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经绥在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杨经绥在智利开展现代洋壳调查野外工作

2015年春节期间，杨经绥率团队在智利开展野外工作

杨经绥与白文吉研究员在俄罗斯乌拉尔野外

对杨经绥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2017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经绥光荣当选。

杨经绥发现和厘定了我国柴北缘、东秦岭和西藏松多等3条高压/超高压变质带；厘定了东昆仑阿尼马卿和西昆仑库地蛇绿岩组合，为建立高原北部古板块体制的演化作出重要贡献。他建立的“蛇绿岩型（罗布莎型）金刚石”，为世界开启了研究深地幔物质的重要新窗口。

杨经绥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已经整整40年。40年里，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中，爬上了数不清的山峰。对他来说，科学研究也如同攀登，心中怀有信念和热爱，付出更多的汗水，才能登上一座座山峰，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的独特风景。

从书本到野外

青藏高原给了他最好的淬炼

1977年，杨经绥从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毕业，分配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那时的他血气方刚，大学期间系统而刻苦的学习，让他装了满脑子地质学知识。可对地质学研究来说，野外实践尤其重要。刚刚走出校门的杨经绥，最需要的就是到野外一线去历练，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投射到岩石上，真正走进大自然的地质王国。

这时，青藏高原的群山发来了遥远的呼唤。1978年正是全国铬铁矿会战的尾声，杨经绥参加了西藏藏北东巧铬铁矿和蛇绿岩填图及雅鲁藏布江蛇绿岩和罗布莎铬铁矿调研项目，他第一次来到青藏高原，就与这片大山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杨经绥无疑是幸运的，青藏高原虽然气候严酷，工作条件艰苦，但其地质的独特性、复杂性，作为野外地质工作的历练场，是再好不过的了。杨经绥满腔热血地投入野外工作中，跑路线、看剖面、填图、写报告，高寒缺氧的环境并没有难住他。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知青经历。入学长春地质学院之前，杨经绥曾在北大荒从事了5年生产劳动。茫茫荒原，天寒地冻，练就了他健壮的体质，馈赠给他勇气和毅力。杨经绥曾说，经历过北大荒岁月，他对任何恶劣的自然条件不再有畏惧感。

项目负责人白文吉特别器重这个工作勤奋、踏实的小伙子，经常鼓励他，指导他。这让杨经绥很快成长起来，熟练掌握了一项项专业技能。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已经从初出茅庐的书生变成能够在野外独当一面的青年地质科技工作者。

项目结束后，杨经绥从西藏回到北京，但他很快就等来了再上高原的机会。1980年，中国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地学研究项目同时，来自全国的地质精英组成了18个青藏高原地质调查分队，准备全面开展高原地质研究。得知这一消息后，杨经绥马上跑去找刚刚被任命为第一分队队长的姜春发。“姜老师，我在西藏东巧铬铁矿区填过图，很喜欢和向往高原工作，也不怕吃苦，让我加入您的团队吧。”杨经绥诚恳而充满期待地说。姜春发对杨经绥的人品和工作态度已有耳闻，痛快地答应了这个主动请缨的年轻人。

这一去就是5年。杨经绥在人烟稀少的高原，从事东、西昆仑蛇绿岩研究，探索曾经浩瀚的大洋，如今成为莽莽昆仑山的地质构造背景。在旁人看来艰苦而寂寥的工作，杨经绥却说“干得很过瘾”。是啊，昆仑山口、帕米尔、红其拉甫、阿里……光是这些名字，就有种天高海阔的豪迈。几辆车，几个人，带上帐篷、汽油、日用品，一跑就是几个月。最长的一次，他们在野外连续工作8个月。

在神奇美丽的边疆，杨经绥找到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搞地质研究，看再多教科书，都不如去野外现场看一看。但光在野外跑，也不行。必须带着思考，带着科学问题跑。”随着对东、西昆仑上这一带了解的加深，杨经绥脑子里产生了一个个地质科学问题，他一边在野外工作，一边寻找问题的答案。

项目结束时，项目组合作的专著《昆仑开合构造》获得了当年原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姜春发把杨经绥的名字放在了作者中的第二位。“姜老师，我们7个人，我年龄最小，排在第二个不合适吧？”杨经绥一度谦让。姜春发说：“这个排名顺序是按照对项目贡献的大小，而不是年龄大小。”

走出校园后，杨经绥一脚踏入的野外，就是青藏高原，一晃就是8年。这段时期，杨经绥谦虚地称之为实习阶段。通过“实习”，他加深了对岩石、构造的认识，熟悉了青藏高原的地质环境，增长了见识，为之后的地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披荆斩棘的地学研究利剑，经过淬炼，锋芒初露。

解密特提斯

海外留学给了他全球的视野

1986年，杨经绥被公派留学加拿大，在达霍西大学吉姆霍尔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

早在两年前，霍尔教授就认识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1984年，杨经绥到塞浦路斯参加国际科学钻探培训班。他和来自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两名学生一组进行地质填图、写地质报告，吉姆正是指导老师。杨经绥过硬的基本功和严谨的科学作风让吉姆印象深刻。

再次见到杨经绥，吉姆问他：“你的论文打算做中国的青藏高原还是塞浦路斯呢？”杨经绥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用3个月的时间查阅各种英文文献，了解国际地学界岩石和构造领域的研究情况。当时，关于青藏高原的研究很少，文献多数来自国内。而关于塞浦路斯的研究，前人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已经有大量的论文发表，研究比较深入。塞浦路斯拥有全球最经典的古特提斯洋地质遗迹，记录了完整的地质层序和特提斯洋的历史。研究古特提斯洋形成和关闭的过程，有望对地球上大陆和海洋的形成产生新的认识。青藏高原，也是古特提斯洋的一部分。选择塞浦路斯，便于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也便于导师的指导。而选择塞浦路斯，也意味着必须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发现，挑战性很强。吉姆认可了他的选择。

1987年，杨经绥再次来到塞浦路斯。吉姆帮他联系了当地一户人家，让他住在家里面。每天一大早，杨经绥就骑着山地车上山去，一个接着一个地看地质剖面，详细记录地质特征。有一天下山时，山地车速度很快，不小心撞到一道坎，连人带车都飞了出去。杨经绥的膝盖摔破了，山地车也摔坏了。那里距离他住的地方还很远，正发愁怎么回去时，幸好一辆卡车路过，停了车。车上下来一个当地人，在了解了杨经绥的困难之后，答应帮他修车。好心人把杨经绥带到家里，在车库里帮他修好了山地车。“真没想到一个中国年轻人会骑着自行车，在我们国家的大山里辛苦地研究地质，太了不起了。”

回到住处时，天色已晚。杨经绥远远地望见他借宿那户人家的老妈妈正在门口焦急地眺望。看到杨经绥，她眼泪流了出来，“到了时间还没回来，我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没事，就是摔了一跤，车子已经修好了。”杨经绥一边安慰老妈妈，心中一股暖意涌了上来。

过了段时间，吉姆来检查杨经绥的工作，在看了他的各种记录和成果后，对他野外工作的扎实大加赞扬。反过来，导师严谨的治学态度、科学的培养方式、和善正派的为人，也给杨经绥很多有益的影响。

杨经绥的博士论文《塞浦路斯古海底构造重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海外留学生涯，给了他地学研究的全球视野，使他把握到研究领域最前沿的脉动。他的剑，磨得更锋利了。

毅然返高原

在我国发现两条超高压变质带

1994年春节，杨经绥在大洋对岸收到时任中国地科院地质所所长许志琴发给国外留学人员的新春贺信。许志琴在信里说，所里正在与法国合作开展青藏高原研究项目，祖国需要人才，欢迎他们回来参加。

看到信后，杨经绥思绪万千，激动不已。青藏高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是他熟悉而热爱的地方。当年，自己还有一些问题没搞清楚，如今增长了知识，回去一定要解开谜题。

4个月后，杨经绥就坐上了回国的飞机，又从北京直奔东昆仑。那又是一段过瘾的时光，故地重游，杨经绥的眼里却看到了比过去更丰富的东西。同时，他也感受到了团队良好的科研氛围，每个人都很努力、很敬业。“我一直认为，搞科研，一方面要找到兴趣点，另一方面要有良好的团队。许志琴院士带领的青藏高原研究团队，正符合我的期待。更重要的是，我的事业在中国。”于是杨经绥对许志琴说：“我想回来，正式参加你们的项目。”许志琴听了非常高兴。

杨经绥的选择是正确的。1995年，地质研究所破格评杨经绥为研究员，1996年他开始带研究生，1998年被聘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1999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杨经绥获得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宣传部、教育部、统战部、科学技术部六部委颁发的“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2007年，他荣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每一年，杨经绥和同事们都有很长一段时间奔波在青藏高原的野外。他们去的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甚至无人区。危险时刻躲藏在他们身边。1997年在可可西里，科研团队突遇暴风雪，温度极低，气压下降，几乎所有人都被强烈的高原反应击倒。到了夜里，一位同事突然昏迷，情况危急，急需输液，可蜷缩在车里，液体怎么也输不进体内。为了挽救同事的生命，杨经绥二话不说，爬到车顶，高举起吊瓶，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一个小时，直至同事病情好转。2004年秋天，杨经绥和他的科研小组在野外作业时，不幸遭遇车祸。他受了重伤，断了五根肋骨和一根锁骨。在危难之时，他首先想的是别人，让医生先抢救别的伤员。在敦煌医院重症病房里，他还念念不忘工作。

