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当自己的血液在他人的体内流淌，甚至能够拯救他的生命时，快乐和满足便在我心中流淌。”历经5个多小时，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的王尚晓近日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成功捐献38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带去生的希望，从而成为南京市第141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王尚晓出生于1993年，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室一名工作人员，主要从事自然资源综合调查研究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主动践行社会责任，坚持从点滴做起，积极参与到无偿献血事业等公益活动中。据悉，早在2012年刚刚高中毕业时，王尚晓便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多年以来一直坚持无偿献血。不满30岁的他至今已无偿献血21次，献血量达8300毫升，几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血液总量的两倍。在2020年参加无偿献血的过程中，得知捐献造血干细胞可以挽救白血病患者生命时，抱有仁爱之心的他当场报名加入中华骨髓库，通过采集血样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2022年11月，正在野外一线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王尚晓接到南京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告知他的造血干细胞与一名患者初筛配型成功。得知自己的血液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王尚晓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捐献。为了打消家人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疑虑和担忧，他仔细翻阅各种资料，认真细致地对家人进行科普。家里人很快达成了共识，全力支持他。当时，高分辨率配型和体检的过程正好伴随着他迎接自己孩子的出生。初为人父的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一个生命来到人间的不易。想到躺在病床上的病人和他们的家庭，他要做这件善事的决心更加坚定了。

图片南京市及秦淮区红十字会、秦淮区政府、瑞金路街道工委、南京地调中心联合举行王尚晓同志捐献造血干细胞欢送会

王尚晓的大爱之举是对新时代地质文化的强有力诠释，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无私奉献与责任担当，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地质人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躺在病床上，望着鲜红的干细胞从自己体内缓缓流出，希望远方陌生的血液病患者能够尽快康复。”王尚晓也希望能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中华骨髓库，“用爱心和行动重燃血液病患者的生命之光，为更多患者及其家庭托起新生的希望。”

王尚晓成功捐献388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干热岩（HDR）是指埋藏于地球深部，内部不存在或仅存在少量流体，温度高于180oC的异常高温岩体。干热岩的岩性主要是致密变质岩或花岗岩。增强型/工程型地热系统（EGS）是开发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的有效手段，其通过水力压裂等储层刺激手段将地下深部低孔、低渗岩体改造成具有较高渗透性的人工地热储层，并从中长期经济地采出相当数量的热能并加以利用（如发电）。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围绕国外主要的干热岩研发和工程示范工作开展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跟踪分析工作，认为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利用干热岩这种清洁可再生的资源进行发电的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抱有巨大的期望并以政府名义给予了巨大的资金支持，值得我国干热岩开发利用示范工作借鉴参考。

美国能源部作为美国地热能研发政府投入的主要管理者，致力于与工业界、学术界和美国能源部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研究、开发和示范工作，建立新型且具成本竞争力的技术装备体系，促进美国地热能产业的发展，增强美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该办公室近年获得的联邦预算逐年增加，从2014财年的约4500万美元增长至2019财年的约8400万美元。重点关注的领域包括水热型地热能资源、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低温和伴生型地热能资源、系统分析。其中，对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领域的资金投入比重超过了50%。

美国能源部为了促进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利用，分别从2014年和2016年组织实施了地热能前沿瞭望台研究（FORGE）计划和增强型地热系统联合实验室（EGS Collab）项目。其中，FORGE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室来开展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的前沿研究以及钻探和技术测试，以形成可降低工业开发风险和促进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产业化开发利用的严谨、可复制的方法；EGS Collab项目旨在利用成熟的地下实验设施提高对岩体压裂响应的认识以及提供中等规模的实验平台来验证热-水-力-化学（THMC）耦合模拟方法以及新型监测工具。

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下的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研发工作表明，尽管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的潜力巨大，但对其的开发面临巨大的技术挑战，一是对不同岩石类型和不同应力状态下可有效建造裂隙以连通多口井的技术的认识不足；二是无法以单组裂隙的分辨率来成像/监测储层尺度的渗透率增加和变化；三是可有效对EGS条件下的多级储层建造的层间封隔技术有限；四是缺少可控制快速流动通道和早期热突破的层间封隔技术；五是缺少可长期科学维护和管理EGS储层的技术。

