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对地质事业的守望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
来源:中国矿业报
作者:姜丽丽
发布时间:2013-01-23
为了追寻院士的脚步，聆听他们的处世哲学，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工作成果，记者近日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廷栋。
李廷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廷栋是区域地质及地质编图专家。197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召开了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这是恢复我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简称“地科联”）合法席位后，我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地质大会。李廷栋主持编制的《亚洲地质图》和参与编制的《中国地质图》在大会上展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誉，并在国际地质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地学时报》（Geotimes）、日本《地学杂志》、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都做了报道，由此确立了中国在世界地质界的重要地位。1984年，李廷栋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李廷栋在行政工作中也颇有建树。他当过部长秘书，曾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和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现在，他任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研究员、地科院研究员、吉林大学教授、中国地质图书馆名誉馆长等职。
李廷栋院士工作非常忙。记者在一个周五给他打电话约采访，当时，他正在外地出差，周六还要飞到成都，周日晚上飞回北京。稍作休息，周一上午，他又接受我的采访。而且，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接听了五六个电话，有三四个人到他办公室找他办事。
太多的人都把他当做院士，很少有人考虑他也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他也有老人的弱点：健忘。他会找不到资料，会拿错文件，会记错人。在他这个年龄，退休老人一般会养养花、遛遛狗、打打太极。而他，还在用自己的生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奔忙。让我们向这样辛勤工作的老地质工作者致敬！
1 处世哲学：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主，不要自以为尊
记者：您的人生阅历很丰富。那么，在您的工作生活中，您的处世哲学是什么？
李廷栋：我的处世哲学主要形成于我当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的时候。
与作行政领导和搞科技管理相比，我更喜欢进行科学研究工作。1979年，我先后推掉了地质部地调局和科技司的任职。后来，地质部又让我任地科院的领导，老同学方克定劝我接受组织的安排。我经过考虑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当时，黄汲清老先生还在地科院，还有很多老领导和老专家。我以为要任命我为副院长，协助老干部、老专家工作。结果，任命下来后，让我当院长，黄老和几位老干部、老专家当副院长。这个决定出乎我的意料。为了做好院长的工作，我要求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主，不要自以为尊。后来这就渐渐地成为我的处世哲学。
记者：“不要自以为是”指什么呢？
李廷栋：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任何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办事会成功，也会失败。决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一切都对。因此，办事、行政要走群众路线，要倾听群众的呼声，要善于集群众的意见和智慧。例如，地科院的大政方针，或地科院实施某个大的举措，必须集体讨论。让各位院领导、专家和院务会议各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要表达我的想法，但是，我基本上是集中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做出决定。一定不能独断专行，更不能自己一人说了算。
