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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晓东(右)向专家介绍野外工作情况。

    “我们在延庆的工作区域有一片正好位于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规划区,通过测量,如果这片区域的地热资源符合开采要求,未来有可能为冬奥会冬季供暖需求提供清洁能源,为绿色办奥运提供支撑。”雷晓东满怀期待地说。

    新年刚过,北京市地勘院物探研究室副主任雷晓东又接到了新的任务,1月17日,他所负责的延庆地区地热资源调查工作刚刚通过野外评审验收,剩下的主要是内业了。“我们在延庆的工作区域有一片正好位于2022年冬奥会的场馆规划区,通过测量,如果这片区域的地热资源符合开采要求,未来有可能为冬奥会冬季供暖需求提供清洁能源,为绿色办奥运提供支撑。”雷晓东满怀期待地说。

    2008年7月,雷晓东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水文学与水资源专业毕业,进入北京市地质勘探院华清地热公司工作。刚一报到,他就前往内蒙古大草原,参加刚启动的《内蒙古东乌旗海勒斯台陶勒盖地区铅锌多金属矿普查》项目,主要工作任务是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寻找隐伏矿产资源。

    在大学里,雷晓东学的是水文地质,对地球物理勘探工作并不熟悉,因此在报到之前,他就买了许多物探专业书籍,专业上有什么不会的就学,不懂的就问,出发前他就做好了迎接挑战的准备。

    项目组工作区域位于乌珠穆沁草原,与蒙古国接壤,水草丰茂、牛羊遍野,小说《狼图腾》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被喻为草原上最后的“天堂”。风景虽然优美,但是对地质工作者来说,困难也不少,交通不便,补给困难,夏天的烈日蚊虫、冬天的暴雪狂风,都在考验着刚参加工作的雷晓东。

    那段时间雷晓东从未有一日懈怠过,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起床,吃过早餐带上干粮,出野外采集高质量数据,往往要忙到天黑后才能回到驻地,晚上他还主动承担起数据处理任务。稍后空闲,他又捧起专业书籍,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一本本地啃。这样一干就是三个多月,雷晓东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让他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认可,从一个物探新人迅速成长为项目组的技术骨干。

    单位里比雷晓东年轻的同事都喜欢叫他“东哥”,提起他,大家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东哥爱学习。”因为不是物探专业科班出身,雷晓东特别注重这方面的知识,他读了地球物理前辈刘光鼎院士、汪集旸院士、刘士毅先生以及其他多位著名学者的书,每天坚持看两篇专业论文、每周一篇英文论文,认真翻看单位物探前辈写的报告。工作之余,他还积极与国内物探领域的专家交流,主动向他们学习,与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刘士毅先生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并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除了专业书籍外,雷晓东还爱看历史书籍和名人传记,坚持学习英语,每天睡觉前和早起后,总会先看上几页书。

    学习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往往一到关键时刻就能显现出作用来。2009到2010年,北京市地勘局引进了两套价值昂贵的进口勘探设备GDP-32Ⅱ型多功能电法工作站,主要用于地热资源勘探。当时大家谁都没有接触过这套设备,雷晓东勇敢站了出来,带领其他年轻的技术人员,认真研究使用方法,很快就掌握了操作方法,为后期的地质勘探与地球物理研究和实践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原来的时候,物探数据采集和处理分别由外业和室内人员完成,室内数据处理的结果经常不能及时反馈给外业工作人员,造成了工作失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雷晓东严格要求自己,白天采集的原始数据,晚上一定要处理完毕、形成图件、分析研究,以便更好地指导并及时调整第二天的工作。

    每次单位有新来的同事,雷晓东总不忘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再仔细的观察也不如实地测量来得精准。”2011年,在实施《北京城市地质土壤调查与评价》项目时,为了取得合格的样品,雷晓东和同事深入密云、平谷和门头沟部分人迹罕至的深山中取样,至今手上还留有当时工作时的伤疤,“只是受了点轻伤,最可怕的是迷路,有些地方GPS会发生信号漂移,下山的时候一下子就找不到方向了,那样的情况下,就算是在北京也很危险,幸运的是,我们摸索着走了一段,又找到路了。”这些在野外遇到的危险,雷晓东很少讲,怕家人知道了担心。

    天道酬勤,2014年,雷晓东考入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2015年,他顺利通过了地球物理勘探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认证。

    “你们现在在什么位置?”2016年深秋,在前往延庆项目工作组的路上,雷晓东不停地打着电话询问,在田野间找了很久,还是没有发现工作小组的身影,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当天上午的工作很顺利,原本要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只用了半天,大家决定抓紧时间转移到下一个测量点。

    北京市地勘局党委的杜钰记得大约半年前,项目小组在大兴区工作,她随着领导去探访,往往是他们刚赶到一个地点,得知项目小组已经完成工作赶往下一个地点了,“花了两三个小时,我们愣是没有找到。”最后,领导放弃了,直接到项目组的驻地等着队伍收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项目任务重,时间紧,地质队员在野外必须争分夺秒开展工作,为了保证质量还要反复观察,很少能停下来歇息。

    半个小时后,雷晓东赶到了新的测量点,工作组的厢式货车停在空旷的田野边,同事用铁锨铲出一个直径50厘米深5厘米的圆坑,雷晓东边用铁锤沿着坑边一根根敲入铁钎,边说:“用这种多功能电法工作站找地热资源,是目前用得最多也是最成功的方法。”而在不远处的野鸭湖附近,还有另一组地质队员,正带着仪器进行氡气测量。

    2016年,北京市地勘院开展了涉热业务整合重组,成立了物探研究室,年轻的雷晓东挑起大梁,全面主持业务工作。

    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热库,从地表往下正常增温梯度是每1000米增加25~30摄氏度,我们熟知的温泉就是以水为介质把地球热量带到地表,现在也可以用钻探手段将地下几千米的热水引上地表,因此浅层地温能和水热型地热资源是可持续开发的重要清洁能源。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鸟巢国家体育场就使用了可再生地热能源,当时被认为是绿色奥运的重要部分,而目前京津冀地区采用浅层地温能供暖制冷面积占全国利用浅层地温能供暖制冷总面积的20%,是我国浅层地温能开发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延庆地区具有丰富的浅层地热资源,地热水出水温度最高可达65摄氏度,能够达到供暖要求,在减少污染物排放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一谈起熟悉的工作,雷晓东就格外兴奋,“我们也希望通过对延庆这一区域的地热资源调查,找到最优质的开采区,不仅是为2022年的冬奥会也为整个北京提供清洁能源,为首都的蓝天贡献一份力量。”

    伟大的事业往往离不开无数平凡个体的默默奉献,进行地热资源勘测时,多功能电法工作站往往只留下一个人看守仪器,监测数据,其他的组员则四散开去,开始各种测量。深秋的野外寒风刺骨,裹着军大衣还直哆嗦,“留守的组员不能离开,虽然挨冻,唯一的好处是离车近,能喝上口热水,在外面跑线的就只能啃几口干粮对付一下了。干地质工作吃这样的苦是经常的,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想着尽快把工作做完做好。”雷晓东说。

    不辞风霜为地热

    10月10日至12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组织召集的中韩第二届水合物研讨会,作为第九届亚洲海洋地质会议(ICAMG-9)的第一分会场在上海同济大学成功举办,韩国天然气水合物研发组织(GHDO)、韩国矿产资源研究所(KIGAM)以及国内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的科学家参加了本次会议。

    据了解,本次研讨会由青岛海洋所所长吴能友研究员和韩国GHDO主任Dae-Gee Huh教授共同召集,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大学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卢海龙教授和韩国GHDO主任Dae-Gee Huh教授主持,中韩双方通过11个报告介绍了各自在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分析、勘探技术、试采实验和数值模拟等方面的进展,青岛海洋所胡高伟、李彦龙、万义钊、李晶分别作了口头报告,刘昌岭等7人作了展板报告,博士生张准的展板获评为ICAMG-9大会优秀学生展板。

    学术研讨会后,中韩双方进行了座谈,确定了第三届中韩水合物研讨会将于2020年在韩国举行,并进一步深化了中韩合作机制,一是在水合物数值模拟、出砂实验模拟以及利用岩石物理模型估算水合物资源量等方面寻求合作兴趣点;二是开展硕士、博士生的交换培养;三是通过可能途径申请合作项目获取经费支持。

    据悉,中韩天然气水合物研讨会会议机制于2015年在青岛会晤形成,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轮流在中国和韩国举办。2016年第一届研讨会在韩国济州岛召开,本次第二届研讨会在中国上海召开,作为ICAMG-9会议的重要部分,扩大了研讨会的影响力,下一步其他国家可能加入,进一步扩大会议规模和影响力。

     

     

     
    第二届中韩天然气水合物研讨会深化双方合作


    陈毓川院士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发言

      地质工作以及地质队伍的兴亡取决于什么?

