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兵马司9号：地质摇篮与中国近现代科学发源地

兵马司9号，是一个科学界前辈们口口相传的门牌，现在这个院子门牌号是兵马司胡同15号。在百年前，这个小院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旧址，是中国地质学的发祥地，是中国科学界地质学人心中的圣地，更是中国近现代科学从“格致”到“科学”蜕变的缩影，承载着科学先驱们“以科学救中国”的赤子初心与报国之心。

地质学是中国第一个落地生根的现代科学

19世纪末，西方科学传入中国时，最初被译为“格致”，取自朱熹“格物致知”的儒学传统。然而，当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青年学者从欧洲带回现代地质学时，他们面对的是一片学术匮乏的景象。彼时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断言中国人“性不乐跋涉”，意思是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走不出书斋，无法在地质学上有所建树。这话使当时学习地质的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早期的地质学家大受刺激，他们决心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开创中国地质事业。

1912年，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地质的章鸿钊回国后，入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任地质讲师，提出了创办地质调查所的设想。留学英国回国的丁文江十分赞同章鸿钊培养人才的主张，具体筹划实施，推动从地质科到地质调查所的根本性改变。1913年9月4日，当时的北京临时政府决定成立地质调查所，任命26岁的丁文江为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着手把地质科改制为一个集调查、研究和汇集资料为一体的国家地质机构。

1916年，地质调查所改作农商部所属，迁入丰盛胡同3号及兵马司胡同9号，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进入地质调查所，面向全国的地质和矿产资源调查，由此开始。后来，丰盛胡同3号改作地质陈列馆。兵马司9号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走出书斋，进行实地科学调查的知识分子，成为培养本土地质人才的摇篮。它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完整的地质科学体系，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地质学是中国第一个落地生根的现代科学，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三人以“十八罗汉”（首批18名毕业生）为骨干，开启了中国人自主研究地质学的时代。他们带学生钻深山野林，将西方理论与本土实践结合，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专注于找矿工业化和提高农业产出，同时改良土壤，打破了李希霍芬的偏见，为中国在地质科学领域赢得了最初的国际声誉。

从募捐小楼到世界级成就

兵马司9号的建筑本身便是科学精神的见证。1921年建成的南楼，二层坡顶造型独特精致，西北部有地下室两间作锅炉房，拱形窗镶彩色玻璃，内部装饰从壁灯到花砖，显示出其德国建筑风格。1919年，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会外顾问的丁文江回国，带回大批欧美文献典籍，他与矿政司司长邢端商议募捐一座图书馆，经费来自中兴、开滦煤矿的民间募捐；西楼办公楼由贝聿铭的叔祖贝寿同设计，他是我国到西方学习建筑的第一人；北楼燃料研究室则依赖实业家金绍基的个人捐赠。这种“官办民助”的模式，折射出科学家们在乱世中的生存智慧。

如今，兵马司9号的三栋小楼已被列为北京市文保单位，其中的建筑细节封印着往昔的科研岁月。

自1913年地质调查所成立以来，中国地质学经历了从初创到成熟，再到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历程。在这里，中国科学实现了多项“第一”，譬如，翁文灏修正李希霍芬的错误，提出燕山运动理论，成为全球地质学经典；翁文灏积极与外国地质机构联系，为图书馆采集世界著名地质学家的原版著作；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图书馆资料启发下发现仰韶遗址，相关研究被誉为20世纪初叶中国科学界的一项重要成就；1929年，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头盖骨后，第一时间向兵马司9号发电报“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震动世界；1930年，翁文灏通过叶企孙物色到东南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李善邦创建鹫峰地震台，标志着中国人自建的第一个现代化地震台正式开启，将地震纳入现代科学的研究范畴。

从这里走出25位院士

兵马司9号的辉煌背后，是科学先驱们在战乱与贫困中的坚守。

1928年北伐战争期间，地质调查所经费断绝，翁文灏赴南京求援无果，甚至被迫停发工资。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者日夜苦干，快速寻找、提供矿产资源信息以支持军需和生产，总所携带大量标本及仪器辗转西迁，先到长沙，又转徙重庆、北碚，坚持在野外测绘勘查，在防空洞中坚持研究，保存了科学火种。

这种精神感染了国际学界。美国地质学家戴维·怀特曾致信丁文江：“我们对您在那种令人沮丧的条件下所进行的工作表示惊奇。”在抗战时期，科学家们不畏艰难，坚守岗位，在大后方进行资源调查，写快报、简报，支持抗战，并促进了西部大开发。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甚至不惜付出生命，展现了极高的职业精神和国家责任感。不仅如此，从这里走出一批科学学科开拓者，其中有25位成为院士，涵盖地质、古生物、土壤等多领域，被誉为“中国科学界的黄埔军校”。

兵马司9号的故事，是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的微缩史诗。今天的人们，不应忘记，百年前一群学人在胡同小楼中点燃的火种，照亮了整个民族的科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