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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启动仪式

    作为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无疑将给我国经济尤其是矿业产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注入新的活力。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开始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我国矿业投资安全高效地“走出去”则成为了重中之重。

     

    2015年6月9日,由展腾投资集团发起,香港天立国际集团、中亚资源有限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国内首支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矿产资源及产业的私募股权基金——“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正式启动。这意味着我国矿业投资在“走出去”方面又多了一个投融资渠道的同时,还加了一把“安全锁”。

     

    矿业产业发展基金应运而生

     

    2013年9月至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后,“一带一路”旋即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热词,也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的重要引擎。而到了2014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抓紧规划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标志着作为国家战略的“一带一路”开始在2015年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一带一路”战略将重点加强与沿线国家在基础设施、经贸、产业投资、能源资源、金融、人文交流、生态环境等多领域、多方面的合作。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为我国矿业投资“走出去”提供新的机遇和平台。

     

    “在全球矿业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给矿业发展带来机遇,而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加快我国矿业投资‘走出去’,将有效弥补我国资源环境不足的问题。”展腾投资集团董事长高健智表示。

     

    然而,我国矿业投资“走出去”并非一帆风顺。多年来,我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矿业项目的并不少,但大多铩羽而归,成功率很低。究其原因,除了对目标国尽职调查不够、政治风险考虑不足、文化理念差异较大等,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程序复杂,决策太慢,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

     

    如何让我国国有企业“走出去”之路更便捷、更安全,使“走出去”的成果更突出、更明显,无疑成为了我国亟需破解的难题之一。而“一带一路”矿业发展基金的成立,不啻为我国矿业投资安全“走出去”又提供了新的选择模式。

     

    我国国有企业如果在海外发现一个优质矿业项目并准备投资,则需要层层审批。等投资计划审批下来时,这些优质项目早被其他国家的企业拿走了。更令人忧心的是,海外的一些国家一听说我国国有企业准备投资买哪一个矿山,那一个矿山肯定马上涨价。

     

    高健智介绍说:“失败有原因,成功有办法。成立‘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首先就是为了解决我国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这方面的‘痛’。”

     

    但是,对“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成立的时机把握准确,借“一带一路”的东风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符合国际战略规划,容易获得政府支持。

     

    助力安全高效“走出去”

     

    “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是专注投资于“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及其相关行业的私募股权基金,以股权及其他多种金融工具投资于签约的标的项目。投资领域以“一带一路”上的优质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为主,并将重点投资与采矿业、选冶业、勘探业、物流业及贸易相关且具有高成长潜力的企业,高健智介绍称。

     

    矿产资源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要使“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有所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必须有很丰富的矿产资源。

     

    中色地科矿产勘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京彬的一席话则打消了人们的顾虑。王京彬指出,从全球矿业发展趋势上看,虽然矿产品价格在短期内出现了低迷形势,但长期将震荡上升,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将提振全球矿业市场。

     

    “2015年至2017年将是低风险资源扩张的重大机遇期。‘一带一路’沿线矿产资源丰富,勘查开发潜力巨大,区内矿产资源近200种,价值超过25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61%,拥有巨大的投资机会。此外,‘一带一路’是全球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也是全球最大的能源资源消费区,未来需求增长潜力巨大。”王京彬表示。

     

    既然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为什么还要关注基础设施建设?高健智自有自己的“小九九”:“矿业发展首先离不开交通的发展,许多矿业项目包括国内的一些项目因交通不便影响了建设和发展。新疆、贵州不乏一些好的矿业项目,但存在交通问题而无法很好地发展。没有铁路、公路等交通设施的支持,在国外的矿业项目的回报收益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中亚地区有很多矿山,要么是资金不充沛,要么是交通不畅通,所以我们专门邀请了中国铁建投资有限公司来作为‘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的战略合作伙伴。如此以来,可以有效解决所要投资的矿山企业的交通问题。”高健智表示。

     

    基金作为新的一种投资模式,保证资金安全无疑是首位的。高健智认为,投资只有输家和赢家,而没有专家,所以对海外矿业投资,首先要考虑的是安全,让投资海外的企业成为赢家,而不是输家。

     

