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黑的脸庞轮廓清晰，一双眼睛充满神采。说起话来语速稍快、思维流畅，干练又不失活泼。眼前的这位小伙是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的张志，一个敢干敢拼、浑身充满钻劲儿、韧劲儿的硬汉。凭借出色的工作业绩，获得单位2023年先进工作者称号。

作为成都地调中心第四代青藏地质人的代表，张志已扎根青藏高原十四年，并习惯与各类硬撅撅的矿石、岩心以及成摞的总结报告、图集打交道。

张志曾在扎西康整装勘查区一干就是七年。扎西康地处藏南喜马拉雅极高山亚区，海拔在4000～5600米，切割强烈，相对高差多在1000米以上，矿产资源极其丰富，是西藏7大国家级整装勘查区之一。巨大的资源前景，为地质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但高寒缺氧的环境，也为项目组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挑战。前些年交通问题比较突出，很多地方汽车无法到达。项目人员经常靠双腿走几个小时到达工作地点，完工后还要再走几个小时返回接车点。张志和同事们经常面临行走困难、气喘胸闷、夜晚常常被憋醒等问题。“这些并不算什么。”张志坦言。最让他头疼的是工作区大部分为浅变质岩及花岗岩质岩石分布区域，山体经物理风化成无数的碎片，在山坡一角抬眼望去，满眼的碎石，“一天天的，眼都看花了，看出幻觉了，也很难找到有用的矿化线索，说没起过放弃的念头是假的”。匍匐在海拔5000多米的山脊上日复一日地寻找矿藏，这样的工作张志不仅没放弃，还和同事一干就是七年。

如果说野外找矿更多的是考验心志，写报告考验的则是心智。2018年，张志带着博士卿成实及硕士研究生卢柳，加班加点苦干一个多月，完成扎西康核实报告和桑日则详查报告。2021年，为了进一步将扎西康十余年的勘查成果总结清楚，张志带着卿成实博士及李应栩博士，迎难而上、一鼓作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300余份地质图、13余万字的成果报告，并顺利通过评审。

十四年来，张志先后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题等国家级科研项目4项，地质调查二级项目2项，市场项目6项，其它项目3项。主持项目勘查评价大型锡多金属矿1个，大型铅锌矿1个，主持中型金矿勘查评价1个，参与超大型－大型铜矿勘查评价4个。获得自然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1次，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十大进展1次，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进展1次，中国地质科学院十大科技进展2次。

“我没有比别人更聪明、更能干，只是愿意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张志反复强调。他本科学经济，在证券公司入职一年，后来转入矿产专业，用6年时间攻读硕士、博士。用他的话说就是走过弯路、浪费过时间，所以更要把时间都用在工作中。

“回望这十四年，从学生到项目秘书再到项目负责人，我觉得体会最深也是最受用的就是，时刻警醒自己，无论多大困难，都要坚持下去”，张志如是说，眼神质朴而坚定。

2021年错那洞野外 

2021年错那洞野外营地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辽宁省委、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统一部署，将做好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上下同心、人人参与、联防联控，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沈阳地调中心党委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党政主要负责人坚持靠前指挥、亲自部署。1月21日，成立了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启动疫情防控工作，并于当日制定了《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情况报告表》，对全体职工的假期安排进行详细统计。1月26日，党政主要负责人发布了《给沈阳地调中心中心全体同事的一封信》，对疫情防控提出了倡议。2月2日，领导小组召开“学习强国”视频会议，对疫情防控进行了详细研究和部署，随后多次召开视频会议及时跟进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先后出台了《关于春节假期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安排的通知》《关于春节假期后进一步加强中心外地返沈职工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安排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补充通知》《关于积极配合属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落实分区分级要求精准防控新冠疫情的通知》，对疫情防控工作做出具体的安排。2月2日，中心党委发出了《关于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积极主动作为有效发挥作用通知》，积极推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切实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各党支部、各部门积极响应，吹响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冲锋号。

党委办公室在党建微信公众号开辟“战疫情”板块，第一时间传达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党中央、国务院、辽宁省、沈阳市有关疫情防控的各项要求，传达中心关于疫情防控的具体部署。同时，加强舆论监控和正面引导，号召全体职工科学理性关注疫情，不信谣、不传谣，发现不当言论及时制止。广泛征求全体职工对疫情防控的意见和建议，提交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研究并制定相应的措施，满足职工需求。此外，根据辽宁省直机关工委要求及时总结并上报疫情防控工作情况。

办公室制定了《疫情防控人员分类台账》，每日统计全体职工、返聘人员的出行、健康和上班情况，并及时向地调局上报。制定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突发病例应急预案》，对处理突发情况、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做出了详细预案。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值班防控措施》，对正式上班之前的值班值守工作作出明确安排。

后勤保障任务最重的后勤服务党支部，始终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党员干部几乎天天奋战在防控第一线，主动靠前，亲自检查督导来访人员体温测量登记及办公场所清洁消毒工作。他们牺牲春节假期与家人团聚的时间，积极联系，多方协调为职工筹措口罩、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资，有效缓解防疫物资不足的局面。同时，为了帮扶关爱职工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家属，配发了防疫紧缺物资，妥善解决了职工后顾之忧。此外，食堂制定了《疫情期间食堂就餐管理规定》，对工作期间就餐作出了明确安排，确保上班后各项保障和防控措施的完备。同时，党员干部带头加班加点，对职工食堂内部环境及用具进行消毒，购置一次性餐盒，解决上班后集中就餐的安全隐患。

