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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宁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西宁中心”)生态地质调查室负责的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科创基金项目——《三江源草地植被物种多样性时空变化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取得重要进展。该项目不仅为三江源地区的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还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研究论文。

    图为2000-2021年三江源草地植被物种多样性时空分布格局

    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团队成员便致力于收集和分析三江源地区自2000年以来的草地生物多样性调查数据。通过运用多种先进的机器学习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系统揭示了近22年来三江源地区草地植被物种多样性的时空变化特征和分布格局。同时,项目团队还对未来变化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为草原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支持。

    在研究中,团队特别关注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草地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影响,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草地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的空间关系,并揭示了驱动区域草地物种多样性变化的多种因素。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更好理解三江源地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动态变化,还为制定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外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其中,两篇研究论文,分别发表在中科院二区期刊《Remote Sensing》《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evolution》。此外,该团队还在《草业科学》《环境科学》《草业学报》等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相关研究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标志着西宁中心在科创基金项目的支持下,已经在草地生态研究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和突破。下一步,西宁中心将继续深化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草地生态研究领域的不断创新与发展,为保护三江源地区的草地生物多样性和推动草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宁中心科创基金项目取得重要进展

    11月27日、28日,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分别宣布2017年院士增选名单。在新增选的128名两院院士中,有4人来自地质调查系统。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统称为两院院士,均为两年增选一次。两院院士是我国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界的杰出代表和最高、终身荣誉学术称号。

    地质调查系统4位新当选的两院院士分别是: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和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毛景文研究员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杨经绥研究员、侯增谦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陕西省地质调查院王双明教授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

    毛景文:矿床学家,生于1956年12月。1978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1982年和1988年先后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部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90年~1993年在法国巴黎高等矿业学院和圣太田高等矿业学院进行博士后工作。现任国土资源部成矿作用和资源评价重点实验室主任。长期从事金属矿床成矿作用、成矿过程、成矿规律、矿产模型和找矿评价研究。作为首席科学家或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973”计划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国家科技找矿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重点基金项目和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地质调查项目。他针对我国东部燕山期板内大规模成矿事件,通过破解成矿时空分布规律、物质分布规律和构造控制规律,创新性构建了板内成矿动力学模型,被国际同行定义为Mao’s模型,发展了成矿理论,并有效指导找矿勘查部署。他提出10组矿床组合模型,被有关地勘单位和矿业公司用于找矿勘查,推动隐伏矿找矿取得重大突破。

    毛景文兼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及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常务理事;国际SCI检索刊物《Ore Geology Reviews》副主编,《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副主编和《Acta Geologica Sinica》副主编,国内核心期刊《矿床地质》主编;河北地质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武汉)、南京大学、中南大学和长安大学兼职教授。他曾任国际矿床成因协会(IAGOD)主席,经济地质学家学会(SEG)和国际应用矿床地质学会(SGA)理事。先后出版专著11部,发表科学论文429篇,其中SCI检索论文208篇。他的科技论文SCI引文在全球矿产资源领域排名前五,在国内排名第一;他的国内CNKI引文在我国地球科学领域排名第一。作为第一获奖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部级一等奖4项和二等奖4项。此外,还获得中国地质学会“金锤奖”、中国青年科技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和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多项荣誉称号。先后当选为经济地质学家学会(SEG)会士(1996)和澳大利亚矿业和冶金协会(AUSIMM)会士(2015)。

    杨经绥:岩石大地构造学家,生于1950年6月。1977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1992年毕业于加拿大达霍西(Dalhousie)大学获博士学位。

    他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和造山带的岩石学与大地构造学研究,40年来在岩石大地构造领域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做出系统性的重要贡献,特别是其深地幔研究成果具有突破性科学价值:在蛇绿岩铬铁矿中发现原位金刚石,证明是自然界中一种新的产出类型,命名为“蛇绿岩型金刚石”;在全球多个板块缝合带的蛇绿岩中发现大量超高压和强还原矿物组合,建立俯冲物质深地幔循环和铬铁矿深部成因模式,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一个重要新窗口;发现和厘定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做出重要贡献。先后发表论文 505篇,其中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125篇;SCI收录论文229篇,SCI他引7708次;EI收录43篇,CSCD收录264篇,他引7340次。发表专著4部,并客座主编了JMG、JAES和GR等期刊的5部专集。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国土资源部科技一等奖1项,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李四光科技奖和留学人员成就奖等多项奖励,并被选为美国地质学会会士和美国矿物学会会士。

    侯增谦:矿床地质学家,生于1961年6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副理事长、IGCP中国委员会主任、国际矿床地质学会(SGA)副主席等职。1982年毕业于河北地质学院,1985和1988年分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士和博士学位。

    他长期从事矿床学研究,主要围绕“碰撞与成矿”这一成矿学重大科学问题,立足青藏高原,结合特提斯对比,主持完成“973”、IGCP、重点基金等一批科研项目,颠覆了国际流行的“大陆碰撞难以成大矿”主流认识,创建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碰撞造山成矿理论,揭示了碰撞成矿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发育机制,指导青藏高原找矿取得了重要突破;建立了碰撞型斑岩铜矿、褶冲系铅锌矿、碳酸岩型稀土矿等成矿新模型,阐明了大陆碰撞过程中金属富集机制和成矿机理;初步揭示了青藏高原区域成矿规律,科学预测了四条大型矿化带,理论指导找矿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部级一等奖3项及李四光科技奖等。主编国际英文专集4部,出版中文专著4部,发表SCI论文167篇(第一作者37篇),top1%论文7篇,SCI他引5008次,连续3年入选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王双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生于1955年5月。他从事鄂尔多斯盆地煤炭地质勘查关键技术研究与创新30多年,在找煤、勘探、开发三个阶段均取得创新性地质成果,不仅查明了鄂尔多斯盆地煤炭资源总体分布规律与资源总量,而且建立了高效、高精度煤田综合勘查技术体系,还提出了生态脆弱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新技术,为我国西部煤炭资源勘探、开发和煤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提供了地质技术支撑,为部署规划煤炭工业战略西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创立了精确控制沙漠覆盖区煤层分岔位置、冲刷范围和自燃境界的煤田综合勘查技术体系,勘查周期短,成本低,精度高,对植被损害小,将煤田勘探技术引领到了综合勘查新阶段。揭示了生态脆弱矿区煤水空间赋存特点,发现了地表生态系统与地下水位的依存关系,提出了以控制生态水位为核心的矿区地质环境保护新理念,为绿色矿区建设提供了地质理论支撑。2011年以来,揭示了煤层与含油气层赋存特征,发现了煤油气耦合致灾机理,针对致灾地质因素的随机性变化特点,开辟了以防止煤层自燃为核心的矿井耦合地质灾害防控新途径。

    王双明教授先后于1996年、2010年、2011年三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多次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一、二等奖,主编出版《鄂尔多斯盆地聚煤规律及煤炭资源评价》《生态脆弱区煤炭开发与生态水位保护》等专著3本,在《地学前缘》《煤炭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1篇入选F5000,1篇获评中国煤炭学会成立50年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1991年被中宣部授予80年代优秀大学毕业生,2005年获得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喜报!地调系统4人当选两院院士

    中国地质调查局烟台海岸带地质调查中心玲珑-水旺庄项目ZK2003钻孔近日突破2000米大关,继续向地层深处挺进。该钻孔创下了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转制以来最快达到2000米施工纪录。