    而这就要求基金管理人必须具有一流的管理团队和丰富的经验。

     

    据悉,该基金管理人北京展腾渤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展腾投资集团设立的专业股权投资管理公司,着眼于我国国内资本和境外项目资源的直接对接,投资领域涉及金融行业、房地产行业、矿产资源、文化传媒、消费行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并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国际化专业投融资团队。

     

    而合作伙伴中亚资源有限公司则以中亚地区的矿产资源开发为核心业务,是集矿业投资、开发、勘探、生产为一体的国际矿业公司。自2008年起,其陆续取得了中亚5个优质矿产项目,聚集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当地地质专家和管理团队,并按照JORC标准开展了一系列地勘工程,已成为吉尔吉斯斯坦最主要的矿业投资企业,也是最早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进行矿业投资的中方企业之一。

     

    而另一个合作伙伴香港天立国际集团矿产资源顾问有限公司的实力也同样不可小觑。该公司专门提供矿山勘探开采、项目融资并购以及企业评估等服务。

     

    “通过与香港天立国际集团、中亚资源有限公司等合作,‘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团队将充分发挥各方在资源、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与潜力,为我国矿业投资‘走出去’保驾护航,更好地推动矿业产业的发展。”高健智信心十足地表示。

     

    万事俱备东风起

     

    “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的成功与否,以及该基金能否更好地为我国企业矿业投资“走出去”服好务、助好力,关键还在于对矿业项目的掌控程度。

     

    在日前举行的“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启动仪式上,基金发起人同期发布了包括吉尔吉斯斯坦铝钾、水泥工业联合体、SGT吉尔吉斯斯坦金矿项目、Nike哈萨克斯坦金矿项目等18个优质项目,对项目的地理位置、矿业权取得情况以及资源储量、开采规模、选矿工艺等进行了说明。

     

    香港天立国际集团CEO陈式立在对扎尔达列克铝钾矿、哈萨克Prime金矿、苏古特金矿等重点项目进行了相关介绍后表示,中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矿产资源优势。目前,在“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项目池中,其已控制了51个“一带一路”上的优质矿业项目,包括金、银、铝、铜、铅、锌、煤炭、天然气、石油等资源。

     

    “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的成立,无疑开启了新时期下我国企业投资海外矿业的新模式。但是,新模式必然存在一定的新风险,如何回避和防控风险、增加“走出去”的安全性,自然也是人们关注的热点。

     

    “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主要风险有政治和商业风险。企业还需要通过风险管理与保险等措施规避出口收汇风险。”在谈及“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时,中国保险学会理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深专家林九江表示,在“一带一路”矿业投资过程中,要通过出口信用保险的帮助,使企业增加贸易机会、获得融资便利、建立应收账款管理机制、弥补收汇损失。

     

    然而,在有些业内人士看来,“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至于其发展前景和效果,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一带一路’矿业产业发展基金募集规模100亿元人民币,募集时间为2015年6月至2015年12月。仅仅半年时间,是否可以实现?每个项目的投入不超过2亿元,意味着100亿元的资金至少需要投向50个项目。而2亿元的限额对于一个成熟的矿业项目来说,不足以形成对项目运营的管控。”相关业内人士比较谨慎地说。

    为矿业投资“走出去”保驾护航

    地科院水环所石家庄科研创新基地

    衡水野外观测基地试验观测井

    2020年雄安新区深部地热探测

    在石羊河流域进行遥感解译现场核查

    地科院水环所拥有的部分先进实验设备

    稳定同位素质谱分析

    氪-81地下水测年设备

    干热岩真三轴水力压裂系统

    干热岩热能置换模拟系统

    高温高压岩石性质多参数测量系统

    多接收等离子质谱仪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一个天蓝、地净、水清的美丽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在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有一支科研队伍为了蓝天、碧水、净土努力奋斗着—他们摸清全国地下水资源本底状况,为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支撑;他们研发水土环境修复新技术新方法,为污染场地修复提供解决方案;他们揭示地热资源奥秘,为清洁能源高效利用与能源结构优化探寻新途径;他们破解区域生态水文演变和流域水平衡难题,为干旱—半干旱区的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功能恢复作出示范……

