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２月２８日电 题：新气象，开创民主法治新局面——从２０１８年两会看全面依法治国新实践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罗沙、丁小溪

新华社记者 卢哲编制

坚定不移走全面依法治国之路，让人民更好地当家作主。

踏着春天的脚步，５０００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将聚首北京，履行职责、共商国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全面依法治国号角，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指明方向。亿万人民满怀期待，党的十九大后的首次全国两会，必将推动全面依法治国迈上新的征程、呈现新的气象。

标定民主法治建设新方位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全面依法治国实现历史性突破，为新时代民主法治建设标定下鲜明的历史新方位。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

坚强的领导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的根本保障——

“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这一表述，因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引人瞩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带头崇尚法治、践行法治，形成一系列法治建设新理念……五年多来，我们党运用法律手段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团结带领人民开启民主法治建设新征程。

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民主法治建设始终不变的底色——

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国务院各部门牵头办理人大代表建议７４７１件，政协委员提案３６６５件，并已全部按时办结。

从基层立法联系点让百姓心声直达国家立法机关，到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让人民更有效监督宪法法律实施；从协商议政新格局汇聚各方智慧，到爱国统一战线巩固发展集纳睿智良策……五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倾听民声、广集民智，“中国式民主”日益展现出旺盛活力。

依法治国，确保经济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在全球安全风险不断攀升之际，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外国人艳羡的“平安绿洲”。

五年多来，立法工作回应时代命题，引领国家发展，更加符合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意愿。司法体制改革动真碰硬，着力破解一切阻碍公平正义的顽瘴痼疾。法治政府建设集中发力，促进经济社会活力进一步迸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筑牢制约权力运行的法治“笼子”……

“监察法草案已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审议，即将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徐汉明说，“制定国家监察法、设立国家监察委，将为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打下更坚实的制度基础。”

顺应民主法治建设新要求

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时代关切，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婚姻法司法解释有关规定引发的“离婚后被负债”问题，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讨论。

最高立法机关２０１６年以来收到近千件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２０１７年全国人代会上，４５位代表提出建议，要求对司法解释规定进行审查；２０１８年初，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的最新司法解释。

从“一方负债二人背”到合理界定共同债务——规则的修改折射民主法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凸显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民主法治的需求、对法治品质的要求、对公平正义的期待、对安全保障的法律依赖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民主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文显说。

人民期待权利有保障、权力受制约、公正可预期的良法善治，期待对自身发展能有更长远的预期和更持久的信心……

踏上新征程，民主法治建设更加强调保障人民权益。

从实施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破解“民告官”难题，到编纂民法典保障人民权利；从实施立案登记制改革方便人民群众依法表达诉求，到构建中国特色轻罪诉讼制度体系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人民权益靠法律保护、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良好局面正在加速形成。

促进新发展，民主法治建设为社会进步汇聚正能量。

从完善经济立法、助力创新驱动发展，到夯实市场监管制度，健全法治化营商环境；从各级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到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双周协商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促进改革发展蹄疾步稳，谱写更加靓丽的成绩单。

面对新变化，民主法治建设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推进乡镇人大工作和建设，健全村民自治组织，探索符合实际的基层民主形式，钱咋花、事咋办，大家说了算，基层民主建设焕发出蓬勃生机……在制度的框架内，人民的民主权利有序行使，画出最大同心圆。

人民意志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民主法治是维护人民利益的制度保证。今年政协大会将审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草案，进一步完善协商议政格局，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我国协商民主呈现多层次、制度化发展态势，将有序参与、平等意识、民主监督、科学决策、协调各方、和谐发展等融为一体，其核心就是凝聚广泛共识，求取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全国政协委员朱晓进说。

破解民主法治建设新课题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壮美蓝图，顺应新要求、把握新机遇，法治中国建设进入新时代。

——让民主法治更好保障经济发展。

２月１２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国徽高悬、气氛庄严。审判长孙华璞敲响法槌，备受关注的张文中诈骗、单位行贿、挪用资金再审一案正式开庭。

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最高法决定人民法院再审３起重大涉产权案件，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以法治方式护航改革发展的坚定决心。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避免公共决策“拍脑袋”“一言堂”；公布全国所有省市县三级政府部门权责清单，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各级政府运用民主法治思维和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让创业干事的市场环境日益清朗。

——让民主法治更好守护安居乐业。

这个冬天，哈尔滨市部分城区比以往早１０天供暖试运行，居民提前入“暖冬”。这一转变，源起于黑龙江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的８件提案。

“民主党派提交的民生提案，得到了政府回应、企业响应、群众点赞。”民盟黑龙江省委秘书长李福生由衷地说。

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民主法治建设必须让人民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雷霆之势拉开序幕，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聚焦生态环境和食药安全，各级法院加强民生案件审判执行……人民群众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正在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让民主法治更好捍卫公平正义。

