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东部延伸着一块广袤戈壁——卡拉麦里，这里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大漠落日、雅丹地貌、荒漠草原构成一幅雄伟的西部画卷。

这里是我国唯一温带荒漠有蹄类野生动物集中分布区，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普氏野马的原生地、世界规模最大的野放栖息地和繁育地，也是我国现存蒙古野驴种群数量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记录到的鹅喉羚种群占全球种群的1/4。这里还有盘羊、猞猁、赤狐、草原雕等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约260种，因此，卡拉麦里又有“观兽天堂”的美誉。

“踏青腿”的“荒漠活化石”——普氏野马

行驶在卡拉麦里南部戈壁，可以看到一群似马非马、似驴非驴的有蹄类动物。这是普氏野马。它们三五成群，或觅食或奔跑。普氏野马有6000万年进化史，比大熊猫的历史还悠久，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上原有300多种野马中唯一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荒漠活化石”。

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匹普氏野马，我国有700多匹，其中新疆有512匹，近70%在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普氏野马体型似家马，但头部所占比例大，咀嚼肌非常发达，没有长长的额毛，鬃毛较短且直立，背部有一条黑色脊线，小腿下部呈黑色，俗称“踏青腿”，这是普氏野马最显著的特征。

1985年，我国启动“野马回乡”计划，让野马完成野化、回归自然。历经40年人工繁育，种群数量不断增加，放归后的野马仍然延续祖辈的优秀基因，重新绽放着生命的绚烂。

“双面性格”的“狂奔高手”——蒙古野驴

在卡拉麦里经常可以看到与普氏野马体型相似的有蹄类动物，比起野马它们头小、耳朵长，好动擅跑，无“踏青腿”，这就是与普氏野马亲缘关系很近的另一种马科动物——蒙古野驴。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分布区东起蒙古二连浩特沿中蒙边界狭长地域至新疆北部盆地。卡拉麦里现有全国80%以上的蒙古野驴，数量近4000匹。

蒙古野驴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60公里以上的速度，这种出色的奔跑能力，使它们在面对危险时能迅速逃脱。野驴视觉、听觉和嗅觉非常灵敏，生性胆小却又脾气十足，既是“胆小鬼”又是“大犟种”，具有典型的“双面性格”。卡拉麦里是蒙古野驴的天然“竞速场”，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驴径”，见证了它们在沙漠、戈壁、低丘里恣意狂奔的盛况。

“荒漠精灵”和“换装高手”——鹅喉羚

在野马、野驴遍布的准东戈壁，还有一群动物被称为奔跑在荒漠里的“优羚”——鹅喉羚。因发情期雄羊喉部膨大，似公鹅头，故而得名。鹅喉羚尾巴比黄羊长，也称“长尾黄羊”。它们身形矫健、四肢细长、善于疾驰，是荒漠半荒漠地区指示物种，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新疆拥有15-20万只鹅喉羚，其中卡拉麦里约有1万余只。

荒漠是鹅喉羚的“大舞台”。哪里有水就去哪里，往往以小群居的方式适应荒漠环境。它们自带一身保护色，并且会随着季节变化“换装”。一旦发现危险，就会竖起尾巴，亮出白色的臀部，快速逃跑，晃动的白色就是羊群独特的预警信号。

苍穹之下，鹅喉羚与普氏野马、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一起，在卡拉麦里野生植物丰富的乐园里纵情驰骋，共同构筑成我国最典型的温带荒漠生态系统。

大自然的旷野生灵在这里繁衍生息，亿万年的时光变幻在这里留下精彩纷呈的印记。近年来，卡拉麦里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实现大幅增长，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和种群数量不断恢复扩大，这得益于一代代保护区管理人员的辛勤付出，也离不开常年奋战在这里的广大地质、林草、气象、动植物等工作者的默默守护与支撑。

2022年，卡拉麦里国家公园创建申请正式获批，在不久的将来，这里即将成为新疆首个国家公园。如今的卡拉麦里，蓝天、白云、远山、戈壁、草原和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正在书写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两位古稀老人突然举起双臂一阵高呼。

这不是电视剧中时空穿越的历史故事情节，这是2016年7月发生在新疆南疆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依买克村一个真实的故事。

依买克村是一个坐落在昆仑山北坡山脚下海拔约2000米的柯尔克孜族（下称“克族”）聚居的古老村落。2016年夏季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让这个村的村民措手不及，洪水裹夹着泥沙，漫过防洪渠，直接灌入了村民的院子，瞬间院子就变得杂乱不堪。

雨停过后，一对柯尔克孜族夫妇眼巴巴地盯着自家的院里满地湿漉漉的泥浆，六神无主，一副无助的神情令人心痛。就在老人急得团团转时，一群穿着雨靴、衣服沾满泥浆的年轻人，带着工具冲了过来，在院子里一阵清理打扫过后，一切又恢复了原先清洁干净的模样。

看见自家院子被收拾得如此整洁，两位不太会讲国语的柯尔克孜族老人，一时不知怎么感谢这些年轻的后生，于是就举起了双臂，喊出了开头的这句话。

项目组进行地质剖面测量

这只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项目驻地的小伙子们，在这里开展工作期间，与当地群众心手相牵一个很平常的故事。

实际上，进驻南疆以来，调查团队就承载了“造福南疆，造富南疆”的历史使命，矿调成果不断显现，“地质调查+”扶贫模式得到不断深化，为南疆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奠定了资源基础，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融合发展。

2019年9月27日,“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称号，这是自然资源部唯一被授予这项荣誉称号的模范集体。

助力脱贫攻坚

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对南疆发展，要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行特殊政策，打破常规，特事特办。

中国地质调查局历来高度重视新疆的基础性、公益性地质矿产调查工作，尤其是南疆地区的矿调工作。2008年，自然资源部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开展部省合作实施新疆358项目，2016年实施新一轮新疆358计划，构建了中央与地方地质工作“统一规划、统一部署、统一实施”新机制。

