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学会近日开展了第九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的评奖活动。经过严格的评选程序，14位优秀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获此殊荣。

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分设地质科技研究者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教师奖。此次评选的14名获奖者中，孙有斌等6位同志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地质科技研究者奖；李常锁等7位同志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野外地质工作者奖，郭颖同志获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教师奖。

黄汲清是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一生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国内外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生前特别关注青年地质人才的培养。

中国地质学会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是我国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之一，这一奖项主要奖励45岁及以下，在地质科学领域有创造性科学成就或在地质勘查及地质教育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地质工作者，该奖项已在社会上产生良好影响。黄汲清青年地质科技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附获奖名单：

地质科技研究者奖

孙有斌，1973年10月出生，第四纪地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从事风尘沉积、古季风演化及粉尘源区干旱化研究，探讨了不同时间尺度季风-干旱环境的演化过程及动力学，揭示出太阳辐射、冰量和CO2变化及大西洋经向环流对轨道-千年尺度东亚季风变率的影响，确定了冰期-间冰期黄土物源变动与大气环流强度变化的关联。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Science、Nature Geoscience、Nature Communications、EPSL、QSR等国际刊物上，已发表SCI论文80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SCI论文32篇)，论文被SCI引用3400余次，高被引指数(H-Index)为32。主持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科技部973项目二级课题、中科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项目、基金委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曾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2010年）、刘东生青年地球科学家奖（2011年）、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2012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6年，排名第2）。

郭华明，1975年9月生，水文地质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水文地质学学科负责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际地球化学学会会员，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际SCI期刊Journal of Hydrology主编、Applied Geochemistry副主编等。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霍英东基金项目等30余项。发表论文120余篇，获批发明专利2项。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原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计划（2013年）、科技部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2017年）等，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2007年）。郭华明紧密围绕高砷地下水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技术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研究，揭示了典型水文地质单元高砷地下水的分布演化规律，发现了一些典型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矿物相转变是控制地下水砷分布的重要过程；从水文地球化学和微生物学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地下水系统砷释放的铁氧化物和吸附态砷的微生物还原机制；定量描述了含铁矿物形成和转变对砷的吸附机理，发现内层络合的砷‐铁配位方式是关键吸附模式，揭示了与砷配位的铁原子数越多砷吸附量越大的微观机理。

郭威，1979年11月出生，地质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勘察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8项，发表论文59篇，出版专著3部，授权专利71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教育部技术发明一等奖1项，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吉林省青年科技奖、吉林大学李四光地学优秀青年教师奖。成功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陆域天然气水合物冷钻热采关键技术，为我国首次钻取陆域水合物和成功试开采提供了技术支撑。研发了局部化学法油页岩地下原位转化技术，地下原位成功开采出油页岩油，标志着我国油页岩资源利用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

黄雨，1973年4月出生，地质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Engineering Geology》等4本国际期刊编委、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等。

黄雨长期从事重大工程地质灾害成因机理与防治研究，揭示了地震触发土体大变形流动的时空演化规律与致灾机制，构建了相关高性能计算模型，较好实现了灾害全过程的模拟与评估。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等项目；出版英文专著2部，发表SCI论文72篇、EI论文53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10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宝钢优秀教师奖等。

朱东亚，1975年10月出生，石油地质勘探专业，博士研究生。现在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研究员，主要从事沉积储层以及流体与成藏机理研究。他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中国石化科技攻关等各类科研项目（任务）10余项。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61篇，其中SCI收录18篇，EI收录21篇。2014年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

此外，朱东亚还阐述潮坪-泻湖-高能滩相白云岩体系白云岩化机制和多级次岩溶储层发育动态过程；揭示深部流体作用下孔隙发育和保持机理，预测塔里木盆地断裂-热液区域深层-超深层优质储层持续向深部拓展；建立天然超临界CO2-油耦合成藏模式，论证苏北盆地深层栖霞组为有利勘探目的层。

王晓梅，1977年6月出生，油气地球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石油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近十年主要从事中国元古代黑色页岩沉积环境、生物种群和生烃潜力评价等基础研究，发现地球轨道力控制了元古代烃源岩发育的旋回性，首次计算14亿年前的大气氧气浓度（PAL）高达4~8% PAL，重建最古老的最低氧化带海洋。在国内外一级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篇，其中SCI/EI收录34篇，SCI统计引用293篇，其中他引258篇；CSCD统计引用213篇，其中他引197篇，（合作）发表专著2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4项，获授权1项。相关成果获省部级奖4项，2015年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科技奖银锤奖，2016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杰出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称号。

