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山褶皱间丈量山河，在岩层深处探寻宝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罗盘为笔、以岩心为纸，将青春与热血镌刻进祖国的地质脉络——他们是地矿行业最平凡的坚守者，也是新时代地质精神最生动的诠释者。《中国矿业报》特开设“平凡人 平凡事”栏目，深入挖掘新时代地质精神的富矿，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风采，大力弘扬“爱国奉献、开拓创新、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有这样一位默默耕耘的奉献者，三十余年来，他以矢志不渝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品质，书写着对地质工作的热爱与忠诚，诠释着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规划处副处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彭轲。

恪尽职守，以敬业诠释责任担当

怀揣着对地质事业的满腔热忱，彭轲2007年加入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宜昌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调中心前身）。

在日常工作中，彭轲负责的工作涵盖了地质调查项目管理的方方面面。从项目立项论证、实施方案审查，到质量检查、年度考核，再到结题验收、成果评审，以及外协业务管理、差旅费报销审核等，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容不得半点疏忽。

彭轲（图中）在一线指导

“规划处承担着地调项目全过程管理职责，每一项工作都不能马虎。我们慢一秒、松一尺，项目进度就慢一分，质量就可能差一寸。”白天，彭轲部署、组织协调项目工作；夜晚，他常加班加点完成其他工作。

今年，彭轲的左手手臂肌肉僵硬，活动受到限制，但面对繁忙的工作，他总是想着坚持下，说不定过几天能恢复了，就这样一直到情况严重到无法忽视，他才前往医院治疗。然而，即便在身体抱恙的情况下，他对工作的热情和专注丝毫未减，依然坚守岗位，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

当被问及临近退休为什么还这么拼时，彭轲的回答朴实而真挚：“说句心里话，临近退休想少干点儿、过得舒服点儿是人之常情，但这要看在哪个工作岗位上，看自己良心上是否过得去。规划处工作多、杂、急，加上近几年又有两位老同志退休，人手更为紧张。我不干，别人就要多干，甚至可能导致事情不能按时完成。我总觉得，不管干什么工作，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番话语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字字铿锵，道出了一位老地质工作者对工作的执着与坚守，以及那份沉甸甸的使命感。

守正创新，以钻研应对全新挑战

2016年，对于彭轲来说，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他从熟悉的业务岗位转到了管理岗位。这一转变，意味着全新的挑战。“最大的感触是要学的东西多、干的事情杂，挑战一点都不比业务岗位小。在管理岗位，涉及的工作面广，各领域的工作都必须会、必须懂，这也需要学习能力和钻研精神。”回忆起初到管理岗位时的感受，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但更多的是迎难而上的坚定。

面对新岗位的要求，彭轲没有丝毫退缩。他深知，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胜任这份工作。于是，他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从项目实施的各环节管理要点，到外协业务管理的时间节点安排；从制度制定，到资质申报和维护，他都用心钻研，力求做到尽善尽美。

由于多年从事项目工作，彭轲对项目人员在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和压力感同身受。工作部署上，他始终坚持以人为本，设身处地为项目组着想。在不违背原则和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他总是积极为项目组出谋划策。比如，在质量检查或验收前，他会提前与项目负责人沟通，根据项目特点列出检查或验收的资料清单、重点工作事项，帮助项目组提前做好准备，避免走弯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种既坚持原则又充满人性化的管理方式，赢得了项目人员的一致好评。

在彭轲看来，管理工作不仅是对事务的统筹协调，更是对人的理解和关怀。他用自己的行动，将管理工作变成了凝聚团队力量、推动项目发展的重要纽带，为地质调查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情系地质，以拼搏镌刻无悔年华

回顾30多年的地质生涯，彭轲有许多难忘的经历，其中最深刻的当属1998年冬天的湘西岩溶地区1∶5万水文地质调查。为了弄清花垣县排碧乡小龙洞的岩溶发育及联通情况，他和同事们在十几公里外的消水洞（落水洞），用工业盐和食用一品红做了2次示踪试验，接收点在岩溶排泄口。

在那个通信不便的年代，他们在潮湿寒冷的溶洞里一待就是50天，每天只能以米饭加咸菜充饥。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让他们退缩。白天，他们小心翼翼地进行试验操作，记录各项数据；夜晚，在昏暗的灯光下，他们整理资料、分析数据，为揭开岩溶地区的地质奥秘不懈努力。

工作中的彭轲

如今回想起来，彭轲感慨万千：“都不知道当时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正是这段艰苦的经历，不仅磨练了他的意志，更让他对地质工作的热爱愈发浓烈。

“我已经参加工作35年了，到中心工作也有18年了，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自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从事地质工作，对地质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非常珍惜目前的工作岗位，也非常珍惜每一天的工作时间。对我个人而言，主要还是希望守好最后一班岗，为中心发展多出一份力。”彭轲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地质事业的不舍与眷恋。即使即将告别工作岗位，他依然心系地质事业的发展，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为单位、为地质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深耕行业，以热忱赋能事业发展

