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在万众期待新春佳节来临，期盼与亲人欢聚一堂、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刻，地调局油气调查中心仍有33名干部职工，与各井场280余名工程作业人员一起，奋战在新疆、云南、贵州、湖北等7口油气钻井野外一线现场，战风雪、斗严寒，为祖国的油气事业默默坚守。虽已隆冬，各井场却是如火如荼，干劲十足。

在山林密布、雨雪纷飞的湖北西南部，鄂阳页1井正在进行震旦系陡山沱组直井分段压裂试气，油气调查中心领导、工程首席、处室负责人以及相关工程公司组成8人专家组现场指挥，初步结果显示良好，有望获得最古老页岩气重大突破。与此同时，鄂宜参1井、鄂巴页1井、鄂建业1井3口参数井同时在钻，将获取页岩气、天然气评价参数，评价区带资源潜力，力争钻获工业气流。

在寒风凛冽、气温低达零下二十多度的新疆塔里木盆地，位于新疆且末县的新且参1井现场机器日夜轰鸣，紧张而有序。该井设计井深4000米，现已三开钻进2578米，一旦获得突破，将带动周边近3万平方公里的油气勘探工作，成为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重要的战略接替区，并将极大地推动新疆油气矿权改革工作进程。

在连日阴雨、严寒刺骨的云贵高原，云南绥江县云绥页1井已经连续施工198天，累计钻进3350米，即将达到目的层。贵州紫云县黔紫页1井刚刚开钻10余日，设计井深2700米，工作周期预计5个月，守井人员已经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油气调查工作没有节假日，没有暂停符。2016年油气调查中心牵头实施地质调查工程5个，承担二级项目22项，经费合计52075万元。完成野外地质路线调查5637千米，实测剖面70千米；二维地震采集860.16千米，处理解释6822千米，重磁电测量3732千米，部署43口地质调查井或参数井，累计进尺3.19万米，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

春去冬来，油气调查工作者始终奋战在野外一线，足迹踏遍祖国丛林沼泽、山川大漠。虽然常年忍受酷暑严寒的苦楚、父母妻儿的牵挂，虽然经常遭遇断水停电、道路封锁、蚊虫叮咬的考验，但他们永远坚守在岗位，用勇气、智慧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对油气事业的忠诚与担当。他们也逐渐成长为一支油气尖兵，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他们的战场。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油”开。新的征程已经开启。我们相信，在地调局党组的坚强领导下，在油气调查中心全体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公益性油气调查事业必将遍地开花，更加兴旺、美好!

钻井压裂现场

正在施工的钻井现场

专家在现场跟踪工程情况

长夏炎热，伏暑为最。在这热情似火的八月，中国地质调查局烟台海岸带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烟台中心”）的钻探技术支撑团队正在全国多地如火如荼地开展着为国找矿的地质工作。

在金都招远，高耸的钻塔昂然挺立，超千米深孔钻机正向地球深部探掘；在胶莱盆地，连绵起伏的青山与整齐划一的红色队伍形成鲜明对比；在渤海海域，“海洋地质十七号”调查船正锚定目标沿着蔚蓝海面向海底深处钻进。与此同时，在汾西深处、中原腹地、皖南地区，均活跃着烟台中心钻探工作人员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与大山为伴，与黄土为友，头顶着烈日，脚踩着泥泞，用实际行动投身到国家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

