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１２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３２６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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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一带一路”图示

摘要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亚国家油气资源丰富，但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基础设施建设也较薄弱。东南亚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我国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甚有优势。这样的合作方式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我国也可以优化矿业产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无论是沿线配套建设的铁路、公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还是在矿产资源勘查的基础上发展矿业，都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拥有技术、装备、资金、人才及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而且都有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及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的共同愿景。我国愿与其他沿线国家加强矿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沿线国家矿业合作提供了新机遇、新平台，广受矿业界人士的好评。矿业巨头淡水河谷负责人直言非常看好“一带一路”，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将率先受益。

矿业合作是“一带一路”战略重要内容

“一带一路”战略是综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推出的重要举措，对于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双边、多边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我国推出了3大创举，即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绸之路基金以及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共同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对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倡议，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其中，丝绸之路基金明确表示，将资源合作作为重要的融资支持方向。这些举措将为矿产资源合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资金支持和贸易便利化服务等。

我国与一些沿线国家毗邻、山水相依，具有千丝万缕、唇齿相依的独特关系。相邻的国家以矿产资源合作为起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发展，实现多方共赢，同时为加强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

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的关键领域。

对此，长期在新疆从事矿业开发的喀什西凯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韩冰也有着自己的观点：“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充分发挥基础设施建设优势，但是当‘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如果沿线没有产业支持，与之相关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地？依靠什么来支撑？在沿线发展哪些产业？这将是要面对的一系列问题。” 韩冰进一步分析说，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以及与之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除了农业，很多地方还没有建成工业化体系，仅仅依靠农牧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第三产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的公路、铁路打通之后，仅依靠农牧业也远不能满足其运力。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非常大，东部依据沿海、人口稠密等要素发展服务贸易具有优势，所以服务贸易经济能够发展起来。但西部地区如果不依靠资源，发展贸易是无源之水，非常困难。即使有内地移民到新疆，如果没有持续长久的产业作为支撑，仅凭贸易一阵风过后，这些新移民还会选择再离开，很难长期驻守在这片土地上，无法实现安居乐业。而与新疆毗邻的一些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且都有迫切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需求，发展绿色矿业可作为其长久发展的支撑产业。只有这样，“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地才能实施的更为顺利，才能形成最牢固的根基，也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边疆地区的长治久安。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韩冰把公司定位于“稳定勘查业务，推进矿业开发，快速结合资本市场，打造为‘三位一体’的综合矿业集团”，如今已经发展成为地质勘查与矿业开发并举的综合性矿业公司，拥有探矿权及采矿权近百个，总面积1200平方千米，分布于新疆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克州等南疆三地州， 矿权区均位于国家“358”项目的重点成矿区带上，已经探明及发现的矿产有铁、铜、铅锌、金银、锂、铷、钼、钴等。韩冰相信，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矿业企业也会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非常值得期待。

也有业内人士提醒，应该认识到“一带一路”是宏伟战略，不是囊括一两个大项目那么简单，不是短期就能完成的，加之现在的矿业开发已不是简单地实现盈利，而是走向了大地质观、大资源观和大生态观统筹推进的新时代，全面融入了社会经济的各个层面和发展的全过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

一提到“一带一路”，国内多数人首先会联想到是新疆，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个重要节点，与中亚五国毗邻，中亚也是世界新能源资源基地。在2016年新疆矿博会上，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兼国土资源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李文渊表示，新疆与中亚五国合作找矿潜力巨大。据其介绍，全球有五大油气资源富集区，中东是其中油气资源最富集地区，中亚-俄罗斯地区次之，因此中亚五国是世界第二大待开发油气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油气资源1707亿吨（相当于1.2万亿桶），有国际机构认为中亚五国石油总储量可能高达2118亿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除此之外，中亚地区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目前发现有25处百吨以上金矿床、17处千万吨以上铜矿床、6处50万吨以上钼矿床、23处500万吨以上铅锌矿床、8处30万吨以上锑矿床、4处100万吨以上稀土矿床、30处2万吨以上铀矿床……该地区金、锌、铝、锑、锰、铬等矿产资源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已发现世界级特大型金属矿床32个，且与我国新疆同属一个成矿域，有相似的成矿环境，含有大型、超大型矿床的成矿带延伸入新疆。

