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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7日,弘扬地质“三光荣”精神座谈会在中国铜都——江西省德兴市举行。全国政协第八届委员会秘书长、原地矿部部长朱训,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王研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自然资源部综合司司长、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主任程利伟到会并宣读自然资源部的贺信,德兴市常务副市长陈武军向参加本次座谈会的代表致欢迎辞。会议由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彭齐鸣主持。

    “三光荣”精神从提出至今已经35年。1983年3月11日,经国务院批准,原地质矿产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地质系统基层模范思想政治工作者表彰大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原地矿部党组正式提出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当即得到与会的王震副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与赞扬。

    座谈会现场

    自然资源部在贺信中对全国地质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贺信指出,“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精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地质工作全力支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集成和思想结晶,是地质勘查行业以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为己任的精神凝练和文化内核,是广大地质工作者心系国家建功立业的家国情怀和职业追求。35年来,广大地质工作者发扬“三光荣”精神,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奋发有为,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然资源部号召,新时代地质工作者要继续发扬“三光荣”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稳定、经济、绿色的能源、矿产和其他战略资源保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提供有效支撑;为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提供高质量解决方案;为地质灾害防治提供技术服务。要肩负起“向地球深部进军”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地质科技强国贡献力量。

    作为“三光荣”精神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朱训在发言中表示,“三光荣”精神是全国地质勘查行业广大职工长期为国探宝和奉献精神的结晶,是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地质队伍的传家宝,是对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的传承。

    王研在发言中表示,“三光荣”精神是地质人在长期艰苦创业奋斗过程中形成的“主人翁”精神,是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和责任意识,集中体现了地质工作者报效祖国的坚定理想信念、甘于奉献的行为风范和不求名利的价值追求。继承与弘扬“三光荣”精神,不仅要继承、弘扬它所代表的地勘行业的敬业、担当和使命精神,更要展示出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新境界、新面貌、新气象,不断引导广大地质工作者不忘初心、砥砺奋进,坚守精神高地,在逆境中矢志奋斗,在困境中锤炼意志,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奋斗中成就伟业,为新时代地质事业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随后,江西省国土资源厅相关领导、原国土资源部高咨中心委员胡魁和地学哲学委员会顾问毕孔彰等地质专家代表老地质工作者发言,赣东北地质大队总工程师罗平和江西地调院西藏分院党支部书记杜昌法代表中青年地质工作者发言。

    据介绍,本次座谈会之所以在德兴召开,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德兴市是一座因勘查开发矿产资源而兴起的资源型城市,德兴不但有世界级规模的铜矿,而且还有大型铅锌矿、大型金矿、大型蛇纹石矿等一大批大型矿产地。为了铭记地质工作者探宝找矿建立历史功勋,德兴市委、市政府于今年6月在德兴建成了一座地质工作者纪念碑。

    出席本次座谈会的还有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和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相关领导,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和江西省地矿局领导,德兴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以及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中国地质图书馆、中国自然资源报社、中国矿业报社等单位和地质队所的地质工作者代表。

     

    地质工作者要继续发扬“三光荣”精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

     

    2015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考察深圳柴火创客空间。该空间创始人说,柴火寓意“众人拾柴火焰高”,成立4年已经吸引1万多人参加活动。他希望总理能成为柴火创客的荣誉会员,李克强欣赏应答:“好,我再为你们添把柴!”中新社记者 刘震 摄

     

    2015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李克强总理没有在中南海度过,而是来到了位于深圳的一间仅有二三十平方米的“柴火创客空间”。

     

    “创客”指那些热衷于利用新技术将创意转变为现实产品的人。当天,李克强饶有兴趣地体验了智能机器人、机械臂等创意产品。临行前他评价说:“你们的奇思妙想和丰富成果,充分展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这种活力和创造,将会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不熄引擎。”

     

    事实上,在中南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最高频的词组之一。过往的100次常务会议中,有22次部署了创业创新等相关工作,“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新闻通稿中出现了32次。

     

    今年“两会”闭幕后会见中外记者时,李克强总理直截了当回答提问记者:“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

     

    他表示,这是“历史的启示”。这位曾在安徽省凤阳县担任过大队支书的老知青说:“回想30多年前,正是因为承包制政策的实施,调动了亿万农民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也因为允许人口流动,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创新经济须先创新“引擎”。一直以来,李克强把“双创”比喻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国家的繁荣在于人民创造力的发挥,经济的活力也来自就业、创业和消费的多样性。我们推动‘双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富起来,让更多的人实现人生价值。这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也会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上升通道。”

     

    ■ 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

     

    李克强被认定为全世界首个专门走进创客空间的政府首脑。“中国总理对‘创客’的高度关注,说明中国政府对‘创新’的拥抱方式已经走在国际前沿。”有外媒这样评论年初李克强的深圳之行。

     

    就在从深圳回北京不久召开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明确提出要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为创新搭建新平台。“创客”一词随后进入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及自身经济体量,已与前30年大不相同。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开启的经济改革重在“破”,那么今天的改革则更多需要“创”。

     

    这也是李克强格外重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原因之一。他视“双创”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我们要相信市场,相信老百姓有无穷的创造力。”2014年总理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老百姓的市场触角非常广泛,能敏锐捕捉到市场的需求,我们要尽力帮助他们解开各种各样的束缚。”

     

    那次考察中,他提出要通过改革开放,把人们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让市场的活力尽情释放。

     

    半年后,李克强在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明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他说:“中国经济每一回破茧成蝶,靠的都是创新。创新不单是技术创新,更包括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规模宏大的创新行动,今后创新发展的巨大潜能仍然蕴藏在制度变革之中……打破一切体制机制的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

     

    他在演讲中特别引用了“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这句古语:“试想,13亿人口中多达8、9亿的劳动者如果都动起来,投入创业创新和创造,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啊!”

     

    ■ 创业创新文化不断生根发芽,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人中间日渐风靡的情况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变化

     

        2015年3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际上是一个改革。”

     

    今年3月,在会见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代表时,李克强总理建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到中国各地去看看“创客”聚集的“众创空间”,感受一下“草根”创业的热情。

     

    当时,斯蒂格利茨向总理提出疑惑:中国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最重要的工具是什么?中国如何克服社会不公平现象?

     

    李克强给出的答案之一就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他说,政府主要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使创业者感到更加便利。

     

    他更进一步阐释道,政府提供创业平台,能使更多年轻人,尤其是贫困家庭孩子有纵向流动的上升通道。这些年轻人大多没什么资本,完全靠自己的创意,几个人凑在一起,过几年会成长为发展很快的企业。“我们就是要鼓励草根创业、草根创新,这有利于调整分配和收入结构”,“对那些创业失败的,政府也有社会保障机制扶持,像‘蹦蹦床’一样,落下来的,还能把他们抬上去”。

     

    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围绕为“双创”清障搭台推出一系列利好政策:2月25日,确定进一步减税降费措施,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和创业创新;6月10日,确定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6月24日,部署促进“互联网+”行动;7月15日,决定再取消一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

     

    自去年3月各地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至今年5月,国内新登记企业达485.4万户,平均每天新增1.06万户。在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情况下,新登记注册企业不仅没减反而大幅增长。与之相呼应,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也远超上一年,调查失业率维持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

     

    “中国正掀起大众创业热潮。”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这样评价,“创业创新文化不断生根发芽,尤其是在中国年轻人中间日渐风靡的情况是一种受人欢迎的变化。释放出年轻人的创造性能量无疑将有利于中国经济。”

     

    ■ 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机盎然;青年争创新,国家就朝气蓬勃

     

      增加就业只是第一步。事实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意义远不止这些。

     

    去年底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说:“推动大众创业、鼓励科技创新,不仅可以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关键技术的竞争力,促进更多的大企业适应国际竞争的激烈挑战。”

     

    今年6月的一次常务会议议题之一,是确定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统计表明,我国农民工总量2014年已达到2.74亿,每年还会新增6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总理说,这些农民工很大程度主要依靠外出打工增加收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不仅能帮他们解决就业、提高收入,也能带动东西部产业转移,推动中西部城镇化。

     

    而年初的一次常务会议议题之一,是决定设立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助力创业创新和产业升级。李克强会上赞赏,这一基金的设立体现了创新思路:把几项战略性产业基金、财政专项等“碎钱”、“零钱”合并起来盘活使用,从而更好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大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型企业,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一直以来,李克强反复强调一个观念,要善待草根创业者,善待年轻人,只有年轻创业者感到有希望有期待,国家才会有未来。今年5月,他在给清华大学创客团队回信时写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的创造力,尤其在于激发青年的创造力。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机盎然;青年争创新,国家就朝气蓬勃。我很欣赏你们信中所说的,在创客的时代,创造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而是多数人的机会。政府将会出台更多的积极政策,为‘众创空间’清障搭台,为创客们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更加广阔的舞台。”

    国务院常务会议回顾解读(八):创新经济须先创新“...