就在他们经历艰险的时候，新的发现也悄悄到来了。1996年，杨经绥和同事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鱼卡发现了榴辉岩，在柴达木盆地北缘都兰发现榴辉岩和含柯石英片麻岩，建立了中国西部一条长350千米的早古生代超高压变质带，开辟了西部超高压变质岩研究的新热点。

“榴辉岩和柯石英是板块碰撞时在超高压条件下形成的。温度不能太高，压力却要很高。基于当时的发现，我推测我国大陆沿着中央造山带发生过两次碰撞，一次发生在5亿年前，一次在2亿年前。但是推测需要证据来支撑。”杨经绥说。

2002年，支撑他推测的证据终于被找到了。那年春节期间，杨经绥和同事采用激光拉曼谱方法，对从秦岭取回来的几千个样本进行研究，从中发现典型的超高压矿物——金刚石。秦岭金刚石的发现，为中国西部的超高压变质带延至东秦岭提供了关键性的科学证据。杨经绥等人据此提出了沿中央造山带存在4000千米的早古生代和印支两期超高压变质作用事件的巨型超高压变质带的大思路，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柴北缘和东秦岭两条超高压变质带，已被国际超高压权威标注在新的全球超高压变质带分布图上，为推进超高压变质带研究和中国关键构造问题的解决做出重要贡献。

罗布莎突破

深地幔研究领跑世界

杨经绥心里，还有一个谜没有解开。1980年，西藏罗布莎铬铁矿，选矿时选出了金刚石。此事曾轰动一时，多数人不相信，认为地质背景完全不对，不可能出现金刚石。还有几名外国专家专程来考察，认为选出的金刚石是混染的。

当年，杨经绥和老师白文吉就在罗布莎，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明明就是金刚石！杨经绥意识到，把这件事情研究清楚，将真相大白于天下，有可能会带动重大理论突破。他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弥补自己和白老师当年留下的遗憾，重回罗布莎。

2006年，杨经绥如愿承担了罗布莎铬铁矿研究项目。这一次，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了金刚石，而且是在原矿石里发现的。可消息传出去，国际地学界依然是一片质疑声。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来了，日本的科学家也来了，要取回样品自己验证。当他们也选出金刚石，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微量元素分析后，终于相信了中国科学家的发现。他们就像发现新大陆般惊喜万分，回国后，在各种会议上为罗布莎的金刚石正名。铬铁矿里金刚石等超高压矿物的发现，把过去认识中浅部的地质运动，一下延伸到400公里深。

过去研究地球深部的运动，都是在实验室里模拟，找不到样品来研究、来证实。如今终于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岩石，来讲述地球演变的故事。美国一位院士撰写文章指出，杨经绥团队发现的罗布莎型金刚石，或者说蛇绿岩型金刚石，为世界地学界打开了一扇研究深地幔矿物和作用的窗口。2015年，国际地科联批准了国际地球科学研究计划“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IGCP-649）。

杨经绥的全球视野，让他提出全球化的研究思路，即从全球尺度选择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代表性蛇绿岩，查明金刚石等强还原超高压矿物群在古今大洋岩石圈中的空间展布、赋存状态及其形成和保留机制，探讨和揭示全球不同构造背景的地幔物质组成和深部地质作用。在这一思路指导下，他们的团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和国家基金委支持，分别开展了塞浦路斯特罗多斯、阿尔巴尼亚、缅甸、土耳其和俄罗斯等地的蛇绿岩和铬铁矿调查取样。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地幔研究中心团队通过蛇绿岩型铬铁矿这个窗口，研究地幔过渡带深度的矿物群，探讨铬铁矿的深部成因，为蛇绿岩铬铁矿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目前，我国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和领跑地位，带动了多国科研人员参与合作。杨经绥说：“例如，我们目前与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科研人员开展广泛和深入合作，每年我们都有研究人员去国外开展地质调查，取回不少样品，进行实验室合作研究，以我为主发表了合作论文。有些国家的科研人员已经用我们提出的研究思路，申请到了科研项目，并且邀请我们为项目指导。”

2017年，杨经绥带领各国科学家在古巴采集了近3吨蛇绿岩和铬铁矿样品。运用现代高科技分析测试手段，它们可能揭开古加勒比大洋的裂解和关闭历史，同时可以探讨铬铁矿的成因，探讨深地幔矿物和深部物质的循环和侵位。明年，“金刚石与地幔再循环”项目计划去澳大利亚和新加里多尼亚举办研讨会并进行野外调查取样，将首次取得南太平洋小岛上的铬铁矿。杨经绥说：“我们十分期待，来自地球南半球的样品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和奥秘。”

40年的科研生涯，杨经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向着心中坚定的方向一步步攀登。如今，他已经带着一个中国科学家的自豪，登上了深地幔研究的世界高度。但他依然没有松懈，因为更美的风景在更高更远处。

6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在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青岛海洋所客座研究员Walter Mooney教授来青岛开展项目合作研究之际，组织Mooney教授赴青岛第三十九中学高中校区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科普活动。

活动期间，Mooney教授在青岛第三十九中学多功能报告厅为高二年级四个海洋班的同学作了题为“Giant Earthquakes and Volcanoes”的科普报告。他用通俗幽默的语言讲述了人类探索地球的历史、利用地震波探测地球的方法，地震和火山的成因、这些地质灾害对人类造成的巨大危害以及如何采用科学的方法识别隐伏断层，监测火山活动等内容。他展示了夏威夷火山一个月前喷发的情景，还给同学们介绍了利用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人类到喷发的火山口采集样品的新技术手段，展望了人工智能在地学研究中的应用。报告引发了同学们的强烈兴趣，他们纷纷举手提问，Mooney教授就他们提出的如何保障机器人在艰苦条件下正常作业、采集岩石以及寻找隐伏断裂的目的等问题作了细致的解答。

报告结束后，Mooney教授表示非常高兴能够访问青岛第三十九中学并给中学生做科普报告，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国参与中学的科普活动。青岛第三十九中学特色的课程设置以及同学们表现出来的科学素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机会与同学们接触，传播科学知识，启迪科学思维。

本次活动青岛海洋所首次利用国外专家学术交流的机会来安排的一次科普活动，将来会组织更多来青岛海洋所访问的外国专家以及国外的研究生走进校园，以更加丰富多彩的科普形式，参与到科普工作中来。

据悉，Walter Mooney教授是著名的地震学家和地球物理学者，是美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及中美地震科技合作美方协调人，是斯坦福大学大学讲习教授，于2004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Walter Mooney教授于2017年4月被青岛海洋所聘为客座教授。

3700公里外，朔风凛冽，云天高邈。一个人踏石而来，步履坚定，一身红融入赤石山，荒野沸腾。蒙着薄尘的碎石落在他掌心，他摩挲着仔细端详，裹挟着古生物骸骨的石头便鲜活起来，蛰伏的角龙悠然醒转，沉睡的海百合次第绽放。陡然间，高山沉没化为古海洋，记录地质变迁的“活文字”在潮汐涨落间讲述着生命的起源。桑田碧海，几经轮转，大地无言，留存信物，他耗费三十余载，深情读出每块石头的前世今生，他就是江西省地调院地层古生物专家，名副其实的“石头”翻译官——宋志瑞。

鏖战鄯善 龙啸九天

2013年，江西省地调院中标“新疆鄯善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地质遗迹调查评价”项目，宋志瑞作为项目技术负责人执掌帅印。古生物化石保护区地质遗迹调查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尚属首次，没有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没有可供借鉴的先例和经验，只能边摸索、边学习、边实施，工作难度不言而喻。可他立下军令状，即刻领队开拔进疆！

宋志瑞在野外

“赤焰烧虏云，炎氛蒸塞空”。该项目工作区地处新疆鄯善县境内，西接吐鲁番火焰山，南临南湖戈壁和著名的库木塔格沙漠，加上光热资源丰富、群山环绕，成为中国内陆海拔最低的盆地，气温最高时可达50℃，是一个活脱脱的“大火炉”。

宋志瑞带领团队在项目区挥汗如雨，紧张忙碌地操纵着各种仪器。经过4个月的野外调研，他们交出了可喜的成绩单：填制了1∶1万大比例尺地质图及地质遗迹资源分布图；查明了重要化石点43处、地貌景观遗迹点21处；弄清了主要化石资源为著名的鄯善新疆巨龙、恐龙足迹群、乌龟化石群及双壳类化石组成的贝壳层，此外还有丰富的单件恐龙骨骼、龟鳖类、双壳类、螺类化石等；首次查明了区内产恐龙化石的层位共12层；提交了2条典型地质剖面(标准剖面)，化石丰富，为新疆鄯善地区建设恐龙地质公园提供了丰富的基础地质资料和资源保障。

2014年8月，项目进行野外验收，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野外工作定位准确、分层详细、标志层清楚、化石层位丰富，工作取得好的成果和进展，准予以优秀级通过野外验收”。项目终评获优，打响了江西品牌，也为该院探索地质工作新领域、新路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出疆进藏 使命担当

三载鏖战火焰山，宋志瑞可谓一战成名。2017年，宋志瑞受邀到西藏日土县1∶5万先遣错地区I44E015014幅、I44E015013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担任技术指导。该项目地处西藏羌塘腹地，大量二叠系碳酸盐地层成为摆在西藏分院的一道难题。不仅如此，在藏北高原进行地质调查，不仅需要丰富的地质专业知识，也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

