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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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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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在西昆仑火烧云铅锌矿考察

2014年9月入疆以来，三年的光阴，他们不曾辜负每一个日出日落。他们用忠诚与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新疆稳定发展出力，用大爱和激情写下精彩人生篇章，交上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夏初的北京，气温已迅速升到38摄氏度左右，而在西北边陲新疆乌鲁木齐，5月初刚飘过一场大雪。

跨越千山万水而来，面对着气候不同、工作压力大、与家人长时间分别等种种的困难，国土资源系统第八批援疆干部始终牢记重托、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身手，砥砺前行。

从地质勘查到应急救援，从项目对接到改革探索……2014年9月入疆以来，三年的光阴，他们不曾辜负每一个日出日落。他们用忠诚与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新疆稳定发展出力，用大爱和激情写下精彩人生篇章，交上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肩负使命而来，他们是新疆最需要的人才

2008年7月，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签订了《合作开展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勘查协议》，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阿尔金山三大山系展开地质找矿工作，自治区提出的目标是3年要有好的眉目、5年要出鼓舞人心的成果、8年要有令国人为之振奋的重大成效，因此这一合作也被称为“358”。2014年正是“358”开展的第七年，能否打好收官之战，第八批援疆干部身上的担子不言而喻，这也是援疆干部派出人数最多的一批。

来自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的朱振芳在矿政管理方面经验丰富，担任新疆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矿产储量中心的高利民在援疆之前，曾多次到新疆参加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审读等工作，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担任副局长后，分管的正是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储量管理、地质勘查、地质环境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覃家海曾多次赴新疆参与野外安全应急救援，不仅了解这里，对野外地质安全工作更有着深刻见解；而来自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年轻博士王立社，项目管理和科研能力都出类拔萃……他们的到来，对新疆地质工作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在这批援疆干部中，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田彦军被安排到基层，担任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区委常委之始，他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帮助申建综合保税区。原来早从2009年起，乌鲁木齐市多次向国务院申建、选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的综合保税区，却一直没有获批。最关键的问题卡在土地上，综合保税区的用地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辖范围，既涉及兵地合作的规划调整，还需要占用其中的农田、林地。既要保证耕地红线不突破，又不能耽误综合保税区建设，当地一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田彦军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伊宁市作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工作试点县（市、区）之一，也是自治区唯一的试点县（市、区），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的李滋鑫挂职这里，全力推进改革工作。

离开温暖的家，远赴新疆，援疆干部们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等角色所应尽的责任。自从援疆以后，朱振芳的妻子在家看天气预报时会格外留意新疆的天气，而且会经常看新疆卫视。而这份沉甸甸的牵挂，也是激励他们奉献新疆的动力之一。

“只有长期扎根新疆，才能真正了解新疆，学会‘说新疆话’。”

三年挂职即将结束，按惯例每位援疆干部都会写一份三年工作总结，朱振芳开玩笑说：“要是放开了写，这份总结我能写15万字。”

上任伊始，短暂的过渡期后，援疆干部迅速进入角色。“新疆的干部群众都太不容易了。”对此，大家异口同声。他们不仅要承担高强度的日常工作，还承担许多具有“新疆特色”的工作，比如各单位三分之一人员住村开展“访惠聚”工作，还有常态化的反恐维稳、任务艰巨的精准扶贫等。而令援疆干部钦佩的是，广大新疆干部群众勇于接受挑战，坚守岗位，这也激励着每一名援疆干部从大局出发，迎难而上。

朱振芳从协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入手，首先着手解决三塘湖五个煤炭探矿权问题，经过多轮协调，终于在2015年2月初使各方达成一致，三年多没有进展的难题被破解。同时，也对新疆历史上重点项目压矿的遗留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积极推动油气勘查开发体制改革、新疆煤层气勘查开发、新疆“358”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总结和新“358”行动计划等各项工作。