除了对自身工作的坚守，彭轲还十分关注地质行业的发展和青年地质工作者的成长。在他看来，地质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探寻资源的“先行军”，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它不仅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地球的结构、物质组成以及地质现象的成因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然，还能通过地质勘探发现和利用各种矿产资源，满足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生活需要，同时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加强环境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面对当前单位发展中面临的困境，彭轲有着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地调项目和成果转化必须“两手抓”“两手硬”。地调项目是主责主业，成果转化是最终结果，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做好地调项目，产出优质成果，才能实现成果转化，为单位发展开辟新道路。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目前中心地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如找矿工作专业技术队伍力量不足、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等。他深知，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提升地调项目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武汉地调中心众多青年地质工作者，彭轲满怀期望。他看到了青年一代学历高、知识面广、有干劲、能吃苦的优点，但也清楚他们在实践经验等方面的不足。因此，他鼓励青年地质人要虚心向老专家学习，传承老专家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要善于从问题中总结经验教训，举一反三，以问题整改推动工作提质增效；要刻苦钻研地质业务，将扎实的理论知识与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紧密结合起来。

“在当前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大背景下，年轻一代生逢其时，施展能力的空间很广阔，但重任在肩，面临的问题挑战也不少。希望他们能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在实践锻炼中快速成长、担当大任，推动地质调查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彭轲的话语中，饱含着对青年一代的殷切期望，也寄托着他对地质事业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

三十余载地质路，彭轲用脚步丈量大地，用汗水浇灌梦想，用行动诠释了吃苦耐劳、矢志奉献的精神。他是地质工作者的榜样，更是地质事业的脊梁。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的精神将激励更多的地质人砥砺前行，继续书写属于地质事业的辉煌篇章，让地质之光在新时代熠熠生辉

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在华夏地块新元古代构造演化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自1924年葛利普提出“华夏古陆”概念以来至今百年，地质学者们在华夏地块的构造演化和构造属性认识方面取得了众多成果和巨大进展，但也争议不断。华夏地块保留了新元古代以来丰富得多块体俯冲增生、碰撞拼合和多期造山记录，是近年来国内外研究造山作用的热点地区之一，其造山作用的性质和动力学机制有陆内造山、增生造山和碰撞造山等不同的认识。同时，华夏地块与扬子地块拼合时限与方式及二者在全球超大陆演化和重建过程中所处的位置等重大科学问题，也需更进一步的探索。

在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合作者共同实施地质联合基金“华夏地块重要构造带和沉积盆地演化及其对早古生代造山过程的制约”项目的过程中，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刘欢副研究员等对华夏地块武夷地区的前寒武纪变火山岩-沉积岩进行研究，发现沿南平-宁化构造带普遍发育一套770～720 Ma的弧火山岩，区域内沉积岩具有与弧火山岩相似的单峰碎屑锆石年龄、Hf同位素值和一致的全岩主微量特征，其物源来自弧火山岩。该套弧火山岩-沉积岩的锆石Hf同位素、二阶段模式年龄等特征与扬子地块周缘特别是江南造山带中同期的岩浆岩-沉积岩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表明华夏地块和扬子地块在770～720 Ma期间尚未拼合，两者具有各自独立的演化特征，其在Rodinia大陆演化中可能分属不同的地理位置。

本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与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的联合资助，成果近期发表于国际SCI期刊《Precambrian Research》。

图1 （a）华夏地块与扬子地块新元古代同期岩浆岩-沉积岩锆石Hf同位素和二阶段模式年龄特征具明显差异性；（b）华夏地块和扬子地块南华纪（770-720Ma）在Rodinia大陆中所处位置不同；（c）华夏地块南华纪弧火山岩-沉积岩的成因模式图

“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为庆祝“五四”青年节，提升团员青年凝聚力，增进与桂林地方单位的相互沟通交流，2018年5月4日晚，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团委联合桂林海关团委共同组织开展了气排球友谊赛。

比赛中，双方队员都竭力发挥，挥洒汗水，你来我往，发球、接球、一传、二传、扣球，尽管没有霸气十足的劈扣、精准有力的拦网，但也不缺默契协作的网前配合和奋不顾身的倒地救球。在大家阵阵喝彩和掌声中，本次比赛圆满结束。赛后，双方队员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

通过本次比赛，既丰富了岩溶所团员青年的业余文化生活，也展现了岩溶所团员青年顽强拼搏、团队协作的精神风貌；同时还收获了健康与友谊，营造了良好的和谐、健康、文明、奋进的岩溶所青年文化氛围。

虽然窗外寒风呼啸，但参加2018年全国地质调查工作会议小组讨论的代表们热情高涨，讨论得热火朝天。他们谈认识、说感受、建诤言、献良策，共话地质调查事业的新作为。

本报记录整理了部分代表的发言，以飨读者。

新时代开辟新路

上海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副局长岑福康：这次会议是对未来一段时间地质调查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海着重在成果转化应用上探索更多模式，以项目、需求、问题为导向，城市地质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建议地质调查工作将从内生找动力与制定法规制度相结合，完善地质调查工作组织实施方式，实现专业化与社会化“双高”。

广西国土资源厅副厅长陆景宇：这次会议对落实党的十九大新要求以及2018年具体工作都做出了部署，对各省厅推进地方地质调查工作有很强的指向性。在保护生态背景下，矿业发开受到极大制约，今后地质调查与找矿应如何适应这种变化？要更多地强调地质调查的基础性、科研性，推进法律地位的确立。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鲁：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目前，山东面临3个任务：一是处理转型发展与队伍稳定的关系；二是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和有序开展矿业开采的关系；三是转型发展中实际问题，如整合不够、无法发挥经济效益最大化等。

