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燃冰勘查利器——海马号无人潜水器

新华社发

勘查团队在祁连山南缘钻探发现“可燃冰”。

冀 业摄（资料图片）

近日，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成功获批为中国第173个矿种。这虽然是业界和公众意料之中的事，但还是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人们由此预见，可燃冰作为一种战略性绿色能源，在中国获得了相应的法律地位，必将在勘查和开发利用方面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可燃冰被誉为“未来能源、洁净能源和21世纪能源”，这一方面在于其有能量密度极高、非常洁净等特质，另一方面在于其分布范围广、资源量巨大，可以为人类提供持久能源支持。对于环境资源压力巨大的中国来说，可燃冰更是承载着变革能源结构、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梦想。20多年来，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懈努力、忘我奋斗，不仅系统提出了被实践证明正确的可燃冰成藏理论，而且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可燃冰资源综合勘查高新技术体系，为可燃冰的开发和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储量家底知多少

在标准状况下，1立方米可燃冰可释放出164立方米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能量密度是天然气的2-5倍、是煤的10倍。这是人们对神奇的“冰火”津津乐道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一种能量密度极高的物质，在地球上储量非常丰富。国土资源部天然气水合物重点实验室总工程师刘昌岭研究员介绍说，如果把全球可燃冰的储量折算为有机碳资源，其有机碳占总量的比例超过53%，而煤、石油、天然气三者有机碳之和仅占26.6%，也就是说，前者是后三者之和的约2倍。国际上广泛引用的可燃冰储量数据来自美国科学家科温沃登，他预测全球储量为21万亿吨油当量，与美国能源部2011年发布的数据大致相当。

具体到中国，可燃冰的储量如何呢？中国地质调查局副局长王昆给出了一个数字：约800亿吨油当量。他强调，这是根据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类型及赋存状态，结合地质条件对中国海域可燃冰源量的初步预测量。冻土区是陆域可燃冰的可能成矿区，而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冻土大国，冻土区总面积达215万平方公里，具备良好的可燃冰赋存条件和资源前景。据科学家初略估算，陆域可燃冰远景资源量至少有350亿吨油当量。王昆介绍，总体上看，中国可燃冰分布广、类型多、储量非常丰富。目前，已在南海发现两个超千亿立方米的矿藏，圈定11个成矿远景区、25个有利区块。

四个勘查阶段迎头赶上

与一些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就投入可燃冰勘查研究相比，中国在可燃冰资源调查研究方面起步无疑是较晚的。据刘昌岭介绍，如果从1995年原地质矿产部设立可燃冰调研项目开始算起，不过20多年，而这20多年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预研阶段。主要开展对国外调查研究情况的调研跟踪、文献整理等工作。这个阶段有两个标志性年份。1995年，“西太平洋水合物找矿前景与方法的调研”“中国海域水合物勘测研究调研”等项目设立，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和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等机构参与其中，对水合物在世界各大洋中的形成、分布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明确指出了中国近海海域具有水合物成藏条件和资源远景。1998年，在国家“863”计划支持下，“海底水合物资源探查的关键技术”前沿性课题研究顺利启动。此外，中科院兰州冻土研究所开展了实验室合成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并通过书籍翻译将外国可燃冰领域研究进展系统介绍进来。

二是前期调查阶段。1999年，国土资源部启动了“西沙海槽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与评价”项目，首次在该区域发现了可燃冰存在的重要标志。在东沙群岛南部和台湾西南等海域，调查团队也发现了蕴藏可燃冰的证据和标志，并综合利用多种海底调查手段，包括海底取样和摄像等，对这些证据和标志进行了研究分析，初步确认了可燃冰的存在。

三是专项调查阶段。此阶段从2002年持续到2010年，参与调查的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与中石油、中石化等历时8年，实施了与可燃冰相关的4个专项，优选了南海的数个海域，开展了可燃冰调查与评价，并获得了可燃冰实物样品，取得了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中国陆域可燃冰调查也在大力推进，初步结果显示，祁连山和漠河盆地等冻土地区具备较好可燃冰成矿条件和找矿前景。

