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造国家地调精锐部队

中国地质调查工作迎来了百年庆典，可喜可贺。回顾往昔，地质工作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先行，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能源、资源保障。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我有幸于2001年10月~2004年8月，在国土资源部副部长任上兼任了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亲身经历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健全完善和一步步的成长，并尽心尽力地为锻造国家地调精锐部队做了几件有益的工作，感到无比欣慰。

精准定位地调局 树立大地质观念

国土资源部党组决定由我兼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时，我已将近58岁，还有两年多就要退休。不过，既然担下了这个重任，就必须干好。而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正确定位国家地质工作。

国家给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定位是事业单位，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明确地调局不是行政单位——它是为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管理提供支撑的事业单位，它又像其他国家的地质调查局一样，是为全社会提供地质资料、地质信息等公共产品的单位，也就是说，中国地质调查局是统领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调查工作的，而且，是全国唯一的！

我反复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在已有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把地调工作的基本方针和目标定好。

其实，2001年年中我知道要去接替地调局局长工作时，便多次学习了温家宝同志对地质工作的一系列讲话，以及那段时间院士们给中央和部里写的建议信。特别是从温家宝同志在张炳熹、程裕淇等院士专家来信上的批示中，我深深体会到了他对地质工作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和精准研判。他写道：“地质工作是经济建设的先行，贯穿于长期建设的全过程，渗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必须加强地质工作与经济建设的结合，坚持和贯彻这个方针对地质工作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落笔：“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组建工作已经落实，标志着‘野战军’的建设进入了实施阶段。要根据中央的要求，适应新的形势，积极推进地质工作的根本转变，使地质工作更加紧密地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更加主动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我意识到，这一个“贯穿”、一个“渗透”和两个“更加”就是我国地质工作最重要的核心，必须长期坚持。

当时，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和人口压力增大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地质工作势必要强化社会服务功能，要在为国家资源安全服务的基础上，重视环境领域的地质工作。

因此我认为，国家地质工作的范围一定会越来越扩展，至少应该包含4个方面：一是以保障国家资源安全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宗旨的地质工作，如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地质、农业地质等；二是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与宏观决策开展的超前性、预见性的基础工作；三是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地学知识和信息需求而开展的地质工作，特别是科普产品；四是为推进我国地质科技不断发展而开展的地质工作，一定要在一些我国具有较好研究基础和特色的国际地学前沿领域实现原始性创新。

为此，我们提出要树立起3个观念，即树立大地质观念，面向经济与社会主战场；树立调查与科研相结合的观念，遵循地质工作基本规律；树立全局观念，统筹规划，整体推进。同时，我认为，地调局的矿产资源只需做到资源评价阶段，而不是普查乃至详查阶段。

以地调局开展农业地质和城市地质工作为例。2002年3月，我代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时任浙江省副省长章猛进签署了我国第一个省部合作协议《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合作开展“浙江省农业地质环境调查”项目协议书》，拉开了在全国全面开展农业地质调查的序幕。这不仅与省建立起了密切的服务支撑机制，而且通过联合出资，解决了地质调查工作经费不足的问题。我在任期间，与17个省区签署了合作协议，合作项目总经费达到7.96亿元，调查总面积达108万平方公里。我退休之后，孟宪来同志任地调局局长期间又继续与几个省签署了协议，将这一势头持续了下去。直到现在，各省还在更加深入地进行农业地质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历史证明当时我们做对了！

统筹全国地调工作 地调局升格副部级

早在1994年8月，朱镕基同志就曾明确批示：“地质队伍要逐步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野战军’吃中央财政，精兵加现代化设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从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野战军”的组建工作。

1998年年底，国土资源部党组向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汇报时，朱镕基同志说：“‘野战军’要有管理单位，管理单位叫地质调查局”……“我原则赞成有这么一个单位，这样就把全国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的地质工作管起来了。”

200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指示：“精心组建一支承担全国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的‘野战军’队伍，已刻不容缓。组建地质队伍‘野战军’要与转变国土资源部有关职能、深化地勘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与地方和有关工业部门同类队伍改革相协调。地质队伍‘野战军’应当是人员精干并相对稳定、装备精良，以高科技术为支撑、调查与科研相结合，能担当重大战略任务、善于攻坚打硬仗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

这些都为地质队伍“野战军”的建实建强提供了重要指导和依据。而作为为国家政府和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事业单位，直到今天，中国地质调查局仍紧紧围绕“统一部署和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地质和矿产勘查工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地质基础信息资料，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国家职责在成长发展。

1999年7月，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成立。之后，地调局各项工作很快就步入正轨，把机关和六大区所等下属单位的架构都建立起来了，同时，全面部署推进国土资源大调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为了进一步落实地质工作的“两个更加”，2002年8月，中国地质调查局邀请有关院士和专家，在原规划和原工作部署的基础上，开展座谈和讨论，进一步理清思路，调整部署，最终形成了《“十五”后三年地质调查工作部署方案》，确立了新的工作目标。