办事、行政，既要善于做出决定，不能事而不议，议而不决；又要敢于“朝令夕改”，知错认错，认错改错。例如，经讨论做出了某项决定或颁布了某个文件，如果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那就要认真思考，就要讨论一下这种意见是否正确。如果大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就马上改。我不认为“朝令夕改”是坏事。如果某项决定或文件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实施它呢？或者，为什么还要实施一段时间再改呢？有错即改，我认为非常必要，尤其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什么是“不要自以为主”呢？
李廷栋：人贵有自知之明。当领导、做学问和与人相处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谦虚谨慎，不要以我为中心，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首先，要积极办事，低调做人。在许多会议场合，我尽量躲避上主席台，照相尽量站在后边。
第二，当领导和做科研，既要当好主角，又要甘当配角。当副手时尊重第一把手的领导，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不喧宾夺主，不阳奉阴违。专著、论文及申请奖项，都要以贡献大小排序，而不能以官职高低排序。1980年开始，我作为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的中方联系人，主持了历次中法之间的谈判，也参与了青藏高原的科研工作。当时，肖序常院士是队长，野外跑得最多，主持项目的科研工作。最后编纂专著的时候，他们要把我列为第一作者，肖序常为第二作者。我不同意。我坚决将肖序常列为第一作者，我为第二作者。因为，我认为专著、论文和请奖，不能搞谁官大谁排在第一位、第二位。
记者：“不要自以为尊”怎么理解呢？
李廷栋：领导在工作岗位上要尽职尽责，要坚持原则，该管的要管，该批评的要批评，特别对年轻职工要严格要求。但是，在同事关系上，要把自己放到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处事，不要以领导自居，不要搞特殊。
在我当地科院院长时，曾有同事劝我说，接见职工要院办登记，不能什么人都接见。我说，作为院长，谁来我都见，可以限制谈话时间，可以约定时日，但不能不接见。
上世纪80年代，地科院每年都有二三十项出国团组。当时，我们作了一条规定：院长、副院长不能搭学术会议之车轮流出国访问。如有工作需要，单独申请国外考察项目。因此，在我当地科院院长的六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位院领导搭车出国访问。
地科院当时公车很少。当用车发生矛盾时，怎么解决乘车问题呢？我提出“四个优先”的原则，即离退休的院领导优先，老干部、老专家优先，院外来的客人优先，病号优先。我当了六年院长，除公务用车外，我只是去医院看病用过两次公车。平时上下班，我都坐公共汽车。我的老母亲逢年过节去东城探望我舅父，我都是搀着母亲坐公交车，从来没用过单位的公车。
现在条件好了，有些要求不必像当年那么苛刻。但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主，不要自以为尊”这种处世哲学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准则。
2 处理矛盾：让行政工作和业务学习相辅相成
记者：您当了多年的地科院院长。据我所知，您在上学时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以后还当过部长秘书，又较长时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那么，您如何处理行政工作和科学研究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李廷栋：在中学时期，我很爱读书学习，学习非常刻苦，总是不甘人后，大部分学期都是班级第一名。1948年第一学期，我在北京市第一中学获全校总分第一名，并获得一项奖学金。因为学习成绩好，北京解放后，我被选为北京市一中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以后，又曾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大学党委干事。1952年，北京大学地质系并入北京地质学院后，我又被选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当时，我就是学生会工作和学习两手抓。
我的基本认识是，研究院的院长、研究所的所长必须是专家，必须精通业务。因此，我当地科院院长时，尽管行政工作很忙，但我始终不放弃地质研究工作，我常常是白天忙政务，晚上和节假日搞业务。
我还利用科技管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学习业务，充实基础知识，积累科学资料。怎么学习呢？我常常到各个矿区进行调查研究，到全国各区调队进行区域调查成果的验收，并顺便进行地质考察。这样，既完成了工作任务，又熟悉了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和特点。几十年下来，我积累了海量的地质资料，丰富了地质知识，增加了地质阅历，为后来的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和地质编图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记者：也就是说，科技管理工作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您的地质业务工作，是吗？