    据悉,该钻孔位于山东省招远市滕家矿区,旨在通过钻探施工查明20号勘探线深部矿脉规模、产状及蚀变矿化情况。矿区岩石裂隙发育、破碎,为确保顺利施工,烟台中心勘查技术团队精心制定施工方案,根据岩性变化科学调整钻进参数,做好钻头搭配及冲洗液调配,作业中还及时总结凝练应对复杂地层的工艺方法,为安全推进任务实施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烟台市牟平区前垂柳矿区,烟台中心勘查团队已完成7个钻孔3707米钻探任务。针对矿区山高路陡、植被繁茂的特点,勘查团队科学选取便携式全液压钻机进行施工,大幅提升机台搬迁效率和施工效率,最高台月效率达704.2米/台月,与立轴式钻机相比效率显著提升。

     

     
    烟台中心高效突破“两千米”钻孔施工纪录

    2017年,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回升,发达经济体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同时提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态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有所提升;生态环境状况明显好转,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成效明显。在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平稳过渡的形势下,资源环境需求结构持续优化,地质勘查工作保持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地质勘查业务在不断探索和拓展中积蓄增长的新动能。

    宏观政策催化地勘持续调整

    我国地质勘查行业自2013年进入调整下行阶段,2017年是进入萎缩期的第5个年头。随着国家资源环境需求结构的持续优化,矿产需求增速显著趋缓,环境保护需求显著增长,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政策趋紧,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显加大。宏观管理政策对地质勘查影响日益显现,地质勘查工作的投资结构、专业结构与区域布局持续调整。

    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矿产勘查开采管理政策趋紧

    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频繁出台,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明显加大。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要求推进国土开发、保护和整治;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7月,国务院新增1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增至463个;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提出建立环境监测数据质量保障责任体系。2016~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完成了对全国31省份的全覆盖,大幅提升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2006~2017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变化

    矿产勘查开发管理政策趋紧,探矿采矿活动约束加大。国土资源部发文启动各类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强化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内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的法律约束。新疆、内蒙古、青海、湖南等越来越多的省份出台文件,稳妥推进自然保护区内的矿业权清退。随着矿产勘查开发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不断出台,越来越多国土空间突出生态功能,矿产勘查开采空间不断减少;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逐渐提高,矿产勘查开采环境成本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监管要求日益严格,矿产勘查开采环境约束力度不断加大。

    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滑,资源与环境投入一降一升

    2017年,我国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行。初步统计,全年地质勘查投入197.78亿元,同比减少20%,降幅比2016年(24.6%)有所收窄。从本轮地质勘查周期来看,2017年地质勘查投入与2012年峰值相比下降了61.2%,相当于2007年的投入水平,接近或进入本轮周期的底部区间。这说明,经过过去几年供需调整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质勘查结构性过剩的压力已大大缓解,地质勘查工作去产能的空间进一步缩小。

    资源型地质勘查投入持续下滑,环境型地质勘查投入不断上升。全年矿产勘查投入119.00亿元,同比减少29.9%;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投入25.34亿元,同比增加0.8%。矿产勘查投入占比逐年下降,从2012年的81.2%降至2017年的60.2%,但仍然占据地质勘查工作的半壁江山。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投入占比持续上升,从2006年的3.0%升至2017年的12.8%。东部地区环境型地质勘查上升尤为明显,投入占比从2011年的12.7%快速增加到2017的33.3%,城市群环境地质综合调查、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调查等工作明显加快。

    企业投入持续低迷,中央、地方财政与社会资金三足鼎立

    社会资金投入持续下滑。2012年之后,随着地质勘查行业的结构性调整与下行,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前景持负面展望,从而导致对地质勘查投入不断下降。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的投入从2012年293.37亿元的峰值逐年下降,年均下降24.2%,到2017年降至70.55亿元,不足峰值时的1/4。社会资金对地质勘查投入的下降主要体现为对矿产勘查投入的下降。矿产勘查社会资金投入从2012年高峰时的281.39亿元,大幅下降到2017年的62.23亿元,年均下降25.3%。

    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稳定器作用凸显。从资金来源看,2017年中央财政58.65亿元,占总量的29.6%,同比减少7.2%;地方财政68.58亿元,占总量的34.7%,同比减少16.2%;社会资金70.55亿元,占总量的35.7%,同比减少31.2%。从变化趋势看,2013年以来,社会资金大幅下跌,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投入小幅调整,占比随着社会资金投入的下跌而不断上升,对于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矿种勘查投入继续分化,战略新兴矿产和非常规能源关注度持续上升

    从不同矿种来看,2012年以后各矿种勘查投入呈现出三种变化趋势:快速下滑、缓慢下行趋稳、稳定上升。

    煤炭和铁矿等大宗矿种矿产勘查投入持续快速下滑。2012年煤炭勘查投入高达121.91亿元,远远超过其他矿种;2012年以后呈现断崖式下滑,到2016年降至17.47亿元,年均下降38.0%(如图);201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5.0%。2012年铁矿勘查投入49.54亿元,之后呈现断崖式下滑,到2016年降至10.28亿元,年均下降32.3%;2017年上半年同比下降37.0%。

    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呈缓慢下行趋稳的态势。与其他矿种不同,贵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在2013年达到峰值72.17亿元,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降至37.72亿元,年均下降18.9%。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在2012年达到峰值115.95亿元,之后缓慢下降,到2016年降至57.84亿元,年均下降15.2%。贵金属、有色金属矿产勘查投入年均降幅接近矿产勘查平均降幅。

    战略新兴矿产和非常规能源矿产勘查投入稳定上升。2016年,稀有、稀土、稀散、石墨、金刚石等战略新兴矿产投资达7.53亿元,同比增71.4%;2017年上半年同比增加26.9%。

    地质勘查区域格局保持稳定,服务重点区域作用提升

    地质勘查投入区域格局总体稳定。2017年,西部地区地质勘查投入111.82亿元,占总投入的56.5%,自2008年以来一直保持在60%以上,是地质勘查投入的重点区域;其次是东部地区,占比15.2%,中部地区,占比15.0%;东北地区最低,占比7.8%。从各省情况来看,地质勘查投入由高到低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新疆(36.02亿元)、内蒙古(14.88亿元)、云南(11.33亿元)、黑龙江(8.69亿元)、青海(8.49亿元)。

    地质勘查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冀地质勘查投入占比不断增长,投入占比从2013年的3.7%增至2017年的4.8%;中央财政投入从2015年的1.3亿元增至2017年的2.6亿元,占地质调查总经费比例从1.7%增至4.0%。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京津冀地质调查部门加大了对雄安新区的投入,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程度。长江经济带中央财政投入占地质调查总经费比例总体保持上升态势,从2015年的20.8%增至2017年的21.6%。以长三角、皖江经济带等重要经济区为重点开展地质环境综合调查,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和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基础支撑。

    2018:围绕国家新需求加快转型与发展

    从全球来看,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触底回升,为我国矿产勘查市场的趋稳与回调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从国内来看,2017年采矿业利润总额实现大幅增长,有利于重塑投资者对矿产勘查业的信心;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和新需求,推动地质勘查不断拓宽工作领域。但是,2018年财政政策优先确保重点领域和项目,地质勘查财政投入下行压力较大;目前已出台的相关管理政策效应或将集中显现,社会资金更倾向于持币观望。总体判断,2018年全国地质勘查工作将延续2017年的下行调整趋势,但地质勘查投入降幅将明显收窄,预计全年投入下降10%左右;地热、三稀等战略新兴矿种等矿产勘查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等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地质勘查将继续拓展。