比如：我们提出整个青藏高原区调工作要加速、加速、再加速。按计划，青藏高原1：25万区调要到2008年才能全面完成，我觉得时间太长了，于是提出举全国之力组织开展这项工作，并将这一工作作为全国援藏工作的一部分。终于，我们在2005年全面完成了青藏高原野外调查工作。

从1999~2005年，中国地质调查局共投入3亿元，每年有上千人的地质队伍，奋战在青藏高原，以平均每4公里一条路线，拉网式地穿越了昆仑山—阿尔金—唐古拉山、可可西里—羌塘、冈底斯、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脉，完成了空白区152万平方公里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实现了我国陆域中比例尺地质填图全覆盖，在中国地质工作历史上又竖起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并在地球科学研究、找矿重大发现和生态环境调查等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新发现和原创性成果。2011年，“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集成成果历史性地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再比如：国土资源大调查在解决国家各种资源环境问题方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如：西南三江找矿、罗布泊钾盐项目都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西部找水特别是鄂尔多斯盆地地下水调查，直到现在还有非常突出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还有地质工作信息化的加速推进。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信息化推动地质工作现代化已经成为现实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重点推动了两项工作，一是改变传统地质工作方法，实现野外数据采集，整理、处理入库、成图的全过程自动化，二是加快网络建设和数据库建设。

从叶天竺等同志开始，经过几年努力，地调局逐步做到了司局职数按副部级来安排。但问题是，单位却一直是司局级单位，这对干部任用、财政预算、任务安排等工作都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对国土资源大调查的开展也十分不利。

2003年10月24日，我随温家宝同志去三峡库区考察，在飞机上，我向他汇报了地调局的司局级地位给领导全国地质调查工作带来的许多不便。他说，你们是准副部级单位，你的各个部门架构都是按副部级编制的。这个问题应该考虑解决，回去后，你们给培炎同志汇报，给中编办写报告。

回来之后，按照温家宝同志的指示，时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的孙文盛同志亲自向曾培炎同志汇报了此事，我几次带队与中编办沟通。终于，2004年7月30日中编办发文明确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为副部级事业单位，并相应地调整了地调局的职能。从此，中国地质调查局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相应的，地调局办公场所经多方努力也得以解决——就是现在位于阜外大街45号院的地质调查局大楼。我在任时，地调局还没有个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办公场所，一直租用房子办公，而且两三年就要搬一次家。我找时任发改委副主任的姜伟新，反映一个国家级事业单位没有固定办公地点的窘境，得到国家支持，办公场所获得立项解决。

改善“野战军”装备 科技创新炼精兵

中国的地质调查工作水平到底如何提升？科学技术的应用无疑是关键之一。

我们必须走出传统工作方式的桎梏，充分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和空间技术的应用，促进野外地质调查向“3S”技术的现代工作方式转变，努力实现地质信息获取、处理、存储、加工与分析全过程的信息化，强化多学科交叉和多技术集成。而这些都意味着必须着力改善地质队伍野外的基本装备，同时更新室内分析测试等必要的仪器。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装备的陈旧和设施的落后，我们的地质工作者在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的过程中，已经多次出现本不该出现的险情，为地调工作的野外安全敲响了警钟。

经测算，我们提出了一个30亿元的装备计划，通过与发改委的积极沟通，最终获得了一致的认识——解决装备问题的确迫在眉睫。但问题是年度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安排完了，只有国债投资项目正在安排中，最后还是曾培炎同志果断决策：“就从国债投资中安排，3年15亿元，每年5亿元。”这才使地质调查和地质科研的装备更新计划终于得以启动。

地调局要向世界一流地调局的目标迈进，最重要的就是重视科技创新和人才发展。如果地调工作不重视创新，就不可能跟上全球高新技术发展的大趋势，不日新月异地发展新理论、新技术、新装备，就无法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地调局几任领导都很重视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尤其重视地质技术和手段的创新。

创新需要人才，人才的涌现则需要有相应的机制。以此为基础，才会有在国家甚至国际领域内领先的科技团队，也才会有令人瞩目的国家级科技奖。

在地调局局长的岗位上，我做成了几件大事，也为后面的工作奠定了一些基础，但也存在不少遗憾。比如：我一直希望能在中国地质调查局这面大旗下，把全国分散的央属地勘队伍调整重组，把有色等地质专业力量都在自愿的前提下“一体化”。我认为，中央直管的地质队伍就应该是一个，而不应该分属不同的部委，这使国家地质力量出现了分散，甚至在体制上形成了隔阂，虽然目前看这件事很难推进，但最终应该是方向。

还有，我一直希望组建油气队伍。我始终认为，能源才是中国最急需的战略性资源，如果中国地调局不搞能源资源，功能和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让我高兴的是，现在地调局在姜大明部长高度重视能源资源的思路指引下，把油气、页岩气、铀矿、煤矿、天然气水合物等战略性能源资源的调查评价放到了重要位置，锻造出了一支功能更加全面的地调精兵。

（记者周飞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