洋强国、航运强国”；2023年在广东湛江考察海洋渔业，提出“耕海牧渔，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大有前途”……从构建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到布局港口、航运建设，再到统筹陆海区域重大战略对接等，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把加快经济发展的触角从陆地向海洋延伸，为拓展蓝色经济空间谋篇布局、指明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坚定、越走越宽阔。

（二）“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海洋科技发达是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科技水平的高度决定了海洋开发的深度。从万里碧波之上的极地破冰船、大洋科考船，到万米水下的深潜设备，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在心头——2012年6月，我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深潜成功突破7000米，第二年的5月，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载人深潜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2018年4月，在海南三亚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和潜航员团队互动交流；2020年11月，致信祝贺“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指出“‘奋斗者’号研制及海试的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了进入世界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体现了我国在海洋高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2024年11月，致信祝贺“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建成入列，强调这“标志着我国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是建设海洋强国、科技强国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奋斗者”号、“梦想”号等海洋科技“大国重器”不断技术迭代、逐梦深海，提升建设海洋强国的科技成色和底气。在对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及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发展海洋经济、海洋科研是推动我们强国战略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要抓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重点在深水、绿色、安全的海洋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推进海洋经济转型过程中急需的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一项项具体要求，指明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力点和突破点。

（三）“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关乎美丽中国，关乎海洋强国建设。红树林，这种扎根于海岸潮间带的胎生木本植物，对它的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注。“红树林保护，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就亲自抓。党的十八大后，我有过几次指示。这是国宝啊，一定要保护好。”2023年4月在广东湛江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战略，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我们中国人的贡献”。海洋强国建设，落脚点是实现“人海和谐”。“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断赋予海洋强国建设“绿色可持续”的内涵。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健全海洋资源开发保护制度”。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也是在保护生产力。统筹协调开发与保护的关系，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的“蓝色引擎”才能持续迸发澎湃动力。2024年7月，《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发布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广泛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中国努力构建人海和谐海洋生态环境的积极姿态。当前，中国已迈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海洋事业迎来重大历史机遇期。唯有以生态优先的理念经略海洋，海洋福祉才能绵延不绝。

（四）“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海洋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海洋孕育了生命、联通了世界、促进了发展。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世界百年变局下，全球海洋问题形势严峻，制约着人类社会和海洋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全球海洋治理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海洋命运共同体蕴含着“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东方智慧，是全球海洋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波涛之上尽是波涛”。海洋具有流动性和不可分割性，国际合作开发海洋是大势所趋。依托“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进一步密切同共建国家合作，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理念也是实践，是实现全球海洋有效治理的行动指南。中国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将同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美丽之海。

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极端暴雨引发的突发性、群发性地质灾害，给当前防灾减灾工作带来巨大挑战。4月25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了2025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指出今年全国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呈多发强发态势，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极端气候条件下，我国地质灾害形成分布与成灾模式将呈现哪些新的特点？地质灾害防灾减灾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对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首席科学家殷跃平。

殷跃平在乌蒙山区指导地质灾害调查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防范应综合施策

记者：

地质灾害隐患点是如何调查识别的？

殷跃平：

防范地质灾害，首先要调查识别出隐患点在哪里，这是防灾减灾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系统开展了全国地质灾害的面上调查和详细调查，目前正在地质灾害高风险地区开展精细调查。这些调查工作动用了全国水工环地质勘查队伍力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质灾害调查手段也越来越先进，以卫星遥感、无人机和地面勘查相结合的“空-天-地”一体化技术成为标配。同时，经费投入也成倍激增。例如，早期的面上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10万元，详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平均在百万元，而现在的精细调查阶段，每个县投入大约要千万元。由于地质作用过程在不断变化中，每年汛期或强震发生后，还要专门开展应急排查工作。

地灾隐患点的调查识别具有动态性。目前，在册纳入全国防灾减灾具自然属性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大约有28.4万处。此外，还有记录在册的180多万处因开挖切脚等导致稳定性降低的风险斜坡，构成了每年的人为性地质灾害隐患点。

