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Martin J. Van Kranendonk等主编，Elsevier出版的专著《Earth's Oldest Rocks （Second Edition）》(《地球最老岩石（第二版）》)已在线出版，纸质版将于2019年正式发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离子探针中心万渝生研究员等应邀编写了该书的第14章--《Hadean to Paleoarchean Rocks and Zircons in China》。第二版前言中，该书主编特别感谢了北京离子探针中心刘敦一研究员和Alfred Kroner教授等对该书的出版和最老岩石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并配上了二人相关工作照。

《Earth's Oldest Rocks》第一版发行于200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国际前寒武界的一致好评。地质所离子探针中心刘敦一研究员等应邀为该书编写了第3.5章--《Eoarchean rocks and zircons in the North China Craton，Earth’s Oldest Rocks》，总结了华北克拉通古太古代-始太古代岩石记录，同时总结了老于2.5Ga的岩石和锆石记录。

此次再版，万渝生研究员等在第一版的基础上，总结了近十年来整个中国大陆太古宙地壳演化研究的新进展，特别是老于3.2 Ga的岩石和锆石记录。

 

《Earth's Oldest Rocks （Second Edition）》封面及万渝生研究员等编撰的该书第14章首页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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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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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在“七一”来临之际，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由党委书记带队，走访慰问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为老同志送去党的温暖和关怀，并致以节日问候和祝福。水环中心离退休干部处工作人员参加慰问活动。

在离休老干部张玉民家中，水环中心有关领导亲切询问张玉民夫妻二人身体和生活情况，叮嘱二老要保重身体、愉快地安享晚年。离休干部王云飞同志热情洋溢地讲述了水环中心的发展史，追忆过去，展望未来，一行人员认真聆听，并详细向王云飞家人了解其近期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等情况。离休干部朱平同志因身体原因常年无法下楼活动，但他每天坚持在室内开展适当运动，看书、读报、浏览网上信息、做读书笔记，使自己及时了解国家大事，不与时代脱节。水环中心领导高度评价了他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并叮嘱家人有什么困难及时反馈，水环中心会竭尽全力帮助解决。

水环中心领导还带队慰问了退休老领导孙德钦、邵德富和张国兴，并介绍了目前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有关情况，为他们送去有关学习资料，听取他们对水环中心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党委书记强调，老同志是水环中心发展的开拓者和见证者，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水环中心党委和全体职工不会忘记老领导作出的积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在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的同时，继续关心、支持水环中心各项工作，奉献余热，为推动水环中心跨越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对水环中心领导一行在百忙中前来看望慰问表示感谢，对水环中心近年来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同时感谢一直以来在生活上给予的关心和照顾，表示会继续为水环中心的发展献计献策，并严格落实关于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各项任务与要求，不降低标准、不降低要求，认真开展自学，为新时代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顺利转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2019年11月11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相关负责人带队来到广州泰康养老院，为局离休老同志张克凡送来了百岁生日祝福和亲切慰问。

慰问组为老人送上了鲜花、蛋糕和慰问金，表达美好祝愿。离退休老同志代表王光宇教授转交了老同志们精心准备的生日贺卡。广州海洋局离退休管理处、党委办公室（工会）负责人及离休党支部书记等一同看望问候张老。

张老虽年事已高，但眼力、听力还很好，认真倾听了大家的祝福，阅读了生日贺卡，脸上洋溢出幸福的笑容。他用简短而清晰的语言向大家表示道，“感谢你们，我很高兴，心里有很多话想说......”大家共同唱起《生日歌》，用歌声祝福张老身体健康、安享晚年。

事后，张老的家属向离退休管理处反馈道：“太感谢了！看得心里暖暖的，从局领导的重视，到离退处周密安排，以及众多老同志的深切问候和祝福，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令一向俭朴低调、不过生日的爸爸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广州海洋局现有离退休职工近千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近500人，80岁以上的近200人，90岁以上的9人。近年来，局紧紧围绕“关爱老人，构建和谐”，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通过全面落实“两项待遇”等一系列政策举措，保证广大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老同志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广州海洋局的关怀照顾，为海洋地质事业发展营造了团结、和谐、进步的良好氛围。

 