    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科院水环所)。

    地科院水环所成立于1956年,至今已走过65年的风雨历程。作为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直属的公益二类科研事业单位,地科院水环所坚持“地质调查为基、科技创新为魂、成果转化为要”的发展理念,全力推动水工环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在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水环境调查与修复、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开发利用、生态地质调查与监测、工程地质调查和海岸带地质调查等六大领域,谱写着支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篇章。

    研究水循环规律,科学确定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目标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在我国,由于地下水具有分布广、水质好、储存量大等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地表水时空分布不均、动态变化大的不足,成为许多区域特别是北方地区不可缺少的主要水源。

    为摸清地下水资源家底,地科院水环所早在1980年~1984年和1999年~2002年先后两次作为全国地下水资源评价的技术负责单位,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对我国地下水资源总量和区域分布进行系统评价,编制完成《中国水文地质图集》《中国地下水资源与环境图集》,为水资源开发利用、国土空间规划、重大工程建设、生态工程布局等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

    在对全国地下水资源摸底调查过程中,地科院水环所科研工作者发现华北平原长期地下水超采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他们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查明了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赋存条件及地下水漏斗分布状况。

    从水循环、水平衡角度出发,基于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机制,地科院水环所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领域专家团队对华北平原超采区河流生态补水后含水层恢复和超采治理效果进行了研究。专家们指出:地下水超采治理的目标,不是回到最初的水位状态,而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和危害程度,确定一个阶段内适宜的治理目标。如大中型城市城区水位埋深应控制在大于30米,中东部地区水位埋深应控制在3~10米,而湿地生态多样性维系埋深则需控制在1~3米;中东部地面沉降严重区深层地下水位埋深应控制在45~60米。这些红线划定主要目的是实现稳定的地下水位,减缓地面沉降,进而保证城市地下空间工程安全、防治土壤盐渍化、保护湿地资源。

    专家们还指出,要尽量恢复水循环自然功能,因“地”制宜、因“质”制宜利用水资源。生态补水对华北平原一定范围内地下水位的恢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利用地下水灌溉的广大农村地区,地下水位仍在下降,并由此提出了加密部署地下水和地面沉降监测站网,开展超采治理理论、关键技术攻关,尽量恢复水循环自然功能等建议。这些建议得到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高度重视。

    摸清水土环境本底,支撑生态保护修复

    生态环境是生存之本、发展之源。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优美环境的诉求更加迫切,如何为水土环境保护修复提供支撑,成为地科院水环所近年来着力攻关的一个方向。

    为助力地下水污染防治,地科院水环所2005年开始牵头开展全国地下水水质与污染调查评价工作,“十三五”期间组织编制了中国地下水水质与污染调查评价系列报告。通过综合研究,首次掌握了我国地下水水质与污染状况,建立了地下水环境调查、取样、测试、质控和综合研究一体的技术方法和标准体系,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污染防治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水土环境保护修复方面,地科院水环所的科研工作者以水岩相互作用理论为指导,研发了一系列地下水与土壤原位修复技术与药剂,包括基于过硫酸盐的原位化学氧化技术,基于纳米零价铁的原位化学还原技术,以及基于微米炭粉和生物质电厂灰的原位吸附和稳定化技术,获研究发明专利5项,并在多项水土环境修复工程中得到应用。

    2020年,地科院水环所承担的土壤污染场地修复工程项目顺利实施。该项目利用“原场异位化学氧化、原场异位稳定化、化学还原—工程阻隔”一体化修复技术,累计完成场地超过2万立方米石油烃污染土壤和4000立方米重金属污染土壤的修复,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环境效益。研发了以生物质电厂灰为基础材料的重金属钝化剂制备成套技术,并在湖南湘潭、河南济源、河北张家口、云南会泽等地区进行了原位修复试验与示范,成功降低稻米、小麦等庄稼中的重金属含量。这让地科院水环所在生态修复领域迈出了坚实一步。