以滑坡为例，从防治和减灾救灾角度，传统上把地质灾害体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不稳定斜坡，开裂变形等现象显著，稍遇降雨等就会失稳滑动，我们定义其安全系数小于1.0，由于滑动成灾特征明显，相对来说防范难度不大。另一种是稳定斜坡，即使在暴雨、地震等外力作用下，也不易发生整体滑动，安全系数大于1.2，通常不作为防灾减灾的重点。第三种是欠稳定斜坡，安全系数介于1.0～1.2之间，在非汛期等正常条件下，发生整体滑动的可能性较低，但在久雨、暴雨、地震等因素作用下，安全系数极易低于1.0，也会失稳滑动形成灾害，实际上是具有高隐蔽性的不稳定斜坡，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地质灾害隐患点”，成为每年我们防灾减灾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灾隐患点识别面临哪些新问题？

殷跃平：

我们目前面临三个方面的新问题。

第一是小体积成大灾。早期的隐患点识别对象主要为体积达十万立方米至百万立方米级的大中型灾害体，其变形特征较为明显，易于识别。但是，目前每年发生的地质灾害绝大多数体积在10万立方米之下，为小型、微型灾害体。我们对最近5年的地质灾害做了统计，在西南山区、东南山区和北方山区95%以上都是小微型灾害体。灾害体体积量级变小，发生地质灾害的隐蔽性、随机性就更强，准确识别难度在量级上也就加大了。

第二是远程成灾模式。我们目前对隐患点的识别评估，基本上偏重于稳定和不稳定极限平衡的静力学范畴，而对于滑动后的远程成灾风险的动力学评价明显不足。例如，今年在四川筠连发生的高位滑坡灾害，实际上滑动后转化为碎屑流，成灾范围达1800米，超出了滑源区距离的数倍，导致距离滑坡体较远的村庄被摧毁。最近几年，发生了多起高位远程地质灾害，例如2017年在四川茂县，滑坡转化为碎屑流，滑动2800米后掩埋了新磨村，导致70余人遇难。

第三是未知风险源识别。极端暴雨常态化导致了原本属于稳定的斜坡转化为欠稳定或不稳定斜坡，尤其对小微型灾害体的扰动非常明显。2023年汛期，北京西郊遭受了百年罕遇暴雨的袭击，在北京市房山区记录到4天之内降了1025.5毫米，远超过北京多年平均降雨约600毫米的量值，导致了房山、门头沟地区发生了1200多处群发性的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2024年，广东、福建、湖南、广西等南方地区因极端降雨也发生了群发性小微型流滑地质灾害，特别是湖南资兴县，6月单日降雨量达643毫米，引发了19300多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

记者：

面对这些新问题，如何提高地灾隐患点精准识别与科学评价能力？

殷跃平：

针对这三个新问题的防灾减灾，我们逐渐探索出了一些新办法。

首先，对小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应从易灾地质结构角度进行识别，实行“点+面”双控。例如，从地质结构上，华南地区花岗岩全强风化斜坡、西南地区岩溶煤系复合地层斜坡、华北地区推覆构造斜坡、西北地区黄土-红层二元结构斜坡等都是地质灾害的易发易灾区。

其次，从成灾地貌上，上陡下缓的靴状地貌、滑坡下部的沟谷地貌、高陡危岩带等都易于形成远程灾害。

再次，应开展不同降雨工况下，甚至地震工况下的，中型、小型和微型地质灾害隐患点评估厘定和风险分级评价。对近年来的多起特大灾害的复盘分析表明，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2的稳定斜坡，在罕遇暴雨的作用下，也会形成新的灾害，这也就是每年汛期大量地质灾害发生在隐患点之外的重要原因。

我们对2024年汛期福建、广东、湖南的群发性小微型地质灾害进行复盘，发现即使是安全系数大于1.8的超稳定全强风化花岗岩斜坡，在罕遇暴雨作用下，也会失稳滑动，特别是切坡建房未支护的斜坡更易失稳成灾。

记者：

我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效？

殷跃平：

在调查识别隐患点的基础上，需要对灾害发生的时间做出及时的判断。目前，在全国地质灾害隐患调查识别的基础上，主要采用“群测群防”的方式进行监测预警。

“十四五”以来，我国地质灾害科技减灾的能力显著提升，并对6.6万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安装了监测预警仪器。但是，由于地质灾害隐患点主要散布于运行环境复杂的广大农村山区，受技术精度的限制，这种监测预警仪器主要适用于大变形的短临预警。同时，这些隐患点威胁对象一般仅为数户人家，受经费的限制，监测点主要采用主剖面的方式布设，对灾害体面上的控制精度仍然有限，因此称之为普适型监测预警仪。近三年来，普适型监测预警仪已成功预报灾情约150起，涉及可能伤亡人数3000余人，并有效预警险情近600起，紧急撤离约1.1万人，成效非常显著，推动了我国地质灾害从群测群防体系向“人防+技防”相结合的监测预警体系提升。