    管理政策效应或将集中显现,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与矿产勘查开采相关的管理政策。2017年7月,国土资源部启动自然保护区矿业权清理工作。随后,各省纷纷出台文件对各类保护区矿业权进行清理和分类处置。总的基调是:加大生态敏感区环保力度,现有矿业权逐步退出;抬高矿业权登记门槛,自然保护区内不再新设矿业权。应当认识到,这些政策目前还是阶段性的,未来将会更加清晰:一是自然保护区数量可能还会增加;二是现有矿业权的退出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细化。面对政策的不断收紧和矿业权退出标准的不确定,社会资金更倾向于持币观望,减少或暂停对矿产勘查的投入。2017年出现的矿产勘查投入与矿业市场及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趋势“双偏离”现象在2018年可能会继续。随着政策的明朗和稳定,市场对矿产勘查的决定性作用将凸显,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一是矿产勘查投入可能将继续与矿业市场偏离。2016年初以来,标普全球金属价格指数由持续下行转变为震荡上行,特别是2016年下半年持续上涨,2017年上半年经历温和回调后又进入上行区间。上海有色金属价格指数经历了相似的上涨过程。受此影响,我国采矿业利润由降转升。2016年采矿业实现利润1825.2亿元,同比下降27.5%;2017年1~11月实现利润4434.0亿元,同比大增286.8%。矿产品价格上涨和采矿业利润上升的行情没能传导至上游的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投入2016年下跌29.3%,2017年又下跌29.9%。在矿产品价格上涨一年半之后,矿产勘查投入仍然在下行,表现为与国内矿业市场趋势的“偏离”。

    二是矿产勘查投入可能将继续与全球矿产勘查市场偏离。2006年之后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出现快速增长,到2012年达到205.26亿美元峰值,年均增长30.4%;2012年以后开始大幅下跌,到2016年年均降幅达23.8%。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变化与全球走势基本同步,2006年~2012年矿产勘查投入快速上升,年均增长44.7%;2012年之后勘查投入开始下滑,到2016年年均降幅14.4%。但是,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同比上升14%,矿产勘查市场实现触底回升;而我国矿产勘查投入继续下行,且降幅有所扩大,表现为与全球矿产勘查市场趋势的“偏离”。

    不同矿种需求增长出现分化,地勘市场随之继续分化

    2014年之后,我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增长出现转折性变化,增速由过去的快速增长转变为缓慢增长,并存在高位趋稳的倾向。

    一是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煤炭、铁矿石、水泥等矿产品消费量先后到达峰值并出现微降。煤炭消费量于2013年达到峰值28.1亿吨标准煤;2013年以后逐年降低。铁矿石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2016年平均比峰值降低2.1%。水泥消费量在2014年达到峰值,2015年~2016年平均比峰值降低4.1%。

    二是铝、铜、金等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消费量增速放缓。原铝消费量2002年~2014年均增长17.6%;2015年~2016年增速分别放缓至14.2%、2.7%。精铜消费量2000年~2014年均增长15.0%;2015年~2016年增速分别放缓至0.5%、2.8%。黄金消费量2013年达到高点1176.4吨,2014年~2016年在970吨上下波动。

    三是油气矿产与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石油和天然气年均增长分别为4.8%、9.1%。稀土、锂、铍、锆、铟、铼、锗、镓等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快速增长。

    随着不同矿种需求增长的分化,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变化也将出现分化:持续下行、波动趋稳或继续上行。

    广义环境地质加快拓展,城市、地热地质等成为新增长点

    贯彻落实“十九大”对地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新需求,地质工作将发生重大转变。

    一是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地质、地热地质等将得到快速发展。全国城市地质工作会议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的目标任务:2020年之前,完成100个地级以上城市1∶5万基础性综合地质填图;到2025年,完成338个地级以上城市1∶5万基础性综合地质填图。地热作为绿色、清洁、安全、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日益受到关注。中国地质调查局将“京津冀协同发展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列为科技攻坚战之一,重点推进雄安新区、北京通州、天津东丽地区等地热调查,为地热规模化、可持续高效利用提供支撑。

    二是服务环境污染治理,水土污染调查与治理将加大力度。污染防治是中央确定的2018年三大攻坚战之一,实现污染物排放大幅减少和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对土壤污染、地下水污染调查等提出了迫切需求。绿色矿山建设,要求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矿区土地复垦,实施矿山复绿行动。

    三是服务民生与乡村振兴,农业地质、土地质量、地质灾害调查等将受到关注。服务于“精准扶贫脱贫”和乡村振兴,需要围绕满足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开展水文地质调查评价,围绕农业生产和种植结构调整开展农业地质调查,围绕食品安全开展耕地污染调查,围绕地质灾害防治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对策与建议

    明确矿产勘查准入与退出政策,加强矿产勘查市场体制机制建设。在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和采矿业利润大幅回升的背景下,2016年与2017年矿产勘查投入连续大幅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与相关管理政策收紧与矿业权人权益保障有关,也与矿产勘查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滞后有关。我国矿产勘查市场主体成熟度低、融资渠道单一、风险抵御能力低等问题突出。需要从国家层面着力推进矿业权管理政策的调整,加强矿业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加大水工环地质调查财政资金投入,稳定地质勘查财政资金来源。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大幅减少矿产地质调查投入的同时,水工环和基础地质调查投入并没有得到相应增加。水工环和基础地质调查更多地为公益性地质工作,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在社会投入大幅萎缩的形势下,中央和地方财政对保障地质勘查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显得尤为重要。保持中央财政投资不减,带动地方财政稳定投资水平,有序推进基础性、公益性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

    加强深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攻关。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进行,近地表、出露区矿产资源找矿空间不断缩小,未来几年国土资源系统将深入实施“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不断加大向深部进军的力度。深部矿产勘探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亟需研发深部探测的方法、技术与设备。

    2017年地质勘查形势回顾与2018年展望

     

    联播+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 

    “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

    11月14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座谈会上,总书记充分肯定了5年来长江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生的转折性变化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同时为长江经济带勾勒下一步发展新路径,要求“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央视网《联播+》特梳理总书记重要讲话,与您一同学习。

     

    @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 

    ● 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切实把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

    ● 要围绕当前制约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摸清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应对之策。

    @中央企业、社会组织 

    ● 要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良好氛围。

    ● 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联播+丨一张蓝图绘到底!习近平强调了这些大事

    习近平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韩正出席并讲话

    新华社南京11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谱写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篇章,打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样板,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习近平是在江苏考察结束后专门召开这次座谈会的。座谈会上,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何立峰、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水利部部长鄂竟平、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江西省委书记刘奇、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等7位同志先后发言,介绍了工作情况,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参加座谈会的其他省市主要负责同志提交了书面发言。

    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5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沿江省市推进生态环境整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沿江省市有力应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有效克服重大洪涝灾害影响和外部环境变化冲击,为我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恢复经济正增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这次五中全会建议又对此提出了明确要求。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生态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应该在践行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生态环境系统保护修复。要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追根溯源、系统治疗,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找出问题根源,从源头上系统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推动上中下游地区的互动协作,增强各项举措的关联性和耦合性。要注重整体推进,在重点突破的同时,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性和整体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示范带。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构建综合治理新体系,统筹考虑水环境、水生态、水资源、水安全、水文化和岸线等多方面的有机联系,推进长江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流协同治理,改善长江生态环境和水域生态功能,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要强化国土空间管控和负面清单管理,严守生态红线,持续开展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工程,保持长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要加快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保护修复生态环境获得合理回报,让破坏生态环境付出相应代价。要健全长江水灾害监测预警、灾害防治、应急救援体系,推进河道综合治理和堤岸加固,建设安澜长江。

    习近平强调,要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在全国发展大局中明确自我发展定位,探索有利于推进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有效途径。要把需求牵引和供给创造有机结合起来,推进上中下游协同联动发展,强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引导下游地区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上游地区有序转移,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处理好中心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关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要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加大就业、教育、社保、医疗投入力度,促进便利共享,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要构建统一开放有序的运输市场,优化调整运输结构,创新运输组织模式。

