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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岁进入地质队,到今年他已57岁。四十年山水相依,四十年风雨兼程,周琦说,他仅仅做了一件事——高原寻锰。

    风餐露宿的勘探,日晒雨淋的跋涉,这位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家的脸色也基本上成了“锰褐色”。曾几何时,锰矿是南半球的“专利”,而如今,中国“贫锰”的帽子,如同当年贫油的帽子一样,被远远甩向了太平洋。周琦,一个土生土长的贵州汉子,率领团队,在黔东地区发现并探明了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一举改变了中国锰矿在世界的格局。贵州锰矿资源储量一跃成为亚洲第一,黔东地区成为了中国锰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和世界级锰矿资源富集区。

    “锰矿,穷毕生精力找到它,作为地质人,我初心无悔。”周琦对笔者说。

    寻找接续资源迫在眉睫 

    进入21世纪以来,贵州锰工业迅速发展,锰矿资源需求量迅速上升,锰矿石供需缺口加大。已探明的老矿区锰矿资源几近枯竭,寻找接续矿产资源迫在眉睫。

    时任贵州省地矿局103地质队队长的周琦,把找锰当成了第一要务。他带领团队在松桃西溪堡地区开展地质普查评价,历尽曲折,未见进展。接着又在笔架山一带布置了两个钻孔,也没有结果。就这样,吃在大山里,宿在大山里,梦在大山里,周琦恨不得钻进地下看个明白,一探究竟。

    2000年春节刚过,第一个钻孔完成,显示无矿;接着打第二个钻孔,结果还是无矿……接连的失败,接踵的打击。矿在哪里呢?如何找到它?

    周琦17岁自昆明地质学校中专毕业后,就分配到103地质队,开始寻锰生涯。原有的专业知识,已有的找矿经验,显然不能回答现实问题。接二连三的失败与打击,对于弱者可能是灭顶灾难,对于强者却是营养和力量。逆水行舟,面对重重压力,必须提升自我,站到巨人肩上去。周琦选择考研,下决心深造。他一边探索,一边研学,由硕到博,完成了嬗变。“后来我才明白,传统的外生沉积成锰理论是导致失败的主因,必须寻求新路。”通过孜孜求学与独立思考,周琦渐渐找到了打开“芝麻开门”的钥匙。看那地表露头的锰矿,已经被开采得差不多了,我们必须目光向下,向深部要矿,必须将目光深入到千米以下,寻找地下的全隐伏锰矿。因为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千米以下找“盲矿”,难度大,风险高;而传统的方法是由浅入深,即从露头的矿体顺藤摸瓜,大致推测一个方向,再打钻孔检验是否有矿。周琦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于攻深找盲,也找不到深部隐伏锰矿。

    周琦在野外踏勘

    关键时刻改变找矿方法 

    细节决定成败,思路决定出路。周琦决心沿着这一思路,探索创建一套适合于我国的锰矿成矿理论和找矿方法。理论的“大厦”,总是生长于一砖一瓦。每当野外勘查时,周琦总是发现,锰矿体中含有沥青,面对这一种奇异的地质现象,问号总在脑子里打转,“锰矿里怎么会有沥青跑进来呢?”周琦白天走路在想,晚上做梦也在思。为了搞明白就里,每到野外,周琦就坐在公路边或者坑道中,用心观察锰矿,用素描将形态画下来,用相机拍下来。饿了不知道吃,累了不知道困。回到家就翻资料,分析研究。看到他如此“痴迷”,不少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矿,本就是那样;人,却陷入了物我两忘。可周琦偏偏就死抓住这一细节不放。他翻遍了相关文献,他到处请教业内专家,拜师教授,上下求索路径,苦苦寻找着答案。

    周琦决定,再次安排技术人员对西溪堡进行更为详尽的地质工作,在不同的区域点上取样,对锰铬比值进行细致地测试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西溪堡地区,预测的矿体由北到南、从厚到薄、从有到无,分布的规律非常明显。于是周琦便决定在盆地的中心位置设计钻孔,安排带钻普查。

    第一个钻孔打下去,到500多米就见到矿,而且品位超过20%,这样高的品位在103队近几年的锰矿勘查中是极少见到的。团队上上下下都感到了振奋。第二个钻孔打下去,却没有见到矿;第三个钻孔打下去还是不理想。是停下来,还是继续勘探?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应当坚持。第四、第五个孔相继见矿了。但整个矿区还不能连成一个整体。周琦经过仔细分析和慎重考虑,决定改变思路,放弃钻探,改为坑道勘探。当坑道打到508米时,主矿体出现了,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矿体啊。周琦终于用实践证明自己的找矿理论是科学的!关键时刻,改变找矿方法,变钻探为坑探的思路与决策,无疑是天才灵感之妙笔!