野外地质工作者奖

李常锁，1976年3月出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现任山东省地矿工程勘察院总工程师，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自1999年以来，一直在野外一线从事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热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在山东省水生态环境开发与保护，济南泉水保护、服务地方经济、地矿科技创新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李常锁主持完成的“山东省1∶25万区域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项目，系统深化了对山东省水文地质环境地质条件演化规律的认识，成果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通过多项与济南泉水保护相关的研究，重新识别了泉水形成机理、水环境演化规律、定量评价了影响济南泉水喷涌的因素，重新划定了济南泉域边界。

近20年来，李常锁先后主持及参加完成了30多个省部级科研与生产项目，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SCI收录2篇、EI收录5篇）。曾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2017年度“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王小军，1997年7月毕业于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地质勘查专业，201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委员、院长。

王小军先后负责完成了中石油和新疆油田分公司等科技攻关项目或课题17项，其中主持完成项目8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3项，局级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3项、三等奖1项；出版专著1本，获软件著作权1项，发表学术论文21篇。2006年被新疆油田授予“勘探方案优秀设计者”等称号，2013年负责编制的《克拉玛依油田金龙2井区块二叠系油藏评价井部署意见》方案获“评价部署优秀方案”。2017年被《新疆石油地质》杂志聘为编委，2017年被克拉玛依校区石油专业指导委员会聘为委员。王小军同志带领的研究团队相继被授予自治区级“青年突击队”、集团公司“科技工作创新团队”、克拉玛依市“工人先锋号”、“五四红旗团（青）支部”等荣誉称号。

胥燕辉，1974年12月出生，地质矿产勘查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胥燕辉自1997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主持完成了多项大型地质勘查项目，取得了重大地质找矿突破，尤其是在冀东铁矿勘查中成果显著，提交了多个大型及特大型铁矿，累计提交铁矿资源量近30亿吨，并系统研究了冀东铁矿成矿规律和有效的综合勘查技术方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曾获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地质学会十大地质找矿成果十大地质科技进展、冶金科学技术一等奖、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中央企业青年五四奖章、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康世虎，1977年9月出生，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现任核工业二〇八大队地勘一处处长，研究员。

多年以来，康世虎一直坚守在野外生产一线，致力于二连盆地铀矿勘查与科研工作，先后参加和主持了20多个铀矿勘查项目，发现了超大型、大型等多个铀矿床。主持发现了以哈达图大型铀矿床为代表的重大找矿成果，单孔最高平米铀量达63.77kg/m2，创造了二连盆地铀矿勘查史上单孔平米铀量最高记录。提出了多项创新性认识，建立了“哈达图式”铀成矿模式。

康世虎先后获得国防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一项、中核集团公司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成果奖一项，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四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

张会琼，1982年12月出生，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矿产地质研究院科技处处长，中国地质学会副秘书长，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绿色评价中心秘书长，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张会琼长期工作在地质调查以及科技管理一线，主要从事成矿规律、找矿预测及地质调查等方面的工作，主持或作为骨干参与国家项目11项，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6项，其中一等奖3项，“358”找矿成果一项。2017年获得中国地质学会第十六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公开发表文章34篇，著作1部，在新疆哈密卡拉塔格等矿山深边部找矿预测，探索创新矿产资源基地地质-环境-技术经济“三位一体“的综合地质调查等地质科技创新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绩。

李鸿睿，1976年4月出生，地质调查与找矿专业，本科学历，现任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副院长、地质矿产勘查所所长。

李鸿睿先后参与或主持完成了10多个区域地质矿产调查、矿产勘查项目。发表论文10篇（第一作者4篇、CSCD收录一篇）。

此外，李鸿睿还先后获得2018年自然资源部国土资源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014年中国地质学会十大找矿成果奖、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五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第九届甘肃省青年地质科技奖、甘肃省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二等奖、甘肃省技术标兵、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届十大杰出青年、第二届全国地质勘查行业“最美地质队员”、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奖项和荣誉。

