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组织专家在内蒙古林西县对“内蒙古白音查干－维拉斯托铜锡锂矿大型资源基地综合地质调查”三级项目进行野外验收。

项目发现铜锡多金属矿化蚀变带3条，圈定化探综合异常14处、激电异常5处，其中HTI-4综合异常区发现铜锡多金属与锌锡矿化蚀变带各1条，激电测深均显示矿化蚀变带深部发育有浅埋深高极化异常。提交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哈布其拉西山、哈布其拉北山2处锡多金属矿找矿靶区。

下一步，项目组将认真落实专家组提出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加强地化磁电各类异常的综合研究；结合成矿地质背景和矿化蚀变特征，深入研究成矿作用特征并总结区域成矿规律，进一步明确该区找矿方向。

9月14日，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在北京科学中心参加2024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暨第十四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并在流动科普体验展区推出“逐梦深地——探寻地球最深处的奥秘”主题科普展。

展览展品主要为我国重要大陆科学钻探井岩心。这些珍贵的岩心穿越层层阻碍，最终呈现在大众面前。它们记录着地球亿万年间地质变迁的秘密，承载着科研人员不懈探索的汗水与智慧。此外，展品还有承载着古老生命痕迹的北京西山植物化石。它们诉说着古生物界的繁荣与变迁，让人对自然界的鬼斧神工感到由衷的敬畏。参观者能够身临其境地探索远古生态环境，感受生命起源与演化的奥秘。

“逐梦深地”主题科普展览宛如一座连接大众与地质科学的桥梁，让晦涩的地质知识变得触手可及；不仅展示了人类科学钻探历史和我国大陆科学钻探方面取得的辉煌成绩，还将弘扬科学精神与增强科技创新活力相融合，激发了公众对地球科学的好奇心与探索欲，在人们心中种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

4月11日，中国地质学会昆明中心科普馆地学科普研学基地揭牌仪式在云南昆明举行，云南省地质学会秘书长作授牌致辞，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昆明中心”）党委书记发表讲话，昆明中心总工程师主持活动，与会嘉宾共同见证揭牌。

依托中心科普资源和自然文化资源，开展地学科普研学基地建设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昆明中心将加强与文化旅游、自然资源、教育科技等部门的联系沟通，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培养高素质科普团队和研学导师队伍，开发特色地学精品研学课程，用好中国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这一“国家名片”，做好基地建设的“后半篇”文章。

揭牌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共同参观了中国地质学会“昆明中心科普馆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共青团云南省委、昆明市科学技术协会、共青团昆明市委、西山区科技局、共青团西山区委、云南省科技馆等20余家单位共50余名嘉宾应邀出席仪式。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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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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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毕彩芹，女，45岁，硕士，专业技术六级，油气调查中心高级工程师。专业方向：煤层气地质调查

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或基础地质问题情况：

首次在黔西、川南地区开展系统的煤系气调查，创新思路，有效压裂改造主力煤层兼顾煤系泥页岩和致密砂岩，部署实施的杨煤参1井最高日产气量5011方/日、稳产气量4200-4600方/日，川高参1井最高日产气量8307方/日、稳产气量6000方/日以上，相继创我国南方煤层气单井直井最高日产气量和最高稳产气量，树立了行业标杆。首次成功探索鸡西盆地深部煤系储层压裂改造工艺和合层排采工艺。部署实施的鸡煤参1井合层排采试验获2239方/日的高产工业气流，累产气35万方，极大地拓展了勘查领域，提升了资源的综合开发价值。首次在新疆准南取得高陡构造带中侏罗统西山窑组低煤阶煤层气的勘查突破。在准南乌鲁木齐河西区部署实施的新乌参1井，排采8个月，累计产气29.0万方，获得3487方/日的高产工业气流。