    政府“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换来的是“市场乘法”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考察天津滨海新区行政审批局。看到简政放权后一枚公章取代过去109枚公章的权限,他拿起一枚作废公章说,这章做得多结实啊,不知曾经束缚了多少人!在他的见证下,109枚公章被永久封存。总理特别叮嘱,这些公章一旦封存绝不能再打开,要让它们彻底成为历史。 

     

    截至7月28日,本届政府已召开10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播发100篇新闻通稿。你知道“简政放权”这4个字在新闻通稿中出现了多少次? 

     

      65次! 

     

      这100次会议中,40多项议题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 

     

    说简政放权是本届政府的“先手棋”、“当头炮”,不仅是形象比喻,更有实实在在的数据支持。 

     

    梳理过往这100次常务会,简政放权毫无疑问是其中最具有标志性的议题——本届政府2013年、2014年、2015年的首次常务会,分别都把简政放权作为“当头炮”。 

     

    召开常务会议的国务院第一会议室,两年多来见证了国务院这项庞大的“权力减法”事业。 

     

      李克强总理大力推进的改革,自壮士断腕的简政放权始,也义无反顾要把简政放权进行到底。 

     

    ■ 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2014年9月11日,李克强总理现场见证了1枚公章取代109枚公章的过程。废弃的109枚公章“被贴上封条永久封存”。这一幕发生在天津滨海新区,这里成立了全国首个“行政审批局”,将分散在18个不同单位的216项审批职责归并到一个部门。 

     

    当时李克强拿起一枚作废的铜质公章感慨:“这章做得多结实啊,不知曾经束缚了多少人!” 

     

    在其后不久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重提这件事。“大家想一想,在这项改革之前,老百姓要办一个企业,需要跑多少门槛,盖多少个‘戳子’!这样创业者怎么能有创业热情?”他说,“我们要把民之所望作为施政所向,要以百姓之心为心。中国人是想干事的,又有聪明才智,但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实在太多了!” 

     

    自本届政府成立之初,李克强总理便“铁下心”毅然决然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 

     

    他就任国务院总理后首次中外记者会上的一番话,至今常被人引用:“不是说政府有错位的问题吗?那就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我们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总理确实“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上任之初他承诺,本届政府要将国务院各部门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砍去三分之一。结果5年的目标,只用了2年时间就已完成。 

     

      两年多来,国务院相继取消和下放了8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公布取消了211项职业资格。 

     

      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负责人曾在2014年1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李克强总理及其他国务院领导同志对简政放权的亲笔批示达150多件,平均每4天就有一件。 

     

    为保证这套庞大“权力减法”不折不扣向前推进,2014年6~7月,国务院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督查,对27个部门和16个省份的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督查,19个督查项目中“简政放权”位列第一。 

     

    在“有意见说意见,客套话免说”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多次以直接了当的说话风格,表达过他对这项改革的坚定决心。

     

    在去年一次常务会上,他语重心长对参会者说:“我们必须要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来激发社会创造的潜力。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那样做得不偿失。” 

       

     

    2015年3月20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工商总局企业注册局注册指导处考察,着重了解商事制度改革最难啃的“硬骨头”是哪块?负责人直言,是将工商、税务、质检的“三证三号”合并为“一证一号”。总理随后对相关部门提出硬要求:“三证合一、单一号码”改革年内务必实现。 

     

    ■ 审批过程完全可以加快,否则政府就跟不上时代步伐,更称不上是现代政府 

     

      有关简政放权改革,中外媒体都十分关注2014年开年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 

     

    那次会议决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全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除公开的事项外,各部门不得擅自新设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向审批事项“负面清单”管理迈进,并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审批清单之外事项,均由市场主体依法自行决定。 

     

    “这次是真的对自己‘动刀’了。”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审批制度改革的官员表示,“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个清单公开,就意味着以后取消和下放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你别给我边减边增了,也别给我拆解或者合并同类项了,社会上都在盯着呢!” 

     

    这是李克强更在意的“权力减法”——让权力只能在法定框架内运行。 

     

    他很清楚有些地方将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转为中介服务,搞“变相审批”或“有偿服务”。“有些中介机构戴着政府的帽子,拿着市场的鞭子,收着企业的票子!”他在2015年4月2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痛斥这种行为。 

     

    让总理十分反感的还有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个“灰色地带”。“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该取消的就要取消,该转化就要合理转化。政府做事一定要光明正大,决不能再搞‘模糊边界’、再玩‘模糊权力’!”李克强在一次常务会上郑重宣告。 

     

    从清理规范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到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这意味李克强总理言出必行,也意味着简政放权正在走向“深水区”。 

     

    事实上,相比于“取消、下放”,如何让保留下来的行政审批事项规范运行,同样是李克强念念不忘的环节。 

     

      2014年11月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2015年1月7日的常务会议,确定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的措施。 

     

    “简政放权改革就是要给政府削权,把不该有的审批事项坚决取消、下放到位;同时,对于那些确实需要保留的审批事项,还要规范流程,构建一个‘行政权力的法治化系统’。”在2015年开年的首次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这样说道,“审批过程完全可以加快,否则政府就跟不上时代步伐,更称不上是现代政府。” 

     

    ■ 中国历史上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2015年4月1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第一次详细解释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引发各界广泛热议的“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他阐述道,《论语=雍也》里有一句话:“居敬而行简”。“‘居敬’,就是我们作为公务人员,首先要在内心敬畏人民。‘行简’,朱子(朱熹)后来解释了,就是不要用太繁多的东西去扰民。”总理说,“这与我们简政放权的理念非常吻合。” 

     

    李克强进一步解释说,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这就是说,太‘简’了也不行,就过于简慢、怠慢,就没有法度了。” 

     

    总理因此强调:简政放权的同时,还要“放”“管”“服”结合,三者不可偏废,必须把握好其中的平衡。 

     

    事实上,此前李克强已经多次在常务会议上强调,政府管理要由事前审批更多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优化服务。 

     

    他曾在常务会上讲起一些发达国家关于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经验,并进而要求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经营异常名录制度,对严重违法企业建立“黑名单”制度,下一步要将违规企业“踢”出市场。 

     

    在不久前的一次常务会上,他引用《韩非子》中的古语阐释这一理念:“不简政放权,就无法调动市场的创造力;但如果监管和优化服务没有跟上,就没有公平的市场环境,同样难以激发社会的创造力。所谓‘不明察,不能烛私’。” 

     

      与这一思路相伴的,是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改革举措。2014年6月4日,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27条具体改革措施,并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年7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 

     

      2015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广随机抽查机制。 

     

    2015年年中的一次常务会议上,专门部署运用大数据优化政府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一个月后,总理再次在常务会议上强调,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这三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 

     

    这就是国务院第一会议室进行的政府“权力减法”和“责任加法”,换来的是“市场乘法”,激活了全社会的创造潜力。自2014年以来,国内平均每天就有1万户新注册企业诞生。 

     

    “权力减法”远没有结束。不久前的一次常务会上,李克强重提“大道至简”。他说,中国历史上,但凡一个时代的政治比较“简”,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多被后世称为“盛世”。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次重大改革,其主线都是“删繁就简”。 

     

    李克强总理强调,简政放权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今年4月,国务院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正式成立,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挂帅。此间观察人士称,相对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了,剩下要改的“比割肉还疼”。简政放权要啃硬骨头了! 