不仅中亚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一些沿线国家也都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一带一路”串起了一个个巨大的能源矿产宝藏，是世界矿物原材料的主要供给基地，在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资源的重要角色。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在这个区域内储藏的矿产资源有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其中，世界上煤的蕴藏量最高的地区在中国和俄罗斯境内；乌兹别克斯坦被称为“黄金之国”；东南亚诸国有长达2500千米的锡矿带，也是全球最为著名的宝玉石产区；目前已探明的石油蕴藏量最多的地区是西亚诸国；印度和俄罗斯是钻石重要产区；俄罗斯库尔斯克分布有世界最大的产铁盆地等。

“在全球成矿单元的四大成矿域中，包含１２个‘一带一路’成矿区带，各成矿区带中产出大、超大型矿床总数达３２６个，这也为‘一带一路’开发矿业奠定了有利成矿地质资源背景。”矿床地质与矿产勘查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富介绍。

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矿产资源丰富，但更为重要的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例如，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印尼、菲律宾的镍、铁，马来西亚、文莱的石油，越南的铝土、铁，泰国、老挝的钾盐等，都是我国急需进口的大宗矿产品。而我国丰富的稀土和钼资源，及广大的市场需求也可为相关国家所用。

除了矿产资源的互补，我国与沿线其他国家的互补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等方面。从经济发展上看，沿线国家大多与我国一样属于发展中国家，拥有共同的利益诉求。我国3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发展模式，同时也具备了融资、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具有积极作用。

“油气资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勘探开发开采能力相对较弱，而且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工业体系构建、发展经济等重大任务，在此过程中矿业做出了主要贡献，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人均GDP世界排名大幅提高。”李文渊说，由于历史原因，目前中亚国家已探明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还是前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勘查时期的成果。近25年来，中亚各国政府由于财政收入低，地质勘查投入有限，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政府地质勘查投入很低，矿产勘查主要依赖社会投入，这些国家鼓励外资企业投入勘查，但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不透明性，中资企业面临很大的政策风险和资金风险，进行风险勘查的少，多是购买中亚各国成熟矿山或已探明的矿床，矿产资源进一步合作的空间还较大。

缅甸矿业部地质调查和矿产勘查局有关负责人也曾表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但开发手段比较传统落后。“目前，缅甸东部地区要做进一步的矿产勘查开发，正在修订相关法律规定以吸引外国投资者，希望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帮助缅甸解决在矿业开发中遇到的难题。”有业内人士表示，“这种情况在东南亚很普遍。中国与东南亚地理上相邻，地质构造相连。东南亚位于中国西南三江成矿带和华南成矿带向南延伸地带，成矿条件优越，区域内矿产资源丰富，但矿产勘查和开发程度低。”

在矿业开发方面，沿线这些国家与我国合作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加大矿产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实现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的愿景。而我国是有装备、技术、资金方面的优势，不但有利于沿线国家的矿业及经济发展，而且我国也可抓住机会，优化矿业产业结构。比如，“一带一路”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能会推升钢铁需求。这样的产能合作，不仅可以满足这些国家对钢铁的需求，还可以为国外优越的矿产资源提供市场。

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给我国国内产业带来以下发展机遇：

一是通路通航，包括交通运输业（港口、公路、铁路、物流），铁路建设与相关设备，航空服务、设备、整机生产等。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交通运输是优先发展领域，以加快提升我国与周边国家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水平，并形成区域交通运输一体化。

二是基础设施产业链，包含建筑业（建筑及基础设施工程），装备制造业（设备及配套类装备制造），基建材料（钢铁、建材、有色等）。

三是能源建设，包括中国油气进口的管道建设相关产业，电站建设、电力设备等。

四是信息产业，抓住各国经济的数字化趋势，加快我国信息产品和服务走出去。

在矿业全球化的背景下，矿产资源领域合作是将地理毗邻、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内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具有良好的矿产资源合作基础，且资源合作能进一步带动产能合作与经济互联，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发展基础。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矿产合作，是实现优势互补的必由之路。

沿线国家期待合作走向纵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互加强能源资源和产业链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同开展资源调查评价、矿业风险监测评价，以矿产资源开发为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

很多专家分析认为，“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必将进一步拓展沿线各国矿业合作的空间，在互惠互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利用和整合各方优势，优势互补，激发活力，这对仍处在深度调整期的全球矿业来讲，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今，很多沿线国家已经深切体会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将能够共享中国改革发展的红利，并将本地区的资源、技术与资金优势等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为此，各国对沿线开展矿业合作的热情高涨。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地质调查机构的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表达了与中国开展矿业合作的强烈愿望。巴基斯坦地质调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巴基斯坦迫切需要发展繁荣矿业，使能源的使用率最大化。