天山以南，昆仑山系以北，谓之南疆。南疆接壤六国，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屏障和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

从地理位置看，南疆四地州位于祖国西北边陲，周边与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等6国接壤，边境线长，处于国防第一线，其形势动向，事关全国大局。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它自古就是历代中央王朝治理西域的核心区域。我国历朝历代均高度重视南疆的战略地位，南疆对守卫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对外开放、促进全疆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借助“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如今的新疆，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把自身的区域性对外开放战略，融入到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中去。原来边远封闭的地缘局势，正在向沿边依桥、外引内联、东进西出、全方位开放的新型地缘格局发展。

因水得名的阿克苏，是南北疆交通要冲和东西贯通的关节点，也是新疆向西开放的前沿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线中段重要关节点。

位于新疆最南端的和田，是古丝绸之路南道，是新疆进入西藏、青海及邻国印度的重要门户和战略通道，也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的重要支撑地区。

号称“万山之州”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及周边，有喀什经济开发区伊尔克什坦口岸园区，以及吐尔尕特、伊尔克什坦、红其拉甫、卡拉苏、喀什国际航空港等5个国家一类口岸，发展对外贸易、境外资源加工业、跨境旅游优势十分突出，是南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

喀什是我国向西开放，通往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国际大通道，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重要节点和中巴经济走廊起点的作用日益凸显。“一带一路”伟大构想，如今正把“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喀什从历史引向未来。

然而，由于历史、地理、人口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南疆四地州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一直相对落后，成为一个集边境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地区，是新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也是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5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南疆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指示精神，服务南疆地区产业经济发展和脱贫攻坚，推动大型资源基地的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部署了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及西昆仑铁铅锌大型资源基地调查等二级项目，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组织实施。

这是一项极其艰险的任务。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滕家欣被委任“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首席专家和团队带头人，与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矿产地质室主任、南疆工程副首席专家高永宝一起，带领贺永康、李侃、燕洲泉、陈登辉、荆德龙、赵晓健、隋清霖、赵辛敏、赵民、金谋顺等一行30余人的队伍，进发南疆，“南疆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团队”由此成行，开启了本次昆仑山高海拔地区矿调的序幕。

这支队伍大多是一帮身上依然散发着孩子气的小伙子，对于昆仑山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在武侠小说或电视剧中了解到一些传奇。也正是因为这些传奇，他们对昆仑山充满了向往，于是踊跃报名参与了进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一代伟人毛泽东这样描述昆仑山的雄峻。

昆仑山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众山之王，是中华大地真正的脊梁。昆仑山的大跨度高海拔，昆仑山的雪山冰川，昆仑山的险境魔幻，昆仑山的峥嵘万状，足以让每一个造访者跃跃欲试却又谈虎色变。

敬畏扩大了距离，而猜测更造成了神秘。

自古以来，昆仑山也是探宝者向往之地。只是，一些恐怖的传说，阻却了探宝者的脚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昆仑山的地狱之门。毫无疑问，这个横亘于中国西部版图的昆仑山脉，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且延伸面积极大的山系。

尽管现代人已经对那些恐怖的传说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但毕竟在这个高海拔层峦叠嶂的幽深峡谷里，究竟隐藏着多少不确定的风险，谁也无法预测。

参加此次矿调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野外经验不足，何况在这种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艰苦环境中工作，既要保证大家的人身安全，又要保证顺利完成本轮矿调项目，这对于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民族团结一家亲

远离城市的喧嚣，真正到了昆仑山，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浪漫。高海拔，六月飞雪，这是昆仑山的常态。这帮小伙子能否支撑下去，的确是个问号。

南疆地区地域辽阔，不论是地级市还是县城，抑或是乡镇所在地，到调查目的地都是动辄百十公里或几百公里的路程，“西昆仑铁铅锌资源基地调查与勘查示范”二级项目组不得不往最偏远、条件最艰苦的村庄里驻扎。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协调下，项目组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乌恰县波斯坦铁列克乡的依买克村旧村委会院内安顿下来。实际上，基于对他们人身安全考虑，当地边防派出所和当地村委会并不同意项目组驻扎在这个与外面没有阻隔、毫无安全设施的简易环境中。

由于房屋年久失修，房顶漏雨，院内也淤积了十几厘米的泥水，杂草丛生，而生活用水要到位于高处的沟口去挑，水源常受到牲畜污染，既不卫生也不方便。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地方？项目组成员大多是80后，研究生学历占一半出头，即使出生在农村，几乎也是娇惯着长大的，尽管大学时期老师一再描述过地质工作在野外的艰苦，心里多少有些准备，但见到眼前这般场景，一下子有点懵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十几年寒窗苦读，学成毕业，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生活工作，心理的撞击与纠结可想而知。

面对简陋的驻地条件，作为这支队伍的老大哥、子项目负责人贺永康和临时党支部书记燕洲泉，一边安抚大家，一边给大家信心。他们说：“这是项目组今后几年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们要自力更生，建设家园，创造一个舒适优美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展现出新一代地质人的精神风貌。”

项目组成员迎着风雪进行剖面测量

于是，党员干部带头，小伙子们丢掉身上依然保留的学生风范，卷起裤腿，撸起衣袖，自觉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驻地建设工作中。

项目组购买了水泥、砂子、砖头、防水材料、塑料管材和水管，自己动手修缮房顶，做防水处理，清理院内杂草、淤泥，挖沟埋管，从山上引水，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挖沟埋管过程中，引来了附近村民的围观。由于语言不通，村民们好不容易才知道这帮小伙子在干什么，纷纷拿起工具加入进来。项目组就近安装了公用接水口，顺带把驻地周边几户村民的院内都安装了水管线和水龙头，当水龙头打开，一股清澈的水流涌出来时，第一次用上“自来水”的村民们纷纷冲小伙子们竖起了大拇指，用最简单的肢体语言表达对这帮小伙子的感激之情。