“于欢故意伤害案”从二审开庭到宣判，山东高院通过微博进行了全程直播，大量庭审细节、案件关键信息第一时间通过网络清晰呈现在人们面前，恰如一场“全民法治公开课”。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网络直播庭审让公平正义“看得见”，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突破３００万件，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更好化解民忧、维护民利，公共法律服务覆盖城乡各领域各群体……司法民主有序扩大，民主法治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与民主的深刻内涵得以彰显，让人民对公平正义的信心稳步提升，值得点赞！”全国政协委员钱学明说。

——让民主法治更好为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

从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到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到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党的十九大奏响新时代法治最强音。

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努力做到发现在早、防范在先、处置在小；更加注重改进执法司法方式，努力营造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科技为民主法治建设打造新动能、开辟新境界……民主法治建设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坚实支撑。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２０１８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４０周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必将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凝聚更加磅礴的智慧与力量！

杜向民

杜向民，1957年10月生，黑龙江明水县人，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他于1982年1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地质资源勘查工学学士学位；1993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年7月，任长春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1999年4月，任西安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院长；2000年4月，任长安大学党委副书记；2013年9月，任长安大学党委书记。

杜向民先后承担并完成科技部、教育部等国家级、部省级各类研究课题16项，撰写出版学术专著和教材6部，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文章40余篇，有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国际《科学技术会议录索引（ISTP）》全文转载或收录。研究成果获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以及第三届全国高校德育创新优秀成果二等奖、第六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论文著作评选著作类二等奖等奖项。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教员与毕业生合影

农商部地质研究所的教室

从1916年至今，中国的地质调查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创造了辉煌业绩。在中国地质调查的发端与发展过程之中，地质教育先行一步。如果自190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地质门”（即地质专业）算起，中国地质教育已有107年的历史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其中，地质教育工作起到了甚为重要的铸基作用。一部中国地质教育史，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的一个侧影。而从中国地质教育所蕴涵的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与铮铮风骨，同样可以触摸到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在救亡图存、重新崛起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禀性与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解读或回味，继承或借鉴，对于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继续前行与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长安大学党委书记杜向民教授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以后一直在地质类院校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行业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地质教育有着切身体会与独到见解，也是这方面的权威专家。

那么，100年来，中国地质教育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孕育出怎样的理念与精神？新时期，国家发展与地质工作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地质教育，地质教育工作应该如何传承创新？利用杜向民教授来京参加“2016年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之机，中国矿业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有人说，从某种角度看，西方的地质教育好像是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开始的，中国地质教育的发端则显得比较凝重。在您看来，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地质教育的开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进一步说，中国地质教育有什么特点？

杜向民：的确不像西方以浪漫的“旅行地质学”形式为肇始，带有纯科学的意味，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从一开始就渗透着民族觉醒、独立与解放的强烈意识，带有悲壮的色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和民族复兴的梦想融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发展战略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

中国地质教育理念与精神的演变是中国社会近现代史的一条逻辑线索，每一时期都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但始终不变的，是它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和行业文化，如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辩证观物等价值理念和致思方法，特别是由此而沉淀生成的“三光荣”精神，已经成为地质行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地质教育发展始终与国家命脉紧密相连，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地质教育发轫的原因或背景？

杜向民：鸦片战争后，我国门户洞开，腐败昏聩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接连溃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国人警醒、反思。在国门失陷、一落千丈的民族危亡之机，觉醒了的知识分子们自然把目光聚焦于西方的工具理性——科学。当时，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章鸿钊先生大声疾呼：“予尔时第知外人之调查中国地质者大有人在，顾未闻国人有注意及此者。夫以国人之众，竟无一人，焉得详神州一块土之地质，一任外人之深入吾腹地而不之知也，已可耻矣！且以我国幅员之大，凡矿也、工也、农也、地文地理也，无一不与地质相需。地质不明，则弃利于地亦必多，农不知土壤所宜，工不知材料所出，商亦不知货其所有、易其所无，如是而欲国之不贫且弱也，其可得乎。”

地质矿产对国家民族的重要性，也引起了当时政界的高度重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就明确提出：矿业者为物质文明与经济进步之极大主因也。正是由于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老一辈地质学家坚定地选择了走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道路，地质学的兴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提供了物质基础，推动了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

努力向学、蔚为国用。老一辈地质学家多是怀着科学救国和找矿富国的理想，献身于祖国地质事业。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一批抱有“矿业兴国”、“兴学图强”忧患意识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归来，拉开了中国地质教育的序幕。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习化学的张伯声先生，幸遇长他11岁的谭锡畴先生，请教“哪种学问可以救国”？谭锡畴先生告诉他：地质学。在谭先生的启发下，张伯声改学地质学，并辗转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潜心深造，最终饱学而归，为祖国地质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饱受战争洗礼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爱国精神，艰难维系着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前行步伐，创造了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学校绝处逢生的教育史奇迹，使得我国的地质教育跨越生死存亡，得以延续和发展。