      在前不久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这样谈到:“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67年期间,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现阶段却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产勘查投入缩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同时,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行至此时虽总体形势乐观,但仍很艰难。非油气地勘职工也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在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陈毓川专门就“新常态下地质勘查重大问题”进行专题讲座,深入剖析了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的相关问题。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了哪些历程?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走向何处?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今日本报7版《“中央的重视是关键”——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床地质专家陈毓川谈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改革》为您详细报道,敬请垂注。□

      “地质工作与地质队伍的兴亡决定于国家的需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虽多次起落,但可以肯定,地质工作及为其工作的地质队伍是国家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在此前举行的2016中国探矿者年会上,谈及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的作用,陈毓川院士如此评说。

      在陈毓川看来,地质工作的发展,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同步追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地质找矿发展的历史。我国从远古的旧石器时代、陶器时代到青铜器、铁器时代都进行着漫长的相适应的地质找矿与开发,先人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我国的地质工作沿革及自上世纪末提出的地勘单位体制改革,陈毓川院士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与理解。

      地质工作不同时段经历哪些历程

      在谈到我国的地质工作历程与形势时,他将我国的地质工作分为“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的近代地质工作,我国远落后于西方各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设置实业部矿务司,下设地质科,由章鸿钊主持。1913年,北京政府成立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为所长,至1916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地质勘查骨干,共计21人。1916年,地质研究所改为地质调查所,丁文江任所长,正式开始地质调查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台湾保持至今)。1942年后又成立矿产测勘处(归属资源委员会),谢家荣任处长。新中国成立前,从事地质与矿产勘查的地质人员共有290多人,14台钻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地质工作按照时间分六大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快速建设发展阶段(1949~1965年),“文革”期间无序萎缩阶段(1966~1976年),“文革”后发展阶段(1977~1990年),地质工作萎缩阶段(1991~2005年),地质工作发展阶段(2006~2012年),地质工作开始萎缩(2013年~至今)。

      “这期间可谓三起三落。”

      对这段时期地质工作所经历的跌宕历程,陈毓川院士如此总结。

      第一个高潮期(1949~1965年)。新中国成立初,新中国工业和国防建设急需矿产原料作支撑。这期间,地质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正是这一阶段,初步建立起了地质工作的新机构及专门的地质队伍。1950年,成立中国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李四光任主任。1952年,成立地质部,李四光任部长。此阶段陆续建立冶金、煤炭、建材、化工、石油等地质勘查部门。1952年底,地质队伍17788人。1957年底地质队伍28.61万人 ,经历1958年大跃进1960年快速增长至61.88万人,1961年调整后为29.26万人,1965年地质队伍发展到38.68万人。

      “文革”期间(1966~1976年)是第一个萎缩期,地质工作受到冲击 ,有一段时期处于无序领导状态。1970年地质部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成立国家计委地质局,部属地勘队伍下放到省、区、市政府管理。1975年9月,设立国家地质总局。

      “文革”后(1977~1990年 )是第二个高潮,地质工作进入迅速恢复发展期。1979年恢复地质部,1982年改名为地质矿产部。1979年成立武警黄金指挥部部队。1983年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1991年化工部成立地质矿山局。1979年至1985年开展了第一轮全国区划工作。1985年,全面部署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地质队伍1990年底达到112.15万人(其中石油部门44.41万人)。各类矿产资源储量有较大幅度增长。

      1991年至2005年,地质工作进入第二个低谷期,资源短缺不断加剧。1991~1998年,由于地质工作费用不足,地质勘查工作规模日益缩小,全国钻探工作量1991年为341万米,到1998年降到71万米。1997年底从事预算内地质和固体矿产矿产勘查工作的地质职工仅为9.4193万人,不到当年在职职工的1/5 (当年非油气在职职工为53.9317万人)。找矿成果大幅下降,不少矿产储量出现负增长。

      1998年4月8日,撤销地质矿产部,成立国土资源部,地勘队伍属地化,地勘单位进入体改艰难时期。1999年,成立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10亿元地调专项经费,其中矿产勘查经费不足3亿元。2000年,各种渠道的矿产勘查投入12.46亿元,当年钻探工作量仅51.59万米,从事矿产勘查人员仅36345人,矿产勘查进入谷底。2002年7月,中国工程院、国土资源部、中科院、中国地质学会联合召开“我国矿产资源形势与对策”论坛,提出了矿产资源的严峻形势和对策建议。2003年底,37位院士向中央提出加强地质矿产勘查工作的建议,被中央采纳。

      2006~2012年是地质工作第三个发展期,资源储量大幅提升。2006年1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2006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2006年7月,建立中央地质勘查基金 ,之后省、区、市亦先后建立基金。2004~2010年,危机矿山勘查专项实施。2007年国土资源部部署三项矿产资源国情调查。2008年青藏高原地质矿产调查评价专项实施。2011年国务院发布《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2020年)》。2006年到2012年,全国固体矿产勘查投入从74亿元增长到501亿元,地质矿产勘查人员达34.9万人。国有地勘单位工作项目较多,经济状况好转。从国内来看,资源储量增加,供应能力明显提升。

      第三个萎缩期即2013年至今。受国际、国内矿产品价格下跌,国内一些重要矿产产能过剩,矿业市场企业对矿产勘查投资较快下降,中央地勘基金自2014年后停止运行以及中央财政对固体矿产勘查投入的削减等因素影响,国内找矿强度明显下滑,国有地勘队伍找矿工作项目减少,影响了经济收入,面临困境。

      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经历了哪些历史沿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后,地质工作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就开始起动。改革的实质是地质工作实现分体运行:公益性、战略性的地质工作由国家实施;商业性包括矿产勘查由市场为主运作,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地勘单位要企业化。至今已达30多年。

      据陈毓川院士介绍,1990年底,原地质矿产部的40万地质队伍既搞区域性地质调查、地质环境调查,也搞矿产勘查。矿产勘查是主要部分,工业部门的地勘队伍71万人,其中油气勘查占44万人,主要从事矿产勘查工作。

      按1994年8月朱镕基总理批示,原地质矿产部的体制改革是将地勘队伍分“野战军”与“地方部队”。1995年成立了地质调查局和集团总公司筹备组。1997年已制订具体改革方案,后因地矿部撤销而未实施。

      工业部门的地勘单位在1983年石油部改变为中国石油集团总公司,从冶金部分出了有色金属部分,成立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核工业部改为核工业集团总公司,原部属地勘队伍均归入各总公司。

      石油部门的40多万地勘队伍成功地实现了企业化,走勘查开发一体化道路。国家给了公司探矿权,继续给了探矿经费,给了探矿成果,总公司从1988年开始从开发利润中提取勘查经费,据统计2000年油气勘查投入193亿元,其中国家拨款不到12亿元,实现了勘查经费由公司自筹。

      其他总公司还是采取勘查开发分离,勘查靠国家,改革靠地勘单位自身多种经营的途径,进展很慢,困难重重。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后,加大地勘队伍体改力度。大部分地勘队伍属地化管理,进行企业化改革。特别是2011年,中央发布分类推进改革指导意见,要求2020年完成。2012年6~7月,八部委联合对地勘单位体改作了调研,肯定了地勘单位巨大贡献,了解了存在问题,建议制定具体政策促进地勘行业改革发展。

      2013年以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文件,2015年,地勘单位正式进入分类改革时期。由于中央没有统一的改革意见和政策,因此,由地方自行组织改革,目前各地改革进度不一,改革分类多样,有全局公益一类的,有组建一个地调院全省企业化的,大部分趋向于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将向何处去

      地质工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新中国成立67年来,地勘行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广大地勘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克服各种困难,为国家找矿、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非油气地勘职工未能充分享受到现代社会发展的成果。

      “而今,地勘行业面对第三期萎缩,以及艰难的体制改革,国家应给予高度关注。”陈毓川院士表示,“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有中央及地方领导部门的重视与有力的领导,有地勘队伍的主动努力,我国地质工作与地勘队伍体制改革总形势是乐观的。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下,国家建设与市场经济发展仍然都需要地质工作的支持。具体体现在:中、高精度的基础地质调查(地、物、化、遥)服务于找矿、城建、农业、海洋、工程建设等,服务领域在扩大。矿产资源勘查,需要稳定持续,勘查重点矿产将不断调整。环境地质工作(包括水工、工程地质)包括环境地质调查、评价、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任务将日益加重。

