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就“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举行第四次集体学习。

江云华做主题发言时指出，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应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强化党员宗旨意识。针对加强党性修养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强化学习是前提。要学习党史，学习党的政策，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各时期涌现出来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的优良传统和品质，打牢思想基础，始终沿着党指引的光辉道路奋勇前进。第二，理论联系实际是基础。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我们要在工作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三，强化宗旨意识是关键。我们个别干部职工把自己的岗位职责变成了权力，本该主动为群众办事变成群众求他办事，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忘却：人民事党的根基、是党的生命之源，唯有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增强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

丰成友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每一届领导都很关注的问题，从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大提出的“三大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到习近平总书记为了密切联系群众在中共十八大后制定的中央八项规定，从十九大报告以“不忘初心”为开篇，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结尾，处处蕴含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结合“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密切联系群众”这个主题，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第一，我们要切实地解决职工反应强烈、关心、关切的实际问题，党员干部要干实事，不搞不求实效、脱离群众、表面文章和形式主义。我们计划结合这次主题教育，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委工作的方向。有利于加强党委、支部与职工的联系。怎样加强与群众的联络、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更好为群众服务，党委、党支部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党员同志要多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多跟群众交心，多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更好促进单位的发展。

于飞认为，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是战胜一切困难的根本，离开人民就会一事无成。二是通过这次活动，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守人民的立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着力解决职工群众关心的业务定位、收入分配、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党的建设工作等问题，激发职工的积极性。三是要注重单位的文化建设，文化是一个单位生存发展的根本，有好的文化才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才能干成事，要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重视职工群众的意见，给职工营造一个舒心的工作氛围，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车延岗、孙建华、袁明昕、王仕文、李恩如等同志作交流发言。

勘探技术所党委书记对此次集中学习研讨作出总结并制定下一步工作方案。第一，这次集中学习研讨的内容很丰富，除了安排中央和局党组要求的四个专题外，每天还观看有代表性的视频进行学习，内容丰富很有教育意义。第二，所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处级干部对此次学习研讨高度重视，到会率高，主题发言均认真准备，遵守会议研讨纪律。第三，这次集中学习研讨，既有理论认识深度，又跟单位、个人岗位紧密结合，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研讨。第四，通过这次集中学习，把所里当前改革发展、业务转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讨，在思想认识上达成共识。达到了此次集中学习研讨的目的。下一步要按照主题教育工作方案，认真做好调查研究，核实问题和整改落实各项工作，8月底前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针对整改工作，要做到边学、边查、边改。

近期，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武汉地调中心”）在南岭大义山地区锡矿研究的取得新进展。

南岭成矿带是我国重要的稀有金属矿产地。钨锡、区内中生代钨锡多金属成矿作用与同时代广泛分布的花岗岩类的密切成因联系，一直是国内外地质学家研究的热点。大义山岩体是南岭成矿带重要的成锡花岗岩体之一，在其成岩时代、岩石成因类型、锡多金属矿化与不同期次花岗岩的对应关系等方面还存在不同认识。大平锡多金属矿为武汉地调中心在大义山地区新发现的中型规模矿产地，其成矿与高分异花岗岩关系密切，相关研究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选择。

武汉地调中心联合辽宁师范大学等单位对大义山岩体及大平锡多金属矿床开展了详细的野外地质调查及岩石学、地球化学年代学研究，取得以下认识：（1）2件中细粒斑状(含电气石)二云母二长花岗岩锆石U-Pb年龄为153.2±0.9Ma、152.3±1.0Ma，为大义山岩体第五期岩浆活动的产物；矽卡岩型、云英岩型锡矿石锡石U-Pb年龄分别为153.4±3.6Ma 和150.22±0.37Ma，成岩、成矿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均属于燕山早期。（2）高精度成岩、成矿年代学结果显示大义山地区成矿作用与岩体第三、五期有关；猫仔山、大顺窿锡矿可能发生了多期叠加成矿。（3）提出大义山岩体源自中元古代基性岩和变沉积岩源区混合，且以后者为主，源岩从地幔储库中脱离的时间为中元古代。（4）结合岩相学、岩石地球化学及对比分析，确定大义山岩体属高分异A型花岗岩，形成于太平洋板块俯冲有关的陆内局部伸展环境。（5）构建了大平锡多金属矿成矿模型，助推区内稀有金属矿产找矿勘查。

相关成果以“Tin-polymetallic mineralization and granitic rocks in the Nanling daping mining area_ Geochemical and geochronological constraints”为题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地学期刊《Ore Geology Reviews》。

图 1 大义山地区代表性锡矿床成岩、成矿年龄统计图

图2  大平锡多金属矿成矿模式图

“在矿床学家中，能够管理一个部门地勘队伍的不多；退休之后，仍然跑野外、布设钻孔的专家更少；80岁了还在爬山，下坑道，布设2000米、3000米深钻，并且都打到矿了，还有这样的老专家吗？有！陈毓川院士就是这样的老专家！”

这是一份颁奖词的开场白。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地质专业委员会颁发了首届终身成就奖，我国著名矿床地质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毓川是两位获奖者之一。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陈毓川院士说：“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要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人民、感谢团队。只要我还能出野外，就一定要到生产一线，继续发挥我的余热，为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投入终身。”要知道，这位“八零后”院士今年已经84岁高龄了，但他依然活跃在矿床地质工作一线，无论是到野外开展矿产资源勘查研究，还是主持编撰《中国矿产地质志》，他无时无刻不在用自己兢兢业业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矿床地质、地球化学、区域成矿规律、成矿预测研究及矿产勘查工作的专家，陈毓川院士多年来躬耕野外一线，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深入研究广西大厂超大型锡多金属矿床，为指导找矿、总结成矿规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系统地研究了宁芜、庐枞、南岭及全国区域成矿规律及找矿方向，提出了宁芜玢岩铁矿成矿模式，在国内开拓了区域矿床成矿模式研究领域；他总结了华南花岗岩有色、稀有矿床及陆相火山铁矿成矿规律，促进了全国火山岩区及花岗岩区地质找矿；与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等研究提出了矿床的成矿系列概念，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区域成矿理论。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生产一线，并指导地质找矿实践，推动了找矿的重大突破。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陈毓川院士作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发展的优秀领导者和组织者，曾长期在地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负责固体矿产勘查工作、全国金矿找矿工作、全国重要矿产潜力评价工作等，均取得突出成就。他始终心系地矿事业改革发展，多次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提出加强地质找矿工作、发展我国矿业、科学有效地推进国有地勘队伍的体制改革、建设一流科研院所的对策和建议。特别是在国家地质工作处于低谷期间，于2003年联合37位院士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了加强地质工作的具体建议，得到中央高度重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的出台，对我国地质找矿事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期间，《中国矿业报》记者对陈毓川院士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矿床学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矿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科学精神培养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陈毓川院士提出的真知灼见，对业界去思考和探索矿床学科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意义。