新矿种施工，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

2024年，是烟台中心钻探技术队伍建设发展极不平凡的一年。烟台中心面临着施工人员最多、作业范围最广、钻探任务最重、地层矿种最杂的现实情况。据了解，其工程勘查室年度共承担陆域49个钻孔、海域22个钻孔合计17890米钻探任务，涉及金矿、铝土矿、铀矿、铜矿、铁矿等多类型矿种，分布在5省9个项目13个工作区。面对新领域、新矿种、复杂地层带来的挑战，烟台中心钻探技术团队集智攻关，制定了“一矿种一方案”“一工区一对策”的施工方案，通过优选钻进工艺、优化钻进参数和泥浆配比等措施，有效解决各矿种施工面临问题，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针对山东莱西金矿工作区矿化带部位断层泥较多、孔内严重漏失问题，技术团队两次实施水泥封堵，成功穿过漏失破碎层，有效改善孔内漏失情况。针对招远滕家矿区断裂带地层水敏性强、破碎易漏失问题，技术团队充分总结以往经验，对照已有岩心资料，确定地层漏失位置，提前调整冲洗液降失水性能，顺利穿过构造断裂带。针对山西汾西铝土矿工作区地层破碎漏失严重、供水困难的情况，技术团队创新引入空气泡沫冲洗液工艺，在合理处理地层漏失问题的同时有效缓解了工作区供水难题。针对河南驻马店铀矿工作区地层松散易坍塌情况，技术团队邀请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专家实地指导论证，探索应用双聚防塌冲洗液，采用全孔提钻取芯工艺，进一步增强孔内稳定性，保证了岩心采取率。针对首次独立承担海域钻探任务且海况、地层不熟悉的实际，技术团队积极收集国家海洋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等单位以往调查成果，聘请经验丰富技术人员参与指导，利用海上作业“窗口期”加紧施工，目前已实现自主海钻能力“破百”。

通过一系列方法举措，技术团队有效处置各工作区施工问题，使得效率明显提升：山西汾西工作区单孔施工周期压缩一半，台月实进尺达到650米/台月，较首月提升50%；山东招远工作区施工的1600米钻孔于6月底顺利终孔，全孔台月效率达661.1米/台月，创历史新高，1900米钻孔首月台月效率达795米/台月，再创中心台月效率纪录。经过不断地实践锻炼、复盘总结，技术团队逐步掌握了在漏失、松散、破碎等不同工况条件下的应对措施，实现了浅海地质勘探“百米”的突破，丰富了多矿种施工的专业技术储备，打开了烟台中心钻探事业发展新局面。

新矿区作业，激发任务保障新效能

作为一支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调查队伍，烟台中心坚持将“支部建在项目上”，尤其对于钻探这个对组织指挥要求高、安全风险考验大的工种，队伍开进到哪里，党的建设、条件保障、安全管理等一系列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

在队伍建设上，为积极响应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局系统提供钻探技术支撑，同时解决“工勤人员有活干”的掣肘问题，烟台中心党委积极谋划钻探队伍发展，统筹全中心钻探专业资源，充分发挥集团作战优势，组建130余人钻探大队，在人才、技术、装备等方面予以倾斜，为年度钻进能力突破2万米提供保障。

在任务引领上，结合今年钻探工作任务重、人员多、分布广、骨干力量少的实际，烟台中心工程勘查室积极探索“1个党总支+7个机台临时党支部”的施工期组织架构，坚持将各项工作一同纳入支部议事日程，通盘考虑、全面推进，切实发挥“把方向、统大局”“议中心、谋发展”“解难题、保稳定”的组织优势，为全年任务顺利开展提供支撑、引领及保障。

在作业模式上，烟台中心合理分析研判工作区作业难题，及时优化调整作业模式，针对山西汾西工作区钻孔数量多、孔深浅、地形复杂的特点，按照“优化班组配置、调整作业时间”的思路，将机台一分为二，采用“履带式+便携式”两个钻机联合作业，实行“长白班”制，有效规避夜间复杂条件行车风险，同时提高了施工效率和机台搬迁效率。

在保障方式上，烟台中心针对新矿区情况不熟悉、关系协调难、用电保障难的实际问题，由科室主要负责人带队走访驻地自然资源部门、镇政府、村委会、供电所等，在青苗赔偿、土地占用、用电账户开设、变压器协调等方面达成共识，为任务开展奠定基础；结合各矿区任务实际，区分深孔、中深孔、浅孔等不同情况，针对性进行设备选型、管材复新、维修保养等工作，确保“因症施策”“对症下药”；在物资采购、材料供应、装备运输跨省保障难的情况下，探索实施“固定招标+框架协议+定点比价”的采购方式和“定点物流+自有车辆”的运输方式，确保采购公开透明、物资及时供应、装备安全运输，为高效开展施工任务提供支撑。