李廷栋：是的，做科技管理工作，让我了解了更多的地质信息和情况，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和思维逻辑，让我学会了处理工作上的矛盾和问题。做管理工作，也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长辈、同辈、晚辈。在和他们的共事和交往中，我学到不少知识和经验，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3 地质安全：为牺牲者立传，保生存者安全
记者：您谈到在地科院当院长的经历。那么，当地科院院长时，您最怕什么？
李廷栋：最怕出事故。安全最重要。
20世纪50年代，我在大兴安岭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四年牺牲了四位同事。他们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永远长眠在那片土地上了。四人的牺牲给我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和沉痛的教训。
正是吸取了大兴安岭地质调查研究期间人员伤亡的教训，在与肖序常院士共同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的三年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安全工作，制定了安全工作的规定和要求；经常进行安全教育，指明各种不安全因素和防范措施。我们对安全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规定司机在行车期间不许沾酒，绝对不能灵活。
中法“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在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历时3年，在西藏这个山高坡陡，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参加人员400多人，出动汽车80多辆，行程300多万千米，相当于绕地球80圈，没有一人伤亡。我认为在安全方面是很大的成功。
在地科院内部，我们也十分重视安全工作。当时，一些职工住筒子楼，每家都有一个煤气罐。我当时很担心，如果煤气罐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基本每过一个月，我就带有关同志到办公楼和野外大楼、综合楼进行一次安全检查，看看有无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确保不要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安全的确重要。对地质工作者来说，要充分重视安全事故的预防工作。但是，很多时候，一些情况是突发的，意料不到的，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伤亡。而对为地质事业牺牲的地质队员，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李廷栋：我国的地质事业，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大概有100年的历史。这100年来，我国地质事业的辉煌成就是地质工作者的汗水和血肉换来的。这100年，为地质事业牺牲的地质工作者成千上万。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希望国家的一些部门，能够做一次普查，查一查这些牺牲的地质工作者有多少，每个人都叫什么名字。希望国家能采取一种形式，给他们留下传记，比如，可以建造碑林，刻上牺牲的地质工作者的姓名和生平事迹，让后人能够瞻仰为地质事业捐躯的前辈。
4 地学研究：“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是本世纪初国土资源部最大的研究专项
记者：您是“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负责人，能否谈谈这项研究工作的情况和成果？
李廷栋：“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是国土资源部2000年制定的专项研究计划。这是当时国土资源部最大的研究专项。项目研究经费1450万元。专项从2001年正式开始运作，2006年结束。
专项的研究计划包括3个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数据库、重点区段岩石圈三维结构特征、中国大陆岩石圈三维结构及其演化与动力学。
专项研究的任务和总目标是：以现代地学理论为指导，以新技术方法为手段，对已积累的岩石圈数据、资料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及演化规律，为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基础，为创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开辟科学的突破口。
通过专项研究计划的实施，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数据库”，对我国积累的海量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调查研究资料和数据进行了系统汇集；对一些面临散失和行将毁损的珍贵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收集、整理和转存；对大部分地球物理剖面进行了资料的再处理、再解释，挖掘出了更多地质信息。
记者：您提到专项工作“对一些面临散失和行将毁损的珍贵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收集、整理和转存”，能否具体讲讲？