四是“127”工程国家专项阶段。2011年，“127”工程天然气水合物专项设立，按照“海路并举，先易后难”的思路，加强对南海、东海等海域和陆域冻土区的调查研究，查明中国海陆可燃冰家底，并为进一步开展资源评价和开发做好准备。上述专项实施的目标之一是实施赶超战略，使中国可燃冰勘查等技术与国际先进国家同步，为商业开发打好基础。

推进理论和技术装备创新

四个阶段，22年努力，中国不仅摸清了可燃冰家底，而且实现了一系列勘查理论和勘查技术、装备的创新。实际上，注重创新的引领作用，把地质调查过程变成科技创新的过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解决资源环境基础地质问题的能力，也是中国地质领域工作的指导思想。

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调查部副主任邱海峻指出，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可燃冰在全球主要分布有两类地区：一类是水深300米—3000米的海底，在海底以下0米—1500米的沉积物中产出；另一类是陆上冻土区。成功进行可燃冰勘查，光靠上述大体模糊的判断显然是不够的，必须摸索出适合中国海域和陆域地质特征的探测理论和方式。

刘昌岭指出，中国科学家根据可燃冰成矿原因，创新性提出“渗漏型可燃冰”概念，并将可燃冰划分为“扩散型”和“渗漏型”等几种，总结出各自的特点，指出它们在南海北部具有密切的成藏关系，具备形成的地质条件，并揭示出该地区形成了南北成带状的可燃冰富集规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可燃冰勘查离不开先进的装备，而4500米级深海遥控潜水器海马号就是中国可燃冰勘查的一大利器。它历时6年研发而成，实现了一批关键技术突破，包括本体结构、浮力材料、液压动力和推进、作业机械手和工具、观通导航、控制软硬件、升沉补偿装置等，是中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发的下潜深度最大、国产化率最高的无人遥控潜水器系统。该潜水器研发成功后迅速转化为应用，在南海北部陆坡发现了海底活动性“冷泉”，实现了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在可燃冰勘查过程中，中国科学家摸索出一套成熟的调查技术和特效探测技术。刘昌岭举例说，针对可燃冰赋存的相关地貌、沉积矿物等，勘查人员集成了一套可燃冰综合探测系统，综合“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等调查手段，该技术已成为服务海域可燃冰常规勘探的主打技术。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7年11月25日 第 08 版）

近日，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力学所”）完成的“南极普里兹带地质图（1∶500000）”“东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地质图（1∶50000）”“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地质图（1∶25000）”等3幅地质图入选由自然资源部、新华社、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冰路征程——中国极地考察40周年成就展”，展现了地质力学研究所南极地质调查工作为国家南极科学考察作出的重要贡献。

南极普里兹带地质图（1∶500000）由地质力学所三位相关负责同志于2019年完成，是地质力学所极地科学家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南极地质研究成果的总结。这张图确定了东南极泛非期构造事件的存在及其时代、变质-岩浆作用特征，确定了泛非期普里兹带的分布及其构造演化过程，对南极大陆构造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东南极格罗夫山地区地质图（1:50000）由地质力学研究所五位相关负责同志于2018年完成，是我国在南极内陆完成的第一幅大比例尺地质图。该图建立了格罗夫山地区地质构造格架与变质变形过程，包括碰撞造山期逆冲推覆构造和碰撞后低角度伸展滑塌构造过程，还对冰碛砾石带、旱漠层和陨石富集区的分布以及冰裂缝、冰川流动方向等进行了标注，具有广泛的使用与参考价值。

