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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成立

     

    中蒙边界地区铜地球化学图

     

    巴基斯坦地球化学调查野外采样培训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请,为中国和世界开启了一扇实现互联互通、共享发展红利、通往美好未来的大门。

    三年来,“一带一路”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务实合作不断推进,赢得了沿线国家的广泛赞同和参与。

    在“一带一路”这份促进全球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中,地质调查领域的国际合作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土资源部积极巩固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打造国际地学创新中心,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地质调查和合作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有效推动了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建设。

    巩固拓展合作网络平台,“一带一路”地质朋友圈不断扩大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的是和沿线各国一起积极应对全球治理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多来,“朋友圈”不断扩大。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学领域的合作主要围绕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共同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聚焦地球科学研究和地质调查合作。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搭建起广泛的国际地学合作网络和平台,先后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越南、缅甸、柬埔寨、匈牙利、塞尔维亚等近30个“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能源资源国家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或项目合作协议,形成了高层互访和协调机制。在两国政府间机制性合作委员会框架下,设立的中哈地质与矿产利用分委会和中蒙地质矿产分委会,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草原之路”进行地质矿产领域战略对接,协调解决投资合作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在双边地学合作不断加强的同时,多边地学合作则助力我国倡导的“化学地球”等国际大科学计划的实施,提升我国在国际地学组织的地位和影响力。国土资源部与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等20余个组织建立了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先后有50余名专家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国际海底管理局等国际组织任职,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利用东盟+3矿业高官磋商机制和东亚东南亚地学计划协调委员会平台,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关系,并推进了一系列多边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溶研究中心、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分别依托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成立,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办公室在中国国土资源部挂牌运行。这些国际地学组织机构落户中国,搭建起为全球岩溶地区发展、地球化学填图国际合作、世界地质公园建设和管理贡献中国力量的平台。

    落户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是国土资源部着力打造的一个开放性国际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要围绕重大而广泛关注的地质—资源—环境问题,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促进地球科学理论与技术进步,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矿业经济发展,从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为经济、利益、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此外,为推动区域地学合作,中国地质调查局建立了东南亚南亚地学中心、东北亚地学中心、东南非地学中心、西非北非地学中心和南美洲大洋洲地学中心,而中国—东盟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中国—阿拉伯国家地学合作中心也在逐步建设中。

    联手攻关重大地质问题,“一带一路”地学研究水平不断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唤醒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唤起了沿线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加强战略合作的热切企盼。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丰富,是全球能源资源供应与优化配置的重要地区。这些国家把加强能源资源勘探开发,作为推进经济发展、加快工业化进程的重要措施。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地质工作程度低、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人才匮乏等问题,迫切要求与我国开展地质调查和矿业方面的合作。

    基于此,中国的“一带一路”地学合作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全面部署下逐步深入。

    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实施的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项目,联合了20个国家的100多位科学家,首次对亚洲地区内的地层、变质岩、火成岩、断裂系统等地质内容进行了系统划分和对比,并对亚洲一些重大地质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这是第一份全面反映亚洲及相邻海域地质并带有数据库的国际亚洲地质图。从这张图上,不仅可以从全球角度全面解读亚洲地质,而且可以研究亚洲与相邻大陆和海洋的构造关系。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组织中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韩国五国共同参与的国际合作地质编图项目《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不仅填补了1∶250万比例尺世界洲际性地质图系的空白,而且解决了一些相邻各国之间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地质、成矿规律问题。该图系连续在第32届、33届和34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展示,受到国际地质界专家学者赞赏,被100多个国家收存。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研究所和水环所承担的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岩溶地质系列图编制,填补了亚洲及东南亚地区洲际(区域)岩溶地质及环境地质系列图件空白的同时,也为我国和东南亚各国岩溶水资源规划、岩溶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防灾减灾提供了科学依据。

    另外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还有1∶2500万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图、1∶500万亚洲地下水系列图、中蒙边界地区1∶100万地质图和成矿规律图等。据统计,目前在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成果基础上,由我国主导编制的、第一手的全球性、洲际性和区域性的地质、矿产、大地构造和成矿规律图等地质矿产系列图件达到近千幅,显著提升了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球科学研究水平。

    合作开展地质调查项目,“一带一路”矿业投资目标不断增加

    “一带一路”倡议,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并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大、机会多,这为沿线各国共享地球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构筑地学发展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创造了需求与基础。

    中国地质调查局“一带一路”基础地质调查与信息服务计划要做的,就是充分发挥地质调查先行和科技引领作用,着眼于跨越我国的巨型构造成矿带,通过与沿线国家地质机构合作,通过基础地质矿产信息采集、重点国家和区域地质背景与成矿规律研究,以及重点矿种资源潜力评价及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科学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矿产资源潜力与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为政府间合作决策制定和企业矿业投资合作决策提供有效服务,从而推动沿线国家间能源资源合作,促进产业调整升级与互利共赢协调发展。

    与此同时,在各方的努力下,一系列地质调查国际合作项目在新丝路上铺开。

    在蒙古,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研究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与蒙古矿产资源管理局合作,先后合作开展了《中蒙边界地区1∶100万地球化学填图》《中蒙边界重要成矿带1∶100万成矿规律图编制与研究》《中蒙边界地区重要成矿带成矿规律对比研究》等项目,研究地区包含了“一带一路”中蒙走廊带的大部分区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地质合作,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7个地质矿产类数据库,编制完成中吉系列地质图件、系列地球化学图件等百余幅;开展的吉尔吉斯资源潜力综合信息评价,圈定了找矿预普查选区,不仅为政府部门、地勘单位、研究机构和企业等提供了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和技术指导,而且大大提高了吉尔吉斯斯坦吸引矿业投资的能力。

    中巴两国在地学领域的合作一直稳步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积极与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开展区域编图、成矿地质背景对比及矿产资源调查评价等方面的合作研究,不仅有力支撑了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同时为中资企业在巴基斯坦的矿业投资提供了基础信息服务。

    中塔合作的帕米尔地区地球化学填图首次完成1∶100万面积6万平方千米、1∶25万面积2万平方千米,编制近100张地球化学系列图件,合作成果显示合作调查区内良好的找矿前景,发现铁银山铁铜银多金属矿、铅矿川银铅矿、铅钼梁铅银铷矿和白云峰锌矿点等,对调查区内通过发展矿业经济改善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与25个国家合作完成地质、地球化学调查630万平方千米,绘制不同元素地球化学图件近万幅,图件成果显示了巨大的找矿潜力,为提高“一带一路”国家基础地质调查、基础地质工作水平以及服务矿业投资合作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

    培训推广先进技术方法,“一带一路”地质调查技术不断进步

    先进的技术方法,是推进地质调查工作的利器。

    在开展地质调查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我国先进的地质调查技术方法受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青睐。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采用国际培训、合作研究、联合调查、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享我国地球化学填图、卫星遥感、数字地质填图、数据库建设、实验室分析测试等先进技术,从而促进他们的地质调查技术进步和能力提升。

    目前,我国的数字化学填图技术已推广应用于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巴西等近30个国家,有效支撑了“化学地球”国际大科学计划实施和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网建设。数字地质填图技术已实际应用于老挝、马来西亚、秘鲁、摩洛哥等国家地质填图;卫星遥感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塔吉克斯坦、苏丹、埃塞俄比亚、秘鲁等国的地质调查工作中。