进藏第一周，宋志瑞不仅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而且因水土不服导致肠胃严重不适，每天拉肚子三四次。队员们看着满脸蜡黄的他，心疼地劝他给院里打报告回去休养。但他说：“我还能坚持，谁在外工作都不容易，我也不能给领导添麻烦。”工作区海拔4800米~5600米，条件艰苦，空气稀薄，呼吸困难。他每天睡3个小时就会醒，头痛欲裂，然后就只能彻夜坐着，实在困得不行就靠在床上打个盹，天亮后继续野外工作。每天带着身体的不适，他和年轻人一样上雪山，过沼泽，跑路线，测剖面，收集地层岩性、沉积构造和岩相等第一手资料。同时，他还带领年轻地质队员拟定填图单元，划分填图标志。通过大量野外调查和区域对比，他们将项目中二叠世龙格组地层划分出6个亚相，9个微相，首次识别出礁灰岩相，为项目的1∶5万岩相古地理图编制打下了坚实基础。除此之外，他还针对前人填图单元的划分提出个人见解，以出现大套灰岩作为龙格组底界，将龙格组和吞龙共巴组地质界线上移，颠覆了前人的认识，为项目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几个月的高原作业、严重的营养不良、极大的工作压力，导致他的体重从61公斤降至55公斤，整个人瘦了一圈。

饮冰卧雪 坚守信仰

宋志瑞2005年晋升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迄今整整13年，由他协助主持的“景德镇市幅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和“H50C004003（上饶市幅）1∶25万区域地质调查”分别荣获中国地调局科学技术一等奖和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二等奖，今年初他被单位授予“优秀党员”称号。

他的职业生涯大多是在野外一线度过的，足迹从素有“火洲”之称的吐鲁番到全年平均气温最低的藏北高原，工作的辛劳加重了他的老胃病。有人问他：“您在江西地层古生物学术领域中堪称翘楚，在学术研究上也颇有建树，这样苦干图个啥？”他回答：“能把毕生所学和自己30余年摸爬滚打换回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地质队员，为他们开路，我很高兴。”

王苏辉至今忘不了他和宋教授一起踏勘的经历。那是2014年6月，当时的工作区在库姆塔格沙漠北面，为戈壁沙漠地带。由于初次进疆，他对岩性不熟悉，宋教授带着他熟悉情况。工区内地层多而复杂，标志层多，两人边走边讲，突然王苏辉一阵眩晕，险些倒地，宋教授一把抓住了他，同时把他搀到一处通风口，把自己带的水让给他喝。“在那个地面温度高达六七十摄氏度的地方，水源何其珍贵，这如师如父的关爱让我至今感动不已。”他说。

“花若解语应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他迷恋那些散落在山间，或被覆盖在皑皑白雪下的古老石头，那些在常人眼中并无二致的石头在他的手中幻化成一部生动地记录人间沧海桑田的宏篇巨制。

如今，已年过半百的他仍旧驻守在那片绵亘无际的雪原，那踽踽而行的身影依然一身雪花一身盐霜，他始终怀揣着满腔的豪情，对事业笃定的信念，为破译古生物化石的密钥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王满仓（中）和同事们在新疆若羌县开展野外工作

近30年来，王满仓爬秦岭、跨天山、越昆仑，足迹遍布西北地区的山川、戈壁、草原；只要是在野外，他坚持跑复杂的路线，翻难翻越的山，挑战最大的工作强度。

8月的西安骄阳似火，而在遥远的阿尔金山，却是雪舞风号，陕西省地质调查中心阿尔金六幅区域地质调查项目就驻扎于此。湛蓝的天空，圣洁的雪山，这里的风景固然很美，但近5000米的海拔和刺骨的寒风，又考验着每一位野外地质工作者，地调中心区域地质调查所高级工程师王满仓和项目组的年轻小伙子一起，去野外检查路线和矿（化)点。

1988年7月，王满仓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省地矿局第一物化探队，近30年来，他爬秦岭、跨天山、越昆仑，足迹遍布西北地区的山川、戈壁、草原；只要是在野外，他坚持跑复杂的路线，翻难翻越的山，挑战最大的工作强度。

莽莽秦岭，试真金，迎难而上

1994年，第一物化探队在周至县马鞍桥外围发现了砂梁子金矿点，并准备进行金矿开发试验，自此王满仓开始了金矿勘查与开发工作。当年参加了金矿点的初步评价工作，初步认为具有一定的开发前景；第二年便独立完成了探采冶总体设计，第三年担任实验金矿项目负责兼技术负责，全面负责实验金矿勘查、探采、选矿及冶炼等各项工作。当时，由于地质行业任务少，单位效益差，队里无法拿出资金支持项目的启动。可王满仓带领十几个技术人员铁了心要在荒山上挖出宝贵的金子来，他们自掏腰包先行垫付，购买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金矿的开发工作之中。

地质队员主要是找矿，采矿选矿对他们来说并不在行。王满仓不惧困难，带领大家搜集相关资料、奔赴成熟矿山调研，编写总体设计和工艺流程，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对选矿、冶炼参数等进行对比分析，最终确定选矿、冶炼方案。

前期技术问题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就要真刀实枪大干一番了。然而，仅把矿石从采矿场用毛驴、马、骡子等沿着羊肠小道驮到5公里外的沟口，一个来回就要五六个小时，偶有驮矿石的牲畜摔伤或摔死；再由沟口中转站运送至选矿场，汽车还需行驶80公里，困难可想而知。

而选矿流程中地质人员既是技术人员，也是普通的劳动者。王满仓身先士卒，带领大家一块碎矿、装池、配制氰化钠溶液等。在碎矿场所，充斥着碎矿过程中产生的粉末，口罩的保护作用也是微乎其微。那两年里，为了加快生产进度，过年期间也仅仅是轮班休息几天，甚至除夕夜也必须留人守在矿山负责看护设备。在矿山搭几个帆布帐篷，简易炉灶，在山下买一些食物及生活用品。

就是在人力、财力都极为有限，工作难度大、工作环境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王满仓带领队员们齐心协力，两年里竟然生产出了数十公斤黄金，在当时地质行业不景气、地质队项目匮乏的情况下，他带领十几名同事完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回想起在矿山的那段经历，王满仓至今还是感慨万千。那是他独立承担的一个矿产开发项目，是他地质工作的一个新起点，是这段超乎想象的经历，这为他今后的找矿生涯起了一个好头。工作环境的恶劣，工作过程中的辛苦，磨炼了他钢铁一般的意志和乐观的性格。

这次当矿长兼技术负责的经历也让王满仓对找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在矿山上的业余时间，他查阅大量资料，努力学习找矿新理论、新方法。在以后的工作中，他因为丰富的理论知识，扎实的实践经验及卓越的管理能力，负责了很多矿产项目，并取得了重大成果。

巍巍昆仑，觅真谛，问山切脉

2007~2009年，王满仓先后担任新疆阿克陶县木吉西南一带1∶5万克孜勒壤等五幅矿产调查项目的技术负责和项目负责。阿克陶县木吉乡地处祖国西部边陲，属昆仑山脉西段，海拔3500米~5500米，高寒缺氧，人烟稀少，与塔吉克斯坦接壤。这里四季不分明，空气中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2/3左右，在这里进行地质调查工作对人的身体、意志都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当时已40多岁的王满仓当仁不让，带领项目组15名同志奔赴昆仑山开展地质调查工作。

木吉地处边境地区，地质调查工作严格受边境管理的控制，由于项目工作区涵盖了部分边境线，为了安全起见，在路线地质调查工作中，王满仓总是把靠近边境的路线安排给自己。木吉是新疆克尔克孜州最偏远的乡，2007年时还不通电，没有手机信号，交通极不便利，乡、村之间都是砂石和土路，距最近的中心城市喀什市要七八个小时车程。项目要到喀什补充物资、维修车辆需要往返3天的时间，项目组吃不上新鲜蔬菜是常有的事，没菜了，油泼面就是大家的最爱。

由于长期矿产、化探工作的履历，王满仓的矿产、化探勘查技术已相当娴熟，而项目组其他技术人员做区域地质调查比较多，对矿产调查的程序和方法比较陌生，更不用说新来的六七名采样工。矿调项目化探先行，王满仓先对全体技术人员进行了技术和安全培训，明确高原采样工作的要求和要领，亲自野外示范，然后带领大家分组作业，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改进，使得采样工作高质量完成，为后来异常的圈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样品分析结果出来后，编制地球化学系列图件，总结地球化学规律，提取、集成地球化学找矿信息，为异常检查优选奠定了基础。在人手缺乏的情况下，上述大量的工作都是他带着仅仅一名助手加班加点干出来的，野外无休、室内加班是当时的常态。项目的1∶5万地球化学普查报告最终被评为优秀报告，并依托项目成果在地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篇。

王满仓对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很享受工作给他带来的无穷乐趣。

北山戈壁，探奥秘，抽丝剥茧

下了昆仑山，年近50岁的王满仓并没有停下探研地球脉动，寻找矿藏的脚步，又走进了炽热的北山戈壁滩。和高原缺氧、气候无常不同，戈壁滩地势平缓、高温干旱、极少下雨，甚至找不到一处高一点的崖壁和一棵大树可以遮阳。

2010~2013年，王满仓兼任新疆哈密白山北坡金矿预查、新疆1∶25万星星峡幅区调修测、甘肃独红山等四幅1∶5万区调项目负责，这3个项目均地处新疆、甘肃、内蒙古交界处，区域地质工作中俗称北山地区，属于典型的荒漠戈壁地带。