    习近平指出,要构筑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要统筹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开放,加快培育更多内陆开放高地,提升沿边开放水平,实现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更高质量利用外资。要加快推进规则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把握好开放和安全的关系,织密织牢开放安全网。沿江省市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主动向全球开放市场。要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的融合,加快长江经济带上的“一带一路”战略支点建设,扩大投资和贸易,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习近平强调,要加快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要勇于创新,坚持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发挥协同联动的整体优势,全面塑造创新驱动发展新优势。要建立促进产学研有效衔接、跨区域通力合作的体制机制,加紧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台,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的保障能力。要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实验室建设,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水平。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造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并为全国服务的产业链供应链。要激发各类主体活力,破除制约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藩篱,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要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

    习近平指出,要保护传承弘扬长江文化。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深入研究长江文化内涵,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修复。

    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省南京市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同志特别是党政一把手要坚决落实党中央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决策部署,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抓铁有痕,踏石留印,切实把工作抓实抓好、抓出成效。要围绕当前制约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热点、难点、痛点问题开展深入研究,摸清真实情况,找准问题症结,提出应对之策。中央企业、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投入,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良好氛围。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确保一江清水绵延后世、惠泽人民。

    韩正在讲话中表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当好表率,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更大贡献。要加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特别是要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推进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要加强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推动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能力整体提升,统筹优化产业布局,严禁污染型产业、企业向上中游地区转移。要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系统提升干线航道通航能力,强化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网络。要加强全方位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丁薛祥、刘鹤、陈希、肖捷出席座谈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省市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并发表...

    当地时间9月14日,执行大洋55航次任务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顺利抵达西太平洋作业区。当天下午,“海马”号ROV(深海遥控潜水器)在维嘉海山顶部完成了该航次的首次下潜,采获富钴结壳样品7千克,并进行了海底观测、高清影像采集、声学测厚技术的应用。

    本次作业中,“海马”号ROV下潜至近2000米深的维嘉海山区顶部,利用抓取块状样品专用工具“机械手”抓到了4枚富钴结壳样品,总重达7千克。此外,“海马”号通过游走观测,确定了富钴结壳密集区的精确位置信息,为掌握资源分布情况提供了高质量的样品和数据资料。

    “海马”号入水瞬间图

    值得一提的是,“海马”号搭载的高频声学测厚仪是今年系统升级后的首次亮相。它能够通过声学原理,线性获取海底多金属结壳的厚度数据,具有良好的分辨率和穿透力,解决了以往只能通过浅钻获知结壳厚度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经数据处理分析,测量区域结壳最大厚度达33厘米。

    据悉,“海马”号在未来几天还将在工作区进行6次下潜,进一步开展钻机取样、生物多样性调查等工作。

    获取的富钴结壳样品

    据了解,“海洋六号”船于当地时间9月12日驶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波纳佩港口,开始执行大洋55航次任务。该航次主要在嘉偕平顶山群富钴结壳合同区进行三项调查任务:一是深海浅钻,在开展结壳资源常规调查的同时,揭示浅埋藏型结壳分布特征及富钴结壳成矿前期的地质特征;二是海底高清摄像,完成结壳资源在空间上的展布调查;三是采用“海马号”ROV搭载的高清视像、高频声学测量仪和钻机等技术手段,探查合同区块内富钴结壳资源分布及微观特征,并进一步了解重点区块超厚层富钴结壳厚度连续性变化特征,同时兼顾海洋环境和地球物理走航观测任务。

    本航次共有来自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东海站、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58名科考队员参加。

    由于工区航渡时间短,“海洋六号”充分利用靠港时间,进行调查设备和地质绞车的检查和维护,以及地质描述等相关专业的航前培训,确保到达工区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根据计划,本航次为40天,预计10月下旬完成航次任务。

     

    “海马”号完成大洋55航次首次下潜

    中侏罗世是我国北方主要含煤沉积时期,又是我国古生物化石、特别是植物化石(包括孢粉)十分丰富的时期。近年来,国外中侏罗世油气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我国松辽盆地外围油气勘探取得重要进展,为松辽盆地外围侏罗纪盆地新区、新层系油气找寻提供了新思路。最新圈定的大兴安岭中段龙江盆地具有类似的中侏罗世沉积层,深入研究该地层具有重要的能源矿产找寻意义。

    近期,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张渝金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对龙江盆地中侏罗世含煤地层进行了重新厘定,对该套地层不同分布点开展了系统的植物化石采集分析工作。首次发现龙江盆地中侏罗世植物群大化石由21属34种组成,以蕨类和松柏类为主,苏铁类、茨康类以及银杏类等占一定比例。在蕨类化石研究中首次发现蚌壳蕨科的原位花粉,并建立2个新种。新发现的孢粉化石共计45属73种,主要以裸子植物花粉占主,其次为蕨类植物孢子,建立了中侏罗世Cyclogranisporites- Alisporites孢粉组合。植物化石研究揭示了龙江盆地中侏罗世植物群可能为一个具季节性变化的暖温带-温带气候的植物群,其古气候可能以暖温带为主,并带有一定的暖温带-温带的低矮山地的气候环境。

    此外,首次测得龙江盆地万宝组中段凝灰岩锆石U-Pb的166.2±1.3Ma、165.2±1.7Ma、164.0±1.3Ma和162.1±1.6Ma等年龄值,整体指示中侏罗世。碎屑岩年龄显示4组峰值,最年轻年龄峰值为167.5±2.5Ma。上述年龄值辅证了龙江盆地万宝组时代为中侏罗世。

    该研究成果近期发表在地学期刊《地学前缘》上,部分成果在中国古生物学会2018年古植物大会作了专题汇报,并发表了会议摘要。

    与此同时,张渝金博士领导的研究团队,近期首次在龙江盆地和扎鲁特盆地中侏罗统地层中发现大量木化石,已鉴定出4属8种,其中有3个新种,分别为Protocedroxylon zhangii sp. nov.、 Protocedroxylon zhalantunense sp. nov. 和Sciadopityoxylon neimengguense sp. nov.。木材解剖特征的变化与气候的演化有关,研究发现木化石的生长轮均很明显,早材很发育,而晚材带都比较窄,表明在大兴安岭中段中侏罗世以温暖潮湿、有明显季节性变化的气候为主,而寒冷的冬季较短。该研究成果近期已经发表在国内地学期刊ACTA GEOLOGICA SINICA(English edition)上。

    上述研究得到国家青年自然科学基金(41702032)和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DD20160048-04,12120113053900,1212011085210)的联合资助。

     

     

     

     
     
    大兴安岭中段中侏罗世植物群研究取得新进展

    中外专家一起查看天津地热勘探井岩芯 。 关晓琳 摄

    9月20日~21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主办的地热国际研讨会在“中国温泉之都”天津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的200多位地热专家,分享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典型案例和最新科研成果,共同探讨了地热开发利用现状与趋势,为正在崛起的地热产业注入新活力。

    多样化、高效梯级利用:世界地热能开发利用水平逐年提高

    地热能是蕴藏在地球内部的热能,通常分为浅层地热能、水热型地热能、干热岩型地热能。国际能源署(IEA)、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等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世界地热能基础资源总量为1.25×1027焦耳(折合4.27×108亿吨标准煤)。其中,埋深在5000米以浅的地热能基础资源量为1.45×1026焦耳(折合4.95×107亿吨标准煤)。地热能以其清洁、高效、可再生的优势,在未来清洁能源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望成为能源结构转型的新方向。目前,全球有效开发利用地热资源的国家已达80多个。地热能开发利用方式呈现多样化、高效梯级利用的特点——直接利用(供暖、康养、旅游、种养殖等)和发电。