    构建技术体系,助推全国地热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

    地热资源是稳定、安全、清洁、高效的清洁能源。新时代,为打赢蓝天保卫战,开发利用地热资源成为北方地区清洁供暖的首选方式之一。

    地科院水环所对地热资源的研究有60余年的历史,牵头完成了全国主要城市浅层地热能调查评价、全国地热资源现状调查与区划、全国干热岩资源调查评价与靶区优选、我国地热资源开发利用战略研究等一批有影响力的项目,初步查明地热资源家底,揭示了我国地热温度“西南高、西北低、东南高、东北低”的分布规律,提出了“西发电、北供热、南供冷”的开发利用主格局,为“十三五”地热规划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十三五”期间,地科院水环所在京津冀、东南沿海和川藏等典型地热资源区开展了地热资源调查工作,创新提出了地热资源的成藏与找矿预测理论,阐明了水热型和干热岩型“同源共生—壳幔生热—构造聚热”的地热资源成藏理论,针对地热资源精准探测、动态评价、规模化梯级开发利用等,研发了电磁法—地球化学耦合探测、靶区定位、采灌均衡地热资源评价、浅层地质体热交换能力评价、中低温地热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等技术,并构建了完备的地热勘查开发标准化体系,规范和引领了地热产业发展。

    在京津冀地区,地科院水环所提出了华北克拉通破坏﹢浅部古潜山﹢断裂构造“三元聚热”理论,建立了地热田三维热储结构模型;与河北省煤田地质局、浙江陆特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在河北献县建成产学研用一体化地热梯级利用科研示范基地,实现了发电、供热、设施农业三级梯级利用,为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地热资源规模化开发利用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新模式。

    2017年,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在雄安新区打造地热资源利用全球样板的目标。为雄安新区开展地热资源调查评价的重任落在地科院水环所地热研究团队肩上。科研人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采灌均衡条件下地热资源动态评价方法,完成雄安新区起步区地热资源定量评价,向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提交了《雄安新区地热资源评价报告》。评价结果显示,雄安新区地热资源赋存条件较好,年可开采量折合标准煤346万吨,地热资源供暖总能力约1亿平方米,有力支撑了雄安新区能源规划、地热资源可持续高效开发利用和地热地质特色小镇建设。

    研究区域水平衡,破解干旱地区生态退化成因机理

    水,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最活跃的要素,水平衡是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的关键核心。在“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指导下,如何在确保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统筹生态、生产、生活用水需求,成为新时代的新命题。

    近年来,地科院水环所突破以往水资源调查评价仅着眼于可直接利用资源的局限,转向研究分析水在生态、资源、环境系统中的作用及其调控机制,以及流域、区域水平衡,揭示了我国西北干旱地区和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生态退化的成因机理。

    针对西北干旱地区塔里木河、艾丁湖、玛纳斯河,河西走廊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流域相继出现的尾闾湖消失、土地荒漠化和沙漠扩张等生态退化问题,地科院水环所联合有关科研单位在石羊河、艾丁湖等流域开展了有关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与生态功能保护的调查研究。

    调查发现,地下水埋深是西北自然生态系统稳定的主控因子。根据大量历史数据,以及野外调查和原位观测的研究结果,发现维持研究区生态稳定的适宜地下水埋深为2~5米。据科研人员介绍,当地下水埋深大于5米后,自然生态系统开始退化,出现自然湿地萎缩、天然植被覆盖率下降或长势变弱。当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灾变,出现自然湿地干涸和土地荒漠化加剧。以石羊河流域民勤盆地为例,对比历史资料与最新地下水测量结果得知,20世纪60年代地下水埋深普遍小于5米,2019年地下水埋深普遍增大到10~30米,局部地区达到40米。由此,地科院水环所专家指出,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是西北湿地和绿洲退化的直接原因。

    地下水位为何出现如此大幅度下降?究其原因,在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田灌溉需求的不断增长,石羊河流域90%以上的地表水被引入农田,依然不能满足用水需求,致使地下水开采量持续增加,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流域水平衡遭到根本性改变。

    大规模开荒造田,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增造成天然绿洲面积不断萎缩。根据遥感监测结果,与1970年相比,2017年石羊河流域耕地面积增加了1200平方千米,而天然绿洲的面积则减少了1850平方千米。这意味着,每增加1亩耕地会导致1.5~2亩天然绿洲消失。