在安全管理上，烟台中心针对每个矿区不同实际，科学制定野外矿区日常管理规定，完善安全风险隐患清单，从优化住宿区选址、调整用车时段、合理安排作息、加强安全检查和应急演练等方面入手，强化各级安全管理责任，督促施工人员持续用好安全管理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钻探机台操作全过程。这些措施使得一线施工人员安全意识不断增强，现场安全作业环境得到改善，野外施工安全管理水平有效提升。

新技术赋能，催生找矿突破新动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全力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烟台中心今年新购了多台钻探装备及配套设施，F1000D便携式全液压钻机便是其中1台。前不久，钻探技术团队采用该钻机高效施工完成了352米的岩心钻孔。

在山东栖霞台前-西陡崖工作区的交接班会上刚上完大夜班的记录员兴奋地汇报着工作情况：“机长，当日进尺115.8米，当班进尺37.8米，我们又破纪录了！”据悉，该钻孔施工地层主要为黑云斜长角闪片麻岩，设计倾角75度，全孔历时5天，台月效率高达1981.1米/台月，单日和单班（8小时）进尺屡创新高，三项指标均突破烟台中心历史纪录。该钻孔的高效施工，体现了烟台中心在钻探技术力量和装备体系建设方面的显著成果。

除了新设备的投入使用，新工艺、新材料的运用对钻探施工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今年以来，钻探技术团队从现场作业需求入手，积极推进钻探行业前沿科技设备工艺的引入及研发，探索运用空气泡沫冲洗液、双聚冲洗液、成膜泥浆、变频离心机、海域升沉补偿钻机等多项技术措施，成功申报“一种钻杆内壁泥皮泥饼清除装置”“一种高速水接头多功能提篮”2项发明专利和2项针对设备改进、工具研发的实用新型专利，团队建设正实现由“传统施工”向“科研+生产”的模式迈进，为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新质生产力。

与此同时，烟台中心正依托近年来在全国多地开展岩心钻、工程钻、水文钻、海钻的经验成果和技术力量，联合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等多家行业单位积极申报海陆一体化钻探工程技术烟台市工程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主要以海域地质钻探为核心、深部岩心钻探为重点、水文钻探和矿山救援钻探为突破，构建较为系统的海陆一体化钻探工程技术方法体系，为全力支撑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供重要保障。

“全力服务”做贡献，鲜花掌声送模范。

3月28日，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毫无悬念地被评为“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

“‘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是成都综合所在新形势下向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转型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所‘全力服务于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全力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成都综合所所长、党委书记胡泽松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项目组在乌蒙山扶贫开发区黔西北毕节威宁县哲觉镇一带新发现1处超大型、1处大型新类型沉积型稀土矿床。此次找矿取得的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我国稀土矿成矿规律研究领域和找矿空间，为我国打造又一个新的稀土勘查开发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动乌蒙山地区扶贫攻坚，以及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成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项目也是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能源资源基地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地质环境“三位一体”调查评价的一次新实践。

一系列成果的取得绝非偶然。对于成都综合所及其项目团队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艰巨的考验，更是一次利用传统优势技术支撑服务新型地质调查工作的严格检验……

强强联合 共克时艰

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覆盖国家重点扶贫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和六盘水市。该地区“三稀”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上二叠统宣威组底部，发现有大量富含稀土的粘土岩建造。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

事实上，毕节威宁-赫章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由来已久，但针对“三稀”矿产的调查研究并不多。解放前，丁文江、刘之远、黄懿、罗绳武等人对区内的地层及煤、汞等矿产资源层曾做过概略调研。而该地区系统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则始于1960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对这一地区开展过众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但是主要针对铜、铅锌、锰矿等。自1997年开始，地质工作者陆续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二叠系宣威组底部存在一套富稀土粘土岩，但稀土的赋存状态、成矿模式、成因类型、可利用性等问题均未查明，加之成矿规律不清，找矿迟迟未取得突破。近年来，贵州省地矿局、贵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瞄准“三稀”资源，对含稀土的磷块岩、铝土岩矿床、磷矿床伴生的“三稀”元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真正意义上深入推进该区域“三稀”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还要从成都综合所和贵州省地矿局的合作说起。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成都综合所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幸运地立项并取得重大突破，既与他们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平日的留心积累有很大关系。当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三位一体”调查评价体系、支撑服务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时，成都综合所就开始了筹划谋局，试图在这方面闯出一条新路。经过资料综合分析，他们了解到当地的稀土矿线索，并深入分析了难以开发利用的“症结”。

