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在荆棘遍布的深山老林，矗立着一座座孤独寂寞的钻塔，中国地质调查局长沙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简称“长沙中心”）钻探人用沾满泥浆的臂膀，抱起一根根沉甸甸的钻杆，将钻取的岩心小心翼翼地放入岩心箱。这些日常工作的缩影，彰显着他们对平凡岗位的执着和坚守。他们与大山为伍、与密林为伴，爬冰卧雪、翻山越岭，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三尺机台是他们踏梦出征、书写忠诚的舞台。他们用青春探寻地层的繁华，用岁月镌刻资源的画轴。

这支钻探团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沐浴着改革的春风，与原黄金部队偕行，是金矿勘查获取地下实物资料的重要力量。团队在原部队时期主要从事小口径矿产地质岩心钻探施工任务，四十余年来，累计进尺10万余米，用实际行动践行“地质报国”的赤诚初心；2018年转制改革后，他们由传统地质找矿拓展到“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调查。为适应业务发展新形势新要求，他们胸怀“国之大者”，锚定“为国找大矿、找好矿”目标，按照“进军中深部、拓展多领域”总体思路，抢抓机遇、主动作为，积极组建水文、地热、深部油气等钻探队伍，以培训实操为抓手，以项目实施为平台，钻探综合技术水平和支撑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显著增强。

党建引领  凝心聚力谋发展

团队组建之初，钻探骨干流失严重，人员结构不合理、人才力量薄弱的问题十分突出，加之任务转型拓展，需要熟悉新装备，提升新能力。团队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遇到重大事项和急难险重任务，就会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群策群力、集智攻关，全力攻克转型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难关。为解决人员思想不稳定的问题，党支部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疏通思想“症结”，化压力为动力，并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及时解难帮困，让团队干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为加快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团队发挥党员领头雁作用，组建以专业技术干部、机长为主体的授课交流团队，加大钻探基础理论与实操训练频度，并积极开展“师带徒”“结对子”帮扶，浓厚团队学习氛围，团队整体技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一大批钻探班员顺利成长为钻探机长和班长。为加强先进典型引领，党支部努力培塑“学习强能、担当作为、求实创新、敬业奉献”的团队文化，将榜样力量转化为爱岗敬业、奋发向上的不竭动力，团队所在党支部被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评为“四强”党支部，1人被中心评为“最具学习力”先锋人物。

攻坚克难  转型拓展求突破

2021年，团队首次承担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找水打井任务。面对全新业务领域，他们毫无头绪、压力巨大，团队负责人鼓励大家说：“革命老区面临水资源短缺‘瓶颈’，作为地质勘探的‘国家队’‘中央军’，我们责无旁贷。只要我们发挥好自身专业优势，宁都的老百姓用水难题将迎刃而解。”团队开始翻阅大量调查报告和文献，总结研究先进施工工艺方法，以找红层区地层隐伏破碎构造和不同地层接触构造形成导水、储水含水层为靶向，因地制宜采用空气潜孔锤快速钻进工艺及复杂破碎地层跟管钻进技术，在旱垴、南必蔬菜基地实施水文水井5口，孔孔出水，总出水量近1600吨/天，解决了当地1650亩蔬菜灌溉用水和1200余名村民饮用水需求，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支撑赣州市宁都县革命老区乡村振兴。5口水井移交当地政府的竣工仪式上，长沙中心向南必村党支部书记询问出水、用水情况，书记激动地说道：“感谢长沙中心酷暑天气给咱老区人民找水，甘甜的井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这是促进我村产业发展的‘经济之水’，也是带领村民奔小康的‘致富之水’”。

在水文水井成功实施的基础上，钻探团队成员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工作方法，以浙南诸河流域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项目为依托，建立了一套从钻探成井、测井、洗井、抽水试验、水样采集、保护装置安装、井口高程点建设到自动化监测系统安装及调试完整的地下水监测井监测体系，先后在浙南地区实施地下水监测井28口，有效保障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实施，为浙南地区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资源、监测地下水污染、有效防治地质灾害以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等提供了科学依据。

2023年，长沙中心承担地热资源预可行性勘查地热钻探项目，工作区地层为胶结性差、水敏性强的红砂层。针对其红砂层易引发孔底压力剧增、钻具磨损严重等问题，钻探团队不断加强地层研究，创新工作方法，采用钻井液离心固控技术、空气潜孔锤钻进扩孔和胶塞固井技术，有效减少废浆排放，降低环境影响，提高钻进效率和固井质量。项目历时65天顺利竣工，终孔孔深1500.8米，实现地热钻井施工新领域零的突破。