    国务院常务会议回顾解读(一):把简政放权进行到底

    2019年5月10日,在新一轮地调项目的支持下,盐湖中心一行4人又回到了藏北,开始了本年度盐湖的调查工作。

    项目组成员都是老西藏,野外工作驾轻就熟,拉萨野外站登记,从厅到地区再到县和乡逐级开具介绍信,一气呵成。最后驱车前往班戈县,隔日前往工作地点协德乡杜加里湖。在藏北地区,一年中适合工作的时间仅有一两个月,加之盐湖调查工作任务繁重,所以项目组四人分工协作争分夺秒。工作区所在地协德乡的乡长为了避免和当地的藏民语言不同发生误会,为我们开具了中文和藏文两种语言的证明材料;同时乡政府还提出了对环境保护的要求——“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而作为科研工作者的我们,更应该利用知识寻找到资源,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为人民致富。

    雨季的藏北生机盎然,但在美丽的草原下却隐藏着凶险,“陷车”就是其中之一。首先,务必两辆车结伴开展工作;其次,拖车绳、铁锹等工具要备齐;最后,在无人区工作尽量沿着前人的车辙印行驶,没有车辙就是对司机师傅的考验了。盐湖中心的工作本就靠近湖泊,陷车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队,前后车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同时被困。但也要做好最坏情况的预案,之前的工作中就发生过两辆车同时陷车,那次陷车,项目组的人集中到一起商讨对策,有人建议用北斗向站上求救,有人建议挖车自救。最终我们分析:第一,现在是上午,离最近的藏族人家不超过10公里,走路两个小时人大概就能脱险;第二,车上有水有食物,铁锹、洋镐、硬木板、编织袋都有,人的安全基本没有问题;第三,站在附近地势高的地方,手机有信号。通过以上分析,项目组决定先不用北斗求救,选择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先给乡政府打电话求救,同时用编织袋装泥土,挖车垫车。

    总结起这次小事件,有好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第一,野外装备一定要齐全,比如拖车绳、铁锹,还有编织袋一些小东西,另外食物和水至少要带上1-2天的量。第二,行车时两辆车要保持安全距离。第三,北斗一定要带上,电量保持充满,这是安全上不可或缺的一个保险绳。第四,藏区工作,要和地方上尤其基层政府搞好关系,这是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藏北盐湖工作经验谈

    在生产活动中,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却时常有人在生产工作中忽视这一点,为了图一时方便,或者一时粗心大意,会在工作中留下安全隐患。因此需要人人树立安全责任心,在工作中为保持安全环境的互相监督变得十分重要。虽然每个岗位都会存在安全隐患,然而我们部门经常出海作业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需要比一般部门具备更完善的安全保障措施。因为我们会涉及到海上航行交通安全、施工现场安全、调查设备安全等多个方面,而人是安全事故的主导因素,所以即便我们严格按照流程做好安全保护准备,也难免存在有人疏忽的情况。这种时候就需要大家互相监督、互相提醒,人人保持着安全员的责任心,才能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记得在一次海上现场作业时,船后甲板急需工人帮忙,老A没做什么准备就要急急忙忙赶过去,我见状连忙提醒道:“老A,你先去把工作服和工作鞋帽都换好再去,后甲板摇晃,要是不小心磕碰了就糟了。“老A这才反应过来,换好了装备才去帮忙。后来老A回来告诉我,多亏我当时提醒了他,那次在后甲板干活他还真不小心踢到了钢板,要不是因为穿了劳保鞋,后果不堪设想。

    如今发达的媒体传播,让我们时常看到会有各地各种安全生产事故的报道,在不断给我们敲响警钟,让我们时刻牢记“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宗旨。安全管理一定要首先管理好人的因素,多一份责任心,多一份安全感。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游客在安顺市黄果树瀑布景区游览(6月5日摄)。新华社发(杨文斌 摄)

    新华社贵阳7月11日电 题:从脆弱生态到满眼皆“绿”——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的“绿色之路”

    新华社记者 胡星、向定杰、汪军

    日前,在巴林召开的第42届世界自然遗产大会传来消息,贵州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

    至此,贵州已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数量最多的省份。

    贵州,中国山地省,八山一水一分田。以梵净山为代表,山山有美景,处处是公园。同时,这里又是中国石漠化面积最大的区域,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中,还生活着280万农村贫困人口。

    生活贫困往往与生态恶化交织,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也存牺牲环境质量的忧虑。在生态和发展“双重压力”下的贵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走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生态相融的“绿色之路”。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郊外的梯田风光(2017年9月18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打通绿色“任督二脉”

    贵州省思南县合朋溪镇原党委书记廖永生记忆犹新,2016年调离时,相关部门对其曾任职的乡镇自然资源资产“家底”进行了全面审计。“以前评价干部,很少说要看生态环境。那次审计,像经历了一次‘大考’。”他说。

    二三十页的“生态账本”,记录了他任期内辖区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也包括执行中央生态文明建设方针政策、遵守环保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资金征管用等情况。

    回忆这次“大考”,廖永生说总体情况还可以,但也发现了一些风险隐患,及时为自己和班子成员提了醒,“对待自然资源不能乱作为、胡作为”,“只看GDP、不看生态环境的畸形政绩观将得到有效改变”。

    对干部的“生态约束”,不仅体现在领导干部离任自然资源资产审计,还体现在干部考核上。近年来贵州陆续取消了10个贫困县的GDP考核,弱化了40个贫困县的GDP考核,增加了石漠化面积减少幅度、森林覆盖率提高等指标。

    生态之痛,往往在于体制不通。为官一任,不管生态;环保执法,谁都不怕……治疗种种“生态痼疾”,建设生态文明,创新体制,打通绿色“任督二脉”势在必行。

    2016年,贵州成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试验区建设之初,改革即贯穿其中,一揽子创新制度先行先试,构建起保护绿水青山的“四梁八柱”。

    过去五年,贵州共推进13项相关改革,五级河长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损害党政干部问责、排污权有偿使用、污染第三方治理等举措,引领全国风气之先。

    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木岗镇的油菜花田(3月9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绿色GDP”支撑经济高增速

    磷石膏处置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果处置不好,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直接危害土壤和水质安全。作为磷化工大省的贵州,磷石膏累计堆存量突破1.2亿吨,其环境风险不言而喻。

    在磷化工重要区域的贵州省福泉市,一个石膏建材项目正在加紧建设。该项目负责人汪守湾说,项目直接布局在瓮福集团磷化工产业链终端,投产后每年能消耗近200万吨磷石膏,变废为宝制作成新型建筑材料。

    全球知名的瓮福集团今年将全面实施磷石膏“以用定产”。企业安全环保部经理何廷云说,除了严控传统磷肥产能规模,还将开发以石膏板为代表的系列循环经济产品,使其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磷石膏的“绿色转型”,是贵州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的缩影。截至今年一季度,贵州经济增速已连续29个季度位居全国前列。“高增速”的背后,不是高污染、高耗能推动,而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在新旧动能加快转换中推动节能减排。

    据统计,2017年,贵州地区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10.2%,但万元GDP能耗下降7%。生态利用型、循环高效型、低碳清洁型和环境治理型等绿色经济“四型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37%。

    顶着夏日的骄阳,上百名工人正在第八个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的一片山头间忙碌。五条开凿的横洞,配合竖井,鱼骨形的设计样貌已初见端倪。这些看似公路隧道一般的山洞,正是即将用于储存腾讯约5万台服务器的特殊仓库。

    “落户贵州是天时地利人和。”腾讯数据中心负责人钟远河表示,“数据中心外面环保、里面财富,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

    得益于凉爽的气候、稳定的地质,山地和丘陵占了国土面积92.5%的贵州,正快速崛起为全球大数据存储基地,苹果、华为等跨国巨头也相继在此落户。2017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已达118.64亿元。

    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绿色GDP”成为贵州发展的关键词。贵州提出,将绿色经济“四型”产业作为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并给予资金支持和倾斜。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电子信息、新医药大健康、现代山地高效农业和文化旅游等新兴产业构建了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