    针对西北内陆地区干旱区自然湿地、天然绿洲对地下水依赖性强的特点,地科院水环所基于多圈层多尺度相互作用理论,创建了适宜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理论方法,构建了干旱区自然湿地、天然绿洲及农田安全保障的分区分级预警与管控指标体系,研发了农田盐渍化管控与湿地保护水位—水量智能双控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在石羊河流域进行了示范应用,实现了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和农田产量不减的前提下,将地下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了13.9%。

    针对我国北方地区湖泊水位下降与湖面面积收缩、荒漠化加剧等生态问题,地科院水环所开展了内蒙古湖泊变动情况调查和水平衡分析,并提出了从严格水资源管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退耕还草等方面综合施策,逐步恢复流域和湖淖生态功能等建议。

    查明工程地质条件,服务工程水文灾害防治及大型能源基地建设

    在支撑服务国家重要战略和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地质调查工作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行性作用。“十三五”期间,地科院水环所紧密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部、局重点工作,以其特有的专业优势为青藏铁路运营安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大型能源基地建设等提供了精准服务。

    2019年,地科院水环所参加了青藏高原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应急地质调查,攻克水平衡计算难题,精细预测湖水外溢时间,并对湖泊水情和长江上游水质状况进行了持续监测,评估了上游湖泊蓄满外溢和尾闾湖泊人工泄流的生态环境效应,以科学的技术手段和优化的对策建议为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安全提供保障。

    川藏铁路雅安—林芝段是其建设难度最大的一段。聚焦铁路规划建设需求,地科院水环所开展了典型区段水文地质、地热地质调查,圈定了超长深埋隧道涌水突泥隐患的高危险区段,预测了典型深埋隧道可能出现高温热害的分布区段及岩温,从水文地质、地热地质角度提出了铁路关键段线路比选方案,并向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交了地质咨询报告和专题研究报告,相关建议已被采纳。

    为解决神东、晋东两个大型煤炭基地的用水难题,地科院水环所实施了1∶5万水文地质调查,圈定打井找水靶区8个,实施探采结合井15眼,总出水量达2.29万立方米/天,直接解决了6万人饮水困难,为36万人提供了饮水保障。同时,还揭示了采煤对煤炭基地地下水资源及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为煤炭基地生态保护奠定了基础。

    开启水文地质调查数字化时代,引领城市地质信息平台建设

    信息化,是新时代地质调查工作的强大引擎。在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部署下,地科院水环所加快了推进水文地质调查信息化建设的步伐。

    由地科院水环所研发的水工环“在线调查”系统已“上云”服务两年,为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类调查工作提供服务17.4万次,实现了资料收集、数据采集、资料整理、实际材料图绘制、数据存档等各个阶段的数字化处理,极大提高了野外一线调查水平。初步建成的“地质云”分布式数据中心节点,集成地下水资源、地热资源和城市地质三大领域核心数据资源,通过构建地下水资源信息服务网、全国城市地质信息系统、全国地热资源数据与信息服务等专题网站,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4.97万次。

    为精准服务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地科院水环所自2018年开始了雄安地区地质大数据中心建设,开展“透明雄安”地上地下一体化技术研究,提出了一整套网络化、可视化、感知化、智能化城市地质信息服务方案,初步建成“透明雄安”地质信息平台,并实现了与雄安数字规划平台的技术对接。雄安新区管委会为此专门发来感谢信。如今,“透明雄安”数字平台已接入“雄安云”,启动雄安新区地质信息在线化服务,为全国城市地质信息平台建设做出了示范。地科院水环所还应邀为武汉、杭州、郑州、厦门等地提供了地质信息平台设计方案。

    面向“十四五”,全力推动水工环地质事业高质量发展

    历经65年的奋斗和发展,地科院水环所如今建有自然资源部地下水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地热与干热岩勘查开发技术创新中心、自然资源部地下水矿泉水及环境监测中心、河北省/中国地质调查局地下水污染机理与修复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调查局第四纪年代学与水文环境变化重点实验室、自然资源部京津冀平原地下水和地面沉降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等6个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还是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业委员会、地热专业委员会、农业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矿业联合会天然矿泉水专业委员会,国际水文地质学家协会中国国家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