攀过一山，再登一峰。鄂鹤页3井，是该中心组建深部油气钻井队伍实施的第一口页岩气参数井，设计井深2300米，旨在初步查明鄂西鹤峰地区二叠系页岩气储层发育情况，助力鄂西地区页岩气开发。受领任务之初，面对全新的业务领域以及更加突出的安全风险隐患，团队发扬湖湘子弟“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立即组建以钻探业务骨干、机长为主的技术攻关小组，积极学习先进经验，因地制宜优化完善钻井施工设计。项目启动后，团队建立起标准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机制，落实工程进度“一日一报、一周一会”制度，做好保障工作，全面提升钻探施工效率。面对井内漏失、坍塌掉块、易跑斜等复杂情况，项目技术骨干反复研究地质资料，集中研讨，制定科学对策。团队众志成城、团结协作，历时65天，成功钻至目的层二叠系栖霞组并成功点火，终孔深度2326米，标志着该中心在深部油气钻井领域初步形成战斗力和生产力，实现了从传统矿产地质钻探向水文地质钻探、工程地质钻探、地热钻探、大口径深部油气钻井等领域拓展转型。

开拓创新  接续奋斗谱新篇

创新是推动地质调查现代化的“驱动力”。团队着力发挥科技创新“引擎”作用，加强地质科技自主创新，打造科技创新高地，赋能业务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团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获批专利10余项（发明专利2项），为钻探施工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的“主战场”上，团队将始终保持着“冲锋”姿态，踔厉奋发、笃定前行，立足深部钻探重大需求，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三步走”“三级跳”战略目标，不断巩固拓展转型发展成果，建实建强深部钻探“国家队”，打造支撑地质找矿亮点名片，用青春热血致敬伟大的新时代，用一串串沉甸甸的成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献礼！

2019年9月10日至12日，全国区域地质调查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李荣社教授等一行到共和-略阳地区区域地质调查项目礼县测区、合作测区现场指导填图工作。10日下午，指导组与项目组全体人员在武山基地进行了座谈，听取了项目组人员就合作、礼县测区取得的主要工作进展及阶段性成果的汇报，并就填图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给予了详细解答。

指导组在礼县测区室内查看了测区1:5万实际材料图及1:1万关子镇构造混杂岩带专项地质图，对目前填图工作存在的相关地质矿产问题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同时指出，区调填图的核心是实体（岩性-构造）填图，图面表达必须依据野外地质事实，尤其强调要将混杂岩中岩块的运动学机制表示出来，不平均使用工作量，突出重点并着重开展点上的精细研究工作，以便于在面上铺开。应当深刻领悟地学知识活学活用，不能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同时，建议项目组运用不同波段合成的遥感影像开展地质体和构造解译、无人机填图等先进技术手段，提高项目执行的工作效率，着重解决图幅内重大科学地质问题。

随后，指导组前往工区野外现场进行指导，就复杂的构造混杂岩带填图方法、研究现状等实地为大家系统仔细的讲解，着重指出了糜棱岩的识别、剪切带糜棱岩与片麻岩（老基底）的区分、糜棱岩与韧性剪切带的互相从属关系等特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剪切带糜棱岩化是细粒化、强韧性变形的变质变形的过程，一般剪切面理倾角较陡，岩石在较高温压条件下发生统一的韧性剪切变形及重结晶，岩石之中发育“旋转碎斑”、“云母鱼”、“S-C组构”、“矿物拉伸线理”、“鞘褶皱”等显著特征，这些特征能反应剪切带的运动学方向，相关信息应在地质图上正确予以表达。另外指导组还现场讲解了如何识别“基质”、“岩块”特征，如何研究其运动学方向，手把手指导全体技术人员关于构造混杂岩带野外素描图的绘制等工作，提醒项目组在对远洋沉积岩开展微体古生物的年代学研究。

在合作测区，指导组进行了实地检查和现场指导，指出要将已经填绘出的多期构造在空间上进行配套，确定导矿构造、容矿构造之间的接触关系；此外，还对项目组识别出的海底火山进行了检验确认，指导项目组划分火山岩相，在剖面和平面上对海底火山进行详细研究。

此次指导组一行为项目组人员传达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最新的区调要求和规范，肯定了项目组所取得的成果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指导组的现场指导和启发，使项目组成员在正确客观识别和分析各种地质现象、信息等方面得到了较大提升。

 

在“五四运动”98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为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有志青年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2017年4月28日，地调局资源所团支部组织16名青年职工赴国家博物馆参观了《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和《复兴之路》两个大型主题展览。

大家首先参观了《大英博物馆100件文物中的世界史》展览。从奥杜威峡谷出土的石质砍砸器，到当代人工制品，纵横200万年，横跨五大洲，通过两条线索突出其共性以及文明之间相互交融、彼此影响的事实，向大家讲述了人类文明的历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这102件（套）文物中，有9件（套）是来自中国。第101号文物则见证的是本世纪发生的历史，即“宣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木槌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签字笔”。

随后，大家又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以时间为序，通过参观陈列的珍贵图片、史实、雕塑和多媒体等宝贵资料全面重温历史，回顾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起抗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的种种探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光辉历程，展示了历史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国家基本路线方针的时刻，同时也展现了屹立于世界的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

参观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两个主题展览内容丰富、印象深刻，通过对照，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现代中国的世界地位、历史地位，是一个让我们重温和牢记历史，真切感受历史使命的大讲堂，更是一个让我们展望和畅想未来，牢固坚定理想信念的大磨盘。大家纷纷表示，作为有理想、有担当的青年一代，我们要进一步继承和弘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坚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立足本职岗位，放飞青春梦想，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为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资源所共青团参观国家博物馆 