此外，人事教育处对党员干部在预防疫情斗争中履职尽责、发挥作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和识别，对全体离退休人员开展了教育、服务和舆情引导工作，并及时掌握离退休职工健康状况。监察审计处制定了《关于疫情防控工作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方案》，对各部门和党员干部履职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督促各部门和党员干部切实履行职责，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保障。地质信息室制定了《疫期网络办公指南》，安排专人进行系统维护和技术支持，保障网络办公系统正常运行。其他部门和党支部同样立足本职工作，为疫情防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坚决做好当前防控疫情工作的同时，沈阳地调中心坚持“两手抓、两不误”，及时传达贯彻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各项工作要求，结合中心实际谋划并做好主责主业工作，提出并下发了2月份的17项重点工作任务。针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实际情况，充分运用“学习强国”、公文办公系统、地质云等网络平台召开会议布置工作和处理各项业务，做好相关预研究工作，做到队伍稳定、工作连续、运转高效，确保了中心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并顺利推进。

疫情防控已经进入决胜阶段，沈阳地调中心党委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批示和重要讲话精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领导小组利用“学习强国”召开视频会议

后勤保障

微信公众号设立“战疫情”板块

在西昆仑火烧云铅锌矿考察

2014年9月入疆以来，三年的光阴，他们不曾辜负每一个日出日落。他们用忠诚与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新疆稳定发展出力，用大爱和激情写下精彩人生篇章，交上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夏初的北京，气温已迅速升到38摄氏度左右，而在西北边陲新疆乌鲁木齐，5月初刚飘过一场大雪。

跨越千山万水而来，面对着气候不同、工作压力大、与家人长时间分别等种种的困难，国土资源系统第八批援疆干部始终牢记重托、克服种种困难，在各自的岗位上大展身手，砥砺前行。

从地质勘查到应急救援，从项目对接到改革探索……2014年9月入疆以来，三年的光阴，他们不曾辜负每一个日出日落。他们用忠诚与责任为党和国家分忧、为新疆稳定发展出力，用大爱和激情写下精彩人生篇章，交上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答卷。

肩负使命而来，他们是新疆最需要的人才

2008年7月，国土资源部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签订了《合作开展新疆公益性地质调查和重要矿产勘查协议》，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阿尔金山三大山系展开地质找矿工作，自治区提出的目标是3年要有好的眉目、5年要出鼓舞人心的成果、8年要有令国人为之振奋的重大成效，因此这一合作也被称为“358”。2014年正是“358”开展的第七年，能否打好收官之战，第八批援疆干部身上的担子不言而喻，这也是援疆干部派出人数最多的一批。

来自国土资源部矿产开发管理司的朱振芳在矿政管理方面经验丰富，担任新疆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来自国土资源部矿产储量中心的高利民在援疆之前，曾多次到新疆参加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审读等工作，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土资源局担任副局长后，分管的正是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储量管理、地质勘查、地质环境治理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覃家海曾多次赴新疆参与野外安全应急救援，不仅了解这里，对野外地质安全工作更有着深刻见解；而来自西安地质调查中心的年轻博士王立社，项目管理和科研能力都出类拔萃……他们的到来，对新疆地质工作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在这批援疆干部中，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田彦军被安排到基层，担任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区委常委之始，他就有了一个重要的使命——帮助申建综合保税区。原来早从2009年起，乌鲁木齐市多次向国务院申建、选址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的综合保税区，却一直没有获批。最关键的问题卡在土地上，综合保税区的用地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管辖范围，既涉及兵地合作的规划调整，还需要占用其中的农田、林地。既要保证耕地红线不突破，又不能耽误综合保税区建设，当地一直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田彦军的到来，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伊宁市作为全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工作试点县（市、区）之一，也是自治区唯一的试点县（市、区），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的李滋鑫挂职这里，全力推进改革工作。

离开温暖的家，远赴新疆，援疆干部们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等角色所应尽的责任。自从援疆以后，朱振芳的妻子在家看天气预报时会格外留意新疆的天气，而且会经常看新疆卫视。而这份沉甸甸的牵挂，也是激励他们奉献新疆的动力之一。

“只有长期扎根新疆，才能真正了解新疆，学会‘说新疆话’。”

三年挂职即将结束，按惯例每位援疆干部都会写一份三年工作总结，朱振芳开玩笑说：“要是放开了写，这份总结我能写15万字。”

上任伊始，短暂的过渡期后，援疆干部迅速进入角色。“新疆的干部群众都太不容易了。”对此，大家异口同声。他们不仅要承担高强度的日常工作，还承担许多具有“新疆特色”的工作，比如各单位三分之一人员住村开展“访惠聚”工作，还有常态化的反恐维稳、任务艰巨的精准扶贫等。而令援疆干部钦佩的是，广大新疆干部群众勇于接受挑战，坚守岗位，这也激励着每一名援疆干部从大局出发，迎难而上。

朱振芳从协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入手，首先着手解决三塘湖五个煤炭探矿权问题，经过多轮协调，终于在2015年2月初使各方达成一致，三年多没有进展的难题被破解。同时，也对新疆历史上重点项目压矿的遗留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和方法，积极推动油气勘查开发体制改革、新疆煤层气勘查开发、新疆“358”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成果总结和新“358”行动计划等各项工作。