为了解决房屋不足的问题，小伙子们顶着烈日搭建伙房，人工拌混凝土、砌砖墙，一个个又俨然成了泥瓦匠，上梁、铺房顶、做防水顶棚、安装门窗、刷墙、垒灶台，尽管大伙儿都是第一次干这活儿，但一切看起来都很像那么回事，很专业，很认真。

经过多日的努力，院内已被收拾得干干净净。篮球场有了，住房、会议室兼办公室亮了，墙上左侧挂着“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右侧挂着“南疆工程西昆仑二级项目部”的牌匾，正中央挂着“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大力促进科技创新，全力支撑找矿突破”的标牌，醒目而气派。院内围起了花坛，空地已经被收拾成一块块菜地，这是准备种菜的。院子中央还设有一个1米见方的升旗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整齐停放的越野车在五星红旗的映衬下，分外悦目。

看着一个废弃的村址，被自己亲手收拾成一个宽敞整洁的院落，这帮小伙子们不禁相互祝贺。隋清霖拿出手机把院子都拍了一遍，并且自言自语地说：“我得把这个发给我老丈人看看。”

每当这个时候，都会招致小伙子们“哈哈”一阵哄笑，八字还没一撇，女朋友还不知是何方神圣，老丈人还是个未知数呢。这样的冷幽默，在昆仑山下这个偏僻宁静的村落中，时常会逗得大家前仰后合，热闹非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每天早上带着干粮进入深山，寻找矿化线索，填图。海拔三四千米的高山，因为高原反应，一双腿沉重得似乎绑上了沙袋，呼吸也不顺畅了，一个个嘴唇呈现出乌紫色，上山背着锤子，下山背回一堆石头，一天下来，人累得快散了架。几天下来，有的人甚至想退出队伍，回到大都市的喧嚣之中。

昆仑山并没有武侠小说中描述的仙境般的浪漫，一切想象与现实相去甚远。不过，这毕竟是一帮被“三光荣”精神熏陶过的年轻人，现在身处中华“龙脉之祖”，一种武侠般的豪情油然而生，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信念，早日为祖国找到大矿，为南疆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他们如“野人”般地在这常年天寒地冻的雪山间穿梭，深一脚浅一脚地匍匐在雪山上、峭壁间，喝着凉水，吹着冷风，啃着冻硬的馒头，最好的伙伴就是石头，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摸着石头，看着石头，让石头的粉尘摩挲脸庞，雪山的冰水浸润眉间。他们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艰苦的矿调工作，围绕南疆工程和项目成果目标，以西昆仑锰矿找矿和调查研究为重中之重开展工作，以满腔的热忱，用地质锤在昆仑山敲响了最动听的声音。

在驻地，由于周边居住的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柯尔克孜族村民，尽管团队中有的小伙子不吃羊肉，但为了尊重当地的民族生活习俗，食堂就改成了清真饮食，大家也毫无怨言。懂得入乡随俗、识大局，如何与村民和谐相处的道理，不计个人得失，体现了新一代地质人朴素的品德和包容的胸怀。

这是一个充满活力、有战斗力的团队，作为南疆团队的带头人，一名老地质工作者，看到眼前的一切，滕家欣一下子放下心来。实际上，带领这帮年轻人来南疆之前，滕家欣是有些担心的，这帮年轻人能不能吃下这个苦，能不能顺利完成这次矿调工作，他一直心存疑虑。眼前的事实，让他原先的种种不安与担心顿时烟消云散。

为保证本次矿调的顺利推进，促进成果转化，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2016年11月，作为南疆工程的副首席专家，高永宝被派遣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在原克州国土资源局挂职副局长。

地质工作开展到哪里，党建活动就开展到哪里。在做好野外矿调的同时，项目部提出与村警务室联手，共同开展“两学一做”宣传教育活动和“民族团结兄弟情、警民共建一家亲”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增进了相互之间的情感。

加克库瓦力警官与项目部的小伙子们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在跟贺永康聊天的时候，他把家中最近的烦心事告诉了贺永康，说他妹妹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工作，他妈妈听人说，上海那边很乱，吵着要他把妹妹接回来到家门口工作，想贺永康帮忙出出主意。加克库瓦力警官说自己也没出过新疆，也不清楚上海那边的情况。

贺永康听完一下子笑了，告诉他这是个误解，上海是国际大都市，社会治安一流，经济非常发达，你妹妹能留在上海，说明妹妹很优秀。你妈妈实在担心的话，带着你妈妈去上海看看就知道了。

不久后，加克库瓦力警官果真带着妈妈去了上海，一看到上海的繁华，他妈妈乐坏了，回到家乡后逢人就说上海的美丽与繁荣，再也不提让闺女回来工作的事了。

推进产业发展

几个小伙子从山谷中缓缓地走出来，手上拿着白色的石头，脸上堆着兴奋的笑容，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侃。

这里是海拔4600米以上的大红柳滩项目所在地。看到正向自己迎过来的团队领头人滕家欣，李侃举起了手中的石头：“滕总，我们找到矿了，这是一块锂矿石。”

滕家欣接过矿石，露出一脸的兴奋。当他回过神来，仔细端详这几个小伙子那已经晒得黝黑的脸，眼泪一下子在眼眶里打转，因为强烈的紫外线照射，尽管他们头上都带着大边沿的遮阳帽，但由于昆仑山高海拔地区常年积雪，强烈的紫外线通过雪地反射到脸上，很容易灼伤皮肤，小伙子们脸上都蜕掉了一层皮。

由于长期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工作，这些本来白白净净的帅小伙，一个个都被晒成了古铜色。

实际上，这种野外的艰辛，较之于路途的艰险，算是小巫见大巫了。大红柳滩一带地处西昆仑腹地，遥望喀喇昆仑。这里交通不便，抵达工区需穿越昆仑主山脉，翻越众多达坂，绝大部分地区人迹罕至，距离最近县城达500公里，物资供应不便；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山势陡峭，切割强烈，常年有风，最高可达8级以上。