在广袤的戈壁滩进行野外作业，真可谓是披星戴月。早上，天刚微亮，项目组就整装待发；晚上，月亮已挂在夜空，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踏上回驻地的路。驻地离工区很远，每天来回路上就要四五个小时，而为了保质保量完成工作进度，每天都要抢时间。在炽热的戈壁荒漠跑路线，太阳出来之前和落山之后还能感到丝丝凉意。太阳一冒头，便是头顶炎炎烈日，脚踩滚烫砂石。每顶遮阳帽下都是一张热得通红的脸，豆大的汗水从头上、脸上、脖子上渗出、淌下。强烈的太阳光线、滚滚热浪和流在脸上的汗水让人睁不开眼睛，他们想歇口气再上路，可是脚下滚烫的砂石，五六十摄氏度的地面温度，双脚不敢停歇半刻，必须两只脚来回替换。由于极端高温，早上带的熟鸡蛋，中午往往会变馊，几乎每天的午饭都是方便面和火腿。

王满仓不顾自己年龄偏大，身体状况较差，坚持在野外一线，与年轻地质队员一起翻山越岭，带领他们打游击、测制重要地质剖面，并给予悉心指导。由于长期坚持在野外工作，饮食作息不规律，导致他腰部、膝盖处都有严重的伤病；加之经常加班、熬夜编写设计、报告，腰椎、颈椎多处受伤。但他很少对人说起自己的病痛，靠着药物减轻疼痛，和往常一样依旧奋战野外一线。

谁没有儿女情长，谁不希望时刻陪在孩子身边，看他们一点一滴的成长。王满仓很少提到家人，但从他爽朗的笑声中就知道，家人的支持，孩子的理解，是他献身地质事业的前提，更是他既温暖又坚强的后盾。5月27日，第二届“寻访最美地质队员”评选结果开始公示，王满仓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他却一如既往，低调而谦逊，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质人，一生所做的都是地质人应该做的工作。

“我是炎黄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所学到的知识，全部献给我亲爱的祖国。”虽然李四光先生已经离开40余年了，但是他的这些话仍像星辰一样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正如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评价的那样，“李四光同志是一面旗帜。”

李四光，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农村的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李仲揆。他勤奋好学，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省城武昌高等小学，为振兴海军，15岁的他东渡日本学习造船机械。在日本，他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8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用他的一生践行着这8个字。

李四光先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李四光愤然辞去实业司司长职务。1913年，他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先学采矿，后改学地质。1919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20年2月，李四光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做学术报告时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对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束缚。”同年，李四光接受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到北京大学地质系先后任教授、系主任等职。在北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他把备课、讲课、带学生实习当作实践的极好机会，不断积累资料，不断思考和研究问题。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1934年~1936年，他先后在伦敦、剑桥、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受到英国学术界的欢迎和赞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李四光闻讯欣喜若狂。他克服了一系列艰难险阻，终于在1950年春天，化名回到了祖国。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华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李四光毕生研究地球科学，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著作。他的科学成就，大致可分两个阶段：解放前，由于受旧中国历史条件限制，他侧重地质基础学科的研究；解放后，在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根据国家需要，集中精力积极开拓应用研究领域。在基础研究方面，1923年他提出了 虫筳鉴定方法，创立了10项标准，将虫筳主要特性用若干曲线表示出来，使之既有定性概念，也有定量概念，并可以减少文字描述的烦琐，从而提高了鉴定的标准性和科学性。这10条标准，一直被国内外虫筳学者所采用。李四光用这个方法，鉴定了大量的化石标本，写成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北方之虫筳科》，获得了伯明翰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

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李四光就开始对中国第四纪冰川进行研究。他以很大的兴趣关注中国东部有关第四纪冰川作用问题，在上世纪30年代，完成了《冰期之庐山》一书，引起国内外地学界的很大兴趣和探讨。上世纪40年代，他又对贵州高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等地做了调查，发表了不少有关我国冰川的文章，为中国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重要篇章。

李四光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打破了“中国贫油论”的错误论断。长期以来，中外地质学家一致认为“中国贫油”，这是因为在当时世界上已经发现的大油田的地层都是海相地层，因此认为只有海相地层才有生油的条件。而中国的地层大多是陆相地层，所以断定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李四光不同意这个观点，经过长期的研究和考察，认为不论是海相地层还是陆相地层，只要具备了生油的条件和储油的地质构造，就能找到大油田。后来，国家陆续发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纵观李四光先生一生，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科学遗产，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这就是他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坚持真理的科学品格，强烈执着的创新意识，诲人不倦的师表风范，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李四光精神在新时代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新时代的地质工作者要更加注重支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注重加强野外地质研究，注重加强地质基础科学研究。新时代要继承和发扬李四光精神，以李四光精神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使每一位地质人都能在这种感召下收获一种荣誉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部分资料来源：中国地质调查局力学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

肖序常

肖序常，1929年10月出生，贵州安顺人。中国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

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同年赴甘肃白银厂641地质队工作。

20世纪50年代后期，肖序常师从黄汲清。在黄汲清的指导下，参与《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60年代，在铬铁矿全国大会战的背景下，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70年代，板块构造学说由李春昱等引进中国，肖序常师从李春昱研究板块构造。与此同时，作为中法合作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中方队长，引领了青藏高原地质学研究。80年代开始，肖序常先后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进行多项国际合作交流，并先后赴法国南特大学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地学系做短期访问学者及学术交流，获得国际地学界认同，曾任国际岩石圈委员会喜玛拉雅地区委员会（CC-1）副主席。

1991年，肖序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目前肖序常仍坚持在科研一线工作，并承担着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中国西部等地区短缺矿产——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研究，而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肖序常到过最高的海拔高度是6400米，这是他颇为自豪的一次野外经历。肖序常强调地质工作野外实际调查的重要性，按他的话“中国地质学家‘得地独厚’，应珍惜中国广袤、结构复杂多样的大地这一最好的天然实验室”，他也总是说，“做地质的，不跑野外，怎么行呢？深入野外是做地质的基本功，虽然很苦，但是苦中有乐。”60多年来，肖序常足迹踏遍了我国东南西北，直到耄耋之年，仍赴青藏高原。

回顾肖序常的学术生涯，毕业之初，新成立的中国百废待兴，需要地质队员作为业务尖兵，奔向偏僻的角落为国家找矿，这个过程中，他与这个国家一起完成了成长。最重要的是，他始终能够站在更前沿的角度，接受世界地质学的信息和反馈，也让一个时代的世界地质学通过他来看中国地质学的发展。他的学生评价他说，有时他就像是一座桥，连接此岸和彼岸。

少年出贵州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事物的本来样子。就像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1919年出生的大姐肖序容、1928年出生的三姐肖序仪三位老人坐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他们的容貌、说话神态，甚至他们的老年病，几乎都有共性。时间在这三位老人面前画了一个圈。

1929年10月，肖序常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出世前的11天，父亲肖灿牺牲于北伐战争中的湖南战场。母亲黄伯芬带着肖序常及其大姐肖序容、二哥肖序刚、三姐肖序仪回到距离贵阳100公里左右的家乡安顺。

肖家在安顺当地曾经是一个大家族，肖家的入黔始祖于明末时期由湖南到贵州作为将军镇守边关，当地现有“将军坟”，每年清明等重大节日，肖家子孙会前往拜祭。而曾经的“将军邸”为了配合旧城改造，正被拆除，那处三进院子有着70多个房间，是肖序常度过了童年以及少年时光的地方。曾经这个大家族也其乐融融，现在离散于各地。

肖家没落始于肖序常的祖父辈，肖序常父亲的英年离场，对那个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好在母亲黄伯芬出生的家族也是安顺当地的大家族。其父黄志丞也就是肖序常的外公，是清末的举人，正当赴京考进士之际，清政府崩溃，举人制度瓦解，遂留在家乡。其伯父黄尧丞，也是肖序常的大外公，民国初在北京当议员，后返回贵州参与讨袁（世凯）、讨曹（锟）运动，并成为黔江中学落户安顺的推动者之一，这所学校也是肖序常后来就读的学校。其家族中还有一位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即“四八”烈士黄齐生，同为“四八”烈士的王若飞为其侄儿，他们分别是肖序常的远房外公和远房舅舅。

这样的家族背景，让母亲黄伯芬作为女性可以去读书，并且顺利地读完了师范专业。这样的背景也让肖序常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受益颇深。新、旧时代交替的年月里，黄伯芬当老师抚养子女。黄伯芬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回首往事，关于母亲黄伯芬给予的教诲，肖序常说：“母亲说过，可以不做大官，但一定要做大事。”

长肖序常9岁的哥哥肖序刚如父般的引导和影响，让肖序常时刻希望能考进“名牌的进步大学”，先在贵州大学地质系读了一年书以后，1950年随大哥肖序刚从贵州到北京，并转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自那以后，肖序常很少再回家乡。一共两次回家乡，第一次距离当初的离开有50年的跨度，第二次是2003年。用97岁大姐肖序容的话说，“走的时候，他还是学生，再回家乡，就是个科学家了”。

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姐弟四人的人生自分别后，逐渐分叉，每个人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成长为独立的枝干。几十年过后往回望，个人际遇也自成系统，别有况味。

肖序仪说：“我的弟弟老老实实，除了去野外爬山找矿作研究，就是天天在办公室，白天在办公室，晚上还在办公室，看书，读外国书、看中国书，研究他的地质，这是他的一辈子。”