    改变世界锰矿资源格局 

    2008年8月8日,贵州省地矿局与铜仁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按照“战略合作、促进发展、成果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对铜仁市优势矿产资源开展合作勘查,由此建立了“地方政府、地勘单位、企业”“三位一体”矿产资源合作勘查的“铜仁模式”。随即,他们对锰矿率先实施了整装勘查,开展了空前的找锰大会战。作为锰矿整装勘查指挥长的周琦,深感找锰突破的历史性机遇来了。他有对黔东地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从事30多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求,也走出了初期找锰的种种困惑,锰矿找矿新突破的曙光就在眼前。

    作为锰矿整装勘查的指挥长和技术总负责,周琦拼了,他带领的找矿团队也拼了。他们不断总结找矿经验,完善找矿理论,使黔东地区南华纪“大塘坡”式锰矿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创立了锰矿气液喷溢沉积成矿原创性理论和隐伏新类型锰矿找矿预测关键技术方法等,用以指导锰矿整装勘查区找矿预测研究和勘查工作。新的找锰理论技术指导和支撑大会战,找矿成果凸显。仅钻探工作量就完成了30多万米 ,若将钻杆相连,可以从贵阳市拉到铜仁市了。就这样,他们先后发现并探明了亚洲最大的锰矿——松桃普觉隐伏超大型锰矿,以及道坨隐伏超大型锰矿、桃子坪隐伏超大型锰矿和松桃高地隐伏超大型锰矿等4个世界级隐伏超大型锰矿,新增锰矿资源量6亿多吨。要知道,全球仅有13个储量超1亿吨的超大型锰矿,贵州铜仁就占4个,不仅改变了世界锰矿资源勘查开发格局,还一举改写了世界超大型锰矿床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历史。

    梅花香自苦寒来。历经40年,周琦终于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锰矿成矿新理论,并据此创建了一个新的隐伏锰矿找矿预测方法,使我国找锰实现了历史性重大突破,同时还创造了上万亿元的潜在资源价值。周琦因此于2017年获得了我国地质科学领域的最高奖——李四光地质科学奖;2018年,荣获贵州省最高科学技术奖;2020年5月,获得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状。

    四十年,周琦只做了这一件事,把青春无悔地献给高原,将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杨拓在野外采水系样

    杨拓是出了名的和气,也是出了名的严苛。他对待工作的严苛,是近乎工匠对待自己作品的精雕细琢,单看他所作项目报告的字迹,疏密有致,近乎绘图一样美观,大家称其为“绘图字”。

    2016年9月,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届野外青年地质贡献奖——金罗盘奖”获奖名单公布,现任广西第六地质队总工办主任杨拓榜上有名。

    提起他,同事们都说:“杨工最大的特点就是,能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到极致。”

    对于领导和同事们的赞誉,杨拓一贯低调,他始终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做了应该做的工作:“刚开始都是苦熬,投入得越多,越不忍放弃,越懂得珍惜,苦熬到一定程度,便会发现地质工作的乐趣,觉得这是一份可以托付一生的工作,可以发现地球之美和生命之美的工作!”

    一边帮父亲看小卖部,一边苦读地勘书

    杨拓的父亲是一名地质队员,家里兄弟姐妹4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支撑,一心想早点分担家庭负担的他,明知地质工作艰苦,还是选择了进入这个行业。1993年,杨拓从广西地校毕业后定向分配到广西第六地质队四分队,被安排到北海公馆测区,进行1∶5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

    在北海公馆测区,地形陡峭、河谷幽深、峰峦起伏,杂草、灌木丛生,只能用刀开路。在大太阳底下,杂草和灌木高过人头,闷热难当,为了避免被灌木枝划伤,即使大热天也要穿着厚实的衣服。杨拓说,汗水透不出来也罢了,最怕突然来那么一阵不大不小的雨,没把汗水冲走,而是和汗水黏在一起,衣服又重又湿,身体又冷又黏,难受得让人想哭,“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艰苦的工作啊!”

    工作虽然艰苦,但杨拓没有想过放弃。他和同事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每天跑路线填图、测剖面,常常一天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数十公里,工作时间10小时以上,午饭就是馒头加山泉水。

    一次,他和一个同事跑线路,晴朗的天空突然大雨倾盆,雨后的道路泥泞湿滑,一不小心人就会滑下山坡,计划的路线还没有走到一半就已近中午,两人累得气喘吁吁。在啃完了带来的冷馒头后,两人陷入了前进还是返回的纠结中。在湿漉漉的丛林中,同事每走一步都想放弃:“下雨了,我们返回去明天再来吧。”

    杨拓看着地图上的计划路线,给同事打气:“今天就剩这一点任务了,克服一下就好,现在返回去,明天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这里,不光浪费时间,还耽误项目进度。坚持一下吧,水都挑到家门口了,就差最后一脚了。”

    两人咬牙前行,直到把任务完成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驻地。经过3年这样艰苦的工作,北海公馆测区区域地质调查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而此时的杨拓也已经成长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和特别能奉献的地质郎,正当他想大展身手的时候,地质勘查却迎来低迷的发展阶段:经费被压缩了,区域调查组被分流了,杨拓下岗了!