    在推广过程中,中国地质调查局为90个国家的1000多名官员与技术人员举办国际培训班62期。2016年,在国家援助资金资助下、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派出专家在柬埔寨与柬埔寨矿业能源部共同举办一期“柬埔寨地质调查与矿业开发海外研修班”,共计培训柬埔寨矿业能源部与柬埔寨技术科技大学的66名官员与技术人员,基本实现了对柬埔寨各省地质技术人员的全覆盖。“走出去”举办类似的研修班,一来可以使更多的当地官员、技术人员受益,二来节省办班成本,还能够更加准确的了解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利于后续国际合作项目的开展。

    受益于国际培训成果和国际合作关系的建立,学员所在国家与中国政府间地质矿产领域的合作得到促进。令人高兴的是,通过学员牵线搭桥,我国与十几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合作谅解备忘录。此外,在培训过程中,还为企业与受援国开展双边合作建立良好沟通渠道,为企业海外矿业投资合作建立人脉网络,部分企业直接获得境外项目信息,通过进一步的合作,部分企业已经形成产能,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如江西地勘局在纳米比亚的石材矿业项目,造福当地百姓。

    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和创新研究团队,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人才300余人,在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任职人员达到50多人;先后有25人次获得蒙古、塔吉克斯坦、摩洛哥、苏丹等合作国的表彰。

    提供境外矿产信息服务,“一带一路”矿业合作风险不断降低

    为服务“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引导企业到海外从事矿业投资和产能合作,国土资源部加强全球矿业投资环境研究、境外地质矿产信息发布,力求为国内外矿业企业提供服务,从而提升我国参与矿业全球化的能力和水平。

    中国地质调查局立足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成果,精心设计,认真开发,境外地质矿产信息服务能力逐步增强,编制了《“一带一路”地质调查规划(2015-2020)》《援外地质调查工作中长期战略系列建议》等一系列战略规划,发布《中国地质调查成果报告(2016)》,给国家宏观决策和“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提供有力支撑。

    目前,境外信息产品服务已纳入全国地质资料馆的服务体系,成为面向社会服务的固定窗口。此外,地调局发展研究中心、六大区调查中心等单位的境外研究部门和区域研究中心、航遥中心卫星遥感中心、地质图书馆等,也常年作为境外信息社会公益性服务机构、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甚至提供面对面的定制服务。

    每年一度的“境外矿产信息发布会”已连续举办11届,成为国土资源部境外信息产品一个品牌服务平台;首届“一带一路”地质调查国际合作论坛2016年在西安成功举办,中外联合举办的中—澳矿业投资合作论坛、中国—坦桑尼亚、津巴布韦矿业投资论坛、尼日利亚—中国矿业投资合作论坛,以及中亚地学信息发布会等非定期的论坛,为国内外的矿业投资者提供了全面、权威的境外信息服务。借助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等国际平台,中国地质调查局也为国内外的矿业企业提供了大量信息服务。

    截至2016年底,通过以上服务平台和服务方式,中国地质调查局累计为国内外600余家矿业企业(机构),提供7000多人次的面对面服务,这些服务为一些中外企业合作投资开发金矿、金刚石、铁矿和石材矿产等提供了信息服务,并产生经济效益,造福当地百姓,有力支撑了“一带一路”共建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中的能源资源合作和矿业投资。

    由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编制的《世界重要矿产资源勘查投资指南》中,有31个为“一带一路”国家地区,涵盖了“一带一路”主要的矿业国。该指南为矿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方便实用的“工具书”和“路线图”,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促进了政府归口管理、以及金融、保险、法律和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基于指南编制提出的多项政策建议被国家不同部门采纳,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依据。每年进行的全球矿业投资环境评价和年度矿业政策与管理形势回顾,连续多年在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发布,扩大了我国在相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通过指南的编制,培训中国矿业走出去中高层人才数千人,培训发展中国家矿业中高层300余人,同时促进了我国矿业走出去和矿业全球化人才的培养。

    构建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新格局,“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更加深入

    “一带一路”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也为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带来了重要机遇、提供了广阔空间。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构建“一带一路”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新格局,全面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与重点国家合作在重点地区开展地质矿产调查、与印度洋与西南太平洋国家合作开展海洋地质调查和海岸带重点地区水工环地质调查,加强地质科学研究合作,共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质、能源资源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等信息,建成“一带一路”地质矿产、矿业项目与投资环境信息与服务系统,有力支撑与推动中外企业在相关国家开展能源资源合作,为“一带一路”经济社会发展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水资源保障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国土资源部将继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为引领,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质调查合作工作。

    一是坚持准确定位,全方位支撑“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开展双边与多边合作,聚焦常规油气、煤层气、页岩气、铀矿等新型能源资源,铜、镍、钨、锡、锑、钾盐等重要矿产,重稀土、锗、铟、镓、石墨等新材料矿产,兼顾锰、铝、铅、锌、磷、铁、煤炭等矿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展地质调查。

    二是坚持需求导向,实现境外地质调查工作由粗放服务向精准服务转变。第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中资企业进行需求对接。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投资贸易合作的优秀企业作为最优先的服务对象,使工作更有针对性,服务更有成效。第二,与我国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使馆,特别是经商处进行需求对接。第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业主管部门和地质调查机构进行需求对接。从规划和协调,形成合力,明确目标任务,搭建合作网络,发挥协调联动工作机制的作用,为“一带一路”能源资源合作提供地质调查支撑。

    三是坚持科技引领,提升境外地质调查支撑服务能力。充分利用航空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卫星遥感、地质信息以及分析测试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在境外地质调查中推广应用我国先进的地质勘查技术,联合开展国家重点研发专项和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重大科技公关,为“一带一路”的矿业投资和产能合作提供更加有利的科技支撑。

    四是坚持创新方式,构建“政产学研用”无缝衔接的境外地质调查合作机制。经过前期的探索,已初步搭建了中央、地方和企业境外地质调查工作的协调联动机制。中国地质调查局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6省(区)国土资源厅和西北大学、长安大学、兰州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成都理工大学6所大学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学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下一步将进一步完善境外地质调查“政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加快推进“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共建步伐,以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国家为重点,以西安为高地,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学协同发展战略合作中心”。

    5月14日,在中国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启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新篇章。我们也期待,地学研究和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将在“一带一路”更广阔的发展平台上,书写出华丽篇章。

    地质合作快车驶上新丝路

    2018年7月9日-14日,中俄蒙哈韩“五国合作编图”项目第16次工作会议“北-中-东亚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Deep Processes and Metallogeny of the Northern-Central-Eastern Asia)在韩国济州岛召开。会议由韩国地球科学与矿物资源研究所(KIGAM)承办,项目成员国共65人与会,中方派出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为团长,包括李廷栋院士在内共11位科研人员的代表团。

    与会各国成员致辞并介绍了各自的主要进展和未来的计划安排,地质所副所长代表中国代表团致辞并介绍了中国方面的主要进展,表达了良好祝愿。“中东亚跨境成矿带对比与综合编图”项目负责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任留东研究员介绍了项目概况和进展。会议共有25人作了口头报告,中方6人作了会议发言,并进行讨论。研讨会气氛活跃,讨论深入。室内讨论最后阶段,与会各方针对下一步的工作计划、特别是2019年的工作安排,进行了认真、充分的沟通、交流和协调,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会议纪要。

    会后,韩方组织观察和研究了野外考察,对济州岛火山岩、火山机构及其地质、环境意义进行了现场考察与讨论。

    中俄蒙哈韩“五国编图”项目是一项国际性合作编图计划。项目成员国中国、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和韩国合作,共同开展了“1∶250万北-中-东亚及邻区地质图等系列图件编制”项目工作。由五国合作编制的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系”——地质图、大地构造图、非能源矿产(固体矿产)成矿规律图和能源矿产(石油、天然气、煤)成矿规律图,在前人各项调查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认识,并通过各专业性图件系统展现出了工作区地质构造和成矿作用的总体时、空特征及其展布规律。通过与各个国家的合作,项目解决了多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重大地质问题;同时,该项目通过合作编图收集了邻国大量矿产资料,明显提高了对我国北部地质的认识深度和调查程度。

    该项目自2002年开始,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轮流在成员国举办成果交流会议,汇报进展,提出问题和未来安排,并安排相应关键问题的现场调查。2017年地质所为该项目中方主持单位,在沈阳承办了第十五次工作会议。明年交流会议将在蒙古国举办。

    地质所赴韩国参加“五国合作编图”项目第16次工作会...