    此外,地科院水环所还拥有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同位素测试技术,建立了可用于地下水兼顾固体环境样品的加速器质谱测年实验室,建成了第四纪不同时间尺度测年与古环境重建技术体系;“小电解池一次加样浓缩—液体闪烁计数法”探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型仪器开放共享在科技部考核中连续3年获评优良。由该所研制的氢氧同位素、碳氮同位素标准物质获批国家一级标准物质,填补了国内在该领域的空白。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筑美丽中国注入强大动力。这也为“十四五”水工环地质工作指明了方向。

    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十四五”期间,地科院水环所将按照“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和要求,努力成为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与水资源调查、水环境调查与修复、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开发利用、生态地质调查的核心支撑力量,以及环境工程地质调查、海岸带地质调查的中坚力量,为支撑服务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中心工作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守护蓝天碧水净土 擦亮美丽中国底色

    核心提示

    水,万物之本源,其进与退牵动着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位于西北内陆干旱区的石羊河流域,是我国内陆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流域之一,长期以来受人类开发利用活动影响,水循环平衡遭到破坏,地下水生态危机凸显,干旱区绿洲饱受威胁。地质科研人员通过长期调查研究,破解了天然绿洲退化防控关键,有力支撑了当地生态系统保护与地下水位精准调控。

    2020年3月4日,青土湖畔野鸭成群,碧波荡漾。姜爱平 摄

    科研人员在测定包气带饱和渗透系数。王哲 摄

    科研人员在读取气象数据。刘鹏飞 摄

    一场小雪过后,站在甘肃省民勤县的青土湖畔,湖面波光粼粼,成片金黄的芦苇迎风飘荡,不远处沙丘起伏,一幅“大漠边塞,长河落日”的壮美景象映入眼帘。

    当你了解青土湖的前世今生,便会觉得眼前这一汪湖水弥足珍贵。

    青土湖所在的石羊河位于河西走廊东端,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内陆河。流域总面积4.16万平方公里,涉及以武威市为主的8个县区。石羊河形成的绿洲是防止北部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两大沙漠汇合、拱卫河西走廊的生态屏障。

    “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沙”,数百年来,石羊河经历了从水流泱泱到风沙茫茫、再到蒹葭苍苍的沧桑巨变。近年来,尽管绿色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延展,但石羊河仍是全国内陆河流域中生态环境问题最严重的流域之一。如何彻底摆脱成为沙漠的危机,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课题。

    长期以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的科研工作者在石羊河流域开展了大量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和观测。调查研究发现,灌溉农田规模过大是天然绿洲生态退变的主因。对于一个年均降水量不到200毫米、蒸发量高达2600多毫米的干旱地区来说,地下水占总供水量的八成,而灌溉农业用水量占当地总用水量的86.57%,90%以上的天然绿洲生态退化与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有关。

    采补失衡,地下水生态危机凸显

    从武威市向北60公里,就到了亚洲最大的沙漠水库红崖山水库。它见证了石羊河流域人民与干旱抗争的曲折历程。

    距今七八千年前,祁连山的冰川融水,从石羊河奔涌而下,滋养着古凉州地区,其冲积形成的肥沃绿洲农田,成为河西走廊的精华地带。直至明朝洪武年间,流域下游还是一片上耕下渔、湿地遍布的景象。随着气候干旱、冰川退缩以及人类活动的加剧,石羊河下游渐渐消失在沙漠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石羊河流域大面积垦荒种粮,灌溉农田面积不断扩增。这被认为是流域自然生态退化的主要动因。

    根据遥感监测,与1970年相比,2017年石羊河流域耕地面积增加了1200平方千米,天然绿洲面积则减少了1850平方千米。也就是说,每增加1亩耕地导致1.5亩~2.0亩天然绿洲消失。

    究其原因,还是干旱气候下水资源天然性匮乏和灌溉农田规模过大,加之上游山区长期大规模拦蓄出山地表径流。

    当石羊河的流水引入农田仍不能满足灌溉需求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修建水库。于是,石羊河上游的8条支流上建起了7座水库,红崖山水库即是其中之一。据统计,石羊河2000年流入下游民勤盆地的径流量是1957年的1/5。面对地表来水的减少,中下游地区就把解决水资源短缺的出路寄托于开采地下水,由此造成采补严重失衡,区域地下水位普遍下降10米~20米,局部地区达40米。

