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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营造廉荣贪耻、风清气正的良好文化氛围,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总体安排,5月13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探矿工艺研究所举办2019年廉政文化周开幕仪式暨廉政文化系列活动。

    今年廉政文化周,探矿工艺所的自选动作为“学讲话 诵经典 树家风——讲廉政故事” 主题活动,8位故事讲述人以学习《历代名人的家风家训故事》《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讲故事》《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为主要内容,围绕要养清正国风,先养淳厚家风等“廉政”主题,讲述古往今来清正廉明、高风亮节的廉政故事。用通俗的语言,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分别讲述了商鞅、包拯、范仲淹、以及感动中国人物杨业功、习近平的知青岁月等故事。再读经典篇章,与会职工深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鼓舞,为习近平总书记的语言魅力所折服,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感染。大家纷纷表示,我们作为地质人,还要继承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优秀品质,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认真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代地质文化。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把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作为最大的政治、最大的大局,不断提升地调工作水平,要为探矿工艺所地质调查转型发展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

    探矿工艺所栾亚兰以《观<国无德不兴>感悟——学习<平“语”近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为题为全体职工讲授了一堂廉政专题教育党课。她从学习强国谈起,说到了《平语近人》,解析了平语近人里面的经典名言,最后谈到了家风对于全社会的教化和熏陶作用,号召全所干部职工从良好家风抓起,改善社风民风,改善政治生态,党员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带动探矿工艺所政治生态不断好转。

    探矿工艺所相关负责人在总结讲话时指出,今天的廉政文化周开幕式活动,是纪委创新廉政文化建设,落实事前监督、抓早抓小、教育在先的具体体现,给我们的廉政文化周系列活动开了个好头。8位故事讲述人紧扣我们“要养清正国风,先养淳厚家风“的廉政主题,用历史人物和身边人、身边事,使每一位职工受到了一次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同时展示了探矿工艺所年轻人的文化风采。希望全所干部职工继续加强学习,加强自身修养,树立廉政意识。

    廉政文化活动周期间,探矿工艺所还将通过参观升庵桂湖暨杨氏宗祠、大屏幕、宣传栏等方式,向广大职工集中宣传廉洁精神,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廉洁意识,增强反腐倡廉文化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努力营造“廉荣贪耻” 廉洁文化氛围,使廉洁文化成为促廉保廉的重要力量。

     

     

     
     
    探矿工艺所举办2019年廉政文化周开幕仪式暨廉政文化...

    5月8日至12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的廉政文化周活动期间,地调局天津地调中心按照拟定的廉政文化周活动方案,突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这一主题,在局统一组织活动的基础上,精心组织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知识宣传、廉政风险点展示提醒及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等系列活动,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以廉政文化宣传教育,促进干部职工新时期地质文化建设;以学习苦命前辈高尚品德,促进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为促进广大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切实增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效果,天津地调中心针对近几年新入职职工多、青年职工所占比重较大等实际情况,将青年团员作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的主要群体之一,充分调动和发挥共青团组织优势,创新活动机制,纪委与团委联合组织开展廉政文化周系列活动,即:纪委制定活动方案,团委组织青年和团员参与实施,使青年团员成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活动的主力军,有效促进青年职工参与廉政文化周活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天津地调中心廉政文化周活动更加充满朝气和活力。通过廉政文化周系列教育活动,特别是这次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活动中,青年职工积极参与,主动接受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对“革命伴侣 公仆风范”艰苦朴素、严于自律、廉洁奉公的高风亮节和美德洗礼,促进青年团员更加坚定信念,励志勤学,不断构筑思想防线,主动担当,积极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着核心价值观。

    目前,天津地调中心35岁以下职工已有140人,已超过在职职工总数50%以上,一些青年职工陆续走上中层、项目负责人等关键和重要岗位,青年团员成为天津地调中心地调、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生力军和骨干力量,联合组织开展活动的机制,进一步激发了青年团员责任担当意识。

     

    参观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合影

     

    天津地调中心职工听取周恩来事迹讲解

    天津地质调查中心纪委与团委联合组织开展廉政文化周...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孙大光
      编者按: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在他退休后的整整二十载的时光里干了一件事:编写了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篇幅相当于6部《红楼梦》。

      可谁曾想到,撰写这些文稿时,他的身体已经透支到了极点:肺、肝、肾、胃没有一样是好的,特别是肺气肿,让他彻夜难眠。可是,他硬是凭着一种执著的信念,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夙愿,并把这些珍贵资料无偿地献给了大队,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

