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2024（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大会以“共促矿业合作 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凝聚全球矿业合作共识，共促世界矿业繁荣发展。

 开幕式现场 王建超  摄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东明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王东明表示，中方愿同各国一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能源转型新机遇，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深化包括矿业在内的各领域互利合作，为加快世界经济发展和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王东明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推动矿业合作与发展，持续扩大制度型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全球矿业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深化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要坚持绿色低碳推动矿业合作与发展，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共同推动全球矿业绿色低碳转型，积极加大绿色投资和贸易合作，促进矿业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效协同。要坚持科技创新推动矿业合作与发展，积极推动矿业领域科技创新，加快矿业产业链供应链数智化转型，让科技创新成果为更多国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要坚持共建共享推动矿业合作与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高矿产开发利用水平，引导矿业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增进民生福祉、携手促进减贫、弥合发展鸿沟。

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主持开幕式，天津市市长张工、南非矿业和石油资源部部长格韦德·曼塔谢、瑙鲁工信兼磷酸盐矿部长沙德洛克·伯尼克、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部长舍拉里·卡比尔致辞。阿富汗、阿根廷、厄瓜多尔、刚果（金）、哥伦比亚、蒙古、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赞比亚等国矿业部长、副部长、驻华使节，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鹿心社、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喻云林、自然资源部副部长许大纯、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李金发出席开幕式。

本届大会由自然资源部、天津市人民政府指导，中国矿业联合会主办，会期为10月15日至18日。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近万人参会，近400家国内外机构和企业参展。大会将围绕国内外地质调查新进展、矿业发展新形势、矿业开发新理论新技术新装备、矿业投资与贸易、“一带一路”地学合作、新能源矿产等主题举办多场论坛和相关国家地区矿业推介活动。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申请的国际专利“一种独居石磷灰石共生矿的富集方法”获得美国国家专利授权。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独居石磷灰石共生矿的富集方法。该方法通过磨矿、浮选、磁选、低酸预先浸出处理和再浮选的方法可以得到高品位和高回收率的独居石精矿。在该工艺中，矿浆温度适用范围广，工艺流程短，选矿条件温和，能耗小，所用稀酸能循环再生利用，污染和环境压力小，且能显著提高低品位独居石磷灰石共生矿的回收率。

近年来，由于科技的发展，稀土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高强度永磁体、电子显示荧光粉、可再生能源技术和合金工业等领域对稀土的依赖也越来越强。在已知的250多种稀土矿物中，独居石是被商业开采的三大主要稀土矿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二重要的磷酸盐稀土矿，其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美国、非洲和中国的白云鄂博等地。

目前，常用的稀土矿物富集方法均不能有效的将独居石和磷灰石分离。特别针对于独居石和磷灰石共生矿的富集方法的研究还不多，因此，找到一种有效的从独居石和磷灰石共生矿中分别富集独居石和磷灰石的方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发明具有3项显著优点：一是能有效地从低品位独居石磷灰石共生矿中，将独居石分离并富集获得高品位的独居石精矿；二是工艺流程简单，选矿条件温和，能耗小，所用稀酸能循环再生利用，污染小，环境压力小；三是在获得高品位独居石精矿时，还能获得高纯度的磷精矿。

近些年，深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海底技术进步、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价格大幅波动造成的原材料供应风险，已成为推动各国开展海洋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的三大驱动力。近日，《地质调查动态》撰文对深海采矿现状、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深海采矿的前景进行展望，本期摘编其精华内容。

●海底矿床勘查目前正在加速进行，不断有国家或公司要求签订新的合同，其中在公海地区进行的勘查项目需经国际海底管理局批准。

●虽然开采海底矿产的技术取得重大进展，但还远远不够，亟待开展技术创新，采用降低成本的绿色技术是未来深海采矿的必由之路。

●深海采矿将成为本世纪人类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之举，但其前景受到技术、经济、地缘政治、国际法律法规等多重因素制约。