    在直接利用方面,截至2015年底,世界开发利用浅层地热能的地源热泵总装机容量约为5万兆瓦,占世界地热能直接利用总装机容量的71%左右;水热型地热能供暖装机容量为7556兆瓦,占世界地热能直接利用总装机容量的10.7%。

    地热能发电是地热能利用的重要方式。2015年,世界水热型地热能发电装机容量为1.26万兆瓦。冰岛地热发电量占到全国总发电总量的30%,而且全国90%的房屋采用地热供暖。美国地热发电装机容量已达3500多兆瓦,正在实施的地热能前沿瞭望台工作计划到2050年将实现为1亿家庭提供绿色用电。

    目前,干热岩型地热能的开发利用正处于试验研究阶段,它是未来地热能发展的重要领域。美国、法国等国家经过近40年的探索,在干热岩勘查评价、热储改造和发电试验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积累了一定经验。相比而言我国起步较晚,2012年,科技部设立国家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863计划),开启了中国干热岩的专项研究;中国地质调查局和青海省地勘局在青海共和盆地组织开展了干热岩调查评价。

    中低温地热供暖为主、发电为辅:中国地热能产业体系已现雏形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推动下,中国地热资源利用已经形成了以中低温地热供暖等为主、发电为辅的格局。尤其是在水热型地热能利用方面,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2017年底,水热型地热资源供暖建筑面积超过1.5亿平方米,浅层地热能实现供暖(制冷)建筑面积超过5亿平方米。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部副主任吴爱民系统阐释了中国地调局联合国家能源局、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机构发布的《中国地热能发展报告(2018)》白皮书。他介绍说, “十二五”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全国60多个单位3000多名技术人员,完成了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对浅层地热能、水热型地热能和干热岩型地热能资源分别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我国大陆336个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年可采资源量折合7亿吨标准煤,可实现供暖(制冷)建筑面积320亿平方米;水热型地热能年可采资源量折合18.65亿吨标准煤;初步估算中国大陆埋深3~10千米干热岩型地热能基础资源量折合856万亿吨标准煤,其中埋深在5500米以浅的基础资源量折合106万亿吨标准煤。鉴于干热岩型地热能勘查开发难度和技术发展趋势,埋深在5500米以浅的干热岩型地热能将是未来15~30年中国地热能勘查开发研究的重点领域。

    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倡议开展“地热会战”的京津冀区域,正凭借地热资源禀赋和开发基础,成为中国最大的地热城市群。截至2015年底,京津冀年利用浅层地热能建筑物供暖制冷面积为8500万平方米,约占全国的20%。天津市是中国中低温地热资源利用最好的城市之一,现有地热开采井466眼,地热供暖面积3500万平方米,占全市集中供暖面积的8%,主要用于供暖、生活用水和特殊用途等。河北省雄县供暖建筑面积达460万平方米,满足县城95%以上的冬季供暖需求,创建了中国首个供暖“无烟城”,形成了水热型地热能规模化开发利用“雄县模式”。

    尽管我国地热能产业体系初步形成,但我国地热能发展也存在不充分、不协调的深层次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对地热能资源勘查评价和科学研究不充分。我国进行过两次全国性地热能资源评价,仅对少数地热田进行了系统勘查,研究基础薄弱,分省、分盆地资源评价结果精度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二是对地热能产业发展初期扶持的政策不充分。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财政和价格鼓励政策,对加快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及促进北方地区清洁供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但政策不完善,执行不到位、不充分。三是地热能产业发展不协调问题依然突出。四是地热能资源管理制度不协调,缺乏具体可落地的管理手段和措施。

    增强型地热系统:国际干热岩勘探开发的前沿成果令人耳目一新

    增强型地热系统(EGS),即通过水力压裂等储层改造手段从低渗透率、低孔隙度的高温岩体中提取热量的工程,是从地球深部抽取地热能量的一个复杂过程。从1973年美国芬顿山EGS项目至今,已有8个国家形成了31项EGS示范工程,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约为12.2兆瓦。

    深部地热探测与干热岩资源开发正成为全球地热资源开发的热点和制高点,也成为这次研讨会广泛热议的话题。

    本次地热国际研讨会吸引了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矿产能源与地球物理科学中心主任科林·威廉姆斯、美国地热能前沿瞭望台(FORGE)计划干热岩项目首席科学家约瑟夫·摩尔、法国苏尔茨干热岩商业化发电项目首席科学家阿尔伯特·金特尔等国际知名专家,他们结合干热岩勘探开发工程案例,介绍了地热(干热岩)EGS场地勘查选址、钻完井、高温测井、压裂造储、大地热流数据收集、地热田三维建模、注采开发诱发微震等技术问题以及研究新成果和新认识。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张森琦分享的干热岩勘查成果令人振奋。2013年以来,中国地质调查局与青海省联合推进青海重点地区干热岩型地热能勘查,在共和盆地圈定出14处隐伏干热岩体,在盆地外围圈定出4处干热岩体,总面积3092平方公里。在其中一处干热岩体——恰卜恰干热岩体实施的勘探孔,3705米孔底深处的温度达到236℃。

    与会各国专家表示,干热岩勘查与开发需要攻克许多难题,以美国地热能前沿瞭望台“FORGE”计划为例,主要有:高温结晶岩中的水平井钻进技术、低成本钻进技术、硬岩钻探新型完井方法和裂隙网络压裂技术、利用原生裂隙的应力场调整方法、诱发地震的预测和管控、热—力学—化学模型、微震事件与有效储层改造的平衡等。

    在高温钻井方面,国外已形成了可满足260℃的完整的高温钻完井技术体系;美国等国家在探索试验激光钻井、热熔钻井、脉冲放电钻井等技术,其中任何一种技术开发成功,都将引起干热岩钻井的革命性变化,明显降低钻井成本。

    在高温固井和高温测井方面,国外形成了适用温度高达350℃的固井核心技术,而且主要掌握在斯伦贝谢等几大国际油服公司手中。据悉,相关仪器设备如高温测井仪器售价高昂,外国公司不对外销售仪器,仅提供技术服务,而且服务价格很高。

    在地热监测方面,实验性项目主要集中在地热井流体监测、热储改造诱发微地震监测、地热开采环境影响监测等方面。法国公司在莱茵地堑地区实施的苏尔茨增强型地热系统采用光纤传感技术进行了持续多年的温度监测,取得许多新认识。

    政策激励科技创新:典型国家地热发展的有益经验值得借鉴

    会议报告显示,世界主要资源国促进地热能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许多激励政策和具体做法,对我国推进地热能产业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立法先行,理顺地热能管理体制机制。为了支持地热能产业发展,发达国家普遍通过立法来确立地热能法律属性,明确管理权责主体,理顺政府管理体制机制。

    二是政策激励,推进地热能规模化开发利用。发达国家地热能产业发展具有鲜明的政府引导与政策引领特征。美国、德国等国家均出台了包括税收抵免在内的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对地热能开发利用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

    三是科技创新,推动地热能高效勘探开发利用。世界地热能发展典型国家均重视科技创新,通过加大科研经费投入、设立重大科技研发计划、组织联合研发团队等方式,持续推动地热能勘探开发利用颠覆性技术攻关,助力地热能产业提质增效。

    四是国际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地热能较快发展。发展中国家也高度重视地热能产业发展,通过吸引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开发利用本国地热能。