陈毓川院士在第十四届全国矿床会议上作报告 张欣 摄

《中国矿业报》：作为一名老专家，您在矿床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成果，而且，您目前也仍然还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您对矿床学研究工作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和判断？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要从国家发展的需求和学科本身发展的需求两方面来考虑，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的，因为矿床学研究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它是为国家不断发展服务的。矿床学本身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地球科学领域众多分支学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它分支学科是相关的。因此，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矿床学研究工作的视野要更加开阔，要与地球科学其它分支学科更为紧密地结合，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矿床学研究必须要有时间、空间的三维概念，要点面结合。任何一个矿床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与周围的矿床有关系的，其联系点就是地质构造环境及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不能简单地在某一个矿床内观察研究、取点样品，然后回室内测测成份、测测品位、测测年龄，必须要把矿床形成的地质构造环境和区域地质构造环境及其相关的地质成矿作用结合起来考虑，探讨矿床之间的空间及成因联系，以及空间里时间演化与矿床演变的关系。

第二，矿床学研究必须要跟经济结合起来，脱离了经济评价，研究成果无法应用。从事矿床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因此，研究成果既要讨论矿床的成因、形成过程、规律等，又要考虑这个矿在经济方面——规模上、品位上、应用的范围上，是否也适合国家的需求，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开展工作

第三，矿床学研究必须考虑环境问题。目前，国家将环境保护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搞矿床学研究的人必须考虑矿产资源初期勘查、勘查完毕矿山建设、开发完毕治理恢复等三个阶段的环境问题。将矿床研究和矿山环境结合起来，这与社会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每一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于环境保护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新时代，找矿的、采矿的、研究矿的人都要共同考虑环境问题，要做到绿色勘查、绿色开发、绿色恢复。以目前科学技术水平来看，通过努力实现矿业与环保双赢是可以做到的。

这三大方面是矿床学可以有所创新的方向。第一方面的创新是科学性的，通过探索研究会不断有新的东西出来，指导新的找矿突破；第二方面的经济评价是矿床学科必须积极主张的；第三方面的环境问题符合目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方向。

《中国矿业报》：您对目前我国矿床学人才的培养有哪些建议？

陈毓川：矿床学的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才。矿床学人才培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涉及到多个环节，必须要通盘考虑。

第一个环节是学校的培养，这是人才培养的起步阶段，必须要与野外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目前有些高校忽略了这一点。青年学生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基础知识学扎实，包括书本知识和野外实践知识。但是，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到了野外一线干不了活儿，这就是课内的实践做得不够造成的。因此，地学类的高校有必要增加学生的野外实习时间，而且要把宏观和微观相结合、书本和实践相结合提升到一定的高度。

第二个环节是生产单位的培养，无论是科研单位、勘查单位，还是矿山单位，都是矿床人才培养的“第二所大学”。对于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无论到任何单位，都要结合所在单位的实践开展工作。从单位层面来说，不管是搞基础研究还是找矿勘查，都要结合具体的项目，给新同志设定目标，而且不要随意变化这个目标，要给人才成长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第三个环节也是对生产单位提出的要求，组织领导要合理。各个单位要善于在实践中发现人才，要给予这些人才适当的条件，保障其发展成长。对于优秀的、出众的人才，一定要重点培养，除了创造相对稳定的成长环境，还要在待遇上充分考虑，要为他们配备合适的团队，帮助他们寻找稳定的合作者，还要给他们“出难题”，把真正难解决的问题交给他们，给他们创新和探索的机会。

《中国矿业报》：您认为如何培养地球科学研究的科学精神？

陈毓川：以我从事矿床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来说，有三点体会：

第一，必须要树立目标。目标分为国家、人民、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都很重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必须把国家和人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向和取得进步的最大动力。人的一生是很曲折的，但不能因为挫折就低沉下去，仍然要坚持自己的目标不放弃。具体到工作上，我们必须要给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明确地知道自己每个阶段需要干什么、应该干什么、正在干什么，这样才有前进的动力。

第二，必须要探索创新。这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对于地质学来说，未知的东西太多，特别需要探索创新的精神。科研工作的核心是实事求是，一定要到一线去学习调查研究，与地质对象直接接触，进行可靠的论证，注重探索的过程，真理一定是一线地质工作者总结出来的。科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地球系统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地学研究的成果是阶段性的，因此一定要充分学习和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即使是自身取得了成绩也不能沾沾自喜、止步不前，必须要有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

陈毓川院士在野外探勘

第三，必须要团队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科学精神的培养必须要依靠集体，如果没有团队成员间的通力合作，创新的难度会增大很多。地球科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这也决定了要取得创新的成果就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只有整个团队同心同德、相互关心、取长补短，才能共同前进。

《中国矿业报》：与先进的矿业国家相比，您认为我国的优势和差距存在于哪些方面？

陈毓川：很多发达国家从300年前就开始工业化进程，从那时起矿业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的现代矿业基本从新中国成立时才开始起步，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是非常不容易的。与国外相比，我们有优势也有劣势。