新疆具有明显的矿产资源优势，矿业却是兵团经济发展的短板，高利民认真研究政策、分析形势、厘清思路，为兵团的矿业发展描绘出新蓝图。同时发挥桥梁作用和专业优势，促成国土资源部地勘司为兵团专门组织召开了“促进兵团矿产勘查工作协调会”，争取地质灾害治理项目……在推动和落实兵团辖区农业地质、城市地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方面取得新进展。

在新疆地矿局，覃家海三年来主要工作职责是协助做好地质勘查和安全生产工作。为了协调落实地质调查项目，他会同新疆国土资源厅、地矿局主要领导，多次向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汇报，推动自治区新一轮地质勘查工作。2014～2016年，新疆地矿局承担各类地质勘查项目1212个，总经费40.11亿元。而在安全生产方面，除了健全各项制度外，覃家海还大力推动地质勘查信息化工作，极力推进新疆地矿局地质勘查星空地一体化、内外业一体化、地质勘查业务数字化和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项目，“这是我对新疆地质勘查工作的百年梦想，当然，我希望越早实现越好。”而回顾三年援疆最大的收获，覃家海说：“只有扎根新疆，才能真正了解新疆的特殊之处，学会‘说新疆话’。”为此，他甚至准备继续留下来再干一届。

王立社到新疆后，被安排在新疆国土资源厅地质勘查基金项目管理中心工作，两年多时间里，他协助安排部署了各类地质项目930个，经费58亿元，协助组织或参与项目的立项论证、设计审查、项目监理和验收工作。2016年下半年，为了新疆“358”项目成果总结推广及新一轮“358”计划启动，王立社调到了勘查处，为新疆“358”地质找矿工作会议圆满召开立下了汗马功劳。另外，他还精心组织编制了《新疆地质勘查“十二五”报告》和《新疆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五年目标评估报告》，并主持编写《新疆地质勘查十年工作报告》，对近些年新疆地质勘查工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田彦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力协调、解决综合保税区的政策对接、规划用地等问题，而调整规划，解决保税区的用地地类合法合规，也是他的老本行。通过个人专业优势及长期在机关工作的经验，田彦军多次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和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管理司汇报，并与当地兵团单位对接，经过空间置换、兵地规划修订等措施，综合保税区的建设获得国土、规划部门的前置许可，并通过发改委、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等10个中央部门审核。为了尽快获得批复，田彦军带队三次到北京征求意见，最紧张的一次，两天之内跑了6个部委，“效率这么高，还是要感谢国家对建设新疆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2015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乌鲁木齐市正式设立国家级综合保税区。

在伊宁挂职期间，李滋鑫还兼任着土地督察西安局的工作，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深入乡镇，向基层干部宣讲改革的好处，“让老百姓知道改革，能够确实享受到改革红利，才会支持我们的改革。”

3年中，援疆干部将自己化成一道桥梁，大力推进各项工作稳步开展，每个人还通过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对子”活动，多了少数民族亲戚。

三年援疆行，一生边疆情，他们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永远属于新疆

“王立社病了？肯定是工作太拼给累的。”听说王立社生病的消息，熟悉他的人都这么说。

调控与监测处处长陈炜记得，去年下半年“358” 地质找矿工作会议期间，每天他下班的时候，总能看到王立社还在办公室里加班。最近，王立社总是觉得头晕，身体发虚，到医院一检查，医生一脸严肃地让他立即回西安做个详细的检查。距离援疆结束还有两个多月，王立社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离开时他真担心回不来了。

幸好回到西安一检查，只是虚惊一场，休息了几天后，他又回到了乌鲁木齐。一回来他就住进了宾馆，参加新一轮358规划方案的制定，连着三四天连宾馆的大门都没有出过。

乌鲁木齐离北京2400多公里，飞机需要飞行4个小时，援疆干部们工作一天后，回去见不到家人，心里的失落可想而知，“这几年，我几乎没有怎么管过孩子，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只能等到孩子放暑假的时候，让孩子妈妈带着他到新疆来待一个月。”家人来了，田彦军很高兴，却不得不经常让妻女在宿舍里待着，也抽不出时间陪她们到处走走看看。

“今天从上午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半才结束，连午饭都没有顾上吃，只能出去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碗面。”虽然这么忙，但是田彦军毫无怨言，“主要是因为工作干得特别痛快。”这种工作上的痛快感之所以产生，既有地方领导的配合支持带来的得心应手，也有工作顺利推进产生的成就感。综合保税区申建完成后，因为表现优异，乌鲁木齐市委任命田彦军担任新设立的综合保税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全面负责协调推进综合保税区建设，包括土地、规划、建设、国资公司等都进入他的负责范围。重任在身，田彦军夙兴夜寐，迅速从一名技术型干部成长为“多面手”。三年来，没有度过一天完整的周末，也放弃了回京休探亲假的机会，虽然辛苦，但田彦军很满足：“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已经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三年援疆经历是我最大的收获，成为人生的一座富矿。”高利民由衷地说。

“以后老了回想起来，我在新疆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肯定是一段很幸福的回忆。”天天往乡镇跑的李滋鑫说。

感恩挂职单位领导和同事的支持，感恩三年援疆经历，是所有的援疆干部们共同的心声。三年援疆行，一生边疆情，他们的心底，有一个角落永远属于新疆。

数百套地学科普书刊送到了孩子们的手上

30多年前，郝诒纯教授在扫描电镜实验室内指导当时的博士生郑洪

拿到书的孩子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学生作品 《父母的手》 《心中的自我》

 
地质专家走进教室与学生面对面交流

3月8日，一群包括多位国内知名古生物学家在内的地质科学家走进了位于北京大兴西红门附近的蒲公英中学，他们不仅带来了数百套地学科普书籍，更将地质科学理想和科学精神的种子，播撒到了这片特殊的园地。