走出家乡的肖序常像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与新中国一起成长。通过地质与这个世界对话，产生联结，完成作为个人与国家、时代以及地质学的人生交代与使命。尽力满足国家建设与发展刚性需求的同时，与世界地质学保持了同步，在中国当代地质学史上留下了痕迹，完善了中国地质学的理论，也滋养了后人。

为国家找矿

今天看来，20世纪的中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出现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30年代，抗战前国民政府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开展了矿产资源勘查工作；第二次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国家的封锁，为建立新中国的工业体系，开展了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新中国工业体系初创时期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矿产资源工业的黄金时代。

肖序常于这个黄金时代里走出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1952年8月，从重工业部中分设出来的地质部正式成立。也是这一年的8月，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肖序常到达地质部直属的641地质队工作（甘肃白银厂），正式参加野外勘查工作。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处女地。

肖序常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找矿勘探工作中去。

那时的大西北一片荒芜，各方面条件都极为艰苦，蔬菜、肉食极为匮乏，经常食用干菜或者咸菜，新鲜菜、肉很少见到；缺乏饮用水，饮水要从40~50公里以外的黄河运来，有一辆敞篷的大解放车资助地质队，因为所处的地方是大型硫化矿床，所以，矿区水硫酸根含量很高，饮后容易让人产生腹泻，长期饮用，则致使头发脱落；住宿不但没有像样的宿舍，还十分拥挤，地质、物探和测量等人员挤在60~70平方米的旧老君庙里。

宋叔和等老同志的家都在南京，入冬年关，肖序常就对他们说，我们留下来，你们回家过年吧。但是后来年轻的地质人中，最终也就肖序常一个人留下来了。肖序常就带着两个工人在那儿填图，因为第二年要上钻，而没有大比例尺地质图就不能打钻，肖序常说：“所以要赶着把1：2000和1：5000的地质图填出来。只有打钻，才能搞清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少矿。”而那时候填图，也没有现在这些现代化的工具，肖序常他们就看望远镜测量。

因为肖序常的坚持，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矿区大比例尺地质填图，所以第二年初在矿区建立了小型岩矿鉴定分析室，短短数月内进行了岩矿鉴定、分析测试和综合研究等基础性研究工作，为1953~1954年白银厂含铜黄铁矿型大型铜矿床的顺利勘探，乃至尔后的开发，提供了确切的、有用的实际资料。

肖序常和两名工人，三个年轻人守在一起过春节。快过年了，肖序常对两位工人说：“我们去县城把头发剪一剪吧。”

坐在车里走了好长时间，终于到了距离白银100多公里的兰州市，坐在理发店里。一批两批三批，排在他们后面的人都剪完头发走了，还没给他们剪。肖序常就问那个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你们忙什么？你们不是刚放出来的吗？”

理发店老板认为肖序常等三人是劳改队的。这让肖序常和工友们很生气。生气以后，也带来思考，反思自己的形象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但是自然环境那么恶劣，怎样去注意自己的形象？

1954年3月，肖序常被地质部调回北京，4月在地质部地矿司有色金属处任职。

1952年中旬至1954年3月，甘肃白银厂工作期间，肖序常工作认真、努力，升任工区组、外围填图组组长；与第一任夫人周天厚建立了恋爱关系。后，两人于北京结婚，育有两女。

如今，白银厂早已是“白银市”，是新中国唯一一座以有色金属命名的地级市，因为找到了丰富的矿产，也被称为“铜城”，对于肖序常来说，那是他地质人生启航的地方。

后来，肖序常又去了新疆、内蒙古、西藏等地方，每次出发与奔赴，都是因为国家的需要。

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里，不温不火地走着自己的道路，完成个人成长与国家使命之间的平衡。

师承黄李

也因为在白银厂时的表现和能力，1957年，28岁的肖序常迎来人生另一个大的转折，跟随黄汲清当学术助手。直到黄汲清年龄大了，肖序常当了接班人，再然后，肖序常也培养自己的学生。传帮带就这样走了下来。

当黄汲清的助手，用肖序常的话说，某种意义上是转行了，因为他曾经是找矿的，而黄汲清是做地质（大地构造）的，但黄汲清的严谨治学精神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黄汲清的指导下，肖序常参与了《中国大地构造图》及《中国大地构造基本特征》一书的编著。书中系统、详细地划分了中国大地构造的构造单元并论述了各构造单元的特征及其演化，总结了中国大地构造演化的旋回性，以及印支运动与燕山运动在中国大地构造演化过程中的重要性。对区域地质调查、普查找矿及某些重大基础地质问题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60年代，肖序常参加国家急需矿产铬铁矿的科研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他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著了《含铬基性、超基性岩地质构造特征》一书，从大地构造分析出发，对世界（国外为主）主要含铬基性、超基性岩的地质构造特征作了总结，对不同地质时期、不同大地构造阶段含铬基性、超基性岩产出特征、铬铁矿成因规律、赋存状态及找矿标志作了较详细的论述，铬铁矿一直是国家急缺矿产，此书是查阅了大量世界重要铬铁矿特征，并结合中国地质实际情况完成的著作，为铬铁矿战略部署及普查找矿等提供了较重要的科学依据。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不是一个能够安心工作的年代。也许肖序常自认为的“出身不好”恰恰成了能够保护他的原因。因为“出身不好”，所以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温顺，淡名薄利，很少有纷争，由此有了好人缘，让他在“文革”期间并没有受到太多冲击。

十年里，虽然没有非常固定的任务，但是也有“抓革命，促生产”时需要进行的野外考察，业余时就多读书，此时因大哥肖序刚“一定要学好外语”的教诲而有的很好的英语基础，再次让肖序常的人生又有了新的机遇。中国很多学术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滞不前，但是国际上在发展，他坚持听国际广播，看外文书，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下，虽然行动上有所禁锢，但是思想领域，他一直与国际同步。

20世纪70年代初，被誉为划时代地学革命的板块构造学说兴起，肖序常结合中国古造山带对板块构造“登陆”重要的依据——蛇绿岩、高压变质带及其大地构造意义以及有关成矿作用等，在《祁连山古蛇绿岩带的地质构造意义》（1978，地质学报），《藏南日喀则蛇绿岩及有关的大地构造问题》（1980，中法喜玛拉雅考察成果论文集），《喜玛拉雅岩石圈构造演化总论》（专著，1988）等论著中作了详细阐述。

李春昱是国内较早接受并引入板块构造学说的地质学家，20世纪70年代肖序常开始跟随他从事中国板块构造的研究工作。这时候，板块构造学说引起了众多年轻人的兴趣，与此同时，高考制度恢复，70年代末期，肖序常开始带学生，那时候肖序常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很多年轻人是奔着李春昱来的，李春昱年纪大了，肖序常就带学生一起跑野外。

由此，肖序常挂在嘴边的有一个词：教学相长。他说，学生和老师一起成长，相互促进。肖序常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高延林，也认为与肖序常的关系“亦师亦友”。

肖序常先后培养硕士生7名，博士生5名，如今他们已经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成绩，成为佼佼者，其中高俊36岁就担任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2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学生就像肖序常的一面镜子。

他们如同肖序常曾经的那样，常年奋斗在西藏、新疆。那是中国最荒凉、苍茫的地方，也是国际地学界关注的中国焦点。

这支从黄汲清、李春昱传承走来的学术体系，在中国偌大的科研发展系统里，也算是行风稳健、作风清白。学生数量不多，科研成果却是显赫。

1991年，肖序常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多年来，肖序常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省、部级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奖等。

总在前沿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现在，肖序常一直参与青藏高原及新疆的野外地质工作。

1979年的秋天，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地质地球物理系C·艾伦教授为团长、纽约州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研究系吴大铭教授为副团长的、由著名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组成的板块构造代表团一行十人抵达中国，他们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的西藏。

因为肖序常的“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作为中方代表人物带领与陪同。

1980年年初，庆祝国际地质大会成立100周年暨第26届国际地质大会在巴黎召开，肖序常参与完成的《中国特提斯蛇绿岩及其构造意义》被选为中方三篇大会发言之一，当时正值中国科技界开放不久，论文宣读引起与会地质学家的高度关注。

同样的时间里，中国地质界开始了大规模的中法合作，肖序常主持中法“喜马拉雅地质构造与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合作研究项目，这是多学科喜马拉雅地学考察，历时三年，肖序常作为中方队长（法方负责人先后是Prost和C.J.Alleger教授等），多次深入青藏高原进行野外地质综合考察。

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质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标志性事件。肖序常由此迈进世界地学的大门，获得国际地学界的认同。

20世纪80年代后期，肖序常先后在内蒙古、新疆以及青藏等地区进行地质科研工作，负责“305”项目中有关北疆地质构造演化项目（含中美北疆地质构造演化及油气地质背景研究）、IGCP-283项目及有关青藏高原构造演化等重大的国内、国际合作项目。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中国地质行业发展的低谷期。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无疑是给中国地质工作者打了一剂强心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和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外知名地质学家。肖序常为中国地质科学院代表团副团长，在大会上作了“青藏高原构造演化和隆升机制”的主题发言，大会共计4个主题发言，其中两个中方发言。

“九五”期间，肖序常负责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结构、构造演化多学科的探测研究项目，根据深地震反射探测和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等综合研究，对当前流行的青藏高原形成、隆升的“双俯冲”模式提出质疑：提出青藏高原西北缘后期（中、上新世后以来）的隆升是由于“岩石圈双向水平挤压”和“拆沉作用”引发的新认识和模式。并与同行一起首次在西昆仑康西瓦断裂带等地新生代火山岩中发现幔源包体和巨晶，为青藏高原西北缘岩石圈三堆结构、演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信息。

