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跨世纪的迷惘

从筹备到诞生，从艰难到顺畅，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走过了不寻常的18年。从今天开始，我们请来历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讲讲那段深深镌刻在记忆中的历史——

地勘队伍体制改革，催生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诞生

我曾是原地矿部直管局副局长，在第二次体制改革的时候，曾先后担任地矿部地调局副局长、地勘司司长、资源局局长和原地矿部的副总工程师。1998年3月，国土资源部成立后，我成为第一任储量司司长。此时，组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事情也很快进入议事日程，并成立了筹备组，由他们推进中国地质调查局的组建工作。

按理说，地调局本应在1998年紧跟国土资源部的成立，挂牌运行起来，但筹备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对组建什么样的队伍、应用什么样的模式，有着很多分歧。一部分同志认为，地调局应办成一个机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应比照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遵照朱镕基总理1994年分头组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的指示，建设好一支装备精良、能打硬仗的国家地质工作“野战军”。

由于定位不准，加上与财政部沟通不畅，直到1999年6月，地调局还是没有建立起来，而且全国地质工作经费也发生了问题，这直接造成了这一年全国地质工作难以正常开展的局面。当时全国各地地勘队伍反响强烈，大家纷纷议论“队伍都下放地方了，我国国家地质工作究竟怎样开展”？面对此种局面，部党组在广泛征求行业内专家学者意见基础上，深入研究了直属队伍改革方案，并让我参与制定组建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方案，后来又直接任命我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让我尽快把国家地质工作抓起来。

我是1999年5月28日去的地调局，当时的办公地点在部西楼。应该说，筹备组完成了一件大事情，就是配合部里拿出了《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实施纲要》并报国务院批复。在此基础上，我们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向财政部汇报并深入沟通，把国土资源大调查的经费预算方案，以及相应的经费管理机制、管理办法都完成了，特别是确定了联合工业部门地勘单位共同参与大调查的思路，化解了此前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矛盾。

1999年6月21日，财政部把国土资源大调查的任务经费批了下来，6月底，实施纲要所确定的全国地质工作任务全部落实，我国的国家地质工作终于能正常推进了。

组建成功，组织实施国土资源大调查任务

1999年，遵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质勘查队伍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即著名的37号文，全国的地勘队伍开始按照“地方部队”和“野战军”的思路进行改革：一是将原地质矿产部所属的在各省（区、市）的地质勘查单位统一划归到各省（区、市），由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归口管理，并逐步实行企业化经营；二是把冶金、有色、轻工、化工、建材、核工业地质等各工业部门所属地质勘查队伍，根据不同情况有的下放地方、有的改组进入企业集团；第三就是组建中国地质调查局，作为国土资源部所属的、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性、公益性地质工作与战略性矿产勘查工作的事业单位。

1999年6月22日，国土资源部下发195号文件，作出了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决定。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所属的六大区所以及原地矿部中国地质勘查院院部机关等10家单位，成为地调局的直属单位，总人数大约6000多人。

同年7月16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正式挂牌成立。

尽管当时中国地质调查局的运行和实际工作存在脱节，而且面对着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但得益于国土资源大调查的部署和实施，地质工作开始正常开展、有序推进，此前人心浮动的地质行业也渐渐稳定了下来。

应该说，国土资源大调查很好地解决了当时“国家地质工作到底往何处去”的迷惘，带给中国地质工作新的希望。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的一项计划和五项工程，都是紧密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设置的，项目多，任务重。为了完成好这项国家使命，各省都抽调精兵强将组建了地调院，进入大调查队伍，连中国地质大学都挂牌成立了地调院，承担大调查工作。据统计，当时承担大调查的队伍大约有60多家。

进军空白，为12年丰硕成果奠定基础

我认为，青藏高原和西部地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全国大河大江的环境评价、西部找水工程等，都是大调查工作中的亮点。

上世纪末，青藏高原已经是国际地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在那片土地上，大约有80%的面积中比例尺地调工作还没有开展，科研也仅限于几个中外合作项目，国际上召开的青藏高原研讨会都是由外国科学家唱主角，这完全就是中国地质工作者的耻辱。所以，大地调的首要任务就是开展青藏高原的基础调查。