在2015年中俄博览会东北亚矿业合作会议上，来自俄罗斯和蒙古等国的代表齐聚哈尔滨，分享了各自的找矿成果，表达了积极合作的愿望。短短半天时间，中俄就有22个矿业合作项目签约。

同年在中国-东盟矿业合作论坛上，来自中国、东盟各国和其他国家的代表，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的矿业机遇，围绕矿业形势、地学研究合作、矿业政策研究、地质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此同时，在同年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学合作论坛上，来自缅甸、越南、泰国、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矿产资源部门的代表，介绍了自己国家的资源赋存和地质勘查情况，表达出强烈地合作愿望。

新疆矿博会作为 国家“一带一路”沿线上的重要矿业展会，为中国企业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沿线国家与中国矿企合作提供了开放的平台。在新疆矿博会举办的中国-亚欧矿业部长级论坛上，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界人士共同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矿业合作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矿业合作，这些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与我国矿企及有关部门就矿业开发达成了一揽子意向合作，取得了矿业开发合作的实质性进展，新疆矿博会也因此得到周边国家矿业管理部门的广泛认可。

在当今矿业全球化大背景下，“一带一路”的战略前景，预示着沿线各国彼此之间的真诚合作，必将把各国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新动力，从而为全球矿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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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12月，李克强总理开启了新一轮亚欧之旅，全面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为此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一带一路”战略以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伊土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新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6条经济走廊和海上战略支点为核心，以通路、通航和通商为发力点，向纵深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有远近两大战略愿景，近期落于“基建互通、金融互通、产业对接、资源引入”，远期则是“商贸文化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一带一路”的建设将极大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矿业开发，但同时也给矿业开发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一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三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地质资料承载着人类对地球的认知，传承着地质工作的历史，是地质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我国地质资料工作在传递知识、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加大地质资料管理力度、推进地质资料开发利用、强化互联互通与协同服务成为社会共识。

多部门、多层次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多部门、多层次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包括以全国地质资料馆为主结点、31个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共同参与的地质资料服务体系；以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为主结点，31个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若干基层地勘单位共同参与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体系；以中国地质调查局为主结点，局属4个公共服务机构、6个区域地质调查机构、5个专业地质调查机构、13个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机构共同参与的地质调查信息服务体系；以及以中国地质图书馆为主结点，6个区域地质调查机构、部分高校图书馆藏单位共同参与的地质图书文献服务体系。各服务机构按照自身业务特点和定位，为全国各地勘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个人等，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地质找矿、地学科学研究与知识普及、抗震救灾、地质灾害防治、抗旱找水等重大自然突发事件提供了在线、离线、专题、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地质资料服务，形成了传统服务与现代服务方式相结合、相融合的服务局面，地质资料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地质资料信息服务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还初步构建了由地质数据库、地质图件、资料文献、技术方法、仪器设备、技术标准等组成的6大类、49类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体系框架。各地质调查机构和馆藏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职能定位，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对各类基础资料或数据进行深度加工、集成和整合，加强产品开发，从地质资料的一次服务到二次服务，从初级产品制作到高级产品开发，进而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专题服务产品，使得地质资料的服务内容逐步丰富，服务领域大幅拓展。

基于网络的现代化地质资料服务体系也已初步形成。近年来，地质资料的在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国地质资料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覆盖中国地质调查局各直属单位的地质调查成果服务网站群，以地质调查成果为主的地质调查数据服务网和以地质资料为主的全国地质资料信息网全面上线运行，各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都建立了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网站，向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在线查询、浏览、下载、订购、咨询等服务，开发了手机客户端地质资料服务应用，初步实现了网络环境下分布式数据资源的目录共享，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服务孤岛”，为用户提供了便捷、可靠、有效的地质资料服务，地质资料服务效率和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已进入地质信息供需矛盾凸显期

当前，地质信息服务工作已步入无限需求和有限服务能力矛盾的凸显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质资料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尚未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地质资料服务格局。尽管目前地质调查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地质资料服务供给主体、地质图书文献服务供给主体、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供给主体队伍初具规模，但均属于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地质工作队伍，诸如有色、冶金、煤炭、油气、高校、地质科研院所、企业单位等行业地质勘查系统，还尚未纳入地质资料服务体系。

比较科学合理的地质资料产品体系尚未形成，产品单一，不能适应全方位、多层次需求。目前提供的基础地质资料或地质调查成果，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综合性专题服务产品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决策性产品还较少，尤其为广大社会公众传播地质知识、认识地球、了解自己生活家园的科普类和社会化服务产品比较缺乏，造成需求较大但产品不能很好供应的尴尬局面。