 

资源所共青团参观国家博物馆 

 

资源所共青团参观国家博物馆 

 

青年职工自发讲解与讨论 

 

青年职工自发讲解与讨论 

　　  

2017年12月21日，应中国地质调查局花岗岩成岩成矿地质研究中心邀请，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万渝生研究员到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作了题为“锆石成因研究及地质应用”的学术报告。

万渝生研究员长期从事华北克拉通前寒武纪地质演化和锆石学研究，在锆石成因和SHRIMP U-Pb定年、Hf-O同位素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果，连续入选爱思唯尔（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万渝生研究员根据自己多年的科研经验，总结了锆石定年从矿物分选、样品制靶、实验测试、数据分析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并提醒广大科研人员在发现“重要年龄信息”时，需从野外地质基本事实和锆石本身进行多角度分析检验。他通过大量生动的锆石阴极发光图像（CL）全面展示了不同成因锆石，包括岩浆锆石、碎屑锆石、变质锆石的基本特征，并详细介绍了变质作用、深熔作用、热液作用等地质过程对锆石U-Pb同位素体系产生的影响。他还用典型研究实例，着重讲解了如何从锆石结构及U-Pb谐和图上判断其成因类型，并对所测数据作出最合理解释。

万渝生研究员耐心解答了现场科研人员的提问，现场互动气氛活跃。通过近两个小时的精彩讲解，武汉地调中心地质科研人员进一步加深了对锆石U-Pb定年和同位素示踪这一重要研究手段的理解，对今后地质科技人员开展同位素年代学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70余名地质科研人员聆听了报告。

万渝生研究员作学术报告

“全力服务”做贡献，鲜花掌声送模范。

3月28日，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毫无悬念地被评为“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

“‘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是成都综合所在新形势下向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转型的第一个项目，也是我所‘全力服务于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自然资源中心工作，全力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成都综合所所长、党委书记胡泽松说，经过近两年的努力，项目组在乌蒙山扶贫开发区黔西北毕节威宁县哲觉镇一带新发现1处超大型、1处大型新类型沉积型稀土矿床。此次找矿取得的重大突破，不仅拓宽了我国稀土矿成矿规律研究领域和找矿空间，为我国打造又一个新的稀土勘查开发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对推动乌蒙山地区扶贫攻坚，以及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成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项目也是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能源资源基地资源潜力-技术经济-地质环境“三位一体”调查评价的一次新实践。

一系列成果的取得绝非偶然。对于成都综合所及其项目团队而言，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是一次艰巨的考验，更是一次利用传统优势技术支撑服务新型地质调查工作的严格检验……

强强联合 共克时艰

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地区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覆盖国家重点扶贫的乌蒙山区毕节市和六盘水市。该地区“三稀”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上二叠统宣威组底部，发现有大量富含稀土的粘土岩建造。2012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毕节、六盘水、兴义为节点城市，充分发挥能源矿产资源优势，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

事实上，毕节威宁-赫章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由来已久，但针对“三稀”矿产的调查研究并不多。解放前，丁文江、刘之远、黄懿、罗绳武等人对区内的地层及煤、汞等矿产资源层曾做过概略调研。而该地区系统的地质调查、矿产勘查则始于1960年。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前人对这一地区开展过众多地质矿产研究工作，但是主要针对铜、铅锌、锰矿等。自1997年开始，地质工作者陆续在黔西北地区发现二叠系宣威组底部存在一套富稀土粘土岩，但稀土的赋存状态、成矿模式、成因类型、可利用性等问题均未查明，加之成矿规律不清，找矿迟迟未取得突破。近年来，贵州省地矿局、贵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瞄准“三稀”资源，对含稀土的磷块岩、铝土岩矿床、磷矿床伴生的“三稀”元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然而，真正意义上深入推进该区域“三稀”资源综合地质调查工作的还要从成都综合所和贵州省地矿局的合作说起。

俗话说：处处留心皆学问。而成都综合所之所以能后来居上，幸运地立项并取得重大突破，既与他们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有关，也与他们平日的留心积累有很大关系。当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三位一体”调查评价体系、支撑服务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时，成都综合所就开始了筹划谋局，试图在这方面闯出一条新路。经过资料综合分析，他们了解到当地的稀土矿线索，并深入分析了难以开发利用的“症结”。

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的战略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的明确要求，地方脱贫攻坚战的迫切需求，加上自身转型升级的客观要求以及技术优势和信息资源优势，使成都综合所上下很快达成了共识，举全所之力，主攻贵州毕节地区稀土矿。

说干就干，时不我待。2017年1月10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开展了一次座谈。此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合作共识，即以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为平台，重点开展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调查、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等工作；通过大型能源资源基地综合调查，查明资源现状、资源潜力、矿石可利用性，摸清区域地质环境特征和承载力，共同建立资源基地技术经济与环境影响概略性评价体系，为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服务。同年2月28日，成都综合所召开会议启动“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建设工作，明确了为贵州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和矿政管理提供基础服务的目标。紧接着，3月7日，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在成都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三稀”资源大型基地。根据协议，双方将以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为引领，围绕“区调、矿调、环调”地质调查评价、能源资源经济性评价工作、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示范，结合精准扶贫行动，共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推动地质科技成果集成与转化。