    “气候干旱、地下水与地表水频繁转化是西北内陆河流域水循环的突出特点,造就了西北内陆河流域的生态格局,石羊河流域也不例外。”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聂振龙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活动对流域地下水位下降的影响占比超过90%,气候变化的影响不足10%。”

    聂振龙团队将地调局部署的地质调查项目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相结合,组织地调局相关直属单位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河海大学、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石羊河流域地下水合理开发利用及生态功能保护研究与示范工作。

    根据项目组的研究,流域水循环平衡过程决定了地表生态的区位特征和地下水生态功能特征。人类水土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极大地改变了民勤盆地水循环平衡格局:在上游,由于修建了大量水库,90%以上的出山河水被水库截留;在中游,渠系代替了天然河道,渗漏补给地下水的量显著减少,再加上地下水的大量开采,泉水溢出量减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地下水生态功能基本丧失。尤其是地下水位下降波及下游盆地绿洲—荒漠过渡带,导致这一带天然生态退化严重,地下水生态功能危机凸显,出现“沙进人退”的生态灾难。

    遥感监测显示,巴丹吉林沙漠以1米/年~3米/年的速度向东南扩张,不断吞噬民勤绿洲,与腾格里沙漠呈现合围趋势,民勤地区成为了我国四大沙尘暴发源地之一。“每天被子和枕头上全是厚厚的沙尘,吃饭的碗底也有一层沙。”回忆起以前的日子,武威市凉州区长城镇治沙模范王银吉感慨不已。

    关井压田,生态退化得到有效遏制

    地下水在西北干旱区自然生态系统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水位是地下水与地表生态关系中最重要的指标。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是湿地和绿洲退化的直接原因。国内外专家研究还发现,仅靠灌溉不能改善沙漠地区植被的水需求状况。相反,维持合适的和稳定的地下水位对干旱地区植被存活非常关键。

    聂振龙告诉记者,根据大量历史数据、野外调查和原位观测的结果,维持研究区生态稳定的适宜地下水埋深为2米~5米,引起自然生态系统退变和灾变的地下水埋深分别为5米和10米。

    他解释,当地下水埋深大于5米后,自然生态系统开始退化,出现自然湿地萎缩、天然植被覆盖率下降或长势变弱;当地下水埋深大于10米后,自然生态系统发生灾变,出现自然湿地干涸和土地荒漠化加剧。

    以石羊河流域民勤盆地为例,对比历史资料与最新地下水测量结果,1960年代地下水埋深普遍小于5米,2019年地下水埋深普遍增大到10米~30米,局部地区达到40米,处于生态灾变水位以下,这是出现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

    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2007年,国务院批复正式启动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通过关井压田、节水改造、水资源配置保障、生态建设、水源涵养,生态环境有所好转。

    据统计,十年间,石羊河流域关闭农业灌溉机井3318眼、压减农田灌溉配水面积66.3万亩;安装地下水智能化计量设施1.64万套;在流域南部祁连山水源涵养区、北部湖区实施易地搬迁2.4万人,流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遏制。

    2010年以来,红崖山水库不断向青土湖下泄生态用水,使得干涸半个世纪之久的青土湖“复活”了,形成了26.7平方公里的水面及106平方公里的旱区湿地。

    与此同时,民勤盆地大部分区域地下水位出现缓慢上升,2010年~2019年地下水位上升0.7米~1.0米,生态退化情势得到有效遏制。

    然而,地下水生态功能仍未得到根本恢复,严重恶化区面积仍有1397.9平方公里。特别是盆地西部边缘一带,面积近500平方公里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下风口,是民勤绿洲保护的关键区带,目前地下水埋深仍为10米~15米,自然生态系统极不稳定。

    “十多年的流域综合治理效果表明,这些地带地下水生态功能具有一定的可恢复性,只是恢复过程相对缓慢。”聂振龙表示。根据测算,按目前地下水位的回升速率,恢复至自然生态的适宜水位需要50年以上。