傅志斌，1973年12月出生，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工，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教授级高工，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注册岩土工程师，注册一级建造师。主要从事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专业研究和工程实践，在复杂地质环境条件下深基坑工程、软土和超软基加固技术及设备研制、岩土文物保护勘察与治理技术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主持项目获国家、行业和北京市优秀勘察设计奖7次，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1次，詹天佑大奖和国家优质工程奖各1次。获国家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15项，全国发明展览会金奖1次。主编、参编各类规范标准9部。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银锤奖、全国优秀总工程师奖、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茅以升土力学与岩土工程青年奖等荣誉。北京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北京市“高创计划”领军人才。住建部勘察设计行业“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纲要主要起草人，住建部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公告主要完成人，全国勘察设计行业2010-2018年各年度发展研究报告编撰委员。

教师奖

郭颖，1973年3月出生，宝石学、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珠宝学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持并完成科研项目2项，国家级教研教改项目1项、北京市专业建设项目1项，出版专著20余部，光盘14张，编写并出版教材3部，包括北京市高校精品教材2部，独立完成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2门。获得中国硅酸盐学会青年科技奖提名奖；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北京市首届青年教学名师奖；中国地质学会优秀科学传播专家（3次）；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高校），文史组一等奖、最佳教案奖、最佳教学演示奖、最受学生欢迎奖；多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五四奖章等。

此外，郭颖还开展以宝玉石颜色质量评价体系的研究，提出了宝石颜色比对的新方法，据此，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包括SCI论文9篇、SCIE论文1篇、国际EI论文26篇；专心教学，并发表教学法论文10余篇；投身科普，积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在多种媒体中发声。

5月17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全国项目办公室参加了内蒙古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座谈会暨《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赠书仪式。

座谈会上，内蒙古地矿集团就单位组建改革中遇到的问题，所属矿权的深边部找矿、勘查开发、分析测试等有关“卡脖子”技术难题作了详细说明，内蒙古地质调查研究院就资料服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资源所介绍了《中国矿产地质志》成果构成、研编及服务进展情况，并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

会议强调，与会三方要加强交流，打造央地合作新模式，建立志书服务-更新新机制，进一步围绕内蒙古地矿集团所属矿权，梳理现有矿权存在的问题和成矿潜力，深化合作、优势互补，在矿产勘查和开发两个方面发力，以促进内蒙古地矿集团改革和高质量发展，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贡献力量。

赠书仪式上，资源所与《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主编单位内蒙古地质调查研究院，共同向内蒙古地矿集团赠送了《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内蒙古地矿集团各直属地勘单位代表接受了赠书。

据悉，《中国矿产地质志》作为新中国第一套矿产资源领域的大型专业志书，秉承“书记天下矿产、图示古今资源、库存海量信息、普及地学文明”的编志原则，对我国百年矿产地质勘查成果的“大清理、大梳理、大总结、大提炼”，实现了我国已发现矿种、矿产地和国域面积三个全覆盖。截至目前，全国630余家单位4500余人参与了研编，共完成了208部志书的研编和评审工作，其中，正式出版发行了74部志书，总页数已达4.5万页，约1亿字，预计到2024年底出版发行志书总数将达100部，是我国矿产勘查和成矿规律总结的集大成扛鼎之作。《中国矿产地质志·内蒙古卷》为《中国矿产地质志》系列成果之一，包括志、图、库、普四大成果，对内蒙古已发现的142个矿种2735处矿产地以及16个三级成矿带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总结，做到了矿种、矿产地、成矿带三个全覆盖，摸清了全区矿产资源家底，是内蒙古自治区矿产地质及成矿规律研究方面最新、最全面、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填补了内蒙古矿产资源领域志书的空白，将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全国提供全面的矿产资源信息公益服务，为新时期内蒙古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矿业谋篇布局提供重要支撑。

活动现场

近日，由中国地质调查局廊坊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牵头编写的系统介绍地表基质调查技术方法体系的首部著作——《地表基质调查工作方法》正式印刷出版。

该书系统总结了国内外近年来地表基质调查工作及相关领域的调查和研究成果，全面阐述了地表基质调查的概念内涵、理论框架及实践路径，构建了从工作流程设计、调查内容规划到具体工作方法和技术要求的完整体系；通过深入分析华北平原、东部沿海、西部戈壁荒漠及东北黑土地等典型区域的地表基质调查案例，深入揭示了地表基质的空间分布规律、理化性质特征，并创新性地探索了成果展示形式及应用服务模式。