      他就是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杨衍忠同志。

      杨衍忠生前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震撼:无论是他对“红色基因”及其信仰的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他在生命中呈现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无私奉献精神,他所诠释的对地质事业的始终不懈的热爱与追求,以及他用生命唱响并弘扬“三光荣”精神的崇高品质,还是他对同事、对朋友、对亲人的那种血浓于水的深情厚谊……一桩桩、一件件,感天动地,催人泪下。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不朽,逾远而弥存”。今天本报推出的这篇长篇通讯《此情感天动地》,即是本报记者以手中之笔真实记录、以期再现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的典型事迹的用心之作。敬请读者垂注。

      

      6月5日。

      古城江西赣州。

      房间里,在几张桌子拼成近三米长的主席台上,层层叠叠堆满泛黄的资料。这些资料纸材各异,旧挂历、书信纸、药品说明书……这些纸片被按照内容分类打包成卷,整齐摆放。

      一张巨幅照片覆盖了整整一面墙。照片中的老人,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握笔,在伏案疾书。

      “这种信仰,这种坚持,很不容易……我更愿意说,他是‘穿越地层的烛光’。”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党委书记陈武面色凝重,兀自频频颔首,喃喃自语。

      这里,刚刚结束了一个简单而庄重的捐赠仪式:一位77岁的老人委托亲人将退休后20年带着各种病痛折磨而悉心整理的9套近600万字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遥感资料信息卡片》和几百张地质图表无偿捐献给江西省赣南地质调查大队,捐献给党组织,捐献给国家。

      而这一刻,距离老人离世仅仅15天。

      他叫杨衍忠,生前是江西省地矿局下属赣南地质调查大队优秀共产党员、物化探高级工程师。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

      四年前,杨衍忠的老朋友张祖廉偶尔到家里串门,发现了杨衍忠深居浅出的“秘密”——1994年病退后,杨衍忠便开始整理完善自己工作数十年来积累的地质、物化探资料卡片。

      而彼时,与杨衍忠1985年所设定的“至2000年完成一套赣南地区矿产和物化探异常卡片”的最初设想相比,已经晚了十年。

      这种“延误”,大概可以归结为两个原因:超常的任务量和太差的身体健康状况。或许,收集、整理这一整套的地质、物化探资料需要的精心构思,比他预想的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多的繁复前期准备工作。

      

      有人专门做了比对,将600万字更直观量化:一部《红楼梦》约100万字,杨衍忠的资料信息卡片相当于6部《红楼梦》,而这其中的工作量还不包括思考和查阅资料需要耗费的大量时间。

      1994年,杨衍忠因为健康问题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同事说,他有严重的痔疮,发病时,血呈喷射状。连续数年,每出野外,他的爱人都会为他准备多条自己缝制的“尿不湿”。杨衍忠在这种简易的“防护”下,依然坚持在野外一线工作数年。

      他在1985年的自传里说,自己有很多“缺点”,其中就包括“不坚持搞身体锻炼,有胃病”。

      事实上,最让他饱尝痛苦、深受折磨的可能是伴随他生命直到最后一刻的 “肺气肿”。在最后的日子里,为了能更早地完成资料信息卡片初稿,他每天坚持工作六七个小时。常常写十几分钟,就斜靠在床上补吸氧气,稍加休息,整装再战。一些在他病重前往探望他的朋友说,那段时间,杨衍忠说话一直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吐痰,面色暗红,一对眼睛又大又暴,满是血丝。

      

      “年纪大了,眼睛不好使了,写字都需要用放大镜看着写。”杨衍忠向他的朋友自嘲。

      按照最初的构想,他要从9个方面编撰整理一整套完整的地质矿产信息卡:计划编撰赣南18个县市3000套矿产资源卡片,每套1000字,约300万字;编撰1000套江西南部岩浆岩卡片,每套500字,约50万字;编成六种矿藏异常卡片,包括1:25万航空磁测卡片、1:25万航空放射性测量卡片、1:10水系沉积物测量卡片、1:20万重沙测量卡片、1:20分散流测量卡片、1:20万金属测量卡片……

      去家里看他的亲戚和朋友回忆说,他家的壁柜,卧室里的衣柜,床下,沙发下,几乎每个角落堆的都是用资料袋子装着的、满满的地质资料、地质图纸和笔记本,一摞一摞整齐地摆放。

      

      有人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完成一项这么大的“工程”?