记者：这个时期外敌入侵，时局动荡，可能用“放不下一张课桌”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那么，地质教育的先辈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教学方式？在基础地质调查方面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杜向民：地质学是一门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庞杂，外向关联度极高，实践依赖性强，且与人类经济社会环境联系密切。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地质学本身的特点，使得中国地质教育从一开始就有兼容并蓄、崇实致用的理念自觉。具体来说，即：重视基础(专业基础、数理化及外语)、兼容并蓄（开设多门地理学、气象学、气候学等课程）、理论联系实际（开设经济地理学等课程）、重视实践教学。

虽然在战争年代，时局动荡，地质工作的条件十分恶劣，但老一辈地质学家仍然开创性地进行了地层、古生物、构造地质等基础地质工作，获得了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创新了地质学理论，在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例如翁文灏关于甘肃大地震的地质调查，开创了用构造活动性研究地震的先河；孙云铸关于中国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奠定了中国寒武纪下、中、上三分的化石依据；裴文中周口店猿人的研究结果，奠定了“北京猿人”的国际地位；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中国第四纪冰川学说、蜓科鉴定新理论……这些成果为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开展地质矿产调查、开发与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为新中国地矿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地质教育事业取得了哪些进展？

杜向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总方针。“地质部是地下情况的侦查部，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时任国家主席毛泽东这句形象的比喻，正是地质工作在当时国民经济建设中重要程度的真实写照。

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焕发了中国地质教育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短短17年，我国就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地质教育体系，在师资培养、基础建设、实验室建设及教育体制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1966年，除地质部三所地质学院外，全国30多所院校都设有地质系或地质专业，另有37所地质类中等专业学校，共为国家培养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中专生累计11万人。

从1952年起，我国参照苏联模式，对大学的类型、学科、布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翻译苏联教育的理论著作和教材，邀请苏联专家担任教育部顾问、学校顾问和教师，派遣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等。在此之前，我国高等学校只设系（科），未分专业，苏联高等学校则是按专业培养人才。这次调整之后，我国基本上采用了苏联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开始依据专业设置来进行人才培养。例如，北京地质学院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材等，都仿照莫斯科勘探地质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专业在1955年恢复招生时，其教学计划是参照1949年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地质学系的教学计划，结合我国综合大学地质学系的实际情况和国家需要而拟定的。

同时，中国地质教育逐步从新中国成立前的“地质旅行”方式，转为一切教学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开创了中国地质教育的新模式，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理念。为了培养“又红又专”的地质人才，各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一方面大力建设有特色的野外实习基地；另一方面组织在校学生赴专业地质队进行生产实习，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都是经过“真刀真枪”的实践，结合生产实习内容进行选题和研究的。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包含地质教育在内的中国地质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地质教育伴随着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大潮迎来了春天，高等地质教育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为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输送了大批人才。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地质教育教学理念与精神上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杜向民：上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的功能定位也发生了相应变化。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即面向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需要，面向科学技术发展的现代化潮流。

在中共中央1985年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地质教育全面推进体制改革，并逐步向更深层次展开。具体来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逐步转变为不同政府部门对地质教育的分割管理，政府从高度集权的统一管理逐步转为以指导、协调服务为主的宏观管理；扩大学校自主权，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并逐步建立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的发展运行机制；推进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运行机制，试行岗位聘任制、绩效考核制等，提高办学效益；探索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

随着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快速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地质学已突破原来单一的“矿产资源”和“服务于工业”的内涵，地球科学的问题域向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拓展。地矿部党组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四个转变”的地质教育发展思路，我国地质教育在教育体制改革、学科建设、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诸方面发生了由“服务经济建设”向“全面服务经济社会”的理念变革。

同时，树立了依法办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并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国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纲领性文件，为我国地质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依据和战略指导思想。

记者：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等地质教育办学规模大幅攀升。同时，全球化进程加深，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对地质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学校在学科设置、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了哪些改革？地学教育在理念上做出了哪些调整或创新？

杜向民：随着我国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规格由原来的学术型变为“学术＋应用＋社会服务型”。这要求地质教育既要建设一支具有高水平理论研究和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又要关注大众化教育背景下学生的素质提高、知识汲取、技能获得、广泛的社会适应性等多样化诉求。因此，我们提出了“树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地质教育”的理念与精神。

首先是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学教育界理念。在教育内涵上，由传统地质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教育目的升华到“人本关怀”、“永续发展”的高度；功能定位由狭隘的专业知识教育拓展到素质培养与创新能力提高的功能域；逐步突破单一的学校模式，衍生出远程教育、网络学习、终生学习等教育形式。