随后，“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正式启动实施。

为了加快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大型能源资源基地建设工作部署，成都综合所按照“协同创新、融合创新”的思路，特别成立了项目联合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编制了“贵州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项目实施方案。通过整合双方资源、技术、业务优势，共同推进基地建设，以服务地方需求实现服务国家需求的目标，有效创新地质调查工作模式。在服务国家能源资源保障战略的同时，助推乌蒙山毕节地区脱贫攻坚。

科技创新 迎难而上

开弓没有回头箭。

正当项目如火如荼地开展时，技术人员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威宁、赫章两县沉积型稀土矿尚处于勘查开发的起步阶段。根据沉积型稀土的赋存状态来看，矿体多出露于地表，开采地质条件较好。含矿层段在威宁及赫章地区分布广泛，资源潜力巨大。但是2018年以前，整个黔西北地区沉积型稀土矿的成矿规律、稀土赋存状态及可利用性均未查明，选冶工艺也未曾取得进展。一度有分析认为，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业内权威专家对此也是质疑声不断。有人认为，在此地区根本找不到大矿；有人则认为，即便是侥幸找到了矿，也很难“拿”出来。

成都综合所顶着巨大的压力，通过层层传导，最后落到了项目组全体人员身上。个中滋味，也只有亲历过的人体会最深刻——

谈起该项目，项目团队成员惠博博士不无感慨地说：“这是我工作至今啃得最难的一块骨头！为了有效富集回收该地区稀土资源，项目组成员都付出了大量心血。”

其实，从1997年开始，黔西北沉积型稀土就不断受到关注，但是至今尚未有明确的矿石赋存状态研究及选冶工艺突破。“贵州沉积型稀土原矿中稀土氧化物(REO)含量最高时可达1.6%，平均约0.15%。但是，由于无独立的稀土矿物，采用常规的物理选矿方法无法实现稀土的富集回收。”惠博解释说。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惠博与项目组其他成员早在半年前就开始筹划准备。项目开展之初，他们主要采用常规的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处理，但是许多问题都没有说透。

“这不是一类传统的矿石，在对这一类矿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拿出客观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它是否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惠博说，对于该项目的科研攻关，成都综合所领导高度重视，先后两次开动员会，要求技术人员每月向项目负责人、科技处负责人及所长汇报进展情况。

可是，纵使技术人员使尽浑身解数，倔强的石头依旧不为所动。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了，无数次试验都无功而返，研究进展依旧未能达到预期。难道真如前人所说“该类型稀土矿并不具备勘查开发价值？”此时，成都综合所内上下压力倍增。

专家组与科研人员研讨钻孔岩芯中稀土含矿层的垂向演化趋势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终于，大家找到了突破口。通过反复试验和实地调查，项目组确定了两个重点攻关方向：一是在工作手段上采取多学科联合的方式，即工艺矿物学、地质学、冶金学联合攻关。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常规手段没有得出结果的情况下，引入一些假设性的试验。

首先是工艺矿物学先行。惠博介绍说，这就如同我们在医院看病一般，需要先问诊（即取样），查明病因（即查明矿石成因）。在这个过程中，工艺矿物学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选用了关于物质和结构分析目前国内最先进的手段，例如化学分析里的荧光、XRD分析、电子探针等，并利用国际先进的矿物分析试验设备将矿石的基本性质从里到外、从粗到细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还与其他类型矿石进行类比分析。在以往的试验中，我们主要采用10倍、20倍的显微镜，但是在该矿石的分析研究中，我们甚至采用了近千倍的显微镜，以及做材料的技术手段，终于查清了矿石中各元素的赋存状态。

“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此基础上，技术人员开始开展选矿研究，却无功而返。冶金技术随后及时跟进，开展了浸出试验，验证理论上的赋存形式。通过试验，对大家通过仪器观察的现象进行了定量化的佐证。综合比对国内外相关资料，整个研究工作中，我们团队做得更深入、科研链条也更长，基本上做到了类似产品的级别。”惠博说。

而此次项目能够取得重要成果，主要基于两方面的经验：一是多学科联合攻关。这要归功于成都综合所的优势业务领域之一——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成都综合所拥有一支涵盖地质找矿、资源综合利用、综合评价等专业层次布局合理的专业人才队伍。“成都综合所在一矿变多矿、贫矿变富矿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优势，特别是一些呆滞的、我们认为可能在技术上或者经济上不过关的资源，所里也有成功的案例。所以，多学科联合攻关也成为这次试验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胡泽松说。

二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胡泽松认为，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轻易否定研究对象，要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我国是世界稀土资源储量大国，不但储量丰富，且还具有矿种和稀土元素齐全、稀土品位高及矿点分布合理等优势，全国稀土资源总量的98%分布在内蒙古、江西、广东、四川、山东等地区，形成北、南、东、西的分布格局，并具有北轻南重的分布特点。但是，该项目发现的稀土类型完全不同于这两种状态，也区别于深海稀土，在标准上并没有可借鉴性。