      客观地说,从需求角度衡量,目前国有地勘队伍从数量和业务素质上都还有待加强。适应国家发展不同阶段对地质工作的需求,适时主动调整队伍工作结构是必行之道。要充分发挥地勘队伍,特别是局级单位主动性,上下沟通,内部调整,有序进行。

      目前,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思路,从适应目前与今后地质工作需求与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出发,将地勘队伍分为三类,分别是为国家、社会从事公益性、基础性地质队伍,属于公益一类,由国家财政全额支撑;从事既为国家、社会,亦为市场所需的地质工作队伍,可属公益二类,由国家财政差额支撑;从事矿产勘查-开发的地质工作队伍进入生产经营类,实行企业化,国家要给予企业化的政策及资本金。

      从目前改革的情况看,大多数地勘单位倾向于选择公益二类。

      地质工作与地勘行业体制改革应得到哪些支持

      从社会层面看,对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包括矿产勘查)需进一步统一认识,地质矿产工作是国家发展事业中的重要工作领域,必须持续稳定地保持一定强度。要提高地质工作的社会地位,要用国家法律法规加以保障,要有国家局来统一领导组织,要有国家地质工作计划、规划,要有稳定的国家财政科目经费。

      面对地质矿产工作第三萎缩期的来临,国家应充分发挥调控作用。适当下调矿产资源税,对濒危矿业企业适当补贴;对矿产勘查加大投入,保持矿产勘查的必要强度,弥补市场企业投入的减少;要改变国家不投商业性矿产勘查的观念,要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来决策。

      对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应加强中央层面的方向引导,并给以政策。国有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属国家大事,但缺顶层设计。2012年八部委为此调查,并有报告,但没有提出意见与政策。当前属改革的关键时期,建议国土资源部再次会同七部委紧急调查,拿出指导意见与政策,推进体改顺利进行。核心政策是公益一类要保证全额拨款,企业化改革的单位“三给”——给矿权、给勘查资金、给勘查成果,亦支持其矿产开发,作为国家给予的企业化资本金。

      为充分发挥地勘队伍在地质工作中的作用,国家在政策与措施方面应有新的内容和行动。比如制定有关法律法规,保证地质工作合理、合法的社会工作环境;恢复初始探矿权申请登记制;建立矿产资源风险勘查基金;确定地质工作知识产权,特别是找矿工作的知识产权;实行环保与找矿、采矿双赢政策与措施。制定科学、合理、切合国情的要求与管理办法。
    “中央的重视是关键”

    12月27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召开了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

    会议通报了青岛海洋所“十二五”以来基金申请、获批、受资助率情况,介绍了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2019年度基金委关于资助工作部署概况和基金申请注意事项。

    期间,所长吴能友结合本人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负责人、指导人和评审专家的经验,作了《如何写好国家基金申请书》的报告,着重讲解了摘要、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等重要部分写作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分享了很多有益的经验,鼓励科研人员提早筹划、深入思考,反复锤炼申请书。他强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基础研究的重要支,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性应引起业务部门和科研人员的足够重视。

    青岛海洋所科技处和相关业务部门负责人,以及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青岛海洋所召开2019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

    近日,作为《中国地质环境图系》的重要部分,新编完成的《中国及比邻海区活动断裂分布图(1:500万)》(附说明书)(中英文版)已正式出版发行。该图在充分吸收国内外前人成果资料的基础上,利用多源遥感等新数据,综合“中国地质大调查”近15年来在新构造与活动构造领域的调查研究资料编制而成。

    新编图件突出展示了中国及毗邻海区已知主要活动断裂的类型及其活动强弱程度。同时,表达了M≥5.0地震、已知的地震地表破裂带、第四纪盆地及第四系等厚线、第四纪火山岩及火山口、震源机制解数据所反映的现今地壳应力状态和现今地壳运动的GPS水平速度场等与活动断裂关系密切的其他相关要素。结果共梳理出2705条活动断裂,获得了中国及毗邻海区活动断裂分布的更精细图像,表明中国是全球已知陆内活动断裂数量最多的国家。同时,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新构造与活动构造研究团队在编图过程中,还进一步归纳总结了中国及毗邻海区75条主要活动断裂带/系或构造带及其活动特征,从而基本查明和掌握了整个中国大陆及毗邻海区的主要活动断裂的空间分布、几何学与运动学特征及第四纪与晚第四纪活动性等,并在地质力学构造体系理论方法指导下,利用新的活动断裂研究成果,在中国大陆的活断层强度分类、活动构造区带划分和活动构造体系综合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获得了许多新认识。

    自1966年邢台地震以来,我国出于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以及指导全国地震地质研究和活动断裂普查工作等需求,一直非常重视1:300万至1:600万尺度全国性的新构造与活动断裂及其与强震活动关系方面的图件编制工作。原国家地震局和地质矿产部等曾先后组织编制过《中国活动性断裂和强震震中分布图》(1:300万)(1976年)、《中国主要构造体系新活动和强震震中分布图》(1:600万)(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震构造图》(1:400万)(1979年)、《中国及邻近海域岩石圈动力学图》(1:400万)(1987年)、《中国及毗邻海区新构造图》(1:500万)(1996年)、《中国活动构造图》(1:400万)(2007年)和《中国及邻近地区地震构造图》(1:400万)(2016年)等相关图件。前人在活动断裂编图方面做过的大量卓越工作,为全面认识中国大陆及其邻区的活动断裂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编图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及数据积累。但由于编图的目的或用途不同,已有图件不同程度地存在活动断裂数据准确性不足和对一些断裂活动性的认识不统一等问题。同时,近十多年来,伴随地质大调查工作的开展,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区域又涌现出许多新的资料,而且国内外对活动断裂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因此,非常有必要集成新的资料和数据,并应用新的活动断裂鉴别标准与分级方法来编制新一代的活动断裂图件,这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大陆及毗邻海区主要活动断裂的空间分布及其活动性特征,而且可为部署全国性的活动断裂相关的地质调查工作提供指导性图件,也可为认识国家主要城镇规划区和重大工程规划建设区可能存在的活动断裂级相关地质灾害风险与地壳稳定性等提供重要的基础地质支撑。为此,原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和中国地质调查局于2013年启动的“全国地质环境图系编制”工程将编制新一代的“中国及毗邻海区活动断裂分布图(1:500万)”列入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并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新构造与活动构造研究团队负责编制,这也是首次由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编制活动断裂类专题图件。

    这次新编《中国及比邻海区活动断裂分布图(1:500万)》及说明书的正式出版发行出版,也是我国首次以中英文版公开出版发行1:500万比例尺全国性的活动断裂分布图。目前,这一成果的数字版已共享到地质云2.0系统,初步实现了对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共享使用。

     

     

    背景介绍:

    活动断裂是强震的主要危险源,也是引起地表变形及伴生多种类型次生灾害的主要地质构造因素。中国大陆因为在地质历史上由多个微板块经多期造山旋回拼合而成,岩石圈性质差异大且结构复杂。新生代期间,在西太平洋板块和印度板块两大全球最活跃的板块持续快速俯冲和碰撞作用下,许多古老造山带纷纷复活,发育了众多规模、性质和活动性等都不尽相同的板内活动断裂,造就了极为复杂的活动构造体系和陆内强震活动极为频繁的特征。因此,是世界上板内大陆强震最频繁和遭受地震地质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20世纪全球因地震死亡的120万人中,中国占近50%。因此,准确了解和掌握全国范围内活动断裂的空间分布、活动性质和活动性等,既是防范活动断裂及相关地质灾害风险的重要前提,也是国土空间规划利用、城镇化发展,以及铁路、水电站和核电站等重大工程的规划建设等所必需的重要基础地质资料和决策依据。

     
     
    《中国及比邻海区活动断裂分布图(1:500万)》(中英...