      他笑了笑说:“也没有人要我去做,是我自己坚持要做的。队上和国家用得着。”

      在他看来,自己参加工作50多年来,业余时间基本上都用在收集南岭山脉六个省的地质、水文、矿产、物探、化探资料,还收集了当年冶金、核工业、有色和多个地质队及省局科研所等部门近80年的地质资料。这些资料是几代找矿人智慧的结晶,是无价之宝。如果不能把这些资料变成一整套完整的信息卡片,指导后人地质找矿,那就是浪费。

      他说,人老了,走不动了,可以给后人做一块铺路石。

      其实,在他虽然身患重病但还能勉强走得动的时候,他还会每年搭乘队上的车,跑到野外的矿化点去逐一验证。

      谢万优是杨衍忠带出来的徒弟,可是他更愿意叫他“老大哥”。2005年4月份,杨衍忠在完善地质卡片时,怀疑赣县沙地有硒矿异常,决定亲自去验证。恰好谢万优也在赣县沙地做项目,就打了招呼,一起同行。爬山,已经不是70多岁的杨衍忠能够“胜任”的体力活了。尽管一路停停歇歇,爬到矿点,他还是累得粗声喘息,但他仍然坚持亲自操作。最后发现异常还是存在,但不是很好。完成任务后,杨衍忠已经没有力气走下去了。最后只好被谢万优背下了山。那一次,他说了一句很伤感的话:看来,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上山找矿了。

      他的大儿子杨忠明回忆,杨衍忠有一次和儿子闲聊时无意间“吹嘘”自己是赣南地区的“活地图”。

      其实,“活地图”不是吹的。杨衍忠“学识渊博”是他的同事公认的,他们把他叫“杨博士”。因为“肚里有货”,杨衍忠被很多人盯上了。矿业走俏的那几年,一个找矿线索就能卖个大价钱。于是很多矿老板找他,找他的儿女,希望搭上关系,求个指点。甚至有人明码标价,年薪50万聘请杨衍忠做“投资顾问”,都被他一一婉拒。他的堂侄也在投资矿业,拎了礼物专程去家里“探望”,却被他骂得不敢再说话:“吃完饭赶紧滚!”

      后来有人说,其实那时候,他的小儿媳正罹患胃癌,全家已经负债超过20万,急需用钱。

      

      近两年,他开始忧心自己的病痛,他怕“马克思”不再给他更宽限的时间。“我现在每天坚持工作8小时以上,但总感到时间不够用了。假若时间允许,我准备在2013年把全套信息卡片编撰完成。”

      事实上,他的工作远不止8小时。

      张祖廉说,1994年退休后,他和杨衍忠被返聘,在局里编写项目设计书。睡到半夜,听见有响动,张祖廉睁眼一看,杨衍忠又爬起来工作。“大半夜不睡觉,在搞什么?”被扰了酣梦,张祖廉有点懊恼。“刚想起一个问题,得赶紧写下来,要不明天会忘掉的。”杨衍忠陪笑解释。

      工作,成了杨衍忠眼里甚至睡梦里的甜蜜“负累”。他也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想起问题随时写下来保存,不管这种“积累”附存在什么样的纸上。

      于是我们看到,他保存整理的地质、物化探异常信息被写在各种纸上:挂历、药品说明书、信纸、香烟包装纸……他写坏了几百支圆珠笔和水笔,写完了几百斤的草纸。

      “都七老八十了,这么拼命干什么!”有时老伴实在气不过,就会拧着不让他弄。他就会给老伴儿解释:“我要先把资料编出来,到时再上电脑打印出来。如果我的生命和时间不允许,就把这些资料全部捐给大队资料室,让后人去完成……”

      “你的后人又没有学地质的,你给谁?”老伴儿生气反击。

      “干地质的年轻人都是我的小孩!都是我的后代,你懂什么!”杨衍忠眼睛一瞪,这回他真生气了。

      杨衍忠的老家在瑞金市一条老街的巷子里,低矮的房子,潮湿,光线暗淡。据了解,杨衍忠兄妹共五个,他最大。五个兄弟,除一个弟弟外,都是党员。

    唐代诗人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里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意思是说,年纪老迈而情怀更加豪壮,岂能因白发而改变人的心愿?境遇艰难而意志越发坚定,决不会坠掉直凌青云的志向。这几句用在杨衍忠的身上,恐怕最妥帖不过。