通过综合分析研究，项目组最终确定黔西北地区的稀土矿床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发生于二叠纪末的巨量岩浆活动是华南陆块演化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地质事件，导致了扬子克拉通西部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在大火成岩省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常伴随有区域岩石圈地壳的大规模抬升和地表岩石的去顶剥蚀。峨眉山大火成岩省的主要岩性为玄武岩和层状-似层状火山碎屑岩，且构成峨眉山大火成岩省主体的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富含铁族、高场强元素和稀土元素。在晚二叠世温润潮湿的古地理环境和频繁的海侵、海退作用下，玄武岩及火山碎屑岩便易于发生强烈的风化、蚀变和剥蚀作用，经进一步搬运、沉积、富集便形成了黔西北地区独特的“沉积型”稀土矿床。

同时，项目在开展过程中还形成了绿色高效的“预处理-选择性浸出”冶金新工艺。试验结果表明，稀土元素浸出率高于85%，同时铝、铁、钛和硅等主要杂质浸出率均小于5%。此工艺流程短、选择性强，绿色高效，对推动地质科技成果转化，助推黔西北毕节-六盘水建设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支撑基地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近8个月的科研攻关，沉睡的稀土宝藏终于揭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三大突破 意义深远

2019年3月28日，在成都综合所召开的第六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上，贵州毕节-六盘水大型能源资源基地技术攻关团队被评为该所“2018年度优秀创新团队”。对于贵州毕节-六盘水团队来说，这项荣誉实至名归。

首先，他们取得了沉积型稀土矿产的重大找矿突破。该团队在对稀土含矿层精细的岩相古地理、沉积微相和稀土沉积成矿要素研究基础上，锁定富稀土层的岩相类型，建立成矿模式，通过矿产检查，于毕节市威宁县麻乍镇新发现超大型稀土矿1处，于威宁县哲觉镇新发现大型稀土矿1处。

其次，攻克了新类型稀土矿产综合利用的技术瓶颈。通过系统工艺矿物学研究，首次查明了该稀土赋存于以高岭石（83%以上）为主的粘土岩中，无独立稀土矿物，成因类型属“沉积型”，工业类型为类质同象离子吸附型。该类型稀土的粒度极细，选冶难度极大，团队中青年优秀骨干进行了四阶段的选冶试验攻坚，最终创新性研发出针对此类型稀土矿的“预焙烧处理-选择性酸浸”工艺流程，使得该类型稀土的综合回收率超过85%，攻克了选冶难题。

第三，创新了能源资源基地技术经济评价及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方法。通过对威宁重点工作区地质环境调查评价，项目组结合已有资料的二次开发和整理，对威宁、赫章地区地表水、地下水、地壳稳定性、植被覆盖率、土壤环境、空气质量、石漠化、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等进行了系统总结，编制各类环境图件15张，提出了下一步恢复治理和绿色矿山建设方案，同时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以黔西北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岩溶地区地质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对接需求 精准扶贫

2018年12月1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一行来到贵州省毕节市。与以往不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将前期形成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进行移交。

本次移交的综合地质调查成果，是依托于成都综合所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实施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成果，形成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能源资源基地威宁-赫章地区勘查开发布局建议书（2018）》（以下简称《建议书》）1份，附图图册1套（包含相关附图31份）。《建议书》对毕节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在此基础上，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同时，为了更好地对接毕节市政府需求，有针对性地部署下一步工作，成都综合所还表示，将与贵州省地矿局共同协助毕节市建立“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基地”，做好技术支撑工作。

两周后，毕节市政府发来信函，对于成都综合所移交的“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对中国地质调查局在毕节开展的地质找矿工作高度认可。信函中写道：

“《建议书》对我市威宁县、赫章县优势矿产资源的现有资源条件、潜在资源条件、技术经济条件、地质环境条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全面评价，特别针对两县广泛分布、资源潜力巨大的沉积型稀土矿产进行了论述，提供了有进一步工作价值的超大型稀土矿1处，大型稀土矿1处；研发的沉积型稀土综合利用技术原型，将浸出率从5%～20%提高到85%以上，为我市对该类型稀土矿产的采选及利用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建议书》及附图图册内容丰富，涵盖了我市威宁、赫章两县优势矿产资源潜力、综合利用潜力、地质环境现状及变化趋势等方面，划分了3处重点勘查开发区，2处次重点勘查开发区及6处不宜开发区，对我市绿色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划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为我市打造‘三稀资源绿色勘查开发试验基地’奠定了坚实的资源基础。”