目前来看，在局部领域，例如航空重力、某些钻探工具、岩矿测试等方面，我们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一些先进的设备仍然依赖从国外引进。在矿业市场建设与管理方面，我国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在找矿勘查领域，可以说我国大部分的技术都较为先进。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并成立了专职的队伍、专职的机构开展地质勘查工作。例如，石油勘查技术，我认为我国是远远超过国外的；再例如，铜矿、铁矿、钨矿以及其它一些优势矿产资源的找矿勘查技术，我们的技术力量也是处于领跑地位的。

我国的地球科学发展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一方面，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可以快速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又能结合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新的创新，而且这种创新越来越多。例如，我国科学家提出来的陆相成油理论、焦家式金矿成矿模型等，都是根据我国的地质环境实际情况提出来的新东西，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应用。再例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钨矿“五层楼”找矿模式，到现在为止还在指导找矿；上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宁芜地区玢岩铁矿成矿模式，是我国乃至世界首个完整的区域性成矿模式，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指导找矿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区域成矿规律的研究方面，我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有很多创新的理念。例如，成矿系列的概念。这个理论强调要将区域内所有矿床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考虑时间、空间、成因等三个因素，研究对象是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质构造环境、同一个成矿作用三位一体条件下形成的有成因联系的矿床组合。目前来看，这是矿床学研究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这对于研究矿床的发展演化是很有意义的，能够更好地总结成矿规律，反过来又能更好地研究解释地球演化过程中物质变化和成矿物质变化的过程。

《中国矿业报》：目前，环境保护已是我国矿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您认为如何协调好矿业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陈毓川：从我国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环境保护和矿业开发是完全可以实现双赢的。前面已经讲到，对于环保的要求必须适应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此千万不能搞“一刀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过于严苛的环保要求已经对我国矿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影响，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国家的资源能源安全。例如，据我了解，今年我国黄金产量较去年很可能要下降，因为划定在保护区内的很多金矿已经停产了。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定，我国很多大宗矿产品的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加强自身的资源储备和自主供应能力，这是保障国家资源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根本。因此，在矿产资源问题上，我认为国家不能减少人才物力的投入，应该将矿产勘查工作放在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上，保持一定强度的勘查工作，在鼓励市场资本进入的同时，政府也要主导必要的投入，靠“两条腿走路”。同时，在充分利用好国外矿产资源的情况下，保证国内一定的生产水平和资源储量增加的水平。

在环保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但也要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摒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对此，我提几点建议：第一，从实际情况出发，由国家按照统一的标准划定各类保护区，不宜再由各个部门按照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定，保护区的范围也不宜太大；第二，要对划定的保护区进行分级，要分出次序、区别对待；第三，在大部分的保护区内要允许进行基础的地质调查和矿产调查，因为地质调查是摸清地质情况的基础工作，而使用现在先进的物探化探方法开展矿产调查，对保护区的环境也几乎是没有影响的；第四，通过调查工作，如果在保护区内发现重要的矿产资源，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勘查工作，如果勘查确认是国家亟需且具备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要允许严格按照绿色矿山的标准进行建设和开发，对于非紧缺矿产资源，作为资源储备进行登记备案。

其实，在环境保护方面，地质工作是大有可为的。例如，地质调查工作可以将全国的地质环境情况摸清楚，这是开展环保工作的基础；水工环地质工作可以对各个地区的水文地质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调查结果对开展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等有重要意义；城市地质工作，对于城市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城市环境的改善等都非常有用。地质工作对于保持好国家的地质环境、自然环境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等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国家也应该把地质工作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因为这对于资源能源、环境保护、基础建设等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对大多数人来说，青藏高原的美，在于碧空如洗的蓝天、一望无际的草原、风光旖旎的湖泊……但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大陆动力学研究室主任李海兵研究员的眼里，青藏高原的美隐藏在从古至今一次次的大地脉动中。“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从事青藏高原变形构造、活动构造与地震机制研究。地质研究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一份职责与使命。”

行走在“世界屋脊”之上

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是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互相作用的结果。距今4500万年以前，印度洋板块向北方推进与欧亚板块发生强烈碰撞与挤压，在上新世末至第四纪初出现强烈的新构造上升运动，形成了目前的“世界屋脊”。

自从1988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地质所工作，李海兵就与青藏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高原地区工作要面临各种风险。最危险的一次是2003年在藏北阿里无人区工作期间，他因感冒引发肺水肿，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才脱离危险。最惊险的一次是遇到山洪暴发，在洪水即将冲到帐篷的关键时刻，他将珍贵的野外样品从帐篷里转移出来。忆及往事，他没有后怕或犹豫，“我坚信地质工作的主战场在野外”。

李海兵（左三）在野外工作现场。

近年来，地质研究所举办大学生地学夏令营，带领来自全国地质院校的大学生开展地质研学。这些大学生们对李海兵印象深刻：“李老师知无不言，许多世界前沿的科学认知以及最新的理论成果，都拿出来和我们探讨。”“他在给我们讲授知识时，总是‘手舞足蹈’、两眼放光，而且想要将他研究多年、处于世界前沿、现在在课本上还见不到的成果都教授给我们。”“无论我们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李老师总是鼓励赞赏我们，并一步步引导我们，为我们耐心解答。”学生们说，在他身上看到了地质学家对地质的那种炽烈的热爱和对后辈的慷慨无私之情。

对地质的热爱始终支撑着李海兵。在工作中，他敏锐把握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发展态势，提出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研究构想，引领原创性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和关键领域攻关，只为揭开青藏高原的神秘面纱。

30年来，李海兵多次组织开展青藏高原强地震应急调查，确定了阿尔金、东昆仑、龙门山、鲜水河等青藏高原主要断裂带的几何展布，研究了断裂的运动速率和强地震复发周期，总结出青藏高原不同块体的地质、地貌、断裂组合和地震活动特征，提升了对青藏高原强震活动性、活动规律的认识，在汶川地震机制及破裂过程、青藏高原大型断裂带构造变形与活动历史、主要断裂带强地震复发周期和动力学过程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为国家防震减灾政策制定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地震应急科考“先锋兵”