记者：

极端气候下，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面临哪些挑战？如何提高复杂山区重特大地灾隐患的专业监测预警能力？

殷跃平：

经过多年努力，威胁百人以上的滑坡基本得到控制。但是，泥石流成为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最大的地质灾害灾种。

我统计了一下，目前威胁人数大于100人的泥石流隐患点约有4800处，其中威胁人数大于1000人的泥石流沟有240多处。受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泥石流的监测预警难度也更大，造成的重特大地质灾害风险更高，特别是在西部高寒山区，无法利用现有的普适型监测仪器作出及时预警。

2024年8月3日，四川康定姑咱镇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从海拔5000米高山启动后形成山洪泥石流灾害，致使雅康高速康定至泸定段日地1号隧道至2号隧道间桥梁垮塌和姑咱镇日地村房屋冲毁，27人死亡。据了解，当时，姑咱镇日地沟沟口的降雨量仅25 毫米左右，并未达到泥石流发生阈值。

这是由于西部高山区易形成地形雨，降雨量从沟口到半山腰再到沟顶差别很大，沟口降雨量虽然仅几十毫米，但后山可能已达到特大暴雨等级。

实际上，针对这些地区高位泥石流的专业化监测预警设备的研发已经较为成熟，关键是认识上的问题。泥石流大多发生在高陡偏远山区，通常对其调查勘查精度不够、成灾动力学机理研究不深、监测预警技术适配性较差、工程防治等级偏低，这也是每年汛期重特大泥石流灾害易发高发的原因。因此，对于威胁百人、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的西部高山或极高山区的泥石流灾害点，必须走更加专业化的监测预警之路，即“技防”为先、“人防”辅助。就像疑难杂症仅靠社区医院是不行的，必须依靠三甲医院的力量。

记者：

极端气候下，如何提高地质灾害综合防灾减灾能力？

殷跃平：

除了极端气候的影响，人类工程活动范围的扩大，也加大了地质灾害发生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复杂山区的城市、乡镇和居民点建设的扩张，切坡建房和切坡修路的范围扩大，令原本稳定的坡体变得不再稳定，遇极端气候更易诱发地质灾害，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切坡就滑”的现象。

在防灾减灾体系中，调查评价和监测预警仅是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中的一环，要与避让搬迁和工程治理相结合。针对当前灾害“中心”向乡村转移的现状，要加强农村国土空间规划中地质安全风险评估，特别是农民切坡盖房，要指导进行简易治理，可以采取修建矮挡墙等降险措施，屋后还要留出一定的避让距离，以降低灾害潜在风险。

在一些矿区，人口迅速增加，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高。要针对村庄、居民点，开展“以人为本”的精准调查，加强易灾地层的隐患点与崩塌滑坡易发区带双管控，应运用新理论新技术，科学划定地质灾害红线，该搬迁避让就搬迁，该监测预警就安装设备，该治理就做好工程治理。只有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才能正确处理好国家能源安全与人居环境安全的关系。

春天是东北最好的季节，一场透彻心扉的春风吹过，吹醒了大兴安岭皑皑白雪下沉睡的大地，吹绿了广阔平坦的松辽盆地，吹化了蜿蜒千里的辽河。伴随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全面铺开，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调查团队聚焦找矿突破需求，积极统筹谋划，主动担当作为，服务东北地区13个大型资源基地建设，为东北地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基础地质支撑。基础团队长期从事野外一线的基础地质工作，为了探寻地学奥秘，他们不畏丛林沼泽、不惧严寒酷暑，调查一个个露头、分析一组组数据、绘制一张张图件。他们以孜孜不倦、坚持真理、以苦为乐的地质调查精神，取得了一系列的丰硕成果，向人们展现了白山黑水的地质史卷，让人们领略了沧海桑田的地壳变迁。

 图1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团队合影

近年，基础团队聚焦找矿突破需求，积极统筹谋划，主动担当作为，在前寒武纪变质基底、中亚造山带与古生物调查研究、数据更新与综合编图等传统优势学科方面成效显著，为服务东北地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地质支撑。