李廷栋：这个专项很大，是由6个课题组，14个单位100多位科研和科技管理专家共同完成的。大家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有一些二三十年前的纸质资料，已经发黄，模糊不清了。虽然这些资料做得还比较粗糙，精度也不高，但是，如果用现在的先进技术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对这些资料，我们根据经验，将模糊不清的地方恢复清楚，将他们入库管理。
此外，不同时代的资料，比例尺不一样，精度不一样。但是，它们客观反映了当时的地质工作成果。我们对这些资料重新处理，将其整合成新的数据库。
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岩石圈三维结构数据库。数据库由14个子库和“总库管理系统及GIS平台开发应用”、“网络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2个总库组成。我们出版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丛书》，共12册。我们制作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特征图集》，约100余幅图。
记者：在这个研究专项中，有哪些新发现或者新认识？
李廷栋：我就举两个例子吧。
一、我们在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发现巨型低速异常体。
朱介寿教授等根据地震面波层析成像反演结果，在东亚至西太平洋地区深70km~250km区段发现一巨型低速异常体。该异常体宽2500km~4000km，南北长12000km。包括整个滨太平洋地区、边缘海、西太平洋及印支半岛、婆罗洲等地。
这么大的低速异常体，说明这个区段物质组成柔性强，流体多。如果历史上，这个区段就是这样的，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滨太平洋地区岩浆活动强烈。像日本、菲律宾、我国长白山地区等，都是晚近地质历史时期火山活动频繁的地方。怎么解释呢？这里可能是个巨大的热库。在地下的一些区段有多个岩浆囊。这些岩浆囊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成为火山。
二、中国东部岩石圈呈明显“上老下新”年龄结构。
根据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年龄示踪原理，利用Nd同位素模式年龄和橄榄岩包体的Os同位素测试结果，张兴洲、吴福元等研究了东北地区岩石圈垂向化学结构，发现不仅上、下地壳，而且地壳和岩石圈地幔之间均呈现明显的“上老下新”的年龄结构。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软流层物质的上涌，将岩石圈下部的固体熔化了，从而形成了新的年轻的岩石层。翟明国等称之为“华北克拉通中生代换底作用”，即前寒武纪下地壳被中生代下地壳所置换。
5 培养人才：学生要德才兼备、努力学习、尽快成才
记者：您带过好多学生，您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李廷栋：我对研究生的要求，主要是德才兼备。
记者：“德”的方面，您对学生有何要求？
李廷栋：我要求学生：待人要善之又善，工作要勤之又勤，治学要精之又精，办事要细之又细。
待人，要厚道不要霸道，要和气不要盛气，要爱心不要偏心，要助人，不要欺人、害人。只有这样，单位、人群才会和谐，社会才会和谐。
要培养好作风、好学风、好文风。
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的待遇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部长都好。当时的部长出野外也只不过坐前苏联造的嘎斯69吉普车，四面透风。住宿住木头房，夏天热，冬天冷。部长们出野外也一去一两个月，下槽探，钻坑道，和普通地质工人一起干活，常常是满面灰尘。你们现在坐着越野车，晚上住三星级或四星级的宾馆。虽然，条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比起以前来，要好得多了。所以，要知足常乐。
记者：“智”的方面，您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李廷栋：地科院对博士毕业生的规定是，至少发两篇文章，一篇核心，一篇SCI。我对我的博士生说，不能满足于这个最低要求。我要求他们最少发五篇第一作者的文章，其中至少要有一两篇SCI。
现在，学术界常常以论文论英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学生发这么多篇文章呢？因为，作为科研人员，不写文章是不行的。通过写文章，把一个阶段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众，供社会利用参考；通过写文章，可以训练人的科学思维。论文写作在言之有物、准确、有创新的基础之上，还要追求文字更美、更动人。
我还要求我的博士生，三年下来，一定要有一两条或者两三条创新的成果。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就业考虑。如果没有新发现或新认识，找工作也很困难。
记者：您对学生，除了严格要求外，是否也很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李廷栋：在生活上，我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给他们温暖，让他们心情愉快。在学业上，我给他们压担子，给他们以展示才华的机会。参加国际会议时，我让一些学生当翻译，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我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记者：你的学生有没有让您失望？