动因

唤醒沉睡海底的矿产宝藏

传统意义上的“深海”，是指大陆架以外的海洋部分，通常水深在200米以上。深海资源一般指公海以及国家专属经济区（EEZ）以外的海洋资源部分。深海资源可分为矿产资源和生物资源两类。矿产资源主要分为多金属结核、富钴铁锰结壳和海底块状硫化物（SMS）三种类型。

这些富集在深海的金属或非金属资源的副产品，很多都是现代高科技、绿色技术或新兴技术必不可少的原材料。例如：碲用于光伏太阳能发电，钴用于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电池，铋用于核反应堆的液体铅-铋冷却剂，铌用于高科技高温合金等。

过去15年来，深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有的国家以国有企业或专业科研院所为主进军深海，有的则是通过国家层面的立法为民间投资深海创造便利条件。至于全球层面的深海资源勘查开发治理平台也不断涌现，并日臻完善。从根本动因上来看，海底技术进步、原材料价格上涨和价格大幅波动造成的原材料供应风险，已成为推动各国开展海洋矿产资源商业化开发的三大驱动力。

开发深海矿产资源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满足国家产业发展对战略性矿产供应安全的需求，还能促进洋底填图及相关技术的发展，促进海底采矿相关服务和装备的研发，提升对深海资源的认识，维护国家战略利益。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深海矿产资源的兴趣与日俱增，竞争日趋激烈。据荷兰资源专业中心数据，2010年美国在深海采矿方面的创新力排在第一位，欧洲排名第二，中国居第三位，其后依次为日本、韩国。

此外，相较于陆地采矿，深海采矿的优势较为显著。例如：陆地采矿会在环境中留下大量“足迹”：需要修路，建造房屋和基础设施，挖掘露天采矿场矿坑，影响河道，并产生数百万吨的废石。而海底采矿不需要修路，没有海底矿石运输系统或建筑物，几乎不需要建任何海底基础设施。铁-锰结壳和结核基本上都是暴露在海床之上呈平铺状态。SMS矿床厚度可达几十米，但矿床上几乎或完全没有覆盖物。开采陆地矿床需要剥离覆盖层，挖掘出来的废石量在总挖掘量中的占比可达75%之高。而深海采矿的平台是船，可以很方便地从老矿点转移到新矿点，选择规模虽小但品位高的矿床进行开采。除矿石品位高外，海底采矿的另一个优点是可以在一处采矿场回收3种或更多种金属。3种主要类型的深海矿床（结壳、结核和SMS）都具有这样的优点。陆地采矿影响土著居民或原住民生活的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而深海采矿不会引发这样的问题。

挑战

深海矿产开采存在法律空白

深海采矿将是本世纪人类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战略之举，其前景受到技术、经济、地缘政治、国际法律法规等多重因素的制约。

对深海矿产资源认知不够，勘查开发监管存在风险。行业内和研究学者们基本都知道深海矿床在哪里，但是对于资源的集中度、规模大小却知之甚少。这对于需要据此开展成本效益评估的单个项目来说，矿床品位及规模的不确定性成为制约其开发的主要因素。例如：加拿大鹦鹉螺矿业公司圈定的索尔瓦拉1号矿床，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深海采矿项目，但其资源仅够开采两年。其结果是，现在还不能确定，该公司为开矿而进行的巨大投资是否具有经济效益，因为仅仅建造一艘船的费用就高达10亿欧元。

深海采矿主要的缺陷和风险在于“社会环境运营许可”。由于深海采矿通常位于国家管辖区外，关于勘查活动的国际监管框架的制定进程缓慢。这就导致企业参与无章可循，使得投资者望而却步。环境组织和科学家们也声称，当前对于深海采矿给生态系统造成的环境破坏风险知之甚少。