目前挂在肖序常心上的是对西部等地区短缺矿——铬铁矿前景的评价及油气能源成藏地质背景，以及生油机理的深入研究……这也是广大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关注的问题。

用学生高延林的话说，“肖先生在学术上总是有很前沿的精神。他始终是一个弄潮儿”。对于地质的热爱，也让历经中国政治与经济浪潮的肖序常能够“任周边潮起潮落，我自岿然不动”。对于学生及后辈而言，这已成为一种精神的象征，“就像是一个平静的港湾”。

因为肖序常所关注的恰都是世界地质学所关注的领域，比如青藏高原，比如无机生油机理，肖序常能很快地接收到这些前沿信息反馈出来的能量，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的评价和论证。这些再成为营养，滋养中国地质学人士，而他就像烟火的点燃者，烟火美丽芬芳自由燃放，他又去寻另一方向。

这也许是众人称道他“淡泊名利、谦逊”的原因。某种意义上，似乎也回应了母亲当年的教诲：不一定要做官，但得做大事。

1929年出生的肖序常，身体并不硬朗，2015年因为学生翟庆国的及时发现，他被送进医院，诊断为“脑血栓”。他的记忆力也出现了很大的衰退，他偶尔自嘲为“痴呆症”。

但是这所有的一切，不影响他再去地质的海洋里抓捕跑在最前端的信息，如“无机生油”、石墨烯等，他说：“我们应该开辟新的方向，对传统的科学理论要有勇气和能力去质疑。”

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说：“80多岁的先生还这样关注前沿信息，并且尝试找出案例、提出论证，其实对于功成名就的人来说，这是有风险的。这件事情最大的益处是丰富科学认知，让后来的年轻人看到榜样、拥有平台。”

也许只有如此，方能如肖序常所说，“科学才能进步”。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①上世纪60年代，肖序常（左一）与黄汲清一起讨论地质问题。

②1980年，肖序常（右一）与法国地质学家在西藏野外考察。

③1982年，肖序常（前排左一）与李春昱及研究生合影。

④2009年，肖序常（左三）在西藏野外考察。

山高水远，你在路上

即便已近90岁，医生叮嘱走路须持拐杖，但是肖序常依然每天都要去办公室。虽然家距离办公室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对于一个腿脚并不便利的老人来说，也需要走20分钟左右。

肖序常的家在一幢老建筑楼的二层，没有电梯，好在到了中国地质科学院以后，可以坐上电梯，下了电梯，再走到自己在三楼的办公室。

这个年龄，这样的身体，也许在办公室，并不一定有什么效率和产出，但是在不能去野外的情况下，在去办公室成为习惯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办公室里，也成为了一种寄托。就像他在办公室里总是会对学生或者其他晚辈说的那样：“做地质的，不去野外怎么行？”反映在此时的肖序常身上就是，怎么能不去办公室呢？那里有他多年地质工作的成果和痕迹：摊开的地质图、地质图上的放大镜，办公桌上那一摞摞的书等等。

每次见，都像是第一次见。一样的事情再说一遍，就好像是按下了重说键。

每次的情绪起伏点也一样，比如说哥哥肖序刚对其好以及不好的影响、去甘肃白银厂初涉为国找矿虽然艰苦但苦中有乐的自豪感、中法合作中美合作期间带队去国际地学界都关注的西藏时的见闻、铬铁矿寻找的担忧，以及蛇绿岩与无机生油之间关联论证的焦虑等等。如果说人的生命是一条直线，这些明显就是那条直线上隆起的各个部分。

正是它们一起组成、构建了属于肖序常特有的一生。因为年龄，已有严重衰退或者受到严重损伤的记忆力里，它们就像是海洋里的石头，硬硬的，一直都在。

肖序常会觉得他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个圆，因为到最后他的兴趣点又回到了他学术刚启程时的起点，都与油气有关。他实习是在玉门油田，历时5个月，还写了学术生涯中的第一篇论文，现在他最挂心的是蛇绿岩与石油之间的关联，他认为自然界中“费托效应”是存在的。

使肖序常思想转变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召开的“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大会。会议期间，肖序常获悉前苏联乌克兰顿湟茨盆地前寒武纪结晶基地（深3000~4000米）花岗质岩石、角闪岩以及外喀尔巴阡山等火山岩中发现了较大油气田；对此，他与前苏联与会地学家就前寒武纪微体古生物及深部“排气作用（The Outgassing Function of the Earth）”以及非沉积地层（火成岩）成藏等进行了讨论，深受启发。

鉴于油气需求量日益增长，肖序常认为应该尽快有权威论证出来。

肖序常有一个手写的笔记本，它每天都摊开在他的办公桌上。肖序常说他希望能快点把相关的文章写出来，科学就要走出曾经成果的禁锢，勇于开拓新的方向。“最重要的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以及水上航行的，没有油气怎么行？一个国家的发展没有油气，主要靠进口，怎么行？”

2003年，肖序常获何梁何利基金会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之地球科学奖，奖金20万元。肖序常曾设想将所获奖金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以资助青年学子做科研，种种原因，设想未能实现。此为肖序常至今认为是遗憾的事情。

类似想法在肖序常这里并不突兀。

改革开放初期，因为“三会”，即会英语、俄语、德语，肖序常有各种去国外讲学、交流的机会。那时去国外的硬件，比如说大衣、皮箱等，都是单位暂借给他，但国外的讲学报酬，回国后他就捐了。

女儿肖芹回忆说：“也许是钱的数额太大了，因为可以买一辆小汽车了。”时间进入21世纪，肖芹希望父亲能帮她凑一笔钱买一辆汽车，“发了工资就还”，虽然数目并不大，但是肖序常拿不出来。

女婿张洪涛被肖序常认为“非常优秀，比我优秀”。一定意义上如同岳父对他的欣赏一样，张洪涛也一样敬重自己的岳父，“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大才子”，但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两个女儿的学习、工作等，肖序常没有很好地参与，更不要说扶助。张洪涛说：“可能对他来说，家庭生活可有可无。他这一辈子，就是做科学、做业务。”

就像是一面鲜明的旗帜，爱国、爱人民曾经引导着老一辈人进行各种精神追求。要热爱、要奉献、要忍让、要吃亏、要大度等，也由此成为老一辈人的人生哲学。只是这样的旗帜，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似乎正在被淡忘，而这样的精神追求和人生哲学，甚至被认为不合时宜。

也或者说，在当下这个时代，人们并不知道怎样可以像肖序常那辈人那样，“即使遭遇种种，依然执着与热爱，且无怨无悔。”

也如高延林参照老师一生的事迹，于某个夜晚思考时，问自己的一句话：“我做到了吗？谁做到了？”

《中国科学报》 (2017-12-04 第8版 印刻)

他是一个“80后”，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普通的地质工作者。他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却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更精确地防治地质灾害而永眠河湟。

回望他的一生，虽其短暂，却荡气回肠，无愧天地。他自律、担当、尽心尽力，以“居其位，安其职，尽其诚而不逾其度”的忠诚履行责任；他学习、探索、敢闯敢试，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坚持追逐创新；他积极、热情、集思广益，以“同其心，一其力，人尽其才”的精诚共谋合作；他勤奋、仁爱、克己为公，以 “以身许国，何时不可为”的慷慨毕生奉献；他耿介、正直、进德修业，以“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磊落恪守廉洁。

逐一比照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提出的“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的新时期地质工作者的核心价值观，李祥龙是忠实的实践者。他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堪为地质工作者的行为典范，精神上的引路人。

本报今日推出长篇人物通讯《黄土悠悠祭忠魂》，作为“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发扬光大地质精神——走进践行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专栏的开篇，敬请垂注。

暑热炎炎，哀思弥漫。

白发双亲、孀妻幼子，泪流成海，悲恸锥心。7月12日，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殡仪馆内，李祥龙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在举行。

李祥龙，1986年生于河北廊坊。中共党员，博士。生前任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水工环地质工程师，兰州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负责人。

2016年7月8日14:30，李祥龙在临夏州东乡县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点开展地质灾害调查勘查时，不幸因公殉职，年仅30岁。

坚守岗位，遇不测永眠河湟

“他从未和我说过出野外会有多苦。他发给我的照片都是在最美的风景里他最好的状态……我也一直觉得出野外不都一样吗？我们做区调，都是一群人一起出去，一起回来，大家相互照顾，疲惫但很快乐。我从没想过他的‘野外’是那么荒凉、艰苦的地方。如果知道他会发生这样的事，我坚决不会同意他改签航班……甚至，我早就帮他调动工作了，无论他同不同意。”说这些的时候，李慧就那么一直坐着，一只手紧紧握成拳头，不时一声长叹。

李祥龙发给妻子李慧最后一条微信的时间是7月8日7∶30。

李祥龙在甘肃野外调查现场

按原计划，这天上午，他应该在赶往兰州机场的路上。当天傍晚，就能从北京回到廊坊，出现在家人面前。他确实太想念父母、妻子，还有年幼的女儿了。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土资源部与德国经济技术部之间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国际合作项目，需要他回来做前期沟通准备工作。