    1月2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召开了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议,对全所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工作进行了总结部署。 

    会议分析了青岛海洋所2002年以来基金申请、获批、受资助率情况,介绍了2016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情况、2017年度基金委关于资助工作部署概况以及2017年度基金申请注意事项。听取了研究所地调项目中急需解决的基础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以及2017年度基金申请计划,与会专家就科研人员拟申报的基金项目题目进行了讨论并给出了具体建议。 

    会议强调地质调查过程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地调要与科研紧密结合,科研源于地调,服务地调,二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并从科技创新的高度阐述了基金研究的重要性,从科技创新的意义、科技创新的动力、地调与科学研究结合以及青岛海洋所与合作的科研院所间互相借力实现共赢等方面做了动员,并对下一步科研管理工作做了要求和部署。 

    最后,吴能友所长从他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人、负责人、指导人和评审专家的经验出发,做了《如何写好国家基金申请书》的报告,着重讲解了摘要、立项依据、研究内容等重要部分写作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并鼓励科研人员深入思考,凝练科学问题,反复锤炼申请书,提高申请书质量,对基金申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殷切希望。

      

    青岛海洋所召开2017年度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


    多吉院士(左二)考察山东第一干热岩钻孔。 秦幸福 摄



    日照滨海基岩地区的地热温泉井。孙宝霞 供图



    参观地热梯级利用模式示范基地。秦幸福 摄

      5月18日,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16年会暨低碳城市与新能源发展论坛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来自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能源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省地矿局,以及来自全国100多个城市的著名专家学者、国家新能源示范城市的领导和新能源企业代表等360余名代表出席了论坛。年会的主题为“新能源、新城市、新生活”,不仅准确把握了新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点,还顺应了人民群众对清洁、绿色、和谐新生活的期待。与会专家呼吁,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要加大科技创新,推动城市能源发展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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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刻不容缓

      由于大量利用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化石燃料,人们的生存环境受到很大的威胁,城市发展利用绿色清洁新能源成为当务之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支持节能低碳产业和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加快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80%。2016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重拳治理大气雾霾,提高清洁能源比重。

      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理事长、陕西省原省长程安东说,从国内看,“十三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并对碳排放进行了约束。例如: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较2015年降低10%,规划新能源占一次消耗能源的比重达到15%;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超过80%,PM2.5未达标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下降18%。

      从国际上来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的巴黎协定,将全球气候治理的理念进一步明确为低碳绿色发展,首次将减排纳入一个统一的有法律约束的框架。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说,巴黎气候大会开启了全球绿色低碳发展的新阶段,“巴黎协定”指出的目标和方向,是人类发展路径创新的新成果。走绿色、低碳之路是一场国际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不落伍,能源革命是关键。

      2009年,我国确定了2020年的低碳工作目标: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15%左右。2014~2015年,国家又确立了2030年低碳发展的目标,2030年的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2030年前后使中国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并争取提前。

      绿色发展就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我国历史性成就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介绍,2014年,全国开展空气质量新标准监测的161个城市中,仅有16个城市空气质量年均值达标,占比不到10%。2015年,东北地区重度及以上污染城市达21个,北京市启动首次红色预警,8天后再次启动,中小学停课、上千家工业企业停产限产、施工工地全部停止施工作业,社会震动很大。

      国家能源局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司副司长梁志鹏认为,城市是能源消费的主要领域,同时也是我们推动能源革命、实现能源转型的一个主战场。城市的发展、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对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同时对能源体制机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面临的严重大气污染主要还是城市区域产生的,能源在城市区域消费达到70%以上。不合理的能源消费方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逼迫人们必须转变能源发展的方式。”梁志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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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为建设节能、低碳、环保生态型城市不懈努力

      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对新能源的利用,城市(镇)化建设与城镇化质量提升对新能源的需求增加,加速了城市利用新能源、全力推动节能减排进程。

      据梁志鹏介绍,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已经把城市能源转型作为能源转型的重要领域。在欧洲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多城市提出了能源转型的目标,甚至部分城市建成了“零碳”城市。比如德国慕尼黑,最近提出了100%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丹麦、瑞典一些城市也提出了要把城市能源消费全部转向可再生能源;欧盟地区发起了可再生能源城市的市场盟约,已经有几百个城市签署了协议。

      近5年来,我国也加快了城市绿色能源发展。“十二五”时期,我国有100个左右的城市进入到推进新能源城市的行列。2014年,国家能源局确定了北京市昌平区等81个城市为第一批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确定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8个首批创建的新能源示范产业园区。2015年,国务院批准张家口市作为可再生能源示范区进行建设。张家口市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可再生能源比例达到30%。

      据中共济南市委常委、副市长苏树伟介绍,围绕低碳城市建设,济南市对全市能源结构进行优化调整,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减少煤炭消费、提高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大幅度改善空气环境质量。从2014年开始,济南市强力实施包括清洁能源推广等十大行动,其中市级县区共投入近5亿元,将原有市里16处煤矿全部关闭;加快推进山东省首个大型燃气热点项目等工作,取得较好的成效,为实现“十三五”节能减排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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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地质工作将在地热能开发利用等领域发力

      推进城市绿色发展,地质工作将在地热能开发利用等领域发力。据山东地矿新能源有限公司刘国爱总工程师介绍,目前,我国81个创建新能源示范城市中,有30个城市提到利用地热能;8个创建新能源应用示范产业园区中,4个产业园区在发展地热能,地热能开发利用成为城市绿色发展地质工作中的重要部分。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介绍,从1995年~2015年,世界地热发电进入迅猛发展期。但是,我国并没有同步跟进,地热发电装机容量仅2.8万千瓦,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局面。

      我国地热资源分布非常广泛,高温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藏南、滇西、川西和台湾地区,已发现高温地热系统200多处。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地热总资源量折合标准煤1000万亿吨以上。其中,干热岩每年可利用量12万亿~18万亿吨标煤,水热型每年可利用量3万亿~6万亿吨标煤,浅层地热能每年可利用量1万亿~2万亿吨标煤。

      我国地热资源的开发利用可分为发电和直接利用两个方面。高温地热资源主要用于发电;中温和低温地热资源则以直接利用为主;对于25℃以下的浅层地热能,可利用地源热泵进行供暖和制冷。目前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格局是:西南、华南发电;华北、东北供暖与养殖,华东、华中、西北地区洗浴与疗养。

      总之,经过多年的地热资源开发,尽管我国地热发电发展滞后,但是我国直接利用地热资源量,连续多年位于世界首位。

      2014年年底,中国地热直接利用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地热供暖比例首次超过温泉洗浴,其中,地源热泵占58%,地热供暖占19%,温泉洗浴占18%。2015年,我国地热开发利用共替代标煤2000万吨,占一次能源消费的0.465%。

      山东省是近年来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发展速度较快的省份。据山东省地矿局副巡视员兼总工程师徐军祥介绍,经过50多年的勘查证实,山东省17个地级城市均赋存丰富的地热资源,且分布面积广,储量大,开发条件优越。初步估算,全省可利用地热资源量约为31.863×1019焦耳,相当于150亿吨标准煤,年可利用地热能相当于1.5亿吨标准煤,浅层地热每年可利用量6.2亿吨标准煤。

      近年来,山东省地矿局将地热资源勘查和开发利用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完成了两轮全省地热资源普查评价,在济南、淄博、潍坊、日照等城市实现地热勘查新突破,初步试验解决了地热尾水回灌和尾水处理等地热可持续开发利用难题,建立了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科研示范基地,目前正在以地热田为单元进行精细化勘查评价。在浅层地温能资源调查方面,完成了全省省域调查评价,济南、东营、潍坊等城市浅层地温能资源调查,设立了山东省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示范基地和实验研究基地,成立了浅层地温能推广技术中心,完成了50多项示范工程项目,目前正在实施全省15城市1:5万浅层地温能调查评价。在其他新能源勘查方面,完成了4个页岩气参数井施工和试验,在东营完成了我国第一个干热岩科学试验钻孔,承担了我国可燃冰资源钻探和南黄海油气资源科学钻探施工等。

      截至2015年年底,山东省有中深层地热井1000余眼,年实际开采量7300万吨,城市地热供暖面积达2930万平方米,减排二氧化碳165.9万吨。浅层地温能供热制冷面积6460万平方米,减排二氧化碳341.8万吨。与此同时,温泉旅游度假、温泉生态农业等新兴产业方兴未艾。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已经成为山东省新的产业,正在不断为全省城市发展助力、为城乡居民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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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低碳城市,要有国际视野,细化评价体系,进行科学规划

      程安东说,实施新能源战略、打造低碳城市,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尽快展开。首先就是要调整思维方式,不仅要绿色发展方式,生活方式也要绿色。其次是要细化低碳城市建设的质量体系。应当按照“十三五”规划发展纲要的要求,提出碳排放指标,并进一步细化指标,形成指标体系,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的控制指标出发,细化评价体系。

      除此之外,程安东认为,国际视野很重要。比如,借力“一带一路”推动新能源合作的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丰富的新能源,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在低碳城市建设方面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借助其创新思维,加强合作、发展新能源产业,既能服务于我国低碳服务建设,也有助于我国新能源产业走出去。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介绍,我国城镇化建设正经历从速度到质量提升转变的过程。目前,我国城镇空间布局不均衡。受自然条件与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主要分布在沿黑河—腾冲线的东南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72%的国土面积仅分布167座城市,城市数占全国的24.4%,城市人口仅占18.6%;东部地区10%的国土面积坐拥256座城市,城市数占39.1%,城市人口占52.0%。

      据此,潘家华认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实现紧凑集约、高效绿色发展。”