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明确要求，地方脱贫攻坚战的迫切需求，加上自身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技术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使成都综合所上下很快达成了共识，举全所之力，主攻贵州毕节地区稀土矿。

说干就干，时不我待。2017年1月10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开展了一次座谈。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即以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为平台，重点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调查、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等工作；通过大型能源资源基地综合调查，查明资源现状、资源潜力、矿石可利用性，摸清区域地质环境特征和承载力，共同建立资源基地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体系，为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服务。同年2月28日，成都综合所召开会议启动“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建设工作，明确了为贵州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基础服务的目标。紧接着，3月7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在成都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为引领，围绕“区调、矿调、环调”地质调查评价、能源资源经济性评价工作、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结合精准扶贫行动，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地质科技成果集成与转化。

随后，“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工作部署，成都综合所按照“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思路，特别成立了项目联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编制了“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整合双方资源、技术、业务优势，共同推进基地建设，以服务地方需求实现服务国家需求的目标，有效创新地质调查工作模式。在服务国家能源资源保障战略的同时，助推乌蒙山毕节地区脱贫攻坚。

科技创新 迎难而上

开弓没有回头箭。

正当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技术人员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威宁、赫章两县沉积型稀土矿尚处于勘查开发的起步阶段。根据沉积型稀土的赋存状态来看，矿体多出露于地表，开采地质条件较好。含矿层段在威宁及赫章地区分布广泛，资源潜力巨大。但是2018年以前，整个黔西北地区沉积型稀土矿的成矿规律、稀土赋存状态及可利用性均未查明，选冶工艺也未曾取得进展。一度有分析认为，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业内权威专家对此也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认为，在此地区根本找不到大矿；有人则认为，即便是侥幸找到了矿，也很难“拿”出来。

成都综合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层层传导，最后落到了项目组全体人员身上。个中滋味，也只有亲历过的人体会最深刻——

谈起该项目，项目团队成员惠博博士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工作至今啃得最难的一块骨头！为了有效富集回收该地区稀土资源，项目组成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其实，从1997年开始，黔西北沉积型稀土就不断受到关注，但是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矿石赋存状态研究及选冶工艺突破。“贵州沉积型稀土原矿中稀土氧化物(REO)含量最高时可达1.6%，平均约0.15%。但是，由于无独立的稀土矿物，采用常规的物理选矿方法无法实现稀土的富集回收。”惠博解释说。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惠博与项目组其他成员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准备。项目开展之初，他们主要采用常规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处理，但是许多问题都没有说透。

“这不是一类传统的矿石，在对这一类矿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拿出客观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它是否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惠博说，对于该项目的科研攻关，成都综合所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两次开动员会，要求技术人员每月向项目负责人、科技处负责人及所长汇报进展情况。

可是，纵使技术人员使尽浑身解数，倔强的石头依旧不为所动。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无数次试验都无功而返，研究进展依旧未能达到预期。难道真如前人所说“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此时，成都综合所内上下压力倍增。

专家组与科研人员研讨钻孔岩芯中稀土含矿层的垂向演化趋势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终于，大家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查，项目组确定了两个重点攻关方向：一是在工作手段上采取多学科联合的方式，即工艺矿物学、地质学、冶金学联合攻关。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常规手段没有得出结果的情况下，引入一些假设性的试验。

首先是工艺矿物学先行。惠博介绍说，这就如同我们在医院看病一般，需要先问诊（即取样），查明病因（即查明矿石成因）。在这个过程中，工艺矿物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选用了关于物质和结构分析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手段，例如化学分析里的荧光、XRD分析、电子探针等，并利用国际先进的矿物分析试验设备将矿石的基本性质从里到外、从粗到细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还与其他类型矿石进行类比分析。在以往的试验中，我们主要采用10倍、20倍的显微镜，但是在该矿石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甚至采用了近千倍的显微镜，以及做材料的技术手段，终于查清了矿石中各元素的赋存状态。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开始开展选矿研究，却无功而返。冶金技术随后及时跟进，开展了浸出试验，验证理论上的赋存形式。通过试验，对大家通过仪器观察的现象进行了定量化的佐证。综合比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整个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做得更深入、科研链条也更长，基本上做到了类似产品的级别。”惠博说。