      南山有鸟,三年不鸣

      从赣南队的院子向北,穿过几栋旧楼,从靠西边的单元门进去,沿着楼梯爬到四楼,就是杨衍忠的家。



      

      房间里陈设简单,都是一些旧得不能再旧的家具。

      朝南的卧室是杨衍忠生前居住的。床最特别:床板被支起来,一头高一头低,上面堆满书籍。他的家人解释说,由于身患重度肺气肿,他的床特制成高差20公分,即头的一端高出脚的那头20公分,这样他才能让呼吸顺畅些,睡得舒服一点。呼吸机就放在床边,以备不时之需。一只旧得发黑的双层立柜敞开着,这原来是放各种资料用的。一张几十年前的高腿桌漆面斑驳,上面还放着杨衍忠先生的放大镜、绘图尺,还有一盒没有开封的圆珠笔。

      “我和他结婚50年,印象里,他一回家就一直坐在桌子边上,写啊写啊,总是没完没了的写,也不知道他写的什么东西。他也从不和我提起。‘你不懂哟!’我稍一追问,他就这样回答我。”杨衍忠的老伴儿、72岁的胡香娇回忆,她坐在一把藤椅上,不停翻看散落在桌子上的老照片,幽幽叹息。

      窗外,雨声淅沥。在晦暗天光的映照里,老人满脸泪痕,单瘦的肩膀微微颤栗。

      

      “他身体一直不好。每天都要吃八九种药片。如果他能多点时间去搞搞锻炼,或者多休息一下,也许不会走的这么早,这么快。可是,他总是太忙了,总是没有时间。”

      “那天,他把所有的衣服从衣柜里丢出来,把他的那些宝贝一卷一卷的整理好,放进去。我生气,我还和他吵。他眼睛一瞪:‘你的那些破衣服算什么!你懂什么!’”胡香娇擦擦眼角,“我和他吵,其实心里是好高兴。他这回可能是忙完了,不再写了,闲下来也许可以陪我去买买菜,带着孙子孙女出去慢慢走走。他好多年不出门了,因为走不了几步就喘得厉害,就要靠墙歇歇……谁想到这么快就走了。”胡香娇的泪流干了,但记者分明还是看见了她眼角的泪光。

      没人想到杨老这么快就走了。可能也没有人想到,其实,杨衍忠很早就萌发了编撰整理这套地质资料初步设想。为了他的鸿篇巨制,他已经酝酿和准备了近30年——

      早在1985年6月22日完成的一份自传中,他这样写道:要找矿,必须抓住选区选点这一环。自己要亲自参加。每年至少有2~3处可供物化探普查的基地,有1~2处可供详查的基地。在1~2年内,收集和掌握全赣南地区物化探测绘资料。特别是赣南西部资料。1~2年内绘制一本全赣南地区1:20万地质、矿产、物化探综合图件。到2000年,建立一本完整的矿产和各类异常卡片和工作程度卡片。

      

      杨衍忠家客厅的北面,杨衍忠的遗像靠墙而立。他的长子杨忠明躬身上香,而后退步凝望,良久沉默。

      “坦白地说,对于父亲的坚持,我始终不能理解。在父亲离开的这些天,我也在不断的问自己,在不断追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他对自己的事业如此执着?”而这,也许是所有人都在心里追问的一个深沉的问题。

      不知道谁说过这样一句话:怀念一个时代,就是怀念自己的所在。

      在杨衍忠的庞大的“资料库”里,能找到的他的自传有两份:一份写于1966年元旦以后;一份写于1985年6月。两份自传均详细介绍了他的家庭情况。

      杨衍忠于1938年出生于江西瑞金的一个红色家庭。母亲刘招娣是个老红军,在红军五次反围剿后,作为红军妇女宣传队队长留驻瑞金继续开展革命,尔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起来关进监狱迫害多年。受苏区文化的熏陶和家人的耳濡目染,杨衍忠从小就有着一股别样的红色情怀。

      1956年,年仅18岁的他,作为县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被瑞金县委分配到中南煤田地勘局128队参加工作。从此,杨老把一身的红色基因,转化为对地质事业的热忱,用执着与奉献唱响了一曲地矿人的生命礼赞。