调查实践证明,全面查清地表基质层的基本状态、物质组成、理化性质等特征,对于促进自然资源的科学统一管理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可以助力决策者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分类施策并实施精准管理，推动国土空间规划的高水平编制与综合高效利用。《地表基质调查工作方法》作为自然资源调查领域中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对于推动地表基质调查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高效化具有重要意义。该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地表基质调查领域技术方法体系的初步成型，也将助力开展对于该领域理论的深入研究，从而为实际调查工作提供有力的指导和支持。

日前，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编著的《中国东北部及邻区地质图（1:2500000）及说明书》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大型图件及专著是一部以地球系统科学、旋回演化论及全球动力学思想为指导编制的东北亚地区综合研究类成果，是沈阳地质调查中心近年来取得的一项重要科研成果，并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任纪舜的高度评价。

该大型图件地理上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朝鲜、韩国５个国家，编图范围西起贝加尔湖，东到萨哈林岛（库页岛），北起尚塔尔岛，南至渤海湾；地质上经历了古亚洲洋和太平洋两大构造域的叠加演化过程，地质构造极其复杂。该专著以区域不整合界面为主要依据，以超大陆的聚合与裂解为主线，梳理和建立了整个古亚洲构造域东段和太平洋构造域北段的地层-岩浆-变质-构造格架，系统总结了区域构造演化历史。总结了中国东北部及邻区中生代活动大陆边缘构造格架主体特点，探讨了“燕山运动”大地构造属性及幕次划分；梳理了中国东北部及邻区前中生代不同构造单元的地质特征，从全球超大陆旋回的角度描述了区域构造演化过程；开展了专题综合研究，并提出了东北亚地区大地构造格架一些新的认识。它是中国东北部及邻区最新的一部区域地质构造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该成果为东北亚地区基础地质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国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管理以及重大工程建设提供快捷有效的基础地质信息，并填补了东北亚地区地质图数据库体系的空白，为地质大数据、“地质云”建设和社会化服务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020年5月14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召开“弘扬正定大院精神、勇做新时代地质青年”漫谈会，特别邀请董凤岐、朱延华、石建省、费宇红四位专家和50余名青年职工代表共聚一堂，漫谈成长经历，共话人生感悟。

会上，四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向青年职工们深情讲述了先辈们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为水环所建设和发展，为国家水工环地质事业拼搏奋斗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正定大院”精神的历史由来和传承发展，并对青年职工继承和弘扬“正定大院”精神提出了殷切希望。会上传达和解读了所党委《关于促进青年人才成才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并提出青年人在培自律和抓落实的原则下，要做好自身事业发展规划。参会青年职工代表结合工作实际，从理想信念、学习创新、责任担当、务实工作等方面汇报了学习工作生活体会和思想情况。

会议指出，水环所于1956年成立，于1965年由北京迁至河北正定。回顾过去的55年来，正定大院培养了一批批的有为青年，一代名师张宗祜先生、卢耀如先生的经典著作，已成为教科书般的成就。水环所的老领导、老专家一代代人无私奉献、团结奋斗，艰苦努力，使水环所成长为国家水文地质环境地质领域的领头雁、排头兵。几代水环人在正定大院的热土上无私奉献、砥砺前行，用青春和汗水凝聚出的“正定大院”精神，创造了独属于水环人的宝贵精神财富，铸就了水环所一代代的辉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正定大院”精神始终历久弥新，不曾褪色，必将为水环所各项事业快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一要珍惜时光，刻苦学习，在学习中夯实坚定理想信念的真理支撑，汲取提升思想境界的精神滋养。二要踏实工作，甘于奉献，培养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弘扬甘于付出的风险精神，做到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在奉献中成就理想、创造未来。三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发挥青年人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的优势，保持勇于探索、奋勇争先的锐气，自觉地把个人理想的实现融入推进水工环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中，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贡献青春力量。

会议充分肯定此次活动意义深远，正定大院是一个神圣的殿堂，正定大院的前辈们为国家重大需求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精神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鲜活的教材，是全体水环人的精神财富，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舍小家顾大家的家国情怀，二是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三是不为名利的奉献精神，四是团结协作的担当精神，五是服务国家需求的创新精神，六是继承传统再创业再出发的传承精神。在新形势新要求下，我们要深刻领会水工环新内涵，发挥水环所的业务优势，通过建立正定陈列室、编制“水环档案”，打造出水环所的特色品牌，将“正定大院”精神真正发扬光大。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杨福全、耿新霞等研究员历经数年精心编写完成了《新疆北部块状硫化物矿床成矿规律》，近日正式出版发行。