李廷栋：很多学生还是做得很好的。为了勉励他们刻苦学习、潜心于科研，我为近两三年的学生写一了首词：《钗头凤》，被他们放到毕业集里面出版了。我是这么写的：“桃李春，学为本，锁读寒窗惜光阴。学不厌，索不倦，浩瀚智库，高峰连绵。攀！攀！攀！手脑勤，固根本，厚积薄发业精深。千锤炼，水石穿，业登高峰，才达高端。欢！欢！欢！”
我的两个博士生郑宁和丁伟翠分别获得了2012年程裕淇优秀论文奖和程裕淇优秀研究生奖。老师们都很高兴，我在高兴之余为他们写了一首《卜算子》：“神九吻天宫，蛟龙深水邀。二君双双获程奖，春华秋实报。愿君志高远，再往高处跳。待到业精才茂时，站在高峰笑。”
记者：您的文学才华让我钦佩。最后，您能否谈谈您对未来地学的展望？
李廷栋：中国地学的未来是走向世界。以后的地质事业会呈现这样的格局：中国的地质工作规划和计划将是全球性的，将有更多的企业和科技人员“走出去”，也会有更多外国企业和科技人员来到中国。中国的地质学家会到国外去工作、去授课；国外的地质学家也会来中国工作任教。我国将继续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将其中国化，为我所用；同时，我国地质学家也会创造出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推向世界，使其国际化。我国地质工作者必将会创造更多地质奇迹，铸造更大的地质辉煌；我国必将从地质大国走向地质强国。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地质人才的培养就迫在眉睫，至关重要
李廷栋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廷栋是区域地质及地质编图专家。197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召开了第25届国际地质大会，这是恢复我国在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简称“地科联”）合法席位后，我国参加的第一次国际地质大会。李廷栋主持编制的《亚洲地质图》和参与编制的《中国地质图》在大会上展出，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普遍赞誉，并在国际地质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美国《地学时报》（Geotimes）、日本《地学杂志》、香港大公报等海内外报刊都做了报道，由此确立了中国在世界地质界的重要地位。1984年，李廷栋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李廷栋在行政工作中也颇有建树。他当过部长秘书，曾担任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和地质矿产部副总工程师。现在，他任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研究员、地科院研究员、吉林大学教授、中国地质图书馆名誉馆长等职。
李廷栋院士工作非常忙。记者在一个周五给他打电话约采访，当时，他正在外地出差，周六还要飞到成都，周日晚上飞回北京。稍作休息，周一上午，他又接受我的采访。而且，在两个多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他接听了五六个电话，有三四个人到他办公室找他办事。
太多的人都把他当做院士，很少有人考虑他也是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他也有老人的弱点：健忘。他会找不到资料，会拿错文件，会记错人。在他这个年龄，退休老人一般会养养花、遛遛狗、打打太极。而他，还在用自己的生命为祖国的地质事业奔忙。让我们向这样辛勤工作的老地质工作者致敬！
1 处世哲学：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主，不要自以为尊
记者：您的人生阅历很丰富。那么，在您的工作生活中，您的处世哲学是什么？
李廷栋：我的处世哲学主要形成于我当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的时候。
与作行政领导和搞科技管理相比，我更喜欢进行科学研究工作。1979年，我先后推掉了地质部地调局和科技司的任职。后来，地质部又让我任地科院的领导，老同学方克定劝我接受组织的安排。我经过考虑后，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当时，黄汲清老先生还在地科院，还有很多老领导和老专家。我以为要任命我为副院长，协助老干部、老专家工作。结果，任命下来后，让我当院长，黄老和几位老干部、老专家当副院长。这个决定出乎我的意料。为了做好院长的工作，我要求自己：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主，不要自以为尊。后来这就渐渐地成为我的处世哲学。
记者：“不要自以为是”指什么呢？
李廷栋：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任何人都有长处和短处；有优点，也有缺点；办事会成功，也会失败。决不能“自以为是”，认为自己一切都对。因此，办事、行政要走群众路线，要倾听群众的呼声，要善于集群众的意见和智慧。例如，地科院的大政方针，或地科院实施某个大的举措，必须集体讨论。让各位院领导、专家和院务会议各同志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然，我也要表达我的想法，但是，我基本上是集中大家的看法和意见，做出决定。一定不能独断专行，更不能自己一人说了算。