      “1956年~1960年,连续两次被单位先后保送到中南煤田地勘地质干校和北京煤炭工学院地球物理化学探矿系学习深造三年;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员;1966年被列入国家选派出国从事物化探工作人选……”透过杨老发黄的档案简历,就能直观感受到他的优秀与卓越。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老在野外从事物化探工作整整有38个年头,先后承担过《南岭地区地质找矿成矿预测大普查》和《江南地轴多金属成矿预测》等多个国家级、省级找矿重大项目,为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作为主要发现者之一的“会昌岩背锡多金属矿田”找矿成果,先后荣获1988年地质矿产部三等奖和1990年江西地矿局地质找矿一等奖。1994年,经他优选三次的两项物化探异常查证,安远园岭寨发现中型以上钼矿,大龙-淘金湾矿区发现25条金矿脉,均取得了显著的找矿成果。

      自1983年起,杨衍忠作为华南物化探科技情报网江西分网联络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赣南片联络组组长,到闽、粤、湘、赣四省的地勘单位,参加各种地质学术报告、交流会,并深入赣南多个知名矿区勘察、调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地质矿产、物探遥感资料,为南岭地区找矿工作提供了大量的地质数据遵循。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杨老真切感受到了地质基础资料的薄弱与匮乏。

      “作为一名红军后人,作为一名老党员,作为一名地质高级工程师,我有责任把收集到的珍贵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整理,给后人提供一些找矿信息。”从1985年起,杨老开始为他的鸿篇巨制努力工作。

      他在1985年的自传中写到:“……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这几年的事情我会终生不忘,我感谢党的关怀。我要加倍努力为党为人民工作,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每天要坚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我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去研究地质情况,研究物化探异常。”“虽然在矿点异常上小有成就,但离党的要求相差甚远。我决心更加努力(同时加强锻炼,把身体搞好才能更好工作),争取3~5年内在找矿方面有重大突破,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哥哥上班时忙,我们指望他退休之后去看看他,和他叙叙旧,或请他回老家看一看,可他退休后更忙了。我们几个弟弟妹妹偶尔去看他,他和我们聊几句就赶紧又回到他的屋子里去了。尽管我们知道他在忙正事,可为他的身体担忧啊!”在杨衍忠的老家,他最小的妹妹含着眼泪说。

      

      “其实,在老人家的自传及其他的实践行动中,所有问题都能找到答案。简单总结,就是对‘红色基因’的传承。” 江西省地矿局局长、党委书记彭泽洲说。这也是江西省地矿局领导班子以及赣南地质调查大队的干部职工在了解了杨衍忠先生的感人事迹后,对其崇高精神寻根溯源的高度一致的结论。

      共谁争岁月,赢得鬓边丝

      雨季的江南,时光变得细碎悠长。在这样的细碎悠长里,一种追念痛彻心扉。

      厅堂里,借着幽暗的天光凝视杨老的遗像,清瘦,颧骨突出,看起来像个倔犟的老头。

      “老头儿的脾气有时蛮倔的,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来。”胡香娇回忆,杨衍忠一直希望几个子女里能够有人继承他钟爱的地质事业,所以,最小的女儿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他专门从队里请了一天假赶回来。

      “我那时候还没退休,是小学老师。我们一家人围坐在学校餐厅的大圆桌旁帮女儿填志愿,很高兴,女儿考了高分,又难得团聚。他要求我小女儿第一志愿填写长春地院,两个儿子不同意,意见出现分歧。老杨就生气了,站起来一撩,把大圆桌掀翻在地,摔门走了。”

      “后来呢?”

      “后来,一家人商量后,还是瞒着他填了别的大学。但他仍坚持要女儿填报长春地院。几天后,趁女儿不在家,他竟然偷偷改掉了女儿填报的志愿,最终女儿还是读了长春地院。他说:‘长春地院有什么不好?那是地质院校的王牌!’”

      “毕业后,女儿被分配到地质大队化验室。再后来,女儿又考了北京大学的工商管理研究生。女儿离开地质行业,老杨心里可能一直还是蛮失落的。”胡香娇说。

      杨衍忠的女儿说,父亲走时,披上了他最看重的党旗,她很欣慰。因为她最知道,父亲为了党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当之无愧!直到住进重症病房,家人才知道,他的身体已经到了特别严重的程度,肺、肝、肾、胃没有一样哪怕是一点点好的,肝硬化,肿块都突出来了,手就能摸到。女儿说,难怪父亲这几年都不愿去做单位安排的体检,只是去开些药回来。父亲说过,要是体检检查出什么来,就肯定要在医院折腾好久,折腾家里人,还花好多钱。父亲这是在替家人省心省力、在替单位省钱啊!