本著作在成矿理论的指导下，以新疆北部中亚造山带（阿尔泰、东天山和西天山赛里木湖周边）的VMS型矿床和SEDEX型矿床为研究对象，揭示了块状硫化物型成矿系统时空结构，阐明了成矿构造环境、深部过程、物质迁移、巨量金属富集和成矿作用；探讨了复杂构造体系下块状硫化物型成矿系统形成与演化；查明了成矿“末端”结构与成矿效应，建立了矿床和矿集区模型，推动了新疆块状硫化物矿床深部找矿勘查。

本著作全面反映了新疆北部块状硫化物矿床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新疆块状硫化物矿床进一步找矿勘查提供了科学依据。 

　　鲁迅、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 

　　中国的地质调查之所以在辛亥革命后起程，有几个具体的背景不能忽视。换句话说，中国的地质调查是应“运”而生的，有其逻辑自恰的合理性：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看到西方列强在自己的国土上疯狂地掠夺矿产资源，一部分先知先觉的爱国之士，通过深邃地思考后，认为必须通过开发矿业、强国富民，才能拯救民族于水火，维护矿权、实业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大量西方人涌进中国进行地质调查、近代地质学传入、地质教育的兴起以及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出现等，使得建立中国自己的地质机构、开展地质调查成为必然。

　　下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大量外国人在中国进行地质调查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沉封已久的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从那时起，在中国尚没有自己的地质调查队伍的情况下，大量外国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及地质学家蜂拥而来，强行到中国境内进行地质调查。他们搜集资料、测绘图件、采集标本，带回其国内研究，写成著作并正式发表。

　　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施俊法等专家研究，并综合其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这个时期来中国开展过考察与地质研究的外国地质学家及其出版的著作主要有——

　　19世纪中叶，英国人斯特拉克里曾到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进行地质考察，1848年，发表《论西藏地质》一文，1851年又发表《论喜马拉雅山山脉和西藏地质》一文。

　　1861年，英国人金斯米尔来华，在我国东部、南部从事地质考察，做过大运河北段的测量工作，调查研究过我国黄土。著有《中国东南省份的边区煤田》、《中国地质重点在扬子江下游各省》等文章。回国后还在伦敦地质学会作过《中国之地质》的专题演讲。

　　1863年，美国地质学家拉斐尔·庞培里应邀来华工作了两年多，走遍了华东、华中、华北很多地区。回国后， 1867年出版了《1862－1865年期间在中国、蒙古和日本的地质研究》，全书共10章，其中9章内容都是关于中国的。他是以近代地质科学方法对中国广大地域进行系统全面研究的第一位学者。他详列了“中国有用矿产产地目录”，共列出矿产地276处，其中铁矿112处，有色金属116处，非金属杂类矿48处，可以认为，他也是编撰《中国矿产志》的先驱。

　　1865年，法国工程师罗歇到我国云南省考察，于1879～1880年出版了《中国云南省》（两卷）。其中第二卷论及该省各类矿产分布，并记述了铁、铜、锡、银矿等之冶炼方法。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获得美国加州银行和上海西商会提供的资助，藉此机会他在4年间对中国作了7次旅行考察，考察时间累计约20个月，行程数万公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1872年未回国后，出版了最少300万字以上的五卷大部头的巨著—《中国：亲身旅行及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另有地理和地质图册两集，堪称“中国近代地质科学启蒙时期之经典”。传入我国后，成为我国地质学家工作的重要参考书。

　　1892～1894年，俄罗斯地质学家奥勃鲁乔夫参加波塔宁领导的蒙古和中国考察队，穿越了整个中国“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1894年发表了《祁连山山脉概要》一书。在1905～1906年及1909年，奥勃鲁乔夫又两次进入中国西北地区，提出了黄土成因的“风成学说”。他还论证准噶尔地区有石油、沥青、煤及金矿富集，并提出通过准噶尔修建从莫斯科到北京的铁路线。

　　1895年，法国矿业工程师杜克洛参加里昂商会组织的“中国经济考查团”，由越南进入我国云南省昆明，对沿途矿产资源，尤其是东川铜矿做了考察。

　　1897年，英国地质学家毕克姆、法国地质学家勒库黎到我国广西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并测有地质图，他们的工作开创了广西矿产地质调查的先例。