东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地质图（1:25000）由地质力学研究所六位相关负责同志于2021年完成，是我国迄今为止中山站所在拉斯曼丘陵地区第一张大比例尺地质图。该图建立了拉斯曼丘陵地区构造格架、变质变形过程，对拉斯曼丘陵地区岩石地层序列进行了详细划分，建立了中元古代拉斯曼群，对认识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构造演化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为中山站站区建设及南极科考的科学普及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今天（18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调局与沙特地调局签署地球化学勘查合同，这是迄今为止我国首次通过国际竞标获得最大规模地质调查国际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将在沙特阿拉伯地盾区54万平方千米内开展1∶25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实地采集水系沉积物样品90000件、重砂样品10000件，采用高精度仪器分析获得样品中76种化学元素高质量数据，并依此圈定一批找矿靶区，为沙特阿拉伯地盾区成矿潜力和远景评价提供地球化学依据，助力实现找矿突破。

（总台央视记者 李宁 陶嘉树）

在吉尔吉斯斯坦野外考察

项目组向巴基斯坦相关部门汇报工作成果

项目组同乌兹别克斯坦地质矿产研究所讨论野外工作部署

编者按

古丝绸之路，是中亚五国与中国密切联系的纽带。展望未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了中国与中亚五国合作的新纽带，将进一步助力双方关系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矿产资源合作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这为我国创新“一带一路”地学领域合作机制、共享地球科学研究与发展成果、构筑地学发展合作共赢利益共同体创造了需求与基础。目前，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推动下，我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在地质工作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再过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中国北京举行，这无疑会推动“一带一路”下一阶段的建设与发展，为包括中亚五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深化合作、共谋发展的舞台。而地质工作作为其中重点合作领域之一，也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看到第一张中巴经济走廊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图集，巴基斯坦石油与自然部部长沙希德·阿巴西兴奋地对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调中心中亚中心中巴项目组成员说：“有了这个图集，我们不仅可以进行沿线矿产资源潜力评价，而且还可用于环境地质、生态地质和医学地质。中巴经济走廊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类似的场景其实并不是个案。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在中亚中心项目组人员在其境内工作间，常常会用中国同行意想不到的方式表达同一个愿望：在地质工作领域加强互利合作，在丝绸之路上共造辉煌。

1.中亚需要统一的地学平台

中亚，既有全球重要的成矿带——特提斯成矿带横亘其中，同时也共享着天山的雄伟壮丽。

但受制于国境限制，长期以来，无论在大的特提斯成矿带上，还是在小的天山成矿带上，中亚各国都未将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成矿系统进行研究。

“新世纪后，中国在西昆仑先后发现火烧云铅锌矿、马尔坎苏优质锰矿，以及老饼—赞坎铁矿等大型、特大型矿床。这些找矿成果不仅引起了国人的瞩目，而且让相邻的塔吉克斯坦羡慕不已。”中亚中心主任李建星说，“塔吉克斯坦的同行们常常发出疑问：难道大矿不过国界？”

而类似的疑问也常会在中国同行心中升起。乌兹别克斯坦的金矿动辄几千吨，可中国境内的金矿能达到百吨级规模就会让人喜出望外。

同样的疑惑，催生了同样的愿望：将中亚当成一个完整的成矿带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在合作中取长补短、实现共赢。

2010年，中国地质调查局依托西安地调中心成立中亚地质研究中心，中亚各国地质人员的共同愿望逐渐变成了现实。到2016年底，中国地质调查局先后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4个中亚国家以及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等3个西亚国家签署了地学领域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与摩尔多瓦、芬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地调机构初步达成合作意向。中亚中心成立后，利用政府财政资金先后实施了《中吉合作境内外天山1∶100万成矿规律图编制与研究》《中塔合作塔吉克帕米尔地区1∶25万地球化学调查》《中巴苏莱曼山—喀喇昆仑山成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对比研究》等16项地学合作项目。

得益于中亚中心各项地学合作项目不断开展、多个地学研究成果不断取得，2014年，上海经济合作组织将中亚中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建设中。