    产学研用协同攻关:打造中国地热能全产业链

    我国地热能资源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趋势良好,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如何用好地热能这一“充电宝”,构建地热能全产业链,为我国高质量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注入“能量”,是行业内外一直关注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专家们在演讲中纷纷对此提出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士汪集旸在报告中抛出了“地球充电/热宝”新概念,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他认为,可以将弃风弃光所产生的能量,以及分散在城市中的发电厂、污水处理厂余热等各种“废热”能量集中起来储存于地下并按需求取出加以利用。这种地热与其他可再生能源互补综合利用、实现较高能源使用效率的“地热+”模式,为我国北方地区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吉林大学许天福教授特别对我国干热岩地热产业发展提出建议。他说,干热岩资源潜力大,研发周期长,政府要加大投入,以高校与科研院所为依托,与企业紧密合作,实现“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在我国西部青海、西藏地区,加强高温花岗岩型干热岩EGS工程示范基地建设,使我国在该技术领域尽快达到国际同等水平。在我国东部华北平原、松辽盆地等地区,推进沉积盆地型干热岩示范基地建设。依托EGS示范基地,实现干热岩开发利用关键技术的集成及验证,研发单井封闭性干热岩高效换热开发技术等。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在讲话中提出的三项重点工作可谓及时回应了人们的关切。他表示,中国地调局将重点对目前还不具备商业开发条件、技术尚不成熟的深部地热能和干热岩组织科技攻关,近期重点开展3个方面工作:

    一是加快推进深部地热资源勘查。中国地调局将深部地热勘查开发摆在与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大资金投入和工作力度,部署开展全国深部地热资源勘查。根据北方地区冬季清洁供暖的需要,优先启动北方主要城市深部热储探测,推进地热资源高效开发利用。

    二是实施干热岩资源勘查与试验性开发科技攻坚战。以青海共和盆地为试验区,联合地方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多方协作,研究热源机制,突破干热岩探测、高温硬岩钻探、储层建造、发电等关键技术,力争实现试验性发电,建成中国首个干热岩勘查开发示范工程和研究基地,为中国干热岩商业化、产业化开发积累经验。

    三是搭建地热勘查开发科技创新平台,深化国际合作交流。组织实施地球深部探测计划,打造雄安新区和青海共和地热资源勘查开发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建立地热勘查开发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联合发起国际地热大科学计划。

    中国地热勘探开发利用的第二个春天已经到来。

    干热岩勘探开发燃起来

    编者按:在服务资源、环境及生态等复杂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地质科学本身也将向前发展,形成新的学科或体系。近年来,国际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一种是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将复杂性问题置于环境或生态系统中加以研究,研究对象涵盖生态系统的生命和非生命成分;另一种是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将环境或生态问题置于地质范畴内探讨,突出生命组分影响下的地质客体变化等。本报今天刊俄罗斯学者V. T. 特罗费莫夫阐述生态地质学理论及其应用的文章,以飨读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该文发表在多年前,但仍对思考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地质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地质学拟解决四类问题:一是为人类提供矿产资源;二是为人类的工程活动作地质论证;三是为人类的教育、文化和美学需求提供地质知识;四是为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作地质论证。前三类问题已被地质学家接受,并已取得了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成果。第四类问题的意义和开创性,在20~25年前已被地质学家察觉。解决第四类问题的发展过程,引发了地质学一个新分支的形成,称之为“生态地质学”。

    生态地质学及其对象和主题

      

      图1 岩石圈生态作用的分类

    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新分支,致力于岩石圈上层(包括地下水和气体)的勘查,并将它看作是生态系统的主要非生物组元之一,在生态系统的组织层级(从生物群落直到生态圈)中属高层级组元。用地质学家更为熟悉的术语来说,可把生态地质学的内涵定义为地质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的是岩石圈的生态功能,这些功能的形成规律,以及在自然及人为动因影响下这些功能发生空间和时间变化的规律,它们与生物体、首先是人类的生存和活动息息相关。

    必须指出的是,术语“生态地质学”(ecological geology)不同于“地质生态学”(geoecology)。两者存在原则性区别。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地质生态学”都是一门复合性科学,研究的是地球的所有非生物壳层(圈层),也研究生物体。“地质生态学”包容“生态地质学”,后者仅触及岩石圈一个组成部分,在相同层级上的还有“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等,它们也是地质生态学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生态地质学”的概念内涵由“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概念确定。这个概念于1994年提出,是地质学中一个原理新颖的概念。它的内涵详细解释如下: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对象是地质科学的常规客体:从理论上说,是岩石圈及其所有组成部分;特定地说,是岩石圈的近地表部分,主要是受人为影响的地带。它可被描述为一个多组元的动态系统,包括对生物(biota)的存在和发展产生影响的岩石、地下水和气体。

    生态地质学研究的是:“岩石圈—生物”系统,“受到人为影响的岩石圈—生物区”系统或“岩石圈—工程建设—生物区”系统;生物子系统与非生物子系统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最终是,“死”物质对“活”物质的影响,或广义地说,是岩石圈与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的系统构成,意味着通过考虑岩石圈的人为改变,也把人为影响源纳入了系统之中。

    根据其内涵,所有发生过转换的系统都是生态地质系统。这两种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中存在的是有生命组分还是非生命组分。生物区存在并活动于岩石圈中,或者就在岩石圈表面。据此便可形成“生态地质系统”的定义。生态地质系统是岩石圈的特定部分,是在其内和其上容纳着所有生物区的环境的地质组元。生态地质系统由三个子系统组成:岩石圈(无生命的)、生物区(有生命的)和天然及人为影响源。

    生态地质学的研究主题是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属性)的知识(数据系统)。因此,要考虑“岩石圈—生物区”系统中的功能关系,或“岩石工艺系统—生物区”之间的功能关系。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多种多样,决定和反映着岩石圈(包括产于其中的地下水、油、气、地球物理场和地质作用)对生物区,主要是对人类的重要价值。人类的独特性在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比所有其他生物的影响都大。研究岩石圈不能采用生物生态学、生态地理学和生态土壤学研究框架内的那类途径。

    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理念,意味着对岩石圈的作用要有多方面的考虑,将之视为一个存在着有机生命(各体生物、植物群、动物群和人类)的环境。从生态观点看,岩石圈主要是给生物体提供资源和能量,并通过它的资源及其地质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功能来实现(图1)。这里不考虑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功能中的社会-经济、道德和审美方面,因为它们超出了专业地质知识的范畴,事实上它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生态学的关切。

    在天然及被人为改变的岩石圈与有群体结构的生物物种生物区之间,有着多种多样的关系,可把它们归结成4种功能:一是岩石圈的资源生态功能,它对生物体生存和活动所需的矿物质、有机质、有机-矿物质资源有重要意义;二是岩石圈的地球动力学生态功能,它通过自然和人为的过程和现象,决定着岩石圈对生物区状态和人类生活条件的影响;三是岩石圈的地球化学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化学场(不均一性)对整个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四是岩石圈的地球物理生态功能,它反映着岩石圈的自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不均一性)对生物体(包括人类在内)状况的影响。

    每种功能的内涵、它们的评价标准、信息获取方法和表述方法另有专文论述。

    岩石圈的生态属性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靠具体的生态属性来实现。就“岩石圈的生态属性”这一术语而言,指的是岩石圈的特征属性,即具有特定生态重要性的属性。它取决于其物质成分、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的特性,且与生物体存活的供养、生物体生存和进化条件有机关联。

    有关岩石圈生态属性的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这里力图在岩石圈的资源及其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的生态功能框架内,给这些属性命名(表1)。它可能不是完整的清单,但堪作举例材料。

      表1 岩石圈的生态功能与属性

      