其次要树立地球系统科学理念。21世纪，传统地质学的概念逐步被地球系统科学概念所取代，地球系统科学要求对地球物质客体各要素、各层次作整体观照。地球科学的知识体系变得空前繁复，衍生出大量的交叉学科和综合性学科。人类对地球系统的认知层次不断深入，要素与关系、功能与结构分析不断精细，过程预见日益准确，整体观照日益全面。因此，我们要高视点、大视野地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角度多知识域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多层次审视地学对象与问题，注意地球物质客体要素的多元多样性、结构的多层多重性、要素与层次间的互动互馈性，注意在过程中由迭代所引起的非线性关系，用最佳手段获取科学事实，用现代数理方法及高性能计算机整理、分析科学事实，用前沿理论解释科学事实。

记者：老一辈地质工作者的奋斗历程无疑令人敬佩，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与过去相比，现在形势与条件毕竟不同了。我们该怎样教育年轻的地质工作者？

杜向民：地质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地质工作者常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艰苦奋斗，甚至牺牲生命，这就需要一种“到艰苦地方去”的献身精神。读过《温家宝地质笔记》的人应该对这句话印象深刻：“我在毕业的时候曾写过两份血书，要求自愿到西藏去，青年人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解放初期，中国地质人正是凭借着这种“哪里需要哪安家”的献身精神，才有了一个个矿藏、油田的发现，才有了一份份基础地质研究报告的完成，才有了新中国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

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的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反复强调落实“立德树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据着真理与道义的高地，最能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人生引导和智慧启迪。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下，地学类专业因其职业去向的野外性、流动性和艰苦性，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艰苦奋斗精神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强化实践教学，对于培养学生野外工作能力和吃苦耐劳品格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地质奠基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曾言：“科学之为物，阙道惟二：一曰观察事实，二曰推原始终。地质学，科学中之后起者也；吾国地质尤世界言地质者之新进也。欲图斯学之进步，亦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以求益吾事实上之知识而已。”中国早期地质教育十分重视实践教学，以地质研究所为例，学生在校3年，共安排11次野外实习，累计天数达106天。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地质教育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需要树立怎样的大局观？

杜向民：我们要牢固树立建设世界一流地学教育的发展理念。地学教育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一是要确立一流的地学教育观，引领行业和社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一流的学术领军人才队伍；三是要建设一流的大学发展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四是要具有一流的教育培养能力和水平；五是要具有一流的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

地球科学与文化研讨会现场

同时，在地学教育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要继续传承和弘扬“三光荣”精神，以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为底蕴的“三光荣”精神，将会日久弥新，成为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地学教育、地学人才的培养能不能过得硬，除了知识和物质技术要素之外，这是不能缺少的精神之“钙”。

孙大光（1917-2005），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中国交通和地质矿产工作优秀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原地质矿产部党组书记、部长，2005年1月13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革命道路

孙大光同志，1917年1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受到进步思想熏陶，向往革命。1932年在寿县中学读书期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革命活动。1933年在上海长城书店学徒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调入共青团江苏省委发行部担任专职发行干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上海市沪东区委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闸北区委组织部部长、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临时省委宣传部部长，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受

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任上海学生南下抗日义勇军政委，南下参加两广抗日运动。七七事变后，前往广州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州、重庆、贵阳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曾任国统区长春市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以国民党长春接收大员身份继续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直至东北解放。1948年，参加内蒙古土改工作，任区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运输贡献

新中国建立之初，孙大光同志历任东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东北人民政府办公厅交通处处长兼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和大连海运学院院长、东北交通部秘书长。 1951年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就界河等事宜进行谈判并签订正式协议。同年任交通部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局长，开展了与波兰、捷克的国际远洋运输合作。1952年调入国家交通部，历任交通部计划司司长、党组成员、部长助理、副部长、党组副书记、部机关党委书记、常务副部长。1964年任交通部部长、党组书记。为开辟中国远洋运输事业和改善公路、内河运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行业精神

“文化大革命”期间，孙大光同志受到迫害，被关押、监禁长达5年半之久。 1975年恢复工作后，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开始着手恢复和调整国家地质工作局面，同年任国家地质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组织领导了大规模的矿产勘查和海洋地质工作，倡导并确立了“以地质找矿为中心”的地质工作指导思想。1979年9月任地质部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正式启动了《矿产资源法》起草工作，矿产资源管理工作得到了强有力的推进，为地矿行政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1982年5月，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后，任部长、党组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塔里木石油勘查取得突破，地质队伍基地进城步伐加快，地质工作社会化、地勘单位企业化、地质成果商品化的“三化”改革方向得以确立，确定了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荣”行业精神。他以独特的言传身教和实情实景培养考察人才，为国家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年

轻干部，前任总理温家宝就是其一手提拔至地质矿产部。他富有远见卓识，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成了中国地质矿产事业的中兴，为发展中国的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5年 7月离休。

