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工作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

—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从苏联求学的

潜心苦读

到大厂五载的

寂寞风雨

1980年 陈毓川，于广西桂东南（大厂）

从年轻的铁矿研究队队长

到提出和发展

成矿系列理论的矿床学家

1988年9月 陈毓川在新疆阿舍勒铜矿

从壮年

组织号令全国地勘工作

到晚年

开展矿产资源战略研究

1995年5月 陈毓川在甘肃省地矿局三大队大水金矿考察

他将自己

毕生心血

投入到中国地质事业中

为矿产勘查

成矿预测

区域成矿理论研究

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7年10月 陈毓川在海南抱伦金矿

在他的日历上

没有周末和假日

只有排得满满的工作

2019年10月底 陈毓川在新疆玛尔坎苏锰矿野外照片

如今

86岁的他

只要有时间

就会走出京城

走向祖国各地的深山矿区

探索地质科学奥秘

他说

“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找矿”

“为国家发展服务是我一生的使命”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矿床地质学家

陈毓川

愿为地质找矿奉献一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陈毓川

他是我国著名的矿床地质学家，提出并发展成矿系列理论，为矿产勘查、成矿预测、区域成矿理论研究作出突出贡献；他曾任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领导了一个时期的全国地质找矿工作。今天，已经86岁的他，仍然奋战在地质矿产科学研究的前沿，主持《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这一规模宏大、泽被后世的科学文化工程。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

踏遍青山，为国找矿矢志不渝

陈毓川是少年立志。受新中国成立前投身革命的长兄长姐影响，他在中学担任团支部书记时，就确立了为国为民奉献一切的共产主义信仰。

1952年，陈毓川考入南京大学地理系，第二年被选送去苏联留学。195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顿涅茨克工业学院地质勘探专业的陈毓川，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从那时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为国家找矿就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青年时代的他，在广西大厂锡矿区，沉下心用5年时间深入解剖典型矿床；在江西东乡枫林铜矿，带队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验证了钨在硫化矿床氧化带中的地球化学行为，破解了“含钨铁帽之谜”；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致力于火山岩成矿研究，建立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理想模式。

中年时期，他肩负重任，在原地质矿产部总工和地矿司司长、地调局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等领导岗位上，全力组织推动新一轮全国普查工作、主持全国找金大会战、开展第二轮成矿区划，成为一个时代地矿工作的倡导者和引领者。

步入晚年，他仍然激情满怀，全情投入地质科学事业，在中国工程院战略研究等舞台上，殚精竭虑为国家矿产资源安全、矿业健康发展鼓与呼。

在陈毓川的头脑里，是没有休息日的概念的。直至今日，他每天早上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到办公室，一头扎进学术研究的海洋里，直到夜色阑珊。只要有机会，他一定要到野外矿区去，多走、多看、钻研、思考……

“能看到普通人难以看到的风光，能更深刻地领略自然的韵味，是地质工作给予我的一份奖励。”于是，便有了他无法忘记的大厂星空和浓郁花香，有了攀登高山、俯瞰深谷的畅快淋漓。至于下坑道时遭遇爆破、考察加多岭铁矿后连人带车滚下山崖、在西藏美多锑矿区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经历，则成了他口中的“野外趣事”。

更加令他难以忘怀的是1974年参加国庆招待会见到周总理时的情形。他说，对于周总理，自己所敬仰效仿的不仅仅是面对各种复杂局势时的大智慧，更是“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坚定信念。

“国家需求是我的终身目标！”陈毓川是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

当前，陈毓川还在主持推动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国矿产地质志》研编，对全国所有的矿产、矿产地和成矿规律进行全面的总结。他在同龄人安度晚年的时候，选择这种高强度的方式工作，就是希望为世界地质科学、为中国的地质事业留下更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探索科学，孕育矿床经典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与陈毓川等人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之后，这一理论作为我国区域成矿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为国家矿产资源勘探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全球及各地区的地质演化历史是具有一定规律的，同时具有相似性和相对的继承性。因此，陈毓川等认为，矿化与矿床是地质环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矿床成矿系列是由有成因联系的矿床所组成的自然体，因此矿床成矿系列亦可以说是在一个历史阶段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成矿系统的最终矿床产物。