办事、行政，既要善于做出决定，不能事而不议，议而不决；又要敢于“朝令夕改”，知错认错，认错改错。例如，经讨论做出了某项决定或颁布了某个文件，如果遭到多数人的反对，那就要认真思考，就要讨论一下这种意见是否正确。如果大家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就马上改。我不认为“朝令夕改”是坏事。如果某项决定或文件有问题，为什么还要实施它呢？或者，为什么还要实施一段时间再改呢？有错即改，我认为非常必要，尤其对领导干部来说，更是如此。
记者：什么是“不要自以为主”呢？
李廷栋：人贵有自知之明。当领导、做学问和与人相处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谦虚谨慎，不要以我为中心，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首先，要积极办事，低调做人。在许多会议场合，我尽量躲避上主席台，照相尽量站在后边。
第二，当领导和做科研，既要当好主角，又要甘当配角。当副手时尊重第一把手的领导，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不喧宾夺主，不阳奉阴违。专著、论文及申请奖项，都要以贡献大小排序，而不能以官职高低排序。1980年开始，我作为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的中方联系人，主持了历次中法之间的谈判，也参与了青藏高原的科研工作。当时，肖序常院士是队长，野外跑得最多，主持项目的科研工作。最后编纂专著的时候，他们要把我列为第一作者，肖序常为第二作者。我不同意。我坚决将肖序常列为第一作者，我为第二作者。因为，我认为专著、论文和请奖，不能搞谁官大谁排在第一位、第二位。
记者：“不要自以为尊”怎么理解呢？
李廷栋：领导在工作岗位上要尽职尽责，要坚持原则，该管的要管，该批评的要批评，特别对年轻职工要严格要求。但是，在同事关系上，要把自己放到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处事，不要以领导自居，不要搞特殊。
在我当地科院院长时，曾有同事劝我说，接见职工要院办登记，不能什么人都接见。我说，作为院长，谁来我都见，可以限制谈话时间，可以约定时日，但不能不接见。
上世纪80年代，地科院每年都有二三十项出国团组。当时，我们作了一条规定：院长、副院长不能搭学术会议之车轮流出国访问。如有工作需要，单独申请国外考察项目。因此，在我当地科院院长的六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一位院领导搭车出国访问。
地科院当时公车很少。当用车发生矛盾时，怎么解决乘车问题呢？我提出“四个优先”的原则，即离退休的院领导优先，老干部、老专家优先，院外来的客人优先，病号优先。我当了六年院长，除公务用车外，我只是去医院看病用过两次公车。平时上下班，我都坐公共汽车。我的老母亲逢年过节去东城探望我舅父，我都是搀着母亲坐公交车，从来没用过单位的公车。
现在条件好了，有些要求不必像当年那么苛刻。但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主，不要自以为尊”这种处世哲学一直伴随着我，成为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准则。
2 处理矛盾：让行政工作和业务学习相辅相成
记者：您当了多年的地科院院长。据我所知，您在上学时还当过学生会副主席，以后还当过部长秘书，又较长时间从事科技管理工作，那么，您如何处理行政工作和科学研究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李廷栋：在中学时期，我很爱读书学习，学习非常刻苦，总是不甘人后，大部分学期都是班级第一名。1948年第一学期，我在北京市第一中学获全校总分第一名，并获得一项奖学金。因为学习成绩好，北京解放后，我被选为北京市一中学生会副主席。1950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以后，又曾担任系学生会主席和北京大学党委干事。1952年，北京大学地质系并入北京地质学院后，我又被选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当时，我就是学生会工作和学习两手抓。
我的基本认识是，研究院的院长、研究所的所长必须是专家，必须精通业务。因此，我当地科院院长时，尽管行政工作很忙，但我始终不放弃地质研究工作，我常常是白天忙政务，晚上和节假日搞业务。
我还利用科技管理工作的便利条件学习业务，充实基础知识，积累科学资料。怎么学习呢？我常常到各个矿区进行调查研究，到全国各区调队进行区域调查成果的验收，并顺便进行地质考察。这样，既完成了工作任务，又熟悉了各地区的地质情况和特点。几十年下来，我积累了海量的地质资料，丰富了地质知识，增加了地质阅历，为后来的区域地质综合研究和地质编图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记者：也就是说，科技管理工作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也促进了您的地质业务工作，是吗？
李廷栋：是的，做科技管理工作，让我了解了更多的地质信息和情况，锻炼了我的工作能力和思维逻辑，让我学会了处理工作上的矛盾和问题。做管理工作，也让我结识了很多朋友：长辈、同辈、晚辈。在和他们的共事和交往中，我学到不少知识和经验，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3 地质安全：为牺牲者立传，保生存者安全
记者：您谈到在地科院当院长的经历。那么，当地科院院长时，您最怕什么？
李廷栋：最怕出事故。安全最重要。