身体力行

退居二线以后，孙大光同志始终关注着地质矿产事业的发展，并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向党中央建言献策。 1996年秋天，当他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然十分落后，毅然将他毕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分两批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安徽省的教育事业。他在病重期间，仍关心国家大事和国土资源事业的发展。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品格。

人物评价

孙大光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新中国的交通事业和地质矿产事业无私地奉献了一生。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他坚持真理，刚正耿直，无私无畏，光明磊落，才思敏捷，勤奋好学，知识渊博，严于律己，兢兢业业，实事求是，知人善任，平易近人，联系群众。他艰苦奋斗，生活俭朴，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立下遗嘱，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科研事业，表现了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尚情操。

孙大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光荣史册。

孙大光同志永垂不朽！

温家宝悼文

深切怀念孙大光同志

孙大光同志于五年前的今天走完了88年的人生历程。他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政治家，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共和国建设做出的卓著功绩，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他留在我们心中的音容笑貌至今不能磨灭。

一

孙大光同志从16岁开始投身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即加入到新中国交通事业的领导行列，“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关押。1975年5月末，大光同志在“文革”中历经磨难后复出，任国家计委地质局局长。时值“文革”后期，地质部门属于“文革”重灾区，可谓“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只身履新，义无反顾。

上任之初，“文革”尚未结束。他迅即进入角色，在向“四人帮”夺回失去时间的激愤心情中，以饱受摧残之躯和革命家的硬骨头，不屈从极“左”路线的统治，大力整顿、恢复工作秩序，实际上是与“文革”唱反调。同时，不放松当时建设急需的几项勘查任务部署。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精神倍增，坚决贯彻邓小平的路线方针，肃清极“左”的流毒和影响；平反“文革”期间造成的

大量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调整和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开展“工业学大庆”，只用几年时间就收拾起烂摊子，把大局稳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质部门是一个专业化的技术部门，带有封闭或半封闭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光同志强调地质工作为国民经济服务，这是一个调整的任务，也是一场深刻的改革。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到城市以后，大光同志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要建立适应新经济体制的地质工作管理体制，包括行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1979年他率团赴美考察后提出了“探采结合”体制。可以说，大光同志既是思想解放、积极改革的，又是坚持改革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尊重地质工作规律的。原地矿部《关于简政放权、搞活地质队的暂行规定》、《地质工作体制改革总体构想纲要（讨论稿）》都是他离任前出台或启动的。

1979年实行“以地质—找矿为中心”，不仅体现了工作着重点转移，而且从根本上摆脱了“一五”以来地质工作目的与手段争论不休的困局；制定《地质工作三年调整纲要》，解决控制勘探、加强区域调查和普查，突出能源地质工作，扩大地质工作服务领域等问题；先后部署新一轮油气勘查工作和新一轮固体矿产普查工作。启动《矿产资源法》的调研和起草，把地矿工作引向法制的轨道。他对看准了的事，说干就干，一抓到底。对有分歧的意见，容许争论，但从不议而不决。他主持会议、处理问题，总是棱角分明、干脆利落，不拘泥小节或拖泥带水。这都表现了他的决断力。

大光同志经常深入基层，关心野外职工疾苦。1976年唐山地震后，火速赶往丰润、唐山一带看望冀东铁矿会战指挥部、实验室和地质分队的职工，在余震威胁、大雨倾盆和异味扑鼻中颠簸了三天。后来在全国跑过近百个地质队，亲身体察到野外工作、生活的艰辛。重视地质队基地建设是他时刻把职工冷暖放在心上的集中表现。在他强调和推动下，这项工作被提到地质部门前所未有的高度，明确了依托大中城市的方针，逐步建成工作、学习、生活三结合的后方基地。1983年末他主持召开地质队基地建设会议，制定总体规划，保障这项工作持续下去，使大部分地质队的后顾之忧逐步得以缓解。历来流动、分散、以野外作业为基础的地质工作，从此有了相对稳定的“前进阵地”和栖身之所，这一转折与大光同志统筹全局的气度和深入一线的作风是分不开的。基地建设不仅有利于地质工作发展和转型，而且惠及地质部门的大多数人，被交口赞誉为“功德无量”的“人心工程”。“李四光抓科技，何长工抓教育，孙大光抓基地”的说法在地质部门职工中广为传颂。

1975—1985年正值我党、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关头。这10年在大光同志毕生的职业生涯中，与从事地下工作的15年和交通行业的18年相比，要短一些，但他为我国地质工作“筚路蓝缕”所做的贡献更见辉煌。总括大光同志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的10年，可以说是新中国地质工作从乱到治、实现历史性转折的10年，在逆境中恢复和中兴的10年，地质工作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酝酿和探索的10年，无论地质—找矿效果或钻探工作量都是新中国地质工作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