实现转化应用和有效服务情况：

黔西、川南煤层气地质调查成果具有战略性、先导性和创新性，被院士专家评价为西南地区煤层气勘探开发历程中里程碑式的成果，颠覆了矿政管理者和业界对西南地区煤层气的认识，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提振了发展煤层气产业的信心，所形成的工作理念与工艺对相似地区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贵州、四川、黑龙江、新疆等地方政府及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相关企业积极跟进，其中贵州国土厅在大河沿部署实施了煤系气开发试验井，龙煤集团已取得了鸡西、鹤岗等5个1151km2煤层气探矿权，新疆地勘基金项目跟进部署了WXS-1井等，发挥了公益性地质调查的示范与引领作用，对促进当地煤层气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践行了“公益先行、基金衔接、商业跟进”的公益性地质调查模式。

促进科学理论创新和技术方法进步情况：

工作方法创新：以煤系为调查评价对象，在黔西川南开展煤系气地质调查，系统获取煤层、煤系泥页岩、砂岩的含气性关键参数，进行煤系气资源潜力综合评价。选区理论创新：以地层倾角小、煤体结构好、含气量高、地层超压为选区关键地质要素。压裂理念创新：射孔压裂主力煤层，提高压裂体积规模，以产生较长、较宽裂缝和较大缝高，尽量波及煤系泥页岩和致密砂岩，有效改造煤系储层。排采工艺创新：针对游离气活跃、套压上升快的地质特点，形成了精细压差控制排采技术，获得了稳定高产气流。杨煤参1井和川高参1井相继创我国南方煤层气单井直井最高日产气量和最高稳产气量，树立了行业标杆。

促进人才成长和团队建设情况：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煤层气地质调查项目组凝聚了中煤地质工程公司、四川省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等业内技术专家，构建形成了一支稳定的拥有煤层气前沿地质理论、先进储层改造技术和排采技术优势的煤层气/煤系气地质调查与科研团队，在黔西、川南、东北三江、新疆及全国其他地区开展调查评价。锻炼培养了2名二级项目负责人和4名专题、工程项目负责人的综合业务能力，培养了油气中心及外协单位十几位年轻业务骨干，培养了走上更高领导岗位的复合型人才5名、技术型人才6名、硕士研究生2名。

2017年8月22-24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花岗岩成岩成矿地质研究中心在湖南省桂阳县组织召开“南岭成矿带2017年度野外培训交流会”。

会议采取室内研讨与野外现场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吕志成研究员、南京大学王孝磊教授、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牛志军研究员及付建明研究员分别作了题为“1∶50000矿产地质专项填图有关要求”“花岗岩研究的现状、问题与趋势”“南岭地区前泥盆系地层”“南岭九嶷山复式花岗岩特征”的主题报告，二级项目及各子项目围绕项目科技创新进展、主要成果、野外工作方法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交流。

会后，全体代表对南岭九嶷山复式岩体中的西山杂岩体、金鸡岭岩体和砂子岭岩体进行了野外考察。西山杂岩体具有岩性复杂、结构构造多样等特征，含特殊矿物铁辉石、铁橄榄石，暗色矿物单斜辉石、角闪石常见，矿物集合体类型多，形成时代集中在155百万年左右，不同类型岩石单元具有同时间、同空间、同物质来源特点，为典型的火山侵入杂岩，具有典型A型花岗岩特征，形成于板内构造环境；金鸡岭岩体与区内钨锡、锂铷等矿产关系密切，岩体中各类包体、伟晶岩脉（团块）、晶洞、塑性流动特征等发育；砂子岭岩体岩性主要为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含微细粒闪长岩包体，前人普遍认为其形成于印支期，项目组近年获得锆石铀-铅年龄分别为157百万年、154百万年、154百万年和151百万年 ，确认砂子岭岩体形成于燕山早期而不是印支期。

通过交流和讨论，与会代表提高了对1∶50000矿产地质专项填图及花岗岩研究方法的认识，拓宽了研究思路，进一步加深了对“地质调查过程就是科技创新的过程”的理解，进一步厘清了“科技创新引领、支撑、改造地质调查”的思路，必将助推“南岭成矿带中西段地质矿产调查”二级项目总体目标任务的完成。

来自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湖南省地质调查院、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地质调查院、河南省地质调查院、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一总队、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等单位的30余人参加了会议。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热两能施工现场。