而此次项目能够取得重要成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多学科联合攻关。这要归功于成都综合所的优势业务领域之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成都综合所拥有一支涵盖地质找矿、资源综合利用、综合评价等专业层次布局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成都综合所在一矿变多矿、贫矿变富矿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呆滞的、我们认为可能在技术上或者经济上不过关的资源，所里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也成为这次试验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泽松说。

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胡泽松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轻易否定研究对象，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储量大国，不但储量丰富，且还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及矿点分布合理等优势，全国稀土资源总量的98%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区，形成北、南、东、西的分布格局，并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但是，该项目发现的稀土类型完全不同于这两种状态，也区别于深海稀土，在标准上并没有可借鉴性。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项目组最终确定黔西北地区的稀土矿床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发生于二叠纪末的巨量岩浆活动是华南陆块演化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地质事件，导致了扬子克拉通西部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在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常伴随有区域岩石圈地壳的大规模抬升和地表岩石的去顶剥蚀。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主要岩性为玄武岩和层状-似层状火山碎屑岩，且构成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主体的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富含铁族、高场强元素和稀土元素。在晚二叠世温润潮湿的古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海侵、海退作用下，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便易于发生强烈的风化、蚀变和剥蚀作用，经进一步搬运、沉积、富集便形成了黔西北地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

同时，项目在开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绿色高效的“预处理-选择性浸出”冶金新工艺。试验结果表明，稀土元素浸出率高于85%，同时铝、铁、钛和硅等主要杂质浸出率均小于5%。此工艺流程短、选择性强，绿色高效，对推动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推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设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近8个月的科研攻关，沉睡的稀土宝藏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三大突破 意义深远

2019年3月28日，在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被评为该所“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对于贵州毕节-六盘水团队来说，这项荣誉实至名归。

首先，他们取得了沉积型稀土矿产的重大找矿突破。该团队在对稀土含矿层精细的岩相古地理、沉积微相和稀土沉积成矿要素研究基础上，锁定富稀土层的岩相类型，建立成矿模式，通过矿产检查，于毕节市威宁县麻乍镇新发现超大型稀土矿1处，于威宁县哲觉镇新发现大型稀土矿1处。

其次，攻克了新类型稀土矿产综合利用的技术瓶颈。通过系统工艺矿物学研究，首次查明了该稀土赋存于以高岭石（83%以上）为主的粘土岩中，无独立稀土矿物，成因类型属“沉积型”，工业类型为类质同象离子吸附型。该类型稀土的粒度极细，选冶难度极大，团队中青年优秀骨干进行了四阶段的选冶试验攻坚，最终创新性研发出针对此类型稀土矿的“预焙烧处理-选择性酸浸”工艺流程，使得该类型稀土的综合回收率超过85%，攻克了选冶难题。

第三，创新了能源资源基地技术经济评价及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通过对威宁重点工作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组结合已有资料的二次开发和整理，对威宁、赫章地区地表水、地下水、地壳稳定性、植被覆盖率、土壤环境、空气质量、石漠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总结，编制各类环境图件15张，提出了下一步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同时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以黔西北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岩溶地区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对接需求 精准扶贫

2018年12月1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一行来到贵州省毕节市。与以往不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前期形成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进行移交。

本次移交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是依托于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实施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形成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能源资源基地威宁-赫章地区勘查开发布局建议书（2018）》（以下简称《建议书》）1份，附图图册1套（包含相关附图31份）。《建议书》对毕节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接毕节市政府需求，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工作，成都综合所还表示，将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协助毕节市建立“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基地”，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两周后，毕节市政府发来信函，对于成都综合所移交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毕节开展的地质找矿工作高度认可。信函中写道：