    从“山上”下来,没有了工作,他被迫回到父亲开的杂货店帮忙,但3年“山谷的风”锤炼出他不服输的性格:在帮父亲看小卖部的同时,仍然手不释卷,为此他没少受别人的冷嘲热讽,“都下岗了,还看这些破书有什么用!”

    直到1996年10月,六队参加大瑶山的一项区域调查项目竞标成功,杨拓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地勘队伍。

    只要肯下苦功,丑小鸭终会变成白天鹅

    仅从第一学历而言,杨拓并不完美:他只有中专文凭。虽然文凭不说明实践能力就一定会低,但理论功底的欠缺最终会影响他将来在地勘行业达到的高度。

    为了提升学历,也为了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杨拓给自己定下了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除非加班,每天晚上九点钟是他学习的时间。六队的龚飞说,队里有时举行气排球比赛,比赛结束后他就往家里赶,我们都知道那是他的学习时间,一般都不会邀请他多玩一会儿。

    杨拓常说:“我的学历起点并不高,脑袋也不是很聪明,在一群硕士、博士面前,我还真有点觉得自己就像一只丑小鸭。但越是承认不如人,越是要奋勇追击,通过勤奋的学习、努力的工作来弥补先天的不足。”

    后来杨拓的学历由中专到大专、由大专到本科,全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考取的。杨拓说,拿到本科学历的那一年,真的感觉自己由一只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起码像个大学生了,当然在现在这个“大学生满街跑”的年代已经不稀奇,我只是想跟自己比,学业也只不过是为理论奠基。

    六队原副队长兼总工、现广西二七三地质队队长韦子任说,杨拓是一个勤于钻研的人,别人下山回来累得半死都躺下睡觉或者周末骑车到镇上打桌球的时候,他却抓紧时间拿着标本在研究,凡事都要比别人用功,要琢磨透,所以打下了非常扎实的专业功底。

    六队职工雷达说:“杨拓是一个很爱学习的人,像他这样年过40仍然保持旺盛求知欲的人不多,他对于地矿理论前沿知识的了解,有时都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自愧不如,这都是杨拓在学习积累中形成的理论前瞻性。”

    蜕变的过程是痛苦的,收获的成果是喜人的:自2011年以来,杨拓主持或主要参加完成了16个大中小型地球化学勘查、地质矿产勘探及专题项目,从调研立项(项目答辩)-设计-野外实施-综合研究和报告编写等工作。发现大型矿床1处,探明中型矿床3处,小型矿床5处,主持及主要参加完成《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利用现状调查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产资源潜力评价项目》等2个专题项目相关子项目的任务。

    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资源潜力评价成果报告》被中国地质调查局评为优秀,获原始创新评语。同时他还在国家级专业期刊《矿产与地质》、省部级优秀科技期刊《南方国土资源》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科技含量较高的专业论文。

    尽管这些成绩不足以在专业人士面前“班门弄斧”,但对于杨拓来说却很不容易。杨拓说,不过是靠24年的愚拙之功,移山之志,人家出三分气力可以学到、做到的东西,我要出十分乃至十二分的气力去学、去做,过程是颇为艰辛的,“但只要肯下苦功,丑小鸭终有一天也会变成白天鹅的。”

    总是冲在最前面,言传身教带徒弟

    “从技术员、技术负责、分队长到现在的总工办主任,变的是岗位名称,不变的是纯朴的为人和冲在一线的工作作风。”六队的陈定雄说,杨拓为人和气,不管职务如何升迁,从来没端过架子,工作上的事总能冲在最前面,在年轻的同事面前有“老侦察兵”的美誉。

    在杨拓的徒弟王功民看来,师傅不仅重“言传”,更重“身教”。他带领徒弟,总是拿着柴刀走在最前面开路。在深山老林里开路,往往走在最前面的最容易被山蚂蟥咬。“有好几次,他边开路边指导我们,被山蚂蟥咬了都不知道。在采水系时也是这样,他总是第一个踏水而过,连鞋也不脱。我们这些从小没怎么吃苦的“90后”,看着也深受触动。有这样的师傅带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跟着冲上去呢。”

    在六队,杨拓是出了名的和气,也是出了名的严苛。杨拓对待工作的严苛,是近乎工匠对待自己作品的精雕细琢,单看他所作项目报告的字迹,疏密有致,近乎绘图一样美观,大家称其为“绘图字”。

    六队职工雷达说,跟杨工出去做区调是最累人的事,别人在一个地方做标志,扎一个布条就完事了,他不行,他还要画红圈,再跑到很远的地方放石头作标志。这样还嫌不够细致,他还要在石头上画红线箭头标志。“他真的可以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做到精益求精。还有做地质勘查的时候,在一个小矿区里他来来回回带我们走了不下十几次。他说,‘地勘要对这个矿区的具体位置、成矿条件等情况了然于胸,所以要多走多看,这样做出来的成果才可信’。”

    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