      在大儿子杨忠明的眼里,“父亲”仅限于一个亲近的概念,和父亲相处却是一种陌生的感觉,“对父亲的感觉,小时候生疏,长大了依然生疏,叫他爸爸都觉得很拗口。他放松的就是每年过年那天打几个小时牌。跟儿女没有过多的话语交流。表扬和批评都是简单的几句话。”

      但杨忠明心中清楚知道,父亲也有侠骨柔情的时候。杨忠明回忆,那年,他和弟弟一块考上大学,父亲特别高兴,专门请了假回来,和妈妈一起给他们买被褥,买日用品,还给哥俩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临走前,还给哥俩各自十元钱作伙食费。叮嘱哥俩好好学习,学成后好好报效国家。

      

      杨忠明说,他大学快毕业的的时候谈了女朋友,是学校的校花。杨衍忠知道后很高兴。但是,女朋友的父母不太同意。为了娶到这个优秀的儿媳妇,杨衍忠亲自出马,找亲家见面沟通。女朋友的父母和杨衍忠一番长谈,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女朋友的父母说,看杨衍忠先生的人品,就知道他的儿女们错不了。

      前几年,三儿子杨卫民的前妻罹患胃癌,杨衍忠几度流泪,召开家庭会议,筹钱治病,坚持不放弃治疗。还经常鼓励儿媳一定会治好。儿媳妇临走时,杨衍忠拉着她的手动情地说:“你是我们杨家的好媳妇,你放心地走,我们好好帮你把孩子带大,抚养成有出息的人。每年清明节,我们都会带着孩子去祭奠你,永远记得你。”据说,尽管不忍离去,但儿媳妇是带着笑容走的。

      他的同事、邻居也承认,杨衍忠是个倔老头,不善言辞,但“他心地好善良”。

      邻居杨阿姨说,杨衍忠救过她全家的命。她丈夫有心梗,一次半夜在卫生间里摔倒了,她着急害怕,给胡香娇打了电话。杨衍忠闻讯,翻身起床。怕力气不够,杨衍忠带着三儿子赶过来,送来速效救心丸,并把病人送到医院。

      杨阿姨自己有偏头痛,一次病发了,剧痛难忍,到医院一看大夫却开错了药,结果病情越发严重。杨衍忠了解情况后,想到前不久恰好从报纸上看到一种治疗这种病的新药,就把报纸送给她,叮嘱她按报纸上说的做,结果救了她一命。

      杨衍忠带过的徒弟深有感触,“所有工作,他都会仔细检查,稍有马虎,他都会严厉批评。批评完了再耐心教你,不懂你还可以问,他不厌其烦,毫无保留。”

      近几年,杨衍忠常感觉身体吃不消,哮喘,受不了汽车尾气。所以,他通常不出门。每到节日,他会抽出半小时来给朋友、同事打个电话问候。老伴儿和他吵架:“打电话,打电话,你就和你的那些同事有话说!”杨老就会反击:“平时我不出门,很久难得见到,过节问候一下,知道他们都还好,我就高兴。”

      “他是个好人,只是不太会表达。”在胡香娇的眼里,杨衍忠也是会叫她“香蕉冰棒”的“顽皮”而又柔情的丈夫。“他好聪明,读书时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偶尔打回牌,你会发现,他能把对家的牌算得很精准。他看过的书和资料,能过目不忘。”胡香娇说这番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一对在一起长达半个世纪的患难夫妻的款款深情。

      胡香娇说,他也曾很温情地给她交代自己的“后事”。“他说,‘你身体也不好,有一天我走了,你要保重身体,要按时吃药,按时去检查。我在,孩子们只是过节回来看看我,聊两句就走;要是你在,你会做一桌子饭菜给孩子们吃,有凝聚力,孩子们就更团结,这个家就不会散。”