在中国西部有一条神奇的“天路”——219国道，也称新藏公路。它穿越举世闻名的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全线多为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最差、环境极其恶劣的高原公路。而去大红柳滩就得从这条线经过。

“行车新藏线，不亚蜀道难。库地达坂险，犹似鬼门关；麻扎达坂尖，陡升五千三；黑卡达坂旋，九十九道弯；界山达坂弯，伸手可摸天”。这段顺口溜就是新藏线艰险的真实写照。

由于这里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质状况，泥石流、塌方、滑坡、地基沉降等频繁发生，致使库地、麻扎、黑卡三座达坂仍是问题路段，抢修的速度赶不上自然破坏的速度，当地人都说这是一段“永远修不完的路”。

新藏西线于1957年开通，当时还只是简易的砂砾公路，最窄处仅有2.5米宽，驾驶的难度可想而知。其中，库地达坂虽然垭口海拔只有3150米，但它的高度是垂直的，一面悬崖峭壁，另一面则是万丈深渊，走在上面心有忐忑。加之自然和地质灾害的破坏，说是柏油路其实已成了搓板路，路烂且窄。正如当地司机所说：如果没有一定的高原驾驶技术和定力，会腿发软，手发抖。

穿过这样的路段，无疑对人的意志和胆量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承担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任务的小伙子们也没有退缩，为了完成矿调任务，频繁地在这条线上穿梭。

每天早上天刚亮，他们就带着干粮，背着地质包匆匆出发，工作区距住宿地方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所以往往是两三个馒头，一包咸菜当作午餐。简单充饥之后，再继续他们的工作，有时候实在太累了，躺在地上小憩一会儿，任由风吹日晒。

昆仑山矿调工作区昼夜温差很大，紫外线辐射强度高，在山上时不时会遭遇暴雪、冰雹，不一会儿地上就白茫茫一片。冰雹肆意地打在脸上、衣服上，有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但会默契地抬起头，避免雪水融化脸上汗水干涸留下的盐碱流入眼中。

由于长期在野外这种特殊的环境工作，大部分地质工作者都是男性，加之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可能把家属带在身边，想家是必然的。但是，大多时候野外没有信号，项目团队中已经成家的年轻人，有时候想给家里打个电话都很难，时间久了，连听听最爱的人的声音竟都是一种奢侈。

对于项目组成员来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静心找矿，搞科研，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地质工作精神的传承，是肩负国家使命、助力南疆脱贫的责任和担当。

锂资源是重要的新兴产业资源，在当前国家新能源战略的大背景下，锂资源的开发利用贯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被称为“21世纪的能源金属”。

帕米尔-昆仑山伟晶岩区是我国重要的伟晶岩分布区，区内伟晶岩成群成带分布集中，以康西瓦-大红柳滩一带最为发育。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在大红柳滩一带发现了锂矿矿化线索并发现1处中型锂矿，其后外围找矿一直进展不大。

南疆地区大型资源基地调查工程通过在西昆仑大红柳滩一带开展1∶5万矿产地质调查，总结锂矿成矿规律，运用高寒深切割地区“空地一体”勘查技术方法组合，实现了该区伟晶岩型锂矿的找矿突破。

艰苦的环境没有吓退他们，较低的地质工作程度反而提供了更广阔的找矿空间。通过开展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带动新疆地勘基金重点投入和带动商业性矿产勘查，引领南疆地区取得重大找矿突破，新发现一批大型-超大型矿床，促进形成了大红柳滩百万吨级锂矿、火烧云千万吨级铅锌矿和玛尔坎苏亿吨级富锰矿3处国家级大型资源基地，奠定了南疆地区矿业开发的资源基础，重塑了我国锂、铅锌和富锰资源格局。

为推进成果转化，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精准对接克州人民政府和企业的现实需求，紧密合作，创新性地建立了“克州模式”，通过开展国家紧缺矿产和战略新兴矿产调查、召开找矿突破与理论创新研讨会、互派干部挂职交流培养等多方面的合作，使得克州的锰、铜、铅锌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积极促进资源优势转化，共同编制完成了《克州矿业产业发展行动计划》《克州第三轮矿产资源总体规划》，使西昆仑玛尔坎苏锰矿带的勘查开发得以快速推动，富锰矿资源量已达5000万吨，一期电解金属锰厂已建成投产，2019年1月~10月实现产值9.4亿元，上交税费1.2亿元，带动地方就业约2000人，有力地支撑了克州矿业经济发展和绿色矿业发展。

“克州模式”是落实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很好实践，也是新一轮“新疆358计划”合作机制的进一步深化和成功开局。

九分山水一分田，青山碧水两相恋。今年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走过的第二十个年头，为团结和凝聚全体干部职工的力量，推进中心事业在新的起点上扬帆前进，近日，发展研究中心工会以“回首二十年 建功新起点”为主题，组织干部职工110余人到黄花城水长城开展春游活动，发展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

黄花城水长城位于北京怀柔九渡河镇境内，是以奇而著称，以秀为特色，融山川、碧水、古长城为一体的休闲胜地。这里四周群山环抱，林木茂盛苍翠，还有一段建于明朝永乐年间的长城曲折盘旋、蜿蜒起伏，被清澈的湖水自然断开，形成长城戏水、水没古城垣的奇特景观。景区门口的大坝底部有一条长长的廊道，水从大坝的五个孔中涌出，落入下面池中，形成了壮观的人工瀑布。

伴着明媚的阳光，干部职工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或沿着山道拾级而上，或绕行湖边悠然自在，欣赏四周美景，感受视觉变幻，累了就在树荫下的石凳上坐下聊聊天。一路上大家走走停停，畅谈交流并纷纷合影留念，嬉闹欢笑声萦绕耳边。

为保证活动期间职工的安全，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此次活动特制定了出行安全预案，并成立安全事故应急小组，指定联系人和安全员，有力保障了春游活动的顺利开展。