　　1905年，清政府聘任日本地质学家阿部正治郎到陕西延长县考察，经试凿发现石油，1907年设延长石油厂，聘日本人佐藤弥市郎为技师，同年凿成我国大陆第一口油井——延长一号井，开创了我国大陆石油生产史。

　　1909年，英国地质学家戴维斯考察山西太原西山煤系，于1922年发表了有关该区石炭二叠纪煤系划分对比的文章。

　　这个时期来中国且后来与中国的地质调查发生关联的，还有一位取了一个地道中文名字的瑞典年轻地质学家“新常富”。他刚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国山西太原定居，参加了山西大学的筹建，后长期担任该校地质系教授，还帮助该校建立了博物馆。他还向北洋政府建议聘请瑞典地质学家来华工作。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采纳了他的建议，在1914年以高薪聘请了两位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丁格兰任顾问。他们来中国后和新常富一起着重调查了北京附近及华北的矿产资源，并对宣化龙烟地区发现的铁矿进行了深入研究。安特生还参加了北京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学工作，多次带领该所学员去北京西山和华北地区进行野外实习及考察，搜集了华北地区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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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些外国“客卿”早期在中国从事地质研究显然是“越俎代庖”，但他们毕竟是在中国土地上进行地质学研究，获得的成果载入了世界科学的典籍，对世界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以后中国人自己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积累了资料，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因此应当实事求是的评价。

　　事实上，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们对他们给予了“极端公正、恰如其分的评价”。比如，1933年即德国人李希霍芬诞辰百周年时翁文灏曾在《中国地质学会志》（英文刊）上发文，肯定了这位德国地质学家为中国地质学所做的贡献：“中国地质学的巩固基础，实在是由德国人李希霍芬最早奠定的……李氏之前，关于中国地质学所知极少……”

　　但也要看到，因为他们掌握了情况，使中国的地质特别是矿产分布情况也暴露在世界的目光之下。比如，李希霍芬《中国》一书中所称“中国矿产资源异常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使用千年有余”等，一时在海外引起震动，引起了西方列强对我国矿产宝藏的垂涎觊觎。

　　（二）日本等西方列强疯狂掠夺我国的矿产资源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对中国的矿产资源进行勘探与开发，并肆无忌惮地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

　　日本觊觎中国的矿产资源由来已久。

　　1895年，清朝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条约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其他西方列强援用。

　　1904年，日本和俄国在我国东北地区开战，俄国战败后，两国在美国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东北大部分地域由原来俄国的势力范围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获取特权最多的是辽宁省，因其处于整个满洲之南，所以称为“南满”。

　　1907年，由日本建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开始营业。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营我国东北的“国策会社”。营业之初，就在矿业部下设地质课（科）和煤田地质调查事务所，1909年地质课改为地质研究所，下设庶务科、地质科、矿产地质科、物理探矿科和研究科，共5个科，专门在东北进行地质矿产调查与研究。

　　根据资料统计，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日本人在东北开展了大规模的地质工作，并撰写了大量的地质工作报告。如果按省份分类，辽宁省的达215份，吉林省的46份，黑龙江省的5份，分别占在中国开展地质工作的15个省份中的第一、二、九位。另外还有涉及东北两个省以上的达8份。

　　日本人在华开展地质工作较多的另一个地区是台湾省。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予日本。

　　根据资料，从甲午战争后到“九一八事变”36年中，日本人撰写的有关台湾省的地质工作报告达10份之多，居15个省份中的第5位（仅次于辽宁、吉林、山东、河北，而台湾的面积仅是以上4省的1/6到1/4）。

　　日本侵略者除了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还以武力直接占领现成的矿区，掠夺开采矿产资源，最典型的便是抢劫辽宁的抚顺煤矿和鞍山铁矿。

　　1904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得原沙俄在东北的特权。他们凭借武力，在一个月内将抚顺煤矿全部侵占，把华兴利公司开采存储的4000多吨炭运回日本国内。

　　1905年5月1日，日本侵略者在抚顺成立隶属于日军大本营的“采炭社”，对该煤矿进行掠夺式开采。1907年，该社交“满铁”经营，他们用武力强占土地，扩大开采区域，掠夺煤炭资源。当年抚顺煤炭产量为23.3万吨。后来年年直线上升，1910年产量达到131.1万吨，3年之内几乎增大了6倍。