这封信函不仅是对项目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技术人员夜以继日工作的鼓励与肯定。

精准脱贫不仅是地质工作者的历史使命，更是政治担当。

近年来，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乌蒙山区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安排了项目，重点开展能源资源调查、重要矿产资源调查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工环地质调查等工作。这些项目，均瞄准了贫困地区的实际需求，解决急需问题，有的发现了新的矿产地，有的查清了地质环境情况，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贵州乌蒙山片区是整个乌蒙山片区中的重点贫困片区，贫困面广量大，贫困程度深，脱贫形势十分严峻。“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地区能源资源综合地质调查”项目阶段性成果提出，毕节威宁地区应从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基地向沉积型稀土、沉积型锂矿、铅锌等战略性、新兴矿产资源基地转变的发展新思路，对于有效服务地区绿色勘查开发、助力乌蒙山扶贫攻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尾 声

采访中，除了科技创新，团队成员严谨求真的钻研精神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记者询问惠博技术攻关后的心情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如释重负。回望项目整体开展过程，虽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和成果，但是团队成员却依然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工作结束后，他们没有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而是第一时间总结经验和教训：一是不能草率下结论；二是研究工作需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的确，成功往往都是眷顾有准备的人。地质调查工作不仅需要科技创新，更需要像他们一样锲而不舍、严谨务实。

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有新定位，即“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我们相信，在新的征程中成都综合所人将飞得更高、行得更远！

 

12月21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召开党支部书记年终考核会，总结2018年度党建工作，安排部署2019年工作。

2018年，探矿工艺所对党支部考核方式进行了创新，按照考核要求的部署，以“一次检查展评、一次交流、一次培训、一次考核”的形式，分步骤、有序列地对党支部进行检查、培训、考核、总结。

此次考核会由全所8个党支部书记和4个野外临时党支部书记做述职汇报，并接受考核打分，也是2018年党支部考核的“重头戏”。会上，各党支部书记严格按照要求，围绕党支部“3+4”责任的落实情况，汇报了2018年度党支部工作开展情况，总结了党建活动中的亮点与不足，规划了2019年党建工作重点。会上，参会人员还对各党支部的主题活动开展情况、党课情况、支部学习记录、“三会一课”记录本进行了检查、展评，并作为考核打分的重要依据。

汇报后，探矿工艺所主要负责人高度肯定了各党支部2018年度的工作，认为各党支部的总结有数据、有事实，各有特色，亮点纷呈，成绩非常突出，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支部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三会一课”、谈心谈话、支部宣传等基础工作得到加强；二是在推进党建与业务的有机结合方面亮点纷呈，“一二三工作法”、“四个一”管理法则、“微党课”等支部工作法的建立，是各党支部在推进党建与业务有机融合方面的成功范例；三是党员同志以身作则、攻坚克难，在业务工作和管理工作中冲在前、做表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绩突出；四是在党风廉政建设和风险防控方面，各党支部积极发挥监督作用，在野外经费管理、材料采购、人员聘用、事务公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效果明显；五是在组织、宣传、凝聚、服务群众方面成效明显，全所凝聚力进一步得到增强。

针对党支部2019年的工作，会议指出：一是要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旗帜鲜明的讲政治；二是要继续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的融合；三是要进一步总结升华支部工作法，并积极推广应用。

探矿工艺所还将按照考核要求部署，对各党支部进行培训。党委成员、党支部书记、党委办公室全部人员参加了此次考核培训会。

 考核汇报会现场

现场对支部资料进行检查

“四态”包括思想状态、工作状态、身心状态、生活状态，是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从2015年开始组织的一项调查活动，目的是通过“四态”调查系统掌握干部职工“四态”情况，动态跟踪、深入掌握干部职工所想所思所盼，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着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有效性、针对性，营造心情舒畅、团结协作、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保障地质调查事业健康发展。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高度重视“四态”调查，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每年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方案并认真组织实施。通过领导班子成员下基层面对面谈话、发放调查问卷、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系统了解单位干部职工“四态”情况。沈阳地调中心党委把“四态”调查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分解，各部门认领后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逐条整改和落实。通过几年的努力，沈阳地调中心广大干部职工特别是青年干部职工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四心”的变化上。

“红心”更坚定，坚定理想信念，咬定青山不放松。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沈阳地调中心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政治生态整治专项行动、支部规范化建设、支部品牌创建、先进典型培树等活动，广大青年人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能够及时主动了解中央方针政策、部局党组和沈阳地调中心党委的重大决策部署，及时主动了解中国地质调查局和本单位重大成果进展、单位和部门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工作上的廉政风险点，能够积极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广大青年人“四个意识”显著增强，“四个自信”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得到升华，围绕部局党组和沈阳地调中心党委部署的“两重”工作，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处处体现先锋模范作用。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是借咏竹子的顽强生命力来表达一种坚定的信念。沈阳地调中心广大青年人的信念和目标是什么呢？往小了说是为了“成为本岗位、本专业的行家里手”、“成为既懂技术，又会管理，综合素质教高的能手”，往大了说就是“希望沈阳地调中心成为东北地区地质行业的领军单位”，再大就是“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东北地质调查事业而奋斗”，这样的信念支撑着广大青年人不断前进。