6月27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听取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恰好在同一天，北京市地勘局编制的《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正式印发。日前，记者走访了位于西四环地质大厦的北京市地勘局，见到了主抓《规划》编制的该局总工程师郑桂森。

“如果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最根本的是解决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重大问题；那么我们编制的《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则是要解答‘首都建设需要地质工作做哪些事情，北京市地勘局将从哪些方面融入北京治理大城市病、优化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布局的行动中’。”郑桂森将一份《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递给记者，开门见山地说。

加强基础研究，为新城镇规划布局、重大工程建设提供高精度地质数据

郑桂森告诉记者，《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0年)》紧扣“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为北京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方向和路径。“显然，地质工作也必须紧紧围绕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需求重新布局。”

当前，首都发展有许多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包括城市副中心建设、北京新机场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筹办2022年冬奥会等，都需要地质工作的紧密结合。尤其是城市副中心、新机场、世园会、冬奥会等一系列重大工程建设，要对重点功能区的地质条件适宜性进行综合评价，对影响规划建设的地质灾害要素进行高精度调查，这也使北京的城市地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向多元化、综合性、高精度发展。

据郑桂森介绍，北京市地勘局服务北京建设有着明显的专业优势和深厚的工作基础。近10余年来相继完成了大量生产、科研项目，为北京城市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安全提供基础地质数据，有力地支持了规划的落实和城市建设。

在基础地质研究方面，建立了第四系地质剖面（琉璃河地区），提出了更新统和上新统地层划分标志；总结了通州地区 50 米以浅岩石地层空间分布规律；开展了磁性地层学研究及磁化率天文旋回调谐在断裂活动性分析和地层划分中的应用；开展了北京地区盆山耦合作用与新构造运动的关系研究，初步分析了西山隆升速率及控盆断裂活动速率变化特征；完成了平原区 1：5 万重力调查工作，获得了高精度、高质量的重力成果数据。

初步建立城市地质工作方法体系，采用高精度、多手段、全要素的区域地质综合评价方法支撑服务重大工程项目，广泛应用于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11 个规划新城和 42 个重点小城镇等重大工程建设，地学成果得到了规划、国土资源、建设、环保等部门的高度重视与实际应用。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实用性强且意义重大的研究成果，北京市委市政府越来越理解地质工作在城市建设与发展方面的不可或缺、不可替代。”郑桂森高兴地说。

“需求是最大的动力。”郑桂森透露，北京市地勘局将继续深化城市地质理论研究，如：深入开展北京平原区新生代地层研究，建立始新世至全新世地层系列标准剖面；积极开展北京平原形成机制、演化规律研究，加强北京盆地结构、形成机制、演化规律、物质组成及盆山耦合关系研究，提高对北京平原的认知程度；加快松散层三维—多维模型建设研究步伐，以三维地质模型构建为基础，开展松散层三维结构分析。同时，统筹推进基础地质科研、科普基地建设；系统研究城市地质学理论、工作内容、技术手段、标准规范、成果应用、成果服务等，形成城市地质学科；研究制定北京地区城市地质工作标准规范，指导北京城市地质工作，加强城市发展与环境变化响应关系研究，开展地质环境容量指标研究等。

立足城市安全，提高北京市战略性地质资源保障程度

郑桂森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北京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各种“大城市病”逐渐显现，资源型和水质型缺水叠加，地面沉降、地裂缝等次生地质灾害日益严重，雾霾天气频现，这就迫切需要加强地下水资源调查评价与恢复治理工作，深入开展地热、浅层地温能开发研究，提高可再生清洁能源利用比重，增强战略性地质资源的保障程度。

城市的发展，地质安全是基础的基础。

郑桂森指着墙上、书架上、办公桌上一摞摞的书籍和一幅幅图纸，向记者简单介绍了北京市地勘局10余年来的努力：

一是重大隐伏活动断裂调查评价。北京市地勘局利用三维地震勘探等技术，对夏垫断裂、黄庄—高丽营断裂、顺义断裂和南口—孙河断裂的上断点位置及活动性进行了精准定位及危险性评价，深化了对北京平原区断裂构造格架的认识。