建议将山东列入新旧动能转化的国家试点地区，发挥地质工作的基础先行作用。

辽宁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孙永山：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三深”科技创新、可燃冰试采等领域取得的成果振奋人心，辽西页岩气取得突破对地方地质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辽宁的深部找矿前景很大，保护区的范围由11个部门联合研究决定，希望部里能多协调规划。

西藏国土资源厅总工程师刘鸿飞：对地质调查支撑脱贫攻坚工作有3点想法：一是利用矿产资源开发反哺地方经济；二是地球化学技术更好地结合高原特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三是借助地质遗迹调查，提高旅游科技程度。下一步，西藏国土资源厅将倡导绿色地质勘查，发挥其在地质找矿中的引领作用；与地方需求相对接，除地质找矿外，还要与脱贫攻坚、城市建设相结合；做好矿权退出。

甘肃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赵玲房：希望地质调查能够更多地支持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建设。在放管服改革方面，能否减少行政机关对地质报告的技术审查。

青海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寅秀：希望与中国地调局构建干热岩联合推进机制，加强地灾防治的技术指导。

中国核工业地质局副局长李友良：一是加强地质科技、理论、装备协同创新，严格质量管理，践行绿色勘查理念。二是大宗矿产地开发上，要加强公益性地质调查和商业性地质调查的对接。

中化地质矿山总局总工程师姚超美：要重点提高业务管理水平，希望能得到中国地调局的指导。建议对小型的战略性矿产加大工作力度。

水环中心主任文冬光：地质灾害监测各个省的情况不一样。建议统一全国地质灾害监测、矿山环境地质监测乃至城市地质安全监测等技术标准规范，在全国实现数据共享。

地质力学所所长邢树文：我们在新时代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单一要素和综合要素，单一要素要摸清，也要在综合的基础上运用一些现代化的方法。第二，浅部与深部，之前对浅表层次探讨得多，但深部影响因素是动因，其相关研究越来越重要。第三，内生与外生，过去偏重研究外动力，现在应加强对内生和内外动力耦合的地质作用及其引起的灾害的研究。第四，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如今，现代技术越来越重要。

中国地调局人教部主任赵奇：在人才方面，局里提出的3项人才计划确实含金量很高，但是拓展到整个行业系统需要一定的程序报批，同时也要解决如何落地的问题。在机构方面，各省区差异很大，中央不可能“一刀切”，还需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在项目方面，只要是公益性的，国家应该设置一个大项目，来安排地方从事。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应急技术指导中心）党委书记李文鹏：第一，随着党的十九大的召开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水工环工作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第二，数据共享问题。地质环境监测数据在不涉密的前提下全面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第三，地下水监测问题。目前地下水管理条例还在征求意见。水文地质调查、地下水监测、国土规划、矿产开采、城市建设等一系列与国土资源有关的事项都要在条例中有所体现。第四，水工环利用新技术的时代已经到来。

河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甄习春：一是地质调查工作站位很高，主要体现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方面。二是地质调查工作科技创新能力有所增强。三是国家公益性地质调查工作效果很好，得到了领导人和社会的认可，最明显的就是，之前央视很少报道我们的工作，现在却时常在央视新闻上看到，而且都是大突破。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院长张古彬：新形势对地质调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我们应该思考以什么为抓手开展新项目。希望中国地调局能在河南建设一个科技平台，研发相关技术方法，形成配套成果，推动对今后的转型发展。

江西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楼法生：党的十八大以来，地调系统在科技创新，特别是“三深一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期刊上看不到。建议丰富创新科研成果发布形式，加强科研成果在系统内的传播，为今后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支持。

广西地质调查院院长徐海：留住人才和人才培养都必须有项目的支持。希望中国地调局能从人才培养的角度适当地给地调院一定的项目。地质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程，要对人才有系统的考虑。

时不我待话改革

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潘海滨：近年来，中国地调局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和声誉得到显著提升。综合地质调查成果引领地方需求，使得基层国土、地质工作得到了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响应。当前正处在地勘单位改革转型期，希望部地勘司从顶层出台指导意见。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巡视员马兰峰：2017年，广东省在找矿突破、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先行区、城市地质、落实生态保护优先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广东省今后将大力倡导绿色勘查，促进转型升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在深圳、东莞、惠州三地开展城市地质工作试点；加快清洁能源勘查，调整能源部署；做好取消地勘资质后的地勘管理工作；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进一步促进地勘管理职能转变。

福建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何南飞：会议主题明确，任务明确，责任明确。一是高度关注地方队伍的改革；二是生态保护，要适应新的要求，在用地用矿方案制定中主动作为。建议在法规制定方面要超前。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局长潘树仁：一是出台意见，指导行业队伍发展，协调相关部门。二是煤炭地质除了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之外，对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开采也有很大的作用，近年来，中煤地质总局的工作范围从煤矿服务延伸到煤炭（煤系）服务，高度关注煤矿中伴生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三是根据会议精神，贯彻国家对地质调查工作的要求，考虑煤炭人如何有所作为。

陕西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范立民：希望能通过大项目锻炼和培养一批人才。同时，关心各省总站的年轻同志，尤其是40岁以下的年轻骨干，他们的发展前景很大，很有潜力。