变质基底调查崭露头角，创新性成果明显

该项工作带头人主要由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室陈井胜副主任、赵辰和张超三位博士组成，近年主要致力于地球古老克拉通岩石圈早期构造演化样式及变形特征（以华北克拉通东部陆块冀东地区、鞍-本地区等为研究重点）、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辽-吉造山带构造演化等。通过地质填图和基金项目工作的开展，近年取得系列创新性成果。

团队赵辰博士毕业于中山大学，置身于华北克拉通太古宙构造体制研究中。面对常年和爱人两地分居的状况，并没有影响他坚定的地调科研脚步。通过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和1:5万区调项目，在华北冀东地区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厘定出冀东安子岭花岗绿岩带为典型的穹脊构造样式，冀东太平寨高级变质区为卵形构造域，为古板块重建以及探索板块构造在地球上的启动与演化机制提供新的构造地质学证据。

在张立东研究员和邢德和正高级工程师都曾是基础地质室的“老主任”，通过他们主持的“辽东-吉南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二级项目，创新提出了“辽-吉古元古代造山带”是我国保存最好的古元古代洋板块地层系统，重新厘定了硼矿等矿产资源产出的建造构造特征，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新资料。目前，两位先生虽已退休，却还在为沈阳地调中心的发展奉献着余热和提供技术上的指导。

陈井胜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通过主持“华北克拉通北部燕辽大规模辉绿岩床群侵位机制及古环境与古地貌响应”联合基金项目，发现华北克拉通北部燕辽地区存在多期次基性岩浆活动，这些岩浆活动总体与全球13-14亿年哥伦比亚超大陆裂解事件有关，使得我国元古代构造岩浆活动与全球构造事件接轨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这一成果背后，也是他强忍着岳父岳母常年卧病在床、自己父母身体也不乐观的情况下的艰辛付出。

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室主任汪岩正高级工程师，同时任基础地质室党支部书记，平日大部分时间需要处理基础地质室的全面工作，而这并没有影响他地调科研的步伐。通过主持的“松辽盆地西缘扎赉特-巴林左旗区域地质调查”二级项目，在内蒙古东南部阿鲁科尔沁旗双胜镇一带新发现古元古代一套变质杂岩，为中亚造山带南部的微地块的成因和演化历史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团队钱程硕士和张超博士，家里孩子小，没人帮忙照顾。但是通过主持的“大兴安岭成矿带突泉-翁牛特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二级项目的开展，取得了系列创新性地质成果，如新厘定出了“龙江-乌兰浩特微地块（27-14亿年）”，为兴蒙造山带前寒武纪结晶基底构造格局的厘定提供了新资料。而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和他们的爱人和家庭默默奉献和坚定支持密不可分的。

另外，沙特阿拉伯地盾精细填图项目是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团队首次走出国门，与世界先进的地质填图方法技术接轨迈出的重要一步。陈井胜博士与团队成员李斌、尤洪喜、孙巍和江斌等人员克服了全新的填图理念、地质条件和恶劣气候带来的不便，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在异国他乡传递着中国基础地质人的精神。目前已完成了3幅1:10万地质图的野外数据采集和地质图说明书的编写工作。这不仅是基础团队个人业务能力的展示，更是团队协作的胜利，为沈阳地调中心建立国际化区域地质调查队伍、培育国际化地学人才、打开国际化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市场奠定了坚实基础。

精细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造山带团队接力再奋进

中亚造山带精细解剖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伴随着沈阳地调中心的不断发展，一代又一代地质人在探索中不断前进。在上世纪80-90年代，以唐克东研究员为代表的沈阳地调中心老一代专家，组织我国北方有关科研、教学和生产单位联合进行基础地质研究，为东北地区构造格架的建立和古亚洲洋的演化历史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1∶100万东北地区构造体系图及其说明》、《中国北方板块构造文集》（第一集-第五集）等大量论著的出版与发表，建立了西拉木伦加里东弧-陆碰撞褶皱带和东乌珠穆沁加里东陆缘活动带，将锡林浩特杂岩解体为俯冲-增生杂岩和陆缘火山-碎屑岩南北两带，当前许多重要地质问题的主体认识依然遵从这一时期的综合研究成果。