可是他临时“变卦”了。他告诉李慧，他想多留一天，把陈何村滑坡的滑带找到，查清滑坡机理，所以他已经改签了9日的航班。

“他说他一定要亲眼看到陈何村滑坡的滑带，不然回去心里也不踏实。”李慧说，“抛开滑坡灾害会带来危险这个‘恶’的层面，从地质科学的角度看，其实在他眼里，它是特别美的。那种美可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美。他像欣赏艺术品一样去欣赏滑坡灾害的一切，从中找到一切可能的研究价值。”

“河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代。《后汉书·西羌传》有“乃度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其中，“河湟”是指今甘青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此后，“河湟”逐渐演变为一个地域概念，泛指黄河上游农区，当然在更广的范围内也包括洮河流域。

洮河，位于我国甘肃省南部，是黄河上游第一大支流。洮河流域下游处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接壤处。这里的滑坡灾害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非常典型。这里在行政区划上属我国唯一的东乡族自治县。由于植被覆盖率低、地形破碎，地质灾害涉及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八成以上。该县也成为国家级贫困县之一。地质灾害成为当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障碍。

实习生王冠兵还清晰地记得李祥龙曾说过的一句话：“我们的工作也属于精准扶贫。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让他们的生活得到改善。”

站在果园乡陈何村下坪山滑坡体上，巴谢河就在脚下流过。巴谢河左岸，古滑坡发育密集，几乎一个挨一个。而在3千米外，1983年，洒勒山滑坡，近6000万立方米的滑坡堆积物掩埋了4个生产队，伤亡278人，毁坏农田3000余亩。这些，也被写入地灾相关专业的教科书。

为了深入研究滑坡发生过程及其机理，为今后的地质灾害防治提供科学的数据理论支撑，2015年，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设立。李祥龙的工作又增加了一项重要内容。他比以前更忙了。

自5月23日出野外以来，按照“规矩”早就过了轮换探亲的时间，他却一直没回去过。由于古滑坡时间久远，滑带模糊难辨，工作开展了一年多，研究迟迟没有进展。李祥龙有点着急，“他希望至少能确定控制滑坡的地层到底是哪一层。”

6月10日，陈何村发生了滑坡。滑坡体掩埋了120米长的乡村干道，幸好没造成人员伤亡。对李祥龙来说，没有人员伤亡的滑坡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因为这至少可以为研究提供最新样本，有可能带来突破性的进展。

项目组决定在这里调查、取样，布置钻孔。

项目组的成员说，此前几天，李祥龙每天在裂缝遍布、黄土松动的滑坡体上爬上爬下。他根据掌握的知识，初步推断是岩层滑动。黄土层滑动不太可能有这么大的土方量。可到底是哪个岩层？怎么证明？只有亲眼看到滑带，亲手取到样本，才能得出结论。

7月8日——多留下的这一天，李祥龙一点都不愿浪费。

吃过早饭，李祥龙就和项目组同事侯圣山，实习生王冠兵、金文祥一起去了东乡族自治县果园乡陈何村滑坡点。

观察岩心，去旁边的山沟里查看岩层，爬到滑坡体顶部选好地方指挥挖掘机挖探槽让滑带尽快漏出来……整个上午，李祥龙一刻未闲。

“他叮嘱我说，在他回京后你要把这个滑坡盯好，如果钻机打到滑带了，马上拍下照片发给他。”王冠兵说。

有人看到，午饭后，李祥龙曾站在坡顶远望群山，良久沉思。

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处滑坡、泥石流、崩塌、不稳定斜坡，他几乎踏遍了巴谢河和广通河沿岸的每一寸土地。

探槽挖到长约5、6米，深约4.5米的时候，挖掘机挖到石头了，只好暂停。但这足以完成进探槽观察，取样，拿到求之不得的第一手资料。这样的工作李祥龙做过很多次。

和往常一样，按照安全规程，金文祥留在外面观察预警，李祥龙和王冠兵下去。带上安全帽，拿上地质锤，李祥龙顺着斜坡走进探槽，王冠兵拿着铁锹跟在后面。

探槽两边的土壁比人高出一米多，里面阴凉昏暗。

王冠兵跟着李祥龙在应是滑带的地方停下仔细观察了片刻。他听到李祥龙说：“奇怪，怎么出现砂岩了？走，我们先上去，到旁边再看看岩层去。”可他刚一转身，身体就动不了了，紧接着眼前一片黑暗。在黑暗中，在失去意识之前，他隐约听到李祥龙发出了两次声音，感觉李祥龙的右手动了几下。他刚想喊，就吃进了一口黄土。

“他们前方头顶的黄土迎面坍塌下来。只一瞬间，根本来不及反应，两个人都不见了。”金文祥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就这么发生却无能为力。

待人们用铁锹或徒手挖开泥土，王冠兵因头部在黄土之上，虽险无恙。而李祥龙双眼紧闭，身体站得笔直，左手的地质锤被黄土紧紧挤压在胸口上……压迫性窒息，医学术语如此定义他的死因。

他把命留在了古老的河湟。

深明责任，由汶川宣誓人生

李慧说，也许是汶川改变了李祥龙的人生。“就是从那次汶川赈灾以后，他才重新审视他即将深入学习的专业，对人生、对责任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和认知。”

2008年，汶川地震。

而这一年，李祥龙本科毕业，以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被保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博连读，师从著名滑坡专家唐辉明教授。

6月，他背起行囊跟随有唐辉明教授参与的该校科技赈灾队进驻汶川地震灾区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最终形成了相关建议和报告，提交给国土资源部参考。

“他去汶川的时候，我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很久以后，他向我感慨，人在自然、在灾难面前真的太渺小了。站在汶川的灾后现场才懂得什么叫人间地狱。”李慧说。

从那以后，她明显感觉到李祥龙变了，“他的性格里更多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2009至2010年间，李祥龙硕士在读。

这期间，他参加了汶川地震地质灾害调查评价项目，前后三次深入地震灾区，对受灾最为严重的汶川县映秀镇及北川县陈家坝乡两处典型区域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从事地质研究，最关键的资料永远在一线，亲眼看到，强过万千描述。

一次临行前，他不小心扭伤了脚踝。导师照顾他，有意安排他整理内业。李祥龙急了，马上找到导师，忍着脚痛快走了几步，以此证明他可以参加现场调查，最终成行。

有超过两年的时间，李祥龙一直在映秀。很长时间，项目组就他一个人在驻地留守。“我去看过他。他就一个人睡在河边的一个小房子里。四周空寂。夜晚静得只听到潺潺的水声……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多孤独。”李慧说。

事实上，在映秀，在汶川，在四川，李祥龙经历的不止这些，还有因对责任、对底线的坚守而遭遇的人身威胁。

2011年，李祥龙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了一个灾后重建项目，并作为设计代表长期驻扎在现场。有一次，他到现场检查时，发现施工方偷工减料，施工质量与设计要求相差甚远。他拒绝在验收报告上签字，并当场要求返工。施工方来人把一沓钱塞给他，被他严词拒绝。施工方见收买不奏效，就以人身安全相威胁。李祥龙回复得义正辞严：“这是灾后重建项目，事关人命。偷工减料就是犯罪。我走不走得出去没关系，但是工程必须要合格！”

也许正是这些经历，让李祥龙懂得坚守责任背后将意味着要承担更多的未知。但他依然可以乐观笃定地走下去。

博士毕业时，北京电力、水利行业的几家单位向李祥龙抛出了橄榄枝，并为他开出了非常优厚的薪酬，李祥龙都逐一拒绝。

“他说，妈妈，我学了这么多年地质灾害防治，一定要做这方面的工作。我要为提高中国地质灾害研究和防治水平做出点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能。”每当想起儿子说的这番话，李祥龙的母亲心里都满满的骄傲，“他的眼神是坚定的。他知道他想要什么。”

在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第二届青年地质论坛上，李祥龙曾做了题为《层状节理岩体高边坡地震动力破坏机理研究》的报告。

他在PPT最后一页的备注里这样写道——从工作角度来说，我希望自己能够依靠同事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尽快熟悉和掌握我院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以及我所在的地质灾害调查监测室的主要工作内容和研究方向，完成从学生到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角色转变，实现对今后需要参与的工作的较为系统和深入的认知；从专业角度来说，我十分渴望能够依托我院的优势硬件及软件条件，发挥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地质灾害防治方面的专业知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继续学习，探索地质环境相关领域的新工作方法和新科研方向，从而实现学以致用、持续学习，与我院和我室的大发展趋势保持高度的同步的同时，也争取发展个人的学术优势和科研动力，为我院和我室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专业力量；从生活角度来说，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为中国人民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传递属于自己的正能量，为了我们能够拥有一个人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美丽中国”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梦想，也是我们每一个地质环境工作者的工作追求，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梦想。我相信我一定能够以我室分配的具体工作目标为自我定位、以我国地质环境工作需求为方向，以助力“美丽中国”梦想为理想，通过认真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贡献作为一名年轻地质环境工作者的能量。

或许可以说，这就是他为自己的地质人生定义的方向和责任，是他的事业宣言。

谋求创新，肯动脑善学好问

“他专业知识扎实，悟性高，善于学习，更为难得的是他对工作充满激情，肯吃苦，肯动脑筋，能堪重任。领导信任他，同事爱戴他。同时拥有这些品质，在年轻人中是很少见的。”这是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副院长田廷山对李祥龙的评价。

善学好问，肯动脑筋，能解决问题，可堪重任，是当下“创新型”人才共有的特点，也是李祥龙留给熟知他的人比较一致的印象。

李祥龙（左四）参加北川陈家坝滑坡调查

2011年，李祥龙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为国内学生中的佼佼者，被公派前往美国华盛顿大学参加博士生联合培养研究。