二是开展地面沉降防控技术研发，编制《北京市地面沉降控制区划（2016-2020）》，为北京市未来五年地面沉降防控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三是在顺义、昌平等地裂缝高发区开展了一系列地裂缝成因机理研究工作，针对顺义高丽营地裂缝建立监测示范基地，研究表明北京地区典型地裂缝以构造断裂控制、过量抽取地下水诱导为主。对高丽营地裂缝沿线穿过的国家级重要规划园区“未来科技城”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制定合理避让范围，得到了规划、建设部门的高度重视并采纳。

四是开展北京市山区突发地质灾害研究工作，完成了突发地质灾害易发及危险性区划、应急避险路线场地调查等工作。开展泥石流专项防治化学—生态新技术及工程应用研究，发明了新型固化剂，研究出的新型植物生长基质，在示范试验区泥石流治理工程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下一步，北京市战略性地质资源研究将是我们用科技创新着力推动的一项重点工作。”据郑桂森介绍，主要包括这样几方面：

保障地下水安全。加强地下水超采区调控研究，积极推进地下水资源分层评价工作，统筹地面沉降、水土环境等问题开展多水联合调度—联合供水方案研究，制定城市供水优选方案，提高地下水供给安全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能力。

加强地热资源应用。深入开展地热资源形成机理研究，加强对中、深部热流温度、水化学等流体参数的系统分析，制定地热资源开发潜力区划方案。同时，积极推进地热田高效开发与可持续利用研究，加强开发程度较高地热田的数值模拟研发，系统规划地热开采井及回灌井的产业布局，提升地热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制定地热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规划方案，提高地热资源供暖梯级利用效率，建设地热能综合利用示范基地。

推广浅层地温能。持续开展浅层地温能成因机理研究，研究多种因素影响下浅层地温能成因机理，开展水热耦合数值模拟与系统运行控制的联合模拟研究，推动浅层地温能可持续、高效利用模式创新；组织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方案模拟系统研发，加强浅层地温能高效采集、转化方法技术研究，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关注地下空间开发。开展土地资源质量评价地质指标体系研究，积极推进地下空间资源安全利用预警指标、阈值及探测关键技术研究，建立地下空间适宜性评价体系，充分利用三维数值仿真技术开展地质因素对地下空间影响研究，开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防灾减灾关键技术及风险管理研究。

改善人居环境，实现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预报

什么是“和谐宜居”？生态环境是重中之重。

近年来，国家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增加，相继出台了“水十条”“土十条”等政策。“在规划建设前，要求对水土环境质量进行精准评估，并对已污染地区进行修复治理，减少征地拆迁，在保障健康、安全的基础上使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这就需要提高水土高精度调查、修复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确保首都生态地质环境更美好。”郑桂森说。

此前，北京市地勘局已在地下水同位素关键技术攻关、土壤元素背景值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北京丘陵区1：10万、平原区1：5万、重点地区1：1万专项土壤化学调查，确定了不同工作比例尺的土壤化学背景值等地球化学参数，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技术支撑。

“我们还首次开展了地下空间资源地质安全问题研究和地下空间资源调查评价及关键技术研究，创新性地将重力方法应用于城市地下空间探测与监测，提出了利用遥感解译、勘察方法、物探手段和实地验证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技术方法。”

郑桂森告诉记者，下一步北京市地勘局还将按照《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要求，开展地质环境指标及容量研究：深入开展对隐伏线性构造、地面沉降、地裂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成因机理、发展趋势等关键技术研究，提高地质灾害实时监测的精度；加强水文地质参数试验研究，针对北京地区孔隙水、岩溶裂隙水和基岩裂隙水等不同含水层水文地质参数开展试验研究工作，切实提高地下水资源评价精度；积极推进岩溶水成因机理研究，积极探索岩溶水动态监测体系；开展水土污染机理研究，充分利用多期监测成果，选择典型场地进行污染治理试点工作，深化污染演化规律认知，开展关键修复技术研究。