自2001年11月东昆仑可可西里发生8.1级大地震以来，我国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进入地震活跃期，持续发生多次破坏性强震。昆仑山、新疆、汶川、玉树……每当大地震袭来，李海兵总是第一时间奔赴地震灾区，开展地震应急科学考察，为抗震救灾和防震减灾提供第一手资料。

频发的余震、破裂的山体和地表、垮塌的建筑物从未阻挡住他前进的步伐。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李海兵和汶川地震地表破裂带调查及科学钻探选址考察队在汶川、北川、青川等地进行为期30天的同震地表破裂带研究。白天，他们沿着地震破裂带认真勘察，走访当地群众，不放过任何一处可能的地震活动遗迹；晚上则在帐篷内加班加点，裹着睡袋打个盹儿就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在如此巨大的工作压力和严酷的工作环境下，他一直以饱满高昂的工作热情影响和感召着考察队全体成员，通过细致认真的勘查和扎实严谨的分析，及时形成对发震机制的认识，为上级分析研究余震灾情提供了重要依据。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汶川地震断裂带科学钻探工程的总地质师，李海兵通过组织实施汶川科钻工程，发现和确定了汶川地震两阶段破裂过程和两种不同的滑移机制，识别出龙门山断裂带易发生大地震的粘滑型断裂和不易发生大地震的蠕滑型断裂，发现了世界上最低的断层有效摩擦系数(≤0.02)，第一次记录到大地震后断裂快速愈合信息，完善了地震断裂理论，对认识大地震孕震机制和地震周期具有重大意义。

坚守初心矢志报国

作为一名新时代地质工作者，李海兵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时刻都在提醒自己要立足科技前沿、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切实把履行责任、担当作为转化为具体的工作和行动，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近两年来，李海兵带领团队，在鲜水河活动断裂带开展了1∶5万专题地质调查和填图工作。2020年，他参加了中国地质调查局领导的地质安全风险评价工作，为川藏铁路建设提供调整优化建议，得到了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充分认可和表彰，相关成果入选了中国地质学会2020年十大科技进展。“这些成果都表明，基础地质研究可以有效服务国家需求。”李海兵语调略带自豪地表示。

地调科研工作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和团队形成的过程。作为团队领军人物，李海兵组织并领导团队开展地球科学研究，积极树立协同发展思维，充分发挥团结合作精神，通过项目培养聚集了一批青年人才。团队成员近年来一直活跃在青藏高原活动构造与断裂作用研究第一线，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多个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和面上项目、973项目以及多轮地质调查项目，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成为国内外活动构造、断裂作用与地震机制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团队成员马晓丽因在推动我国地震灾害评价体系建设和促进中外科研合作交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第十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中国政府友谊奖；潘家伟、郑勇入选中国地质调查局首批图幅地质填图科学家名单；李海兵团队入选自然资源部（原国土资源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今年五一前夕，李海兵荣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将这份荣誉视为一种激励，将奋楫扬帆、赓续前行，在青藏高原上书写更宏伟的篇章。

（来源：《旗帜》2023年第9期；作者系中国矿业报记者）

2020年8月27日，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部署和部、局党组要求，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政治机关意识、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以“强化政治机关意识 走好第一方阵 深入推进党建与业务有机融合”为题讲专题党课。

党课梳理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政治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从旗帜鲜明讲政治、带头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三个方面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牢政治机关意识、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基本内涵、精髓要义和重大意义。

党课认为，近年来，局党组站在新时代新起点，聚焦主责主业，瞄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赋予地质工作新的历史使命，紧紧围绕、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落实落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深入推进地质调查事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或进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做出了积极贡献。

党课指出，勘探技术所党委在部局党组的坚强带领下，服务中心建队伍，凝心聚力促发展，持续突出强化政治建设、大力强化制度建设、着力强化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今年，截至目前共开展了5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通过学原文、悟原理、重点发言和交流发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制(修)订了《勘探技术所党委工作规则》、《党支部目标化管理工作方法》、《发展党员工作规程（试行）》，编制了《全面从严治党应知应会手册》，切实深化了党委的制度建设。完成了党支部换届工作，举办了党支部工作培训，听取了各党委成员抓分管部门（联系党支部）党建工作和各支部上半年工作情况汇报，认真落实“三会一课”、谈心谈话和主题党日等制度，紧紧围绕所重点工作推进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大大提升了党支部的组织力、号召力、凝聚力。

党课强调，政治和业务是紧密相连的，没有脱离业务的政治，也没有脱离政治的业务，任何业务都是政治的具体体现，要进一步强化意识、争做表率，深入推进党建与业务有机融合。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毫不松懈地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常态化疫情防控、意识形态工作、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等的重要论述和指示要求。二是进一步压实“两个责任”，持续深化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加强廉政风险点排查，抓实巡视回头看等问题整改，以局内外典型案例为镜鉴，坚定不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三是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健全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加大对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成绩突出的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和使用历练，努力营造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四是进一步发挥政治引领作用，深入推进党建与业务有机融合。进一步明确发展方向，加强管理改革与创新，加快进入地质调查主战场，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提升在深地探测、深海探测、能源资源勘探开发、重大工程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现代矿业发展等领域的钻探技术装备支撑服务能力。

党课后，部署了秋冬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和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监测预警工作，观看了《战“疫”一线党旗红》公益专题片。

勘探技术所党委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党员、入党积极分子等参加了此次党课活动。

海洋资源是海洋环境中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能量以及空间，包括生物、矿产、海水、空间资源及海洋能源。人类对海洋资源的调查、开发和利用是从近岸到远岸，再至深海。随着人们对海洋资源环境重要性认知程度的加深，海洋环境调查和影响评价成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价值、维护海洋环境功能的重要方式。