实践证明，成矿系列是研究矿床的区域成矿规律的关键性环节，也是基础性的研究工作。

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地质科学工作者深入开展重点地质构造地区的矿床成矿系列及其时空成矿物质演化规律研究，从成矿区（带）、各省（区）至全国建立矿床成矿系列，总结区域和全国的成矿规律，并进一步应用成矿系列概念及研究成果进行成矿远景区域规划和不同比例尺的成矿预测，大大促进了我国的矿床勘查工作。

40多年来，这一矿床研究领域的经典理论还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并通过“中国成矿体系及区域成矿评价”“全国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中国矿产地质志”等项目，全面推动了中国成矿体系和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而最初在业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初论矿床的成矿系列问题》，也逐步延伸为“再论”“三论”“四论”，直至目前正在修改中的“七论”。

对于陈毓川而言，地质科学的世界是那样色彩斑斓、充满魅力。从那里，他看得到自己的梦想，听得到自己的期待，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

科学道路悠远漫长，科学探索无穷无尽。他不止一次地强调，科学研究是有时代局限的，地球太复杂，我们今天对地球对矿产资源的认识、对自然法则的认识，只是阶段性的，很有可能在未来人类科技更加发达的条件下被修正甚至被推翻，所以科学工作者千万不能自以为是，更不能自得意满，一定要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战略研究，推动矿业健康发展

“陈毓川是一位矿业领域的战略家。”许多矿业界的同仁如此评价。

追寻陈毓川的人生轨迹，梳理他在地质事业上留下的闪光足迹，一个重大事件不可或缺。那就是由他与36位院士联名提交给国务院一封题为《对地质工作情况的反映及建议》的信，促成了2006年1月28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正式发布。而这一纲领性的文件，引领了21世纪初期中国地质工作尤其是地质找矿工作最辉煌的10年。

从2000年至今，他连续组织实施了8个中国工程院组织的矿产资源战略咨询研究项目，参加参与的项目数量更为可观。通过这些具有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前瞻性的咨询研究工作，他的站位越来越高，思考也越来越深邃。

他对中央机构改革将各类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成立自然资源部的决策非常支持，认为此举有利于国家发展，可以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他多次给部领导进言，内容涉及矿业政策、绿色勘查、科技创新、地勘队伍改革等。

他认为，要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要坚持目标引领和问题导向。“山水林田湖草”还要加上海洋、矿产，构建涵盖“山水林田湖草海矿”的自然系统观。“它们既是资源又是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和科学管理，又要考虑其作为生态环境要素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就矿业而言，绿色勘查和绿色开发完全可以实现矿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在有些荒漠地区甚至可以改善环境。”

当然，陈毓川最为关注和忧虑的还是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他认为，矿产资源是人类经济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当前国际形势很复杂，矿产资源的安全问题也很严峻，有些矿业政策需要很好地研究和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推动矿产资源的勘查、储备与开发。他建议国家对风险较大的初级勘查和一些矿种的勘探予以扶持，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国家应有计划地参与矿产勘查工作，使矿业稳定地发展下去。

另外，他感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如此看重的当下，中国地质科学院要更充分地发挥科技专业研究所的创新专长，更好地承担国家深地专项任务。只有集中力量进行科技创新，推动地质科技发展，地科院才能真正成为国内国际地质领域一流的科学研究单位。

陈毓川还特地谈到了地质工作队伍的改革：“改革既要积势蓄势谋势，又要识变求变应变，重点在于扭住关键、突出实效。通过改革让地勘队伍保存精干力量，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并过上幸福生活，是我很大的愿望。”

“我现在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我要做的，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出发、从国家和地质事业的发展出发，促进地质行业最需要的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建设。”陈毓川说。

按照主题教育实施方案部署安排，为持续深入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激励干部职工牢记使命担当、忠诚履职尽责，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水环中心”）联合保定市脱贫攻坚“一包一”结对帮扶对象曲阳县齐村镇古家庄村党支部走进革命圣地西柏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并在追忆红色经典、重温革命历史、感悟初心使命的党性教学现场，围绕“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开展了专题学习研讨。