到了二十世纪初，面积性地质调查工作逐渐加快，1∶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1∶25万区域地质调查修测工作的开展，为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奠定了基础，以张立东、付俊彧、刑德和、汪岩、杨晓平正高级工程师等为代表大区专家，在林西-巴林左旗-法库新发现晚二叠世-早三叠世蛇绿构造混杂岩，提出了“双向俯冲”模式，确定了古亚洲洋的最终闭合位置及时限；解体了华北板块北缘构造带和扎兰屯岛弧带的物质组分，复原了洋壳的俯冲过程；完成了东北亚地区主要构造单元划分，提出了古亚洲洋构造域是古生代造山带镶嵌一系列微陆块的基本格局。

随着区域地质调查工作的持续开展与综合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中亚造山带研究团队的年轻一代接过前辈手中的火把继续在探索之路奋进。如，张超、钱程、秦涛、杜继宇、李斌、那福超、马永非、时溢、张丽等技术骨干，他们以精细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为目标，联合国内外科研单位青年学者，从图幅尺度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扎进露头尺度的精细研究工作，先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东北区创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一列原创性研究成果：解剖了法库-昌图-公主岭-双河镇地区的构造混杂岩，明确了古亚洲洋南部大陆边缘系统组成和结构；将原划“扎兰屯地块”重新厘定为早古生代弧盆系；新识别出一系列古老微地块等。他们以年轻人最具有的创造能力和创新潜力，持续推进精细解剖中亚造山带构造格架工作；他们以火热的热情和坚毅的信念，接过前辈手中的大旗，用自己的青春书写新时代的地质印记。

发挥传统优势学科作用，古生物团队持续发力

地层古生物是沈阳地调中心的优势学科，研究团队具有优良的传承和深厚的积淀。自1962年建所以来，特别是上世纪60-90年代，老一代专家们为东北地区区域地层系统的建立和各门类生物化石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东北地区古生物图册》等大量地层古生物论著的出版与发表，在古生代腕足类动物群、安加拉植物群，中生代林家植物群、羊草沟植物群、热河生物群、黑龙江鸡西—龙爪沟生物群以及木化石等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绩，展现了沈阳地调中心在该领域曾处于国内一流水平、部分研究居国际领先地位。该时期是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团队的辉煌四十年，团队人才济济，生物门类齐全，涌现出多个分支学科的专家。如：黄本宏、郑少林、张武三位研究员是古植物学界顶级专家；张立君研究员不仅是介形类专家，而且掌握东北地区大量区域地质资料，被称为“活地图”；王五力研究员既是是叶肢介类等无脊椎动物专家，又是大地构造专家；谷峰老所长擅长双壳类，苏养正研究员擅长腕足类，郭胜哲擅长珊瑚、蜓类等。他们足迹遍布东北，为东北地区基础地质研究以及能源矿产寻找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支撑了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

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研究持续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有关早期被子植物及银杏类化石的研究曾合作在美国《Science》及英国《Nature》杂志共发表了3篇论文，木化石研究成果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以上成果曾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二十一世纪早期，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研究团队张立东、邢德和、陈树旺、丁秋红、郑月娟等研究员成为中流砥柱。他们在辽西地区开展了1:5万北票等4幅区调，取得了一系列的原创性成果，出版了《辽西义县组-冀北大店子组火山-沉积地层对比》、《辽西中生代珍稀化石及其生物群地质图集》等专著，发表了一系列地层古生物论文，将地层古生物研究推向另一个高潮。然而，即便如此，受上世纪末期地质行业大萧条的影响，地质人才断层、流失严重，导致沈阳地调中心的地层古生物学科逐渐没落。

可喜的是，随着新一轮的地质调查工作的开展，大量古生物化石点的新发现和一系列新进展新认识的取得，促进了新一代地层古生物研究团队的成长，如：张渝金、张德军、公繁浩、黄欣等。他们不忘初心，坚持专业，长期工作在野外第一线，为与国内、国际学科研究前沿接轨而努力。基础地质室副主任张渝金正高级工程师，作为沈阳地调中心新一代古生物人的代表，联合沈阳地调中心古生物学者和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青年老师们，针对国家需要导向，积极申请项目，开展东北地区的地层和古生物工作。先后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国家创新平台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中心区创基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新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新材料，建立了8个新属种化石，建立3个孢粉植物组合序列，首次证实了我国东北地区中侏罗世末曾存在寒冷期等，建立了晚中生代温室气候期古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变化等方面取得一批原创性重要成果，为我国东北地区侏罗纪植物群演化、地层划分和对比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未来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团队将以“部辽西中生代地层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和“古生物陈列馆”为主要平台，合作建立沈阳地调中心的地层古生物工作基地，在人才培养、学术研讨，科普宣传等方面，积极与各大地质院校、研究院所、地方或国家地质博物馆等单位交流合作，以提升沈阳地调中心地层古生物学科的影响力。