环境基线值指研究区环境参数的当前水平值，即环境现状值，它是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最基础的内容。环境基线调查需要记录包括物理海洋学、化学海洋学、地质地貌、生物群落等方面信息。其中，生物基线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采集原生动物及后生动物群落数据——巨型动物、大型动物、小型底栖动物、微生物群落、底栖鱼类和食腐动物以及与资源直接相关的生物区系的数据；记录观察到的海洋哺乳动物，近水面大型动物和鸟群；记录和描述沉积物的生物扰动活动和混合状况；摄影记录手段建立图像背景资料档案；等等。

近期，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首次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了西太平洋工区的生物和环境调查外业工作，采集了浮游生物、底栖生物、微生物样品，并利用海底摄像记录大型底栖动物与底质环境的图像资料，为建立深海环境基线打下了基础。

合理的技术路线和科学的技术方法是航次任务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下面，我们来围观本航次生物与环境调查过程与方法。

浮游生物调查取样

浮游生物是指生活在水中缺乏有效移动能力的漂流生物，分为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它们体型细小，大多肉眼不可见，且其游动速度往往比它自身所在的洋流流速慢很多，因此它们常常“随波逐流”。浮游生物种类和数量繁多，且时空变化明显，是水域中其他生物生产力的基础。浮游生物调查研究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它们有的可以作为海流指示种，有的具有富集放射性同位素的能力并可以作为污染的指示种，硅藻、有孔虫和翼足类等死后沉积在海底，成为海洋底质重要组分，能助力古海洋环境研究。

我们使用深水浮游生物拖网（图1）来获取大洋浮游植物（藻类）、小型浮游动物和大中型浮游动物样品。

图1 深水型浮游生物拖网

采样之前，需要准备3个润洗好的广口瓶，记号笔分别标记大、中、小和站位号，对应收集浮游生物拖网中的样品，同时备好甲醛溶液、镊子，手套等工具。每次下网前检查三个网的网具是否破损，网底管是否处于闭口状态（图2）。

样品采集时，拖网的落网和起网保持匀速和慢速，速度0.5m/s左右，钢丝绳倾角不得大于45°，直到拖网设备出水。使用水泵抽海水，从凌空的网外侧自上而下冲洗，使粘网的标本集中于网底管，确保网中样品全部收入样品瓶，采集的样品使用中性的甲醛溶液固定，最后将样品放入阴凉避光的样品库保存。

图2 浮游生物拖网采样

底栖生物调查取样

海洋底栖生物是指栖息于海洋基底表面或沉积物中的生物。它们多为无脊椎动物，也包括以绿藻、褐藻、红藻等为主的典型植物。按生活方式，底栖动物有固着、附着、穴居、爬行、游泳、共栖、共生及寄生等多种类型，其种类多样性极其复杂，分布范围从潮间带直至万米水深的深海底。按体型大小，底栖动物可分为大型、小型和微型底栖动物。底栖生物分别处于不同的营养层次，并且与底质环境之间存在耦合关系，因此，阐明底栖生物的数量变动规律及其与本底环境、资源间的联系，对海洋环境调查研究有重要意义。

本航次底栖生物调查对象以底栖动物为主。按体型大小，调查对象分为大型底栖、小型底栖和微生物。大型底栖和小型底栖（以能否通过0.5mm孔径的筛划分）调查工具包括箱式采样器、定量框、样品筛、PC管等。

采样之前，准备好硅胶软管、3个广口瓶、定量框、量杯、PC管、铲子等工具，样品筛的最上和最下层孔径没有要求，可以选择粗孔径的网筛，中间三层由上至下按孔径从大到小的顺序排放。

底栖生物调查可以使用底拖网和箱式采样器等方式，本航次以箱式采样为主。箱式采样器出水、去上覆水后，观察沉积物的表层有无大型生物体，若有可用自封袋留存，拍照记录样品位置和站位名称；挑选未扰动或扰动少的地方，将备好的定量框和PC管插入箱式采样器中；待箱式采样器中的泥样脱离箱体，拍照并记录；取出插管，处理后两头加管堵，贴好标签根据实验目的置于普通冰箱冷藏或冷冻保存，待检测小型底栖生物；取出定量框并进行过筛处理，过筛时顶层可以加盖一层筛子防止冲水时水泥溅出，同时也防止高压水枪直接冲破样品，最底部垫一层筛子，有利于泥水尽快排空；过筛后将筛子上的剩存物分别装到样品袋，处理后置于普通冰箱保存，待检测大型底栖生物（图3）。

图3 底栖生物调查取样

微生物调查取样

海洋微生物是来自海洋环境，可在寡营养、极端环境（低温、高压、高盐等）下长期存活并能持续繁殖的微生物，主要包括真核微生物（真菌、藻类和原虫）、原核微生物（海洋细菌、海洋放线菌和海洋蓝细菌等）和无细胞生物（病毒）。海洋微生物在生物地化循环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深海微生物由于长期处在极端环境条件，使之形成了特殊的生物结构、基因类型和代谢产物，是重要的深海生物资源，也是深海环境基线调查的内容之一。

本航次微生物调查内容为：水体/沉积物样品中的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组成及空间分布特征等。调查工具包括箱式采样器、活塞重力采样器、无菌袋、无菌注射器、无菌瓶、去离子水、缓冲液、液氮等。

箱式取样器出水后，用软管和无菌广口瓶收集上覆水，立即冷藏和沉淀；用润洗过的花泥铲或不锈钢勺刮取表泥（未扰动，水平方向不紧挨着插管和箱式壁）装入无菌袋，由于微生物样品对光照和温度变化十分敏感，为了防止其降解，现场处理完成后可将其置于超低温冰箱（-80℃）保存；将事先冷藏的上覆水样品取出，润洗所有过滤工具，包括空瓶、镊子、滤膜夹等器具(膜除外)；滤膜夹装膜并过滤，过滤过程需注意水要从膜具的中孔流出，且螺纹口处不漏水。过完膜后，用镊子将圆形滤膜折成小扇形过液氮，置于EP管中超低温保存（图4）；重力柱的上覆水/泥样品以类似的方式处理。