齐用力共谋发展

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刘聪：这次会议振奋了信心，明确了方向。建议全国地质工作更加接地气，跟地方工作结合更紧密，用中央地勘工作带动地方工作。同时，地质工作不要仅限于当技术能手，希望能在环保工作中听见地质人的声音，使国家、社会认识到地质工作在资源合理利用、国家资源保障中的必要性。

贵州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赤兵：一是拓展地质调查空间在当前十分重要，要因地制宜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特别是基础地质调查，让公益性地质调查的效益真正转化为地方效益；二是协调处理生态红线和国土空间优化的关系；三是紧紧抓住地质科技创新的机遇，提高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的参与度。

大数据时代，“地质云”建设要解决好条数据和块数据的关系，建议做成“混合云”，完善数据共享。

新疆国土资源厅副厅长覃家海：最近，新疆5个油气区块开标，其中3个区块分别以14.9亿元、3.8亿元、8.6亿元拍出，对地方经济有很大促进作用。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副局长琚宜太：地质调查的专业化队伍和研究队伍应加强相互合作补充。

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新形势下地质环境监测工作面临很大的发展空间，监测的范围更广、内容更多、要求更高，需要研究探讨的东西也更多。比如，未来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评价管控需要依托一个平台，地质环境监测系统有数据优势，可以发展成为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评价监测平台。另外，中央队伍的优势在于有高层次的人才队伍，能接触国内外先进的理论技术；地方的优势在于长期的资料积累，有扎实的基本功。二者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地质工作。现行的财政体制、招投标机制等对这一结合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希望在改革过程中能解决这些问题，真正找到联合谋划设立承担重大项目的途径。

北京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党委书记刘霞：第一时间向主管领导汇报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建设。

建议出台一个环境检测总局（总站）的规范文件，建立合适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希望今后的会议也安排政策解读环节，并将资料发给我们。

西藏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高级工程师李昆仲：一方面，我们人员比较少，专业基础力量也比较薄弱，整体地质调查程度比较低；另一方面，这也说明我们面临着机遇，许多工作都需要积极去做。一是希望通过院站给予我们指导和引领，同时加强与各省份单位的合作交流，共同推动西藏的地质调查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二是此次会议给我们施加了压力，西藏这种人员比较少、落后的地区，我们该如何定位；三是还需加强培训。

江西省环境地质监测总站站长颜春：第一，出台一个总站建设规范文件，包括人才培养、软硬件等内容。第二，组织一些覆盖全国的大型地质环境类项目，通过参与国家级大项目培养单位人才，引领地方项目的发展。

广东地质调查院院长许汉森：我们建议局里有针对性地增加地调项目的部署，以起到对地方地调院公益性工作的引领作用，实现四两拨千斤。采取措施，推进央地之间的项目合作，使地方政府能够重视相关的工作。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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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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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海洋六号”科考船使用最新研制的6米深海岩芯取样钻机在西太平洋海底成功实现5.86米富钴结壳岩芯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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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多金属结核到富钴结壳，从热液硫化物到深海稀土资源，从南海到南极……几年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科考船和远洋调查研究团队秉持“科学、责任、和谐、进取”的科考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不断开拓新领域，探寻深海大洋海底矿产资源，先后执行了10个航次的科学考察，总航程20万公里，历时近1000天，近600人次参加，谱写出中国远洋科学考察和深海资源调查的宏伟篇章。

海底探宝，拓展我国资源战略空间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藏，目前已发现了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热液硫化物和深海稀土等矿产资源，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开发的对象。

为了维护中国稀土资源大国地位和国际海底权益，2012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启动深海稀土资源前期研究。2013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与远洋调查与研究团队率先在中太平洋开展了深海稀土资源调查，证实了深海沉积物中存在一种有别于陆地的“大洋型稀土”矿床类型。经过2014年～2016年的调查，在中、西太平洋分别圈定两个深海稀土资源远景区，潜在稀土资源量可观，并初步掌握了深海稀土资源分布特征，系统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勘探技术方法。深海稀土资源的调查研究和深海稀土资源成矿远景区的圈定，为今后维护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海洋权益奠定了坚实基础。该成果也被评为2013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十大进展之一。

多金属结核富含钴、镍、铜、锰等重要的战略金属资源，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主要在东太平洋开展了20多年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大洋协会于2001年成功获得了中国第一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之后经过十几年的调查与研究，查明了我国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资源状况，确定了可能的试开采矿区，估算了合同区不同类型的资源量。

2012年，“海洋六号”船执行中国大洋27航次科考任务时，在西太平洋海盆发现了大量高覆盖率、高丰度多金属结核，这些结核几乎均为非常完美的球状，且粒径较大，位于海底沉积物与海水界面较浅的位置；而之前发现的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的多金属结核普遍为不规则的椭球状、碎屑状、菜花状、连生体等，大小不一，埋藏相对较深。海上现场对这些多金属结核进行化学元素分析，发现其钴元素高达0.5%，是东太平洋多金属结核钴元素的2～3倍，因此被称为富钴型多金属结核。

2013～2016年，“海洋六号”船继续开展结核调查，并成功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应用于结核勘探中，快速圈定了10多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成矿远景区，初步估算了资源量，拓展了我国多金属结核战略资源空间。