20世纪50年代，我在大兴安岭进行地质调查研究，四年牺牲了四位同事。他们为了祖国的地质事业，为了国家的兴旺发达，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永远长眠在那片土地上了。四人的牺牲给我留下了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和沉痛的教训。
正是吸取了大兴安岭地质调查研究期间人员伤亡的教训，在与肖序常院士共同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的三年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安全工作，制定了安全工作的规定和要求；经常进行安全教育，指明各种不安全因素和防范措施。我们对安全工作的要求非常严格。比如，规定司机在行车期间不许沾酒，绝对不能灵活。
中法“喜马拉雅山地质构造与地壳上地幔的形成演化”合作研究项目，在当时是我国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历时3年，在西藏这个山高坡陡，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地区，参加人员400多人，出动汽车80多辆，行程300多万千米，相当于绕地球80圈，没有一人伤亡。我认为在安全方面是很大的成功。
在地科院内部，我们也十分重视安全工作。当时，一些职工住筒子楼，每家都有一个煤气罐。我当时很担心，如果煤气罐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基本每过一个月，我就带有关同志到办公楼和野外大楼、综合楼进行一次安全检查，看看有无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确保不要造成人员伤亡。
记者：安全的确重要。对地质工作者来说，要充分重视安全事故的预防工作。但是，很多时候，一些情况是突发的，意料不到的，这就有可能会造成伤亡。而对为地质事业牺牲的地质队员，我们该如何对待他们呢？
李廷栋：我国的地质事业，如果加上解放前的，大概有100年的历史。这100年来，我国地质事业的辉煌成就是地质工作者的汗水和血肉换来的。这100年，为地质事业牺牲的地质工作者成千上万。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的数字。我希望国家的一些部门，能够做一次普查，查一查这些牺牲的地质工作者有多少，每个人都叫什么名字。希望国家能采取一种形式，给他们留下传记，比如，可以建造碑林，刻上牺牲的地质工作者的姓名和生平事迹，让后人能够瞻仰为地质事业捐躯的前辈。
4 地学研究：“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是本世纪初国土资源部最大的研究专项
记者：您是“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负责人，能否谈谈这项研究工作的情况和成果？
李廷栋：“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专项是国土资源部2000年制定的专项研究计划。这是当时国土资源部最大的研究专项。项目研究经费1450万元。专项从2001年正式开始运作，2006年结束。
专项的研究计划包括3个重点研究项目：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数据库、重点区段岩石圈三维结构特征、中国大陆岩石圈三维结构及其演化与动力学。
专项研究的任务和总目标是：以现代地学理论为指导，以新技术方法为手段，对已积累的岩石圈数据、资料进行多学科综合研究，揭示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及演化规律，为国土资源规划、管理、保护和合理利用提供科学依据，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划提供科学基础，为创建地球系统科学理论开辟科学的突破口。
通过专项研究计划的实施，建立了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数据库”，对我国积累的海量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调查研究资料和数据进行了系统汇集；对一些面临散失和行将毁损的珍贵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收集、整理和转存；对大部分地球物理剖面进行了资料的再处理、再解释，挖掘出了更多地质信息。
记者：您提到专项工作“对一些面临散失和行将毁损的珍贵资料进行了抢救性收集、整理和转存”，能否具体讲讲？
李廷栋：这个专项很大，是由6个课题组，14个单位100多位科研和科技管理专家共同完成的。大家在搜集资料的时候，有一些二三十年前的纸质资料，已经发黄，模糊不清了。虽然这些资料做得还比较粗糙，精度也不高，但是，如果用现在的先进技术对其进行整理和分析，可以有一些新的发现。对这些资料，我们根据经验，将模糊不清的地方恢复清楚，将他们入库管理。
此外，不同时代的资料，比例尺不一样，精度不一样。但是，它们客观反映了当时的地质工作成果。我们对这些资料重新处理，将其整合成新的数据库。
经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岩石圈三维结构数据库。数据库由14个子库和“总库管理系统及GIS平台开发应用”、“网络数据库及其管理系统”2个总库组成。我们出版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丛书》，共12册。我们制作了《中国岩石圈三维结构特征图集》，约100余幅图。
记者：在这个研究专项中，有哪些新发现或者新认识？
李廷栋：我就举两个例子吧。