“《建议书》对我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特别针对两县广泛分布、资源潜力巨大的沉积型稀土矿产进行了论述，提供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超大型稀土矿1处，大型稀土矿1处；研发的沉积型稀土综合利用技术原型，将浸出率从5%～20%提高到85%以上，为我市对该类型稀土矿产的采选及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建议书》及附图图册内容丰富，涵盖了我市威宁、赫章两县优势矿产资源潜力、综合利用潜力、地质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等方面，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对我市绿色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为我市打造‘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这封信函不仅是对项目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工作的鼓励与肯定。

精准脱贫不仅是地质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政治担当。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乌蒙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安排了项目，重点开展能源资源调查、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工环地质调查等工作。这些项目，均瞄准了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解决急需问题，有的发现了新的矿产地，有的查清了地质环境情况，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贵州乌蒙山片区是整个乌蒙山片区中的重点贫困片区，贫困面广量大，贫困程度深，脱贫形势十分严峻。“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提出，毕节威宁地区应从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基地向沉积型稀土、沉积型锂矿、铅锌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基地转变的发展新思路，对于有效服务地区绿色勘查开发、助力乌蒙山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尾 声

采访中，除了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严谨求真的钻研精神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记者询问惠博技术攻关后的心情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如释重负。回望项目整体开展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成果，但是团队成员却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第一时间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是不能草率下结论；二是研究工作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确，成功往往都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地质调查工作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像他们一样锲而不舍、严谨务实。

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有新定位，即“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相信，在新的征程中成都综合所人将飞得更高、行得更远！

4月19日下午，由地调局实物资料中心与燕郊高新区管委会共同举办的小学生地学科普知识竞赛取得圆满成功。经过层层选拔，来自燕郊高新区26所小学的72名小选手获得入围资格，参加此次现场竞赛，比赛最终决出一等奖1组，二等奖4组，三等奖7组。

此次小学生地学科普知识竞赛是实物资料中心第48个地球日重要活动之一，作为实物资料中心着力打造的科普品牌，地学知识竞赛旨在向青少年们普及地学知识、传播地球科学思想，给科学插上创新与普及的翅膀，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地质调查工作的意义、感受地质学科魅力，培养青少年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鼓励他们成为“保护地球的小主人”。本次竞赛呈现四大特色：

协同合作，首次与燕郊高新区教育部门合作。本次活动得到燕郊高新区管委会的大力支持，双方通力合作、精心策划，措施到位，从参赛单位、人员设定到竞赛程序、规则、奖项设立，每个细节都一一确定。实物资料中心此次与教育部门合作，创新了活动形式，联合了多方资源、力量做科普，扩大了本次世界地球日活动影响范围，反响热烈。

参与广泛，燕郊高新区26个小学积极报名、踊跃参加。为更好地普及地学知识，扩大活动影响范围，实物资料中心先给全区的26个小学的学生发放了地球日科普知识竞赛答卷，近40000名小学生参与了答题，学生们或查阅资料找答案，或向老师询问，在完成答题的同时也汲取了更多课外知识。在知识竞赛现场，来自26个小学的24组小选手也表现出色，充分展现出各自学校风采。科普答卷的派发和知识竞赛的举办反响热烈，得到家长和学校的支持，也充分体现实物资料中心十余年来为全社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所受到的肯定。

寓教于乐，提升青少年对地球科学的感性认知。本次知识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部分，以抢答的方式进行，充分调动了小学生们活动积极性和了解地学知识的积极性。比赛竞争激烈、如火如荼，中小学生们拼尽全力争取答题机会，每答完一题，主持人也会做出答案的详细解释并做出相关知识延伸。热烈而轻松的活动氛围，严谨详实的科学解释，让孩子们在愉悦中学到更多地学知识。

知识全面，围绕地球科学知识和地质学科常识制定题目。相关专家亲自把关，保证题目不出纰漏。比赛题目涉及地球科学、矿物学、岩石学、地质年代、地质作用、构造运动、地球资源、地球环境等专业的基础知识以及地质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各个方面，知识点覆盖面广、深入浅出，给孩子们提供了了解地学知识的多个角度，丰富了他们的知识储备。