1 地球科普书籍成为学生奖品

如果将镜头聚焦到此时的蒲公英中学，中国古生物学界的人也许很快就会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的理事长陶庆法、副理事长黄新燕，中国第一名古生物学博士、毕生致力于高校古生物教学的万晓樵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建平教授、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会秘书处胡光晓、《化石》杂志主编郭建崴……

专家们的到来，源于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组织的“走近地球科学”蒲公英中学公益捐赠活动。下午3点多，白发苍苍的专家和笑容稚嫩的同学们共同围坐在学校的空场上。

天很蓝，在有些热情的阳光和风中，校园里的树摇曳得像一幅画。

捐赠仪式由基金会陶庆法理事长开场，他向同学们讲述了我国的古生物资源在世界上的知名地位，介绍了最著名的几个古生物化石群——热河生物群、澄江动物群、关岭动物群，还谈到了我国在古生物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成就。他希望，小小的科普书籍，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了解地球历史、资源奥秘的窗口，激发同学们从小开始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当一套六册的《地球大视野丛书》和《拨动宇宙和弦的科学巨人》《化石》杂志等书刊，沉甸甸地放到了同学们的手上，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学校校长郑洪代表孩子们对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会及各位科学家表示感谢，她说，这些科普书是地学知识的载体，是宝贵的教育资源，我们一定要珍视它、用好它。学校决定把它们作为孩子们的奖品，小队长、小组长、小干事和有着明显进步的学生都可以得到，这也说明只要肯努力，就能拥有这些好看的书。

学生们整齐的队列中，一位刚刚上台接受捐赠的小男生，已经迫不及待地翻开了手中的《化石》杂志，旁边的几名孩子使劲抻着头，盯着书里面精美的彩色插图。

2 校长是中国地质大学古生物博士

许多人都知道，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旅美华人郑洪是蒲公英中学的校长，这个专门为打工者子弟开设的学校便是由她一手创办起来的。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身量高挑、语调平和的女士也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校友。而今天到访的客人中就有她在中国地质大学攻读博士时的师兄和师弟。数十年没见，同学间的稔熟亲切一点都没淡化，他们亲热地回溯着过去学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也追忆着自己的老师——郝诒纯院士。

郝诒纯，我国著名古生物学家，长期致力于生物地层学、古生物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科研和教学，曾经主持完成《松辽平原白垩—第三纪介形虫》《西宁民河盆地中侏罗世—第三纪地层及介形虫、轮藻化石》《塔里木盆地西部晚白垩世—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冲绳海槽第四纪微体古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中国的白垩系》《有孔虫》等重要著作。郑洪便是她带的第一位女博士，专门从事微体古生物方面的研究。

“foraminifera”，当郑洪时隔多年再次吐出这个颇有韵律的词汇，她的记忆也仿佛飞回了那个完全沉浸在古生物科研和教学中的遥远时代。Foraminifera，即有孔虫，是一类古老的原生动物，5亿多年前就产生在海洋中，至今种类繁多。“那时，我们天天就研究这些肉眼看不到的古生物。”

如今一头银发的万晓樵教授也是郝诒纯院士的博士，毕业于1986年，早郑洪一年，是名副其实的师兄。他还记得那时的郑洪，学习刻苦，有着超前的学术思想，不仅课堂学习成绩名列前茅，学位论文研究亦是同学的榜样。直到现在，她所写的《河南禹县晚古生代小有孔虫动物群》论文，还会被其他研究者引用。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开始应用电子扫描显微镜和计算机了。那时的计算机可真大，我们用起来都特别小心。”至今，郑洪都忘不了郝老师的音容笑貌、让人尊崇的为人，以及令人感叹的超前性思维。“老师可真不简单，那么早就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微体古生物学研究，设计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微型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把鉴定效率提高了好几十倍。”

今天，万晓樵为自己的师妹带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大地的女儿：郝诒纯院士纪念文集》。里面收录了一张郑洪与老师的合影。画面上，慈祥的郝诒纯教授正在扫描电镜实验室内指导郑洪进行化石分析、制片和鉴定，年轻的郑洪沉静而专注。

尽管多年的研究和教学生活带给郑洪一系列有关晚古生代有孔虫化石以及生态地层学的研究成果，但她还是在1992年时选择离开中国地质大学，进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学习公共管理，并从此旅居美国。

3 科学精神的另一种诠释

正如当初出国的选择令许多人有些意外，今天的郑洪再次用行动告诉大家，人生是可以有很多选择的，不同的轨迹，也会有着同样的精彩。

从微体古生物研究的微观世界中走出来的郑洪，将目光放到了更广阔更复杂的人类大社会中。她觉得，有些社会责任更需要有人来承担、付出。于是，她在年逾半百时回国投身公益，创立了北京市第一所被政府认可的农民工子弟中学——蒲公英中学。目的很简单：要把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力还给农民工子女。

2003 年，郑洪等人在对北京市周边地区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北京城乡接合部居住着大约50万学龄流动儿童，其中大部分在200多所被统称为“打工子弟学校”的未经注册的民办学校上学；这些学校的办学性质无一例外是营利性的，多以家庭小企业的模式运作，教育质量难以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都是小学，造成了在义务教育阶段中应有的初中教育对数十万流动青少年而言是缺失的。正是这样沉重的现实，促成了她创办公益学校的行动。