      他的观点获得与会多个专家的赞同。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原局长、国务院参事徐锭明给与会者讲了两个故事,其一是“愤怒的小鸟”被聘为联合国低碳绿色形象大使,联合国秘书长亲自给它颁发了聘书。其二是代表了未来智能方向的“阿尔法狗人机大战”。“这意味着未来能源发展的方向,绿色、低碳、智能。”徐锭明兴致勃勃地说。

      徐锭明认为,城市布局是未来减排动力。和工业占比一样,城市结构一旦固定也会出现“碳锁定效应”,要扭转过来很难。以上海为例。由于电力、石化和钢铁等重工业仍然是上海支柱产业,对传统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依赖性大,导致碳减排困难,引起“碳锁定效应”。因此需要科学规划,只有当由技术与管理决定的碳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速率形成对冲,才能实现碳排放的零增长。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表示,重视城镇化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必须从城市规划入手。首先是抑制不合理的、浪费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可能降低人均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其次,要主动引导城市的能源系统供应系统建设,推动能源系统绿色低碳化发展。再其次,要加快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认真推动天然气替代传统的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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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产业在我国发展十分迅速

      新能源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新能源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发展新能源作为顺应科技潮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

      新能源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十分迅速,政策扶持和技术进步是我国新能源行业未来快速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本届论坛邀请了新能源发展典型城市和企业代表到会,与大家分享经验。

      山东昌邑市副市长于冬菊表示,从2011年以来,潍坊市先后被确定为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市、首批中美低碳生态试点城市。在多年的实践中,潍坊市委市政府深刻感受到,发展低碳经济、推广新能源技术,深入推进农业的转型升级,发展低碳生态现代农业,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从源头上来解决食品安全的重要保证。

      本次年会的承办单位——山东地矿新能源有限公司是山东省从事地热资源勘查、科研和开发利用的新能源专业队伍,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振函介绍,公司立足地矿、服务山东、走向全国,在新能源这个大家族里对地热能源深耕细作,为城市新能源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打造了山东省第一家地热梯级利用模式示范基地,利用一眼地热井,解决了地热科研楼、洗浴理疗中心、公寓楼的冬季供暖,提供了温泉洗浴理疗的场所,为蔬菜基地冬季的蔬菜、花卉的生长提供了温泉保障,效果良好。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是衡量国家经济、技术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我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资源开发利用,近年来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快速增长,正在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李振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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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未来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加大政策扶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十三五”时期,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大中城市急剧发展的趋势还很难扭转,3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会继续发展,城镇集中用能的需求仍然在上升。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新能源替代煤炭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针对这些问题,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是要因地制宜发展各类非化石能源。不仅要贴近市场需求,还要多元化。

      二是加强勘查,构筑地热开发的资源基础。开展全国地热资源调查评价,查明资源分布及类型;评价资源储量和开采潜力,形成完善的调查评价与科学开发利用技术支撑体系,为地热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提供资源保障。

      三是政策扶持,提供战略实施的体制保障。设立地热能开发利用基金,推进碳汇交易,促进环境定价。国家出台地热发电优先上网政策。政府在直接增加科技研发投入的同时,结合财政与信贷政策,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地热产业。通过减税、免税等政策,加大对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单位以及相关的设备和材料制造企业的税收优惠力度;出台全国统一的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税收优惠办法;落实地热发电及供暖的相关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

      四是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组建科技研发团队,实施科技攻关工程,解决地热发电技术、干热岩勘查开发、地热资源梯级综合利用、地热回灌和防腐防垢技术、新能源要发电跟传统的电网匹配、新能源储存等问题。开展地热能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的基础研究,开展干热岩工程化综合开发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高温地热能勘探设备和钻井技术研发、新型中低温地热能发电技术研发、地热能综合开发利用集成核心技术等研究。

      五是深化价格体制改革。对传统能源要实行双控,即总量控制和强度控制,促进新能源的利用。

      六是城市发展新能源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政府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协调统一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管理体系,把各个部门协调起来,同时还要有公共服务,包括资源信息、市场信息、标准的贯彻,还有质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七是要在体制机制还有市场机制方面开展创新,尤其是要助力各种分布式能源的发展,不单纯只是发电,也包括供热,分布式能源要体现多能互补,智慧能源以及能源互联,形成集中式的能源为主的相互相融合的新型能源供应方式。

      八是要建立城市地区性的金融支持平台,建立市场化机制,推进城市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就近输送、消费等方面,应该有优惠政策支持,促进新能源的就近利用。

      新闻链接

      100%可再生能源城市

      在冰岛,有30万人口,几乎全部电力都是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建筑供暖和电力生产已经完全实现了碳中和。在冰岛,只有1%的家庭消耗化石燃料供暖,全国99%的电力生产来自地热和水力资源。

      在丹麦提斯特德市,经过20多年发展,该市能量和热量消耗几乎完全来自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沼气、地热发电厂、生物质焚烧和工业余热。各种可再生能源提供100%的电力供应,以及全市85%的热量供应。

      在瑞典马尔默,从工业城市成功转型为知识型生态城市。该市的西港区是著名的生态城。这个城市的一个特点就是100%的能源是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还有用垃圾来发电等。

      我国地热资源潜力

      浅层地温能:7亿吨/年(336个主要城市可采资源量)。冬季供暖225亿平方米。夏季制冷235亿平方米。

      水热型地热能:总量为12500亿吨。中低温地热能,12349亿吨,可开采量为18.7亿吨/年,发电潜力约为150万KW以上;高温地热能,151亿吨,可开采量为0.1亿吨/年,发电潜力约为846万KW。

      干热岩地热能:总量为856万亿吨。陆地地表以下3~10千米,200万~300万亿吨;陆地地表以下3.5~7.5千米,其中,2%开采利用相当于我国2014年全国能源消耗总量的4400倍。
    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地质工作如何助力

    10月2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组织召开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和科研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分析了青岛海洋所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与获批情况,讲解了基金申请的注意事项及政策变化,部署了2023年基金申报工作,并宣贯了青岛海洋所最新出台的科研项目相关管理办法,开展了科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教育。各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了本部门2023年度基金申请计划,交流了提升基金申报质量的具体措施。

    会议还邀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吴怀春教授分享基金申请经验。吴怀春教授结合自身作为申报人和评审专家的经历,讲解了基金题目、摘要、立项依据、科学问题、研究方案等重要部分的撰写思路和经验,就如何提高命中率提出了建议,包括打好研究基础、积极融入学术圈、紧跟国际前沿、选好题、准确提炼科学问题、确保研究内容与研究目标匹配,反复修改申请书等。

    会议强调,基金对青年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各部门要在鼓励青年人积极申报的同时,依靠团队力量提升申请质量。一是申请人要重视相关领域论文的发表,做好学术积累;二是鼓励跨部门建立团队,开展学术交流,共同申报项目;三是落实申报计划,扎实写好申请书,提升申报数量和质量。

     

     
    青岛海洋所召开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动员会

    2019年2月28日是个好日子。这天,在中国地质科学院京区基地召开的一场重要会议——中国地质科学院2019年工作会,让地质科技工作者的热情和凝聚力有了更加精准的落脚点。会上宣读的报告,让我们看到中国地质科技事业的未来有了更加确切的希望。

    2018年的成果为什么大

    使中国跻身世界地质强国行列,世界一流的地学科研能力是基石。1956年建院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是我国地质专业齐全、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的社会公益类地学科研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此,推进地科院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和跨越发展使命光荣而任务艰巨。

    改革,改的就是与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让事业跑得更顺更快。报告指出,2018年,通过打基础、建制度、促转型,全力推进地科院改革发展。取得了一批有较大影响的新成果、新进展,地质科技改革发展迈出重要步伐。

    会议现场

    “整体预算和项目数量与往年相比取得大幅提升,有力支撑了地质科技创新发展。”根据报告,2018年地调科研经费实现了大幅提升。全年批复地科院财政拨款总预算3.57亿元,包括近3亿元项目支出预算和超过5千万元的基本支出。全年地科院共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开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地调项目等各类项目(课题)59项。

    这一年,地科院组织开展了地球深部探测领域方面的科研工作。组织实施了“松科二井”等一批地调科研项目取得新成果,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国家863重大项目“深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大幅提高了我国深部资源勘查技术自主研发能力。除了地调科研项目申报取得新突破,他们还围绕地球深部探测学科方向部署科研任务,着力培育重大地调科研项目。

    另一方面,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组织完成深地中心业务部门京区基地搬迁工作,夯实了建设国家地球深部探测中心的科研基础条件。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涌现了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优秀地质人才,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走上地调项目一线。地质科技国际合作也迈上新台阶,由地科院牵头组织召开的国际地球深部探测与应用学术研讨会,宣布推进深部探测国际大科学计划,受到国内外地学同行广泛关注。

    同时,科技管理更加高效。去年,全院认真落实“质量提升年”要求,实现了项目质量检查全覆盖,加强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执行监控。建立了职代会制度,顺利召开院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暨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两委会”;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得到有效发挥,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步伐,基本形成了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可以说,2018年给地科院转型发展各项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2019年,地科院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拿什么献?支撑自然资源管理和地质调查中心工作,用什么支撑?