除了上述面临的技术挑战，美国能源部EGS Collab项目已有工作进展中的经验教训还包括：采用和测试了一系列可能用于干热岩的原位储层表征方法，如微震监测、持续性主动源地震监测、电阻率层析成像、分布式光纤传感器测量和示踪剂测试；尽可能全面地获取附近区域内已有的地质、地球物理和钻孔资料等；需要通过对实际场地回收的岩心样品的实验室测量进一步提高对岩石特性等的认识；通过测量获取的数据的数量和质量对研究和模型构建工作至关重要，一方面应尽可能地优先处理有用数据以辅助决策相关工作的进一步实施和调整，另一方面应建立相应的数据存储库来促进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分析研究。

二○一八年缅甸数字地质填图技术野外培训

二○一八年马来西亚数字地质调查技术野外培训

地质填图技术诞生以来，中国一直是这一领域的学习者、跟随者。进入21世纪，中国成为这一领域的领跑者。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自主研发的数字地质调查系统，彻底改变了地质填图自诞生以来的手工作坊式工作形式，在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后，目前正在向智能化挺进。

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地质调查局以培训为平台，让世界共享了这一智慧成果。据统计，这一系统已先后走进东盟、南美、西欧、非洲等地，在秘鲁等国还被实际应用于地质填图。

新思想 抢占国际地学新高地

“我国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地质调查领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即已开始。”2018年11月中旬，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的智能地质填图现场研讨会上，已从中国地质调查局区调处长岗位上退下来的其和日格激动地说，“经过近30年持续不断的努力，中国在地质工作数字化、智能化上已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其和日格回顾了我国地质工作追求数字化、智能化的历程：

上世纪80年代后，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变化，原地质矿产部将信息化技术在地质领域的应用，上升到了抢占国际地学新高地的高度。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有关研究和部署相继实施。中国地质大学先后开始了MAPCAD、MAPGIS系统的研发，进行了中国地层数据建设、计算机1∶5万辅助成图等实践。1996年，野外地质调查计算机化初具雏形。1997年，《计算机辅助1∶5万区域地质填图系统》专项正式启动实施。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立后，在组建发展研究中心时，专门组建了以实现地质调查全过程数字化智能化为目标的研究团队。按边研发边推广应用、在应用中提升完善的办法，研发团队对每个阶段性成果开展了持续培训。截至目前，涵盖从野外地质信息采集到最终成图、报告编制全过程的数字地质调查系统，已广泛应用于全国区域地质调查、矿产远景调查评价、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及危机矿山接替资源调查等专项及矿区勘探等领域，实际应用单位涉及全国地质、冶金、有色、武警黄金、核工业、建材、化工、煤炭等行业勘单位和高校科研部门。紫金矿业集团、云南驰骋锌锗有限公司、新疆有色集团、中国黄金集团等国内大型矿业公司，也在矿区勘探中进行了应用。

2007年，原国土资源部与丹麦环境部签署地学合作备忘录，丹麦2名地质学家到我国接受数字填图技术培训，并联合中国地质学家在格陵兰地区利用该技术方法开展数字地质调查工作。随着数字地质调查系统首次成功应用于国际合作项目，国际地学界对这一中国智慧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2017年开始，研发团队在全面完成数字化研发任务后，开始了智能化数字地质调查系统的研发。目前，智能地质大脑（地质知识库）构架搭建工作已开始，我国智能地质调查也站在了电脑+人脑的新起点上。

新思路 由面到点满足国际渴望

“看到中国在地质调查数字化的成果，国际同行在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交流中，多次表达了共享这一成果的愿望。”中国地质调查局主流程数字化研发团队负责人说。