科研工作者大都有着超越常人的坚毅和韧性，郑洪也是如此，甚至，在已持续12年的公益办学上，她拿出了比从事科学研究更多的毅力和勇气。没有校舍，租用废弃工厂改造；缺少教职员工，联系志愿者授课；缺乏最基本的硬件，四处筹集资金……她说，我们许多设施可以简化，但最不能马虎的就是图书馆，我们要给予孩子们知识，更要教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这是一所什么学校？一位志愿者如此评价：若论校舍等“硬件”，蒲公英中学实在简朴得不能再简朴了；然而若论办学理念等“软件”，蒲公英中学又领先得让人刮目相看。

现在的蒲公英中学，虽然有些简陋，但又是那样花团锦簇、“五脏俱全”，几乎每个角落都由学生自己动手用绘画装饰了起来，健身房、乐队活动室、计算机房、图书阅览室，都会定时向同学们开放。我们参观时，绘画小组的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按照设计图纸往一栋房子的外墙上画着花草的图案，旁边，另一队学生谈笑着欢快地经过，构成了一幅健康、活泼、积极、向上的校园图景。

从一无所有走到现在，参加捐赠活动的各位嘉宾都很佩服郑洪的勇气与能力，而这样的勇气和坚持，又何尝不是科学精神的另一种表现呢？

4 给孩子拥有科学梦想的权利

在学校楼道中有许多学生的绘画作品，其中有一副是由54幅小画组成的，每一幅都是一只伸出的手，背后是白云朵朵的蓝天。“这些都是孩子们画的自己的父母的手，它的寓意是：无论我们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活，他们都是用勤劳的双手为我们撑起了一片蓝天。这也是告诉孩子们要感恩。”来自美国的志愿者赵镜女士自告奋勇地为大家介绍。

“这幅作品曾拿到今日美术馆展出。当时一位参观者询问我们的学生，为什么有一小幅画中的手残缺不全，回答问题的恰好是这幅画的小作者，她毫不避讳，更没有自卑，坦坦然然地讲起了自己父亲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每一位孩子都能身心健康，快乐地成长，充分焕发潜能，在社会中创造出自己的价值、拥有幸福的品格。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工作了，还开了自己的微店。”

另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绘画作品来自一位男生。上面画了他所去过的一些地方，但旁边的心声却是“妈妈你为什么不来陪我？”“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来陪我”。到现在，老师和同学们也不知道他到底“知道”了什么。其实，他是一位弃儿，因唇裂被父母抛弃，从小便被修女抚养长大，现在正在意大利专门学习绘画。

行走在校园中，看到的每一幅图画背后都是一颗纯净的心，在社会各界和学校老师们爱心之光的折射下，是那样精美剔透，光彩夺目。

赵镜告诉我们，现在看来，这些学生活泼阳光、自信纯净，但刚刚入学的时候情况要严峻得多。学校只能容纳200多名学生，而每年报名的孩子都会有五六百人，没办法就得用考试的方法择优录取。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及格率竟然不到1%，平均分只有30多分。这让郑洪更加忧心忡忡——不是因为孩子们的基础差、水平低，而是这反映出低收入打工者流动状态下对孩子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得不到好的生活质量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他们缺失了应有的教育，特别是从小学到中学阶段的正规学校教育。事实也证明了她的判断，孩子们并不笨，进入蒲公英中学后，学生们的学习和各种能力都突飞猛进，初中毕业时学校参加北京市的统考，每年及格率都在97%以上。

校园没有操场，校舍简陋，宿舍更谈不上舒适，但老师孩子们都无比热爱这里。因为，这里孕育的是自信，是一个个大写的人。

“科学不仅是有趣的天地，更能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或许现在我们的同学们中就坐着未来的科学家呢。”

“如果说我们是蒲公英的种子，那梦想就是风，会把我们带到不同的地方，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

小小的蒲公英学校、郑洪校长和她的孩子们，感动了每一位到访的地质科学界嘉宾。他们希望自己能为这里带来更多与科学有关的东西，不仅仅是地球知识，更有学校外面的广阔世界，以及成为参天大树的希望和梦想。

5 科普是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业

捐赠仪式上，得益于国土资源部宣教中心工会主席张静的介绍，许多学生第一次了解了世界地球日的源起和宗旨，也知道了国土资源部已经推行多年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做保护地球小主人”活动。

孩子们纷纷响应，发出“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行动宣言”，表达了自己的对地球妈妈最质朴的承诺：“我们要做节约资源的小小宣传员、做保护环境的小卫士、做保护地球的小主人，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校园更洁净，让我们的地球更多一份美丽……”

在捐赠仪式之后，学校还安排了一个“与科学家面对面”的环节，把每一位地质学家都请到了教室中，由学生自由提问，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好奇。

“地球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请问恐龙之前地球上是否还有其他的生物？”

面对一个个简单而稚嫩的问题，科学家们都细心耐心地逐一回答。生动风趣的表达让学生们逐渐忘却了害羞和紧张，好奇心像开了闸的洪水，倾泻而出。

科学的起点就是好奇心，可以想象，这些被有趣科学知识拨动心弦的孩子们，将会激发出怎样的好奇心，去探索、认识我们的地球家园，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我们的世界。