智能驱动与数据更新，综合地质编图工作持续跟进

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团队有这样的三位老同志，他们是付俊彧、杨晓平和汪岩三位同志，都是地质矿产正高级工程师，具有丰富的野外调查、综合研究与地质编图经验，是沈阳地调中心基础地质和综合编图的学科带头人。他们先后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的地质调查研究风霜雪雨，斑白了他们两鬓，常年的野外地质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书架上、收纳箱中保存的一本本专业著作以及工作心得，记录了几十年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的峥嵘岁月，特别是东北地区著名的三道湾子金矿、三合屯金矿都是他们在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中发现的找矿线索，并顺利转变为勘查目标，成就大、中型金矿床。特别是汪岩和杨晓平同志，爱人都在齐齐哈尔工作，两地分居已十年有余，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前进的脚步。作为为地质奉献了青春和智慧的老兵，他们现在依然在东北大地上奋笔疾书，为了找寻地质演化的真象，跑遍了东北大地每个角落，实时跟踪实施项目的进展，形成了500余份大比例尺剖面和素描图，开展了多次野外交流会，集成了500余幅1∶5万区调成果，参考了2000余篇文献，带领包括宋维民、刘英才、张广宇、那福超、庞雪娇、陈井胜、钱程、张超、张渝金、唐振、施璐等一众年轻的地质骨干，编制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图（东北）（1：1500000）及说明书》、《东北地区1∶150万大地构造相图及说明书》、《中国东北及邻区1∶250万地质图及说明书》；完成了东北地区1∶50万无缝整合的地质图空间数据库建设；按照洋板块地质学思想编制了大兴安岭成矿带和东北地区1∶100万地质图、1∶200万洋板块地质构造图、1∶200万岩浆岩地质图、1∶200万变质岩地质图等，并在此基础上编著并出版了《大兴安岭古生代“洋板块地质”研究进展》；编著并即将出版《中国区域地质志▪大兴安岭志》、《中国区域地质志▪东北志》。这些综合编图与研究成果，对古元古代辽吉洋、古生代古亚洲洋和中－新生代滨太平洋构造演化过程及其对矿产资源、能源的控制作用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大兴安岭及东北地区洋板块地质综合研究之先河，极大提高了东北地区成矿基础地质背景的认知水平。

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三位老同志之间团结互助，对待工作尽心竭力，协同提高业务水平；在团队建设中一直以身作则、以踏实的工作作风为年轻人做出榜样，不忘沈阳地调中心“老带新”、“传帮带”的光荣传统，在业务上悉心指导年轻技术人员，促进年轻技术人员的成长，为形成研究室精诚团结、协作共进的学术氛围、造就研究室高凝聚力奋发向上的业务团队作出了表率。那些经过岁月锤炼的经历、镶嵌在地质图及研究报告中汗水、对青年人成长的悉心指导，一直是沈阳地调中心区调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宝藏。

在熠熠生辉的成果背后，是所有基础团队成员付出的艰辛和汗水。他们有父母，想为日益衰老的父母多锤几次背；他们有家庭，也想为日夜操劳的妻子分担家务；他们有子女，更想为可爱灵动的孩子讲故事、盖被子。在茫茫林海、在崇山峻岭、在荒茫沙地，纵然荆棘满目、浑身泥泞、满面尘土，经历了基础地质调查工作的高峰和低谷，他们的眼中始终有光，心中始终坚信，执着坚守、孜孜不倦地献身东北地区基础地质调查工作。正如古人谚语所言：“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近年基础团队成果显著，先后完成1∶5万区域地质填图80余幅（其中全国特优图幅2幅、优秀图幅6幅）、1∶25万区域地质填图2幅，编制小比例尺综合图件与说明书5套，撰写科技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6部，获批国家基金8项、科技平台课题3项。这些成果系统总结了东北地区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及不同断代大地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的关系，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了大量的基础地质资料。