    遵义市湄潭县金花村一景(4月11日无人机拍摄)。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大生态与大扶贫“交融”

    进入夏季,贵州桐梓县九坝镇山堡村陆续迎来了一批批四川、重庆等地的避暑客人。“以前哪里晓得青山绿水还能挣钱嘛!”贫困户陆国顺告诉记者,这些客人一住就是两三个月,“不干别的,就是歇凉”。

    近年来,桐梓县依托良好的生态和凉爽的气候发展“避暑经济”。山堡村有贫困户34户,如今有6户开办了乡村旅馆。其他的贫困户围绕乡村旅游养鸡、养香猪、种植蔬菜,纷纷吃上了“旅游饭”。

    陆国顺盯准机会养殖起香猪。他说:“去年卖了9万多块,现在还有200多头,餐馆和避暑的客人抢着买。”

    让贫困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农村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多措并举将良好的生态环境融入到脱贫攻坚中。仅在山堡村,2017年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43万元,其中1万元以上来自乡村旅游,一半的人家有了私家车。

    同时,贵州实施了包括退耕还林建设扶贫工程、生态护林员精准扶贫工程等在内的“生态扶贫十大工程”,促进贫困人口在生态建设保护中增收脱贫,确保到2020年,通过生态扶贫助推100万以上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其中,生态护林员精准扶贫工程将覆盖5.2万户贫困户,实现人均增收2300元左右。

    在铜仁市佛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26名生态护林员全部从贫困户中产生。村民胡永江家因病致贫,去年他被聘为生态护林员。“做好巡山工作,一年下来有1万块收入。”他说。过去,村民烧火用柴,还有的烧木炭增加收入。而这些,现在已被山地旅游取代,一些村民开设农家乐,挖掘民俗文化,开发地方菜品,逐渐吃上了“旅游饭”。

    贵州省发改委副主任张美钧表示,近年来贵州“生态扶贫”渐入佳境,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致力于将贫困地区的自然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了“百姓富”和“生态美”的统一。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的“绿色之路”

      

    “江口沉银”发掘现场

      

    瞬变电磁仪在M3异常区观测

      

    李明雄和他绘制的“江口沉银”示意图

    随着岷江丰水期的到来,为期3个多月的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工作告一段落。根据4月中旬眉山市举行的“发掘成果通报会”通报,本次发掘共发现文物3万余件,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其成果备受世人瞩目。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次重点考古发掘区域,正是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李明雄等人25年前通过磁法确定的M2-M3区域。五一前夕,这位70多岁的老地质向记者讲起了当年参与“江口沉银”考古勘查时的情形。

    五一将至,在位于成都枣子巷的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的总工程师办公室里,70多岁却依旧红光满面的李明雄高级工程师,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了他当年亲手绘制的并被政府当时要求不得泄露的“江口沉银”示意图和地形图。这距离他最早参与“江口沉银”物探工作,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

    机缘巧合——

    物探队应邀参与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

    时光倒退25年。

    1992年12月上旬的一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明清历史的王纲教授急冲冲地走进了物探队生产科,正好碰见了李明雄。一番寒暄后,王教授表明了来意,希望物探队派出地质科技人员参与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江口沉银”的考古勘查。李明雄没有半点迟疑就答应了,并立即向队上作了汇报。

    李明雄之所以答应得那么爽快,是有原因的。李明雄本来就是彭山人,他的青少年时期都是在彭山县城度过的,关于“江口沉银”的传说以及“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得成都府”的童谣早就耳熟能详。石虎、石龙,李明雄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他听说过张献忠十万大军千船金银沉入江底的故事。李明雄小时候,还听说过有老乡从河底摸起过铜关刀、在双江镇钓鱼时钓起银元宝的事。

    1960年,李明雄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就读地球物理勘探专业。1965年参加地质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地球物理勘探,足迹踏遍了四川、河南、青海、贵州、安徽、陕西、内蒙古、新疆的山山水水。利用物探这个勘探利器,李明雄建树颇丰:在固体矿产方面,分别在河南、青海发现了富铜矿、富铁矿;在石油天然气方面,经过10年的潜心钻研,李明雄独自编写完成了四川盆地利用重磁资料预测天然气勘查开发前景研究报告,预测出了四川盆地48个天然气远景区,其中龙泉驿洛带和苍溪县元坝两个地区已被后来证实为特大型天然气田,预测准确度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勘查地下水方面,李明雄主持的项目在川中南部、仪陇等7个县13个乡镇寻找地下水取得良好效果,解决了这些地区的干旱缺水、人畜饮水难题。而用物探手段参与考古勘查,技术水平自然不在话下。

    1992年12月23日,时任彭山县政府县长助理的吴景才主持召开了合作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的协商会议,就合作事项、方式、探测范围、时间、探测手段、技术力量和其他事项做了议定并签署了协商会议纪要。这是一次高度保密的会议,物探队作为勘探技术队伍,将无偿进行勘探工作,当地政府只为勘探人员提供食宿方便。

    多部门联合探寻江口段河道文物的大幕,悄然拉开。

    科学探测——

    激电法、磁测法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点

    很快,项目组便制定了详细工作方案。

    探测范围:双江镇街北段往北500米处府河与古南河口交汇处下游至邬店渡口之间,全长约3公里。宽从府河上游的右岸(临双江镇一侧)至左岸河道100米范围内。探测深度为地面(或水下)6米左右。

    工作时间:1993年1月3日至9日,一星期内完成初步试探工作。试探工作结束一星期内向彭山县人民政府提交探测结果报告。

    ……

    这些内容,摘自1993年1月15日,由李明雄作为第一编写人编写的《四川省彭山县双江地区探测金属工作成果报告》。已经有些泛黄的纸张,老式字钉打字机打出的文本,油墨虽然浓淡不均,但内容仍然清晰明了。

    1993年1月3日上午,李明雄一行10人从成都出发,当天下午到达双江镇后,就立即开始探测工作。

    李明雄他们所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了解当地的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他们踏勘发现,工作地段大部分在府河和岷江河道中进行。河道两岸为河滩地——第四系冲击层,河道靠双江镇岸边一侧为白垩系上统夹组砖红色砂岩夹泥岩,工作河道以及河滩地为无磁性和激发极化率较低(小于2%)的岩石出露地区。这样极小磁性干扰的地区,恰好有利于开展激电法和磁测法等物探工作。

    “所谓的激电法,就是通过当时的DWJ-1A型微机激电仪开展探测,其原理是通过观测到金属产生的激发极化点位变化,从而达到寻找金属的目的。”李明雄介绍说,“磁测法则是采用JGS-Z/MP-4-A型磁力仪,通过观测磁性金属产生的磁场特征达到寻找磁性金属的目的。”

    在工作区域,每隔200米,就确定为一条勘测线。勘测线两岸先在事先确定的测点各稳稳地埋下一根木桩,然后用一根绳索将两岸的木桩连接起来,载有工作设备和人员的船只顺着绳索开展工作,每隔5米就要进行一次探测。一条200米长的工作线上,就密密麻麻布置了40处探测点。“之所以这么加密,就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异常点。”李明雄说,“有些重点点位,还要反反复复核查很多遍。”

    利用激电法,李明雄他们完成了剖面16条,剖面线距100米、200米,点距4米,剖面总长度1240米。

    冬季的双江镇,岷江上寒风凛冽,李明雄他们拿仪器的手冻得通红。越是冻得瑟瑟发抖,越不敢有丝毫懈怠。一些水流湍急的区域,工作开展起来非常困难,探测机械无法正常工作,必须耐心细致,反复调试。为了赶进度、抢时间,李明雄他们天一亮就开工,一直忙到天黑不能开展探测才打道回府。即使回到住所,晚上也得加班加点统计汇总有关数据,研究部署第二天的工作。

    此外,李明雄他们还大胆创新,在进行测线标志和成图方法时,由于工作地区没有大于1:2.5万比例尺的地形图,他们便用国家测绘总局1967年出版的1:5万地形图放大10倍绘成1:5000地理图作为工作用图,采用测绳量距,地质罗盘定向确定测线位置,并用黄油漆在靠双江镇岸边一侧的固定建筑和原生岩石处标记测线号,便于以后查找。