“最终，我们的各项研究成果均将体现在对‘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和完善中。”

据郑桂森介绍，根据国家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的要求，北京市地勘局已率先建设了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该监测预警平台以保证城市运行地质安全为核心，以地质演化理论为依据，以高新技术方法手段为依托，建设平面分区、纵向分层的立体监测网，对浅层地表至深层基岩的各项地质因素进行实时监测，分析推演地质演化过程，预测预防风险，为决策部门提供可靠数据，为公众提供地学信息。

“监测预警系统与信息化建设将是个长期的过程。到2020年，基本建成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初步建立地质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到2030年，全面提升监测自动化水平，完善地质因素预警阀值指标体系，查清主要地质因素演化机理，基本实现平台预警预报功能；第三步，到2050年，实现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预报，为城市防灾减灾、安全运行提供全面可靠地学支持。”郑桂森说。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让城市运行更加安全、绿色和智慧

“十三五”时期是北京市率先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是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重要时期，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城市副中心等重大工程建设开展，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科技创新指明了方向。

“科技创新中心是北京市‘四个中心’定位之一。北京市将统筹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优化中央科技资源布局，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原创科技中心，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加快地质科技创新步伐，提高地质行业自主研发水平，融入国家科技创新行列。”郑桂森说。

《北京市城市地质科技创新发展规划》的关键词是“科技创新”，其目标就是：以现代地质学基本原理为依托，以城市建设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保障城市地质安全为目标，创新发展城市地质理论、方法和工作体系，全面提高北京市地勘局科技创新能力，为北京创建世界一流科技创新中心贡献力量。

据郑桂森介绍，北京市地勘局将深入研究城市发展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深入研究城市地质数据采集方法，引领城市地质工作向定量化、精准化、即时化、综合性发展；深入研究地质成果表达方式，实现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促进成果转化并惠及社会各层面，建成首都城市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加强科研团队建设，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多渠道、多方式培养一批优秀人才；切实提高局履职能力，提高城市运行安全保障程度。

那么，北京市地勘局将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哪些目标？

郑桂森告诉记者，该局将在2020年前完成下列工作：一是基本建成首都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涵盖“八个监测预警系统”和地质安全保障信息服务平台，实现多源地质数据的综合分析处理，初步建立地质资源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建成北京城市副中心地质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率先实现对重点工程建设区地质数据的分析、预警功能；三是统筹推进浅层地温能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强地热、浅层地温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形成机理、高效开发利用等实验研究；四是建设完善水土化验室、北京市生态地质环境修复测试中心，加强水土污染实验研究、风险评价及修复治理实验研究；五是厘定城市地质学概念与内涵，探讨城市地质工作分类，初步建立城市地质工作方法体系，包括调查、监测、评价、模型构建、趋势预测等，形成一部分城市地质工作技术规范标准；六是开展土壤污染修复关键技术研究，依托城市副中心“616工程”项目，开展土壤修复关键技术试验研究；七是创建“互联网+地质”智能地质新格局，加快“e地质”建设步伐，优化提升科普地质品质，提高城市地质工作服务广大市民水平。

“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地质工作服务领域更加广阔。无论是建立京津冀地质资源承载力监测预警平台，实现地质数据共享，使城市管理向实时化、信息化、科学化转型，还是借助数字化、网络新媒体，扩大地质成果普及，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我们的地质工作都将做得更多、用得更好。”郑桂森表示。

二○一六年，苏德辰在广东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进行科普宣传

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自然鬼斧神工般创造了无数奇美的风景，而地质科学正是探索地球之美的最佳途径。一砂一世界，一石一天堂，苏德辰想用自己的努力，剥开地质科学看似深奥枯燥的坚硬外壳，展现动人心魄的内在之美。

近日，国土资源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聘任仪式举行，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苏德辰正是首批受聘的12名专家之一。