当时，我们采用委托加招标的办法，从东部地区调集了大批队伍去西藏，河南、吉林、河北、福建、山西、四川、云南等省也都派出了地勘队伍，全面开展中比例尺地质填图、1∶20万区域化探、1∶100万航空磁测、1∶25万区域重力测量等全方位基础地质调查，以及青藏高原的矿产资源调查等工作。

青藏高原的自然条件恶劣严苛，为了保证基础地质调查工作质量和保障大批内地地质队伍的安全，我们采取了三个特殊措施。一是，建立了青藏高原研究中心，由潘桂棠同志挂帅，负责研究整个青藏高原的基础地质问题，对相关地调工作进行综合而深入的指导；二是专门为青藏基础地质调查设置了质量监督机构，确保调查工作质量；三是在青藏高原的拉萨、格尔木和乌鲁木齐（服务于西昆仑）组建了多个野外安全工作站，为进藏及南疆队伍提供安全保障，规定开展项目必须报到、接受安全教育，并为他们配备了海事卫星电话。这些，都为后来填补青藏高原中比例尺基础地质空白、取得地质理论创新及一系列找矿重大突破奠定了基础。

国土资源大调查初始的两三年，南沙油气专项，南海可燃冰调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地的多目标地质调查都开始了，我们还特地加强了信息服务的基础工作，提出并强力推进建设地学基础信息十大数据库。后来，这些工作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比较扎实的起步也是原因之一。

振兴地调，建实建强仍然任重道远

从1999年上任到2001年11月退休，我在地调局工作将近3年。这段时间，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把国土资源大调查中的一项计划、五项工程全面落实下去，保质保量地完成国家地调任务；另一件则是把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队伍构架搭建起来。

要想承担好地质大调查的工作，就要解决好队伍最基本的能力建设。回想地调局成立之初的那段日期，可谓困难重重。首先是队伍需要充实人才，却不让扩编；其次是能力建设资金短缺，局机关的办公地点经常更换，办公条件也比较差，六大区所更是问题多多，宜昌所家属宿舍已成危楼、沈阳所住房和办公条件令人唏嘘。更关键的问题，大地调需要更新装备和购买高新仪器，但就是没有经费。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接替我工作的寿嘉华副部长，她在担任地调局局长期间积极与国务院和有关部委领导沟通，争取到了15亿元的装备经费，令困扰我多年的地质调查和地质科研装备更新问题终于迎刃而解。

无论如何，地调局必须建实建强，特别是自身业务建设。我的设想是，各直属单位都要发挥原有的人才和学科优势，组建技术业务中心，以成为我国国家地质工作领头羊为目标，加强内功，不仅要完成生产任务，还要在国际国内的学术上占有一定地位。成都所，以青藏高原地质研究中心为平台，加强对整个青藏高原的地学研究；西安所，建立造山带研究中心，统领我国造山带地学研究工作；天津所，建立前寒武纪研究中心，把我国前寒武纪地质研究提升到新水平；宜昌所，组建了地层古生物研究中心；广海局，组建了海洋地质调查中心；青岛所，建立了海岸带地质调查研究中心；南京所，建立了城市地质研究中心等。以这些业务中心为平台，汇聚了我国行业内相关领域的顶级院士、专家，为国家地调工作的高起点奠定了基础。

直到今天，中国地质调查局还是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一是财务计划不独立。作为一个副部级单位，理应像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那样拥有相对独立的财务自主权。二是能力建设缺乏可持续经费保障。科技发展促使地调工作需要不断更新装备和设备，但15个亿之后，地调局能力建设怎么持续下去？三是编制问题。“中国地质调查局2万人编制”的最初设计至今已有17个年头了还是不到位，也没有一个说法，又怎么达到国际一流？国家精英地调队伍绝不应该成为“包工头”。本人热切期盼在本轮全国事业单位体制改革过程中，能够解决创建国际一流地调局的基本条件。

（记者周飞飞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