“科学家身上也担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最主要的就是科普！”万晓樵说。

作为一名经历丰富的“老地质”，万晓樵曾经在原地质部第三石油普查大队工作过6年，深深理解科学知识对个人发展有着怎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同时更认为，科普是一个大事业，事关国家民族的未来。科学家和科学教育工作者，必须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向大地，走进校园，走进孩子们的内心，播撒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的种子。“科普需要一点一滴地做、一步一步地走。就我个人而言，将会尽力而为。”

看来，就这些地质科学家而言，这次的“蒲公英之行”只是他们地学科普工作的一个小小节点。未来，更多的科普行动还将汇集起来，传送到社会的一个个角落。

“玫瑰，玫瑰，红红的玫瑰，我们就是玫瑰，就是玫瑰，一张一张红红的脸蛋，映着阳光分外美……”我知道，捐赠仪式上蒲公英中学合唱团清脆悦耳的歌声，和他们纯洁可爱的笑脸，将成为我们心中久久难忘的一道彩虹。

本文图片由黄新燕、郭子元、周飞飞摄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从这里走向胜利，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为落实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脱贫攻坚要求，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物探团队于3月底在确保安全防疫的同时，赴江西赣南地区开工复产。

“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治，责任重于泰山”，这些话语我们时常挂在嘴边、天天强调、刻刻防范，试问，我们确实落实了吗？梅雨季节高山峡谷道路有哪些危险？遇到毒蛇怎么办？山洪、崩滑流地质灾害怎么应急处置？带着诸多难题，团队成员克服困难，边复工，边完善预案，边学习、边防范，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以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安全高效、高质量完成。

针对工作区路滑、弯道多、坡陡、路窄等山区复杂道路路况，邀请赣南地质队有经验的野外一线员工对我们的司机进行现场讲解培训，特别是薄泥条件下的刹车、不稳定土体边坡通过、锐角拐弯和不同水深、不同流速环境下涉水驾驶等应急情况，使每名驾乘人员清晰了解路况，确保行车安全。

赣南地区梅雨季节，长时间的降雨导致沟谷河水上涨、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由于地表多为花岗岩和变质岩的风化壳，在降水作用下，表层岩土体极易失去稳定性，多呈滞后发生性，多发育在公路边、河流急剧拐弯处、河流堆积岸、民房边缘等人类活动集中区域，在规模上多以小型为主，但其突发性的特点导致其高发性、高危性。为此，我们在灾害现场由地质灾害防治经验丰富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母海东进行现场讲解和应急处置演练。从地质灾害发生的机理、发生前兆识别、灾害评估、应急逃生、应急处置等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使项目组成员学会了应急避险，确保了生命财产安全。

天暖了，雨停了，遍地的鸡、鸭跑出来了，青蛙也在池塘边张望，五步蛇、竹叶青蛇、腹蛇也出来觅食了……。老乡说，现在生态环境保护的好，野生蛇明显多了，初夏的蛇刚刚醒，还比较“懒”，但积攒了一冬的毒性正强，危险性更大，时常有伤人事件发生。工作组成员都是北方人，哪里见过这阵仗，一时情绪都有些波动。“全国大地热流值测量”野外临时党支部，召集大家进行了“如何作一名合格的新时代地质人”的讨论学习，同志们重新学习了地质人的“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深切体会到了老一辈地质人的地质之魂，想一想我们的老一辈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没有先进测量手段的条件下是如何实现的，地质工作强调的是感知科学，不到现场哪能获得真实的样品和数据，在当地向导的引领下，我们配备长筒雨鞋、长袖衣、雄黄、口服药等应急物品，克服“恐惧”，背起物探设备，踏上征程。

安全生产不只是口号，而在于落实，在于执行，为了家庭的幸福，为了我们的地质事业，克服麻痹大意，时刻紧绷“安全无小事”这根警弦，把各种隐患扼杀在源头，切实为地质工作保驾护航。

2018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刊载了“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同时发布了2018年度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名单。广西百色市平果县自2011年以来已经连续第八次入选该名单，最新排名为全国第83位，而且仍然保持着广西唯一一个上榜“全国百强县市”城市的记录。

因为邓小平1929年发起的“百色起义”，平果县成为了意义非凡的红色革命老区；因为丰富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这里成为了全国举足轻重的有色金属产业基地；因为以火龙果种植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业，这里又成为了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生态修复助推产业发展、助力精准扶贫的典型范例。

平果县为何能在短短时间里摘掉贫困帽，一跃进入全国百强县？这是该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发展理念的必然结果。我们也要看到，在该县开展生态保护修复、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地质科技创新成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

要知道，石漠化是我国西南岩溶区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一，贫困和生态恶化的双重压力是制约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以平果县等为代表的石漠化问题严重的地区，如何才能突破自然环境的桎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实现自身的蜕变？

陡坡地种植生态经济植物苦丁茶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洼地种植优质果树对比图（平果示范区） 向悟生 摄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西科学技术厅、广西自然资源厅共同主办的“石漠化生态修复技术成果研讨会”在南宁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就石漠化生态修复工作的成果和经验进行了交流。记者也随着众多专家的脚步，来到“果化模式”的诞生地——平果县果化镇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太平生态示范区进行了野外实地考察，探寻推动石漠化地区可持续发展动力之源。

科学研究助力产业发展

“平果县果化镇龙何屯及周边山地曾是桂西南石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石漠化面积占到了土地面积的70%。”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副所长蒋忠诚介绍，自上世纪90年代起，广西石漠化面积以年均3.3%的速率高速增长，到2005年全区石漠化面积已经达到3.07万平方千米，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不仅导致了耕地丧失、土地质量下降、水源枯竭、旱涝灾害频繁，还严重制约着岩溶山区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威胁着珠江中下游地区人民的生态安全。