    同时,磁测工作分别在从上至下的7个区域开展,分别标注为M1、M2……M7。项目人员共完成高精度磁测剖面72条,点距4米,剖面总长度7030米,每个区域的探测结果都作了详细的记录。例如被李明雄他们认定的重点区域M3是这样描述的:“M3地段(3、4线剖面一带)。4线的局部磁异常显示较好,这里水深5米,是河岸向内弯曲的回水处,也是物件容易沉没之处。推断此处有铁及其他金属器件存在的可能,埋深水面下6米左右。”

    李明雄还透露,那次的勘测工作是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甚至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当地一些老百姓常来打探,问他们是不是在找张献忠沉船的宝贝,李明雄他们也只是摇摇头说:“我们搞水文工作,正在进行水文地质测量测绘。”

    那次探测工作结束后,李明雄他们进行了详细总结,并给彭山县政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希望对M1、M2、M3、M4这4个异常地段,进行更为详细的探测,将最初200米的线距加密为20米,点距4米,以便更准确定位和划定异常范围。在详细探测的基础上,选择1~2个较好的异常地段进行试挖和打捞工作。

    回到成都后没几天,李明雄他们就拿出了《四川省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探测金属工作成果报告》,并提供给了彭山县政府3份,其中1份保存在该县文管所。

    铁证应验——

    本次重点考古发掘区域即为25年前磁法确定区域

    那次“江口沉银”探测工作结束后,李明雄所有的心思好像在一夜之间全部呼叫转移到了“江口沉银”这件事情上。他结合探测,苦心收集相关资料,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绘制出了“藏宝图”,也就是“江口沉银”示意图。

    最初的几年,李明雄一直沉默不语,“江口沉银”的事他都只字不提。因为他知道,这件事一定要高度保密。

    1999年4月23日至28日,《成都商报》连续一周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江中有沉银千船》《藏宝图货真价实》等有关启动“江口沉银”勘探发掘的报道。这其中大声呼吁的,甚至提出“耗资200万,围堰截流探测打捞”建议的,正是当年邀请李明雄他们参与探测的历史学家王纲教授。

    为“江口沉银”魂牵梦绕的李明雄再也坐不住了,认为是时候现身了。4月28日,李明雄拿着自己绘制的“藏宝图”前往《成都商报》社。第二天,《成都商报》就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省地勘局7年前曾寻宝并绘详图——三处有宝》的报道。1999年5月18日,李明雄首次在电视荧屏上讲述了自己和同事们参与“江口沉银”探测的全过程。

    从首次参与探测工作后,李明雄就注意收集国内外的相关报道,目前已经收集了厚厚一大本,一有空就拿出来翻阅,看看有什么新的发现。每次回彭山老家,他的心思也更多地在收集有关传说和图文资料上。

    2009年4月28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高科资源探测仪器研究所梁庆九所长,带领师生采用CUGTEM-4型瞬变电磁仪,对李明雄他们当年探测发现的重点区域——M3异常进行详查,结果发现异常达上万数量级,局部异常范围7~8米,厚1~2米,推断低阻金属物达到100多公斤。李明雄和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组全程参加了此次勘测。

    为了更科学、更直观地解密,中央电视台除了找到了李明雄进行深入细致地采访,还专门邀请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物探所的有关专家,带上了更为先进的探测设备,重现了当年李明雄他们的探测过程,并在异常表现最好的M3区域进行探测和科学实验。结果显示,异常仍然明显,异常带长7米、宽2米、深3~5米。专家推测,如果这些金属物是金银器,那么从体积上算,至少能够装满一辆大卡车。应邀前往探测现场的李明雄异常兴奋,时隔十多年,科技迅猛发展,今天的探测还是有效印证了他们的成果。

    更加有力的证据是眼见为实。2015年,彭山县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江口沉银遗址的特大案件,盗窃分子盗走的文物,涉及有金印金册等,价值超过一亿元。这些证据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张献忠江口沉银。

    围堰截流,一探究竟。2017年1月5日,规模空前的“江口沉银”考古发掘工作拉开序幕。通过考古发掘工作人员的艰苦奋战,已发掘面积1万余平方米,出土文物包括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同时还有戒指、耳环和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有关专家指出,这些出土文物不但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和历史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明代的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特别是进一步研究和认清“张献忠剿四川”的真伪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重点考古发掘区域,正是25年前李明雄他们通过磁法确定的M2-M3区域。

    最后让我们记住,参与1993年彭山县双江镇地区探测金属工作的四川省地矿局物探队的地质工作者的名字:李明雄、王荣汉、付绍毅、丁鉴、薛钦昌、张义德、黄正跃、冯瑞涛、罗宗孔。

    地质人绘出藏宝图
      一
      陈春亮值大夜班,6点半本该下班了。但8月8日这个早晨,他不得不留下来连续作战。昨天半夜箱式采样成功,首席科学家邓希光决定接着要冲刺本航段最后一个硬任务——用可视化多管取样。年轻的陈春亮是这条船上唯一有可视专业背景的人,他要挑大梁了。
      按照每分钟50米的速度,可视化多管取样设备下水。值班组长郝小柱从屏幕上看着仪器平稳下到了2800米,放心地去食堂吃早餐。十分钟后,坏消息传来:多管提前闭合了。
      正常的多管取样是仪器触底后机关释放驱动8个采样管自动闭合。水深5280米的站点,在水深仅仅刚过一半的地方就闭合,没什么说的,失败!
      仪器从水中提上来,大伙表情严峻。一个星期前,也是做可视化多管取样,设备出故障,仪器下到3000多米处时,屏幕就漆黑一片。那次多管取样硬是靠盲抓,样品上来,结果还不错,但就可视化试验来讲,是失败的。
      好在这次不是可视化设备出的毛病。赶紧叫来经验丰富的刘碧荣,捣鼓半天,感觉是推动杆松了。刘碧荣调紧弹簧,瓶口上方又绕了一圈胶布。
      7点多,可视化多管取样仪器再次下水。室内可视屏幕前围了一圈人。透过安放在多管仪器正上方位的摄像头,我们看到仪器缓缓地往下探,周边海水颜色从蓝,到黑蓝,在305米的时候,连仪器反光都消失了,陈春亮远程操控打开了仪器上的灯。
      3000米,屏幕上的仪器剧烈地摇动了一下,大家的心又提了起来。没事,王俊和郝小柱猜测可能那个层位有内波。3500米,4000米,5000米,5280米,屏幕上的仪器镜头突然被掀起的一团灰蒙蔽,这是运作正常的取样程序。好了!大伙高兴地喊起来。
      镜头前的画面逐渐清晰,原来透明的8个管子了明显变了模样。齐磊使劲盯着屏幕看取的样品。今天这8管样品,6个已经名花有主,假如失败2个管,他就没戏了。
      中午1点多,多管取样仪器上来了,只有一管漏了,其他样品完好。邓首席满意地站在一边说笑,齐磊开心地围着样品忙前忙后,陈春亮喝了一瓶矿泉水,说真困,睡觉去了。

      二
      海水像一面镜子,白日的阳光、云朵、夜晚的月亮、星星都在它上面反射自己的光影。它本身是透明的。
      可谁能用肉眼看到海底下的山川丘壑?没有。因为它太深了。在我们眼睛和洋底之间,存在着几千米海水的间隔。对于海洋调查工作而言,间隔越大,难度越大。
      一直以来,人们都在探索如何将可视化广泛应用到海洋调查中,新近研发的国产“蛟龙号”、“海马号”都在高清可视化应用上有突破。
      就在去年8月,邓首席乘坐“蛟龙号”下潜到5000多米深处,在只有5个立方米的狭小空间,他和其他两名科学家透过窗口看采薇平顶海山坡上生动的大世界:翻卷身姿的海参、憨态可掬的海胆、树枝繁茂的珊瑚、在镜头边游戏的鱼儿。
      可视技术的运用,对于海洋资源和环境调查意义深远。邓首席告诉记者,传统的调查仪器都可以采用可视化技术,这一点,理论上可行,实践上也已有成功先例,但在“海洋六号”,这是首次用传统仪器进行可视化作业。这次的可视化多管取样,是新的探索。