大光同志光明磊落，知错必改。他主持地质（矿）部门工作10年也曾有过失误，如在1976—1979年富铁矿会战期间地质队伍快速膨胀，造成了不良后果。大光同志发现后，从1979年开始严格控制队伍规模，1980年停止内部招工，力图“消肿”。对此，他既不讳疾忌医，也不文过饰非，而坦称“后悔莫及”。

大光同志退下来后，从不干预新班子的工作，不到部机关去“指手画脚”，但仍然关心地矿工作。他以69岁高龄远驰西藏，走访三个地质队，了解野外工作、生活情况，鉴于当地找煤的希望不大，提出“一靠天（太阳能）、二靠地（地热能）”的工作建议。1989年在中共第十三届五中全会中顾委第二组会上作“矿产资源形势危机四伏”的发言，这番慷慨陈词促成了翌年2月原地矿部向党中央、国务院的工作汇报。特别是1999

年以耄耋之年就中国新星石油公司在改革、重组中的去向问题“斗胆披沥”，上书党政最高领导，在理清思路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他对地矿工作的深厚情结，久而弥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

1985年9月，大光同志离开原地矿部领导岗位，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退居二线后，戏称“闲云野鹤”，四处走动，实际上时刻关心改革开放、国计民生、党风党建大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大光同志晚年，忧国、忧民、忧党之心从未稍息，而且目光犀利，洞察时弊，思如潮涌。这段时间，我同他在地矿工作方面的交往少了，却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感受到他特立独行的倔犟禀性。

大光同志对此后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文件无不认真学习、研读，并积极建言献策，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的负责精神和使命感。有的修改意见和建议，由于言词激烈一点，原本共同起草的联署人有顾虑，就改由大光同志单独上报。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7月中顾委常委扩大会后，大光同志响应会议主持者的号召，上书中顾委领导。其中针对当时的物价问题、经济理论和政策认识混乱的问题、党的生活中的“透明度”问题、党的建设和党风问题，痛切陈辞，直言不讳。特别在党风问题上，历数“人们谈论的所谓‘三上三下’（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高级干部的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干部的使用问题、党的高层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直指社会风气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三四千言，可以说是一位积54年党龄的共产党员，用赤胆忠心凝聚成的字字珠玑，给人以很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从他“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讳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的心声和最后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尾语“我说了，我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不难看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爱党、忧党的纯洁党性和坦荡情怀，是弥足珍贵的。

1990年8月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小组会上，大光同志作了“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的发言，其中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涉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如何缩小城乡差别、如何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端正党风要动真，在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方面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内容丰富，鞭辟入里，在会上有很大反响。

大光同志践行“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准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开提出复查刘少奇冤案的第一人。他能言人之不敢言，既源于他大半生的政治阅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更发自他与党肝胆相照的浩然之气。“心底无私天地宽”，才能仗义执言，无所畏惧，不计其余。

1986年秋天，大光同志看到故乡教育设施仍十分落后，毅然将他后半生精心珍藏的文物和字画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和地方教育事业，以补学济困。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彻底革命和无私奉献精神。

大光同志年逾古稀后，率先并领衔给党中央提出“关于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逝世后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的医学研究事业。这一建议在党内外引起广泛、深刻的反响。他和一批老同志共同认为，“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悼念文章回顾其功绩”，同样可以“寄托我们的哀思”，而无需许多生者形式主义地“劳民伤财”。这项移风易俗、丧事简办的倡议和个人做最后一次贡献的“坚决要求”，渗透出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高风亮节，并在大光同志身后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兑现。

三

我与大光同志于1981年8月第一次接触，从他的言行、举止中得到兼有领导、严师、益友的感受。大光同志对我和同期一批中青年干部的关怀、教诲和培养，情真意切，言犹在耳。特别是他对年轻人寄以厚望，委以重任，指明了方向就大胆放手，让他们去施展、开拓，这是很少有、也很难得的。大光同志的思想境界和工作能力堪称高超，但少有“领导高明论”；他驾驭全局往往挥洒自如，但并不恋栈、揽权；他悉心培养年轻干部，诲人不倦，却不指手画脚。

大光同志本不熟悉地质业务，到地质部门工作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是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接替、转换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他首先以不畏难的精神接受这个挑战，下了不少功夫钻业务，同时“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外行领导内行”，或干部“四化”以来的“内行领导内行”，都有领导得好或比较好的，也有领导得不好或不够好的，这有多种原因。大光同志对地质工作的领导应属前者之列无疑，一方面，他以政治家的胆识和气魄，高瞻远瞩，控制全局；另一方面，重视和推进干部“四化”，依靠专业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把事业推向前进。大光同志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自我学习能力，由外行变为内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1980年地质工作的管理体制改为以地质部为主的双重领导后，大光同志把注意力逐步转向选拔干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在创造性地完成这项“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中起了很好的典范作用。他从近年擢升为省局领导的中青年干部中筛选若干优秀分子作为考察对象，亲自带队赴基层做三四十天的流动调研。这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同行业小团队走一路，看一路，听一路，谈一路，各抒己见，议论风生。大光同志在与大家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兼听各方意见，近距离以至零距离地观察、鉴别干部，从而获得比较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也对组织部门提供的考核材料进行验证，做到心中有数。从1980年开始，先后组织了五批这样的考察，涉及30多名中青年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批和第四批考察，在大光同志的言传身教、年轻干部相互学习和向基层干部学习中获益良多、终身受用，也切身感受到大光同志为此的殚精竭虑。这样做，既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既有唯物论、又有辩证法，可谓“独具一格”，曾受到中组部的高度评价。我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就是这样从山沟里被选拔出来，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