国际法律框架不完善，开采条款未出台。大部分深海资源都位于国家管辖区以外的国际水域，法律框架复杂。对于深海采矿引发的新问题，国际法律框架层面还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空白。规制海洋活动最重要的国际法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其在1982年通过，1994年开始实施，目前世界上有166个国家已经签约成为会员国，但也有例外，如美国。

为了管理和协调深海矿床相关事宜，1994年在UNCLOS下成立了自治国际组织——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所有公约签署成员国自动成为ISA的成员。截至目前，ISA分别于2000年、2010年和2012年通过了勘查结核、硫化物、结壳的条款，但是关于开采的条款还在制定当中。

结核和SMS勘查开发技术较为成熟，结壳挑战性大。深海采矿通常包括几项关键技术。首先是要有现代化的装备齐全的船。目前，已有好几艘勘查船在运营，它们通常属于国家研究机构和地质调查局。开展巡航研究是很昂贵的事情，一艘船的运营成本约5万～10万欧元/天。另一项关键技术是可用于深海采矿作业的遥控机器人（ROV）。SMS在输送至海面之前，要用ROV进行开采。散落于海底淤泥中的锰结核，可通过ROV真空将其从海底吸出来。锰结壳可通过在洋底作业的ROV进行剥离并磨碎。ROV可将这些混合物运送至提升系统，管运至海面的船上。通常，一套深海采矿系统包括4个子系统：采掘系统、提升系统、海面平台和处理系统。

对于深海采矿技术，行业内似乎对商业化开采很有信心，认为以当前的技术水平足以满足需求。这些技术源自油气钻探，钻进深度通常可达2000米以上。然而，开采不同类型的深海矿产，其技术要求不尽相同。现有的或目前正在建立的第一代深海勘查开采技术只适用于铁-锰结核和SMS，不适用于铁-锰结壳。勘查和开采铁锰结壳需要克服两个主要的技术难题，一个是勘查和描述矿山特征，另一个是开采。勘查工具必须是深海拖曳式或可以装载在ROV上，并且可以在现场测量结壳的厚度以计算储量。最佳途径可能是开发一种多光谱地震探测工具和伽马辐射探测器，但必须解决伽马射线信号在海水中衰减的问题。与铁锰结壳相比，结壳基岩的种类繁多，伽马射线探测器在区别结壳基岩物理性能方面效果最好。开采方面的难题是，采矿工具必须能把铁-锰结壳与结壳基岩分离开，从而做到只开采结壳，不开采基岩，因为基岩开采会大大稀释矿石的品位。困难在于，结壳是牢固地附着在基岩之上的。分离结壳与结壳基岩的工作必须在水下1500m～2500m处的不规则且往往是粗糙的海床上进行，而且结壳以下的各种结壳基岩的韧性又各不相同。攻克这一难关需要进行高水平的技术创新。

资源价格和资本成本是制约深海采矿的两个主要外在因素。深海采矿主要受到包括资源价格和资本成本在内的外部因素影响。对于采矿本身，用于造船和开发必要技术的初始投资成本是巨大的。不是所有项目都在商业上可行，但是走向深海在很多情况下却是一个战略性问题。采矿业一直是一个高成本产业，将深海采矿成本与陆域采矿进行对比很重要。对于陆域采矿，总成本包括环保成本、固定基础设施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相较而言，深海采矿对投资者颇具吸引力。

据欧盟方面测算，深海勘查一天的成本超过10万美元，大部分勘查航次的预算在5000万～2亿美元之间。对开采而言，一天的运营成本高达好几亿欧元，这还取决于矿床及其位置。最大的成本是船、钻探及船员的费用。从经济角度来看，很多方面都取决于上述外在因素，主要包括某种资源在一定时期的市场价格以及相较于陆域采矿的成本控制。