身心更愉悦，饱含激情，春风得意马蹄疾。

在工作方面，广大青年人普遍对现在的工作状态表示满意。能在单位的业务平台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认为现在的岗位适合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工作职责，乐于并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能充分发挥作用，虽然工作压力比较大、经常加班，但是绝大多数能适应当前的工作节奏。他们渴望进步，希望通过努力工作，争取更好的发展。

在生活方面，广大青年人普遍身体状况良好，对现在的生活状况表示满意。近年来沈阳地调中心坚持以人为本，在住房、医疗、教育各方面做了很多实际工作，努力解决广大青年人的后顾之忧。大部分青年人都住上了单位集资修建的职工住宅，住宅区和办公楼相邻，上下班更为方便，节约出大量的通勤时间。很多青年职工晚上在办公室钻研业务、编写论文，几分钟就能回到家中休息，安全方便。

为了能让广大职工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沈阳地调中心每年都安排职工体检，深受大家欢迎。通过体检，大家能及时了解身体状况，如果查出身体问题，可以及时得到治疗，防患于未然。沈阳地调中心还为广大职工提供了健身场所，修建了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场地，同时为野外职工提供了体育活动经费用以购买体育器材。此外，年底还会组织团拜会、摄影展、乒乓球赛、素质拓展等各类文体活动，通过活动不但锻炼了广大职工的身体素质，丰富了业余生活，同时增加了职工之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是广大青年人生活压力的主要来源，为了让青年职工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单位积极与附近的优质小学沟通，为青年职工子女就近入学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已经有数十位适龄儿童入学，接收良好的教育。

为了能及时了解广大青年人的所思所想，沈阳地调中心开展了谈心交心活动。党委成员和分管部门负责人谈，部门负责人和所在处室职工谈，通过谈心谈话，能及时了解青年人的思想状况，舒缓他们的心理压力，使他们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和生活中去。大家普遍认为谈心交心活动非常必要、作用明显，应该经常和深入开展。

总体来说，广大青年人对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都比较满意，身心愉悦，大家饱含激情和斗志，希望乘着党的十九大和自然资源系统改革的春风，努力工作，快马加鞭，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努力在更高的平台上展现自己的才华，为沈阳地调中心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决心更坚定，迎难而上，梅花香自苦寒来。

通过“四态”调查可知，目前广大青年职工也面临许多的困惑和实际困难，有些来自于社会，有些来自于自身。

首先，比较其他行业的社会认知度和待遇，地质调查系统并没有优势，广大青年人普遍缺乏行业自豪感。特别是野外一线人员长期在野外，工作和生活环境相对单调，与社会和单位脱节，缺乏归属感和获得感，对家庭存在愧疚感。有些项目时间紧、任务重，项目人员在中秋、国庆这样的假期也一直坚守在野外，不能和家人团聚。

其次，受世界经济下行和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影响，矿业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地勘单位受到宏观经济不振的影响，行业财政投入逐年缩减。为了适应新形势，某些领域的项目数量大大减少，专业人员不能充分发挥专业优势而只能从事非专业的工作。而有些项目的技术人员却严重缺乏，工作超负荷，经常性加班，事务性工作较多，压力比较大。此外，单位“传帮带”意识和机制还不健全，青年人渴望得到学习和培训的机会，希望有更具挑战性的平台。同时，由于名额问题，部分青年人的技术职称一直没有兑现，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沈阳地调中心广大干部职工并没有被困难吓到，上至领导班子成员下到普通技术人员，都积极出谋划策、破解难题。主要领导一方面多次到上级单位“要政策、要项目”，组织力量申请国家项目；另一方面多次到地方政府了解需求，争取地方项目；除此之外还要经常和省市地勘单位、高等院校沟通交流，谋求合作。每年，沈阳地调中心党委组织党政班子成员带队下基层，慰问野外一线职工，通过与青年人面对面交流谈心，了解他们实际困难，现场解决问题，给青年人带去了组织的关怀和家的温暖。同时，单位鼓励青年人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且邀请院士和专家到单位做报告，组织专业培训，不断提高青年人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在单位领导的关怀和鼓舞下，广大青年人迎难而上，奋勇拼搏，充分发挥了“三光荣”优良传统和李四光精神。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始终坚守在野外一线，披荆斩棘、风餐露宿；他们不再过多追求个人利益，而是把沈阳地调中心事业发展放在首位；他们服从单位调配，到不同专业领域开展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无数人生成功的事实表明，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功并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在通往成功的路上，一定会遇到困难甚至磨难，这个时候只有不断的努力、修炼、克服，才能达到理想的彼岸。沈阳地调中心广大青年人面对困难，勇往直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信心更充足，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

沈阳地调中心作为六大区域地质调查中心之一，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时刻鼓舞着全体青年人。

首先，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坚决贯彻落实部局党组决策部署，地质调查工作成果显著。沈阳地调中心围绕局党组重大改革和部署，坚持“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和其他战略资源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的工作定位，坚定不移地执行部、局党组决策部署，聚焦国家需求，瞄准国际前沿，适应国家科技和预算体制改革，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推进科技创新人才和平台建设，在松辽盆地页岩油调查、东北黑土地调查、城市地质等领域取得一批高水平成果，其中2014年和2017年两项成果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10大科技成果，3项成果获得地调局科技成果二等奖，此外还有多项成果获得辽宁省国土资源厅科技成果奖。