大光同志选人唯贤，选人唯实，选人从严。不仅从既有的实绩选人，而且对选上来的人也静观其进，静观其变，把动态考察贯穿于选拔、使用的全过程。

大光同志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政治家。历来勤于学习，博览群书，特别钟情于史籍。他认为，政治是历史的积累，不懂历史就不懂政治。在“文革”中身陷囹圄的后两年，每天读书一万字，将马、恩、列、斯全集通读了两遍；出狱后一两年时间里，又读完了十大本《世界通史》等。与大光同志共过事的人，无不佩服他谙史于心、博古通今，这是他作为政治家、懂政治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跟大光同志一起工作过的年轻人常感叹，弄不懂他有多大的知识，跟着他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实际上，大光同志作为终身学习者，是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

“磊落星月高，苍茫云雾浮”。大光同志的睿智、思想和品格将与我们同在。

地质资料承载着人类对地球的认知，传承着地质工作的历史，是地质工作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我国地质资料工作在传递知识、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加大地质资料管理力度、推进地质资料开发利用、强化互联互通与协同服务成为社会共识。

多部门、多层次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已初步建立

目前，我国已初步构建了多部门、多层次的地质资料信息服务体系，包括以全国地质资料馆为主结点、31个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共同参与的地质资料服务体系；以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为主结点，31个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若干基层地勘单位共同参与的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体系；以中国地质调查局为主结点，局属4个公共服务机构、6个区域地质调查机构、5个专业地质调查机构、13个科技创新与技术支撑机构共同参与的地质调查信息服务体系；以及以中国地质图书馆为主结点，6个区域地质调查机构、部分高校图书馆藏单位共同参与的地质图书文献服务体系。各服务机构按照自身业务特点和定位，为全国各地勘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个人等，为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地质找矿、地学科学研究与知识普及、抗震救灾、地质灾害防治、抗旱找水等重大自然突发事件提供了在线、离线、专题、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地质资料服务，形成了传统服务与现代服务方式相结合、相融合的服务局面，地质资料服务队伍不断壮大，地质资料信息服务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还初步构建了由地质数据库、地质图件、资料文献、技术方法、仪器设备、技术标准等组成的6大类、49类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体系框架。各地质调查机构和馆藏机构结合自身特点和职能定位，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对各类基础资料或数据进行深度加工、集成和整合，加强产品开发，从地质资料的一次服务到二次服务，从初级产品制作到高级产品开发，进而提供满足不同需求的专题服务产品，使得地质资料的服务内容逐步丰富，服务领域大幅拓展。

基于网络的现代化地质资料服务体系也已初步形成。近年来，地质资料的在线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全国地质资料馆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了覆盖中国地质调查局各直属单位的地质调查成果服务网站群，以地质调查成果为主的地质调查数据服务网和以地质资料为主的全国地质资料信息网全面上线运行，各省级地质资料馆藏机构都建立了地质资料管理与服务网站，向政府、企业和公众提供在线查询、浏览、下载、订购、咨询等服务，开发了手机客户端地质资料服务应用，初步实现了网络环境下分布式数据资源的目录共享，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服务孤岛”，为用户提供了便捷、可靠、有效的地质资料服务，地质资料服务效率和能力显著提升。

目前已进入地质信息供需矛盾凸显期

当前，地质信息服务工作已步入无限需求和有限服务能力矛盾的凸显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地质资料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尚未形成多元供给主体共同参与的地质资料服务格局。尽管目前地质调查信息服务供给主体、地质资料服务供给主体、地质图书文献服务供给主体、实物地质资料服务供给主体队伍初具规模，但均属于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地质工作队伍，诸如有色、冶金、煤炭、油气、高校、地质科研院所、企业单位等行业地质勘查系统，还尚未纳入地质资料服务体系。

比较科学合理的地质资料产品体系尚未形成，产品单一，不能适应全方位、多层次需求。目前提供的基础地质资料或地质调查成果，解决某一方面问题的综合性专题服务产品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决策性产品还较少，尤其为广大社会公众传播地质知识、认识地球、了解自己生活家园的科普类和社会化服务产品比较缺乏，造成需求较大但产品不能很好供应的尴尬局面。