深海采矿的环境影响可能会很大，要提前开展风险评估。所有扰动地球表面的活动，无论是陆上的还是深海的，都会扰动甚至摧毁动植物栖息地。因此，必须制定最环保的工作计划，并使所有地球表面的活动都按计划开展。与陆域采矿相比，深海采矿具有环境影响小的优势。然而，至今业界对于深海采矿会造成哪些环境问题尚知之甚少，目前全球只有一座海底矿山——索尔瓦拉1号矿，拥有此矿的加拿大鹦鹉螺矿业公司提交了一份开采此矿的环境影响报告，这是当前现实中唯一的陈述海底采矿环境影响的报告。考虑到矿床类型和开采工具等方面的因素，海底采矿的环境影响可能会很大。因此，基于不同尺度原地实验的风险评估是深海采矿实施前必不可少的工作环节。

研究人员通过实施一些国际科学计划研究了开采铁-锰结核可能会造成的影响，这些国际计划以广泛的野外考察以及理论和实验室研究为基础。在采矿车辆经过的地方，动植物栖息地显然会遭到破坏，海底水层中还会产生沉积物卷流，卷流的范围有多大则不可预知。国际海底管理局2008年开展的一个项目得出这样的结论：难以预料开采海底结核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什么样的威胁，以及会带来多大的物种衰落风险，因为我们对海洋物种数量和地理分布情况的了解十分有限。存在潜在毒性的金属可能会在短时期内从孔隙水中释放出来，或在结核碎屑解吸作用下产生，特别是当采矿作业降低了表面沉积物中的氧含量时，这种情况会发生。

从深海采出的矿石将被运送到陆上的选矿厂。一旦矿石被运到现有或新建的选矿厂加工处理，也会引发与现有陆上选矿厂同样的环境问题。但新建选矿厂可能会更高效并采用先进的绿色技术。船上的选矿工作可能将仅限于矿石脱水，把水回灌到水下采矿场。如果是开采结壳，可能会在船上进行浮选，以去除结壳基岩。

现状

各国加速“淘金”探明深海富矿区

其实，科学家早在100多年前就知道深海里有矿产。然而，对深海矿床成因、分布和资源潜力的研究却始于最近几十年。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首次对东北太平洋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CCZ）铁-锰结核进行了详细研究。当时有人预言，对CCZ海区铁-锰结核的开采将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但这一预言没有成为现实。1977年，科学家又在太平洋加拉帕戈斯海脊发现了热液系统。此后不久，研究人员又于1979年在东太平洋隆起发现了“黑烟囱系统”。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海底铁-锰结壳的研究引人注目，因为从铁-锰结壳中开采钴的前景被看好。然而，由于全球市场金属价格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直至21世纪初持续低迷，开采海底矿产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开采计划被搁置。但针对海底矿床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金属价格的上涨，深海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再次引起广泛关注。

结壳通常沉淀在海底山岭、山脊和高原上，水深400m～7000m，厚度最大和含金属最多的结壳位于水下800m～2500m处，采矿作业最佳水深1500m～2500m。西北太平洋底海山的年代为侏罗纪，是全球海洋中最古老的海山，其结壳最厚，稀有金属的含量通常也最高。因此，西北太平洋中部赤道海区被认为是勘查海底结壳的主要地带，即通常所称的“中太平洋主结壳带（PCZ）”。

对于结核而言，太平洋尤其是东北太平洋的克拉里昂-克利伯顿断裂带（CCZ），秘鲁盆地，以及南太平洋的彭林-萨摩亚盆地是发现结核最多的海域。印度洋盆地中部也发现了一处大型结核带，西南大西洋的阿根廷盆地和北冰洋等海域内可能也有铁-锰结核带，但这些海域的勘查程度非常低。CCZ海区最具经济吸引力，在这一海区内，已经或正在等待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署勘查合同的勘查区块有13处。矿业公司之所以对CCZ海区感兴趣，是因为此海区有大量铁-锰结核且镍和铜的富集度高。