燕郊高新区社会发展局、燕郊学区中心、实物资料中心相关领导和实物资料中心同志也到场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

知识竞赛如火如荼 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在场嘉宾领导与获胜选手合影留念

科学普及并不局限于老掉牙的科学常识，好的科普作品更要反映最新的科研进展。而介绍最新进展、最新成果的科普作品，非原创不可。

作者（前排左五）带领河北兴隆县六道河中学的学生野外体验剖面测量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讲话，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我国科学普及事业的重视。

近几年，国土资源系统在地学科普领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打造了200余家国家地质公园（其中33家被列为世界地质公园），建设了一批地质场馆和100余家地学科普基地，创办了多个致力于国土资源系统科普的杂志和网络平台，培养了一批科普团队和科普人员，出版了上百种地学科普读物。国土资源部还组织进行了优秀地学科普图书评选等活动。很多地质公园和科普基地，结合各自的特点，联合社会各界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科普活动。

可以说，地学科普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然而，繁荣的背后，仍然隐藏着一些问题。

首先，一线科研人员没有动力进行地学科普。真正从事地学科普的一线科研人员少之又少，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

近几年来，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在从事地学科普工作的过程中，目睹了基层中小学校师生、户外旅游爱好者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于地学科普的热情和渴望。而事实上，绝大部分参与研学活动的是高校地学专业的本科生或研究生，鲜有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或指导。这种情况与目前科研人员的评价体系和考核政策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都在大声疾呼加强科普；另一方面，科普工作并未真正纳入到地学科研或生产单位的考核与评价体系中，科普成了良心活。正因为如此，许多单位的科普活动都是重形式、轻内容，重场馆建设、轻人才队伍的培养。

其次，缺少原创科普内容。科学普及并不局限于老掉牙的科学常识，好的科普作品更要反映最新的科研进展。而介绍最新进展、最新成果的科普组品，非原创不可。

由于缺少一线科研人员的参与，原创的地学科普作品奇缺。很多科普读物或是直接翻译西方的科普著作，或是东拼西凑而来。知识陈旧，甚至将错就错、以讹传讹的现象屡见不鲜。打着科普的旗号，侵犯知识产权的事件时有发生。

再次，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仍然缺少向大众主动进行科普的意识。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家的天职，向公众普及最新的科学知识，同样是科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科研人员认为科普不是科学家的份内之事，科普意识淡薄。

鉴于此，笔者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决目前我国地学科普存在的问题：

一是尽快制定符合国土资源系统特点的科普机制。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明确，“十三五”时期每项地质调查计划、每项工程和每个具体的项目都要有明确的科普目标，项目成果中要包含科普内容，积极向公众宣传地质科技创新成果，增强公众对地质调查工作的认知程度，提升地质科技创新可持续能力。如果再配合明确的考核、晋升和奖惩机制，地学科普工作定会迅速发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避免运动式的科普活动，不要搞形式主义。

二是从政策和宣传层面，努力在科研人员中营造积极传播科普知识的氛围，使好的科普作品与好的科研论文一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在西方发达国家，向公众进行科普已被视为一线科研人员的天职，越是精通自己本专业领域的大科学家，越重视对公众的科普工作。国土资源部优秀科普图书评选等活动要坚持进行，对于侵犯知识产权、东拼西凑的劣质科普作品要建立必要的曝光制度。

三是讲好地球的故事，可以从方方面面进行。大到板块构造、海陆变迁，小到一砂一石的形成，只要认真总结，都有故事可讲。但在实际中，许多人主观上想从事地学科普，但是缺少经验，总觉得无从下手。因此，建议负责科普的管理部门和地学科普机构可以组织青年地学专业人员进行针对性的科普创作培训。如地球的诞生、原始生命的形成、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恐龙称霸全球又突然灭绝、地下宝藏、喜马拉雅山的崛起、火山的形成、地震的发生等等，地球科学所有领域的知识几乎都是公众关注的热点，有足够多的地球故事可讲。

四是在已有的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中，择优挑选若干科普先进单位，进行重点扶持，从多学科、多种技术手段上进行地学科普试点，建设一批真正的优秀科普基地。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