不仅如此，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海洋地质工作还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外交，为我国在大洋申请矿区奠定了重要基础。2011年，我国在西南印度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多金属硫化物勘探合同区；2014年在西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一块富钴结壳勘探合同区；2015年在东太平洋成功获得第二块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同时拥有多金属结核、多金属硫化物和富钴结壳资源勘探合同区的国家之一。

科技创新，构建一体化远洋勘探体系

当今世界，海洋科考技术装备日新月异。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全面提升我国大洋资源及环境调查的能力和水平。

“海洋六号”船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一艘具有国内一流、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科学考察船，配置了先进的多道地震采集系统、深海水下遥控探测系统、全海深多波束测深系统、海底原位探测系统、水文调查系统等，安装了高精度的综合导航、水下定位和动力定位等多套系统和辅助设备，同时可为各种移动式调查设备提供测量和实验平台，能满足多学科、多手段综合调查要求。2009年10月入列后，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迅速将“海洋六号”投入远洋调查之中，从2011年开始，已连续6年每年承担长达约200天的远洋调查任务。

2014年，我国自主研发的 “海马”号无人遥控潜水器在“海洋六号”船通过海试验收。2015年，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其应用于海山区富钴结壳资源调查，完成了对海底结壳和生物样品的抓取，获取大量的海底高清视频数据，填补了我国海山区资源环境调查手段的一项空白，提升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

此外，远洋调查团队还及时应用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近海底声学深拖等一批高新尖海洋探测装备，获得了一大批高精度、高质量的野外调查资料，全面提升了我国远洋调查的能力和水平。他们紧跟国际技术发展趋势，不断革新技术方法应用，扩展“海洋六号”船配备的EM122多波束系统的用途，将多波束回波探测技术试验性应用于大洋航次调查中，大幅提高资源勘探效率，加速了我国矿区申请和区块优选进度。

在茫茫太平洋开展科学调查，需要团队合作，船舶机械调查设备繁多、天气海况复杂，随时可能出现各种突发状况，困难极大、风险非常高。为合理组织安排生产，保障海上作业安全顺利，远洋调查团队多年来坚持规范管理，不断总结经验，对作业方法分门别类，制定作业流程，不断改进完善，逐步形成了一套依托于“海洋六号”船的远洋调查作业规程。

重力柱状取样是远洋调查重要手段，其操作流程复杂，危险性高，起初需要十几人联合作业近一天才能完成一个站位，经过多年摸索改进，如今六七个人四五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安全性和工作效率都大为提高。

“潜龙一号” 无人无缆遥控潜水器AUV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设备，长约3米，重达数吨，系统复杂庞大，其收放流程和应急措施是考验作业母船和团队综合作业能力的两大难题。2013年～2014年，“海洋六号”作为作业母船第一次实施“潜龙一号”调查。AUV作业零经验的远洋调查团队科学组织、合理施工，成功实现了4级及以下海况潜器全天候安全布放与回收，成功率达到100%，为远洋调查大型设备收放作业提供了宝贵经验。

通过对多种调查手段的综合运用，以及多学科专业技术力量的广泛融合，针对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和深海稀土等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已形成了点、线、面相结合，以“海洋六号”船为依托，多学科、多方法、多手段立体化大洋矿产资源勘查技术方法体系。

海底命名，维护中国海洋权益

大海广阔无垠，但海水覆盖之下的海床并非同样平坦宽阔。海底地貌多姿多彩，既有地形平缓的平原，也有连绵起伏的海岭；既有高耸的海山，也有深邃的海沟。如同陆地的自然地理实体必须赋予名称一样，海底地理实体也应该赋予名称，也就是“海底命名”。

对已确认的海底地理实体进行正式命名已成为国际惯例，这不但有利于海图的编制和海洋科学勘测、开发管理，而且体现着国家对命名海域的管辖权力或科学研究成果。根根据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制定的标准，如果一个海底地理实体完全或超过50％的面积位于国家的领海以外，则可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SCUFN）申报其命名提案，通过后编入到海底地名辞典中。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开展大洋矿产资源调查，最初10年“海洋四号”等调查船利用单波束测深设备发现了一些地理实体，也作了暂时命名，如“海洋四号断裂带”“北部海山链”“东部海山区”等。但这些暂时命名缺乏统一规划，经常有一地多名或一名多地的现象。2007年开始，我国开展多金属硫化物资源调查，“大洋一号”和“李四光”号调查船在南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发现大批地理实体，但也没有正式命名。尴尬的是，中国富钴结壳合同区所在的两个海山早在1997年就由“海洋四号”进行了详细地形测量，我们采用代号方式暂时命名，没有正式命名，数年后被其他国家登记了新地名。

2011年，中国大洋协会成立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全面规划和命名大洋矿产资源调查区新发现的地理实体。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地理命名团队在朱本铎教授的带领下，制定了详细的命名规划和命名规定，专门选择了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批名字，积极投身大洋协会地理实体命名工作组的工作。命名工作也卓有成效，工作伊始当年就成功申报7个海底地名，鸟巢海丘、彤弓海山群、白驹平顶海山、徐福平顶海山、瀛洲海山、蓬莱海山、方丈平顶海山…… 一批富有诗意的名字，彰显着中国文化的魅力。此后，每年都有一批海底地名提案在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通过。至2016年，工作组命名163个新发现的海底地理实体，地名获国务院批准公布使用，其中63个海底地名获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核准。