    生态地质情势及其状态

    用术语“生态地质情势(环境)”来表达岩石圈具体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反映作为栖息地的一定岩石圈体积内生物体生存条件的现状或古状态。在一个地块或一个区域范围内,生态地质情势(situation)或许会或许不会因地而变。而且,生态地质情势也会随时间而变,在这种情况下,该情势会随时间从一种状态(state)变换成另一种状态。由于人为工艺因素和灾变性自然过程的发展,这种变换可能进行得很快,从历史观点看,有时就在瞬间。

    必须强调的是,生态地质环境(conditions)或许既取决于所有生态功能同时起作用,也会仅取决于一种生态功能,比如地球动力学功能,它会在瞬间对生物区产生较强烈的影响。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生态地质情势应该说成是“依靠岩石圈地球动力学特征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当地球化学功能在生态地质状况形成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就说它是依靠岩石圈块段的地球化学特色形成的特色生态地质环境。

    “生态地球动力学环境”、“生态地球化学环境”和“生态地球物理环境”等术语,在地质文献中也常常使用。这些术语是对上段文字特指含义的省略表达。另外,当只分析一种生态功能对生物群或人类的影响时,使用这些术语也是对的。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生态地质环境的变化或许是足够快的。人们必须把所研究对象(生态地质系统)的阶段特色称为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state),地质学家则往往将它称为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可以把“生态地质情势(环境)的状态”的实质定义为某种暂时状态,并根据当时岩石圈的一种生态属性特征,或者几种生态属性(功能)的组合把这种状态估计出来。这些生态属性决定着生物体生存的有利度(水平)和或然率。

    生态地质情势的状态要根据岩石圈某些属性的暂时状态评估出来,也要描述出这些属性对活体生物产生影响的特征。根据这种定义,当对岩石圈的生态状态做评价时,就不得不一方面评价岩石圈对活体生物的资源和能源影响,另一方面评价有关活体生物响应这些影响时的特定相互作用信息。在所有的生态系统组织层级上,此类评价准则对生物体都是适用的。

    如上所述,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可以取决于岩石圈的一种属性(功能)或几种属性(功能)的组合。在地球物理功能强烈影响生物群的特殊情况下,可以说:“生态地质环境的状态取决于地球物理功能(属性)”。地质学家常常用术语“岩石圈的生态地球物理状态”来代替上面的表述。而“岩石圈的生态资源状态”、“岩石圈的生态地球化学状态”之类的术语,常被作为同义语使用。

    生态地质学的基本科学问题和实践问题

    生态地质学有5项主要任务:(1)研究岩石圈的生态功能,它们的形成规律,及其在自然和人为作用影响下发展的动力学;(2)从岩石圈生态功能变化的观点出发,针对人为成因的影响,开发评价岩石圈近地表部分稳定性的理论和方法;(3)针对岩石圈近地表地层环境与属性的控制问题,精心研制理论和方法,以保护和改善它们的生态功能;(4)研制工业废弃物利用和选择其最佳(就地质环境而论)埋置地区和层位的理论、方法和途径,以使对区域生态属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5)针对国土、目标客体和大型建筑的工程保护问题,精心研制进行地质论证的理论和方法,以免发生削弱其生态功能的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

    总的来说,生态地质学的应用性问题可以通过下述途径形成:(1)论证生态系统正常运转前提下岩石圈资源的合理利用;(2)确定岩石圈近地表部的人为污染对生物群的影响;(3)针对一些生态系统或整体生态系统生物群的管理,为制定和调整解决方案进行地质论证。

    这种一般性生态-地质课题清单,通过参考早先开列的岩石圈生态功能,还可以更详细地提出来。

    生态地质学的逻辑结构

    根据生态地质学是地质学的一个科学分支,而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它的逻辑结构应该包括地质科学逻辑结构中用于解决生态问题的既定要素,以及“它自己的逻辑基础”。两者的同化不是机械式的,要遵循相当明确的关系,即生态学方法途径的逻辑。“它自己的逻辑基础”是一种逻辑支点,也能够在其它科学的理论、思想和定律中使用。

       

      图2 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全域示意图

      A-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逻辑基础;B-被生态地质学利用的地质学科的逻辑结构(B1-工程地质学;B2-冰川学;B3-水文地质学;B4-地球化学;B5-地球物理学;B6-矿山地质学;B7-新构造学;B8-地震大地构造学;B9-地貌学;B10-地史学与古生物学;B11-火成岩石学与沉积岩石学;B12-矿物学);C-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全域的轮廓线)

     

    对此问题的处理如图2所示。该图说明了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镶嵌特性,就致力于解决生态问题的地质科学,以及这些地质科学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贡献,给出了概念图。不难看出,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冰川学、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学和矿山地质学提供着主要的信息量,以及可用于生态地质学的大部分研究方法。在我们看来,其它地质学科及其逻辑结构可用的较少。以上结论基于一个事实,有关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知识才是生态地质学的基础。

    基于对岩石圈生态功能的上述认识,可以对生态地质学逻辑结构的最重要要素划分出以下几个方面:(1)原理-岩石圈近地表部的结构、空间关系、属性和生态功能,是其地质特征的历史发展及其与自然环境和人为作用圈相互作用的结果;(2)原理-岩石圈的动力学状况(运动速率和特性)和生态功能的组元与变化,皆归因于它们的自然属性,归因于它们与环境(包括人为的工艺成因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和强度;(3)生物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一致性定律;(4)社会发展特征与环境状况间的一致性定律(基本生态定律)。

    正是这些原理和定律形成了生态学的支点,把其它地质学科的基础整合起来,构成了生态地质学自身的那部分逻辑基础。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理论知识体系中的位置

    在生态地质学的结构中,有几个旨在分析所确定的岩石生态功能的科学分支。它们是资源生态科学、生态地球动力学、生态地球化学和生态地球物理学(图3)。

    资源生态科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涉及与维持生物区存续有关的全部问题,按资源利用的观点,其中首要的是通过提供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和地质空间资源维持人类社会存续,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满足人类的需求。研究的焦点不是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储量计算,而是评价其目前消费水平与合理使用的一致性。实质上,岩石圈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问题,应该通过关注高层级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正常运行来解决。地质空间资源也要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评价。很明显,一些地质科学的方法,主要是矿山地质学、水文地质学的方法(对矿产资源),工程地质学和冰川学的方法(对地质空间资源),应该适用于这些研究和调查。另外,这些研究应该由社会来定向,就是说应该与社会经济学紧密关联,在实践中,生态地质学家应该与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及管理机构和设计院所的代表接触。生态地质学这一分支的主要课题是:考虑目前文明发展需要的矿产资源评价,对矿产资源消费的管理建议进行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动力学是一个大领域,包括所有涉及自然和人为地质过程对生物区影响的课题,以及评估生物群栖息地可能灾变和舒适度的课题。后一点仅关切人类社会。这些研究一直采用工程地质学、冰川学、水文地质学和构造地质学的方法来执行,与项目规划者和设计者联系。在该分支框架内执行的主要任务有:针对在工艺活动影响下的地球动力学参数变更,开发评价岩石圈近表部稳定性的方法;为保护生物区和人类社会免受影响其生存及舒适度的(天然和人为)不利和灾变地质过程的危害,对相应工程保护项目进行生态地质论证。

    生态地球化学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天然和人为成因地球化学场对生物区的影响。在生物区内有岩石地球化学、气体地球化学和水地球化学异常。调查课题是:岩石圈的物质(矿物)成分,活动态化合物的迁移问题,元素的非正常浓度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性质问题。地球化学、矿物学、岩石学和水文地质学的方法被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生物区环境的生物医学评估资料具广泛的适用性。实际上,这类研究意味着生态地质学家要与医学专业人员和卫生服务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因为这些异常要用医学-卫生的观点来评价。