    1980年6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5届国际孢粉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徐仁:古植物学家(1910.8.22—1992.11.8)。

    安徽芜湖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6年获印度勒克瑙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古植物学及孢粉学权威之一,早期从事植物形态解剖学研究。中国古孢粉学研究创建人。推论出中国古、中、新生代含煤岩系和中新生代含石油地层的地理分布规律;解决了晚三叠世-早侏罗世地层时代及对比问题。为青藏高原隆起原因、过程提供古植物学证据。1983年提出北美与东亚植物区系存在相同属,是原地有孑遗分子,不是迁移的结果,解决了140年来植物地理学领域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代表作有《中国卷柏的解剖和发生》、《希夏邦马峰高山枥化石层的发现及其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的意义》和《吊丝球竹苗端的结构和生长》。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附件《院士传记》之徐仁

    徐仁


      马生明,1963年6月生,辽宁本溪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教授级高工(二级),博士,博士生导师。1984年12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校,分配到物化探所工作至今。主持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国土资源部行业科研专项、地质矿产调查项目等20项,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SCI、EI论文7篇,合著专著2部。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1次。

      经过30余年科研实践,结合国家需求和勘查地球化学学科发展需要,潜心专研,孜孜不倦,在环境地球化学异常形成机理、勘查区成矿潜力评价、覆盖区地球化学勘查等方面,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1.提出了确定环境地球化学异常组分基准值的方法-元素相关关系法,首次发现城镇周边土壤Hg异常与表生条件下生物作用形成的辰砂矿物有关

      区域地球化学调查结果显示,城镇及其周边土壤中存在着重金属元素异常。这些异常是怎样形成的,生态效应如何,引起社会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围绕土壤重金属元素异常查证和评价方法技术研究这一主题,同时针对目前环境地球化学调查和评价工作中亟待解决和存在的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拓展思路,开创性地开展试验研究工作。

      通过系统的试验研究,提出了“元素相关关系法”,即利用重金属元素与土壤中常量元素含量间的相关性判断异常成因类型。在土壤垂直剖面上,异常通常表现为两种主要形式:表层累积型和连续型。表层累积型异常的异常组分基本来自人类活动释放产物,至少部分Hg异常与辰砂矿物有关,此类辰砂矿物是在表生条件下通过土壤微生物的参与形成的,部分Cu、Pb、Zn、As等重金属元素异常与煤燃烧或矿石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微球粒”及磁铁矿、黄铁矿等有关。连续型异常多为自然成因,以区域性Cd异常为代表,Cd含量与土壤中细粒级物质组成相关。

      辰砂和“微球粒”等的发现,给城镇及其周边环境地球化学异常成因及其形成机理研究注入了新的思路,建立起了人类活动-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间的成因联系,促进了环境地球化学、环境矿物学等领域科学进步和发展。异常生态效应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异常组分存在形态是控制异常生态效应的根本因素。在此基础上研究制定了区域土壤生态地球化学评价标准,为土壤重金属异常生态效应评价提供了参考基准。

      2. 拓展了地球化学勘查指标类型,创新性提出深部矿预测地球化学勘查应用基础理论-多维异常体系,制定了深部矿勘查方法技术

      从2006年开始,为了更好地服务深部找矿需求,以拓展地球化学勘查指标为主线,在40余个矿床上系统开展了元素富集贫化特征、富集贫化规律、异常分布状况和控矿地球化学条件等研究,发现在热液成因有色金属成矿系统中,存在着多属性地球化学异常,既有微量元素,也有常量元素,甚至还有同位素;既有成矿元素、成矿伴生元素,又有矿化剂元素;既有亲石分散元素、稀有元素,还有稀土元素;既有正异常,又有负异常,成矿信息极其丰富。由此拓展了地球化学勘查指标类型。

      系统梳理、集成、概括上述不同属性地球化学异常的成矿指示作用,创新性地提升为深部矿预测地球化学勘查应用基础理论,定义为多维异常体系。多维既表征特定地质时期形成的矿致异常空间产出状态(时间+空间),又表征矿致异常由多属性异常构成,异常体系是指每种属性的异常由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单元素异常构成。根据现有研究成果,多维异常体系包括元素负异常、矿化剂元素(S)异常、矿化剂元素(S)与Fe和成矿元素协同平衡、成矿与伴生元素异常、惰性组分等异常体系。试验案例证实,在多维异常体系理论指导下,围绕勘查区或已知矿深部“是否具备成矿可能、如果具备成矿可能矿体赋存在哪、怎么找”等地质找矿中最关注的核心问题,从成矿前提、成矿强度、成矿物质、成矿机制和成矿环境等多个层面获取地球化学信息,递进地评价勘查区成矿潜力,预测找矿方向,达到提高预测可靠性和准确性的目的。

      在多维异常体系理论指导下,系统探讨了矿床中各属性异常体系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其成矿指示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试验矿床矿致异常结构模式。以异常结构模型为核心,提出了深部矿地球化学勘查方法技术。在方法技术中,引入惰性组分质量守恒原理及相应的元素迁移量计算方法,将试验样品中元素含量转变为原岩-蚀变岩系统中元素的迁移量,根据元素的带出、带入特征及其迁移量的空间变化规律,探讨元素迁移方向即热液流动的方向,进而指示找矿方向。

      多维异常体系理论与方法的提出,开启了地球化学勘查新模式。目前,利用元素负异常界定热液成矿系统边界、利用S含量及其异常判断勘查区成矿强度和成矿前景等实用型技术正在经历实践检验。

      3. 引进研发了土壤热磁组分测量方法,为破解运积物覆盖区地球化学勘查难题提供了技术支持

      运积物覆盖区矿产勘查是世界矿产勘查界亟需突破的瓶颈,在这种背景下,运积物覆盖区地球化学勘查理论方法创新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土壤热磁组分测量方法应运而生。土壤热磁组分测量最初由(前)苏联A.H.波戈留波夫等人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其原理是在土壤物质组成成分中,普遍存在着一种非晶质铁锰(氢)氧化物物质,这种物质与成矿指示元素关系密切,而且这种物质有一个特性,就是经过热处理后可以转变为具有较强磁性的晶质铁锰氧化物,比磁化系数大为提高,利用磁选方法就可以将晶质化的铁锰氧化物从土壤中分离出来,与此同时,成矿指示元素也被一同分离出来,在进行分析测试,就可明显提高地球化学异常衬度,达到强化矿化异常信息的目的。

      2007年,该方法被引进并开展系统试验研究。河北北部半干旱低山、内蒙古东部半干旱草原、新疆东部干旱戈壁荒漠、青海柴达木南缘干旱盆地等景观区示范结果表明,土壤热磁组分测量将覆盖层中Cu、Pb、Zn、Ag、Cd、As、Sb、W、Mo等元素异常强度提高1倍以上,而且异常稳定重现,显示出该方法广泛的适用性和有效性。青海野马泉试验区冲洪积层厚度大于100m,土壤热磁组分测量在已知勘查区内异常明显,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同时在勘查区外围发现了范围和强度更大的多元素组合异常,为进一步的勘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4. 构建起稳定的矿产勘查地球化学理论方法研究团队