前往西柏坡的京昆高速公路上，水环中心创新党建工作方法方式，打破常规，变固定会议室为“流动会议室”，因地制宜在大巴车上组织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杨晓渡同志在部分中央和国家机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主要讲话以及中央第二十四指导组组长宋秀岩同志在2019年6月27日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内容，学习领会了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的《关于抓好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和局党组《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需要把握的几个具体问题》等文件精神，为确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抓实抓好抓到位提供了有力的思想理论指导。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在新中国的诞生地，水环中心采取情感教学、现场教学、理论教学等多种形式，开展了一次别具意义的红色寻根之旅。通过向伟人铜像敬献花篮、重温入党誓词、参观西柏坡陈列展览馆、观看历史实物和珍贵照片、聆听“辉煌的历史、伟大的精神”专题党课等，多角度多层次重温了“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光辉历史，深刻领会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深刻感悟了“两个一切”“两个敢于”“两个善于”“两个务必”的西柏坡精神，深入接受了一次心灵洗礼和党性再教育，促使党员干部进一步加深了对初心使命的理解，加深了对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重要性和强大力量的认识，增强了立足本职、担当作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了扎实有效推进主题教育活动、有力推动中心地质事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追溯源头，汲取智慧营养；面向未来，思考使命担当。沐浴在红色光辉下，水环中心将主题教育活动拓展到革命圣地，延伸到密切联系群众的示范地，结合实地教学，趁热打铁组织召开了党委中心组理论学习专题研讨会。会上，中心党委班子成员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逐一发言，深入查摆了自身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存在的差距，明确了努力方向。水环中心脱贫攻坚“一包一”结对帮扶对象曲阳县齐村镇古家庄村村支书作重点发言，详细介绍了水环中心自结对帮扶以来为古家庄村脱贫攻坚做出的贡献，对精准帮扶各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表示衷心感谢。办公室、科学技术处、党委办公室等部门负责人和其他参会人员依次作了交流发言。

会议指出，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也是最重要的优良传统和永恒不变的初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在实现地质事业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新时期，水环中心面临着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发展、加快华北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基地建设、打好干热岩勘查与试验性开发科技攻坚战、做实做强地调项目支撑服务好部局中心工作这四大考验。应对考验和调整，全体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以群众和职工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情感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深入群众，于工作上依靠群众，多到任务最艰巨、矛盾最突出、条件最艰苦的部门和野外一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困难，全心全意、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切实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要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党员，充分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有效调动干部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不断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和“水环梦”的磅礴力量，与职工群众同心同德、众志成城，齐心协力共同推动水环中心地质事业实现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

会议强调，水环中心在推进转型升级发展和干热岩科技攻坚的“赶考”路上，能否交出优异的答卷，关键在班子、关键在干部、关键在党员。水环中心全体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深刻认识密切联系群众是保持先进性和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需要和途径，深刻理解开展结对帮扶、支撑服务国家脱贫攻坚、能源和水资源安全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防灾减灾等战略需求就是践行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进一步坚定贯彻落实中央、部局党组关于地质工作新任务新要求的决心和信心，立足本职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发扬西柏坡的“赶考”精神，继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学习“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为民精神，深入查摆自身在“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的差距和不足，理清问题，明确措施，狠抓整改落实，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坚持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做起，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为水环中心地质调查工作转型升级发展添彩助力，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展、取得实效作出应有的贡献。

水环中心在家领导班子成员、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共计60余人参加了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专题学习研讨会议。 

从神秘的深海地质结构到珍贵的能源资源，科学家如何从几千米深的海底中获得这些信息？“梦想”号，这艘全球最先进的大洋钻探船将带领科学家探索地球深部的秘密。“梦想”号肩负多种作业需求，因此设计时便提出“小吨位、多功能、模块化”的理念。为了在同一艘船上同时实现大洋科学钻探、深海油气勘探和“可燃冰”勘查试采等多种功能，“梦想”号建造团队联合国际顶级油气钻机企业研制了全球首台兼具油气勘探和岩心钻取功能的液压举升钻机，国际上首次集成了4种钻探模式和3种取心方式。