本次春游活动，使大家领略了大自然的春光风韵，陶冶了情操，放松了身心，锻炼了身体，增强了职工凝聚力，缓解了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压力，营造了愉悦、和谐、融洽的集体氛围。

为丰富离退休老同志精神生活，陶冶情操，促进老同志身心健康，展示阳光心态，体验美好生活，4月23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组织离退休职工前往河北省园博园春游踏青。

河北省园博园位于石家庄市正定新区主轴线中心位置，占地约1200亩，分为七大功能区，分别为：主入口广场、燕赵园、社会园、专类园、康体园、滨水景观区、山体休闲区。园内湖光山影、植物多样、景色怡人，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游园中，离退休老同志们兴致勃勃，成群结队，时而驻足留影，时而亲切交谈；大家漫步林间步道，感受自然风光，回忆工作过往，闲聊退休时光，充分享受着春日美景及新时代的美好生活。

此次春游踏青活动，不仅使老同志们走出家门、亲近自然、感受春天，并且为他们提供了相聚的机会。他们老友相见，握手问候，相谈甚欢，愉悦了身心，拉近了情感，度过了快乐美好的一天。

原标题：“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图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本报记者 李 婕摄

本报西宁6月25日电　（记者李婕）青海将再创世界纪录。6月20日零时至28日24时，青海将连续9天216小时全部使用清洁能源供电，此举将打破去年该省创下的“绿电7日”世界纪录。

靠水、光、风发电，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确保安全、平衡和稳定，这是对多年来青海清洁能源发展的一次实力验证，是绿色发展理念的最好体现。

护一盆清水，润半个中国。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也是观察生态中国的极佳样本。

“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青海正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回归生态本色——“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又回来啦！”经过系统治理，青海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江河源头重现千湖美景；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

保持发展绿色——青海没有海，但是有成片蓝色的“光伏海洋”。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青海做足“阳光工程”。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不光有绿色制造工程，也有绿色惠民富民。“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让老山庄变了样。畜禽养殖、粮油种植、果蔬、枸杞沙棘……高原生态农牧业拉起青海绿色产业链。

探索体制特色——在玛多县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夜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的特殊身份是生态管护员，管护高原家园和草场的一草一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展以来，体制探索创新不断。自然保护区禁止旅游、生态区开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干部考核实行生态环保导向……青海立下许多生态规矩，用严密法治和制度创新强化执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很有启发意义，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对重构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深邃思考。它所带来的发展方式转化，也实实在在地改变着中国的面貌。”荷兰阿姆斯特丹商学院教授弗朗索瓦这样说。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件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青海湖一角。李晓英摄

看生态中国，绕不过青海。

拥有大江河、大草原、大湿地，青海被誉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又因其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高寒干旱区，青海生态格外敏感脆弱，牵一发而动全身。

如何在发展中最大程度发挥生态价值、履行生态责任、挖掘生态潜力？

6月上旬，正是青海大地绿色萌动的时节。记者看到，从城市到乡村，从牧民草场到产业园区，从山之宗到水之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过程。回归生态本色，保持发展绿色，探索体制特色，从经济小省到生态大省、生态强省，大美青海正在探索一条绿色崛起之路。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回归生态本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西宁蚊子多啦！”刚上车，青海民间环保人士，有“中华对角羚之父”称誉的葛玉修就讲起了他的新发现。蚊子，这种不招人喜欢的动物，却是青海省会西宁生态好转的直接证明。“一是水源涵养好，空气湿度大了；二是绿化好、植被更多了。”葛玉修说。

蚊子从无到有、由少变多，见证的是在高寒干旱条件下，西宁在生态保护上付诸的努力。

今天的西宁市，拥有近30万平方米梯级景观水面的湟水河穿城而过，水流不息。清晨，市民在河岸两边往来晨练。“河水比以前更干净，母亲河越来越好了。”正在清理河道的周大叔对湟水河充满感情。

早些年，因为城郊排污口直排河道，加上水量季节性不足，周边山洪沟道泥沙入河，湟水河一度浑浊不堪，城区不少河段更是浅滩裸露。要还百姓“水清、流畅、岸绿、景美”！西宁启动湟水河治理，仅2016年城区段就投资4.3亿元，7.6公里河道实现清浊分流，景观水面连续蓄积，河水水质国控达标。“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观正成为现实。

不仅是湟水河，放眼整个青海省，长江、澜沧江、黑河、黄河干流以及湟水河出省境断面水质均实现稳定达标，全省湿地面积达814万多公顷，比2001年增加257.47万公顷，居全国首位。

“三水横穿，两山对峙”，西宁市的南北两山，同样满载故事。“70年代我刚到青海的时候，两座山都是光秃秃的，完全无法想象如今的林木繁茂。”葛玉修说，他是看着西宁的两座山一点一点绿起来的。

“别地儿插根筷子都能活，而在这里，树长3年没死才是真活了。”这是青海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让树活下来，让山绿起来，这几乎是让老一辈人都头疼的难题。1989年，西宁南北山森林覆盖率仅有7.2%，而到去年，这个数字是79%。

在今天的山坡上，能看到许多梯田一样的小格子，每个方格里种上植被，这样雨水可以就地积蓄、滋润幼苗。种树还在继续，新的手段也在不断探索中。2016年4月，西宁市开始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确立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治山、理水、润城”。关于治山，西宁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沈敏说，“一个原则就是‘水不下山，泥不下沟’。”

就是经过这样一土一寸的山水治理，西宁城市有了蚊子。而青海的高山、草原、湖泊里，则有了更多珍稀野生动物。

看！野驴、黄羊、藏羚羊、斑头雁、黑颈鹤……从海南藏族自治州一路行车驾驶到果洛藏族自治州的玛多县，沿途会翻过日月山，这里是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农区和牧区的分界线，一幅青海的珍稀物种图也随之徐徐展开。