    用成绩,用蓝图,用落实。“立足地球深部探测,奋力谱写地质科技事业改革发展新篇章”正是他们作出的回答。

    报告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务求实效,全力推进中国地质科学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并明确了十项任务。其中,让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这两个“轮子”一起转,是最突出的特征。

    特事特办,打造“科研特区”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7月13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强调,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更有针对性科技创新的系统布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安排。

    科技领域体制机制全国性改革当前,地科院应该成为怎样一个不可或缺的、战略性的科研单位?

    “到2020年建实国家地球深部探测中心,2025年形成国家实验室的雏形,2030年建成国家实验室,2035年建成国家地质深部探测中心、国家实验室和全国地质科技创新中心的三位一体、引领国际地球发展成因的一流国际地球研究与合作交流中心。”2月22日,中国地调局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地科院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这便是局党组提出的地科院发展总体思路。如此一来,地科院就是一个有着顶级承载平台、交流平台的国家级创新实体,这项部署可谓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把地科院从管理型机构,转变成为一个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以重大战略科技为牵引、以项目为纽带的科技引领型学术机构,形成新的体制和机制。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大家要有紧迫感。”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李金发在会上说。其中,他重点强调了要切实把深地探测中心纳入地科院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尽快启动。

    报告将2019年“一号”任务,交给了加快建设国家地球深部探测中心。

    首先是全力推进地球深部探测重大项目申报实施。它的“新”体现在:加强部际层面的沟通协调;充分发挥首席科学家和院士的咨询参谋作用,全方位推进项目申报;聚焦制约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卡脖子”科技问题,加强重大理论、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攻关任务的凝练,修改完善实施方案,加强预算编制;创新和完善组织实施机制,加强科技大协作和优势科技资源的有效整合。

    其次是探索实施“科研特区”运行机制,推动国家地球深部探测中心建设。一是加强科研基础条件建设,建实建强地球深部探测中心。包括完善深部大数据中心、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中心基础建设,提升科研基础条件服务能力;大力推进北京天然气水合物国际研究中心、高温高压实验室、泥浆钻探实验室等学科专业实验室建设,形成系统的深地物质、成分、结构探测能力,为建设一流深地探测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提供强大支撑。二是创新运行管理机制,汇集全国地球深部探测领域科技资源,共同建设“开放、流动、合作、共享”的国家级创新中心。以地球深部探测重大项目的申报实施为牵引,加大基本科研业务费对筹建国家实验室的经费保障力度,着力创建“科研特区”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实验田”。

    支撑能力怎么体现?

    向以重大项目目标为导向的科技引领性学术机构转型,考验的是硬本领。如何为国家发展当好参谋和咨询,为地质事业做好科技支撑、提供高级人才,地科院找到了几个有力抓手。

    新开项目更有针对性。报告提出,要聚焦国家重大需求,提升地调科研项目产出效能。2019年及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地质调查成果令人期待:

    一是聚焦地球系统科学关键问题,申报实施国家五大平台项目。包括组织申报地下空间和地热领域的国家项目,积极推进“深地资源勘查开采理论与技术集成”及各重点研发课题研究工作,推动深地资源勘查开采理论创新与技术突破。

    二是聚焦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组织实施地质调查项目。组织实施东天山-北山盆山结合带、冈底斯构造带关键地区、松嫩地块及周缘关键区带、武陵山-江南造山带等地区的深部地质调查,实施新疆杜热及老爷庙浅覆盖区区域地质调查,开展中国大地构造演化和国际亚洲大地构造图编制,实施蒙西、豫西、鄂西北典型古生物群与关键地层基础地质调查,开展全国油页岩地质调查与评价,实施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调查评价,实施雄安新区、张家口地区地热资源调查评价,实施雄安新区深部三维地质结构调查。

    三是聚焦国家战略和自然资源管理,不断拓展支撑服务领域。开展上海、济南、惠州等典型城市多要素城市地质调查,支撑国土空间规划;开展地学文化特色小镇建设标准研究,支撑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一带一路”资源与环境信息采集及产品开发;组织实施地质调查形势分析、创新平台培育、成果转化等项目;拓展自然资源综合调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国土空间适宜性评价等服务领域;支撑做好地质公园管理工作,发挥地质公园网络中心作用,支撑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旅游地学发展和地质公园建设。

    另外,地科院在提升机构社会、国际参与度和影响力方面,也拿出了切实举措。

    加强科技战略研究,推动成果转化。为部局院的政策决策提供支撑,协助部局编制有关科技规划和文件制度,承担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项目,围绕学科前沿组织专题交流活动。另外,支撑做好自然资源科技平台管理工作和创新协调和成果转化工作。建立和完善科技创新目标评价体系;建成并运行局科技成果转化信息服务平台,助推局属单位提高转化效率和成功率,引导和支持院科技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工作。

    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与国际地学机构和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牵头推进“地球CT”国际大科学计划。做好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国际地球科学计划全委会秘书处等国际组织工作,充分发挥国际组织平台作用,搭建深部探测国际合作交流网络。

    发挥好中国地质学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搭建高水平学术交流平台,打造精品学术交流品牌;完善地质科普体系建设,提升国民科学素质;完善地质行业科技人才体系建设,育荐地学高端人才;巩固精品期刊优势,持续提升刊物影响力;积极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高社会服务能力;加强世界一流学会建设,提高学会精准服务能力。”报告在地质学会职能定位方面提出了殷切希望和要求。

    重点领域改革方向明确

    “2018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我国在高质量科研产出方面保持快速上升势头,这正是改革转型带来的成果。同样,地科院很早就注意到了科研软实力的培育,并通过梳理总结多年来的问题和经验,确定了2019年提质增效的重点方向。

    狠抓国家科技政策落地。报告指出,要推动科研“放管服”政策落地,构建高效的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一是改革绩效评价机制。充分发挥科研评价导向作用,建立以能力、实绩、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薪酬分配制度和奖励制度。二是完善科技管理制度。实施法人责任制下的项目负责人负责制,试行科研财务助理制度,按照能放尽放的要求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支配权。

    提升队伍质量。健全科技人才与管理人才成长“双通道”,调整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畅通专业技术人员晋升通道;继续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创新人才和海内外高精尖人才,自主培养造就一批优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构建创新实体的运行机制,实施“职务职级并行、岗位轮换交流”的选人用人模式,加强管理人才与科技人才的交流融合,打造一支高效精干的科技管理人才队伍。按照重大项目任务设置和深部中心业务发展方向,充分考虑学科交叉和团队协作,以科研任务和科学问题为纽带,不断调整充实深部中心业务部室。

    巩固后备力量。建实建强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生院。推动六大地质调查中心建设研究生分院,突出学科特色、发挥项目、人才、专业优势,建设地球系统科学前沿讲座课程,开设野外实践课程,组织培养单位开设各学科专业课程。同时,推动研究生和博士后培养国际化,加快推进培养外国留学生资质建设,加强与境外知名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和博士后,提升人才质量。

    科研经费有保障。报告指出,2月22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优先为地球深部探测科技创新提供政策、项目和经费支持,全力支持地科院转型发展。

    战斗堡垒更坚实。报告提出,加强党对地质科技工作的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质科技创新工作,坚决把“两个维护”贯穿于地质科技创新工作的全过程;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健全完善新时代地质工作风险防范体系,增强干部职工防范和化解风险意识,推动风险排查防控向野外一线延伸。

    科研氛围更浓郁。报告提出,深化政治生态整治专项行动,弘扬学术道德,提倡学术民主,建立诚信制度,树立科研人员潜心研究、甘于寂寞、克服浮躁的良好风气,营造尊重科学、鼓励探索、宽容失败、激励创新、公正透明、民主和谐的创新文化环境。

    迎春花开早迎春。东风起,中国地质科学院正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之势,锻造着地质科学研究的拳头力量、重要基地和创新高地。

     

    只争朝夕谱新篇

     

    成都地下空间建设现场。 赵 凡 摄

     

    武汉地铁站。 赵 凡 摄

     

    上海地铁地下空间。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城市化使得城市土地资源日益紧张,有效开发和利用地下空间成为大势所趋。在5月份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而国土资源部提出的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则让“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其实近年来,上海、成都、武汉等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如何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迫在眉睫。

     

    自以为熟悉成都,可我还是在它最中心位置的天府广场上迷失。令人堵心的堵车和比肩接踵的人流像是不见了。

    这是11月27日的上午,成都少有的太阳出来,眼前所见,是宽阔的广场,上面喷泉、绿地、雕塑、玩闹孩子,还有晒太阳的老人。

    成都市规划院的领导带着我们来到步梯口,一边往下走,一边介绍:天府广场地下工程的总体布局是四层:地面广场,用于休闲和人车集散;地下一层,是商业、文化、交通功能;地下二层,是车库和地铁站厅,地下三层,是1号线站台,地下四层,是2号线站台。

    原来,地面上的广场,在地下却成为另一个立体的繁华世界。会生活的成都人依然会生活,但是换了一种方式。

    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终将向何方?