海底地理实体的命名工作创新性地提出我国海底地理实体的分级分类体系和命名方案，制定了国际海域海底命名的技术体系，为海底命名奠定了基础；首次提出海底命名地图的编制方法和地理实体的识别技术，并成功应用在向国际海底地理实体命名分委会提交的地名提案上，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使我国的海底命名研究迅速提升到世界领先水平。

勇闯南极，探索极地科考新模式

2016年12月28日～2017年2月10日，“海洋六号”船与“雪龙号”极地科考船共同执行了中国南极第33次科学考察，全体科考队员一起迎风雪、战严寒，克服了南极海域陌生复杂、作业窗口极为有限、气候寒冷、海况急剧变化等极地冰海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在精准预报的基础上，经过40多天的艰苦奋战，超额完成航次设计全部海洋调查及登陆考察任务。

这是我国自1990～1991年首次开展南极南大洋综合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后，时隔26年开展的第二次南极海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此次南极科学考察，创下了我国南极海域地质地球物理实测的几个首次：首次对南极海域进行了大面积、高精度、高分辨率的地球物理调查，为研究南极地质演化与全球气候变化关系奠定了基础；首次开展了大范围、立体式的多波束海底地形探测，获取了南极海底近2万平方千米三维地形地貌高精度资料，可为我国后续科学考察和船舶航行提供水深数据；首次应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地热探针，采获到南极海底地热流实测数据，填补了我国在高纬度寒冷海域相关探测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深海蕴藏着宝藏，但要得到这些宝藏，就必须在深海进入、深海探测、深海开发方面掌握关键技术。2016年的国土资源系统科技创新大会也提出了“三深一土”的科技创新战略。向深海全面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广州海洋局远洋调查团队将在拓展我国在国际海底区域的资源战略空间、全力支撑国家海洋资源保障、维护国家深海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201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经济平稳增长，结构调整优化，质量效益持续提高；动能转换加快，新业态蓬勃增长；内需结构持续改善，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助推传统行业焕发新风采；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体系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修复力度加大。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动能与质量不断调整，地质勘查工作延续了深度调整的态势，在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探索中积蓄转型升级新动能。

2018年上半年地质勘查形势

自2013年开始，我国地质勘查行业进入了调整下行阶段，目前进入萎缩期的第6个年头。2018年上半年，地质勘查面临的政策环境、投资结构、专业结构等继续深度调整，地质勘查工作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1.政策环境进一步明朗，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2017年政府管理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地质勘查的管理政策，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原国土资源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理工作方案》等。2018年上半年，这些管理政策逐步落地，各地配套细则文件先后出台，地质勘查活动准入条件进一步明确，政策效应日益显现，地质勘查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明朗。贵州、安徽、河北等省份先后公布了其生态保护红线，明确了生态保护红线的边界与范围。从已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看，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4，比很多专家原先预想的比例要低。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原则上按照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新疆、甘肃、湖南等省份推动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退工作，明确了退出原则、退出方式、补偿机制等细则，目前已完成部分探矿权、采矿权的退出与注销，为其他地区矿业权清退工作积累了经验。随着政策环境的明朗和稳定，市场对地质勘查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地勘市场趋稳内生动力增强。

图1 2011～2018年上半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变化

2.地质勘查投入降中趋稳，新动能力量不断增强

2018年上半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继续下行。（图1）初步统计，上半年地质勘查投入74.79亿元，同比减少7.2%，降幅与2017年上半年（减少8.5%）有所收窄。其中，中央财政26.91亿元，同比减少1.9%；地方财政22.94亿元，同比减少30.7%；社会资金24.95亿元，同比增加13.7%。社会投资自2013年以来首次回升，表明随着地质勘查政策环境趋于明朗，投资者对地质勘查市场信心有所回升。与2012年峰值相比，2018年上半年地质勘查投入下降了66.6%，降幅逐年收窄，地质勘查市场或已进入本轮周期的底部区间。这说明，经过过去几年的供需调整和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地质勘查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取得明显成效，新动能驱动作用不断增强。

地质勘查转型升级步伐加快。传统的地质勘查投入持续下滑，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勘查投入不断上升。上半年，矿产勘查投入37.06亿元，同比减少13%，锡矿、铝土矿、金矿等矿种勘查投入降幅尤为明显。水文地质、环境地质与地质灾害调查投入13.65亿元，同比增加3.3%。矿产勘查投入占比从2012年的81.2%下降至今年上半年的49.5%，自2006年以来这一比例首次低于50%。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投入占比持续上升，从2006年的3%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18.3%。城市地质调查、农业地质等进一步得到加强。

3.矿业市场延续回暖态势，拉动矿产勘查社会投资企稳

2017年上半年标普金属价格指数经历温和回调后进入上行区间，至2018年初升至高位，上半年整体走弱，但与去年上半年相比仍有较大幅度上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有色类）变化与之类似。受价格温和回调影响，我国采矿业利润增速有所下滑。2017年采矿业实现利润4586.8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61.6%；2018年1~5月实现利润2333.6亿元，同比增长41.6%，增速有所减缓，但是显著大于同期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6.5%）。受采矿业利润增加影响，社会企业对矿产勘查市场前景的信心有所恢复。2018年上半年，矿产勘查社会投资19.94亿元，同比微升5.8%，扭转了2013年以来持续下降的趋势。需要指出的是，在矿业市场行情好转的形势下，地方财政投资上半年同比大降32.4%，反映了地方政府在不断加大的环境保护压力下对矿产勘查投入更加审慎的态度。