一、我们在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发现巨型低速异常体。
朱介寿教授等根据地震面波层析成像反演结果，在东亚至西太平洋地区深70km~250km区段发现一巨型低速异常体。该异常体宽2500km~4000km，南北长12000km。包括整个滨太平洋地区、边缘海、西太平洋及印支半岛、婆罗洲等地。
这么大的低速异常体，说明这个区段物质组成柔性强，流体多。如果历史上，这个区段就是这样的，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滨太平洋地区岩浆活动强烈。像日本、菲律宾、我国长白山地区等，都是晚近地质历史时期火山活动频繁的地方。怎么解释呢？这里可能是个巨大的热库。在地下的一些区段有多个岩浆囊。这些岩浆囊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成为火山。
二、中国东部岩石圈呈明显“上老下新”年龄结构。
根据地壳和岩石圈地幔年龄示踪原理，利用Nd同位素模式年龄和橄榄岩包体的Os同位素测试结果，张兴洲、吴福元等研究了东北地区岩石圈垂向化学结构，发现不仅上、下地壳，而且地壳和岩石圈地幔之间均呈现明显的“上老下新”的年龄结构。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是软流层物质的上涌，将岩石圈下部的固体熔化了，从而形成了新的年轻的岩石层。翟明国等称之为“华北克拉通中生代换底作用”，即前寒武纪下地壳被中生代下地壳所置换。
5 培养人才：学生要德才兼备、努力学习、尽快成才
记者：您带过好多学生，您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
李廷栋：我对研究生的要求，主要是德才兼备。
记者：“德”的方面，您对学生有何要求？
李廷栋：我要求学生：待人要善之又善，工作要勤之又勤，治学要精之又精，办事要细之又细。
待人，要厚道不要霸道，要和气不要盛气，要爱心不要偏心，要助人，不要欺人、害人。只有这样，单位、人群才会和谐，社会才会和谐。
要培养好作风、好学风、好文风。
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的待遇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部长都好。当时的部长出野外也只不过坐前苏联造的嘎斯69吉普车，四面透风。住宿住木头房，夏天热，冬天冷。部长们出野外也一去一两个月，下槽探，钻坑道，和普通地质工人一起干活，常常是满面灰尘。你们现在坐着越野车，晚上住三星级或四星级的宾馆。虽然，条件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比起以前来，要好得多了。所以，要知足常乐。
记者：“智”的方面，您对学生的要求是什么？
李廷栋：地科院对博士毕业生的规定是，至少发两篇文章，一篇核心，一篇SCI。我对我的博士生说，不能满足于这个最低要求。我要求他们最少发五篇第一作者的文章，其中至少要有一两篇SCI。
现在，学术界常常以论文论英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求学生发这么多篇文章呢？因为，作为科研人员，不写文章是不行的。通过写文章，把一个阶段的科研成果公诸于众，供社会利用参考；通过写文章，可以训练人的科学思维。论文写作在言之有物、准确、有创新的基础之上，还要追求文字更美、更动人。
我还要求我的博士生，三年下来，一定要有一两条或者两三条创新的成果。这也是为了他们的就业考虑。如果没有新发现或新认识，找工作也很困难。
记者：您对学生，除了严格要求外，是否也很关心他们，爱护他们？
李廷栋：在生活上，我会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给他们温暖，让他们心情愉快。在学业上，我给他们压担子，给他们以展示才华的机会。参加国际会议时，我让一些学生当翻译，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我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记者：你的学生有没有让您失望？
李廷栋：很多学生还是做得很好的。为了勉励他们刻苦学习、潜心于科研，我为近两三年的学生写一了首词：《钗头凤》，被他们放到毕业集里面出版了。我是这么写的：“桃李春，学为本，锁读寒窗惜光阴。学不厌，索不倦，浩瀚智库，高峰连绵。攀！攀！攀！手脑勤，固根本，厚积薄发业精深。千锤炼，水石穿，业登高峰，才达高端。欢！欢！欢！”
我的两个博士生郑宁和丁伟翠分别获得了2012年程裕淇优秀论文奖和程裕淇优秀研究生奖。老师们都很高兴，我在高兴之余为他们写了一首《卜算子》：“神九吻天宫，蛟龙深水邀。二君双双获程奖，春华秋实报。愿君志高远，再往高处跳。待到业精才茂时，站在高峰笑。”
记者：您的文学才华让我钦佩。最后，您能否谈谈您对未来地学的展望？
李廷栋：中国地学的未来是走向世界。以后的地质事业会呈现这样的格局：中国的地质工作规划和计划将是全球性的，将有更多的企业和科技人员“走出去”，也会有更多外国企业和科技人员来到中国。中国的地质学家会到国外去工作、去授课；国外的地质学家也会来中国工作任教。我国将继续学习、吸收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将其中国化，为我所用；同时，我国地质学家也会创造出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方法，推向世界，使其国际化。我国地质工作者必将会创造更多地质奇迹，铸造更大的地质辉煌；我国必将从地质大国走向地质强国。那么，要想达到这样的目标，地质人才的培养就迫在眉睫，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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