在美国一年的时间里，他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度过的。为了抓住难得的机会做好地质灾害物理模拟实验，李祥龙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工匠”。他从市场上买来水泥、木材、锤子、锯子等工具，自己动手，将自然界中的地质灾害做成模型在实验室内模拟。

为了能够掌握准确的数据，他经常连续好几天通宵达旦地待在实验室里，一遍一遍地重复操作。他手上磨出了血泡，几个月下来瘦了十几斤。

这一年，他在动力岩石力学、现场模拟离心机试验研究、动荷载岩石边坡稳定性分析等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华盛顿大学的导师非常喜欢李祥龙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能吃苦的精神，希望他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但他毅然选择回到祖国。

“哀牢山地区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项目是李祥龙工作后承担第一个项目。高速远程滑坡在哀牢山地区比较典型，且破坏力巨大。为分析这种滑坡的致灾机理，李祥龙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也进行了大量现场调查。

2014年汛期，哀牢山地区发生了一起泥石流，冲下来四千米远。当时李祥龙在北京。调查是由项目组的其他成员完成的。他的同事说，从北京到了哀牢山后，他放下行李就去了泥石流发生地，踩着巨大的乱石，从上到下实地走了一遍。“他说他要亲眼看看，能对这片地区的灾害多增加点认识。”

经过调查和分析，他选取两个有代表性的滑坡，对滑坡发生后的情况进行了数字模拟研究。研究所需的软件是他借鉴国际前沿方法，从国外专业网站上找到的，软件的使用方法也是他自己学习和摸索的。这一创新性研究丰富了哀牢山项目的成果，对当地同一类型滑坡的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李祥龙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专业书籍，不仅有地质学方面的，还有很多关于计算机编程等其他领域的书。

“他出事的前两天还买了两大包专业书寄到家里，有一包还没有拆封。”相识十年，对于李祥龙爱钻研的韧劲儿，李慧着实领教过。“我们圈子里的朋友都是学地质的。无论是和他一起踢球的朋友，还是和我小聚的闺蜜，他总有本事把话题最终引向探讨地灾滑坡。”

“他总是说，要想在工作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每一次参加培训，他都会叮嘱我把资料拷回来，我也会尽可能在朋友那搜集更多的前沿资料供他学习。我明白，他是想借鉴融汇其他专业的知识来解决他面对的专业难题。”

闫金凯与李祥龙同在一间办公室，是共处时间较长的同事。他说，他英语特别好，专业知识扎实，而且特别喜欢钻研，涉猎的领域有些很少有人了解。

参加工作3年来，李祥龙以项目负责人、副负责人、课题骨干身份承担和参加中国地质调查局矿产资源评价项目、国家重点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十余项。在岩土力学、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工程地质学报、国际工程地质大会等高水平期刊或会议论文集发表论文10多篇，并形成项目成果若干部。2014年，他被选拔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年英才。

李祥龙的办公桌下放着一台专门用于建模的电脑。很少人知道，在离世之前，他一直在用心研究程序语言。他想尝试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

在推进中德合作的过程中，李祥龙搜集了大量国外地质灾害风险性评估的数据、文献，努力掌握全球最新动态。他了解到，在国内，针对单体地质灾害的预警模型应用得较为广泛，而针对一个区域的风险性评估模型虽然有，但普适性不强，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如果能建立一个适用于兰州地区、适用于中国黄土高原地质灾害的风险评估模型，就能够为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环境监测院申请专利。更好的结果是如果推广开来，对地质灾害防治将是重要的参考和推进。

可是建立这样一个模型谈何容易，要开发软件，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李慧记得，那段时间，李祥龙很忙碌，也很有激情，“他是那种一有了想法就要马上尝试执行的人。由于国外一些模型是用python编写的，为了对滑坡进行数值模拟，所以他专门买了好几本关于python编程语言的书，一有空就给他懂程序的朋友打电话请教，把新技术新模型用到自己的项目中。”

如今，模型已粗具雏形，而他，却英魂远逝。

奉献合作，顾大局慷慨一生

李祥龙出生在一个地质世家，从小是在地质大院听着《勘探队之歌》长大的。他的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地质工作者。他的外婆也是地质队职工。小时候，父亲经常出野外天南地北地跑，很少能陪伴他。他的童年大部分时光里只有妈妈。

在李慧眼里，李祥龙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也是个特别爱操心的人。“他有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就算没有大事，他也会寥寥几笔记录一下。”

“有时候，对他额外的操心我也会很烦。他会满脸歉疚地解释说，是从小习惯了……小时候，爸爸出野外，我总想保护妈妈，保护身边的每个人。”

闫金凯说，李祥龙为人特别好，总能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在云南项目组时，当地国土资源局的同志都很喜欢他。后来他到了其他项目，大家还总念叨他。

其实，留在云南的，除了熟人的想念，还有一个少有人知的秘密直到他离世才为人所知。

他的同事说，在哀牢山地区开展地质灾害调查期间，李祥龙和同事常常要爬山。新平县当地很多贫困家庭的破旧土坯房都建在半山腰。每次路过，李祥龙都会驻足片刻。一次，他们进了一间低矮的房子。屋里仅有一盏煤油灯照明，阴暗潮湿。一个约十一二岁、衣衫破旧的女孩瞪着一双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们。女孩上初一，生活窘迫到基本的生活费都难以负担。李祥龙立刻决定资助这个孩子。此后的每个月，他都会给云南的女孩寄去几百元的生活费。但是，没人知道他自己也还背负沉重的房贷和家庭开销，手头并不宽裕。

洮河流域下游地质灾害调查监测项目负责人王立朝说，李祥龙是整个地质环境监测院每年出野外天数最多的人。“他的好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强，还有着更强烈的团队合作意识。他英语基础好，又留过学，就主动搜集国外文献，总结国外期刊刊发的最新研究动态，发在专门建立的灾害室的QQ群里，和大家共享。”

工作之外，李祥龙也是一个组织协调能力超强的高手。2013年，李祥龙来到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工作的时候，该院组建数年的足球队因为成员年龄老化的问题，需要有技术全面、体能充沛、懂“排兵布阵”又能掌控全局的“灵魂人物”接续。李祥龙加入后，主动定期协调时间，联系队友，组织比赛。几场比赛下来，他的能力、人品和奉献精神征服了队友，被一致推举为球队队长的候选人。

2014年，中德两国合作开展的“兰州市地质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开始筹划。因为专业知识扎实，英语好，李祥龙被任命为中德合作项目的副负责人，承担与德方的业务沟通以及相关数据资料的收集整理、文件起草等工作，并以“固定发言人”的角色代表中方与德国专家对话。他的睿智、谦逊与和善，德国专家十分认可。德国专家得知他罹难，连发数封邮件表达悼念与惋惜。

李祥龙的遗物里有他在野外使用的记事簿。翻开来，字迹工整清秀，每一张地质素描图都令人赏心悦目，甚至滑坡上的每一道裂缝都清晰地描画出来。那些素描图，工整清晰的记录，踏实而老练。这无疑是对地质人传统的最好传承。他的人生多了地质人别样的情怀，工作和生活多了更坚韧的“底气”，永远充满激情，永远苦中作乐。

他对地质的热爱是长在血液里的。

2013年，李祥龙和李慧的婚礼上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勘探队之歌》。2015年的七夕节，李祥龙是在甘肃的野外过的。不能陪伴妻子，他深感愧疚。看到草原上开着的各种颜色不同种类的小花，就一支一支摘下凑成了花束，让同事帮着拍了张照片传给李慧作为七夕节礼物。

这张献花的照片是他寄给妻子的礼物

“头顶是蓝天白云，脚下是绿草野花，他手捧花簇站在画中……什么玫瑰名包啊，和这比起来都弱爆了。”那一刻，李慧曾凝视照片，暗地欣喜，如今却以天人永别。

对他“工作狂”的状态，她也会抱怨。“我们结婚去塞班旅行，中间转机要在机场等12个小时。他不说话，就打开电脑开始工作。我只好一个人在机场的商店里转来转去，转累了回去靠在他身上睡着了。等我醒了，他还在工作。”“从5月出野外，他还没有休过假。本来这次他回来，我们计划要出去让他放松一下……”

在悼念李祥龙的文章里，他的大学室友何晨辉这样写道：他比我们少了一份迷茫，多了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定。他身上散发着睿智、执着的光芒，生活充满着正能量，让我忍不住靠近。除了在生活上的帮助，他更多的是给予我心灵的充实。

李慧说：“相识十年，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希望我变成的样子……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你不能察觉，也无从抗拒……他就是这么一个有感染力的人。你会不知不觉地靠近他，跟着他的方向走。”

李祥龙给女儿起名“李成蹊”，取自《史记》中的一句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比喻为人品德高尚，用不着自我宣言，就自然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而他，舍弃繁华，远离亲人；忍受寒冷饥饿，坚守清贫孤独，踏遍深山大川，攀爬悬崖峭壁，挥洒才情，开创事业，自己用短暂的一生，诠释对地质事业矢志不渝地传承与坚守，坚持不懈地热爱与追求，用生命践行共产党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欧阳修说，圣贤者“虽死而不朽，逾远而弥存”。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

后记：7月11日，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研究决定，要总结挖掘李祥龙同志的先进事迹，将其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践行“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新时期地质工作者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向李祥龙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