      今年5月初,杨衍忠或许已预感到了什么。他每天都尽量把工作时间延长至7~8个小时;5月9日,他病情加重,住院治疗;在离世前五天,队领导收到了杨衍忠的信。他在信中写道:“郑队长、陈书记:我现在身体很不理想,我拟编的江西南部地质矿产(3稿)9套卡片、登记表已基本完成,本想定稿,估计有困难了。我要将这600万字、几百张图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国家、献给党,估计可提供几百处找矿信息,这次可能是我为地矿事业奉献最后的力量。杨衍忠,2014年。”

      5天后,77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5月27日晚,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书记、局长彭泽洲在驱车专程赶往赣州看望慰问杨衍忠的遗属时感怀地说,杨衍忠同志红色基因浓郁。他退休前为地质找矿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退休后20年如一日,以每年30万字的编写速度与时间和生命“赛跑”,弥留之际,他将自己呕心沥心编撰的《江西南部地质、物化探找矿文稿》无偿献给大队,献给党,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地矿情怀。他是地矿部门实践“三光荣”、“四特别”精神的突出代表,他身上体现出的老一辈地质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无私奉献品格令人动容,感人至深。

      一个红军后代,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地质队员,他用毕生的追求,完成了一个红军后代用红色血脉继写的战斗不休、生命不止的绚丽的生命诗篇!完成了一个共产党员最初的对崇高信仰的庄重承诺和誓言!完成了一个地质队员献身地质事业无上荣光的生命绝唱!□

      后记:

      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记者得知,近日,江西省地矿局党委作出了《在全局开展向杨衍忠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

      6月6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作出重要批示,“杨衍忠同志事迹十分感人,值得我们学习”。要求省委宣传部帮助做好总结宣传工作。

      6月9日,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姚亚平作出批示:杨衍忠同志是我省红色土地上涌现又一先进模范,其先进事迹应认真总结,大力宣传。要求更深地了解、挖掘杨衍忠同志先进事迹,在全省掀起向杨衍忠同志学习热潮。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此情感天动地
      2015年9月14日,“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地质矿产史料展”总结会在局机关召开。会议总结了地质矿产史料展相关工作,表扬了为展览做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并就展览带来的思想启迪和下一步工作展开讨论。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主持会议并讲话。

      王研指出,本次展览作为地质资料发挥档案价值向社会服务的一次尝试,探索了一条地质资料服务社会的新途径,填补了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一块空白。本次总结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面向未来,弘扬正能量,为建设世界一流地调局贡献力量,使本次活动成为大型活动总结经验系统化和制度化的范例。王研对整个团队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精神给予了肯定,对很多同志临危受命、不计辛苦的高风亮节给予了赞扬,对基层研究人员在备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表示赞许,对上下沟通,横向协调的重要性做了进一步强调。他指出,本次展览的成功主要归结于以下几点:一是响应中央号召,全国地质资料馆(发展研究中心)以较强的政治敏感性,本着对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对历史档案资料进行了研究和挖掘,以全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为契机举办了本次展览,通过创新带动了突破;二是全体参与同志有能力、有担当,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紧张有序、忙而不乱地完成了展览各项工作,充分展示了这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队伍;三是各工作组积极创新工作方法,通过自发实地学习等,提高了工作水平,强化了展览效果。

      针对下一步工作,王研局长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要按照姜大明部长的指示,在全面收集地质资料的基础上,充分挖掘资料价值,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和现实需要,利用不同的时间节点,把研究成果推广出去,实现地质资料的“转死为生”,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公众;二是充分挖掘在备展过程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并大力宣传,弘扬地质工作中的正能量;三是有序推进抗日战争时期地质矿产相关史料的画册出版工作,提高地质工作影响力和社会认知度;四是在以后的大型活动中,借鉴和推广本次展览的成功经验,以经受住各种活动和场面的考验。

      会议听取了各工作组对本次展览编写、宣传、讲解、展出和综合协调等各方面工作的总结,参会人员畅谈了感想和体会。会议认为展览从局内走向部内,再走向公众,随着站位的不断提升和受众的不断扩大,向各界人士展示了一幅抗日战争时期地质矿产领域斗争的历史画卷,凸显了地质工作在特殊时期的重要作用,弘扬了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真正响应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本次展览活动时间紧、任务重,在不到50天的时间里,编写制作了3场展览,并逐步改进完善,达到了部、局领导的要求,主要原因在于有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指导,有工作组的上下一心和奉献精神,有各层级、各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大家齐心协力,保障了展览活动圆满收官。

      局机关有关部室负责人、发展中心相关负责人、展览工作组有关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王研主持召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地质矿产史料展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