“广西岩溶地区的高速石漠化只是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持续加剧的一个缩影。”蒋忠诚说，我国西南地区石漠化面积由1990年的9.12万平方千米增加到2005年的12.96万平方千米，引起的水土漏失、植被退化、岩石裸露以及每年一个中等县（约30万亩）耕地流失，导致了4200万人缺水和5000万贫困人口。

据了解，虽然当时国家和地方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由于对西南岩溶的特点、区域石漠化成因及其形成演变规律以及石漠化对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影响机理和过程认识不清，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地下水探测与开发利用技术、适宜性生态重建技术和生态产业，人们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石漠化加剧、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恶化的严峻形势迫切地需要一套更为科学的治理方案。

2001年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岩溶地质研究所等局属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相关高校和地勘单位等20多家单位联合攻关，以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和岩溶动力学理论为指导，在以广西百色等为代表的西南岩溶区，针对岩溶峰丛洼地石漠化严重、缺水少土、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脆弱、居民贫困等问题和特殊岩溶地貌结构特点造成的“土在楼上、水在楼下”水土格局，提出了以“岩溶流域为单元-地质调查为基础-岩溶水开发为龙头-选择适生植物发展生态产业为突破口-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石漠化综合治理科学思路和“试验先行-示范带动-辐射推广”的行动方略。

10多年来，岩溶地质研究所在西南岩溶石漠化区组织实施了120多个地质调查项目及国家、省部级科技项目，累计投入经费约2亿元，取得了石漠化生态修复基础理论、技术研发、产业示范等方面的工作成果，建立了20处石漠化综合治理示范区，在支撑服务石漠化地区脱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实效。

“2001年，我们以果化镇龙何屯为中心，建立了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这也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建立的第一个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蒋忠诚介绍说，在科技部实施的“喀斯特峰丛洼地生态重建技术与示范”项目等支持下，科技人员在龙何屯引进火龙果并进行试种，很快就获得了成功。通过十几年的系统研究和实践，目前果化示范区已经形成了以火龙果种植为主的特色生态产业，建立了以表层岩溶水开发为龙头的立体生态农业模式，总结形成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关键技术体系——“果化模式”也已经在西南八省300多个县40万平方公里岩溶区辐射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

保留住脱贫攻坚的种子

在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现场，岩溶地质研究所岩溶生态与石漠化室主任罗为群介绍说，火龙果具有耐旱耐瘠、根系发达、适应性强、管理粗放、经济效益高等特点，在石漠化地区发展火龙果产业，有利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可收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石山增绿三重效果。他还向与会专家介绍了这样一组数据：

自实施综合治理以来，果化示范区植被覆盖率增加60%，土壤侵蚀速率下降80%，水资源利用率增长5倍，土地利用率提高60%；石漠化区火龙果等生态产业经济效益由治理前的800元/亩提高到1.5万元/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不足600元/年增加到1.8万元/年；平果县推广火龙果种植5万亩，直接经济效益7.5亿元/年；百色市推广火龙果种植20多万亩，年产值30多亿元，带动近20万人脱贫致富；带动西南地区治理石漠化2万平方公里，解决1500万人饮用水困难，指导30多个县实施土地整治500万亩；“果化模式”吸引西南八省干部和农民群众近20万人次前往考察学习，1000多万人间接受益……

“我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在推动百色市革命老区、广西乃至整个西南岩溶区石漠化综合治理与脱贫攻坚、生态保护修复与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作用。”罗为群颇为自豪地向记者说到。

资料显示，广西共有28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有25个地处岩溶石漠化地区，“果化模式”无疑为这些县取得脱贫攻坚的胜利打开了希望之门。

记者在位于平果县太平镇的贫困山区红色果业核心示范区了解到，该镇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5000亩，目前正在进行万亩示范区建设规划。该镇镇长冯晓东说，科学种植火龙果已经成为了贫困石漠化地区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当地政府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对农民种植进行补贴、鼓励成立农业专业合作社等方式，保证了农户的种植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土地流转和到基地务工，农民又可以增加土地租金和劳务收入，“从多方面保障了当地农民的收入问题”。

据了解，果化镇、太平镇等示范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的村镇，均已在近几年先后全面脱贫。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不少农户家里已经盖起了新房。一位村民与记者闲聊时说道：“原来我们村（龙何屯）是下雨淹水、晴天大旱，石头山上除了种点玉米啥也不长，收成还不够一家人自己吃的。专家们来了后，村子里的石头山变绿了，下雨天村里也基本没再被淹过。而且，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不再出去打工了，有种火龙果的，有在基地打工的，钱也不比在外打工挣得少。”

回忆起十几年前刚到果化镇开展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工作的情景，蒋忠诚也是记忆犹新。“刚来时，当地的村民确实相当贫困，烧的是柴火、牛粪，电也没通，玉米糊糊加辣椒面就是一顿饭。我们既要开展岩溶石漠化地区的地质调查和科学研究，也要想办法帮助当地人民脱贫致富。但一开始，当地村民对我们不够熟悉、不够信任，我们的工作推进得非常缓慢。”蒋忠诚说，在建设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当地村民认为他们是来走马观花地做做“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因此几乎没有人出面支持他们，“就连项目组想付钱请村民们来帮忙搬运基建材料都没人来”。