4种钻探模式

“梦想”号的4种钻探模式分别是传统隔水管模式、“可燃冰”专用测试模式、传统无隔水管模式、无隔水管闭式循环模式。

传统隔水管模式：这种模式常用于海洋油气的开采。隔水管把海底和钻探船连接起来，可以通过钻井液的循环增加钻井的安全性和效率。简单来说，这种方式能确保钻井过程顺畅且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是海洋油气开采的“标配”。

水合物专用测试模式：天然气水合物是一种新型能源，经实践证明其开采过程安全环保可控。如使用传统隔水管进行试采，不仅显得过于笨重，成本也高。为此，“梦想”号专门设计了一种轻型隔水管系统，能减轻设备负担，降低钻探成本。

传统无隔水管模式：该模式下，钻杆直接暴露在海水中，并从海底往下钻探，适用于大洋钻探。在钻进海底的时候，需要加入特殊的泥浆（钻井液），起到冷却钻头、润滑钻具和带走钻出的岩屑等作用。虽然没有隔水管保护，但正是因为没有隔水管的负重，钻杆可以达到更大的深度（水深最高可达8000米），适合深海钻探任务。

无隔水管闭式循环模式：传统无隔水管模式下加入的泥浆一般会直接排到海里，既污染环境又增加成本。“梦想”号钻采系统中配置了专门的泥浆循环管线，通过水下泵将泥浆抽回到船上，通过过滤等处理，这些泥浆就能实现循环利用。这种模式既实践应用了绿色勘查的理念，又可以有效做到保护海洋环境。

三种取心方式

“梦想”号的3种取心模式分别是提钻取心、绳索取心、气举反循环取心，可实现不同地层和岩体持续钻进取心。

提钻取心：这是一种很直接的取心方法，把整根钻杆从钻孔中提出来，从而取出暂存在钻杆最底端的岩心。

绳索取心：通过一根钢丝绳从钻杆内取出岩心，不需要将整个钻杆拉出钻孔。它就像是一种“取巧”的方式，不但省力，还节省时间。虽然绳索取心有很多限制条件，操作稍显繁琐，但依然是较为适合较深钻深的取心操作。

气举反循环取心：在常规的钻探中，钻井液从钻杆内壁注入并从孔隙间返回海底，这叫正循环。而反循环则是，钻井液从孔隙进入并从钻杆返回。气举反循环是一种特殊的取心方式，通过往上部钻杆内注入空气，上部钻杆的液体混入空气后的密度变小，而下部液体密度不变，因为上部和下部液体存在的密度差，上部的液体会往上“举”，从而带动下部的钻井液和岩心被“吸”到地面。

“梦想”号的4种作业模式3种取心方式，就像打开通往地心秘密大门的钥匙，将为我们探索地球深部奥秘问题，寻找深海深地资源提供强大助力。

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TC240F8SS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云门户系统运行维护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4年07月01日

二、更正信息

更正事项：■竞争性磋商公告

更正内容：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时间、提交响应文件时间和截止时间、最后报价提交时间更正如下：

更正日期：2024年07月04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其他内容不变。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称：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指挥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红莲南路55号

联系方式：（010）59305265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称：中招国际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62号中关村资本大厦601A室

联系方式：（010）62108186、62108001、62108246、61954195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钱卉卉、郭睿、李振、刘雨婷、韩颖

电话：（010）62108186、62108001、62108246、61954195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之际，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铭记党的光辉历程，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坚持不懈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举行隆重仪式，共同庆祝党的生日。“光荣在党50年”代表陈树良同志、在京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资源所有关领导为“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陈树良同志颁发了纪念章。与党同行50载，流逝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信仰。全体参会人员以热烈的掌声对老党员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同时祝愿所有的老党员保重身体，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继续发挥余热和模范引领作用，为资源所发展建言献策。

随后，陈树良同志带领预备党员入党宣誓，其余参会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入党宣誓是庄重而严肃的政治宣誓，是党员政治生命的开始。全体党员特别是新发展党员定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努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青春力量。

活动最后，陈仁义同志为大家讲授了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对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新修订《条例》主旨要义做了详细阐述，同时指出资源所上半年廉政风险排查工作发现问题，明确了下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的努力方向。