百岁健康老人张克凡

张克凡，男，1920年生，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局第二海洋地质大队党委副书记、局综合计划处处长，1982年离休。在职期间多次获评局“优秀共产党员”，离休后先后获评广东省健康老人，部“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等。

张老理想信念坚定，爱学习、讲政治、讲奉献。爱学习是张老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养成的良好习惯，离休后他担任党小组组长16年，认真组织支部学习、活动；赴国外探亲期间，也主动向党组织汇报思想和学习、生活状况，按时寄钱交纳党费。他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担任单位政工干部培训班和财会学习班任课老师，不辞辛苦，车费坚持要自掏，讲课酬金分文不要，在干部职工中广为传诵。

他坚持科学健身，热心公益，以实际行动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张老离休后主动学习养生保健知识，起居饮食有规律，锻炼运动持之以恒，2000年被评为广东省健康老人。他平易近人，自己生活简单朴素，对别人却慷慨大方，多次参加扶贫救灾捐款捐物活动。

张老夫妇待人真诚，家庭和睦，志愿捐献遗体，为社会作最后的奉献。张老为人真诚友好，勤俭持家。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时，除了聊家事外，他还跟子女晚辈畅谈党和国家大事，要求他们廉洁奉公，努力学习提升科学素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主动参加“广州志愿捐献遗体登记接受站挂牌大会”，夫妇二人都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手续。在二位老人看来，立捐献遗体的遗嘱是对社会做出的最后奉献，造福后人。

 

冯艳芳在长乐南澳构造带野外调查

2001年，冯艳芳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那时地质行业的低谷刚刚过去，曙光初显，而她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想在事业上有发展，一定要脚踏实地，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一晃过去17个年头，冯艳芳兢兢业业地参与和主持了多个重大项目，见证了我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快速发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资料开发室副主任冯艳芳，集“2017北京榜样推荐人物”、“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全国最美家庭”、“北京市西城区人大代表”等多种光环于一身。她却常说，自己只是浩瀚地质大军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兵，人生的理想是做好一名纯粹的地质人。

纯粹的奉献，她主持了地质史上里程碑式项目

2001年，冯艳芳硕士毕业，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作。那时地质行业的低谷刚刚过去，曙光初显，而她青春年少，意气风发。“发展研究中心”，念着单位的名字，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想在事业上有发展，一定要脚踏实地，敢于担当，勇于奉献。”一晃过去17个年头，冯艳芳兢兢业业地参与和主持了多个重大项目，见证了我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快速发展。

刚到发展研究中心，冯艳芳就参与了国家863计划“基于SIG的资源环境空间信息共享与应用服务”和“基于大型GIS的地质调查空间数据管理系统”两个项目。一些过去只能在书上看到名字的大专家，如今可以面对面交流，这让冯艳芳十分兴奋。在项目办公室负责组织协调和后勤服务的她，总是给人活力满满、热情洋溢的感觉。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孩子前一天仍坚持工作，产假没休完就回到岗位，为项目的顺利实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紧接着，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启动，冯艳芳再次被选入项目办公室。一切刚刚起步，事务繁琐，人手紧张，冯艳芳和同事们加班加点，用最短的时间让项目步入正轨。

2006年，为全面掌握矿产资源现状，科学评价未查明矿产资源潜力，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重大专项启动。冯艳芳被委以重任，负责组织其中的全国重要矿产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项目。说是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有30个省（市、区）40多个单位2000余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产学研大会战。在项目实施的8年时间里，冯艳芳管理业务双肩挑，一心扑在工作上，通常是白天组织管理，晚上整理资料，还频繁跑野外。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全国重要矿产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解决了我国诸多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指导有关省区圈定了一批找矿远景区，编制完成了5000余张中国成矿地质背景系列图件，培养了省级、大区和全国三个层次的学科带头人才群体和技术骨干。项目成果在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46个项目中获得了“95.3”的最高分，被专家院士们树为地质史上的里程碑，并先后获得原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一等奖，冯艳芳也被评为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的先进个人。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如此评价项目形成的中国大陆构造系列研究成果及其新的观点：“给中国沉寂多年的大地构造学科带来了新的篇章，输入了新鲜的血液，是中国大地构造认识之路上的崭新进步，该成果的问世，将会使中国大地构造研究继续向前加速发展与迈进。”