“以前没有的动物开始出现了，以前很少见的现在开始成群出现了。” 三江源黄河源园区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这里是高原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与动物一同回来的还有玛多县的“千湖美景”。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和星星海，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地就在此处。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每年向下游地区供水600多亿立方米。

谁能想到，上世纪90年代，过度放牧和全球气候变暖一度导致玛多县自然生态急剧恶化，至2005年，玛多原有的4077个湖泊半数以上消失无踪，草原上裸露的黑土滩不断扩大。

正是从这一年起，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启动，沙化治理、禁牧封育、退牧还草等项目悉数实施。截至目前，累计在草原植被恢复、沙漠化治理等生态修复领域投入资金183.5亿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与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的2004年相比，三江源地区各类草地平均覆盖度增加11.6%，荒漠化面积减少近500平方公里，整个三江源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增加了560个西湖。

回归生态本色，青海全省措施有力，收获满满——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好转，青海湖湖泊面积相当于增加了15个西湖，湟鱼资源量为上世纪80年代保护初期的近30倍，有223种30余万只鸟类在这里栖息繁衍；可可西里申遗成功，创造了中国最大、全球海拔最高的世界遗产地新纪录；全省城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达到88%；祁连山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项目启动……

青海省委书记、省长王建军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维护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青海人的努力。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聚力绿色发展

做好生态保护，不是不要发展。

青海的省情有一对“大小”之辨。“大”，是指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省（不包括自治区）。“小”，是指青海是经济总量最小的省。

72万平方公里，近600万人口，生态重省青海也面临如何更好发展、如何处理保护和发展关系的问题。

据专家初步测算，青海生态资产总价值达18.4万亿元，占全省总资产的82.7%。青海经济发展，也要围绕生态做文章，青海省负责同志思路清晰。

2017年，青海提出加快从经济小省向生态大省、生态强省转变。其中的要义就是放下经济总量小的包袱，把生态文明理念牢固树立起来，把高原生态农牧业、新能源产业、生态文化旅游业等生态产业打造起来，打好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两张牌。

绿色发展，青海以循环经济为主攻方向，大力实施绿色制造工程。

在青海广袤的土地上驱车驰骋，蓝天白云竞相追逐，不留意间，却会置身一片光伏的“蓝色海洋”。空气稀薄、透明度好，光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青海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全国太阳能资源综合开发利用条件最优的地方。尤其是柴达木盆地、共和等地，堪称太阳能资源的“聚宝盆”。

青海做足“阳光工程”。在海南藏族自治州太阳能生态发电园区，自2012年以来已有40多家企业入驻，年平均发电量达50亿千瓦时。位于共和县塔拉滩黄河公司产业园内的龙羊峡水光互补光伏电站，更是解决了光伏发电间歇性、波动性和随机性的难题。这个全球最大的水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通过电网调度系统自动调节水电发电，实现水电和光伏发电的互补，从而获得可靠的电源。2016年11月，借助这个项目，青海清洁能源首次跨区外销到江苏。

在黄河公司产业园内，还有牧民的牛羊成群。“光伏电站建起来，草场也变绿了。”国家电投集团黄河公司海南新能源发电部维护中心副主任宦兴胜说，他们监测发现，光伏板让风速减小了50%以上，蒸发量减少了30%以上，草地的水源涵养量大大增加。荒漠变成了草场，于是有了园区和牧民的合作，养出了“光伏羊”。

既有经济效益，又能助益生态，这是青海发展的重点产业。去年“青洽会”期间，青海创造了全球清洁能源连续使用168小时的纪录。截至2017年底，青海太阳能发电量居全国第一，集中式光伏电站装机容量居全国第二。

绿色发展，不光有高大上的科技产业，也有接地气的乡村生计。“从前默默无闻上山庄是山上庄，于今赫赫有名头回客成回头客”。生态旅游，就让西宁市湟中县土门关乡上山庄村彻底变了样。记者到访时，2800多亩的山头上，“早熟”的薰衣草已经成片绽放，到6月中下旬，这里就是一片花海。

去年，返乡的本村人周玉财牵头成立青海祥泉农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投资3600万元开发了乡村生态旅游。土地租金、务工费、生意钱……随着游客往来，老山庄有了人气，原来的重点贫困村家家户户有了活计。

“150多户的村子，往年有时候一年娶不上一个媳妇儿，去年一年村里娶了七八个！”土门关乡党委书记党海云说，村里环境好了，村民收入多了，精气神也大不一样了，这是旅游加生态饭。周玉财说，“生态旅游加扶贫，能让企业有发展，让上山庄有长久的收益。”

虽然深居内陆，气候高寒，但先天的“劣势”和潜在的生态优势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清洁能源；高原旅游；牦牛、藏羊、果蔬、枸杞沙棘等高原特色现代农牧产业正拉起青海的一条条绿色产业链。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严立生态规矩

不论是生态保护还是绿色发展，要立足长远，都离不开制度和体制的保障。在青海，就有许多生态的规矩。

为了防止破坏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栖息地，今年5月底，玛多县政府向全社会发出通告：禁止一切社会团体、单位或个人进入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自然保护分区开展旅游、探险活动。这意味着当地随之放弃了相关旅游收入。

去年，青海省印发《青海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试行）》，对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和三江源草原草甸湿地生态功能区进行严格的产业准入限制。这意味着舍弃对生态不友好的经济效益，从源头上做污染管控。

发展更重生态，这在青海有制度撑腰。就在不久前，青海调整2018年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取消8个省级农产品主产区所属县（市、区）和2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属县的GDP、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4项考核指标，实行以生态环保和脱贫攻坚为导向的差异化考核机制。

发展更重生态，青海还有不少体制探索。在黄河源头牛头碑所在地，四位二十出头的藏族年轻人正日日守候黄河之源的山头，他们是当地生态管护员，这里一草一木的变化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是一个不小的群体。藏族人索索也是其中一位，在自家3.5万亩草场上，他既是主人，也承担生态管护的工作。“每天在草场巡逻，看水上的草、看水底的鱼。现在环境卫生好起来，动物多了，草场也变好了。”当上生态管护员，索索每个月还能领到1800元的工资。