总体来看，截至2013年，已签署海底勘查合同的占地面积约为1843350km2，其中约一半勘查项目是沿海国家在其各自的专属经济区（EEZ）内进行的，其余勘查项目是在国家管辖区外的公海地区进行的，在公海地区进行的勘查项目需经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批准。SMS矿床勘查项目的面积约占海底勘查总面积的45%，大多数都位于西南太平洋国家的EEZ范围内，公海地区SMS矿床勘查项目的占地面积仅有5万km2。在占据其余55%海底勘查面积的项目中，大多数为铁-锰结核勘查项目，这部分项目全部在公海范围内进行。此外，还有两个占地面积很小的磷灰岩勘查项目，一个在新西兰海域，另一个在纳米比亚海域；还有一个面积非常小的多金属泥勘查项目，此项目在红海海域进行。这3个小项目以及一个位于西南太平洋的SMS项目已被批准签署采矿合同。2012年7月，ISA理事会和大会通过了勘查海底铁-锰结壳的法规，此后不久便收到了申请在西太平洋进行勘查并签订合同的两份工作计划，勘查合同的占地面积9000km2。

中国、法国、德国、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个名为“洋际金属”的多国集团（成员国有：保加利亚、古巴、捷克共和国、波兰、俄罗斯和斯洛伐克共和国）签署了勘查海底铁-锰结核的合同，每块勘查区的面积约为7.5万km2；中国、法国、德国、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已经或即将签署勘查SMS矿床的合同，每块勘查区的面积约为1万km2；中国、日本和俄罗斯已经制定或预计将制定勘查海底铁-锰结壳的工作计划，每块勘查区的面积约为3000km2。此外，有4家公司已经或即将签订勘查海底铁-锰结核的合同，其中3块勘查区的面积为7.5万 km2，1块为5.862万km2。海底矿床勘查工作目前正在加速进行，不断有国家或公司要求签订新的合同。

前景

铺就“产学研用”深海采矿之路

至今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全球海洋中铁-锰结壳、结核和SMS矿床的资源潜力到底有多大。相对而言，对CCZ海区和中印度洋盆地结核矿床的特性描述最为清楚。必须用评价陆地矿床的方法评价海洋矿床，从而发现海洋矿床作为许多种稀有、战略性和紧缺性重要矿产来源的重要性。对比评估工作应包括对每一种重要矿产整个生命周期的评价，以及对矿床开采环境影响的评价。

从工程技术的角度看，必须取得几方面的重要突破才能使结壳开采具有可行性。与结壳开采相比，结核开采技术较为简单，因此已进入可开发阶段。阻碍铁-锰结壳勘查的最大难点是，需要在原地实时测量结壳的厚度，开采矿石的最大障碍则是把铁-锰结壳与结壳基岩有效地分离开。减少或消除对铁-锰结壳和结壳基岩物理性质测量结果的偏差有助于解决这一技术问题。需要对种类繁多的样品，尤其是磷酸盐化的厚层结壳进行分析。一个更困难的问题是，需要在原地测量浸透海水的样品。这些测量开展以下工作：认识从海水中捕获金属的机理；对比结壳和结壳基岩以开发勘查技术；描述结壳强度和结壳对各种采矿方法的承受程度。

虽然开采海底矿产的技术正取得重大进展，但还远远不够，亟待开展技术创新，采用降低成本的绿色技术是未来深海采矿的必由之路。使用简单的酸浸法就可以浸出结壳和结核中的全部主要和稀有金属，因此，应该研发化学和生物化学选矿工艺，比如使用特定的金属结合药剂，以便能够选择性地回收想要回收的金属。在回收了想要的金属后，剩下的矿渣可以送入另一个提取流程，回收其他种类的金属。从矿渣中回收这类金属往往不具经济可行性，因此，回收这类金属的前提是国家有经济鼓励政策或战略需要。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要么是通过国家科学研究机构或地质调查机构加强深海矿床的勘查、开发研究及技术储备，要么是通过立法不断创造并完善有利于深海采矿的优良环境，吸引社会投资进军深海。深海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将是一个事关民族发展、国家兴盛的重要领域，需要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强化监管与服务，铺就一条“产学研用”的深海采矿创新之路。