4.矿产勘查增储占比持续上升，初级勘查动力不足

2012年以来，全国完成阶段性勘查的矿产地数量逐年减少。2018年上半年，实施的矿产勘查项目数量延续减少趋势，同比减少25.6%。从不同勘查阶段来看，完成详查与勘探的矿产地比例在逐年增加，由2012年的56.5%增至2017年的65.8%；与此同时，完成预查与普查的矿产地比例在逐年减少，由2012年的43.5%减至2017年的34.2%。这表明，在矿产勘查投入持续下行形势下，矿业权人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对已发现矿产地的后续勘查工作，目的是增加资源储量，而不愿意投入到新发现矿产地的初级勘查工作，初级勘查动力严重不足。

从单位资金投入效果来看，近两年铜矿、金矿万元勘查投入所获得的新增查明资源储量有所增加（图2）。按照1981年不变价格计算，对于铜矿，万元勘查投入新增资源储量2011年～2015年平均为48.3吨/万元，2016年～2017年增至79.9吨/万元。对于金矿，万元勘查投入新增资源储量2011年～2015年平均为9.2千克/万元，2016年～2017年增至24.4千克/万元。这也表明，矿业权人更倾向于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增加资源储量的后期阶段勘查。

图2 2001年～2017年铜矿与金矿万元勘查投入新增查明资源储量变化（按照1981年不变价格计算）

5. 深地探测稳步推进，向深部进军战略成效初显

2016年，自然资源系统全面实施“三深一土”科技创新战略。经过两年的努力，向深部进军战略成效开始显现。2018年上半年，国家863计划“深部矿产资源勘探技术”重大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我国突破了2000米以浅矿产资源勘探方法、技术、装备障碍。启动于2013年的松辽盆地科学钻探工程成功完井，“松科二井”最终井深7018米，攻克了高温钻井、固井、测井和超长井段连续取心等关键工程技术，为万米超深井科学钻探提供了技术储备。“山东省莱州市吴一村地区金矿普查”项目深部探测钻孔终孔深度3266.06米，新探获金资源储量近20吨。近年来胶东地区深部找矿探明一批大型、特大型金矿床，新增金资源储量近2500吨，成为世界第三大金矿区。在首批3个3500米深度地热勘探钻孔开钻后，上半年雄安新区深部地热勘查顺利推进。

地质勘查形势展望

我国地质勘查工作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勘查结构在不断调整、工作方式在不断变革、工作内容在不断丰富、工作领域在不断拓展。短期来看，全国地质勘查工作将延续深度调整趋势，服务自然资源管理、生态保护修复、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新兴的地质勘查工作将持续拓展与壮大。预计全年地质勘查投入降幅将有所收窄，同比下降10%左右；随着全球矿业市场回暖，矿产勘查社会投资或出现微弱回升，战略新兴矿种等矿产勘查进一步受到重视；城市地质、农业地质、生态地质等将不断拓展。

1. 长期来看，矿产消费与开采由快速增长期进入高位波动与分化期，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将持续分化

1995年～2017年，我国矿产资源消费总量经历了稳定增长、快速增长与增速显著放缓的变化。消费量在10亿吨级的大宗矿产品消费量可能达峰值并出现微降（图3），多数有色金属与贵金属消费量增速放缓、高位趋稳，油气矿产与消费量在万吨级及以下的战略新兴矿产消费量继续保持增长的趋势。2018年上半年，全国继续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增速比第二产业快1.2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6.6%，比第二产业高17.6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向中高端迈进。由此可以判断，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对资源依赖的刚性总体上将有所弱化。

图3 1995～2017年大宗矿产品消费量与人均消费量变化

图4 1995年～2016年我国矿产资源开采量变化

2012年以来，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增速显著放缓，于2014年达到峰值110.82亿吨，到2016年降至101.47亿吨，比峰值降低8.4%（图4）。2017年统计数据尚没有全部出来。2017年煤炭产量34.45亿吨，同比增长3.2%，比峰值低13.3%；铁矿石产量12.29亿吨，同比下降4.0%，比峰值低18.8%；水泥产量23.4亿吨，同比下降3.1%，比峰值低6.4%；十种有色金属产量5501.0万吨，同比增长2.9%，增速下滑0.1%。2018年1月～5月，原煤产量同比增长4.0%，铁矿石产量同比下降0.1%；水泥产量同比下降0.8%；十种有色金属产量同比增长3.2%。这些数据表明，2017年～2018年上半年矿产资源开采总量延续了前几年的高位波动趋势。

随着不同矿种消费量与开采量增长的分化，不同矿种勘查投入变化将随之分化：持续下行、波动趋稳或继续上行。

2. 短期来看，随着全球矿产勘查回暖与矿产品价格上涨，我国矿产勘查市场或将在下行周期中出现回升波动。

2017年，全球金属矿产勘查投入79.50亿美元，同比上升14%。SNL预测，随着金属价格上升与企业对矿产勘查市场信心回升，2018年全球矿产勘查投入将上升15%～20%。2018年6月，SNL修正了对未来3年的金属价格预测，除了银和铁矿石外，其它金属2018年平均价格将高于2017年。