图4 微生物调查取样

海底摄像影像资料采集

如果你认为4000米水深以下的海底是一望无边的黑暗和寂静，那你就错了。利用海底摄像系统，我们能揭开海底原貌的神秘面纱。淡定摇尾的鱼、落荒而逃的芒虾、看似不动的蛇尾、海参和海葵、固着海底的海绵、一张一弛的头足类......在镜头下一览无遗。

本航次海底摄像调查内容为：记录底质环境状况；记录大型生物多样性。深海高清摄像系统主要由甲板单元、水下拖体及光电复合缆组成，可满足最大摄像作业深度为6000米。

通过海底摄像可以现场记录底质环境状况；现场记录摄像大型底栖生物出现的时间、数量、种类（图5，图片依次为芒虾、蛇尾、海参、鱼类、海葵、海绵、快速游动的头足类）；根据班报记录情况统计底质环境状况和底栖生物多样性。

图5 深海大型底栖生物影像

初步认识

本次调查收获满满，所获浮游生物样品肉眼可见桡足类、端足类（钩虾）、水母、浮游幼体等浮游动物；大型底栖生物样品肉眼可见生物栖管、海绵骨针；微生物样品从上覆水过滤和表层泥样中提取，需进一步实验室检测分析其群落结构和多样性；海底摄像拍摄到的生物超过200个，主要生物类型有：海绵、蛇尾、鱼类、虾类、海参、头足类、海葵等。

当前，服务支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海洋资源绿色勘探是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重要内容。新时代新职责赋予海洋调查研究工作新使命，也要求基层海洋工作者不断学习和参与实践，丰富原有知识体系，跨学科交流和融会贯通，才能提高履职尽责能力，适应职能转型的新要求。

莲花卡利尔足迹线条图 a-成年前足迹 b-成年后足迹 c-亚成年后足迹

老瀛山丹霞地貌

在四川盆地綦江的土地之下，埋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关于1亿多年前森林和恐龙的秘密。

2003年，工作人员在老灜山莲花堡寨考察地质灾害时，意外在一个岩腔中发现许多神秘足迹。后经国内外专家研究，结果表明这处我国西南地区白垩纪中期最大规模的恐龙足迹群，在沉醒了亿年之后重见天日。

亿万年的酷跑，绝壁上的龙迹

老瀛山，海拔1310米，綦江的名山和最高峰，得名于“老氏修炼遗址，状类蓬瀛”民间传说。如今山上的白云观，仍香火缭绕。这些恐龙足迹，发现于老瀛山一处绝壁之上的岩腔中。绝壁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岩腔高不过2米，深不过数米。恐龙是如何将足迹留在这盈尺之地的呢？

这得从一种赤红色的地貌说起。发现恐龙足迹的老瀛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这里的丹霞以岩墙绝壁、穿洞孤石为典型，尤其是赤红色的岩墙绝壁往往连绵数公里，蔚为壮观。发现足迹的地方，名为莲花保寨，位于一处丹崖绝壁中央的岩腔。莲花保寨得名其实与恐龙足迹大有关系。由于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岩腔内空间开阔还极具隐蔽性。每遇战祸匪乱，当地百姓皆来些躲避。偶然间，他们发现岩腔地面有许多像莲花一样的凹坑，不知为何物，便将这里命名为莲花保寨。如今，这里还保存着寨门、寨室、石刻等古寨遗迹，以及大量石磨、石器等古人生活遗迹。亿年前的恐龙足迹和人类长期生活在一起，这也算是一种奇观。

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在面积不到80平方米的地面上，共有9个化石层位，已发现古脊椎动物足迹656个。足迹产出层位之多，数量之大、分布之密集、类型之齐全、保存之完美、生物多样性之丰富，在国内外均十分罕见。在足迹的保存方式上，已经发现了5种恐龙足迹化石类型，包括凹形足迹、凸形足迹、幻迹动态足迹、3D铸模足迹。不同保存方式的足迹保存于同一个化石点，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都不多见。

更神奇的是，在一枚长60公分、宽40公分的化石标本上，居然发了9个不同种类、不同运动方向，且相互交叉重叠的恐龙足迹。这些恐龙凑在一起做什么呢？

这些远古的脚印来自于谁？据研究，它们分别是甲龙类、蜥脚类、兽脚类、鸟脚类等4种恐龙的“杰作”。除恐龙而外，还有翼龙类和古鸟类等非恐龙生物所留下的足迹。它们都来自于恐龙时代。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区域还发现了大量古鸟类足迹，这些足迹方向一致，体现了群体生活的特征。更难得的是，这批足迹与翼龙类足迹保存在一个层面上。具有竞争关系的两类飞行动物同时出现在这里，这为我们提供了诸多古生态学珍贵信息。依稀间，我们仍能想像1亿多前年，这里河湖纵横、鸟飞鱼跃、龙逐兽走，曾经是那么美丽和诗意。

留下这些脚印的恐龙呢？它们来自何方？又都到哪里去了？在綦江有没有像自贡那样的“恐龙公墓”呢？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不断有人挖出零星的恐龙骨骼化石。2010年，綦江开始对发现骨骼化石的区域进行系统挖掘。经过多年的挖掘、修复、装架，一只被命名为綦江龙的新种长颈龙，终于屹立在专门为它修建的展览厅。但是，綦江龙并不是莲花保寨足迹的制造者。因为，綦江龙生活在侏罗纪，而在莲花保寨留下足迹的恐龙生活在白垩纪。它们至少差了几千万年。

恐龙足迹化石，是恐龙行走于未完全固结的沉积物表面时留下来的脚印，后经成岩作用而保存下来形成的化石。因为它们是原地形成的，因而最能反映原始的沉积环境具有良好的指示湖岸和近岸古环境的作用。作为古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恐龙足迹化石也是研究恐龙生理和生活习性的重要材料。因而，恐龙足迹化石是大自然用天然的录像机为动物活动录下来的“特写镜头”，是自然历史的脚印。