    拆下样品管


    样品拿到,先把水和泥做第一次简单的分离


    用淡水冲洗保养可视化使用的光纤缆绳
    透过海水
        当地时间8月12日,“海洋六号”结束大洋32航次首航段任务,开始驶向夏威夷。晚上8点,5楼会议室特意给这次要离船的20个科考队员开了个座谈会,其中有个小创意,就是给让每个人面对着摄像机镜头给“海洋六号”作表白、谈体会。这种场合难免伤感,别人流泪我都不会感到意外,但唯独凤凤不一样。
      凤凤姓乐,人如其姓,生活中一直都乐呵呵的。面对摄像机说起船上兄弟姐妹们的和谐友爱,她也忍不住红着眼圈泪汪汪了。这让站在对面给她拍照的我,百感交集。别看81年出生的凤凤年龄不算大,但却早已有了8年的出海经历。这回来“海洋六号”之前,她刚跟随“雪龙号”船从南极科考归来。我曾经问她,记得自己到底出海多少次了吗?她笑着摇了摇头说,还真没有认真数过。
      开开心心忆出海
      每次跟凤凤聊天,最爱听她讲自己的海上生活,也最爱看她讲完精彩或惊险片段之后那阵开怀的笑。在国家海洋局二所读研毕业后,凤凤凭着扎实的专业功底最后留在了二所工作,从此跟海洋生态研究结下不解之缘。06年第一次出海的那段经历至今都让她难以忘怀,因为那也是她晕船最厉害的一次。她记得当时在船上吐得一塌糊涂,只能天天躺着煎熬度日,其间师兄们喊她到实验室一起去工作,结果她靠墙瘫坐在实验室的椅子上,根本什么都干不下去。一直呕吐到第5天的时候,船上说,依照这种晕船状态,她可以靠岸离船回家了。“当时一听这消息,我立马精神了,从床上爬起来连行李都没有拿就往外走!”说完,凤凤一阵开心地笑,而我却从中悟到了出海人的不易。后来的许多次出海,对于她来说也就成了家常便饭,慢慢适应海上生活了。
      对于凤凤来说,这些年最惊险的出海经历,要数那次杭州湾搁浅事故了。当时,她正在做实验,突然一阵猛烈摇晃之后“哐”地一下,“感觉整个实验室都是倾斜的。”气喘警报响起,放下手里的东西抓起救生衣就冲向了甲板。跑出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科考船搁浅了,大家便穿着救生衣上了岸。后来发现,船搁浅之后停在那里并没有那么危险,便纷纷回船里拿自己重要的证件。等出来之后,又过了好久,发现船也没有什么动静,便又先后跑回船去拿自己的电脑笔记本之类的重要行李物件。“就这样,我们穿着救生衣,先后三次回船里拿东西,最后实在无聊,干脆在岸上打起牌来,等待涨潮的时候上船。”回忆这段经历,她欢快的笑声时刻感染着我。
      说到这次来“海洋六号”之前的“雪龙号”南极科考之行,凤凤记忆犹新。本来她应该是在春节之前就得赶往南极的,结果恰巧“雪龙号”接到了搜救俄罗斯科考船的紧急任务,她的南极之行也因此推迟到了2月底。“正好也让我在家里舒舒服服过了个春节,直到大年初三我才出发。”更让凤凤想不到的是,她结束南极科考的那一天,“雪龙号”又接到搜索失联马航的紧急任务,船上突然临时决定一批人要立即下船,“当时场面特别热闹,大家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就这样,2014年全球关注的两件大事,让凤凤的南极之行更富有传奇色彩。当然,南极风光也是让她最惬意的,她把这些美好的回忆在“海洋六号”海上讲堂上给大家一起分享。
      难舍难分在“海六”
      来到“海洋六号”上,她在4层后甲板仅靠船舷的地方,开辟了自己一块两三平米的“实验田”。在那里,清晨她会用绳子甩出红色的小桶从太平洋上打上来纯净的海水,装在桶里进行二氧化碳加富培养实验,据说是7天一个周期培养浮游生物。海洋生物环境调查设备从海底收上后甲板之后,她也从容地出来取样样品,然后静悄悄地回实验室进行样品处理。她最忙的时候,从早到晚、从深夜到凌晨,似乎我什么时候进实验室她都在里面忙活,于是我跟她开玩笑:“你怎么总是在这里,不睡觉啊?”她笑了:“我怎么也总看见你呢!我中间回房间睡过两三个小时了好不好!”最近海上作业连续采样,她说很多样品都必须连夜现场处理才行。“海洋六号”航渡期间,凤凤作为青年突击队队员,参与主持了船上自娱自乐的晚会,那也是我见她笑得最多的一次。
    在“海洋六号”上,我曾陪她一起做实验、打乒乓球、看夜空、坐吊床、蒸桑拿、泡泳池……基本能做的都毫无遗憾地体验过了。只是感觉,日子过得太快了,陪她的时间还是太少了。看着她每天都这样开心,我问她喜不喜欢出海,她说“不喜欢”,如果非要出海不可的话,还是更喜欢“奋斗号”之类的小船,因为可以出海很短时间就可以回家看看。这时,我忽然意识到,她也是一个牵挂儿子的母亲,一个时刻想家的女人。她和其他科考队员一样,“风光”出海的背后有太多碰不得的痛;也和其他科考队员一样,有着乐观、豁达、坚韧的大洋气质。
      马上就要离开“海洋六号”了,凤凤面对摄像机谈体会,眼圈红了。我一如既往地跟她开玩笑,笑着指了指我自己,想帮她缓解一下情绪。她竟然特意提起了我,当时感动得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只感觉心里阵阵酸楚。“毛记者,你能不能回应我一下啊?”她的一句问话,竟然更让我说不出话来。我走上前去默默拥抱了她,其实我很想说:“好姐妹,咱都不哭!”








    记者随船手记之十九:凤凤的海上生活

    美国地调局


        2008年5月12日上午,美国地调局在第一时间里,通过CoreCast(一套直接向听众介绍有关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卫星图片与监测、水质、人类健康和野生动物疾病等科学观点的广播)报道了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地震的有关情况,由美国地调局国家地震信息中心的负责人Harley博士与CoreCast做了连线报道,涉及内容有:其广播录音和脚本文件均可从美国地调局网站首页上下载(如图)。

        同时,美国地调局还在地震中心的网页上,公布有关中国四川地震的详细资料,包括地震的详细信息(Details)、基本情况(Summary)、图件(Maps)、科技和技术数据(Scientific & Technical)等。 

    Magnitude

    7.9

    Date-Time

    ·                                 Monday, May 12, 2008 at 06:28:01 UTC

    ·                                 Monday, May 12, 2008 at 02:28:01 PM at epicenter

    ·                                 Time of Earthquake in other Time Zones

    Location

    31.015°N, 103.365°E

    Depth

    19 km (11.8 miles) set by location program

    Region

    EASTERN SICHUAN, CHINA

    Distances

    75 km (50 miles) WNW of Chengdu, Sichuan, China
    145 km (90 miles) WSW of Mianyang, Sichuan, China
    345 km (215 miles) WNW of Chongqing, Chongqing, China
    1545 km (960 miles) SW of BEIJING, Beijing, China

    Location Uncertainty

    horizontal +/- 4.6 km (2.9 miles); depth fixed by location program

    Parameters

    NST=236, Nph=236, Dmin=592.4 km, Rmss=1.19 sec, Gp= 25°,
    M-type=moment magnitude (Mw), Version=A

    Source

    ·                                 USGS NEIC (WDCS-D)