在这紧张而忙碌的8年中，冯艳芳还承担了全国地质勘查进展分析项目，主持构建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权威、全面、系统的地质勘查成果跟踪统计与通报系统，成果获2015年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

2016年以来，冯艳芳负责全国系列基础地质的综合编图工作。如今20张不同类型的全国大地构造图已全部出版，不仅为各种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提供了地质底图，对我国基础地质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冯艳芳和她的团队积极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提高地质调查成果的服务水平。他们编制的雄安新区的地质地貌图，为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提供基础依据；编制的扬子陆块区岩相古地理图，为南方页岩气勘查服务；编制的共和盆地地热资源地质背景图，为干热岩调查提供了直接的指引。

纯粹的热爱，她啃下地质学一块“硬骨头”

2005年，在项目管理岗位顺风顺水的冯艳芳，突然告诉领导，她想从事业务研究，想去跑野外。

“我觉得自己还是更适合搞业务，组织协调不是我的特长。”冯艳芳这样说，其实她一直无法割舍心中那份天空地阔的地质情怀，“背着馒头进山，背着石头出来”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她认为山野间才是实现一个地质人价值的最好舞台。

没多久，全国重要矿产成矿地质背景研究项目便压在了她肩上。由于是水文地质专业出身，她渐渐感觉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很难满足当下的工作需求。于是她决定读一个“矿物学、岩石学和矿床学”博士，她幸运地遇到了被自己称为人生导师的邓晋福教授。

“邓老师不仅仅教会了我岩浆岩研究的知识、方法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他深入浅出的讲解、耐心细致的教诲，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专业，以至于陶醉、痴迷和忘我。”说起邓老师，冯艳芳内心充满感恩之情。

有一天，邓晋福问她：“东南沿海有一块硬骨头，你敢不敢啃下来？”这块“硬骨头”指的是“福建长乐—南澳构造带”。这里是研究和了解我国东部大陆大地构造演化的关键地段。长期以来，许多重要的地学问题仍处于探索和争论中。冯艳芳在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向这一困扰地学界多年的难题发起挑战。

实地踏勘，采集样品，实验分析，冯艳芳在充分收集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多种科学方法，对长乐—南澳构造带花岗岩类年代学、岩石组合与构造演化进行了深入解剖和综合研究，取得了创新性成果。

2009年一个秋雨连绵的清晨，冯艳芳在闽西北一处陡崖上发现了蛇纹石化很强烈的辉石橄榄岩，她非常激动，立即挥锤取样，没想到上面的危岩因受到扰动竟噼里啪啦地砸了下来。在大家的惊呼中，最大的一块岩石从她身边呼啸而过，翻滚落地，距离她的身体只有几厘米。而这并没有吓倒冯艳芳。2014年，她自愿申请参加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组织的狼山地质填图项目，面对坡度有70多度、海拔1600多米的狼山，为了获取第一手地质资料，她毅然向山顶爬去……

纯粹的信念，她努力把温暖和光亮给更多的人

冯艳芳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但是多年来，她用在工作上的时间远比回家的时间长。

她的爱人从事地质灾害勘查治理方面的工作，也是长年在野外一线，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儿子只好托付给老人照顾。有多少次，当她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孩子已经睡着了，第二天，孩子还没醒，她又要出门了。

2010年，全国地质勘查进展分析项目推进到关键节点，要进行全国性的数据统计与编报培训。北方片区的培训结束后，冯艳芳回到家中，看到丈夫搂着儿子蜷缩在床角，两人满脸的疲倦和憔悴，才得知儿子已经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可第二天就是南方片区的培训报到，她拿出手机，正准备请假，丈夫却说：“家里的事有我呢，单位交代的事，是对你的信任，你应该完成。”冯艳芳泪流满面，她感受到的是苦，是累，是愧疚，也是幸福。她悉心照顾了儿子一夜，第二天一早，按原计划赶往会场。

如今儿子长大了，也渐渐理解了妈妈。冯艳芳曾几次受邀去儿子的学校做科普讲座，也给孩子们讲讲地质工作。同学们听了都很感动，有的对冯艳芳的儿子说：“你妈妈真伟大。”儿子也曾在作文里写道：“小时候每当放学，别的孩子都有妈妈接，唯独我没有，那时妈妈的爱像橘子皮，是苦的。现在我知道妈妈在从事高尚的工作，就理解了她，妈妈的爱像橘子果肉，有酸，也有甜。”冯艳芳说，有时自己加班回家晚，儿子会把饭做好了等她，这让她内心充满欣慰和感动。