      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和积淀,以马生明研究员为带头人,物化探所已经构建起稳定的矿产勘查地球化学理论方法研究团队。当前,根据地调局业务调整的需要,该团队以承担的矿产地质调查二级项目为平台,将勘查地球化学理论方法进展应用于矿产地质调查中,促进科技进步与生产实践的深度融合,在提高矿产地质调查水平的同时,深化勘查地球化学理论方法研究,实现调查研究一体化。在此进程中,致力锤炼和培养一支综合型调查研究团队。除自身团队建设稳步推进以外,十年来培养博士4人,硕士17人,为后备地质人才培养做出了应有贡献。



    马生明
    所在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完成人员:张启跃,胡世学,刘俊,文芠,周长勇,黄金元,谢韬,吕涛
    项目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调查专项项目
    起止时间:2014-2016年

    主要进展

        海生爬行类是中生代海洋中的霸主,它们处于食物链的顶端,是海洋生态系统从二叠纪末生物大绝灭的灾难中复苏、中生代海洋生态系统建立的标志。早中三叠世海生爬行类研究是近年来国际古生物学界的前沿和热点。由于海生爬行类在水下活动的遗迹很难保存为化石,对海生爬行动物运动方式的研究主要依靠形态功能学和与现生类型的对比,长期以来对其生活方式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罗平生物群研究团队在罗平生物群研究过程中,首次在罗平县大凹子等地发现了数百枚保存完好的海生爬行类足迹。足迹呈规律性分布,共有10多列。经过3年多的研究,确定其属于中生代海洋爬行动物幻龙类在水下觅食所留下的足迹,并命名为罗平双浆迹(Dikoposichnus luopingensis)。研究结果表明,幻龙类用它们的前肢在泥质海底移动,搅动海底松软的沉积物,捕食被惊动的鱼类和虾子等猎物。

      同时,还发现了迄今已知的三叠纪最大幻龙头骨化石,命名为张氏幻龙(Nothosaurus zhangi),张氏幻龙具有大型而锋利的圆锥形犬齿,其躯体总长估计有5到7米,远超其它同时代的海生爬行类。张氏幻龙属于巨型捕食者,能够捕食与自身大小相当甚至比自己体型更大的动物,以大型肉食性鱼类和其它海生爬行动物为食,是当时海洋中当之无愧的霸主。巨型捕食者的出现是地球生态系统演化的重要事件,代表了生态系统的鼎盛和高度复杂化。在张氏幻龙被发现之前,巨型的顶级捕食者在三叠纪中期的古特提斯洋东侧/古太平洋西侧是缺失的。随着这一巨型顶级捕食者在东特提斯洋的发现,解决了当时生态系统的复苏在全球是否同步这一科学界悬而未决难题,证实当时全球的浅海生态系统在中三叠世早期已经全面复苏。

      这两项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Nature出版集团下属刊物《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和《科学—通报》(Scientific Reports)上,包括Sciencedaily、phys.org、bristol.ac.uk、natureworldnews、esciencenews、ibtimes、sciencecodex等在内的多家国际主流媒体几乎同时在科学版显著位置上报道了这一重大成果。该研究成果为三叠纪海洋生物复苏这一重大地学前沿研究及海生爬行类演化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和新信息,也再次了证实罗平生物群作为世界级的化石库有着巨大的研究潜力和发展前景。


    幻龙足迹


    幻龙爬行模式复原图


    世界上最大幻龙头骨

    1-14 罗平生物区区域地质专项地质调查

    1月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选的202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在京揭晓。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的“我国率先实现水平井钻采深海可燃冰”榜上有名,并被特邀在会上做主题报告。 

    此次获评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继“中国首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开采”入选2017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后,再获此殊荣。

    据悉,此项年度评选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至今已举办了27次。评选结果经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公众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动态,对普及科学技术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分别是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科学研究启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成功,北斗全球系统星座部署完成;深潜再传捷报,我国无人潜水器和载人潜水器均取得新突破;我国率先实现水平井钻采深海可燃冰;科学家找到小麦“癌症”克星;科学家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科学家重现地球3亿多年生物多样性变化历史;我国最高参数“人造太阳”建成;科学家攻克20余年悬而未决的几何难题;机器学习模拟上亿原子:中美团队获2020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项戈登贝尔奖。

    新闻发布会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1/452147.shtm

     

      

     

     
    “我国率先实现水平井钻采深海可燃冰”入选两院院士...

    侯增谦(右)在野外。

    侯增谦(后排右四)和团队成员、国际同行在野外考察。

    侯增谦在青藏高原。

    侯增谦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

    2017年11月28日,备受瞩目的两院院士增选结果揭晓,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侯增谦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侯增谦从事矿床学研究已有四十载,长期扎根于青藏高原,在大陆成矿理论、矿床成矿模型和勘查评价方法三方面取得系统性的创新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侯增谦的履历见证了他的成长历程:先后主持完成国际地学计划IGCP项目1项、国家973项目2项,“杰青”基金、重点基金、科技攻关等重要项目十余项,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4项,同时还获国土资源部首届杰出青年和领军人才、全国先进工作者、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等多项荣誉;主编国际英文期刊专辑4部,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地学主流刊物发表SCI论文167篇。此次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既是同行专家对他科研成果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人生信条的高度认可。

    谨遵师训、严以修身,心系青年、兼容并包

    1978年夏天,17岁的侯增谦考入了河北地质学院。四年的时光,他从懵懂少年成长为优秀大学毕业生。随后,他带着对地球科学的热忱,考入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师从池际尚、莫宣学、邓晋福三位老师,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三位导师对他的科研生涯影响至深,他们的科学精神和人生态度,成为指引侯增谦前行的灯塔。

    提起池际尚院士,侯增谦总是恭敬地称“池先生”:“池先生是那种又红又专的大科学家,她在美国拿的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就放弃国外的优越生活回国了。池先生人品高尚,业务精湛,造诣高深,对我影响极大”。而对于莫宣学院士和邓晋福教授,他有更多的机会随行左右,至今仍保持着与两位导师的紧密联系。“莫老师是一位襟怀坦荡、行事大器、和蔼可亲的学术大家,邓老师是一位思想深邃、知识渊博、治学严谨的著名教授,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做人、做事、做学问”。除了这三位恩师,还有一位老师对侯增谦的科研生涯有着极大的影响和帮助:“李廷栋先生虽不是我的导师,但对我影响很大。他是地科院的老院长,时刻心系地科院的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侯增谦谈到,自己正是在李廷栋、陈毓川等老先生们的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地科院一代新人。当他39岁第一次申请国家973项目的时候,正是李廷栋先生的不断鼓励和鼎力支持,才使他在强手云集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此以侯增谦为首的一批年轻人开始在青藏高原的广阔舞台上建功立业。