目前，沈阳地调中心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三性工作定位进一步梳理东北地区基础地质工作的发展方向，继续充实发展“基础团队”，在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分专业更加细致建实基础团队下设的“前寒武纪变质基底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陈井胜、赵辰、张超）”、“中亚造山带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张超、杜继宇）”、“中生代构造岩浆作用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张渝金、张海华）”、“地层古生物调查研究团队（带头人：张德军、张渝金）”和“数据更新与综合编图团队（带头人：付俊彧、杨晓平）”，提升不同断代、不同构造域影响下的成矿地质背景综合认知水平，进而建实“中国地质调查局东部大陆边缘研究中心”和“自然资源部辽西中生代地层系统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相信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沈阳地调中心党委的正确带领下，在基础团队“老带新、传帮带”精神的感染下，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始终坚信“心有所向，行则将至”！“找矿求突破，基础在先行”，乘着“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东风，基础团队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大有作为，为沈阳地调中心发展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所”）岩石圈中心团队揭示特提斯喜马拉雅东段“双穹窿”构造S波速度结构与成矿机制。

新生代以来，受陆-陆碰撞造山作用控制，青藏高原南部的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内发育了大量的淡色花岗岩，形成了一系列穹窿构造并伴随着多种类型矿产资源的富集。错那洞穹窿和雅拉香波穹窿作为特提斯喜马拉雅带典型的南、北“双穹窿”构造，其深部结构可能控制着多种金属矿床的形成。

为探究“双穹窿”构造与成矿间的关系，地质所岩石圈团队利用短周期密集台阵数据，采用背景噪声成像方法获得了错那洞及雅拉香波穹窿上地壳S波速度结构。发现：“双穹窿”结构深度9km处均存在低速带，但不同的是在低速带上方，雅拉香波穹窿和错那洞穹窿核部分别表现为高速特征和低速特征；研究区内低温热液型铅锌矿和钨锡铍稀有金属矿区同样存在明显速度结构差异，铅锌矿存在于横波速度高低变化较大的地堑边缘，钨锡铍矿存在于高速突起前端，二者的速度结构差异表明了成矿时期的不同构造环境；成像结果显示“双穹窿”周缘深部地热结构特征明显（图1），上地壳中部4-8km表现为低速热传导通道，上部联通盆地、地堑储热层，下部联通高温热源低速带，构成了错那洞及雅拉香波地区特殊的地热构造模式，对成矿流体的驱动可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研究可为青藏高原南部特提斯喜马拉雅带穹窿构造的上地壳结构差异性，及多金属成矿、找矿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图1 错那洞穹窿及邻区三维横波速度及地热结构解释模式图（红色区域为高温热源区；白色虚线为热源通道）

应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力学所”）能源研究室邀请，近期，德国基尔大学Mehdi Ostadhassan教授来地质力学所作题为“Multiscale evaluation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geomaterials”的学术报告。

Mehdi Ostadhassan教授于2021年荣获德国“洪堡学者”，在德国基尔大学（Kiel University）开展页岩储层地质力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致力于从多尺度对岩石力学性质进行定量评估。其主要研究领域为非常规油气地质力学、页岩弹性各向异性、页岩油藏工程、以及应力与页岩油气开发的耦合作用等方面；担任Journal of Oil, Gas and Petrochemical Sciences副主编和Journal of Chemistry首席客座编辑; 是美国石油工程师协会、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协会以及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会员。Mehdi教授已出版非常规油气地质力学相关研究领域3本英文专著，在油气地质学顶级期刊（AAPG Bulletin；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Energy & Fuels）等杂志发表SCI论文170余篇；与全球多所大学和油气公司开展非常规油气领域的广泛合作，尤其在页岩地质力学和弹性各向异性方面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此次报告会，Mehdi教授介绍了页岩微观纳米尺度到宏观实验样品的结构表征、力学性质差异的影响因素，详细讲解了纳米压痕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注意事项以及数据获取和解释，分析宏观实验样品的岩石力学性质与页岩微观结构、矿物成分、含量等多种参数之间的关系，介绍了岩石材料从微观纳米尺度到宏观样品尺度之间的定量评估模型建立要求。Mehdi教授的报告精彩纷呈、内容充分紧凑，激发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兴趣和热烈讨论，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地质力学所主要负责同志及多名从事油气地质、地质灾害、地质力学等方面的科研人员和学生参加了报告会。会后，地质力学所与Mehdi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为进一步深化与基尔大学的交流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