2.搭上中国找矿突破的便车

2013年11月22日，塔吉克斯坦地质总局局长阿吉姆·伊布洛赫姆（现为塔吉克副总理）签发了自塔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给外国人的国家奖颁奖令：授予李宝强、计文化、孟广路等三人塔吉克斯坦地质领域突出贡献奖暨国家级一等奖，授予曹新、曹积飞、王斌、范堡程、张晶、洪俊等人塔吉克斯坦地质领域突出贡献奖暨国家级二等奖。

塔国为什么要给这些人这么高的荣誉？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来自中亚中心的地质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使塔国矿业搭上了中国找矿突破的便车。

“2011年以来，我们共在塔吉克帕米尔地区完成6.5万平方公里的1∶100万地球化学调查工作，3万平方公里1∶25万地球化学调查工作，累计新发现30多处矿点、矿化点，经野外异常查证新发现6处矿化露头，矿种涉及铜、铅锌、铁、金、银、钼等。”塔吉克斯坦项目负责人范堡程说，其中一处被他们命名为铁银山的矿点，地表发现很好的找矿标志，除了铁矿化之外，同时还伴生有铜、银、金，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更让塔国人欣喜的是，这里离中塔边境的卡拉苏口岸仅40公里。”范堡程说，塔吉克斯坦经济以农业、工业为主，而工业则以矿业板块为主。2013年5月19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在会见中国紫金矿业董事长陈景河时表示，塔吉克斯坦政府支持紫金在塔做大做强，期待紫金今后加大在塔国投资，关注和参与矿业及延伸产业和基础建设项目。“铁银山这一新发现，为塔国打造新的矿业板块奠定坚实基础。”

其实，借助中亚中心这一平台搭上中国地质找矿便车的，又何止塔吉克斯坦一家：在中亚中心的协助下，巴基斯坦在中巴经济走廊第一次拥有了25万平方公里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图件，并在白沙瓦平原碱性火成岩省发现了面积达80平方公里的稀土异常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都拥有了第一张低密度地球化学图件，吉尔吉斯斯坦还建立了中吉天山最新最全的地球化学数据库，并首次编制了中吉天山1∶100万金属矿产成矿规律图、中吉天山跨境地球化学系列图集等，共63张图件。

3.共享共赢的舞台

中吉地质合作目前已形成了生产、研究、服务相结合的合作模式，项目成果通过境外论坛、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境外信息发布会、专题成果发布会等多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发布，吸引了中国紫金矿业公司、正元公司、中国黄金等多家企业获得了采矿权和探矿权，中国的矿业投资无形中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虽然也是地球化学填图的发源地，但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技术、方法和标准仍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分析检验的元素也只有20多个。”乌兹别克斯坦项目负责人曹积飞，从另一角度对合作共赢进行了说明。

据他介绍，作为地球化学填图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前苏联解体后经济状况最好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不仅保留有完整的地质工作队伍，而且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地质工作投入。因此，在地球化学填图中，乌国对中国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的技术方法、采样介质、检验标准等都持怀疑态度，双方在合作中甚至进行了激烈争论。经深入沟通，考虑到自己没有开展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经验，乌国最终接受了中国的方法技术和相关标准。

正是这样的争论和交流，让中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技术，成为合作国家快速摸清资源家底、圈定找矿靶区的利器。

合作带给这些国家的成果还远不止这些。据了解，自前苏联解体后，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未开展实质性的野外地质工作，地质工作以纯理论性的基础研究为主。合作项目开展后，中亚中心帮助吉尔吉斯斯坦将前苏联时期的1∶5万纸质地球化学数据进行数字化，建立了吉尔吉斯斯坦1∶5万地球化学数据库，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开发利用。结合成矿地质背景研究成果，2012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全境圈定了21个找矿潜力良好的预普查选区，在经进一步研究后，2015年将这些选区精选为16个，为吉方开展找矿部署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选区的野外验证检查过程中，发现各种矿化点、矿化线索达五六十处，其中7号区发现的金矿化带，在地表露头上宽约5米、延伸达3公里，地表捡块样测试金品位达到7~8克/吨，具有一定的规模。”王斌说，更重要的是，在中亚中心地质工作模式的影响下，吉方地质人员不仅掌握了在“故纸堆中掘宝藏”的本领，而且还形成了基础研究与矿产研究相结合的新的学术氛围。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秉承这一合作理念，中亚中心在合作中，特别注重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人才的培养。每到一个国家，项目组人员在沟通好填图范围后，先做的一项工作就是进行人员培训，为他们留下利用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能快速发现资源、锁定找矿靶区且能自主开展相应工作的种子。据统计，中亚中心自成立并开展合作以来，已先后为中亚、西亚5个国家培训地球化学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数据分析人员100余名。利用这一技术和中国一样踏上地质找矿突破的快车，对合作国来说不再是个梦想。