4月14日一大早，苏德辰就和同事赶往房山地质博物馆，在4月22日地球日这一天，他将在这里为200名中小学生做一场地质科普讲座，之后，他还要带领孩子们到房山世界地质公园进行野外科普训练，帮助孩子们认识沿途的各种地质现象。因此，他提前一个星期去现场“踩点”，并搜集一些资料补充到自己的讲座中。

“你们打那口5000米的科学钻井会不会把地球打穿？”

谈起自己选择科普的缘由，苏德辰认为最早萌芽于2001年开始实施的中国大陆科学钻探项目，当时他负责将每天的项目进展、各项主要活动等信息上传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英文网站上，并负责更新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中文网站的相关信息。

中国是继苏联和德国之后第三个实施大陆科学深钻的国家，因此，中国大陆科学钻探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非常轰动，每天都有很多人到江苏东海的钻探现场参观访问，现场展版的解说词就要求写得通俗易懂些。尽管科学家们觉得这些展版已经很通俗了，但还是会有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苏德辰就负责回答他们的问题。当有重大进展通报时，科学家们常常用专业的术语发布他们的成果，不要说普通读者如读天书，就连专业的记者都大呼看不懂，这个时候，苏德辰往往担任“翻译”，将专业名词解释成大家能够理解的文字。

苏德辰，1981年考大学时第一志愿就填写了长春地质学院的地质系，毕业后到北京市地质调查所工作。有一年，他们在北京北部山区用化探法寻找石英脉型金矿，正常的工作流程是每隔40米采取一份土壤样品，而在采样时，白色的石英脉往往就暴露在野外，大部分人就只管取土壤样，以尽快完成任务，对出露在脚底下的石英脉看也不看。苏德辰每次见到石英脉露头或特殊的地质现象，都会对它们进行详细记录，并顺手采集一些样品。就这样，在采样的过程中，完成了填图的工作。这种习惯让他在之后的科研工作时，认真思索科普的必要性。

而真正下定决心做科普，来源于两次亲身经历。

2000年，苏德辰等6位地质学家参观德国的一个陨石撞击坑，刚一打开地质图，旁边一位女游客就凑上来看，并准确地指出陨石坑的位置和撞击构造，苏德辰非常惊讶，就问她：“你是学地质的么？”没想到女游客告诉他自己是一名医生。

另一次是2005年参加科技部“973”项目答辩会，在会间休息的时候，苏德辰和另一组搞生物的科学家聊天。他简单介绍了在江苏东海进行的大陆科学钻探的情况，有人就问：“你们打那口5000米的科学钻探会不会把地球打穿？”苏德辰解释说，5000米的深钻，对于人类来讲已经是比较难为的一件大事，但是，地球的直径有12800公里，如果把地球比喻成一个鸡蛋，地壳就相当于蛋壳，只不过这个蛋壳的平均厚度有30多公里，5000米的深钻不过是在“鸡蛋壳”上打个浅浅的小孔，连蛋壳的五分之一都没有钻透。

这两次经历让苏德辰感触颇深，国内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对地学知识的了解几乎是空白，虽然这可能是个例，但是德国一位普通医生却具备相当丰富的地学知识。对他来说，身为一名地质学家，有责任将最基础的地学常识整理出来，让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以及普通民众了解地学，喜爱地学。

2008年，苏德辰在科学网开通了博客，算是开始了“科普生涯”，他的科学网博客标签是“地学科普与地质灾害”，内容多是与地质相关的内容。

从开始做科普到现在，苏德辰觉得自己最成功的一次科普发生在2011年，当时他带着一个记者去北京西山参观他发现的15亿年前的古地震遗迹，回京的路上到灰峪采了一些化石，之后这位记者就喜欢上了地质，现在已经是三叶虫化石专家，专门收集和整理世界各地的三叶虫化石。

“有的时候一个定义就要花三四天的时间，阅读好几十篇相关文章”

决心投入到科普领域之后，苏德辰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从两个方面科普地学，一是从专业角度如地貌、矿物晶体等方面发掘地质之美，二是向公众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的世界地质公园。