形成和发现恐龙足迹化石是低概率事件，它至少满足3个条件：首先，恐龙将要经过的地面泥沙软硬适度，便于恐龙在行走之后留下足迹，并保存一段时。太硬，龙足留不下脚印；太软，脚印无法保存。其次，恐龙有幸刚好从这样的地方路过，并把脚印留在软硬适度的地面上。其三，脚印被破坏之前，迅速覆埋，形成化石。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埋藏在岩石的脚印还需要现代人发现的慧眼和运气。

如此众多的恐龙足迹，为何出现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恐龙是如何“爬上”绝壁，行走在逼仄的岩腔里的呢？实际上，恐龙生活的中生代，河湖纵横，土地平阔。莲花保寨所在地方，正好为湖滨带。恐龙留下的足迹，在岁月中凝固成化石，随后老瀛山在地壳运动中被抬升到高处，两种不同硬度的岩石之间因为差异风化，在绝壁上形成岩腔。岩腔中，原来覆盖在足迹上面的岩石逐渐崩解脱离并被带走，埋在岩石中的足迹化石，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不是恐龙在酷跑，酷跑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四川盆地以侏罗纪的恐龙化石闻名世界。但侏罗纪之后的白垩纪，那漫长数千万年的岁月里，恐龙等古生物在此地到底如何繁衍生息，一直是个谜团。綦江莲花保寨恐龙足迹群的发现，成为揭开这个谜团的一把金钥匙。

侏罗纪的原始森林，翠屏山的木化石

恐龙是2.3亿年前到约6500万年前生活在陆地上的爬行动物，它们曾支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超过1.6亿年之久。四川盆地作为中国四大盆地之一，如今聚居着四川省和重庆市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中国和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诸葛亮曾赞其“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中生代时候的四川盆地，气候温润潮湿，植物繁茂，是恐龙家园。这些不仅可以通过老瀛山的恐龙足迹化石得以验证，县城旁边的翠屏山、古剑山所发现的木化石亦是证明。

2005年，几名石匠在綦江城边一个叫翠屏山的采石场挖出一根10多米长的圆柱形“石头”，形似一棵大树，“树皮”纹理清晰。后经重庆市自然博物馆鉴定后，确定为木化石。这种木化石系松杉科裸子植物，是中生代，也就是恐龙时代生长在这一地区的大型乔木，埋藏地质年代距今超过1.4亿年。

所谓木化石，是远古时候的植物树木被埋藏在地层中，树干周围的化学物质如二氧化硅、硫化铁、碳酸钙等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进入到树木内部，在保留了树木形态的条件下替换了树木原来的木质成分，经过石化作用形成的植物化石。经调查，翠屏山木化石群共发现大小木化石29根，木化石的枝条和碎块，共计60余处。

这些化石是中生代南洋杉型植物的化石—贝壳杉型木，我们可以推断，在1.5亿年前的中侏罗世，地处四川盆地边缘的綦江地区，属于亚热带—热带气候，气温较高，阳光充足，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土壤中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各种营养元素。这里生长着高大的南洋杉木型常绿乔木，林下有着丰富的蕨类及其他植物。这些乔木是那样的枝繁叶茂，枝头三三两两地挂着几只古蝉，树下栖息着大大小小的恐龙。

綦江，是一个地名，同时一条江名。在地学界，綦江是一个光辉的名字。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老一代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丁文江、黄汲清等都曾来到綦江，以期从地质矿产的角度，寻找实业救国的之道。进入21世纪，两次偶然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历史，老瀛山白垩纪恐龙足迹化石群、翠屏山侏罗纪木化石以及以此为基础建立的綦江国家地质公园，把我们带入一个1亿多年前的远古时代，恐龙统治的时代。物换星移、沧海桑田，虽然无数的生命出现又消失，但自然界总有神奇的方法留下这些无字天书，向我们讲述那个时代的故事。

殷鸿福院士（右）和王奉宇（中）等学生一起探讨地球生物。

有人说殷鸿福像颗螺丝钉，把自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更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六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殷鸿福却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这根曾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最长的硅化木和这只恐龙，就是我和大家一起淘回来的。”7月18日，站在刚刚开馆的武汉自然博物馆序厅，83岁的中科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殷鸿福客串起了解说员。

有人说他像颗螺丝钉，把自己扎在祖国的青山绿水间，数十年如一日，咬定青山不放松；更有人说他是颗金钉子，在教坛辛勤耕耘六十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地质人。殷鸿福却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年轻时立下的终身做一个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服务的诺言，我将继续教书育人，用自己的后半生为这个诺言和信念作证！”

耄耋之年仍坚持野外科考

前两天，酷暑难耐，但殷鸿福却和团队的其他成员，一起来到武汉花山野外科考。随行人员担心殷鸿福顶不住烈日暴晒，让他在车里休息，但殷鸿福拒绝了。拿着放大镜，握着地质锤，殷鸿福在岩石间探寻地球的奥秘。片刻工夫，汗水就顺着脸颊淌下。

站在树荫下，殷鸿福告诉随行的团队成员，搞地质的，永远不要脱离野外作业。

1935年3月15日，殷鸿福出生于浙江。中学时，他受地理老师影响，激发起探索地球奥秘的兴趣。1952年，17岁的殷鸿福中学毕业，作为班上状元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地质学院地质学专业。1956年5月，他远赴西北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后来当研究生时开始兼职做助教。如果从当时算起，殷鸿福的教龄迄今超过60年。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调中心党委书记姚华舟是殷鸿福的博士生。提起恩师，姚华舟仍然难以忘记当年读博期间，跟着导师野外科考的经历。那年春天，姚华舟跟殷鸿福骑马踏上青藏高原科考。有的地方马也无法上去，只能在藏族向导的带领下徒手攀爬。有一段要涉水而过的地方，姚华舟考虑到老师腿部以前受过伤，打算背他过去，可遭到拒绝。殷鸿福跟其他小伙子一样，卷起裤腿，提着鞋子，在刺骨的冰水中跋涉穿行。