新疆具有明显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业却是兵团经济发展的短板，高利民认真研究政策、分析形势、厘清思路，为兵团的矿业发展描绘出新蓝图。同时发挥桥梁作用和专业优势，促成国土资源部地勘司为兵团专门组织召开了“促进兵团矿产勘查工作协调会”，争取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在推动和落实兵团辖区农业地质、城市地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新疆地矿局，覃家海三年来主要工作职责是协助做好地质勘查和安全生产工作。为了协调落实地质调查项目，他会同新疆国土资源厅、地矿局主要领导，多次向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汇报，推动自治区新一轮地质勘查工作。2014～2016年，新疆地矿局承担各类地质勘查项目1212个，总经费40.11亿元。而在安全生产方面，除了健全各项制度外，覃家海还大力推动地质勘查信息化工作，极力推进新疆地矿局地质勘查星空地一体化、内外业一体化、地质勘查业务数字化和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项目，“这是我对新疆地质勘查工作的百年梦想，当然，我希望越早实现越好。”而回顾三年援疆最大的收获，覃家海说：“只有扎根新疆，才能真正了解新疆的特殊之处，学会‘说新疆话’。”为此，他甚至准备继续留下来再干一届。

王立社到新疆后，被安排在新疆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基金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协助安排部署了各类地质项目930个，经费58亿元，协助组织或参与项目的立项论证、设计审查、项目监理和验收工作。2016年下半年，为了新疆“358”项目成果总结推广及新一轮“358”计划启动，王立社调到了勘查处，为新疆“358”地质找矿工作会议圆满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他还精心组织编制了《新疆地质勘查“十二五”报告》和《新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五年目标评估报告》，并主持编写《新疆地质勘查十年工作报告》，对近些年新疆地质勘查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田彦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力协调、解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对接、规划用地等问题，而调整规划，解决保税区的用地地类合法合规，也是他的老本行。通过个人专业优势及长期在机关工作的经验，田彦军多次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汇报，并与当地兵团单位对接，经过空间置换、兵地规划修订等措施，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获得国土、规划部门的前置许可，并通过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10个中央部门审核。为了尽快获得批复，田彦军带队三次到北京征求意见，最紧张的一次，两天之内跑了6个部委，“效率这么高，还是要感谢国家对建设新疆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201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乌鲁木齐市正式设立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在伊宁挂职期间，李滋鑫还兼任着土地督察西安局的工作，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深入乡镇，向基层干部宣讲改革的好处，“让老百姓知道改革，能够确实享受到改革红利，才会支持我们的改革。”

3年中，援疆干部将自己化成一道桥梁，大力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每个人还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对子”活动，多了少数民族亲戚。

三年援疆行，一生边疆情，他们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永远属于新疆

“王立社病了？肯定是工作太拼给累的。”听说王立社生病的消息，熟悉他的人都这么说。

调控与监测处处长陈炜记得，去年下半年“358” 地质找矿工作会议期间，每天他下班的时候，总能看到王立社还在办公室里加班。最近，王立社总是觉得头晕，身体发虚，到医院一检查，医生一脸严肃地让他立即回西安做个详细的检查。距离援疆结束还有两个多月，王立社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离开时他真担心回不来了。

幸好回到西安一检查，只是虚惊一场，休息了几天后，他又回到了乌鲁木齐。一回来他就住进了宾馆，参加新一轮358规划方案的制定，连着三四天连宾馆的大门都没有出过。

乌鲁木齐离北京2400多公里，飞机需要飞行4个小时，援疆干部们工作一天后，回去见不到家人，心里的失落可想而知，“这几年，我几乎没有怎么管过孩子，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只能等到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妈妈带着他到新疆来待一个月。”家人来了，田彦军很高兴，却不得不经常让妻女在宿舍里待着，也抽不出时间陪她们到处走走看看。

“今天从上午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半才结束，连午饭都没有顾上吃，只能出去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碗面。”虽然这么忙，但是田彦军毫无怨言，“主要是因为工作干得特别痛快。”这种工作上的痛快感之所以产生，既有地方领导的配合支持带来的得心应手，也有工作顺利推进产生的成就感。综合保税区申建完成后，因为表现优异，乌鲁木齐市委任命田彦军担任新设立的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全面负责协调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包括土地、规划、建设、国资公司等都进入他的负责范围。重任在身，田彦军夙兴夜寐，迅速从一名技术型干部成长为“多面手”。三年来，没有度过一天完整的周末，也放弃了回京休探亲假的机会，虽然辛苦，但田彦军很满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已经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三年援疆经历是我最大的收获，成为人生的一座富矿。”高利民由衷地说。

“以后老了回想起来，我在新疆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肯定是一段很幸福的回忆。”天天往乡镇跑的李滋鑫说。

感恩挂职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感恩三年援疆经历，是所有的援疆干部们共同的心声。三年援疆行，一生边疆情，他们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永远属于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