“前苏联的几个斯坦国家，长期致力于天山、昆仑山等在各自境内的基础地质理论研究，许多成果对我们研究青藏高原的隆起、环境变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中亚中心更多的地质人员则说，在这种合作中，双方真正实现了优势互补、成果共享、互利共赢。

4.丝路上的舞者

中亚中心，承载的是丝绸之路中亚几国地质人合作共赢的愿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尽管在境外开展地质工作要面临比国内更多的困难，但中心的一帮年轻人却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异国他乡。

“巴基斯坦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大都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每年11月至次年2月是地质野外工作的黄金时期。”洪俊说，为了保证项目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中巴项目组成员已经连续两年放弃在农历新年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尽管我们每年春节后回家，心里装的都是对家人、对孩子的愧疚，但一到出野外的时候，大家又都默默地整理好行装，毫不犹豫地再次踏上征程。”

已经愧对家人了，绝不能再愧对友人！凭着这样的信念，中巴项目部的年轻人洪俊、张晶、张辉善来到巴基斯坦后，抛开对家人的思念，克服气候、饮食、文化差异带来的各种不便，手把手地教巴方派来的学员。在为巴方培养32名开展低密度地球化学填图人才的同时，拿出了令巴方满意的成果：编制了首张中巴1∶100万区域地质图，范围覆盖了中巴经济走廊沿线，在跨境成矿带地质背景和成矿规律对比方面取得新认识。

他们的倾情奉献，获得了巴方的一致认可。在给他们精心准备的告别晚宴上，巴方代表满含深情地说：“在与你们的合作中，我们不仅学到了先进的化探方法技术、样品分析测试技术，更学到了你们的敬业态度。相比与其他国家地调机构合作的经历，这是我觉得特别轻松和愉悦的合作，因为这是真正平等互惠的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项目组的王斌，则讲述了一个至今都没敢给家人讲的故事：2014年，当他们来到吉国天山做野外调查时，好不容易学会了骑马，却没想到第二天就遭遇了意外。那天，他们完成野外观察、记录、采样后天色已晚。一看夜幕降临，大家都有点着急，都想把马赶得快点，可是越着急，马越不听指挥。天完全黑下来后，“跟着妈妈一起打工”的小马仔开始乱跑起来，驮着地质队员的马妈妈开始追起了马仔。刚开始大家还能相互招呼应，可不一会儿，大家就都走散了。

刚开始王斌还隐约能听见队友喊自己的名字，但慢慢地就只能听见山谷里的风声和野兽的叫声了。无奈之下，王斌想起了老马识途这个成语，于是他紧闭双眼、松开缰绳、死死抓稳马鞍，任凭马一会爬上陡崖、一会冲下山坡，一会越过溪水、一会穿过丛林。不知过了多久，当他感觉马的速度慢下来后，睁开眼睛，一道光亮在前方闪过，“啊，公路！到公路了！”

其他人呢？正在他焦急万分的时候，嗓子已喊哑的队长李宝强、孟广路也来到了公路上。接着，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尽管有人身体被划破、有人摔伤、有人东西丢掉了，但8名队员毕竟都安全回来了。