“生态管护员最初是将生态保护和精准扶贫结合在一起，发展到如今，早已经成为生态、党建、民族团结、精准扶贫、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六位一体的载体。”生态保护站站长马贵说。截至2017年底，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已设置生态公益岗位10051个，户均年收入增加21600元，其中一半以上是当地建档立卡贫困户。

这只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一个细节。2015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从此，三江源正式走进国家公园时代。

挂牌成立以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全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并对3个园区所涉4个县进行大部门制改革，解决“九龙治水”和监管执法碎片化问题。例如，玛多县将原有的国土、环保、水利等部门一并纳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管委会，统一下设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局，原各部门执法机构被整合组建为管委会资源环境执法局。再例如，青海省首个专业法庭——玉树市人民法院三江源生态法庭设立运行。

“深化生态文明制度改革，青海将继续坚持试点先行和整体推进相结合，落实和深化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生态环境监管、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王建军说，青海要探索构建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从三江源、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到万千牧民小家的草场管护；从高原的大山大湖到城市的一草一木，围绕着生态的保护、发展和改革正在青海大地上徐徐展开。

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这已经成为青海人的共识。正如一位当地藏族干部说的，“生态这事儿，拿起来就放不下。我们一代接着一代人，好好地干。”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6月26日 第 03 版）

泰晤士河是英国伦敦的母亲河，但在19世纪中期以后，河流污染严重，生态环境不断退化。从19世纪中期至今，英国政府与社会对其开展了长期治理。在治理过程中，以英国环境研究理事会及英国地质调查局为代表的地球科学研究机构做出了卓越贡献，提供了大量基础数据和地球科学认识。泰晤士河的治理，形成了在法律、机构、资金、产业、科研、技术等多方面的经验，可为我国江河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提供借鉴。

工业革命以来的严重污染

泰晤士河全长约346千米，为英格兰最长河流，全英国第二长河，也是全世界水面交通最繁忙的都市河流和伦敦地标之一。泰晤士河流域面积13100平方千米，占英国国土面积的5.4%；形成了许多城市，除去伦敦之外，还有牛津、雷丁和温莎等，是全国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占全国的1/5。泰晤士河是伦敦的主要水源，占总供水的2/3。直到18世纪，泰晤士河水产丰富、野禽成群、风景如画，是著名的鲑鱼产地。

泰晤士河整个流域的大规模污染主要由工业化引起的人类活动增加所致，且随着社会发展，污染的类型和分布不断变化。

英国地质调查局的泰晤士河流域三维综合建模

1780年代，抽水马桶开始流行可看作是污染的开始。因为泰晤士河是伦敦居民的主要水源，污染使伦敦市霍乱相继爆发，导致1832年死亡5275人，1849年死亡18036人，1854年死亡11661人。

1878年9月3日，“爱丽丝公主号”沉船事件发生。船上800名乘员中有 650人溺毙，这一事件让英国社会高度关注排污口以下河段的污染问题。

战后即上世纪50年代，合成洗涤剂的广泛使用导致附着在水体表面的污染物难以被降解，河水溶解氧(DO)几乎为零，形成严重污染，几乎没有鱼类能生存。甚至发生了停靠在泰晤士河码头船体的镀层被污水腐蚀而变黑事件，造成了恶劣的国际影响。

泰晤士河污染所导致的严重后果，迫使英国政府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治污历程。

实施全流域治理修复

泰晤士河流域的治理修复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转移污染、流域修复和监测巩固。

1. 转移污染——隔离排污，终端处理

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都市排污法》，测量、设计并改进了伦敦下水排污系统。建立起“隔离式”排污系统方案。方案从1834年就已提出，但政府部门间的博弈和讨论不断，一直无法实施。

直到1858年夏，泰晤士河“恶臭”大规模爆发，迫使在河边工作的英国议会和政府迅速行动，通过一项法案以“改进下水排污系统，尽最大限度防止污水直排泰晤士河”。从1858年到1885年，伦敦泰晤士河相继建成隔离排污系统，加上排污口污水处理，基本奠定了英国泰晤士河水污染治理的“隔离排污、终端处理”的百年规划理念，影响直至今天。

2. 流域修复——统一管理，系统治理

1955年至1975年，泰晤士河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治理，主要是将治理的范围扩展到了全流域，并采取了系统方法进行修复。这一时期，英国水资源经历了从地方分散管理到流域统一管理的历史演变。

从1960年代起，英国对河段实施统一管理，把泰晤士河划分成10个区域，合并了200多个管水单位，建成一个新的水务管理局——泰晤士河水务管理局，实现了全流域统一管理的可能。

这次治理秉承全流域治理的理念。大伦敦地区的180个污水处理厂缩减合并为十几个较大的污水处理厂，各类下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合理布局，升级改造污水处理设施技术，并采取了对河流充氧的措施来提高河流的溶解氧。 目前，泰晤士河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能力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沿岸的生活污水须经处理后才能排放，污水处理费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

到上世纪80年代，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达到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标准。鱼类绝迹百年后，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3. 监测巩固——全域监测，科技助力

1975年后，泰晤士河的治理进入了巩固阶段，水资源全流域管理的方法不仅解决了污染治理资金不足的难题，而且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在此阶段，英国政府一方面不断投资对污水处理设施进行技术改造，如对污水的处理已采用超声波监测控制、污泥密度和包膜电极监测溶解氧等新技术，此外遥测技术也得到使用。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工业污水的排放，对沿河两岸的工矿企业严加监督，规定除了经过净化处理的水以外，将任何东西排进泰晤士河都是非法的。此外政府利用科研机构开展了全流域多要素的水质监测，并实施了生态净化。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是治污的有力措施。近年来，随着英国产业的升级改造和大伦敦区的经济模式转换，重污染工业企业相继关闭，代之以各类文化和服务机构，大大缓解了泰晤士河的污染压力。今天泰晤士河已经重现昔日的碧水蓝天。