满足国际渴望、让世界共享中国智慧，研发团队的办法就是借鉴中国应用推广的经验，开展国际培训。首批获得培训机会的，是东盟成员国。

据研发团队负责人介绍，为了让受训技术人员全面掌握这一中国智慧，研发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授课计划，在全面传授我国地质调查数字化智能化理论、技术的基础上，坚持理论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安排了实习环节。在研发团队的悉心指导下，培训结束时，每个参训学员基本都能熟练操作数字地质调查软件，并应用这一平台填制一张合格的区域地质图。

在外交部、商务部、原国土资源部及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大力支持下，自2010年起，国际培训一直持续至今，并逐步形成了“面到点”和“点到面”相结合开展技术培训的特点。

“面到点”就是在东盟多家广泛参与培训的基础上，选择兴趣度高、与当前开展工作吻合度高的国家进行“上门”服务。“点到面”就是通过前期对选拔优秀人员、专业对口的地质人员进行培训和指导，然后在推广国培训时，再将这部分人员作为“种子选手”编到培训班中担任小组长，帮助授课老师答疑解惑，提高了培训效率和质量。

据统计，2010年以来，研发团队以每年一期、每期10~20天、每期20~25人的规模，连续8年成功举办8期东盟国家数字填图能力学习班，培养人员超过200名。为非洲、中亚、南美约40多个国家举办的数字化地质调查技术讲座，涉及人员超过300名。在商务部举办的援外培训中，研发团队为“一带一路”及拉美4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500多名技术官员开展了数字填图技术培训、讲座及交流。

随着这些学员回国，中国先进技术引起了各自国家矿业主管部门的重视，扩大培训面积、尽快在自己国家应用数字填图技术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2015年起，研发团队决定走出国门，将培训由“面上撒开”变“点上扩展”。目前，已完成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秘鲁、巴西等国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累计培训人数超过200人。

现在，数字地质调查技术培训已成为中国地质调查与国际合作交流的示范“窗口”之一。可以期待的是，随着在这一“窗口”内交流合作的日渐深入，在中国数字地质调查理论、技术和方法支撑下，相关国家也将逐步告别手工作坊式的地质调查工作模式，走上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道路。

新意向 搭中国便车分享中国智慧

培训，不仅让中国技术在相关国家落地生根，而且大大推进了这些国家地质调查的现代化水平。

“老挝、秘鲁、柬埔寨等国家接受培训的技术人员，现在均开始在本国独立开展数字地质填图工作。”研发团队负责人说，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与多国的地质调查合作项目中，也逐年加大了实际应用数字地质调查技术的力度。

巴西在领略到中国数字地质调查技术的魅力后，发出了交流与培训的邀请。同时，巴西还向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了分享中国智慧的新意愿：搭建地质调查成果服务云平台，并建立智能地质调查结点；联合开展数字地质填图理论、技术方法的培训与填图示范等工作，推进数字地质调查软件与技术的应用水平，共同创新全球地质调查智能空间现代化模式，全面提升地质学家数字地质填图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

抱有同样强烈意愿的，还有马来西亚。在2018年10月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交流中，马来西亚提出的共享目标更加全面：

关于应用，希望2019年4月在马来西亚兰卡威进行数字地质填图的试点工作中提供帮助和指导。

关于最新成果，马来西亚希望中国正在开展的三维建模和深度学习等技术研究一旦获得突破，马方即可分享并在具体项目中应用。

关于平台建设，马方希望中国研发的地质调查智能空间平台，能与马来西亚矿产与地球科学局进行有机整合，为马国内各项目组提供全流程的智能化服务和应用。

关于合作研究，希望推进马来西亚矿产与地球科学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及马来西亚沙巴大学之间的合作，共建智能地质调查技术实验室，在智能化数字地质调查理论、技术和方法研究，GIS技术、地质三维建模技术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在地质调查中的应用研究，地质调查智能空间平台研究应用与示范，国际地学领域地质调查智能空间模式研究中心框架预研究等多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关于能力建设，马方希望中国继续加大对马培训工作力度，持续帮助马来西亚矿产与地球科学局及高校等单位使用数字地质调查软件，提升马方的填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