    先生们和蔼可亲、始终心系青年成才的高尚品德,对侯增谦的影响是深远的。自1999年招收第一位博士生以来,侯增谦招收的研究生已多达几十人。熟悉侯增谦的人知道,他对每位学生的成长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他一同出过野外的学生更是深有体会。白天带着学生一起野外踏勘,晚上回到营地后,他还会组织学生对当天的学习进行自由讨论,生怕学生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形成误解误判,耽误了成长。他尽管非常期待学生尽早成才,但并不鼓励学生为了写文章而做研究,他认为“一切研究工作都应该以解决问题为前提,你的研究如果不能创新,那就解决实际问题,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作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增谦同样对所内年轻人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生活上,看到刚留所年轻人收入低、租房困难,他跟所班子成员商量后,制定周转房政策,优先年轻人居住,解决了许多年轻人的现实困难,解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工作上,他更是不断地给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年轻人积极进取、勇挑重担,同时要求他们脚踏实地、着眼长远;为了尽快提高所内年轻人的业务水平,他主持制定了地质所青年海外研修计划,为年轻人出国深造开辟“绿色通道”。支持青年才俊申请“杰青”基金和“优青”基金,侯增谦更是不遗余力。他多次组织试讲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提炼科学问题、完善研究方案、提升成果水平。“年轻人是我们所的未来,只有年轻人真正成长起来了,我们所才有未来,我们行业才有未来”——这是侯增谦一直坚信并践行的理念。

    这一理念,也体现在侯增谦科研团队的建设中。作为地质所矿床学团队带头人,他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团队建设思路,从不要求团队成员必须保持与他一致的学术观点,团队成员之间常因学术问题争得面红耳赤。因此,他的团队成员大都是直来直往的脾气。这种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成为团队不断前进的动力源泉。

    着眼大局、不计得失,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39岁成为国家973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对于一般人,这已是难以逾越的高度,但侯增谦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停滞不前,而是脚踏实地、低调前行。他相继主持了第二轮973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目前还在负责一个资金超亿元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没有一刻懈怠。这些项目的成功实施,不仅让他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同时也拥有了着眼大局的胸怀和眼界。

    973项目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如同科技界的“大兵团作战”,参加人员和参加单位众多。作为首席科学家和项目负责人,不仅要有令人敬佩的学术水平,还需要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才能让项目高效有序地运转。良好的大局意识是做好组织协调的核心,有时要把个人和团队的利益放在大局之后。当年组织第一轮青藏高原973项目时,为了让这个极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顺利启动,侯增谦与王二七研究员由竞争申请变成合作研究,最后共同承担了这一项目,从而建立了一支长期致力于青藏高原地球科学研究的科研大团队,走出来一批青藏高原地学研究的院士专家。又如他正在负责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深地资源项目,为了让更多单位参与进来,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向前台、承担重任,侯增谦放弃了做课题负责人的机会,仅在一个课题做普通参研人员。正是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局意识,让他成功地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大项目。涉及领域广,是大项目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不同专业领域的成果有机集成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此,侯增谦边组织项目实施边学习其他领域知识,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断扩展知识储备,不断提升多学科交叉综合和集成创新能力。“如今,在做自己领域研究时,会自然而然地从其他领域寻找启发及证据,也算是组织大项目的意外收获吧”,侯增谦如是说。

    如何带领研究团队走上国际地学前沿,一直是侯增谦的不懈追求。与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矿业强国比,我国矿床学研究起步晚、基础弱,存在较大的差距,要实现从追赶到引领的跨越,谈何容易。这些年来,侯增谦带领团队,始终围绕国际前沿开拓进取,从最初的寂寂无名,如今已在国际地学界有了较大影响力。近五年,他和团队在Geology、EPSL、Economic Geology等国际权威地学期刊上连续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文章,在国际矿床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国际经济地质学会(SEG)2017年度大会上,侯增谦团队三人获邀做专题召集人,一人受邀做主旨报告。这些成绩的取得,跟侯增谦拥有开放的国际视野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做研究不能关起门自己干,不能做井底之蛙,必须要与国际同行多合作交流,请进来,走出去,这样你的工作才有可能做到国际前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由于工作繁忙,他本人无法长时间出国交流,就鼓励团队的年轻人多去国外见见世面。目前,他团队的大部分年轻人包括研究生都有长时间的出国研修经历,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诸多大学及研究所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走出去的同时,他还不忘把国际一流的矿床学家请进来,与团队成员一起做更密切的合作研究。国际著名的铅锌矿床学家David Leach教授,近年来每年都会来北京,与侯增谦团队开展3个月左右的合作研究。2011年,他联合David Leach、Jeremy Richards和Richard Goldfarb三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申请的“东特提斯碰撞成矿作用”IGCP项目获得国际地科联资助,在国际上掀起了特提斯成矿作用的研究热潮。

    思维敏捷、学风严谨,立足创新、厚积薄发

    对于侯增谦为何能取得如今的科研成就,他的团队成员是这样评价的:“侯老师做科研有三个最让人佩服的地方,一是科研敏锐性强,二是学风严谨,三是立足国家需求注重原创性研究。”这也是与侯增谦有过合作研究的同行专家的共识。

    与侯增谦讨论过科学问题的人,都会对他敏锐的洞察力产生深刻印象。他总是一语切中问题要害,并能从大家的讨论中总结、提炼出真正的科学问题。有人说这是一种天赋,侯增谦自己却认为:多读国外参考文献,多到野外实地观察,多倾心思考思辨,就会拥有这种能力。听过侯增谦学术报告的人,还会产生另一个印象:内容大气。他的报告常常涉及变质岩、火成岩、构造、地球物理、矿床学等多个学科,而且能把多个学科看似纷乱无章的信息有条不紊地讲成一个让人“脑洞大开”的故事。一位地球物理学家在听过他的项目汇报后说:“我一直在想,地球物理获得的那些认识,到底是怎么通过地质现象反映出来的,听了你的报告,我获得了很大启发。”

    对于学风的严谨性,和侯增谦一起写过文章的同事和学生更有发言权。每一块样品、每一个数据,侯增谦都要求真实准确,以保证科研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对于论文也是如此,不要说文章的逻辑与论证,甚至图件中每一条线的粗细、长短都不能有丝毫的差错。正是这种严谨的学风,使侯增谦面对冗杂的事务,还能够沉下心去做研究,不浮不躁,有条不紊。

    洞察敏锐、学风严谨和求实创新的科学品质,铸就了侯增谦在成矿学上的不凡成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侯增谦跟随莫宣学院士进入素有中国“百慕大三角”之称的西南三江地区,在研究义敦岛弧古代海底热液成矿作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要真正揭开海底热水成矿之谜,必须遵照“将今论古”原则,开展“古今对比”研究。为此,他抓住在日本做博士后的机会,对日本黑矿进行了实地考察,对冲绳海槽现代海底黑烟囱和热水成矿进行了观察研究。2001年,侯增谦在国际矿床学权威杂志《Economic Geology》上发表了专题研究论文,2002年在地质出版社出版《古代与现代海底热水成矿作用》专著,大幅度提升了我国海底热水成矿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矿床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日本回国后,侯增谦将研究目光从古今海底投向了青藏高原。这次研究方向的转移调整,缘于侯增谦对另一重大科学问题的洞察和着迷。大洋板块俯冲产生大规模成矿作用已是地质界的共识,而大陆碰撞能否产生大规模的成矿作用? 这不仅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找矿战略问题。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经过广泛阅读和深入思考,侯增谦敏锐地将研究突破口锁定在青藏高原——全球最典型的碰撞造山带和研究碰撞成矿的天然实验室。随后,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青藏高原,潜心研究20年,取得了重大突破,颠覆了国际流行的“碰撞难以成大矿”的传统认识,建立了青藏高原“大陆碰撞成矿理论”,回答了大陆碰撞如何成大矿的理论问题,被同行专家评价为“系统阐明了大陆碰撞带成矿系统的发育机制”,“为青藏高原实现重大找矿突破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这项成果不仅作为核心理论成果之一,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而且在国际一流矿床学杂志发表,在矿床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国际著名矿床学家R. Kerrich院士在国际地科联官方杂志《Episodes》上撰文,高度评价这项成果是“喜马拉雅大陆碰撞成矿的开拓性的集成创新成果,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度创新”,“将造山成矿的传统观点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理论高度,必将推动成矿学的未来发展”。