针对一直以来下水道雨污不分流导致的问题，英国政府宣布将耗资20亿英镑，于2020年前在伦敦地下80米处修建一条长达32千米的排污水道，进一步改善污染物在河道外的输送条件。

环境科研机构的重要作用

英国环境研究理事会（NERC）下属的各科研机构，如英国地质调查局（BGS）和生态水文中心（CEH）与全国环境保护机构合作，在泰晤士河流域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有力地支撑了系统治理和生态恢复。

1. 调查监测——提供治理所需的地球科学基础数据

BGS在泰晤士河口开展钻探，测量汞异常，以确定污染程度和深度，并对防洪和排污进行河道调查，内容包括人居环境调查、河道周围地形图测制、水文调查、水位和河道容量调查等。

BGS通过河流栖息地调查，形成了流域基底数据，包括地质、地形、水质、水流量等；通过水生微生物分析，揭示季节、年份变化。同时，为了保障城市建设需要，BGS还开展了多个图幅的 1∶2.5万砂石资源调查。

NERC和环保机构合作开展了水源地监测，在饮用水水源区、重要物种区、娱乐水域、营养敏感区、保护区内布置了上千个监测点，从源头和末端进行水质监测。

2. 研究评价——深入研究地上地下水相互作用和污染物的运移机理

BGS研究了地下水-地表水相互作用，通过地下水体、基本流量、硝酸盐、过渡区域、观测站数据、洪泛区、水质、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分析，揭示泰晤士河流域的地下水体化学状况、灰岩含水层水质量等。

CEH在上游对影响水资源的土地利用、气候因素、人为磷输入源进行研究，并通过历史水位和全球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模拟，积极评估防洪设施的防洪水平，为达千年一遇水平，确定需加固的区段。

3. 模拟预测——以三维地质建模和时序分析支持水管理的科学决策

BGS建立了伦敦地区和泰晤士河流域三维地质模型，包含基本构造、地层、城市地下空间、地质灾害、土地利用、含水层特性数据、水位数据、钻孔地球物理数据、海岸和海洋等数据，从而构建跨学科、多要素、面向决策的整合科学研究基础。

BGS使用过去120年的降雨、径流、蒸散等数据进行水流模拟，形成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预测成果。

CEH通过藻类和磷集成模拟的流域研究，对一系列缓解和适应战略的成本效益进行了评估，认为最有效的策略是将化肥用量减少20％，同时对废水进行高标准处理。其结果可使水质接近欧盟水框架指令的指标。

CEH通过区域气候模式获得的降雨量和潜在蒸发量，模拟了泰晤士河流域未来流量的变化。

4. 支持修复——机构主动作为，助力保护修复

NERC的各科研机构主动参与并实施伦敦各河流行动计划（2009），恢复和改善伦敦的各条河流，改善洪水管理；改善野生动物栖息地，支持可持续发展；帮助城市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为伦敦人提供更好的生活。

我国可以从中借鉴什么

1. 建立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对流域实施统一管理

1960年成立的泰晤士河水务局，被赋予流域管理机构的权力后，治理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这种大胆的体制改革被欧洲称为“水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从泰晤士河流域的治理经验来看，一个强有力的具有综合决策和协调手段的流域管理机构是整治流域水污染的基本条件。

我国当前应改变流域用水、管水、治水等工作的分散局面，解决无权过问行政及经济方面受到制约的局面，可成立治理专门委员会，对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和标准，并建立相关治理项目。

2. 加快完善水污染治理相关法律法规

从泰晤士河的治理历程来看，逐步完善水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内容涉及水资源保护、污染源管理和控制、水环境管理、水质监控等方面。其中，《污染控制法》明确了对各种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对污染城市河流及其他水环境的行为，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

我国可在目前水资源保护标准上，充分考虑水环境保护、水资源管理和水污染防治三者的历史依存关系，坚持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环境管理监督职能应完全分开的原则，适时出台一些法律。

3. 重视科技创新，以地球系统科学引领规划治理

在泰晤士河治理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支持作用非常突出，特别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是在有关科学研究的前提下实施的。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了科学合理、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并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在此过程中，英国环境研究理事会和英国地质调查局发挥了专业优势，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地球科学数据和知识。

我国在水污染治理中既要持之以恒，同时也需要科学的研究与规划。尤其是要发挥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地球系统科学优势，持续不断地提供调查、监测数据，深入研究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关系，适时提供关于流域的研究评价成果，为治理和修复提供地球系统科学解决方案。

4. 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开辟多种融资模式

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问题，泰晤士河采取了多种融资方式，这些融资方式成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市场化运作。如泰晤士河水管理局通过向排污者收取排污费，并发展沿河旅游娱乐业，仅1987年~1988年，其总收入就达6亿英镑，这不仅满足了水环境治理的需要，还向政府上交盈利2亿英镑。我国可充分调动政府、企业与社会的积极性，为私营部门进入污染治理领域创造制度与政策环境，从而造就多元化融资模式。

5. 加快促进沿岸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泰晤士河在治理过程中并没有强迫关闭沿岸企业与工厂，而是提高了排污相关指标。全面实行“污染者付费”原则，并制定了相关法律，加快促进沿岸产业结构的转变。因此，我国可探索构建政府部门与流域企业的和谐关系，引导、鼓励其实现转型升级、绿色发展，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并在治理中加强政府管理。

6. 掌握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和生态防治措施

泰晤士河在治理过程中结合了工程治理措施与生态防治措施，采用了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以及如芦苇床处理系统为代表的湿地污水处理工艺，以实现人工净化加自然净化的效果。我国也应该应用这些污水处理技术，引进或探索适合于我国气候条件的生态净化措施，寻找可检测污染物水平的化学、生物指标。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