正是因为有这种钉子精神，才有了煤山金钉子的产生。1996年，殷鸿福推荐以煤山D剖面27c之底作为全球二叠系—三叠系界线层型剖面和点（俗称“金钉子”），2001年，煤山最终被确认为“金钉子”，此举被认为是“我国地质学可载入史册的突破性进展”，由此开拓了我国古—中生代转折和生物大灭绝的研究，推动该研究成为一个地学热点领域。

渊博的知识、开放的思想、勤奋的工作，使殷鸿福不断开创学科建设的新局面。古生物学是地球科学的传统学科，殷鸿福高瞻远瞩，先后倡导和开拓了古生物地理学、生态地层学、生物成矿学、生物地质学等一系列分支学科，由此形成了地球生物学的新学科体系，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数十年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四代传承形成完整人才梯队

每年九月，殷鸿福都会给地质专业的大一本科生上《普通地质学》这门课。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万人计划”入选者谢树成是殷鸿福的得意门生之一。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谢树成的三次毕业论文全都是殷鸿福指导的。谢树成这样说：“在研究上，殷老师最显著的特点是思路开阔，勇于开创新领域。”

今年起，殷鸿福院士将不再招收博士生。去年招收的徐珍，成为殷鸿福院士的关门弟子。徐珍说，跟老师讨论研究项目的时候，“他总是会问我觉得这件事怎么样？这样做行不行？他会问我有些什么想法，然后引导我去明确应该做什么，他会很乐意听我们的想法。”

许多本科生在听完殷鸿福院士的《普通地质学》后这样评价，“他讲课十分严谨、细致，并且对学生特别热情”，“而且他的时间观念非常好，每次上课他总是会提前5到10分钟进教室”。 作为也上过《普通地质学》的徐珍来说，让她印象最深的是，在最后一堂课上，殷老师让所有同学谈谈上完这门课程的感想，“虽然大家之前从未接触过地质方面其他课程，但我们说的每一个想法，他都用一个本子记下来了。”

殷鸿福所在的 “地史古生物学”团队2008年入选国家教学团队，《古生物学》《地史学》和《地貌学与第四纪地质学》入选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他领衔的科研团队自2001年来，三次以唯一或第一单位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刚刚获得中国年度大学生人物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18届本科毕业生王奉宇，即将在地大开始自己的研究生生涯。王奉宇的导师是“80后”、2016年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宋海军教授，宋海军的导师是“60后”、2003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童金南教授，而童金南的恩师则是殷鸿福院士。四代地质人，时间长度跨越了近70年，接力谱写了一曲薪火相传、开拓创新的地质之歌。

童金南是生物地质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也是高考恢复后首批考入中国地质大学的大学生。1982年，他开始在地大攻读硕士研究生，成为了殷鸿福的“开山弟子”。“老师的人格魅力和科学精神对我的求学以及今后的为人师都影响深远，他是我的一盏明灯。”童金南说。年过五旬的童金南，每年仍会拿出2~3个月的时间去野外。

出生于1983年的宋海军，2003年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录取时，对于地质、古生物等是陌生的。殷鸿福院士为新生们主讲《普通地质学》课程，让宋海军找到了方向。宋海军至今都清楚地记得殷鸿福在课堂上说：地质科学，是开启地球奥秘的钥匙，我们就是要找到这个钥匙。正是在童金南的持续培养下，宋海军攻读博士学位，到海外留学，留校任教，今天已经成为专业领域知名的年轻教授，是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王奉宇是90后，他从小就喜欢收藏各种石头，2014年填报大学志愿时，就毫不犹豫地报考地质学专业。从2015年下学期，他就选定宋海军作为导师，并选定了腕足动物研究方向，走上了古生物学的研究道路。

科学家乐当科普志愿者

“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会来吗？我看不一定，只要我们从现在起珍惜环境、爱护环境、保护环境，我们一定可以留住青山绿水，阻止生物大灭绝。”18日上午，在武汉园博园长江文明馆，殷鸿福向来自武汉三镇的500多名观众做题为《保护长江》的科普报告，听众中一半是学生。

尽管年事已高，殷鸿福依然每年都到大学和中小学去跟学生们沟通、免费作科普讲座。

2018年4月，在浙江省长兴县的“金钉子”国家地质遗迹保护区，他应邀为100多名长兴县煤山镇中心小学的学生上了一堂科普辅导课，向小学生介绍地质历史、生态环境、生物演化以及“金钉子”的意义，帮助学生提升科学素养。

他还在湖北省国土资源厅主办的湖北省第48个世界地球日主题宣传活动周启动仪式上，作了《恐龙灭绝对人类演化的启示》的科普讲座。

今年6月，在首届湖北省高校科普创作大赛暨青年之星计划—科普创作训练营（武汉站）启动仪式上，殷鸿福和金振民、周忠和、龚健雅四位院士受聘担任科学顾问。

2013年，殷鸿福作为主讲人之一的《地球的过去与未来》入选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他培养的学生也成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尽管我国科学家不像国外一样需要通过与公众沟通来进行一项科学决策，但这并不妨碍院士们与大众沟通的自觉性。”殷鸿福表示。

殷鸿福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多贡献，少索取。他主持的项目，一般都把经费划给各子课题，自己只留少量必需经费，也做到公开。他每年主持多个项目，但只拿一个项目的劳务费，有时还把自己应得的那份劳务费给了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教员。在多次专著稿费分配时，他都没有拿满应得的数额。

殷鸿福生活十分朴素，他衣着简朴，一件衣服穿很多年。前两年，他还经常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往返于家庭、教室、实验室之间。但他却多次以不同方式捐资助学，其中向学校教育基金会捐助的奖学金累计达42万元，包括2002年获“何梁何利奖”的2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