地质资料服务政策与标准方面尚不健全。目前的地质资料服务遵循的政策、标准、体制、机制，有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有的基本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不同程度阻碍了新型地质资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当前，应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发展需求，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质资料服务政策标准体制机制研究，构建更加开放的地质资料服务政策体制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地质资料产品开发与服务。同时，建立更积极的奖惩制度，由“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转变，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既分工合作，又遵循市场调节的服务新格局，为新型地质资料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政策支撑。

地质信息服务技术手段研发方面，尚未建立一个集中、全面、权威的地质资料服务平台。目前地质资料服务手段主要包括到馆借阅、邮寄订购、网上订购、网上查询。但由于地质资料涉密问题，根据国家保密相关法规要求，很多资料不能上网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效率。同时，各单位各自建立服务系统，用户需要地质信息时要在多个系统中查询，极为不便。因此，迫切需要对现有各类地质资料服务系统和服务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高效、便捷的全国性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信息“一站式”服务，让用户通过一个入口就可以获得所有所需的地质信息，实现由单点服务向集群服务、局部服务向全面服务的转变。

服务能力和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诸如服务的不平衡问题，各地、各单位有差别，甚至差别较大；服务不规范性问题比较突出；各种调查评价成果服务不及时；服务水平和服务方式有待创新。

全面推进地质资料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服务是地质资料工作的最终目的。

首先要处理好地质工作成果服务和地质资料服务问题，并加强及时服务。地质工作成果在地质工作过程中就发挥了作用，提供了服务，是第一次利用服务。第一次利用在地质资料形成前就完成了。地质资料的服务是地质工作成果的二次利用服务，属于初级加工产品。相对于地质工作研究对象（地球）的数百万年的演变尺度来说，任何时候获得的地质资料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利用价值。

加强地质资料的规范服务与基本服务。所谓基本服务就是提供经汇交整理后的馆藏资料及初级加工产品的服务。各个单位要通过设立服务机构、配备人员、配备基本办公条件、建立包括服务收费在内的透明的服务制度、建设资料目录与服务资源5个方面，持续提高地质资料基本服务能力。

地质资料服务中有两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一是服务收费与价格问题。按照国务院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的规定，可以收取服务的工本费。但要规范服务收费价格，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收费价格应经过论证，地质资料借阅者应参加收费论证，争取得到资料阅者理解和支持。二是地质资料的保密问题。地质资料多数因为基础地理底图的涉密而保密，也有因为部分地质要素涉密，因此需要准确界定涉密要素，通过清理使涉密对象最小单元化。另外，还要注意最新发布的保密法实施细则，用好制度。不能因为对保密制度的把握不当影响服务，也不能因为开展地质资料服务触碰国家保密红线。

提升地质资料服务水平，还要围绕国家和社会需求，研究构建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体系，对各种服务产品进行分级分类；加强专题服务产品开发，增加私人定制和个性化服务产品；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品牌服务的培育和开发；加强地质资料涉密清理和公开化处理工作，形成常态化机制，向社会开放更多资源，研制系列公开版产品；开展馆藏地质资料编研，围绕世界地球日、国际矿业大会等重要活动，不断向社会推出精品专题产品和举办相关展览活动；积极探索地质资料科普产品开发的路径、内容和技术方法，并开展示范性开发工作。

在传统到馆服务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构建互联互通、协同高效、便捷的国家地质资料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及时、精准、高效的地质资料“一站式”服务，使任何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都能获得所需的服务。同时，构建面向政府、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的多级联动、规范透明、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变单点服务为集群服务；统筹线上和线下服务，包括线上预约线下办理、线上办理与线下咨询、线上办理与线下办理同步，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服务新业态，全面提升地质资料服务效率和能力。

地质调查成果的及时性服务应着力加强，按成果的最小单元和年度阶段性成果及时提供服务，避免因项目周期太长而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使用地质调查成果。在配套政策上，建立地质调查成果认定、发布要求，建立地质资料服务评估制度，开展地质资料服务效果跟踪与评价，进而提升地质资料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建立地质云，实现地质调查数据的实时共享与服务；通过建立地质调查服务结点，形成工作体系，推进基本服务；同时加强地质调查资料的二次开发利用，全面推进各个单位的专业化服务。

此外，还应加强学科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地质资料学科体系，加强研究和培训，培养形成自己的业务体系和技术专家团队，不断提升地质资料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学识水平。

〔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