下一步，资源所各党支部、全体党员干部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学党纪、常怀律己之心，知畏笃行、坚守清廉底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担当尽责、团结拼搏，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新成效奋力推进地质调查事业高质量健康发展。 

一次红色之旅、一堂廉政教育、一场精神洗礼、一同铸魂强基。为隆重纪念五四运动105周年，更好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4月26日，李四光纪念馆、党办纪检党支部、地质力学研究所团委等多个部门组织共同开展了“重走红色之路”主题活动，带领所内党员、青年走进詹天佑纪念馆、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追忆工匠精神。

詹天佑纪念馆以大量馆藏的珍贵文物、特色实物展品为支撑，生动地展现了詹天佑年少求学、投身铁路建设、抗清护路、拥护辛亥革命的光辉一生。到访当天正值詹天佑先生诞辰163周年，团员青年纷纷表示，1905至1909年，由詹天佑先生主持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不仅体现了我国早期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更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自信。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百年逐梦历程，是中国铁路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华丽转身，更是中国由弱变强的最强证明。百年来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精神；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传承。新时代的地质青年要从老一辈科学家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增添更多不懈奋斗的精神动力。

随后，大家参观了位于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展。活动通过观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的艰辛路程和取得的光辉成就，深入了解了抗战时期党的领导人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助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2018年5月30日上午，为进一步深化理解中央、部局党组关于地质工作服务支撑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家自然资源管理的任务和要求，继邀请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宏伟作题为《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题辅导报告后，地调局水环中心党委以“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加快地质工作调整转型，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中心工作”为主题，组织召开了2018年党委中心组（扩大）专题理论学习会议。

会议首先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精神，深入领会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着力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强制度和法治建设，持之以恒抓紧抓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历史使命感与责任感。

会议同时传达了中办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精神，从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着力增强干部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本领能力、满怀热情关心关爱干部、凝聚形成创新创业的强大合力等七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会议重点传达学习了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部长陆昊同志到地质调查局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深刻认识了地质调查局转型发展在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意义，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地质工作在精准定位、人才培养、成果服务、锐意改革和强化管理等五个方面面临的新任务新要求。会议指出，陆昊部长的讲话为中心地质调查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贯彻陆昊部长的讲话精神，深化理解中央组建自然资源部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地质调查局的职责定位，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部局党组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求上来，全力推进新时期地质工作转型改革，不断完善中心业务结构、组织结构和人才结构，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地质调查事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会议强调，地质调查局转型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水环中心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调查局“全力支撑能源矿产、水、粮食安全保障，精心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与自然资源中心工作”的定位拓展了水环中心的职责与使命。水环中心要在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努力做好以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突出能源资源调查，把地热、干热岩勘查与开发示范作为中心首要战略任务来抓，举全中心力量，发挥地调局整体优势，出成果、出人才；二是统筹协调，发挥中心在水工环方面的技术优势，承担水资源与水文地质调查评价；三是完善工作机制，以地方需求为导向，以雄安新区、海南等示范区为重点，扎实推进自然资源综合调查；四是转职能、转方式，有效开展土地、森林、草地、湿地等资源的专项调查；五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优势力量，持续开展工程地质、灾害地质、矿山环境等方面调查；六是抢抓机遇，主动服务，积极开展以白洋淀湿地等为重点的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地质调查工作。会议明确，上述六个方面的工作，将是中心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主要业务方向，中心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潮头的历史担当，努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担当作为，全力推动水环中心地质调查工作开启新的篇章。

会议最后就中心近期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明确了工作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一是要统筹管理，协调推进，全力做好2018年度局党组下达给水环中心的各项工作任务，确保目标不变、力度不减、进度不拖；二是要深化理解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扎实做好2019-2021年地调项目立项论证（评估）工作；三是要精准对接需求，积极开辟市场，不断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四是要团结协作，攻坚克难，全力推进天津科技创新基地建设；五是要加强交流互动，适时推进职称评审、岗位遴选等工作；六是要爱岗敬业，各司其职，增强制度执行力度，强化人为关怀，切实提高管理水平与成效。

水环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副总经济师、副总工程师、主任工程师、各部门负责人及各党支部书记近30人参加了会议。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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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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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