     

    朝向未来的国家战略,迫切性、必要性几乎被大举进军的城市化“逼”出来,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可阻挡的趋势性。从政府角度看,“三深一土”是中国科技创新的新高地。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中国地勘产业的未来转型都能在地下空间利用中找到突破口

     

    当在很多人都在纠结如何利用地面空间的时候,地下空间的利用,其实早就开始,只不过没有上升到整体的、长远的理念上认识。

    中国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5到7米深的水井;

    1835年,四川自贡诞生了1001.42米的人工钻凿盐井;

    我国目前最深的油井在新疆塔里木盆地,深达8408米;

    我国第一口用于科学研究目的的5000米深钻在江苏省东海县诞生;

    1969年10月1日,北京第一条地铁线路建成通车;

    20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把城市地质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

    ……

    无论是单孔挖凿,还是成面积的挖掘建设,亦或是摸清家底的探索研究,我们早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打起了地下空间的主意。但是,当21世纪第一个15年过去之后,很多有识之士深刻地意识到,这件事,我们再不做,就晚了。

    在国外高校执教多年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教授级高工戴春森知道不少国际做法。比如美国的“地球透明计划”、芬兰的“赫尔辛基地下空间总体规划”、马来西亚的“排洪与地下公路一体化”。

    这些成规模、成系统的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在一些国家已经完成。地下空间利用的实践也在一些国家做得有声有色,比如新加坡利用100米以下的地下空间,主要是做物流;加拿大蒙特利的城市空间建设,30%已经转到地下;东京在地下修建了巨型的排水系统。有数据表明,国际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率为30%。而我国城市平均地下空间的利用率只是17%。

    地下空间利用的差距是因为整体深测水平有差距。按照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组组长董树文的观点,我国深部探测领域相对国际先进水平之间有一个30年左右的代沟,我们在探测技术、探测和利用深度、探测分辨率和探测程度上都存在明显差距。就在人家开始第二轮深地探测时,我们的第一轮才刚刚开始。

    其实,对地下空间利用的必要性,地球人的认识都一样,因为横亘在所有人眼前的问题都一样——而中国,压力则更大。

    人口增长、交通拥堵、日益加剧的污染、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地表资源的枯竭……种种问题表明,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把深地探测研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国家专项研究势在必行。

    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科技问题。国家领导人对地下空间和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高度重视,而新近叫响的国土资源科技创新“三深一土”战略,恰好契合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深空、深海、深地、深蓝”发展目标。

    “向地球深部战略”实施进入快车道。在此背景下,国土资源部与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共商建立了深地探测研究协调机制,成立了由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任组长的深部研究领导小组,责成由8位院士专家组成的首席专家组领衔编制地球深部探测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方案,由多位院士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委员会咨询把关,共同推进深地探测研究重大科技项目立项。

    立项建议书目前已经完成,计划年底前完成论证工作,这是深地探测的进度表。在科学家的立项书里,深地探测项目分四个层次:第一层,近地表探测(0到0.5公里);第二层,万米资源探测(0.5到10公里);第三层,透视地壳探测(10到30公里);第四层,深地科学探测(大于30公里)。要完成八大任务: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深部含水层结构探测;深部资源能源探测与开采;深部油气探测与开采;地热资源探测与地热利用;深部地下观测与地壳活动性监测;深部探测前沿技术与装备;深部探测与深部过程。

    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课题排在八大任务的第一,不仅因为它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还因为大家对它最摸不清底。

    中国地下空间起步晚发展快,存在资源浪费、生态环境破坏等诸多问题,亟须科学的理论、先进的技术和严谨的规则进行破解,迫切需要通过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创理论、攻技术、建规则”。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说,地下空间安全利用和立项研究对于国家发展有三个重大意义:第一是缓解城市土地供应的压力,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第二是防范自然灾害影响;第三是引导产业转型,培育新兴产业,增加社会经济的效益和生态环境的效益。因此,“向地下要空间、要安全、要效益,是我国社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调研,就是立项论证工作的重要部分。

    11月25日~28日,地球深部深探研究领导小组及首席专家组成员赴上海、武汉、成都三个大都市调研。来自国土资源部、教育部、中科院、中国地震局等不同部门的有关院士、专家每到一处,即马不停蹄地召开座谈会并考察现场,了解各个城市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需求点、梳理未来在地下空间安全利用中需要攻克的科技难题、沟通各地方因地制宜的特色发展途径。

     

    关于地下空间的种种涉及,不能再只当成文学看。科学家的畅想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展现出来,你还当这是异想天开吗?不,它也许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未来

     

    “全球变暖,环境恶化,地面城市问题突出,人类已经开始探索太空定居。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往下看?深部空间资源丰富,人类能否实现在地球深部生存和定居?”

    四川大学的谢和平院士从这个发问开始了自己的阐述。他说,与我们已经熟悉的地面空间相比较,深地空间环境清洁、隔音隔震、天然抗自然灾害,低成本无辐射而且恒温恒湿。因此,深地空间可能成为优于太空移民定居,应对未来地球灾害的人类移居方式。

    移居地下生活,需要建立全链条的生态圈。谢和平构想的奇特之处正在于此。在他的构想中,地下空间要打造出三层——地下宜居城市、地下生态圈和科学探索基地。在这张构想图中,有生活和文化区域,比如可将图书馆、博物馆、会展中心、体育馆、音乐厅、养老院等地上文化、娱乐设施转入地下;有交通与通信,比如可以在深部纵向和横向设计覆盖整个地下空间网络;有生态景观,比如可以进行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地下生态系统构造,以及地下瀑布等景观系统建设。

    科学的构想不是科幻小说,它的内核,还是科学研究与推理。对于谢和平带来的这场头脑风暴,大家观点并不相同,但都认为,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可以通过科技攻关实现,这已经并可能为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所证实。

    地球深部工程要做什么?

    地质学告诉我们,地球从地表到地心,分地壳、地幔和地核三个同心球层。现在所谓的地下空间利用,主要还在地壳层。在开发的过程中,要对付的,主要是覆土层和基岩层。而这两个层面的施工,需要多种技术的支持。

    技术是为目标服务的。董树文提出,首先,地下空间是资源,需要向评价其他地下矿产资源一样进行规范地调查、勘查和评价;其次,所谓地下空间并“不空”,而是充满水土、岩石物质、具有温压梯度、应力变化等多重场元的平衡系统,一旦开发利用必然产生原始平衡的扰动和破坏,需要精细的探测和实时的监测技术;再次,地下深部空间具有极端物理、化学、生物和地质环境,可以开展地表温压条件下不可实现的实验,如增重环境与上天的失重环境恰恰相反,极具探索性。所以,地下空间探测与安全利用,包括了城市地下空间、地下含水层和特殊空间三个部分。

    地质勘查、工程地质和地铁建设的多年实践,已经开发和运用了不少地下工程技术。但是要想达到董树文所说的三部分的要求,还远远不够。

    戴春森根据国际事例研究提出,深部工程的展开,应该走这样的流程:第一是要做探测评价。要搞清地球原始平衡状态、建立多场的3D静态模型,画出基本线。第二是做规划。规划设计要考虑多种影响因素,比如工程叠加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地质环境变化对工程的影响,这些变化随时间的演变过程、对这些演变最终造成灾害的可行性的动态模拟及灾变预测和规划、设计中的规避。第三就是建设使用阶段。这一阶段要进行对变化参数的监测,监测结果要用于校正和更新动态模型,要工程干预消除或延缓灾变演变过程。

    将地面建设放到地下,必须杜绝急功近利。

    作为地球深部探测首席专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王成善院士说,在调研中,他产生了两个基本想法。第一个想法是要保证规划第一、安全第一和环境第一。城市地下空间的利用具有不可逆性。地面上建一个建筑,觉得不合适可以炸掉,地下就不行了;地下空间的发展是高成本投入,空间利用先后次序不同,影响的不是一两亿元,而是几十亿元、几百亿元的问题;地下空间受多强制性要素的约束,所谓上天容易入地难,是因为地下是个固体空间,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