    将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国家需求结合起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是池际尚院士那一代科学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侯增谦将其总结为“池际尚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侯增谦从学习岩石学步入地球科学大门,到多年潜心研究成矿理论和资源勘查,不变的是基础研究服务国家需求的理想和追求。他常常说:我们的科研成果要对找矿勘查工作起到指导作用,这是我们科研工作的意义所在。正是因为他对科研实用性的坚持,他的学术成果不但有成矿理论的重要突破,还实现了指导找矿的重大突破。早在1998年,侯增谦带领团队多次赴藏东玉龙和西藏冈底斯等地开展实地考察,敏锐地发现大陆碰撞造山带是斑岩铜矿形成的另一重要环境,随即对碰撞环境斑岩铜矿形成机制开展了系统研究,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新模型,完善了斑岩铜矿成矿理论。理论研究与勘查评价相结合,侯增谦率先系统论证了青藏高原冈底斯带具有巨大的成矿潜力,于2001年在《中国地质》上撰文提出冈底斯带有望成为“西藏第二条斑岩铜矿带”,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地质调查局以此为主要理论依据,部署实施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西藏地勘局据此调整战略方向,将勘查重点转向斑岩铜矿。随着理论深化,他又带领团队建立了勘查模型和评价方法,为冈底斯带大型—超大型铜矿的重大突破提供了有力支撑。2008年,他又率先提出青藏高原东北缘发育一条上千公里的巨型铅锌矿化带,并构建了褶皱逆冲系铅锌成矿新模型。针对青海多才玛找矿困局,他按照“褶皱逆冲系成矿”新思路,带领团队开展矿区构造—岩相填图和物探测量,提出“逆冲推覆构造控矿+音频大地电磁测深定位”找矿方法和具体钻探建议,指导青海矿勘五院发现了厚大富矿体,控制铅锌资源量达到620万吨,一跃成为超大型矿床。

    情系高原、心怀国土,踌躇满志、整装待发

    自第一次踏入西藏,侯增谦已经扎根青藏高原研究20余年了。在西藏出野外的艰苦,只有去过西藏的人才能真正体会。每次去西藏,除了要适应高海拔带来的不适,还要留下力气爬山。为了适应高原工作环境,一般人到西藏出野外,都会先在海拔相对低一些的拉萨住两三天调整一下,而这两三天对侯增谦来说太过奢侈,他经常是中午到3700米的拉萨,下午就到了5000多米的野外。偶尔在拉萨停留一晚上,也是第二天就迅速开展工作。“我没有那个时间”,侯增谦说。他从2000年开始担任矿产资源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2005年又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每一天的时间都要用在刀刃上。遇上高原反应,他都默默忍受着,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几年下来,对身体损伤较大,特别是记忆力下滑得厉害。

    在青藏高原最可怕的不是高原反应,而是感冒,严重的感冒甚至会要人命。有一次在沱沱河出野外时,侯增谦患上了感冒,幸好经常在野外工作的地质队员们非常有经验,给了他好几种感冒药,满满的一大把,一次性吃下去,也亏得他身体底子好,头天猛药一下,第二天感冒症状就好多了,同事们劝他休息,他说时间紧,不能耽搁,坚持跑完野外工作。尽管如此,侯增谦对青藏高原的眷恋并没有丝毫减弱,而是愈加强烈。如今,他即使再忙,也要每年去青藏高原出次野外。高原是他的福地,是他学术成长的地方,他对高原的感情已经融进了血液。

    侯增谦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也有十余年了。从地质所走出的中科院院士就有17位之多。管理好这样的研究所,本身就是个挑战。他常说:“地质所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大所,作为地质所所长,既要深谋远虑,也要身先士卒,还要责任担当,必须常怀谦卑之心,公平公正办事,脚踏实地工作。”十年来,地质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大批人才脱颖而出,国际影响力不断攀升。除了一批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外,这十年还出了3位院士、2位杰青和一批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更令人高兴的是,地质所已经凝聚和储备了一批非常优秀的青年才俊,为未来发展夯实了基础。

    提及如何平衡所务及科研工作时,侯增谦不无感慨地说:“做了所长后,我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业余科学家,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所务管理上了,只有晚上、周末和节假日才是我的科研时间,只是这些年对家人亏欠太多,放假的时候也没能好好陪他们。”侯增谦对能用来做研究的时间分秒必争,甚至有次住院期间都在阅读文献,他的夫人对前去探望的同事说:“刚到医院他就拿出这么一沓文献,一点儿都没有病人该有的样子,倒好像专门过来读书的。”

    谈及向地球深部进军,侯增谦踌躇满志。他说,作为地质科技工作者,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对我国矿床学发展,他也特别关注,并不断强调:“与西方矿业大国相比,我们尽管在某些研究领域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有较大差距,未来我们的矿床学研究一定不能仅满足于在国际主流期刊上多发表几篇文章,我们一定要做大文章,发挥集群效应,把更多原创性成果展现给世界,在国际矿床领域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世界屋脊的眷恋

    1980年6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第5届国际孢粉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

    徐仁:古植物学家(1910.8.22—1992.11.8)。

    安徽芜湖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46年获印度勒克瑙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国际古植物学及孢粉学权威之一,早期从事植物形态解剖学研究。中国古孢粉学研究创建人。推论出中国古、中、新生代含煤岩系和中新生代含石油地层的地理分布规律;解决了晚三叠世-早侏罗世地层时代及对比问题。为青藏高原隆起原因、过程提供古植物学证据。1983年提出北美与东亚植物区系存在相同属,是原地有孑遗分子,不是迁移的结果,解决了140年来植物地理学领域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代表作有《中国卷柏的解剖和发生》、《希夏邦马峰高山枥化石层的发现及其在植物学和地质学上的意义》和《吊丝球竹苗端的结构和生长》。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附件《院士传记》之徐仁

    徐仁

    近日,西藏人民政府授予“西藏冈底斯成矿带雄村铜金矿床成矿理论与勘查评价重大突破”成果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该成果由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牵头申报,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等6家单位参与完成,项目经费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企业委托等支撑,项目周期为20032013年。项目工作区域分布在海拔4300-5400m的高寒山区,20032013年,七个单位、300余名科技人员参与了该项工作。 

    项目采用先进的地、物、化、遥等勘查技术方法组合,累计施工钻孔 201 个,完成进尺63214.92米,共计投入勘探经费 1.8 亿元,并取得了6个创新点。 

    一是首次提出雄村矿床属岛弧型斑岩型铜金矿床,厘定了矿床类型;首次提出矿床形成于早、中侏罗世(180~160Ma)的新认识,解决了成岩成矿时代的争议;明确提出了冈底斯成矿带可以找到岛弧型斑岩铜金矿床的创新性认识,为区域找矿突破指明了方向。 

    二是首次提出了雄村矿床形成于新特提斯洋洋内俯冲作用有关的岛弧构造背景的新认识,解决了西藏冈底斯成矿带是否存在俯冲期成矿作用的关键科学问题,完善了从大洋俯冲到陆陆碰撞的完整矿床成矿系列,开拓了区域找矿新思路和新方向。 

