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面向未来的共同理想

　　从2014年1月到2015年5月初，17个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举行了12次会议，通过50余个规则、意见、方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等多个方面。关于生态环境问题，是唯一以“文明”为对象的课题。政治体制、司法体制、纪检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等，都是“体制”问题，只有生态是“文明”问题。在“关键是机制、体制”的舆论时代，政治、经济、社会等都可以说以健全机制、体制为目标。唯有文明问题，超过体制层面，深度、广度、难度，可谓独一无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以视为全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别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别称。

　　从词源上，文明就是华夏民族本身。《易传·乾·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还是孔先生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意思即中国是礼仪之邦，故称“夏”，“夏”有高雅的意思；中国人服饰言辞美彰，故作“华”。华夏、中华、华族，就是文明之族、华美之邦。这是一种农业文明或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没有游牧文明贴近自然，但比工业文明更加贴近自然。两千年来，游牧文明不断融入中华农耕文明，因为文明就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农耕文明比游牧文明远离自然，但更加接近人的解放。因为人的解放，首先是从自然束缚中解放。这种解放，在西方工业文明达到顶峰，当然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也达到高峰。

　　文明就是以一种高尚、高贵、高等的文化，赋落后、愚昧、低等的文化以光明。对中华民族来说，“来诸夷、附诸夏”，就是从游牧文明向农业文明进化。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此没有疑问；北魏孝文帝到金世宗，对此也没有疑问。洋务运动以来，从孙中山提出以民主、自由、博爱救中国，到共产党人借来马列主义救中国，都是农业文明追随工业文明以求民族生存的发展。在此一过程中，人与自然的日益分离对立是必然的。

　　古代中华农耕文明对“天地”的自然主义信奉，与西方工业文明对人类力量的信奉是矛盾的。固守农耕文明，讲和谐、自然、谦逊，在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中，肯定是要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必须接受西方工业文明，必须追求自由、解放、人权，必然要不断向大自然进军，“做万物的主人”；发展就是硬道理，科技就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共产主义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自然与人的分裂都是现实。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人性高度解放的共产主义之前，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是不可能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既走超越万物崇拜的原始自然主义，也走出“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论；万物共生而可持续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我之间“三重敌对”全部解除。这就是共产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一种真正的生态文明。我们所说的这种生态文明，既是对农耕文明的自然主义价值观复归，也是与西方工业文明的人的解放价值观契合，马克思说的人的“异化”最终解决。

　　按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完全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也是自然主义完全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如此，我们所说的生态文明，既是改革进程本身，更是改革的最终完成。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关于生态文明的全部论述，就要从文明这一“道”的制高点上来论述。

    (作者系新华社中央新闻采访中心主任记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