　　1909年8月，“满铁”在鞍山地区调查温泉时，发现了铁矿。后来又发现了鞍山西南的营口大石桥（今营口县）菱镁矿，还有粘土矿等资源，经过以后10年的建设，成立了鞍山制铁所，于1919年正式投入生产。

　　谈到列强掠夺中国矿产的卑劣行径，鲁迅和顾琅编著的《中国矿产志》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进行揭露，并且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窟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

　　华蘅芳与玛高温翻译的《地学浅释》内文 

　　（三）开办现代矿业必须掌握地质学和采矿知识 

　　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肆意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疾呼“开矿致富”。比如，康有为当时提出：“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10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于是，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强国求富的主要活动之一。

　　要开矿，首先要找矿，这就需要相应的地质学与采矿知识。但众所周知，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特别是清王朝后期的昏庸无能，闭关自守，中国在近代科学技术方面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西方国家，至19世纪中叶，便建立并完善了近代地质学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完成了学科体制化建设，比中国至少早一个世纪。这样，为了解决开办新式矿业对地质学采矿学的急需，洋务派及一些有识的爱国人士开始举办翻译机构，翻译、引进与著述相关的地质学理论。同时，开始向西方国家选派留洋学生。

　　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了“墨海书馆”，随后，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陆续兴办；随之，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翻译学者与译著，地质科学逐渐引入国内。如英国传教士兼地质学家慕维廉在上海写成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地理全志》，其中有几卷就是地质学的内容。这是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据李鄂荣先生等考证，我国近代科学意义上的“地质”一词，最早就出现在慕维廉的《地理全志》里。

　　19世纪80年代初，华蘅芳与玛高温合译了《金石识别》（现译为《系统矿物学》）与《地学浅释》（现译为《地质学纲要》）两本书，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后来，他们又合译了《金石表》（就是后来的《矿物学名辞典》），这套书对中国地质学、矿物学的发展影响极大。随后，潘松与英国人傅兰雅合译了《求矿指南》，王汝聃翻译了《相地探金石法》，舒高第与沈陶章合译了《矿学考质》。这几本译著，基本上属于今天的“矿床学”。

　　同时，中国人自己也开始著书立说。中国人编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1910年，在直隶省矿政调查局担任知矿师的邝荣光在中国地学会主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我国首幅彩色区域地质图和矿产图——1∶250万《直隶地质图》和《直隶矿产图》，还有我国的第一张古生物图版——《直隶石层古迹》。

　　“庚子”之役以后，“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曾国藩推出一项有意义的举措，就是在1870年设立“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正式派遣30名10岁左右的儿童去美国留学。以后又连续3年每年都派去30名留美学生。这里面学地质矿业的有邝荣光、吴仰曾、邝炳光等。1877年，清政府又派林庆升、池贞铨、张金生、罗臻禄、林日章5人赴法巴黎矿务学堂学习矿务。1886年，李鸿章又派留美归国的吴仰曾至英国伦敦皇家矿冶学校留学，于1890年完成学业。

　　据有关资料，从1872年至1876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派出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他们不仅学到了地质学知识，而且了解了当时地质科学的最新成就，摸清了关于当代地质科学前沿的知识。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和奠基人，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留学生除了上述诸位外，学习地质、矿业的还包括——

　　王宠佑（1879—1958），广东东莞人， 1901年赴美国留学，190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矿物学硕士学位。后又留学英、法、德国，1908年回国。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899年22岁时考中秀才，1905年留学日本，191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学系，获学士学位。

　　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1902年留学日本，1904年又留学英国，1911年毕业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获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后回国。

　　1911年，章、丁二人参加了清政府留学生文官考试，获“格致科进士”，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最早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翁文灏（1889—1971），浙江鄞县人，1908年留学比利时鲁凡大学地质系，1912年毕业，其毕业论文《勒辛的石英玢岩》水平极高，荣获“特优”成绩而被破格授予博士学位。这样，他就成为中国地质学界第一位博士，也是最年轻的博士（23岁）。他1913年回国，参加了北洋政府的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任农商部佥事。后来，他就与章鸿钊、丁文江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地质科学事业。

　　李四光（1889—1971），湖北黄冈人，1904年到日本留学。1910年毕业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械科，同年回国。1911年9月去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成绩为最优等，获“工科进士”。1913年再度出国留学，去英国伯明翰大学，初学矿业，后改学地质，1918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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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运动引发的翻译与留学热潮，却为地质学的本土化和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