地质资料服务政策与标准方面尚不健全。目前的地质资料服务遵循的政策、标准、体制、机制，有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有的基本沿袭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不同程度阻碍了新型地质资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当前，应聚焦国家战略目标和社会发展需求，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质资料服务政策标准体制机制研究，构建更加开放的地质资料服务政策体制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开展地质资料产品开发与服务。同时，建立更积极的奖惩制度，由“要我服务”向“我要服务”转变，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既分工合作，又遵循市场调节的服务新格局，为新型地质资料服务体系的建立提供政策支撑。

地质信息服务技术手段研发方面，尚未建立一个集中、全面、权威的地质资料服务平台。目前地质资料服务手段主要包括到馆借阅、邮寄订购、网上订购、网上查询。但由于地质资料涉密问题，根据国家保密相关法规要求，很多资料不能上网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务效率。同时，各单位各自建立服务系统，用户需要地质信息时要在多个系统中查询，极为不便。因此，迫切需要对现有各类地质资料服务系统和服务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高效、便捷的全国性地质资料信息服务平台，为社会提供地质资料信息“一站式”服务，让用户通过一个入口就可以获得所有所需的地质信息，实现由单点服务向集群服务、局部服务向全面服务的转变。

服务能力和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诸如服务的不平衡问题，各地、各单位有差别，甚至差别较大；服务不规范性问题比较突出；各种调查评价成果服务不及时；服务水平和服务方式有待创新。

全面推进地质资料服务工作再上新台阶

服务是地质资料工作的最终目的。

首先要处理好地质工作成果服务和地质资料服务问题，并加强及时服务。地质工作成果在地质工作过程中就发挥了作用，提供了服务，是第一次利用服务。第一次利用在地质资料形成前就完成了。地质资料的服务是地质工作成果的二次利用服务，属于初级加工产品。相对于地质工作研究对象（地球）的数百万年的演变尺度来说，任何时候获得的地质资料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利用价值。

加强地质资料的规范服务与基本服务。所谓基本服务就是提供经汇交整理后的馆藏资料及初级加工产品的服务。各个单位要通过设立服务机构、配备人员、配备基本办公条件、建立包括服务收费在内的透明的服务制度、建设资料目录与服务资源5个方面，持续提高地质资料基本服务能力。

地质资料服务中有两个问题大家比较关注：一是服务收费与价格问题。按照国务院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的规定，可以收取服务的工本费。但要规范服务收费价格，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收费价格应经过论证，地质资料借阅者应参加收费论证，争取得到资料阅者理解和支持。二是地质资料的保密问题。地质资料多数因为基础地理底图的涉密而保密，也有因为部分地质要素涉密，因此需要准确界定涉密要素，通过清理使涉密对象最小单元化。另外，还要注意最新发布的保密法实施细则，用好制度。不能因为对保密制度的把握不当影响服务，也不能因为开展地质资料服务触碰国家保密红线。

提升地质资料服务水平，还要围绕国家和社会需求，研究构建地质资料服务产品体系，对各种服务产品进行分级分类；加强专题服务产品开发，增加私人定制和个性化服务产品；树立品牌意识，加强品牌服务的培育和开发；加强地质资料涉密清理和公开化处理工作，形成常态化机制，向社会开放更多资源，研制系列公开版产品；开展馆藏地质资料编研，围绕世界地球日、国际矿业大会等重要活动，不断向社会推出精品专题产品和举办相关展览活动；积极探索地质资料科普产品开发的路径、内容和技术方法，并开展示范性开发工作。

在传统到馆服务基础上，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互联网+”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应用，构建互联互通、协同高效、便捷的国家地质资料服务平台，向社会提供及时、精准、高效的地质资料“一站式”服务，使任何用户、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任何设备都能获得所需的服务。同时，构建面向政府、公众和企事业单位的多级联动、规范透明、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一体化在线公共服务体系，变单点服务为集群服务；统筹线上和线下服务，包括线上预约线下办理、线上办理与线下咨询、线上办理与线下办理同步，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服务新业态，全面提升地质资料服务效率和能力。

地质调查成果的及时性服务应着力加强，按成果的最小单元和年度阶段性成果及时提供服务，避免因项目周期太长而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能使用地质调查成果。在配套政策上，建立地质调查成果认定、发布要求，建立地质资料服务评估制度，开展地质资料服务效果跟踪与评价，进而提升地质资料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通过建立地质云，实现地质调查数据的实时共享与服务；通过建立地质调查服务结点，形成工作体系，推进基本服务；同时加强地质调查资料的二次开发利用，全面推进各个单位的专业化服务。

此外，还应加强学科建设，积极探索建立地质资料学科体系，加强研究和培训，培养形成自己的业务体系和技术专家团队，不断提升地质资料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学识水平。

〔作者系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全国地质资料馆）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