    分区分级,实施地下水预警与管控

    这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久战。重点治理工程踩下了石羊河流域无序开采地下水的急刹车,而守护荒漠绿洲、巩固提升来之不易的治理成果,更考验人们的智慧。

    要想尽快恢复地下水生态功能,一味限采显然不现实,还需要科学的评估和相应的技术方案。

    青土湖往东行不远,就是腾格里沙漠。汽车在荒漠与沙丘间的公路上迂回行驶,窗外不时看到一片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其间稀疏地生长着几片草。

    为了给地下水调控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项目组在腾格里沙漠腹地的邓马营湖附近建设了一个野外试验场。试验场地处天然荒漠植被区和农田交汇处,浅层地下水含水层岩性较细,水位埋深较浅,在强烈蒸发作用下,浅层水质咸化、土壤盐化严重。

    实验场占地近30亩,分为水位调控淡水灌区、水位调控混灌区、天然植被水位调控区、水量水质调控区四个主功能区。由一眼抽水井联通四眼辐射井持续抽水对地下水位进行面状调控,通过一系列设计,可以在人工调控和灌溉作用下对水和盐在大气—地表—包气带—地下水循环中的运移状况进行实时自动监测记录,并且能根据监测数据灵活调整生态水位调控方案。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项目组研发了“农田盐渍化管控与湿地保护水位—水量智能双控”关键技术,在确保自然生态系统稳定和农田产量不减的前提下,提高地下水资源利用效率14.3%。

    此外,项目组针对西北内陆干旱区自然湿地、天然绿洲对地下水位强烈依赖的特点,创建了适宜我国西北干旱区的地下水功能评价与区划方法,构建了干旱区自然湿地、天然绿洲、农田安全及城市生态安全保障的分区分级预警与管控指标体系。

    他们将石羊河流域划分了四个一级功能区: 一是自然湿地保护区,位于民勤盆地北部的青土湖湿地;二是天然绿洲保护区,位于民勤盆地农田与荒漠过渡带;三是农田安全保障区,位于武威盆地和民勤盆地人工绿洲分布区;四是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区,位于武威城区和民勤县城区。

    项目组提出,在自然湿地保护区,以维持现状湿地面积为最低目标,确定地下水最低水位控制指标,严禁地下水开采。

    在农田—荒漠过渡带为天然绿洲保护区,以土壤盐碱化临界埋深和地下水生态功能质变临界值作为水位约束指标,并由此确定水位约束下的开采量控制指标。近期以恢复地下水生态功能为主要目标,禁止开采地下水。远期要注意将地下水位控制在土壤盐碱化临界深度以下,避免盐漠化。

    农田安全保障区为地下水控制利用区,需综合考虑各区地下水补给资源量、土壤盐碱化临界水位及地下水开采对周边地区天然生态的影响等因素,确定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控制指标,并由此确定水位约束下的开采量控制指标。近期以粮食安全保障为目标,合理确定农田规模,适当压减地下水开采量,通过地表水—地下水联合调度实现粮食安全保障。远期要注意将地下水位控制在土壤盐碱化临界深度以下,避免引起土壤次生盐碱化,影响农田质量和产量。

    而在城市生态安全保障区,主要考虑地下建筑物的安全保障,合理确定地下水最高水位约束指标,统筹区域水位变化情况,适当开采地下水。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再建水生态平衡,恢复地下水生态功能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然,在西北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挤占生态用水,一味强调生态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也不现实,关键是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适度平衡点。”聂振龙表示。

    因此,项目组建议,需要深刻反思西北干旱地区发展过程中水资源利用的教训,高度重视西北内陆干旱区天然绿洲退化防控的关键是有效管控灌溉农田规模过大,有序重建流域水生态平衡,开展水、土、生态与人类活动相适应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精准管控,基于自然水资源承载能力,规划农用耕地开发利用规模和自然生态修复保护规模,探讨水资源和生态维持双重约束下适宜的产业结构布局,优先保护生态,适度推进城镇化,约束农业生产规模。

     

    探寻西北干旱区水生态平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