其次，业务能力和学科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能源地质、黑土地地质、城市环境地质、深地探测与新兴战略矿产、东北亚地质等五大业务领域，先后建立了“东北亚地学合作研究中心”、“火山沉积盆地与页岩油勘查实验室”、“黑土地地质生态研究中心”、“东部大陆边缘地质研究中心”、“东北矿业城市环境与地下空间研究中心”，基本形成了业务结构合理、功能完善，具备承担重大地质调查研究项目能力的业务体系。承担地调科研项目的能力大大增强，目前承担地质调查二级项目17项，自然科学基金4项，国家重大研发专项课题2项。具备区域地质调查，液体矿产勘查等多个甲、乙级资质。科技论文的数量和质量逐年提高，2017年，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149篇，其中国内外SCI、EI检索12篇，中文核心期刊39篇。

单位的社会认知度和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围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矿业城市转型等课题，积极和大庆油田、辽河油田合作开展油气地质调查工作；携手国家土地督察局沈阳局和中国农业科学院开展东北黑土地调查与环保监测；与辽宁省国土资源厅联手合作助力沈抚新区发展建设。大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召开了全球黑土地关键带地质生态调查学术研讨会、东北亚地质矿产研讨会等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全球黑土地关键带土地资源演化与可持续利用”国际合作项目成功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GCP国际合作计划批准立项；在马达加斯加、俄罗斯、蒙古等国开展了境外地质调查。与高校的合作不断加强，先后与中国地质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等高校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学科建设、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

人才队伍结构日趋完善，年龄结构更加合理。整合优势科研力量，加强团队建设，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涌现出“能源地质研究团队”等多个先进业务团队，有2人获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人才”称号，3人获得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称号，此外还有工程首席专家2人。尤其是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占主体，截止2018年9月，沈阳地调中心在编 268人，其中45岁以下青年人162人，占60%，他们之中95%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研究生以上学历达到67%。通过自身努力和组织培养，许多青年人已经走上领导岗位或成为学科领军人物，有2人获中国地质调查局“优秀人才”称号，多人担任二级项目负责和子项目负责。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为光荣的东北地质人，沈阳地调中心广大青年人有信心接过前辈手里的接力棒，在部局党组和中心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奋勇前进，敢为人先，努力把沈阳地调中心建成世界一流地质调查中心。

当代青年是同新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这是我们最大的人生际遇，也是最大的人生考验。习总书记说“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每个青年人都应该珍惜这个伟大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新时代青年，不止诗和远方，更有梦和家国！沈阳地调中心广大青年人，一定能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乘着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广阔大地上放飞青春梦想，以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担当，为东北地质调查事业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征途中书写新的青春篇章！

 

近日，地调局地学文献中心（中国地质图书馆）举办了“地质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推广及应用情况交流研讨会”，本次会议基于地质专业知识服务系统，发布了包括服务网站、微信订阅号、知识服务应用、院士团队及咨询课题的专题服务等一系列成果。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此次发布的“地质专业知识服务系统”是由地学文献中心承担的中国工程院项目，是作为中国工程科技知识中心地质专业分中心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平台，共建单位还包括中国地质调查局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实验测试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目前该系统已收集整合了地质领域各类数据资源70余万条，涵盖文献、科学数据、统计数据、术语百科、专家机构名录、地质图件等，数据量达800G。

当前已开发提供6个专题知识服务应用，其中术语服务被列为“地质云”第一批特色权威服务产品，“地质云”已将地质术语应用作为工具型服务进行集成。地质术语知识服务应用将地质领域权威词典资源进行提取，整合发布了7万余条地质术语。用户可对地质术语词条进行搜索，或按照学科分类进行浏览，了解术语名称及各不同来源解释。其他知识服务应用还包括地质专家学术圈，知识立方，地质图件GIS查询，地质灾害事实数据GIS图等，还专门开设了微信订阅号。

地质分中心旨在构建地质专业领域的知识服务平台，聚合地质行业公开资源数据，建立资源知识关联，为地质工程科技用户提供知识搜索和知识服务应用，为院士团队提供咨询服务。在系统试运行期间，平台已经为众多科研人员提供了大量科研情报，获得了郑绵平，袁道先，赵文津和多吉等院士的好评和肯定。

下一步，地质分中心将积极拓展资源收集范围，拓展资源共建单位，不断迭代升级服务系统，提升用户使用体验，根据专业需求开发新的知识服务应用，为院士团队及咨询课题提供更为有效的推送和专题知识服务。将以更大力度全面开展知识服务系统的运营和推广工作，未来有望为更多专家学者乃至全社会提供优秀的知识产品及服务。

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局属单位、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天津市地质环境监测总站、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等单位的专家对该系统的前期成果表示了肯定，并就知识数据挖掘与更新、系统服务对象定位、提升系统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了研讨。

地学文献中心副主任致开幕词

项目负责人介绍项目进展情况

与会代表观看成果展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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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