    Event ID

    us2008ryan

        1989年曾发生过6.1级地震;1933年发生7.5级地震,9000人死亡。该区地震不算频繁,但没有预计。
    地震主要发生地震活动带上。大盆地的边缘,NE、EW向,在龙门断裂。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东部发生7.9级地震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四川地震,是由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东南走向的逆向断层或逆掩断层运动造成的。地震震中及其震源机制与发生在龙门山断层或一条构造相关断层的运动一致。地震反映了地震应力的释放,这种能量源于地壳物质从青藏高原缓慢向西运移,与下伏的四川盆地和中国东南部的刚性地壳碰撞所产生。
    从大陆尺度来看,亚洲中东部的地震是由于印度板块以50mm/年的速度向亚欧板块的北向汇聚所造成。两大板块的汇聚伴随着广泛的亚洲高地隆升,以及地壳物质从隆起的青藏高原向东部运移。
        四川盆地西北边缘以前也曾经历过破坏性的地震。1933年8月25日7.5级地震造成9300多人丧生。

     英国地调局报道


       英国地调局在网站以“China hit by earthquake”为题进行快速报道(见图1)。

      

        详细报道如下:
    地震警报:2008年5月12日UTC(世界协调时)06:28分,中国四川东部发生7.8级地震
    日期:2008年5月12日
    发生时间:UTC 06:28分00秒
    经纬度:北纬31.104°/东经103.270°
    深度:10km
    震级:7.8级
    地点:中国四川东部(四川成都西北西方向90km;中国北京西南方向1545km)
        据最新报道,在中国西南的四川省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12000多人丧生。地震发生在四川东部,成都西北方向92km处。远在1500km以外的北京也有强烈的震感。本次地震的规模足以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地震震中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四川盆地西北边缘的山区中。此次地震是由于盆地边缘的断层(striking thrust)向东北方向走滑运动所引起的。
        亚洲中部和东部的地震活动主要是由于印度板块每年以5cm的运动速度向东运动,与欧亚板块碰撞所引起。碰撞造成喜马拉雅和青藏高原隆升,并引发相关地震。这种变形挤压还造成高处的青藏高原地壳物质向四川盆地和中国东南部挤出。
        中国频繁遭受大型乃至灾难性的地震。1933年8月,此次地震东南方向90km处发生了7.5级地震,毁灭了叠溪镇及其周边的村庄,并引起大量的滑坡,阻断河流。那次地震造成了9000人丧生,尽管对成都的毁坏不大。

    四川地震在BGS台站上的记录

    青藏高原东部的断层与地震的关系图

    四川7.9级地震之后的余震分布图

    日本地调局


       日本地调局应对四川发生的地震专门组织“对应事务局”,设置在日本地调局情报中心的地质调查规划处。
       另外,专门建立一个网页,第一时间发布地震灾情。 

    图  中国四川省地震汶川周边地区地质构造和地震史


     

     

    美国地调局、英国地调局、日本地调局对四川汶川地震...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

    黄土悠悠祭忠魂

    温家宝在地质系统工作时期的部分笔记本。

     

    1984年10月,温家宝在苏联考察期间,与苏联地质专家座谈。

     

    1985年4月,温家宝在江西912队查看钻孔编录。

     

    1985年3月,温家宝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观察岩芯。

     

    温家宝在野外工作时用过的地质锤、罗盘、放大镜、小刀、计算尺、水壶。

     

    “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我在野外观察时十分细心,一丝不苟。为了定一个点,有时要跑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从不敢马虎。在行内,有“遥测点”的说法,即通过远远眺望,可以看到岩石、地层、构造。但如果上去实地观察,就要攀很高的山,走很长的路。于是,有人就将远远看到的地质现象加以描述,并根据观察点附近的地貌特征在地形底图上定点了事。在野外考察中,我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因为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能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我也要到实地进行观测,认真地记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我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

     

    地质队员在野外考察时的工作和生活是单调枯燥和艰苦危险的,但也充满了神奇和乐趣。我平静从容地面对艰苦,在困难的环境中保持尊严,保持心灵的纯洁和美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这样的内心,有着常人的愿望和追求,也有着神仙般的诗意和广阔。

     

    我喜欢层峦叠嶂的山峰。我们常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工作,每次上山,除了几个地质人员外,很少能见到人。有时,骑着牦牛或骆驼要走上一天。我一边走一边唱,把从小学会的歌曲都唱上一遍。空旷的山野,只有我的歌声在山谷里回响。

     

    ——摘自引言《梦里常回祁连山》

     

    “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

     

    现在,同事们都在打扑克。我不愿在那上面多浪费时间。我想,只有把别人玩耍的时间,都用于工作和学习,才能弥补我资质的不足,才能不空耗生命,才能在有限的生命中为人民做更多有益的事情。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0年5月18日

     

    “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

     

    今天是劳动节,照例休息。准备节日晚餐,忙了一天。下午6时许,晚餐结束。有的躺下休息,有的下象棋、打扑克。我和往日一样,总是看书。手头上的书不够,就反复读几遍。鲁迅的《呐喊》已经读三四遍了。有时为增进记忆,就抄书。昨晚和今早,看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1974年5月1日

     

    “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光阴荏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看看自己,已经进入壮年了。在生命的长途上,我必须抓紧这每一天,每一年,刻苦地学习,努力地工作。一息尚存,我决不放弃为人民积累知识,再服务于人民。每晚都在读《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篇恩格斯的光辉著作。生活很紧张,也很丰富。

     

    ——摘自祁连山工作日记 1974年7月14日

     

    “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了一件毛衣”

     

    那时的地质队属后勤保障比较好的单位,劳保用品每两年发一套老羊皮里、蓝色或灰色卡其布面的皮衣皮裤。皮裤穿得少,只在出队搬家坐汽车时穿;皮袄则是御寒必备品。天气冷时,里面还得套穿一件毛衣。身上这件驼色毛衣,是妈妈怕我到西北冷,特意亲手织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穿上这件毛衣,既暖身也暖心。摸着这件毛衣,仿佛看到妈妈灯下织衣的情景。那时,我常常想念在乡下劳动的爸爸、妈妈,他们年近花甲,在乡下已经待了4年了。

     

    ——摘自祁连山地质笔记《五个山》

     

    “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

     

    1976年10月,我们党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文革”内乱。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揭开历史转折的新篇章。人们心头久压的乌云一扫而光,大家精神舒畅,干工作的劲头都很足。

     

    我个人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党中央提出实行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之后,我开始走上基层领导岗位。1978年12月,我被甘肃省地质局任命为地质力学区测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党委常委,分工主持地质力学队的生产工作。

     

    我非常关注队里职工们的生活,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尽可能地为大家多做些事。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绝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此,从担任领导工作的那一天起,我便下决心认真钻研科学技术,尽快熟悉地质工作的组织管理,不敢有丝毫放松。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

     

    刚到政研室(1982年11月初,任地质矿产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我对工作环境和人头都不熟悉,更不谙待人接物之道,甚至连学都学不会。我就像看见生人就怕,躲在角落里不说不笑的孩子。但是,我必须坚强地走下去。

     

    经过接触,我了解到,政研室的几位同事业务扎实,对地质管理熟悉,文字水平高。和他们比,我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人地两生,面前的路很难。怎么办?我想,要自信,不要逃避困难,不要妄自菲薄。要有勇气,凡做一事,定要排除万难,奋力前行。通往真理和成功的路,是崎岖的路,它只欢迎具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勇敢者。事实上,我在甘肃就是这样从地质队到地质局走过了十五年。我相信,靠自身的努力会走下去的,关键是要有学识、有建树。我暗下决心,一切从零开始,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人们常说,“先有伯乐,后有千里马”。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千里马”,但我要感谢那些认识我、了解我、信任我并给我锻炼机会的“伯乐”。没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没有像孙大光等一批令人尊敬的老同志,我仍可能还在大山里。因此,对我来说,为“官”本是偶然之事,特别是进京“做官”,是自己根本没想到的。

     

    我常想,生活对我是公平的。岂止是公平,甚至有些偏爱。机遇也是难得的,许多人比我有才华,但却没有我这样的施展条件。现在,主要是自己要有知识、有力量,有胆略。在这些方面,我还差得那样远,知识不足,经验不多。我必须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在学习和事业上。

     

    1983年3月下旬,我在东北调研途中获知被增补为党组成员。我感到身上的压力平添了很多。

     