    他的第二个想法是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必须考虑全功能、全深度、全资源和全灾害。他解释道,所谓全功能,是说由于地下空间的特殊性和巨大挑战性,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要把所有功能都考虑清楚,这种考虑要非常超前。所谓全深度,是指要站在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态势来考虑深度问题。所谓全资源,不仅指地下资源,而且指在开发过程中的水、热和废渣石等资源的综合利用。所谓全灾害,是指既要考虑在地下空间利用之前的灾害问题,也要考虑到在开发利用过程之中的灾害问题,还要考虑开发利用之后运行过程中的灾害问题。

     

    对于中国正在崛起的一批特大乃至超大型城市,解决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问题已迫在眉睫。城镇化大举进攻下,满负荷、超载量滋生出形形色色的城市病。一些城市已经开始立体空间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不少实绩。但大部分城市在地下空间利用的规划、法规、管理、技术等方面都还处在起步阶段

     

    21世纪初,中国地质调查局开始拓展了一项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城市地质。2003~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启动了上海、北京、杭州、天津、南京、广州6个城市的三维地质调查试点。

    南京地调中心研究员程光华告诉记者,三维地质调查试点在多领域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城市地质进行了全面、综合、系统的调查。在多个试点城市建立了数据库、三维模型和信息系统,为城市地下空间探测奠定了很好基础。但是调查深度大都以50米以浅为主,以工程地质钻为主,以钻孔为主,没能够很好地解决不确定性和抗干扰性的问题,深度和精度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是城镇化的大潮完全不能等待。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交通和各种形式的污染让城市管理者急切寻找另一个空间,在全国各地迅速兴起的地铁建设热,是这种情绪最直接的表现。

    成都,一个让人充满安逸生活想象的城市,在2005年之前,它的地下空间建设主要还是在人防工程、地下人行通道、车行下穿隧道、地下停车场这个层面。2005年,地下空间利用问题进入市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该市先后编制了地下空间总体规划纲要(2005~2020)和《成都市中心城区地下空间利用规划》,将商业空间及居民活动空间逐渐往地下拓展。从2010年起,成都市进入了地铁快速发展期。该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说,目前,成都已经开通了地铁2号线、4号线1期和地铁3号线1期工程,运营里程达108公里。明年将开通运营4号线2期、10号线1期和7号线。

    让他们自豪的还有巧用地下空间建交通隧道、地下停车场、地下综合管廊,以此来舒缓地面老城区压力。比如天府广场地下工程、川大校园内运动场地下工程、川师车辆段与综合基地地下工程等。把地下通道、停车场和地铁综合在一个空间成规模设计施工,既解决了交通拥堵老大难问题,又让历史古建熠熠生辉,让老城旧貌换新颜。

    针对地区特点,成都市对地震水文进行认真分析梳理,在规划中重点研究地下公共设施规划布局,在深度上按浅、中、深分层指导,平面上形成分类控制布局。

    成都市的热情非常高涨。他们计划要在2020年末,全市地铁运营总里程达到650公里以上,运营达到500公里以上。计划2025年末,全市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500公里,全域成都基本形成区域骨干地下综合管廊网线。

    武汉,一个由长江和其支流分为三处、水面面积占整个区域版图面积1/4的江城,地下空间如何利用?这个问题,实在让武汉市政府焦虑。武汉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龙正才感慨道,武汉这地方,动不动就要修桥,动不动就要修隧道,地上建筑设计力量还算雄厚。但是要论地下,难度就大了。

    据武汉市规划部门介绍,该市2007年启动第一轮主城区地下空间利用专题规划,2014年结合地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三旧”改造以及“十三五”规划等,启动新一轮武汉市地下空间综合利用专项规划编制。按规划,到2020年,武汉主城区地下空间规模要达到达到450万平方米,人均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达到6个平方米。

    武汉人说,目前他们的地下空间使用最多的还是停车场。自2012年首条地铁通车后,武汉市进入地铁时代。目前已建成2、3、4号线地下轨道,线网总长度达到89公里。但这距离目标还很远。他们的规划是以14条线轨道交通线路,达到60分钟穿越,30分钟达到中心城区的目标。此外,武汉完成了多条水下隧道,其中武汉长江隧道2008年建成使用,是万里长江上第一条穿江隧道。东湖隧道2015年建成,是我国最长承重湖隧道。综合管廊、大型地下商业项目、地下人防设施等都在建设中。今后,他们将进一步拓展过江隧道,谋划地下排水深邃建设。

    在管理方面,武汉市出台了《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管理暂行规定》《轨道交通规划管理办法》等一批地方管理法规,探索了地下土地供应和产权登记,轨道交通安全建设与运营管控途径,开展了全市及重点地区的地下空间综合利用规划。

    在对三个大城市的考察中,专家们不约而同地对上海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实践和规划思路竖起了大拇指。

    上海的常住人口高达2415万,对于地下空间的迫切需求,促使它较早即开始了地下空间的开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规模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特别是地铁建设的大力推进,上海的地下空间开发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近几年更是进入快速发展期。

    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有关人士介绍说,截至2016年,全市已经建成地下地下工程共有3.6万个,总建筑面积8186万平方米。截至“十二五”末,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行线路总数已达14条600多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已经全面建成。形成了一批多功能、大规模的地下综合体。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和道路为优化城市交通提供了新渠道,结合绿地、广场、公园建成的地下车库缓解了中心城区停车资源紧张的问题。地下市政管线设施已成相当规模,专业管沟和综合管廊建设正在探索和推进阶段。此外,还已建成了一批指挥工程、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和大型人员隐蔽部等骨干民防工程。

    上海在地下空间利用的管理上也进行了多项探索。比如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对地下空间安全使用管理和地下空间开发引发地面沉降防治等进行规范。2014年颁布实施的《上海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条例》要求,地下空间开发应遵循统筹规划、综合开发、合理利用、安全环保、公共利益优先、地下与地上相协调的原则,并对地下空间实现分层利用。同时,上海还建立了地下空间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市住建委牵头、17个部门统筹协调涉及地下空间利用的重大事项。为加强地下地籍管理,上海市还发布了《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建设用地审批和房地产登记规定》,分别针对存量单建地下空间、存量结建地下空间和新增地下空间提出了三维宗地构建方法。2013年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规定》,规范了经营型地下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出让制度,明确了出让方式,量化了出让价款的确定方法。

    早在2003年,上海就在全国率先完成地下空间概念规划,这些年,该市相继出台不少相关规划,已有的规划在不断完善中。2012年出台《上海市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和保护十二五规划》。目前,该市已制定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并向社会公示。

    规划、法律、管理、技术工艺等等方面尽可能到位,上海的探索让人感受到精致用心的国际范儿。

    三个城市以自己的方式因地制宜地探索地下空间的安全利用,原因是他们都有共同迫切的需求!

    但问题和困难也是显见的,比如:

    ——规划布局需要有更长远的眼光,需要为未来发展做预留。

    ——就目前开发的深度和结构而论,尽管不少城市地下交通设施建设规模不小,但开发深度与全球城市相比有差距,轨道交通承担公共交通比重有待提高,地下交通网络化需要完善,地下快速路和地下步行道尚处于起步阶段。

    ——就管理而言,地下市政公用设施缺乏统一监管。地下空间建设的历史信息缺乏梳理和统筹管理和分享机制。

    ——在复杂地形上的地下空间利用好还存在技术工艺的难点

    ——在地下空间利用的法规政策上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索规范

    ——如何在地下空间建设中防灾减灾,保障地面和地下空间的安全,技术和设施需要借鉴全球城市经验,提前做合理有序的开展规划和建设。

    11月28日晚,记者在返京的飞机上采访了刚结束调研任务的深地探测协调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地质调查局总工程师、地球深部探测中心主任严光生。

    “中国城市发展的迅速程度令人震惊,像上海、武汉、成都这样的特大城市对地下空间的需求之大,简直就是迫不及待,而且它们都在加快脚步发展地下设施建设。”这种状态,严光生觉得,有喜有忧。“喜的是大家都意识到了地下空间安全利用的必要性,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甚至考虑得更长远,在规划中给后人留下了发展空间,从环保的角度,编制了2030年和2040年的不同规划。忧的是,我们现在对地下空间的了解还并不十分清楚,仓促上阵,肯定不行。还有很多科技难关需要进一步攻克”。下一步,他说,要在今年底前完成总体方案的论证,明年争取将完善好的方案上报国家。

    怎么面对地下可利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