    三是系统研究了新特提斯洋洋内俯冲阶段斑岩型铜金矿床的成矿机制,揭示了岛弧型斑岩铜金矿床含矿斑岩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以及成矿物质的来源、运移、积聚和沉淀机制,创新了区域成矿理论。 

    四是创建了针对西藏冈底斯成矿带岛弧型斑岩铜金矿床的大比例尺地质填图+高分辨率遥感信息提取+高精度磁测+地球化学勘查的勘查模型,优化了快速勘查评价技术方法组合,提高了该类矿床的识别能力和找矿效果,为区域找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五是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圈定找矿靶区 3 处,分别探获 一批铜金属资源量、金金属资源量和银金属资源量。  

    六是项目成果攻克了雄村铜金矿长期悬而未决的矿床类型、成矿时代、找矿方向等科学难题,优化了找矿技术方法组合,取得了重大找矿突破,为藏中地区国家级铜铅锌钼铁资源接替基地建设奠定了重要资源保障,直接服务于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矿床已经完成采矿设计,进入开发阶段,将为日喀则地区和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一等奖-成都中心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一等奖-黄勇

      

      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一等奖-张丽

     
    西藏冈底斯成矿带雄村铜金矿床成矿理论与勘查评价重...


    今年的两会,除了雾霾,“如何尽快建立起科学公正的生态补偿制度”也是关注生态环境的代表委员们所留意的。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确保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需要,生态区群众的发展权与非生态区群众的发展权是平等的。国家为追求宏观上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最大化,规划了不同的功能区,并分别制定了相应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政策。“保证功能区规划落到实处,需要设计相应的生态补偿制度。如果没有生态补偿制度安排,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区域就会选择‘博弈’行为,导致‘限、禁’失效。”针对生态补偿制度的“长期缺位”现状,四川省阿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福耀建议,国务院相关部委应加强统筹协调,认真梳理和分析多年来生态补偿试点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难点,尽快建立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对生态功能区的最早关注


    对生态功能区的最早关注要追溯到2005年。那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了专门阐述,要求研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全国人大连续三年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重点建议。


    2005年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列为年度工作要点,并于2010年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如浙江、江西、江苏、湖北、福建针对水生态功能区,在一些主要流域分别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断面水质超标时由上游给予下游补偿,断面水质指标值优于控制指标时由下游给予上游补偿;四川省在岷江、沱江干流及重要支流跨过的市(州)和扩权试点县(市)开展断面水质考核,试行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这些水质保护措施对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促进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补偿条例“千呼万唤不出来”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作出了科学论述,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发展战略中进行谋划和部署,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应该说,我国生态补偿制度从国家重视的程度讲,目前理应万事俱备,“呼之欲出”。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森林草原、江河湿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必须倍加珍惜;要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开展国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扩大流域上下游横向补偿机制试点,保护好三江源;扩大天然林保护范围,有序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今年新增退耕还林还草1000万亩,造林9000万亩”。但对于生态补偿制度,报告仍然没有明确的表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常委会关注国家财政水利资金投入与使用情况并开展监督,提出科学安排水利资金、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涉水管理体制和水生态补偿机制、加强资金项目管理和绩效管理等意见,对于水生态补偿机制具体规范执行的表述也是缺失的。


    而在目前,国家关于生态补偿的政策是,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不可否认,这明确界定了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的权利义务,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但是建立生态补偿制度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个方面的关系,事关不同主体利益,各地各部门政策规定较为分散和笼统。同时,补偿领域和主客体不够明确,方式比较单一,资金渠道少,省际之间的补偿方式尚在探索之中。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需求,生态补偿制度滞后明显。


    看不见的努力


    事实上,早在2013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详细介绍了近几年国家层面以及地方政府的努力。


    2006年以来,多部门开始尝试合力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各部门联合开展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研究制定工作,最终由国家发改委起草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和《生态补偿条例》草稿,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


    从2003年起,国家设立矿山地质环境专项资金,支持地方开展历史遗留和矿业权人灭失矿山的地质环境治理。2006年,国务院批准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同年,财政部会同国土资源部、原环保总局出台了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按矿产品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保证金。2010年,国土资源部出台发展绿色矿业的指导意见。目前,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制度已经形成。


    同时,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草原生态补偿制度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制度也已经建立。转移支付实施范围现已扩大到466个县(市、区)。同时,中央财政还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禁止开发区给予补助。水资源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机制正在探索建立中。针对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相应政策措施,如加大生态补偿资金投入力度、积极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加强监测和监督考核等,也在配合开展。


    各地也在主动探索,积极推进重点领域生态补偿实践。在矿产资源开发方面,已有30个省(区、市)建立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截至2012年年底,已有80%的矿山缴纳了保证金,累计612亿元,占应缴总额的62%。山西省从2006年开始进行生态环境恢复补偿试点,对所有煤炭企业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转产发展资金。截至2012年年底,山西省累计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970亿元、煤炭企业提取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311亿元,提取转产发展资金140亿元。在海洋生态方面,临海省(市、区)坚持环境治理海陆统筹,在围填海、跨海桥梁、航道、海底排污管道等工程建设中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森林、草原、流域和水资源、湿地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方面,各地都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加大财政补助力度,给予生态转移支付,逐步扩大补偿范围。


    生态补偿制度建设难题待解


    当然,不能否认,我国的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起步较晚,涉及的利益关系复杂,对规律的认知水平有限,实施工作难度较大。徐绍史在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情况的报告中也提到了目前面临的诸多待解难题。


    难题之首与钱有关——生态补偿力度薄弱。据悉,现有生态补偿主要集中在森林、草原、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流域、湿地、海洋等生态补偿尚处于起步阶段,耕地及土壤生态补偿尚未纳入工作范畴。同时,补偿标准普遍偏低,资金来源渠道和补偿方式单一,资金支付和管理办法不完善。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尚缺乏横向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政策规范;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商平台和机制;资源税改革尚未覆盖除煤炭外的主要矿产品种,环境税尚在研究论证中,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等市场化补偿方式仍处于探索阶段。这些都制约了生态补偿资金筹集,致使多元化补偿方式无法完成。


    另外就是基础性政策制度缺位。明确生态补偿主体、对象及其服务价值,必须以界定产权为前提,产权不够明晰制约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部分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尚未发布。生态补偿标准体系、生态服务价值评估核算体系、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体系建设滞后,缺乏统一、权威的指标体系和测算方法。现有重点生态领域的监测评估力量分散在各个部门,不能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


    最重要的是相关政策法规建设滞后。我国目前还没有生态补偿的专门立法,现有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分散在多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尽管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一些生态补偿的政策文件和部门规章,但其权威性和约束性不够。现有的政策法规也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


    王福耀分析了生态补偿条例“难产”的原因。他认为,缺乏法律依据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自2010年起,国务院就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成立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环保部、林业局等11个部门和单位组成的条例起草小组,开展立法工作。但该条例至今尚未出台,而《生态补偿法》由于立法条件不成熟更是遥遥无期,致使各地区各部门在尝试生态补偿时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许多事宜只能“悬而未决”。此外,区域制度对生态补偿机制的人为“隔离”以及生态效益很难以货币价值衡量也使补偿标准无法落地。


    生态补偿制度缺位如何补救


    针对生态补偿条例缺失现状,王福耀给出的建议是,抓紧完成《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工作,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制依据和保障;明确补偿主体,落实受益主体,让好生态不再是“免费的午餐”;补偿标准应按社会、经济、生态分类,细化为一个指标体系,按差异性补偿给当地政府、企业和个人;实行多元、灵活的补偿方式。