    5月24日,部党组召开在京处级以上干部会,进行副部长人选民意测验。同时,对我在甘肃地质局的表现进行调查。民意检测的结果表明,我受到大多数人的信任。党组又集中大家的意见,将人选提交处以上干部讨论。我又得到干部群众的肯定,而且意见较为集中。孙大光对朱训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

     

    10月10日,经中央批准,国务院任命我为地矿部副部长。我开始参与领导地矿部全局性工作。这一年,我41岁。

     

    望着那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老同志,我心中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在我还未出生时,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在我上大学时,他们已经担任了部级干部。他们为革命和建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如今又甘当年青一代的园丁和“铺路石子”。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11月1日,我在党组会上说:

     

    “在这样短的时间,由于党的信任和工作的需要,我被连续提拔,担任如此重要的责任。而今天的我同昨天的我并无多大变化。我深感自己的知识水平、经验积累和工作能力,同党和人民的要求,存在不小的差距。我必须保持清醒,更加自觉、奋发有为,大胆地独立负责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知识水平和工作能力。”

     

    ……

     

    我曾在工作笔记上写道:“硬是同自己的公正廉明分不开。”在第二页写了四段话,其中两段分别是:“要做一个为坚持真理不怕被打倒的人。胆大心细,既要有硬劲,又要讲方法,处理问题要留有余地。”“要敢于面对现实,勇于对人民负责,在困难面前不退缩,立志采取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

     

    这是我的誓言,也是我的座右铭。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引言《情系地矿思随行》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人的价值不是用工资的多少作为尺度的,人对社会的贡献也决不是以挣钱多少可以衡量的。今晚我决定第二次放弃提级的机会。第一次是在77年底,那次队上十四个单位有十三个半单位的同志提我,我写出大字报坚决让给那些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同志。这一次是我在被提升为副队长之后,又有多数单位的同志同意我,由于我主持队上的工作,不能先为自己打算,我又决定放弃这次机会。

     

    我的孩子将来读到这些记载,会知道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他是如何处理同党和人民的关系的。我要教育他们从小就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不靠天、不靠地,也不靠父母,自强自立。说实在的,作父亲的除了在道德品质上能给孩子作个楷模外,别的不会给予什么。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15日

     

    “一个忘不掉的场景”

     

    今天是星期日,上下午又均到队上办公了。

     

    下午见到几个衣服褴褛的孩子捡煤球,不由地想起去年12月25日在酒泉火车站遇到的那个孩子……

     

    那天,我送莉与春女上火车去兰州。晚上九点多钟,候车室大厅里烟雾腾腾,呛人的旱烟味熏得难忍。候车室温度不高,许多人围着一个铁炉子烤火,几乎都是乡下的农民。聪慧的春女依偎在我的身旁,孩子穿的很暖和,毕竟是在屋里,我把她的那个棉大衣脱下,免得外出感冒。这时莉忽然发现火炉旁边有个光身的孩子在睡觉,孩子长发垢面,上身一丝不挂,身上也涂满了污泥,下身穿的是破旧的裤子,无疑是个贫苦农民的孩子。我凝视着,此时莉在我耳边的许多话我并未听进去,而是陷入了苦苦的沉思……

     

    多少天来,那个光身的孩子和烟气腾腾的候车室一直浮现在我的脑中,难以忘却。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1月21日

     

    “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

     

    西北的夏日照例是不热的,晚风吹拂,还有些凉爽。

     

    我坐在家中,静静地回忆三十七年的道路,思考着未来,用得着一句话概括,还是那颗倔强的头颅,还是那颗赤诚的心。三十多年的历程可以说是一帆风顺,这并不好,容易满足,而且经不起波折。我准备后三十年不折不挠,逆水行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远大的目标,还得从点滴做起。对生活仍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无论多大的压力,不要中断学习和工作。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79年7月24日

     

    “人们常恭维我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七日独身一人到兰州的,任职是省委七九年九月份批的。三个月来外出开会几乎占据了一半多的时间,其余主要是处理日常处务工作,根本没有什么起色,每日或参加一些会议,或批阅些文件,或坐在那里东翻翻、西看看,日子就这样从身边过去了。到了晚间,人们匆匆回家过那些小康生活,而我常独自一人默然呆坐。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也缺少目标,空费精力,磨人生命。人们常恭维说,三十多岁即当了处长。而在我看来,除了日益增长的虚荣之外,哪有什么意义呢?人的生命这样度过,该是多么可怕而又可悲啊!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0年3月16日

     

    “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不图虚名,不鹜虚声”

     

    今日接局党委通知,据地质部政治部政组84号文批复,经部党组批准,我被任命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我的奋斗目标:要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有较高的理论修养,要确立政治经济学的主攻课题,并在某一两个领域的研究上有所创见;要熟悉地质业务技术,尤其是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在指导地质工作中要运用自如,在地球化学和成矿理论方面要选择课题,深入研究,力争有所成效;要刻苦攻读外语,三五年内,亦即45岁以前要攻破英语;要做一个干练的管理干部,有远见卓识、明确目标,又脚踏实地、埋头苦干;要不图虚名,不鹜虚声,做事要有计划,应该办的事切实抓紧,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力求避免。

     

    立大业必须有大志,实现自己的目标更要有非凡的勇气和极顽强的毅力。我将为祖国奋斗一生,并将此精神留给我的儿女。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1年4月7日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

     

    十一月初接通知,经中央组织部批准调部,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地质矿产部)。

     

    十一月八日去陕西,调研科技进步问题。

     

    十二月四日返京,正式报到上班。

     

    十天来,熟悉情况,完成陕西调研报告初稿,十一日上午向部汇报。

     

    珍惜时间,提高效率,等于延长寿命。

     

    得官不欣,失官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置生死于度外,视富贵于粪土。

     

    自不惑年起,要有个新的开始,不贪一得之功,不存一孔之见,卧薪尝胆,刻苦学习,求真知灼见。自勉。

     

    ——摘自管理工作笔记1982年12月16日

     

    “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

     

    母校培养了我克服困难、勇于担当的勇气。

     

    选择了地质,就选择了艰苦。从入校(北京地质学院)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长期吃苦的思想准备,抱定以极大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我深信奋斗可以创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然而,困难来得比预想的要早。入学仅几个月,我便患上了浸润性肺结核。那时,肺结核是一种可怕的病。刚上大学就染上了这种病,又要全休、不能上课,这对我是个打击。但我认为,人要垮,首先精神先垮。只要精神不垮,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我的意志和身体。因此,我从不放弃锻炼身体,更加努力自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参加考试的几门课程,包括没有上完的结晶学都获得了优秀。半年后,医生允许我每天学习4小时,以后又增加为8小时。但我不把自己当成病人,坚持跑步、打球,不仅全天上课,而且早起晚睡。班上的同学都忘记了我还是个病人。殊不知,我是直到大学临毕业时才摘掉肺结核的“帽子”。大学五年全部考试课程(除一门外)、所有教学实习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都获得了优秀。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

     

    在学校学习期间,我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和哲学书籍,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著作,也读林肯、华盛顿、丘吉尔、甘地的书;读孔孟老庄、商鞅、王安石、范仲淹的论述,也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亚当=斯密的名著。我特别爱读名人传记。《马克思传》、《恩格斯传》我爱不释手。马克思“为世界工作”的名言一直激励着我。这些著作震撼了我的心灵,锻造了我的意志,照亮了我生活的道路。我不仅读书而且笔记。我经常把名人格言抄在笔记本上,常看常思,常看常新,激励自己,下决定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

     

    ……

     

    到了兰州工作后,我还想学英语。1980年夏天,我报了职工业余英语学习班,每周三个晚上上课,每学期学费8元。一个近40岁的人,与一群年轻人一起学习,更应该努力。我的英语发音不准,常混有俄语的口音。有一次,老师让我站起来朗读课文,因为发音不标准,老师还在课堂上调侃我。即使这样,我还想一直坚持下去。后来因调到北京工作而停止了。我只学了两个学期。至今,我仍为未能完全掌握英语而深感遗憾。

     

    ——摘自学习研究笔记引言《积累知识为人民》

     

    (日记来源:《温家宝地质笔记》;图片由地质出版社提供)

    温家宝笔记日记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