　　（四）地质学的引进为近代科学思潮在中国的兴起扫清了道路 

　　杜智涛先生在他的《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一文中写到，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互融合，彼此依存，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反过来，又推动了地质调查工作在中国的产生，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敬天法祖是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而地质学作为一种科学，它客观地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尝试用一种新的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

　　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同时，他在一系列给皇帝的上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

　　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不少地质学子如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也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他们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成为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

　　（五）新式学堂的兴起，开启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先河 

　　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洋务运动，推进了当时新式学堂的兴起。中国的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的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

　　我们不妨详细了解一下：

　　19世纪后半叶，中国出现了首批官办新式学校，主要在传统的文、史、哲等经典课程之外，增加了外语和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其中也包括地质矿业在内。

　　1862年，中国最早的官办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诞生，学制为8年。从第5学年起，加设科学馆。从第6学年起增设了地质矿务、航海测算、机器制造、经国策、万国公法等科目。高年级才修金石学（矿物学）课，由德国教师斯图曼博士讲授，在矿物学教学内容中也渗透了化石知识。

　　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7年以后，该馆毕业生择优赴京师同文馆科学馆再求深造。

　　1867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建船政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海军学堂。该校也讲授地质学课程。

　　1889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广东水师学堂内增设矿务学堂，聘请英国人为教习，最初招收了30名学生。

　　1892年，湖北铁路矿务局设立了附属矿务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初等矿业专门学校。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开办了中西学堂，其中的头等学堂为大学本科，里面设有矿物科，培养地质、采矿人才。

　　当年10月2日，清光绪皇帝御批将中西学堂改为北洋大学堂，其中的矿务学门开始招收采矿冶金科新生。

　　1896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奏准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矿路学堂），浙江绍兴青年鲁迅曾到该校求学。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辅佐清光绪皇帝领导“戊戍维新运动”，其中一项措施就是在原京师同文馆的基础上创办“京师大学堂”。该校分为天学、地学、道学、政务、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10个科，地学科中附设有矿学。

　　1909年，京师大学堂的“格致科”内设立“地质学门”，有王烈、裘杰、邬友能、陈祥翰、路晋继5名学生（都是由预科德文班毕业升入的）。这一年被称为“中国高等地质教育事业的开局之年”，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地质教育的兴起，促进了一批地学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如美国公理会女教士、北京贝满女子学校校长柳拉·迈诺尔编著出版的《普通地质学》（1903年），这应是中国最早的地质学教科书。此后，杜亚泉翻译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1904年），钟观浩翻译出版了《新式矿物学》（1906年），杜亚泉编译出版了《最新中学教科书·矿物学》（1906年）。1909年，张相文根据日本横山又次郎的《地质学》，并参考其他书籍编译出版了《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共4册），此书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地质学教科书。

　　谈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的发端，我们不能忘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怎样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辛酸过程；我们更不能忘记，中国地质工作的先驱们、开创者们，是如何在国破山河碎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筚路褴褛、卧薪尝胆，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地质调查机构，并且学会独立地开展地质调查工作的。

　　（笔者在撰写此文过程中，参阅了众多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由于出处甚多，恕难一一注明，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近日，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资源所”）赵元艺研究员等编著的《上黑龙江盆地铜（金）成矿系统物质组成与过程》由地质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该书主要针对上黑龙江盆地典型矿床开展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一是系统研究了上黑龙江盆地的虎拉林金矿、砂宝斯金矿、龙沟河金矿、二十一站铜（金）矿以及潮满林场铜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年代学、成矿规律等，建立了矿床成矿模型。二是将上黑龙江盆地及邻区划分为4个成矿系统，分别为晚侏罗世铜铅锌成矿系统、早白垩世金矿成矿系统、晚侏罗世-早白垩世金矿成矿系统、晚侏罗世-早白垩世锑矿成矿系统。三是研究了上黑龙江盆地各成矿系统的物质组成与成矿过程，指出在上黑龙江盆地及邻区应重点对晚侏罗世和早白垩世两个时段的埃达克质岩体开展找矿工作。

上黑龙江盆地位于我国东北Ⅲ级金属成矿带“上黑龙江金-铜成矿带”，成矿条件十分优越。盆地内现已经发现砂宝斯金矿、二十一铜（金）矿等多个矿床（点），并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本著作的出版发行，可为进一步找矿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