而真正投身于科普事业，苏德辰才发现科普比科研困难多了，“科研工作有模式化的东西，就拿矿物来说，采集样品后，分析它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质、形成环境和年龄等等，基本上按照固定的套路往下做就可以了。科普就完全不一样，在介绍不同的矿物时，要根据受众的兴趣点，除了介绍矿物的基本特征外，还要联系实际和受众的兴趣，变换不同的角度来介绍它的用途、功效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常识，甚至与考古和历史故事融合在一起。”

有些专业术语对于地学专业人员非常简单，但如果想让没有地学基础的人明白其含义，则要重新审视，为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精准描述，“有的时候一个定义就要花三四天的时间，阅读好几十篇相关文章，然后再绞尽脑汁地去组织文字。”

地球已经有46亿年的历史了，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大自然鬼斧神工般创造了无数奇美的风景，而地质科学正是解释地球之美的最佳途径。一砂一世界，一石一天堂，苏德辰想用自己的努力，剥开地质科学看似深奥枯燥的坚硬外壳，展现动人心魄的内在之美。

有一次苏德辰到广东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考察，正好遇上两个三年级的学生，趴在解说牌上抄简介，原来，老师给他们布置了一篇写丹霞地貌的作业。苏德辰上前和他们聊天，“既然叫丹霞，为什么周围的岩石看起来并不是红色的啊？”面对孩子的问题，苏德辰耐心给他们解释了砂岩和砾岩的知识，再分析为什么有的地方很红，有的地方不红。“不要低估孩子们的认知能力，和他们聊天，对我的书也很有帮助。”

不久前，河北兴隆六道河中学找到苏德辰，原来师生们在阅读《温家宝地质笔记》的过程中，普遍反映看不懂，希望苏德辰能带领学生们现场演示一下《温家宝地质笔记》中描述的测量和绘制地质剖面的过程。苏德辰提前用一天时间找到了一处地质意义很重要的位置，第二天带着19个学生和几位老师来到这个这个野外露头，教孩子体验如何使用罗盘、如何观察和描述岩石、如何测制野外地质剖面。在他的指点下，学生们发现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大石头里面藏有很多很多的学问啊。

“做科普实际上对科研工作也有所促进”

作为一名科学家，地质科研仍然是苏德辰的工作重心，“做科普大多是利用空闲时间在做，没想到几年积累下来，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最近，苏德辰成为国土资源部首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之一。“就我自己来看，虽然在做科普的过程中会占用一些时间，但并没有因此而耽误这几年的地质科研，并且，这几年的科普对科研工作还有所促进。”

2016年纪念地质百年的时候，苏德辰受邀在门头沟区做了一场科普讲座，主要介绍他们最近几年在北京西山的重要地质发现。讲座结束后，一位姓李的地理老师拿出一张照片来请教，李老师平时观察能力比较强，遇到不能解释的地质现象，就拍了张照片。而这张照片中的地质现象，正好与苏德辰正在研究的古地震有关，是他一直在寻找但还没有找到的。“如果没有这次科普讲座，最终也会有所发现，但可能会晚一些，不可能这么快就出来成果，这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

有的时候，听众会向苏德辰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出于科学家的严谨，知道的马上回答，不知道的他会回去查找资料寻找答案，如果资料上没有，说明这就是科学上的一个疑点，值得进行研究。

每次出野外，苏德辰会随身携带两个相机，只要见到有意思的地质现象就会拍下来当成资料。这个习惯源于1997年，当时苏德辰与一位澳大利亚的专家在辽宁寻找金刚石矿，这位澳大利亚的专家是学地球物理的，但是他对野外见到的各种岩石都很熟悉。细究根源，原来国外所使用的教材大都特别精美，图片多是彩色的，而国内的教科书很多还是的黑白印刷，书中的岩石或矿物与野外实际看到的相关极大。 “在科普时，一张好的图片能让观众一目了然，每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10多年来，他已经积累了40多万张照片，今年年初，苏德辰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自己的照片中选出200多张，再加上网上征集的一些图片，出版了《地质之美——经典地貌》，这也是“地质之美”系列科普图书中的第一本，这本书刚一问世便荣获了2017年国土资源优秀科普图书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