尽管经历了这样的危险，但吉国项目的队员们，仍每天早早起床，跃马天山。

可喜的是，中亚中心的成员尽管年纪不大，但作中外友谊使者的责任心却一点也不小。2011年8月，塔吉克斯坦项目组以一处只有3户牧民的深山小村落为临时基地开展周围地球化学调查。帕米尔高原气候变化无常，白天还艳阳高照，可到傍晚却下起了鹅毛大雪。一天，当范堡程带领的小组由于车辆故障，返回临时基地已经是当地晚上9时。可回来后，却发现还有两个小组、一辆车没有归队。

已回到基地的队员顾不上吃饭，立即在范堡程的带领下，带上物资出发援救。最终，在距离基地15公里处找到了正在徒步返回基地的4名地质队员和1名雇佣的当地司机。一见面，司机大声用俄语喊着：“安东（范堡程的俄语名字），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们的。”

原来，这组人员由于汽车故障无法排除，只好徒步返回。正当他们精疲力竭、近乎绝望时，救援人员赶到了……

这帮年轻人用自己的努力奉献，不仅将中亚中心打造成了中亚国家地学共进的平台，更将中心打造成了中亚各国地质人增进友谊的纽带。

8月8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程龙牵头的海生爬行动物研究团队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研究的成果“First filter feeding in the Early Triassic: cranial morphological convergence between Hupehsuchus and baleen whales（海洋滤食方式在早三叠世首现：湖北鳄与须鲸的头骨形态趋同）”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BMC Ecology and Evolution》。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与武汉地质调查中心联合培养的博士生方子晨为第一作者，程龙为唯一通讯作者。

湖北鳄是一类史前生活在海洋中的爬行动物，与熟知的鱼龙来自同一祖先。湖北鳄是最早的海生爬行动物之一，与最早的鱼龙几乎同时在早三叠世晚期（距今约2.48亿年）出现。鱼龙在三叠纪-白垩纪晚期的海洋中广泛分布，但是湖北鳄不仅只出现在我国湖北省的南漳和远安两县交界地区的南漳-远安动物群中，而且在早三叠世末期迅速灭绝。迄今为止，湖北鳄共包括5个属种，南漳湖北鳄是其中最常见的物种。

南漳湖北鳄的吻部细长且不长牙齿，背部生长一列骨板，肋骨肿大，腹膜肋粗壮且紧密排列。南漳湖北鳄的身体笨重，在水中游泳能力较弱。以往发现的南漳湖北鳄化石标本往往呈侧向保存，无法全面观察到头骨的特征，导致不能准确认识它的生活习性。近年来，研究团队长期从事南漳-远安动物群研究，采集到了两件呈顶面出露和一件呈腹面出露头骨的南漳湖北鳄化石标本。通过对上述化石标本研究，发现南漳湖北鳄的两侧前颌骨和鼻骨几乎不接触，在吻部中间形成一条狭长的吻中缝；上颌的两侧唇边各发育一列浅槽。在几何形态测量学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与现生的130种水生四足动物进行形态趋同对比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南漳湖北鳄的吻部结构趋同于现代海洋中的须鲸。

须鲸体型巨大，是现代海洋食物链顶端的特殊类型，它的上颌生长梳状排列的角质须，只以小型浮游动物为食。须鲸在捕食时，借助吻中缝和下颌扩充口腔空间，尽可能张开大口一次吞下大量海水，接着闭上嘴巴将水吐出，海水中的食物便会被鲸须挡住而留在口中。所以，研究团队推测出南漳湖北鳄的上颌可能也生长类似鲸须的软组织。另外，结合南漳湖北鳄较弱的运动能力，研究团队进一步提出南漳湖北鳄可能类似须鲸中的弓头鲸或露脊鲸，采取游速较慢的持续滤食方式在海水表层小型浮游动物。

这种现代海洋生态系统中独特的进食策略在早三叠世南漳-远安动物群中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二叠纪末生物大灭绝之后随着生物快速复苏，现代海洋生态系统的雏形在早三叠世时期已经形成。

南漳湖北鳄滤食生态复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