拥有“最美家庭”的冯艳芳，一路走来，切身体会到年轻地质人家庭生活的不易。因此，她特别理解年轻人，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努力为他们创造施展才华的机会，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每当看到身边的年轻人，虽然承受着房贷等巨大的现实压力，但工作上却勤勤恳恳，努力上进，我都会默默地下决心，一定要像老一辈地质人那样，负起传承的责任。”冯艳芳感慨道。

2016年，冯艳芳当选为北京市西城区第16届人大代表。她时常利用休息时间走访社区困难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需求、渴望和心声，并将相关问题按轻重缓急进行了归类整理，分阶段按步骤向人大常委会提议和建议。针对呼声较高的集体户青年职工孩子入园入学难题、地科院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六层以下老居民楼加挂电梯等问题，冯艳芳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推动了问题的解决。

无私奉献，不求名利，坚定执著，心无旁骛，凭着渊博的学识，胸怀地质的希望，脚量祖国的山河，手绘地调的蓝图，在冯艳芳心里，这些，是一个纯粹地质人应有的品质。她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前进，因为这是她今生坚定的信念。

9月5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岩溶地质研究所相关负责人带队到桂林市夕阳红养老中心对三位退休老同志进行走访慰问，送去岩溶所党委的关怀。

项式均、龚自珍夫妻二人已八十有余，独生女定居美国，因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生活难以自理，现在桂林夕阳红养老中心养老。陆祥枢今年84岁，是一名有着63年党龄的老党员，长期有病，下肢瘫痪，生活较为困难。

在养老院，慰问组向医生详细了解了三位老人的生活与健康情况，并查看娱乐设施、生活环境等有关条件。拜托养老院工作人员细心护理老人，既要让老人吃好、住好，更要丰富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随后，慰问组走进老人们居住的房间与老人细聊日常，叮嘱他们好好调养身体，乐观生活，并表示要随时关心了解老人的生活需求，帮助老人解决最切身、最实际的问题。老同志感谢岩溶所党委的关怀和爱护。

此次慰问活动不仅给老人们带去了温暖，更用实际行动阐释了岩溶所对退休老同志的情谊。

 

                         

 

三月沐风，空山凝云，春归大地，万象更新，在全国人民深入学习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的高潮中，地调局水环中心广大女职工迎来了第108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激励女职工立足本职岗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增强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积极展示女职工良好的精神风貌，党委及工会组织开展了“亲近自然山水 ，共享美丽和谐”的狼牙山登山活动。

上午8：00出发，于9：30到达目的地。狼牙山五勇士（马宝玉、葛振林、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为了掩护部队撤离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宁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的壮举深深的震撼着大家的心灵。站在山脚下，奇峰林立，峥嵘险峻，状若狼牙的群山映入眼帘。大家怀揣着激动的心情开始了登山之旅，有三五成群的、有二人一组的，沿途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深深的吸引着大家，纷纷掏出手机，或自拍，或相互之间拍照，仿佛要把眼前这美好的景象永久留下。蜿蜒曲折的登山路有很多台阶，经过一段时间的攀登，很多人都开始气喘吁吁，身体很疲惫，但是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大家互相鼓励，互相搀扶，经过2个半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1105米高的峰顶。站在峰顶，看着远处的群山，心中有颇多感受，狼牙山不仅有气吞山河的雄伟壮丽景象，又有着女子一般的秀美山川，让人在红色的革命地区不仅仅了解到当年先辈们的悲壮故事，还能近距离的接触到大自然。当地政府为了让大家记住呼应“英雄山”和“狼牙竞秀”这一主题让游客们记住来到狼牙山景区的深刻意义，特意在山顶修建了悬空玻璃观景台，很多女同志都鼓起勇气尝试了起来，突破了自己，迈出了勇敢的步伐。

这次“三八”妇女节活动，得到了水环中心领导班子、党委的高度重视和支持，要求相关部门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保证活动安全顺利的开展。通过这次活动，广大女职工们放松了身心、增进了友谊、提高了凝聚力，为更好的投身各项工作积蓄了力量。