为了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支持，岩溶地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先是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助村子里解决了用电、吃水、内涝等实际问题，而后又通过与村委会积极沟通协调，在村民中确定了第一批愿意“吃螃蟹”的火龙果种植示范户，这才算迈出了示范区建设的第一步。

没过多久，从国外引进的第一批火龙果苗顺利入土了，看着一天天变绿的石头山，科技人员的眼中充满了期待。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来，当地盛产一种名叫“霸王花”的植物，与火龙果同种同属，外形也十分相似，但是只开花、不结果，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经济收入。当地不明真相的村民误将还没有长成的火龙果苗认为是霸王花，纷纷到地里拔掉了还在生长的火龙果苗，又重新种上了玉米。

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李先琨回忆起这一段故事，也有点哭笑不得：“我们好说歹说，总算从村民们手中‘抢’过来几亩地没让拔苗。这几亩地里的火龙果苗，就像是石头地里的星星之火，保留住了脱贫攻坚的种子。第二年，这几亩‘星星之火’开花了、结果了，这才让村民们相信我们不是‘大忽悠’。”

李先琨说，为了让火龙果真正成为石漠化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帮手，项目组先后开展了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的系统研究与应用推广，内容涉及增强抗病抗旱性能、增加可溶性固形物（甜度）、与同属的霸王花嫁接、火龙果花粉储藏保鲜、适应性强品种培育、花果兼收等，不断提升了当地火龙果的产量、质量和附加经济价值。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

据了解，对石漠化的研究起源于1977年联合国召开的荒漠化大会，中国学者在会上首次提出：石漠化是荒漠化的一类。石漠化也被称作“地球癌症”，几十年来，全球众多国家相关行业的专家们不遗余力地开展相关研究，一直在寻找攻克这一“恶疾”的良药良方。

1976年成立的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是我国从事岩溶地球科学领域相关研究的专门机构，也是我国最早开展岩溶生态系统与石漠化治理科学研究的科研机构之一。几十年来，该所不仅形成了一大批原创性的理论、技术研究成果，为我国岩溶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也逐渐形成了以袁道先院士、蒋忠诚、罗为群等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梯队人才团队。

“科学研究不能架在空中，要落到地里。”这是罗为群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别看他只有38岁，却已经是岩溶生态与石漠化治理工作的“老同志”，我国西南广袤的岩溶山区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

由于常年工作在岩溶贫困山区，罗为群对当地百姓生活的疾苦有着真切的体会。他深入农户，了解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向他们讲解石漠化、水土流失的危害，宣传推广先进的种植模式和经验，引导村民树立起治理石漠化和脱贫致富的信心。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在野外一直都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一边从事研究，一边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当地村民进行表层岩溶泉水开发和生态农业建设，手把手传授优质水果、药材、牧草等先进种植技术，耐心指导土地整理和土壤改良的技术方法。

罗为群还兼任着果化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的项目野外临时党支部书记。果化镇龙何屯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不管是田边的排水沟堵了，还是地里的种植出现疑问，甚至是家中发生什么琐碎趣事，村民们有事没事总爱去找“罗书记”聊聊天。只要时间允许，罗为群基本都是“来者不拒”，他对记者说，野外临时党支部是联系群众的纽带，“我们带领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他们也会把我们当做家人一般对待”。

罗为群只是岩溶地质研究所石漠化生态修复人才团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据了解，该所近年来共承担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相关项目 120 多项，获得国家级国际合作奖 1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与二等奖 8 项，培养了自然资源部首批科技领军人才 1 人、自然资源部杰出青年科技人才 3 人、广西高层次人才 2 人，还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获得专利 13项，注册商标 2 项，获批立项国家技术标准 4 项，编写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调技术标准 1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技术 2 项、中国地质调查百项理论 1 项，研发了技术规程 12 项，为制定相关地方和行业技术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几十年来，这支队伍在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研究方面也实现了重要理论创新和技术突破。

据蒋忠诚介绍，在理论研究方面，团队创建了岩溶生态系统、石漠化、水土漏失理论和研究方法。首次提出岩溶生态系统概念、结构特征、驱动机制和主要功能，创立岩溶生态系统理论，开拓岩溶生态学研究方向，揭示全球不同类型岩溶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明确石漠化概念及其分级，揭示了石漠化在加剧水土流失和漏失、减弱岩溶环境对降雨和地表水资源的调蓄能力、破坏植被、加速植物入侵速度、降低土壤质量、加深居民贫困等方面的危害，奠定了石漠化生态修复理论基础。

在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方面，团队取得了关键的技术突破。形成了表层岩溶水综合调蓄技术、岩溶地下河水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岩溶石山景观生态型土地整理技术、岩溶土壤改良技术、岩溶石山火龙果栽培管理技术和人工诱导植被恢复等12项关键技术，为岩溶区水土调蓄和生态重建提供了技术支撑。

此外，在石漠化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示范方面，团队将西南岩溶区划分为八大石漠化治理类型区，明确451个石漠化县，对各区提出因地制宜的石漠化综合治理对策建议。通过建立示范区和总结提出“果化模式”等，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石漠化综合治理模式及其配套的关键技术体系，构建了“科研单位+政府+公司+农户+市场”的运作方式，为实施石漠化综合治理和水土流失防治工程提供了经验。

当记者置身于平果县石漠化生态修复示范区，一眼望见那绿意盎然、绵延千亩的火龙果园，忽然意识到，当年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正要将石漠化地区人民的生活烧得愈发红红火火。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