    生态地球物理学也是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研究重力、磁、电磁、热和放射性等天然和人为地球物理场对生物区的影响。这些场与背景值的偏差及其对生物区的影响,要借助地球物理学、大地构造学、地震构造学的方法和生物医学的学科资料来研究。与生态地球化学一样,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与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密切联系。要在该分支框架内完成的总体任务有:天然和人为源地球物理场的分析,研制评价其医学-卫生危险的方法和准则(对生物区的影响强度,评价岩石圈对工艺性污染的稳定性)。

    图3示出了生态地质在理论地质知识中的位置。在地质学的结构中包括前5个科学分支已得到承认,无需再予证明。但是,对于后两个分支,即“关于岩石圈生态功能的科学”和“关于地球的工程地质环境的科学”,其纳入地质学的合理性尚存争辩。主要争辩依据是,在科学技术活跃发展的新时代,对于涉及地球和岩石圈问题,需要强调生态理论研究的作用。目前,人为工艺因素对岩石圈外壳的影响程度,已经提高了生态地质学说在地质学中的地位,已经使这个学说可以划分为地学中的独立科学分支,已经把上面所述的后两个分支提升到了与前5个分支相同的水平。

       

      图3 生态地质学的科学分支及其在地质科学体系中的位置

    生态地质学的实用性分支

    图4说明,可以在生态地质学的构成中列出几个实用性子分支。它们是城市、矿床和复垦影响区的生态地质学,以及线状工程、热电站和核电站等影响带的生态地质学。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各类经济活动不仅在项目建设中,而且在其运营和维护时期,都应该提供对岩石圈和生物区生态影响的评估。因此,应调查的面积要比官方土地使用许可的范围更宽更广,只要在其内确定了或造成了工程客体对岩石圈生态属性的影响。

    各种经济活动在对岩石圈影响的强度、深度和性质上是各不相同的。这涉及到岩石圈的矿产资源,地质作用的活跃程度,以及自然和人为成因的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致病区的发展。

      

      图4 供人类社会正常发展和运作的生态地质学的实用分支学科

    很明显,大的城市群、采矿工程(矿山、露天矿场等)、集中在数个盆地和油气田带中的油气产业,都会对岩石圈及其生态功能产生重大的影响。对城市群而言,这种影响取决于特定的高密度城市人口;居住区,交通-通讯,大型工业、燃料和能源企业及联合企业的自营交通,均规模巨大;还取决于城市地下的支撑工程。因此,会观测到以下现象:土壤、岩石圈近地表部和水圈被活性有毒化合物强烈污染;由于热、重、电磁和地震声波等地球物理场变化,发育起致病的地球物理异常;车辆废气导致大片土地的高度重金属污染;地下水动力学和水化学机制改变;地下水储量耗竭。矿场附近岩石圈的生态性变化与下述后果关联:矿产资源枯竭,重力场变化,产生异常的地层压力,地下水动力学参数彻底转变,出现密集的人为污染区,地质环境资源减少。对线性工程而言,不利的生态后果与负面的地质作用活跃有关,与线性的人为污染晕和诱发的异常地球物理场有关。

    在不同种类经济活动影响下发生的岩石圈生态环境特性改变的清单还可能扩展,但上述这些已足以支撑得出结论。每种经济活动都与岩石圈生态属性改变的特定复杂性关联,因此要对它们进行分析,就需要运用地质科学的各类理论和方法。城市群影响着岩石圈的所有生态功能,所以要动用地质科学的整套方法,特别要涵盖图2所示的所有学科的方法。对线性建筑而言,要运用的地质科学和方法清单将取决于研究需要,首先是岩石圈地球动力学、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学功能的研究。在矿床开采方面,研究重点要集中到岩石圈资源功能的所有方面,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异常,以及一组地质作用。 

    生态地质学的任务及其应用

    为及时将地质调查成果服务于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与自然资源管控,进一步精准对接三峡库区地质调查和防灾减灾需求,5月16日,地调局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一行7人,赴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开展业务需求对接,向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提供了三峡库区航空遥感地质调查阶段性成果资料。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相关领导及所属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座谈。

    2017年,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利用多种遥感技术手段,首次获取了三峡库区万州至巫山段库岸145m-175m水位区域(消落带)高精度数字航空遥感数据、倾斜航空摄影数据、船载激光雷达数据、无人机遥感影像和地面调查数据。通过多期次、多角度遥感解译与比对,系统掌握了消落带库岸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变化情况,水库蓄水后新发现的库岸地质灾害、岸坡类型、库岸稳定性变化、消落带地形变化、地质灾害隐患分布点等综合调查数据。调查表明,水库正常蓄水后万州至巫山段消落带共有地质灾害92处,其中滑坡21处,崩塌8处,塌岸63处,岩质岸坡占消落带比重最大,达到55.1%,消落带还包括岩土质岸坡、土质岸坡和人工岸坡等类型。消落带自然岸坡的地表变形模式主要包括冲蚀-剥蚀型、整体滑移型和坍塌型。调查还圈定了重庆中梁山交通隧道分布区落水洞37处、各类岩溶塌陷坑120处。

    双方围绕三峡库区航空遥感地质调查成果如何更好服务于重庆市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城市地质调查、区域地质灾害精细化调查以及监测预警等工作进行了交流,在推动共建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大数据平台、建设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遥感业务体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双方还实地考察了重庆市渝中区嘉陵新村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

    航空物探遥感中心与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开展...

    2017年6月25日-2017年7月3日,地调局武汉地调中心“武当-桐柏-大别成矿带武当-随枣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二级项目所属“湖北1∶5万十堰幅、吕家河幅、土城幅、薛家村幅区域地质调查子项目”项目组,邀请湖北省地质调查院武当地区区域地质调查专家邓乾忠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矿系变质岩方向周汉文教授,对项目2017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难题进行答疑解惑,并进行野外现场指导。

    该子项目目标任务之一是以现代沉积学及造山带理论为指导,系统建立调查区内地层系统,准确划分填图区内地质单元,特别是新元古代青白口系武当群的地层序列(含岩石组成、形成时代、变质变形作用及期次、空间展布规律等)。在一周的时间内,邓乾忠教授带领项目成员参观考察了邻区青峰镇学堂坪武当群杨坪组剖面、郧县碾盘沟双台剖面、郧西县天河口、高庙耀岭河组剖面及其沿途武当群相关地层,详细讲解了武当群内部各地质单元的划分标志、岩性变化及岩石组合,并重点介绍了杨坪组底部厚至巨厚层石英砂岩、杨坪组和双台组顶部含C、P、S层以及耀岭河组底部砾岩层等特殊标志层。周汉文教授向项目组成员讲解了区内主要变质岩的矿物组合、变质作用及变形构造,详细阐述了两者发生的机制和时空演化关系,传授了野外观察测量变形构造的方式方法。两位专家还向项目组成员讲解了变质岩的详细定名规则、描述方法和野外原岩恢复的方法。此外,两位专家对项目组2016年度测制的主干剖面进行了考察,并对早古生代的地层划分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专家对项目组后期工作开展提出了三点建设性意见:在野外填图过程中以岩性组合为填图地质单元开展工作;野外路线地质调查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变形构造期次分析和产状测量以便开展区内构造应力分析;路线地质调查过程中需采集代表性岩石样品以便相邻路线对比连图。

    讲解正变质岩矿物组合鉴定 

    讲解变质变形构造分析 

     
    武汉地调中心邀请区调和变质岩专家开展野外技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