他，醉心于基础地学研究，在18年时间里验证了国际地学界的三大猜想，其中对在喜马拉雅造山带和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发生地壳熔融作用的研究成果，改变了学术界此前的惯常认识。

他，就是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研究所的中国地质调查局杰出青年科技工作者曾令森。

2020年8月，曾令森（右）在西藏鲁朗地区采集样品

为地学界三大猜想找到证据

早在1984年，国际地学大师瓦森（E.B. Watson）和哈里森（M. Harrison）就提出了“变质岩部分熔融存在高度钕（Nd）同位素不平衡现象”的猜想，但可惜的是一直没有获得关键证据。而为这一猜想提供证据的就是曾令森。

曾令森1991年从南京大学地球科学系构造地质与地球物理学专业毕业后，一直醉心于基础地学研究。1998年，曾令森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系学习，以美国内华达岩基为主要研究基地，应用野外实测和理论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发现了变质岩部分熔融高度钕（Nd）同位素不平衡的现象，在系统研究后构建出符合地质情况、较简洁的理论模型，解释了变泥质岩部分熔融作用中铷—锶（Rb-Sr）和钐—钕（Sm-Nd）同位素系统耦合行为，从而使这一猜想正式上升为基础地学的一大理论。2008年，澳大利亚出版的由麦考瑞大学弗农教授和悉尼大学克拉克教授联合编写的《变质地质学》教科书，将这项基础地学研究成果收录其中。

2004年学成回国后，曾令森将目光锁定国际基础地学研究的两大热点：喜马拉雅造山带和苏鲁超高压变质带。以这两条典型碰撞造山带为基地，系统研究超高压至地壳温压条件下，地壳物质部分熔融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特征，探讨部分熔融作用的构造物理学和地球化学效应，仅用5年就证实了地学界对两大造山（构造）带存在多年的两大猜想：在喜马拉雅造山带，碰撞造山早期也有熔融事件发生；在苏鲁超高压变质带，可以发生熔融作用。这两项研究成果，改变了学术界此前的惯常认识，引起国际基础地学界的关注。

2011年，曾令森的论文《藏南北喜马拉雅穹窿中始新世高Sr/Y比花岗岩：增厚下地壳熔融作用》在《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上发表后，即成为SCI高被引论文之一。《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在收到他关于苏鲁超高压变质带的论文后，居然发现找不到足够有类似研究经历的审稿人。最后，还是《科学通报》主编、中国科学院院士郑永飞推荐其他专家审阅后，曾令森的这一研究成果才得以面世，并引发了多人的后续研究。

2009年，曾令森在俄罗斯远东马加丹岩基做野外工作。

初心不改探求地球本源

人类虽然生活在地球上，但对地球的许多认知仍较浅显。而正是这许许多多的未知，令地质科学充满魅力。曾令森坦言，自进入南京大学后，就一直对探求地球本源有着浓厚的兴趣。

他以自己的研究重点——地壳熔融研究为例进行了说明。熔融一般发生在地壳5公里以下、最低温度650摄氏度的区域，是大陆地壳活动和演化的一个重要过程。经过重要元素迁移、富集和挥发份（如二氧化碳）的释放或捆绑，发生过部分熔融的岩石是了解、洞悉地壳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最直观对象。地壳熔融作用的研究，在解译大陆地壳地球化学特征的形成机理、限定古老地质构造背景、生物演化的地质环境等方面都起着关键作用。

这种研究既枯燥又具有挑战性，除要在野外找到带有熔融证据的样品外，还要对样品进行细致加工，然后再通过实验手段对其进行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和岩石学的分析。最后，还要厘清各实验数据间的关系，整个过程的难度不亚于茧中抽丝。