2006年～2016年，我国矿产勘查投入变化与全球走势基本同步。2017年全球矿产勘查市场实现触底回升；而我国矿产勘查投入继续下行，且降幅有所扩大，表现为与全球趋势的“偏离”。这一“偏离”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有关。面对政策的不断收紧和矿业权退出条件的不确定，社会投资人更倾向于持币观望，减少或暂停对矿产勘查的投入。2018年上半年，矿产勘查政策环境进一步明朗，不确定性减少，矿产勘查投入同比增加5.8%，反映了社会投资人对矿产勘查市场信心有所回升。随着全球矿产勘查市场持续回暖和矿产品价格上升，预计矿产勘查社会投资将延续上半年的微弱回升态势。但是，由于地方财政投入大幅度减少，全年矿产勘查投入可能仍将继续下行。

3.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管理需求，城市地质、农业地质、生态地质等地质勘查新增长点将继续拓展

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管理是地质勘查工作未来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地质勘查在瞄准当前需求的同时，在实践中将围绕长远需求不断拓展，培育并壮大发展新领域。一是服务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推动将城市地质工作纳入城市管理主流程，以雄安新区、成都天府新区为代表的城市地质调查工作快速推进。二是服务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保护修复，推动地质与生态融合形成生态地质工作，承德市综合地质调查探索出了地质建造+小流域的综合调查+生态关键带监测的技术框架。三是服务民生与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地质、旅游地质等“地质+”多元化调查评价。四是服务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推动地质环境监测网与其它监测网协调运行。五是服务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推动水土污染调查与治理。

对策建议

一是稳定地方财政地质勘查投入。地方财政对地质勘查投入大幅度减少是今年上半年全国地质勘查投入下降的主要因素，其原因可能与日益趋紧的环保政策有很大关系。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能源和其它重要矿产资源需求总量仍处于高位。为经济发展提供安全、可靠、持续的能源资源保障，仍然是地质勘查工作的重要任务。为了扭转矿产勘查投入逐年快速下降的趋势，建议地方政府谨慎处理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稳定对地质勘查工作的长期投入。

二是加强矿产资源初级勘查政策扶持。受矿产品价格波动、政策变化、地质变异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矿产勘查是一项高投资、高风险的市场行为。发达国家虽然有成熟的市场融资机制，但也普遍对草根勘查实施鼓励性扶持政策，降低企业从事矿产勘查的风险。形成政策稳定、市场透明、可以预期的友好投资环境，对于矿产勘查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国家加强对矿产资源初级勘查的扶持力度，扭转矿产资源初级勘查日益萎缩的趋势。

三是加强深部地质勘查技术攻关。随着地质找矿工作的进行，近地表、出露区矿产资源找矿空间的不断缩小。城市地质调查、地质灾害防治等迫切需要加强对深部探测技术的研发。深部矿产勘探、地热开发、地下空间利用等仍存在诸多技术难题，亟需研发深部探测的方法、技术与设备。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授权发布）

滑坡现场。王志国 供图

地质专家现场勘查。王志国 供图

3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百江镇郭村附近突发山体滑坡，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驻县进乡”地质队员迅速处置，实现成功避险。接到报告后，浙江省省长郑栅洁作出批示：“处置果断，避免伤亡，值得肯定。但也提醒我们地质灾害的隐患还是存在，应加大监测并有效排除！”

据桐庐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7日8时57分，该局接到险情报告：百江镇郭村附近道路出现崩塌。桐庐局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有关负责人立即会同“驻县进乡”的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专业技术人员赶赴现场。

10时25分，桐庐局有关负责人及专业技术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山体后缘存在裂缝，坡体不断掉落石块并有异响，判断为临滑迹象，便立即要求在现场抢险的公路部门人员停止应急抢险并撤离，封闭道路禁止通行。10时33分，山体发生大面积滑坡，下滑方量约1.2万立方米，潜在方量约2万立方米。由于处置果断、人员撤离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此次成功避险得益于浙江省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和省自然资源厅开展的千名地质队员“驻县进乡”专项行动。当天6时多，滑坡点发生小规模崩塌。郭村村民萧宇明发现后缘山体出现裂缝，于8时多将险情上报至县交运局公路管理段。接到险情报告后，“驻县进乡”地质队员汤逢展立即赶赴现场，下车时发现情形危急，果断与到场的省第七地质大队专业技术人员共同迅速研判决策，避免了人员伤亡。

接到灾情报告后，浙江厅第一时间派出专家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调查，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有关负责人赴现场指导开展应急处置。据专家组初步调查分析，发生滑坡的诱因是，受近期连续降雨影响，雨水下渗坡体。此外，该处为早期道路修建开挖形成的边坡，发育有顺坡向结构面，风化强烈，节理裂隙较发育、结构松散，地质条件较差，导致边坡失稳。

截至发稿时，记者从桐庐局了解到，滑坡现场已设置安全警戒线及警示标牌，安排人员24小时值守。“目前滑坡点暂时没有出现新变化，省第七地质大队正在道路沿线开展排查，将根据调查情况提供详细的应急调查报告。”桐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