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 题：新气象，开创民主法治新局面——从２０１８年两会看全面依法治国新实践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罗沙、丁小溪

新华社记者 卢哲编制

坚定不移走全面依法治国之路，让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

踏着春天的脚步，５０００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将聚首北京，履行职责、共商国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全面依法治国号角，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指明方向。亿万人民满怀期待，党的十九大后的首次全国两会，必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的征程、呈现新的气象。

标定民主法治建设新方位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历史性突破，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标定下鲜明的历史新方位。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表述，因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引人瞩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头崇尚法治、践行法治，形成一系列法治建设新理念……五年多来，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团结带领人民开启民主法治建设新征程。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民主法治建设始终不变的底色——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７４７１件，政协委员提案３６６５件，并已全部按时办结。

从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百姓心声直达国家立法机关，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让人民更有效监督宪法法律实施；从协商议政新格局汇聚各方智慧，到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集纳睿智良策……五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倾听民声、广集民智，“中国式民主”日益展现出旺盛活力。

依法治国，确保经济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在全球安全风险不断攀升之际，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外国人艳羡的“平安绿洲”。

五年多来，立法工作回应时代命题，引领国家发展，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意愿。司法体制改革动真碰硬，着力破解一切阻碍公平正义的顽瘴痼疾。法治政府建设集中发力，促进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迸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筑牢制约权力运行的法治“笼子”……

“监察法草案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制定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打下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顺应民主法治建设新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婚姻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引发的“离婚后被负债”问题，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最高立法机关２０１６年以来收到近千件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２０１７年全国人代会上，４５位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对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审查；２０１８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

从“一方负债二人背”到合理界定共同债务——规则的修改折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凸显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的需求、对法治品质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安全保障的法律依赖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人民期待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期待对自身发展能有更长远的预期和更持久的信心……

踏上新征程，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强调保障人民权益。

从实施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破解“民告官”难题，到编纂民法典保障人民权利；从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方便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到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民权益靠法律保护、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良好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促进新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为社会进步汇聚正能量。

从完善经济立法、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到夯实市场监管制度，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从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促进改革发展蹄疾步稳，谱写更加靓丽的成绩单。

面对新变化，民主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探索符合实际的基层民主形式，钱咋花、事咋办，大家说了算，基层民主建设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制度的框架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序行使，画出最大同心圆。

人民意志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民主法治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制度保证。今年政协大会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协商议政格局，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我国协商民主呈现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态势，将有序参与、平等意识、民主监督、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等融为一体，其核心就是凝聚广泛共识，求取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说。

破解民主法治建设新课题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壮美蓝图，顺应新要求、把握新机遇，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

——让民主法治更好保障经济发展。

２月１２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国徽高悬、气氛庄严。审判长孙华璞敲响法槌，备受关注的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正式开庭。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最高法决定人民法院再审３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以法治方式护航改革发展的坚定决心。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避免公共决策“拍脑袋”“一言堂”；公布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各级政府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让创业干事的市场环境日益清朗。

——让民主法治更好守护安居乐业。

这个冬天，哈尔滨市部分城区比以往早１０天供暖试运行，居民提前入“暖冬”。这一转变，源起于黑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的８件提案。

“民主党派提交的民生提案，得到了政府回应、企业响应、群众点赞。”民盟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李福生由衷地说。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民主法治建设必须让人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拉开序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聚焦生态环境和食药安全，各级法院加强民生案件审判执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正在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让民主法治更好捍卫公平正义。

“于欢故意伤害案”从二审开庭到宣判，山东高院通过微博进行了全程直播，大量庭审细节、案件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恰如一场“全民法治公开课”。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网络直播庭审让公平正义“看得见”，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突破３００万件，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更好化解民忧、维护民利，公共法律服务覆盖城乡各领域各群体……司法民主有序扩大，民主法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与民主的深刻内涵得以彰显，让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心稳步提升，值得点赞！”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说。

——让民主法治更好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到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到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党的十九大奏响新时代法治最强音。

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更加注重改进执法司法方式，努力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为民主法治建设打造新动能、开辟新境界……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必将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凝聚更加磅礴的智慧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