对曾令森的变质岩部分熔融高度存在钕（Nd）同位素不平衡现象这一科研成果，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实验岩石学家瓦森评价：“不仅是一创新性的贡献，还是后续研究的榜样。”《变质地质学》期刊前主编布朗教授在庆祝美国地质学会成立125周年和皇家地质学会成立200周年的有关花岗岩研究进展的评述中，亦将其列为当时国际花岗岩研究的重要进展之一。

回国后，曾令森坚守基础研究的初心，用丰硕的研究成果回馈养育他的祖国：发现了石榴子石的溶解行为如何影响花岗质岩浆的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的组成，证实了在含水部分熔融过程中榍石（含钛硅酸盐矿物）确实是调制熔体重要微量元素和钕（Nd）同位素的重要副矿物，确定了变沉积岩含水部分熔融和脱水部分熔融形成的淡色花岗岩的元素和放射性同位素（Sr-Nd-Hf-Pb）组成的差异，其中独居石（磷酸盐矿物）和锆石（锆硅酸盐矿物）的差异溶解作用是控制地壳深熔熔体铅（Pb）同位素组成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他在喜马拉雅造山带印度—欧亚大陆碰撞前的构造和物质组成、藏南新生代地壳厚度的变化及深部构造过程、中下地壳物质部分熔融作用对稀有金属成矿控制等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正在建立理论模型，将回答哪种地壳部分熔融反应更有利于稀有金属成矿等关键问题。

期待更好的基础研究环境

基础地学研究需要甘于坐冷板凳，但只要出了原创性成果，在人类解决自身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上却意义重大。

比如，地壳熔融研究本身就很难取得成果，就算有所突破，也会因难懂的专业词汇而让人难以理解，更难走进普通公众的视野。但其研究成果对深部找矿、矿产成因、成矿规律等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无论是从我国地学进步，还是从地学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国家都应采取切实措施营造更好的基础研究环境。”曾令森说。

就如何营造好的基础研究环境，曾令森建议，一方面，要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氛围。与应用研究不同的是，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形成经济效益还有相当距离。因此，即使国家出台了鼓励科技人员兼职、以专利创业等诸多支持政策，基础研究人员仍难以享受。要让科技人员心无旁骛地醉心于基础研究，就必须从薪酬、社会地位等多方面想办法。

另一方面，要加大基础地学研究的资助力度。一是要在各项重大科研计划中，列出一定比例的基础研究项目或经费。二是在相关基础研究项目研究周期结束后，自动安排后续或深化研究项目，以保持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三是可探索基础研究委托制，建议自然资源部和中国地质调查局每年梳理国际、国内重大地学基础地质问题，设立相关研究项目，与财政部协调后将项目委托给研究成果突出、诚信度高的基础研究人员。

2020年9月，欧盟发布新的包括30个矿种的关键矿产清单。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近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国外地质调查管理》2020年第20期对其进行了报道，以期对我国关键矿产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欧盟自2011年起开始发布其关键矿产清单，按照规定，每三年发布一次新的经过调整的关键矿产目录。2011年的第一版包括14个矿种，2014年的第二版包括20种矿产，2017年的第三版包括27种矿种，最新发布的第四版包括30个矿种，每次调整，均有增有减，调整的依据是每种矿产战略形势的变化及其相对战略地位的变化，以供应风险指数和经济重要性指数来代表。

2020年评估涵盖了83种单独原材料，其中包含砷、镉、锶、锆和氢五种新的原材料。在本次评估中以下30种被确定为关键原材料：锑、萤石、镁、金属硅、重晶石、镓、天然石墨、钽、铝土矿、锗、天然橡胶、钛、铍、铪、铌、钒、铋、重稀土元素、铂族金属、钨、硼酸盐、铟、磷酸盐岩、锶、钴、锂、磷、焦煤、轻稀土元素、钪。

2020年矿产关键性评估的经济重要性和供应风险结果 

关键原材料（CRMs）用红点突出显示，并且位于图形的关键区域（SR≥1和EI≥2.8，其中SR为供应风险，EI为经济重要性）内。蓝色代表非关键原材料