    徐绍史在上述报告中对生态补偿机制建立的进程给出详细计划。他表示,将切实加大生态补偿投入力度;进一步明确受益者和保护者的权责,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区域、大型废旧矿区和跨省流域的生态补偿,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本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区域、废旧矿区、集中饮用水水源地及流域海域的生态补偿。同时,积极开展多元化补偿方式探索和试点工作。比如,引导和鼓励开发地区、受益地区与生态保护地区,流域上游与下游通过自愿协商建立横向补偿关系;积极运用碳汇交易、排污权交易、水权交易、生态产品服务标志等补偿方式,探索市场化补偿模式;在东江、九龙江、赤水河、滦河、东江湖等,开展流域和水资源生态补偿试点;加快推进祁连山等7个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开展海洋生态补偿试点,在西北地区开展沙化土地封禁保护补助试点,在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省区的生态脆弱区开展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试点,在中东部地区典型煤矿塌陷区建立土地复垦示范区,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展耕地及土壤生态补偿试点,开展风景名胜区生态补偿试点。


    另外,要健全配套制度体系,加快出台生态补偿政策法规,推进生态补偿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提升全社会生态补偿意识。要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加强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强化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使生态补偿、生态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得到同步推进。

    关注新常态下缺位的生态补偿制度
        上世纪90年代,中央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思路, 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推动我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十六大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加强了地质调查的国际合作,全面启动了境外地质矿产研究。重点涉及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建设、我国与周边国家成矿规律对比研究和编图、境外重要成矿带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动态跟踪研究和投资环境分析研究,逐步建立起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工作机制,构建了中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工作体系,初步建立了覆盖我国周边、非洲、拉丁美洲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工作格局,并培养了一批国际合作人才,培育了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区域团队,为我国实施矿产资源“走出去”战略,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供了基础支撑,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

    国际合作促使科学家地质研究从国内走向全球

        我国科学家领衔编制的1:500万国际亚洲地质图2005年正式启动,这是世界地质图委员会组织并指导编制的第一幅数字化和海陆一体化的新一代地质图,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有18个主要国家的100余名地质科学家直接参与。其研究成果将广泛应用于地质工作规范部署、矿产资源普查勘探、国土整治、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环境地质和地质科学研究等各项领域,对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意义重大。在国际地科联的支持项,我国科学家主导编制了1:2500万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成矿图。大型超大型矿床具有丰富的矿产储量和特殊的成矿特征,其经济价值及战略意义巨大。据粗略统计,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数量仅占矿床总数的5%~10%,却提供了全球矿产资源储量的30%~50%,对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项目组通过5年多的编图和研究工作,建立了包括地理、经济、地质、成矿背景4方面特征、19项属性和445个矿床的世界大型超大型矿床数据库, 获得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与好评。
     
     
    我国科学家领衔编制的1:500万亚洲地质图
     
        在我国科学家主导下,实施了“中国大陆周边重要成矿带成矿地质条件对比与资源潜力评价”计划,在我国毗邻东北亚、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跨境成矿带上,通过国际合作,编制了地质、矿产、构造、成矿规律、成矿远景区等1:250——1:100万系列基础地质图件共计200余幅,地球化学化学图件400多幅,获得矿远景区或地球化学异常300多处,找矿靶区50余处,其中,与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和韩国合作编制了1:250万亚洲中部及邻区地质图、大地构造图、非燃料矿产成矿规律图和能源矿产成矿规律图系列基础地质图件,提高了对中国北部地质的认识深度和研究程度,为长期悬而未决的4个重大地质问题提供了基础地质方面的证据;通过合作编图收集了邻国大量矿产资料,其中非燃料矿床资料4260个、油气田资料742个、煤田资料510个,为开展跨境成矿带基础地质研究和矿产勘查提供了大量基础地质矿产信息,对“走出去”战略具有长远巨大的潜在经济效益。
     
     
     
        十年来,我国利用国际间组织合作平台开展了三维地质填图、地球深部探测、月球与火星探测、中国-东盟国家地下水研讨会等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功申请第八届国际天然气水合物大会和第三届世界滑坡论坛主办权。先后举办了16期国外地矿官员或技术人员培训班,培训来自亚、非、拉国家和地区共计62个国家的312位地矿官员与地质人员,培训期间各国地质专家共同交流经验,不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扩大了我国地质调查领域国际合作网络和国际影响力。
     
    地球化学填图国际合作为“走出去”奠定基础

        迄今为止,人类已经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上104种元素中的88种元素在地壳中存在着,但人类至今对这88种元素在全球的分布知之甚少,我国比较系统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只分析了39种元素,覆盖的面积也只有600万平方千米。地球化学家一个梦寐以求的理想就是能够做出这88种元素在全球分布的地球化学填图,让人类对所居住的行星表面元素的地球化学分布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样不仅可以为全球矿产资源的总量评价和分布规律提供直接信息,而且还能为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化学环境、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影响提供最直接的评价依据。地球化学填图已被多方公认为是国际地学界在21世纪的发展前沿。

        如今,这梦想已经迈开第一步。“国际地球化学填图”由我国牵头,通过与外方的合作,建立了一套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为最终建立全球地球化学数据库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局已举办了6次地球化学填图培训班,为40多个国家200余人次进行了培训,提高了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与巴西、哥伦比亚和哈萨克斯坦科学家的合作, 完成了三国部分地区71种元素地球化学分布图。中哈、中蒙、中吉边境地区合作开展的工作,深化了境内外内重要成矿区带地球化学背景特征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地球化学块体理论,为指导区域地质找矿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加强了我国在该领域科技活动的国际化能力,提高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和水平,同时也为“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基础。
     
     
    中蒙合作边界地区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锌元素地球化学分布图
     
     
    地质矿产调查国际合作为“走出去”指明方向

        开展地质调查国际合作,是适应经济全球化之必然。在“走出去”战略实施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我国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已经取得积极成果,中国地质调查局目前已与世界上39个国家的地调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与国外相关地质部门共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合作项目协议60多份。与柬埔寨、缅甸、老挝、津巴布韦、马达加斯加、赞比亚、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圭亚那、利比里亚、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秘鲁等数十个国家地矿部门合作开展了地球化学填图和地质矿产调查工作,获得大量原创性基础地质矿产资料,圈定了优势成矿区带和找矿远景区,同时,建立了深厚的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友谊,为利用“两种资源”指明了方向和目标。

     
    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与印度签署地球合作备忘录

        此外,与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国家合作开展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研究、海洋地质调查、地质灾害调查与监测和城市地质调查等工作,与亚洲特别是东盟国家开展了地下水和水文方面的合作研究,编制了亚洲地下水水文系列图件。

    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为“走出去”提供信息服务

        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建设是在全面收集全球层次、大洲层次、国家层次和重要成矿带层次的地质、矿产和矿业开发、投资环境等信息建立起来的全球地质矿产信息管理系统。这项工作从2003年启动以来,成果丰硕,全球层次、大洲层次数据已经覆盖全球,国家层次地质矿产数据已覆盖了80余个国家,收集全球矿产地信息达40多万条、矿山数据近20万条,还包含大量矿权和矿业政策信息,数据库中拥有的各类数据总量达13TB,综合这些数据基础上,编纂发布了《应对全球化: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数据库建设》(之一~之三十二)系列报告。

        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为国家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省(区)地勘局和矿业公司提供了形式多样的服务。截止2012年9月底,已为300多个单位和部门提供2600余人次地质矿产相关信息图文服务,为企业到境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球矿产资源信息系统数据覆盖范围
     
    地质调查国际合作取得长足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